交通肇事注意的问题论文

第一篇：交通肇事注意的问题论文

昨天下午在学校门口，看到了这样一幅景象；道路抢险车拖着一辆黑色奥迪，车头已经面目全非，一辆227路公交车停在路边，车身还算完好，只是车牌不见了。我无法想象这里发生了什么，只是在想，这场事故的发生到底是谁的责任？是黑色奥迪违章行驶还是227？又是谁该为公交车上受伤的乘客负责？我不禁陷入深深的思考中。

随着国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汽车进入家庭也已成为一种潮流，但人们在尽情的享受着汽车工业所带来的现代文明的方便的同时，随之而来的交通事故同样也不可忽略。据我国官方统计，从2000年起每年有10万人左右死于车祸，现在还正以年10%左右的速度递增!随着交通工具的普及，因事故肇事而构成犯罪者，也必然会有所增加，2001年起，交通安全问题已上升为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讨论的主要话题。预防交通事故的发生，除了从技术方面加强交通工具的安全性，道路的良好保障性外，在交通安全意识的教育方面和交通文化培养方面，政府与民间均应当予以高度重视。与此同时，法律方面关于交通工具的操作规程也应当更加合理、更加严格，完善交通安全管理法律法规体系，对于严重的违法行为，应当予以惩处。但交通肇事罪的认定在法学界和务实界有诸多纷争，关于这一问题，我简单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认定交通肇事罪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1、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问题。如果行为人没有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或者并未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或者虽然发生了交通事故，但并未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损失的，不构成犯罪。

2、划清交通肇事罪与破坏交通工具罪的界限问题。两者侵犯的客体都是交通运输的秩序和安全，但其主要区别在于：第一、客观方面的表现不同。前者表现为违反交通管理法规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使人员伤亡或 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而后者表现为实施破坏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足以使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发生倾覆、毁坏危险，危害 公共安全的行为。第二、主观方面的内容不同。前者有过失构成；

而后者是由故意构成。

3、关于判定交通肇事罪是否以交管部门出具的责任认定意见为依据的问题。在2000 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强

调，分清事故责任是认定交通肇事罪的基础。根据国务院于1991 年9月22日发布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十八条的规定，交通事故责任分为全部责任、主要责任、同等责任和次要责任。从有关部门提供的的情况看，负事 故次要责任的情形，由于其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作用较小，损失后果不大，一般作行政处罚，不需追究刑事责任。对发生的重大交

通事故承担其他几种责任的情 形，则确有追究刑事责任的必要。

4、关于交通肇事罪中财产损失的认定问题。刑法第133条规定，发生重大交通事故，造成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公私财产”是否包括肇事者个人财产问题，在有些情况下，就成为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交通肇事罪的危害在于对公共财产、他人人身及其财产造成的损失，其自身的财产损失应当视为肇事人为自己的违章行为承担的经

济责任，而不应将其作为承担刑事责任的条件。

5、关于肇事后逃逸的问题。“交通肇事后逃逸”是1997年刑法关于交通肇事罪增加规定的的加重处罚的情节。实践中，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具有较大的危害性，往往导致被害人无法得到救助、损失无法得到赔偿、案件查处难度增大等等，必须依法予以严惩。解释第三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具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一款和第二款

（一）至

（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这一解释首先将认定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前提条件界定为“逃避法律追究”，其次只要是在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

究而逃跑的行为，都应视为“交通肇事后逃逸”，不区分逃逸的时间。

6、关于逃逸致人死亡的的认定问题。实践中，交通肇事逃逸后，发生被害人死亡的结果的情形有多种，上述解释强调应当区分不同情况予以定性：

（1）“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这一规定强调的是“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主要是指行为人主观上并不希望发生被害人死亡的后果，但是没有救助被害人或者未采取得力的救助措

施，导致发生被害人死亡的情形。

（2）该解释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掩盖罪行、毁灭证据，逃避法律追究，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后隐藏或者遗弃，致使被害人无法得到救助而死亡或者严重残疾的，以

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

7、关于单位主管人员等指使违章造成交通事故的定性问题。实践中，一些单位的主管人员、私营企业主、机动车辆所有人、机动车辆承包人等，为追求更大的经济效益，在“多拉快跑”思想的影响下，往往指使或者强令属 下、雇工疲劳驾驶、严重超载、开快车、强行超车等，都是引发重大恶性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为减少因上述原因引发的交通事故，解释

第七条规定：“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或者机动车承包人指使、强令他人违章驾驶

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具有本解释第二条规定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

8、关于在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外，因使用交通工具致人伤亡行为的定性问题。实践中，在机关、厂矿、学校、封闭的住宅小区等没有实行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内，因使用交通工具致人伤亡或者造成财产损失的情形也较多，如何定性处理是捆扰 司法部门的一个重要问题。参照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92年3月23日发布的《关于在厂（矿）区内机动车造成伤亡事故的犯罪案件如何定性处理问题的批 复》的有关内容，解释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在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外，驾驶机动车辆或者使用其他交通工具致人伤亡或者致使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遭受重大损 失、构成犯罪的，分别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二百

三十三条”等规定定罪处罚。”

第二篇：会议论文投稿注意问题

会议论文投稿注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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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交通肇事逃逸法律问题论文

摘 要：在车辆快速增加的同时，交通事故也随之增加。本文从交通肇事者的法定义务问题着手，从行为人刑事不作为的角度出发，分析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故意犯罪性质，对逃逸问题在立法的深层价值取向上剖析立法本意，并对司法解释中有关指使他人“逃逸”构成犯罪的问题尝试作出解读。

关键词：交通事故 交通肇事逃逸行为 犯罪 立法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机动车早已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但是，在车辆快速增加的同时，交通事故也随之增加。同时，由于许多车辆行驶者法制意识淡薄，缺乏足够的社会公德意识和个人修养，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了逃避赔偿和制裁，一走了之，近年来交通肇事逃逸案件更是大幅度增加。为了突出对交通肇事逃逸案件的打击，刑法对有关交通肇事的内容进行修改，加重了对交通肇事逃逸的处罚。《刑法》第133条对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问题作了这样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在实践中，对交通肇事“逃逸”的认定，以及有关交通肇事“逃逸”共同犯罪问题的讨论，成为刑法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

关于“逃逸”概念所涵盖的内容及其认定，现有一些司法解释和教科书的学理解释虽也做了一些努力，但仍不能尽如人意，实践中一些问题仍不能得到圆满的解答。本文试图从交通肇事者的法定义务问题着手，从行为人刑事不作为的角度出发，分析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故意犯罪性质，对逃逸问题在立法的深层价值取向上剖析立法本意，并对司法解释中有关指使他人“逃逸”构成犯罪的问题尝试作出解读。

一、交通肇事后的核心义务是抢救伤员和听候处理

发生交通肇事事故后，肇事者就自然产生了相关的法律义务。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7条规定，发生交通事故的车辆必须立即停车，当事人必须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和财产，并迅速报告公安机关和执勤的警察，听候处理。根据这条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肇事者具有停车、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和财产、报警、听候处理的法定义务。为什么一般的故意犯罪嫌疑人并无接受司法机关处理的法定义务，而交通肇事者却具有接受处理的法定义务，一旦逃跑，就将受到刑罚的加重处理呢？我们认为这是由其过失犯罪的性质所决定的，也是与其相对较轻的刑罚尺度相一致的。交通肇事作为一种特殊的侵害行为，行为人由于其肇事的先行行为而产生特定义务，并且该义务也已由法律予以了确认。一旦违反该义务将得到法律加重的负面评价。

在法律规定的交通肇事者各项法定义务中，抢救伤员和听候处理是这些法定义务中的核心义务，其余的义务是核心义务的附随义务。停车是抢救伤员的附属内容，保护现场是接受处理的附随义务。但是这是由交通肇事过失侵害行为的本质所决定的。交通肇事行为通常造成人身的重大伤害，被害人在受伤后的特定时空条件下，生命权和健康权处于一个危急关头，迫切需要救治，而此时加害人（交通肇事行为人）无论是在道义上还是法律上，都具有立即施救的责任。由于人的生命健康权在人的各项基本权利以及在人类社会关系中的基础性地位，决定了救治伤员无疑是行为人的核心义务。同时，由于交通肇事属于公共交通事故的组成部分，在认定事故区分责任等方面具有技术上的要求，因此，法律也将接受处理规定为交通肇事的义务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接受处理和救治伤员并不是同一层面的义务。司法实践中有将肇事者主动报警接受处理的以自首论，但是没有主动报警的，只要没有逃跑的也不会处之以加重处罚。甚至于在特定的危急情形下，为救治伤员不惜以损害原始现场为代价的。以及因急救而未及时报警，但主观上并无逃跑意图的，都不能以逃逸认定之。换句话说，救治伤员和接受处理都是交通肇事的核心义务，但是救治伤员的义务，必须表现为积极的作为，但是对于接受处理的义务，则仅仅需要表现为不作为——即不故意逃跑。只要排除了故意逃跑的行为，行为人无论是不主动报警、不保护现场（故意毁损现场意图逃避追究的除外），都不能说是违反了核心义务，处之以加重处罚。不保护现场虽然使肇事责任的认定产生一定程度的困难，但它并不从根本上否认肇事责任的存在，因此危害也不大不具有刑事可罚性；而不抢救伤者和财产将导致交通事故后的人身生命财产安全的挽救工作无法及时进行，使原本可以挽救的生命无法挽救、原本可以避免的更重大财产损失无法避免；从而造成远远超出过失犯罪所能容忍的社会危害性。而不听候处理实际就是逃避责任追究，也是违背行为人相关义务并为过失犯罪性质所不能容忍的。所以说，抢救伤者以及财产的义务和听候处理的义务才是这些法定义务中最重要、最基本的义务，如果履行了这两项义务，其他附随义务（如报警、保护现场）即使未全面履行都不能认定行为人肇事逃逸。

二、如何准确界定“逃逸”

何谓“逃逸行为”，理论界与司法实践中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逃逸行为”主要是指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的当场以及与当场紧密联系的时空（包括时空的延续）逃逸，从而延误了被害人得到救助的宝贵时间。法律之所以规定逃逸是加重情节，是从考虑被害人的生命安全角度，避免被害人因为行为人的逃逸而延误治疗。

第二种观点认为，此处的“逃逸行为”是指逃避法律制裁。即“逃逸行为”并不限于交通肇事的当场，只要是为了逃避法律制裁而逃逸的，即使行为人把被害人送到医院后为了逃避法律制裁而逃走，也构成“逃逸行为”。

如江某交通肇事一案中，司机江某驾车肇事，致李某重伤，江某立即打电话报案，并组织将李某送至医院抢救，终因李某伤势过重医治无效而死亡。公安机关依法将案件立为刑事案件进行调查，并对江某取保候审。在调查过程中，江某因害怕被判入狱，逃至外地，后被公安机关抓获。在这个案件中，江某的行为完全符合“肇事后故意逃跑以逃避法律追究”的要件，仅从表面上看，应当属于交通肇事后逃逸的性质，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认同将江某的行为认定是肇事逃逸的可能寥寥无几。本案中，江某在行车肇事后的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履行了在当时报警并接受处理、抢救伤员等法定义务，正因为其履行了上述两项核心义务，因此在当时不能认定他交通肇事逃逸。在公安机关立案后，江某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的特定义务已经消失，此时江某畏罪逃跑，其逃避法律追究的行为不应处以法定的从重处罚（即认定为逃逸），而只能作为一个酌定情节作相应处理。

因此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这种观点也是符合交通肇事罪的立法原意的（当时我国交通肇事事故频发而且被害人往往因为得不到及时救助而造成残疾或者死亡案件较多）。如果依照第二种观点把“逃逸行为”的范围无限扩大到为逃避法律制裁而逃逸，是不符合立法原意的，而且对于行为人而言也是不公平的。比如对于交通肇事后及时救助被害人并向司法机关自首后又逃跑的行为，行为人也是为了逃避法律制裁，但是对于这种行为无论如何也不应当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并予以加重处罚，否则相对于交通肇事后置被害人生命安危于不顾而逃逸的行为人而言是不公平的。而且如果司法实践中将之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也不利于鼓励交通肇事后的行为人及时减轻危害后果，这对于被害人和整个社会而言都是弊大于利的，因此对“逃逸行为”的认定应当作限制性解释。

无疑，由于是“逃逸”而不是“见死不救”是交通肇事犯罪的法定加重事由，没有在肇事后逃跑或者逃避法律追究的事实，是不能认定“逃逸”并适用相应的刑罚的。但是，我们从刑法条文背后立法者的价值取向来深究“逃逸”概念的实质，就会发现，对于交通肇事者来说，抢救伤员是他的道德义务，也是法律义务，更是其所有义务中的首要义务。在立法上对于“逃逸”作出否定评价的核心，在于行为人违背了抢救伤员这一最基本的义务，在特定的紧急的情形下，救治与否将对伤员的生命健康权尤其是生命权产生关键性的影响，在此时逃避法定义务，在某种意义上说，其性质的严重性不亚于故意伤害或故意杀人案件。并且二者具有明显的可比性。（如类似于不做为）毕竟人的生命健康的价值是超出其他任何价值的最本质最核心的价值。而纯粹的逃避法律追究本身，在故意犯罪者，是其反社会性行为的一个必然延续，对于过失犯罪者来说，破坏的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其重要性的等级要明显低于人的生命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逃避法律追究这个内容并不是刑法立法者将其规定为加重处理的立法本意。

三、交通肇事“逃逸”共同犯罪

交通肇事罪是一种过失犯罪，这已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界形成共识，这种过失表现为对肇事结果具有过失，既有过于自信的过失，也有疏忽大意的过失，当然行为人对于违章驾驶是故意而为的；而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人对于发生交通事故是明知的、对于交通肇事后有抢救伤者和财产并听候处理的法定义务也是明知的，但为了逃避责任追究（包括民事赔偿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行为人不履行法定义务，因此逃逸行为人的主观心态只能是故意，而且以逃避责任追究为目的，是直接故意。根据《高院解释》第五条规定，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对此规定，理论界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认为它违背了共犯是共同故意犯罪的基本刑法理论。但是，通过上文的分析不难发现，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与交通肇事罪在主观方面截然不同，它是故意行为，所以说，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和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情形都可以成立共同犯罪。

第四篇：浅析交通肇事的定性问题

浅析交通肇事的定性问题

陶琴

入世以来，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汽车生产消费大国，但同时也是首屈一指的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大国。酒后驾车便是危害公共安全的最主要因素之一，这些行为的直接后果是死亡、残疾、医疗支出的剧增、家庭的支离破碎、财产的毁灭，以及由此而产生接踵而至的诸多社会问题。在这类案件中,我国一般对饮酒肇事者以触犯《刑法》第133条交通肇事罪来定罪量刑，而在成都孙伟铭案中,出现了以《刑法》第115条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量刑。相关的司法解释出台后，理论界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在交通肇事案件的认定和处罚方面仍存在不少争议。

一、背景

2008年12月14日中午，成都某技术公司员工孙伟铭无证驾驶自己的别克轿车前往成都市一酒楼为其亲戚祝寿，席间大量饮酒。餐毕，孙伟铭驾车将其父母送至成都火车北站搭乘火车，后又驾车返回成龙路，往成都龙泉驿区方向行驶。下午17时左右，孙伟铭因与一辆比亚迪轿车发生追尾，迅速驾车逃逸。车行至成都卓锦城路段时，孙伟铭驾车越过黄色双实线，先后撞向对面正常行驶的四辆轿车，直到其驾驶的别克轿车不能动弹为止。据了解，该事故共造成四人死亡、一人重伤、公私财产损失共计五万余元的严重后果。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孙伟铭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二、危害公共安全罪与交通肇事罪的区别

事后有媒体指出，孙伟铭案是国内首例因醉驾而获判无期的案件。醉驾交通肇事这个问题并不是刚刚出现，而是一直存在，只是因为孙伟铭等一系列案例被激活，得到人们的热议和正视，并进一步受到舆论的集中关注。可又为什么到这个时候，司法才以危害公共安全的罪名对这类案件作出裁定？这是体现了罪刑法定的原则，还是满足舆情的需要？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笔者想先从危害公共安全罪和交通肇事罪的概念入手，简要分析两个罪名的区别。

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主观上是故意实施危害不特定或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私财产安全的行为。其主观上是故意，行为对象是不特定的多数人，不

要求必须造成严重后果。刑法第115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投毒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过失犯前款罪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根据以上两罪名概念的表述,可以看出在犯罪构成上有如下区别:

1．客体不同：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的客体表现为社会公共安全，即不特定或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交通肇事罪侵犯的客体表现为交通运输的安全,并且只有交通肇事并产生重大后果的才构成本罪。如果仅仅是交通肇事而没有造成重大后果的不构成本罪，同样也不是刑法上所保护的社会关系，不能构成本罪的客体。

2．客观方面不同：危害公共安全罪是以放火、决水、爆炸、投毒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交通肇事罪表现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重大公私财产遭受损失的重大后果才构成本罪，即行为人的违规行为与发生的严重后果之间必须具备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3．主观方面不同：危害公共安全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犯罪故意。交通肇事罪表现为行为人过失，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即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严重后果应当预见，由于疏忽大意而没预见，或者虽然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以致造成了严重后果。过失是就行为人对造成严重后果的心理状态而言的。如果行为人对违法行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持积极追求或放任的态度，就不能认定为交通肇事罪，而应当按照有关刑法条文，如故意杀人、故意伤害、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故意毁坏财物等的规定处理。

4．处罚不同：危害公共安全罪最高量刑为死刑。交通肇事罪最高量刑为有期徒刑。犯危害公共安全罪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过失犯犯罪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犯交通肇事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显然，后者量刑要轻得多。

三、从案例看交通肇事的定性

在本案中，最高法院认为，根据中国刑法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行为人明知饮酒驾车违法、醉酒驾车会危害公共安全，却无视法律,醉酒驾车，特别是在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造成重大伤亡，说明行为人主观上对持续发生的危害结果持放任态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对此类醉酒驾车造成重大伤亡的，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符合刑法规定。并且，按最高法的解释，今后在类似案件中，统一法律适用的原则要落实。虽然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但此案仍然可以作为一个典型案例，甚至载入最高法院的案例公报中，并对今后类似案件的审判产生指导意义，确保同类案件统一处理。

但是笔者却认为该判决内容是有待商榷的。在本案判决中，检方认定孙伟铭对这起重大事故后果的发生系间接故意，笔者认为这个判定是有争议的。所谓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主观心度。放任，是指行为人对于危害结果的发生，虽然没有希望、积极地追求，但也没有阻止、反对，而是放任自流，听之任之，任凭、同意它的发生。如前所述，过失是指行为人应当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危害结果，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虽已预见但轻信可以避免，从而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主观心态。在这里，间接故意与自信过失显得特别容易混淆。过于自信的过失和间接故意犯罪的共同点表现在行为人都明知（或已经预见到）危害结果可能发生，但其区别则在于前者的心态是轻信可以避免，后者的心态则是放任其发生。其实对违反交通管理法规来说，行为人往往是明知故犯的。但是这种故意往往并不是刑法意义上犯罪的故意，而仅仅是日常生活中的故意。就本案而言，孙伟铭醉酒驾车应该是轻信自己可以避免危害后果的发生，其主观上只是对违反交通管理法规存在故意，而非对他人伤亡的危害结果持主观故意，即并不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在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孙伟铭继续驾车冲撞行驶，造成多人伤亡，是因为饮酒后他对自己行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有所减弱，并不是继续放任危害后果的发生。故孙伟铭醉酒驾驶车辆对于重大事故结果的态度仍然应当界定为犯罪的过失,不能依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量刑,而只能以交通肇事罪惩处。但在本案中，孙伟铭另外有一个重要情节，就是无证驾驶。就该犯罪情节从主观上分析,其有放任对不特定人的健康、生命及财产安全造成危害后果的心态；从客观上看,其以驾驶车辆的危险方式剥夺了不特定人的生命健康和损害了他人的财产。因此,无证驾驶导致交通事故这一情节,无论从主观上,还是从客观上考量,都符合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构成要件。故笔者认为,孙伟铭案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并没有争议,只不过以此罪认定的基础事实是无证驾驶,而非醉酒驾驶。

酒驾行为固然可恶，民意中的公愤也可以理解，对于这样惨烈的后果,任何人都是不愿意见到的,可民意和道德斥责决不能任意改变法律的标准。当然，我们应该看到，我国现行《刑法》对于交通肇事罪的定罪量刑，已不适应当今社会和司法实践的现状，有些规定还存在模糊之处，确有需要修订和完善之处。但是在法律未修订之前，司法审判仍要以现行法律为依据。

最后，纵观我国的交通现状并结合其他国家的立法，笔者认为我国现行刑法关于交通肇事罪的规定仅仅是惩罚于事后，缺乏事前预防的功能。在此建议我国立法部门可以借鉴西方国家，对于严重醉酒驾驶及其它危险驾驶的行为，直接就规定为犯罪，进行刑事处罚，将防范交通肇事的关口前移。如果因此造成了交通事故，则加重处罚。而目前我国对于这些行为最多只能进行行政处罚,而且并不能严格执法.长此以往，在不少人思想上形成一个极其缺乏人性的观念，即开车撞死人不过赔钱了事。交通肇事被戏称为“杀人成本最低”的犯罪方式。因此，在继孙伟铭案后的杭州飙车案、南京醉酒驾驶撞人案发生之后，立法机关更应该考虑对这些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纳入刑法惩处范围，加大量刑幅度，以进一步防范恶性交通肇事的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第五篇：科技论文写作的注意问题

科学论文写作的质量不但影响刊登该文的期刊水平，也直接影响该文在读者心目中形象，一篇好的论文不仅要有科学的分析论证，独到的学术见解，而且还要做到结构严谨、层次清楚、语句通顺、用词准确合乎一般的文字修词要求。然而，不少科技工作者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往往忽略了这方面的问题，以致影响论文的质量和可读性，进而影响论文投稿的被采用率，同时也增加编辑工作的难度和工作量。本文以自己从事编辑工作多年的实践为依据，从编辑学的角度对科技论文写作中常见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广大的科技工作者的论文写作有所帮助。

一、文题

文题是反映文章主要内容的词组性标识，文题通常也是读者最先浏览的内容，所以论文文题的命名必须准确、鲜明、简短、有特异性和可检索性。这就要求我们的作者在编写文题过程中注意如下问题。

1.忌千篇一律：题名应突出论文的特异性、新颖性，不要千篇一律套用“*病**例临床分析”，或千篇一律地冠以“研究”、“探讨”、“观察”、“体会”之类的陈词俗套命题材可有多种类型，除以上以外还可以目的命题、以对象命题、以方法命题、以结论命题等。

2.忌体

例不符：医学论文文题的命名最基本的2种表达方式是前瞻性研究论文体例和回顾性总结论文体例。前者强调研究结果，文中必须交待随机、均衡、对照、可比性等研究内容，常见题型为“χχ（药物、方法等）治疗χχ（疾病）效果观察”；后者注重经验总结，常见题型为“χχ（药物、方法等）治疗χχ（疾病）χχ例”。题型必须符合论文的体例，与之相一致，不可混淆。

3.忌题目过大过小：题名应紧扣文章内容，恰如其分地表述研究范围和深度，不可夸大其词，以偏概全，也不可缩小研究范围，以偏代全。

4.忌过于冗长：题材名应简短、精炼，言简意赅地表达文章的中心思想。要删节一切可不用的字词，以突出主题。一般中文文题以不超过20个字为宜，英文以10个词以内为宜。要尽可能少用副标题。

5.忌术语不规范：题名就适应学术交流和信息传递的需要，用词严谨规范，凡病名、解剖生理名词、治疗方法、检查方法等，不得用俗称、习惯用语或过时的旧名词，必须使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名词。题名中不得使用非公知公用的，同行不熟悉的外来语、缩略语、符号、代号、公式、商品名。

6.忌用词不准确：题名应准确反映文章的特

定内容，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故用词应贴切、准确，不能含糊其词，以免产生歧义。

二、论文结构处理

论文结构处理是否得当，直接影响论文的质量一般情况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1.前言或引言过长

2.文不对题

3.缺乏基本功书面语言表达能力

4.结语欠妥

三、医学科技论文中常见的语法修辞问题

科技论文发表出来，主要在于交流。使人看过之后，能够正确的理解和应用。为此，必须使用规范化语言，而不能随意采用习惯用语和方言更不能自造字、词，让人揣摩不定或误解。以下就来稿中常驻见的语法修词问题作一简析。

（一）常见的语法错误

1.搭配不当：搭配不当是语言中常见的毛病，多属于逻辑性不合理，部分是语意含混或语法结构不当。

例: 患者腕部的创伤逐渐恢复。

这句话也是主语和谓语搭配不当，也很常见。“恢复”有还原的意思，“病好了”，只能说“健康恢复了”，不能说“病恢复了”。此句的“恢复”可以

改为“好转”。

2.成分残缺：句子缺少某些必不可少的成分。最常见的是缺少主衙或谓语。

例: 通过病情分析，使我们找到了影响疗效的因素。

这句话的关键在于主句用了一个“使”字。“使”是动词，一般是有主语的（可是一词或一个短语）；形式上没有主语的时候，通常则拿它前面的分句作意念上的主语。本句前面的分句“通过病情分析”显然不能作主语，而正是本句实际主语“我们”的行为。去掉“使”字这句话就完整了。不仅是“使”字，其他一些动词也可造成类似的情况。

3.位置颠倒：句子的各种附加成分必须按照民族习惯和语法要求，放在合适的位置，否则会产生歧义。句子的修饰语位置颠倒是常见的，谓语和宾语颠倒的例子也不少。

例: 大量的事实证明，这种疗法不失为一种好的治疗癌症的方法。

句中“好”应移到“方法”的前面，改成“大量事实证明，这种疗法不失为一种治疗癌症的好方法。”就顺多了。

4.非类并列：把几种不同种类，不同性质的词或或词组并列起来作句子的同一成分，往往会使整句的意思含混。

例: 调查表明，某些化学物质如亚硝胺、吸烟和遗传，都

可成为诱发肿瘤的因素。

句中并列的第一“亚硝胺”是化学物质，第二“吸烟”是个行为过程，第三“遗传”是一种生理现象。这三种并列起来作为句子的主语，共同使用谓语“成为”，无论从语法上还是语意上都是不严谨的，必须重新调整句子结构：调查表明，某些化学物质如亚硝胺、烟草中的尼古丁等都可成为诱发肿瘤的因素；遗传因素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5.主语偷换：一个句子由多个分句陈述同一事物，而前后分句的主语不一致。

6.词性误用：不同类的词在句子中有不同的用法。在行文时，如将甲类词误用为乙类词，称词性误用。

7.指代不明：运用代词指代什么必须明确，否则易使人产生误解。

8.语序混乱及其他：各民族语言不同，语序也不同。

(二)常见的修辞问题

1.不合逻辑：所谓逻辑，就是说在道理上一定要讲得通，不能自相矛盾或主观颠倒，因果无据、时间先后不明等。

2.费解：话说的不明白，让人猜测。

3.层次不清：科技论文中长句较多，或讲叙的方面较多，行文时如不细加推敲，往往层次不清。

例1 患者有高热、呕吐、腹泻及持续性上腹痛。体温波动在38.5~39℃之间，无寒战。轻度恶心，呕吐物为胃内容物；大便每日3~4次，呈糊状，无脓血。自术尿量比往是减少，但无尿急、尿痛。

4.累赘：所谓累赘，多是由于语言堆砌，或前后内容重复，篇幅用了不少，所谈内容却不多。这些比较 容易理解，就不一一举例了。

四、常用而又容易用错的几个介词

1．“的”、“地”、“得”、“所”：它们同属于助词，置于词或词组的后面，表示一定的结构关系或附加意义，在具体用法上则有所不同。

“的”一词用在名词或介词之后，表示领属关系，如“心脏的”、“神经的”。也可用在形容词之后而紧接出现的又是名词时，如“大面积的创伤”、“快速的节律”。“的”字还以附在实词或词组之后，组成“的”结构，如“刚入院的”、“受到照顾的”。“的”字结构具有名词的语法作用，可以作主语或宾语，如“其后紧接着出现的u波”、“他是刚入院的”。

“地”一般用于形词之后，修饰动词，如“仔细地观察”、“迅速地出现“。

“得”用于形容词和动词之后，修饰副词或形容词，表示他后面的成分有补充说明作用，如

“复述得好”、“强壮得很”。

“所”一般用于动词之前，组成名词性结构，如“所见”、“所述”。这种名词性结构加上助词“的”，可作定语，如“所见的现象”、“所述的问题”。

2.“和”、“与”、“及”、“以及”：它们同属于连词，用来连接词或词组，但“和”、“与”、“及”不能用来连接分句或句子，而“以及”可以用来连接分句、句子和短语。

“和”是现代口语中的连词，在论文中也常用。用和连接的成分必须同类词或词组。如果前面是个动词，后面是个名词，或前面是个主谓短语，后面是个句子，都有不能用“和”来连接。如“这例恢复快是由于医生精心治疗和体质强壮”，用“和”来连接就不妥，应分开来叙述。

“与”是从文言中继承过来的，现代用法同“和”大体相同，惟在论文的标题或书名用“与”比用“和”多，可能它原来是文言字，因而显得庄重些的缘故。

“及”也是从文言里继承过来的，它跟

“和”、“与”稍有不同的地方，是含有由此及彼的意思。在它之前或之后出现的词或词组在意义上有先后轻重之分，不能随意倒过来，如“代表们来自北京、上海及其他的大中城市。在这种情况下，则不宜用“和”、“与”来代替“及”。

“以及”的用处比“及”广些，不但能连接词和词组，还可连接分句、句子和短语。不过在“以及”后的词、词组、分句等，都是更为次要的成分。

有关语法修辞的内容很多，以上所述仅为其中一些，最基本、最常用且在平时容易出错的内容作一简析，以提醒大家在工作中注意。

五、计量单位使用

法定计量单位的颁布实施已有多年，各种期刊的稿约也反复强调，但仍未引起广大作者的足够重视，来稿中使用非法定的计量单位仍相当普遍，如mg/dl、mg/ml等，编辑在稿件的加工过程中，必须把国家已明令废止使用的计量单位换算成法定计量单位，不但费事，更重要的是易出错，稍有不慎就会把错误带到出版物上，使读者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