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肇事案件中禁止重复评价原则之分2

第一篇：交通肇事案件中禁止重复评价原则之分2

交通肇事案件中禁止重复评价原则之分析

时间：2011-06-08 16:06 来源：互联网 我要评论(0)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一百三十三条“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 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 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二条“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一)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上，负事 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二)死亡三人以上，负事故同等责任的;(三)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三十 万元以上的。”之规定，被告人陈*林在该案件中负主要责任，并且肇事后逃逸，属于有期徒刑三年以上七年以下的量刑幅度。

但是纵观整个案情来仔细分析，我们就会产生种种疑问。被告人陈*林为何在该起交通肇事案件中承担主要责任呢??

通 过公安局的事故责任认定书，我们可以发现陈*林在车辆发生故障后停于路边抢修，虽存在未及时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及在来车方向设置警告标志等情节，但是被害 人本身也存在制动不合格、疏于观察等重大过错，对于上诉人陈*林主要责任的认定是在综合考虑其有逃逸情节，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 列》第九十二条“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之规定作出的责任认定。因 此该案件中的逃逸情节在此已经作出了一次评价，从而使得该案陈*林对交通肇事案件负主要责任，并造成一人死亡的严重后果而构成交通肇事罪。如果在定罪时没 有对陈*林逃逸的情节进行评价，那么陈*林可能是次要责任或者是同等责任，这样的话，陈*林就可能不构成犯罪。一审法院在对陈*林量刑时，又对其的这一逃 逸情节作了第二次评价，而把其的量刑放在有期徒刑三年至七年的幅度。这就违反了刑法理论中禁止重复评价原则，侵害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故二审法院对该案件 的改判是符合现行刑法理论的，既维护了社会秩序，又保障了公民的人权。

第二篇：浅谈交通肇事案件中的痕迹检验-修改稿

浅谈交通肇事案件中的痕迹检验

（呼伦贝尔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李国峰特古斯）

摘要：在经济全速发展的背景下，交通事故出现的频率也是越来越高，在形成资料分析的取证过程中，需要采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尤其是对交通肇事案件中的痕迹检验技术，对于整个交通案件的处理以及证据的收集等方面有很大作用，因此，通过采用多种技术手段来增强交通肇事案件的痕迹检查，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从当前交通肇事案件中痕迹检查的重要性进行分析，在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中，加强对整个痕迹检验技术的探讨，从而更加有效的对交通肇事案件形成全速、有效的侦破。

关键词：交通肇事；案件处理；痕迹检验；技术运用

在机动车辆增加的情况下，交通事故发生的频率也是越来越高，在交通肇事案件处理中，更加注重证据的使用，因此，要在综合管理的基础上，交通公安部门要形成对交通肇事案件的侦破，其中，对于痕迹的检验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通过采用痕迹检验的方式，可以明确的形成具体部位的肇事情况，对于整个案件的侦破，能提供最直接、最客观、最基础的证据，是侦破案件的突破口。因此，要积极探索在交通肇事案件中痕迹检验的技术运用，为案件侦破做出更大的贡献。

一、简述痕迹检验在交通肇事案件中的关键性作用

1、物证分析的关键因素

通过采用痕迹检验的方式，对于交通肇事案件形成全面的分析，尤其是能提供详实的线索。在整个交通肇事中，再高明的犯罪手段也会留下一定的痕迹，这就说明，通过细致的痕迹检验，能从中发现一些线索，可以还原整个交通事故的原型。在肇事案件的处理中，融合痕迹检验的分析，就能形成相关的案件技术模式，对于一些基本的要素，如车轮、刮痕处等一些线索，能为整个侦破案件提供有力的证据。在这些因素的形成中，一个不起眼的痕迹，可能成为侦破交通肇事案件的关键点，对于一些主体的因素，能提供对比分析等，这样，更加有利于形 1

成整体分析，所以，在痕迹检验中，对于提升整个物证的有效性，有着很大帮助。

2、侦破案件的主要突破口

在交通肇事案件的痕迹检验中，通过详实而且具体的痕迹分析，对于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能为交通肇事案件提供最为关键的突破口。这样，能形成对整个证据链的全面分析，尤其是在综合证据的分析中，对于痕迹检验的结果，可以成为案件侦破的关键要素。譬如，在一起高速公路交通肇事案件中，一辆车子由西向东行驶过程中，由于车轮爆胎停车，驾驶员在停车进行检查的过程中，被一辆同方向的小客车撞出，这位驾驶员当场死亡。在针对痕迹进行检验的过程，由于小客车肇事逃逸，要形成相应的证据，才能更好为侦破案件提供依据。于是，对残余的残损物进行痕迹检验，其中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在现场遗留中，嫌疑车辆右后视镜支架残损物呈现出一定的碎片，通过缺口形态的弧线跨度分析，对于整个横断面的材质与现场遗留的材质完全相吻合，这一个线索，成为了破案的关键因素，也为整个肇事案件的侦破立下了一定的功劳。

二、探讨交通肇事案件中痕迹检验的物证利用

1、车轮痕迹检验的物证利用

在交通肇事案件的痕迹检验中，对于车轮的利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因为，从车轮的痕迹乐意反映出更多的因素，其中包括车轮的花纹种类以及轮距与车辆在行驶中的状态等。对于车子在运行中的一些状态，尤其是在起步、刹车、转弯等一些综合情况，通过对车轮痕迹的检验，从而可以有效的判断出车辆行驶的方向、速度等，在这些综合因素的形成中，包括对车轮更加细致的检查，其中，包括车轮的磨损、裂缝、嵌物等现象，在这样的检验中可以形成同一认定。因此，通过这些具体的车轮检验，能更加科学细致的形成对肇事案件的证据服务，形成侦破的有效性。譬如，在2006年发生在307国道上的一起交通事故，其中，一位骑着摩托车的人被火车碾伤造成腿部骨折的事件，在摩托车倒地之后，火车车轮碾压摩托车上的人，但是，货车司机不承认对摩托车主的碾压，于是，在获取证据的过程中，对货车的车轮进行了痕迹检验，结果发现，货车司机的裤脚上有轮胎痕迹，与货车的轮胎相对比，正好是完全吻合，并且伤者的裤脚上的轮胎痕迹与货车的轮胎是一样的，在证据确凿的基础上，货车司机只能承认碾压事实。因此，通过对车轮痕迹的检验，能为整个案件的侦破提供鲜明的依据，并且为下

一步的侦破提供详实的数据与车轮形状、数据的对比，有很大的实际作用。

2、现场遗留整体分离物的痕迹检验

在现场的控制过程中，对于现场收集与提取遗留物或者整体分离物，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通过对现场遗留的整体分离物如轮胎花纹、挡风玻璃、车灯以及其余的分离物，在整个交通肇事案件处理中也有着很大的作用。通过对这些东西的检验，可以成为对交通肇事车辆的界定。譬如，在2009年307国道上发生的一起交通肇事案件，在发生事故之后，肇事者逃逸。在赶赴现场的过程中，对现场进行细致的勘察，在整个事件中，残留有肇事车辆的玻璃灯罩碎片，除此之外没有其余的任何线索。在针对现场残留的玻璃灯罩进行检验的基础上，在进行交通及时堵截的同时，通过大量的走访调查，发现有一辆车辆的后转向灯灯罩破损，有重大肇事嫌疑，通过这一条线索的侦破，将这一辆车辆的玻璃灯罩与现场残留的玻璃灯罩进行对比，正好是吻合的，在型号、痕迹对比上完全吻合，因此，可以认定为这一辆车辆是逃逸车辆。通过这种痕迹检验的方式，正好可以与整个残留物进行有机的对比，这样，完全符合对交通肇事案件的证据获取，从而为侦破交通肇事案件提供强有力的帮助。

3、车辆刮痕检验的技术运用

在交通肇事案件中，对于车辆刮痕的资料运用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因为在整个交通肇事过程中，要形成车辆的碰撞才能出现事故，因此就会有刮痕、磨损等现象，在对一些接触部位形成全方位检验的基础上，形成数据与痕迹对比，观察证明肇事过程的事件真相。在整个检验过程中，从刮痕的高度、宽度、深度以及附着物的痕迹起止线等，从而能确认出车辆的行驶方向，对于交通肇事案件的责任划分有很大帮助。譬如，在2010年在广州某地区发生一起交通事件中，原因是一辆农用三轮车与农用四轮车发生侧翻并由于刮一下引起侧翻。在对侧翻车辆痕迹检验的过程中，针对一些刮痕进行全面的分析，其中发现，三轮车的左马槽与四轮车的左马槽形成同一高度的刮痕，这就可以得出结论，这两辆车经过一定的碰刮，并在另一辆车上发现有油漆被刮的附着物，通过对整个刮痕留下的证据分析，对其中四轮车对三轮车的刮倒承担一定的责任，由此可以得出，这种刮痕检验的过程能为交通肇事案件的侦破提供有力的证据，正好是形成了细致的综合管理模式，为整个交通事故肇事案件的侦破率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支持。

三、案件实例分析

1、案件1：布纹印压痕迹

这个事故主要是采用对印迹的检验，由于在整个运动的过程中，车辆之间形成一定力量的碰触，会产生更大的摩擦力，速度较快的情况下，交通事故中的痕迹就会残留的更多。在整个物理迁移的过程中，会产生更多的印迹，通过对这些印迹的整体分析，能形成痕迹检验的整体效果。在2012年2月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中，在一个车站前，一辆小面包车由西向东行驶，在发生车辆侧滑的过程中，挤压在路旁的行人身上，造成路人的死亡。在整个勘察的过程中，可以看出这一辆小型面包车的左侧后门处有一个软物体，在撞击之后形成了15cm左右的凹陷痕迹，并有布纹印压的痕迹，通过对这一痕迹的减压，可以形成准确的结论。从这一个案件的分析来看，在发生事故的过程中，行人身体处于标志杆与车身之间，在挤压过程中行人衣服布纹清晰的显示在车辆车轮的油漆表面，只要通过对布纹印压的痕迹提取，就能获取更加准确的数据痕迹，在进行对比检验的基础上，可以确认整个肇事案件的真相。从而形成鲜明的导向过程，这些证据的获取，能为整个案件的侦破提供更加有力的帮助，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2、案件2：物证检验技术运用

物证检验技术就是对痕迹的检验，也是一个证据收集的过程，通过对证据的获取，形成仔细的分析，将有很大的作用，尤其是能为交通肇事案件中责任划分、追求刑事责任等提供有力的证据。发生交通事故时，人、车都会产生相应的摩擦，有摩擦就会有线索，比如毛发、玻璃、血迹等这些不易被人作为线索的物证，对于案件的侦破却有着重大作用。无论是什么案件，只要是认真寻找、仔细勘察，都会找到其有价值的地方，最终有助于破案。如2012年6月25日牡丹江农垦区八五四农场场部至建虎高速公路“春迎加油站”西南侧200米处的树林中发现一具无名尸。通过现场勘查、尸体检验、科学推断及汇总所有外围调查情况后，最终牡丹江农垦公安局刑事技术大队确定案件性质为自杀。用科学的论证、有力的证据勇敢地面对现实，推翻了初步检验时所给出的他杀结论。细致的现场勘查所得出死亡结论与外围调查结果互相印证。为刑事侦察部门的侦察工作指明正确的侦察方向，这就是痕迹的意义所在。

四、结语

在对交通肇事案件的综合处理中，要充分发挥出痕迹检验的利用与作用，对于整个物证的获取以及为事故的侦破提供有力的帮助，能为整个案件侦破提供更加快速的材料取证。尤其是在近年来车辆增加、马路杀手增多的情况下，对于痕迹检验技术与分析措施的要求更高，因此，要在交通肇事案件中全面形成痕迹检验的综合模式，形成与整个交通管理相联系，服务于交通管理，充分运用痕迹检验技术对痕迹进行科学的鉴定，并形成科学对比分析等，为整个案件的侦破提供全面的证据支撑。从目前的痕迹检验来看，关键是对车轮、残留物、异质脱离整体分离痕迹等进行综合检验，能为整个侦破水平的提升与办案质量的提高做出更大的贡献，并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更大、更多、更详实、更加有力的帮助。参考文献：

[1]杨练根,曾文涵,谢峰,谢铁邦,李柱;基于数字伺服聚焦式位移传感器的弹头痕迹测量系统[J];仪器仪表学报;2001年S1期

[2]雷平;金相分析在司法物证鉴定中的新应用[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0年03期

[3]雷平;扫描电子显微镜及X射线能谱仪在物证鉴定中的应用[J];理化检验.物理分册;2000年11期

[4]姜华;燃烧残留物的特征及助燃剂的检验[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年02期

[5]郭军,曾文涵,谢铁邦;弹头发射痕迹计算机图像比对系统研究[J];兵工学报;2003年04期

[6]吴剑锋;司法鉴定若干理论问题研究[J];法律与医学杂志;2002年01期

[7]刘品新;论电子证据的定位——基于中国现行证据法律的思辨[J];法商研究;2002年04期

[8]台治强,魏克强;低温荧光摄影技术的进一步探索[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年06期

第三篇：关于交通肇事案件中“责任认定”的调查报告

关于交通肇事案件中“责任认定”的调查报告

责任认定在交通肇事案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是确定肇事双方当事人民事、刑事责任的重要依据，也是交通肇事行为构成刑事案件时，刑事诉讼中的主要证据之一。本文仅就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进行谈讨，以供商榷。

一、责任认定的性质及权属

刑事案件中，按照刑事诉讼法对证据的七大分类，责任认定应归属“鉴定结论”这类。然而通过比较，不难看出，交通肇事案件中的“责任认定”结论与其他“鉴定结论”有着很大的区别。这主要表现为：

1、作出结论的主体不同。伤害案件中法医鉴定的主体是具有专门知识的“法医”或依法聘请的医务人员；而责任认定的主体则是公安机关的交警部门及其工作人员。

2、表现形式不同。法医鉴定在证据形式上表现为“法医”的一种个人行为，它不属于任何机关或部门，而是法医根据自已的知识和经验对特定的对象所作出的具有法律意义的结论和评价；责任认定则直接表现为一种政府行为，是公安机关交警部门根据案件情况分析后，所作出的确定当事人双方责任大小的一种行政行为；

3、作出根据不同。法医鉴定是法医根据特定的对象进行评价后得出的结论，具有单纯性的特点；而责任认定则是交警工作人员对整个案件情况进行综合分析评价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具有综合性的特点。

4、法律意义不同。法医鉴定只是案件诉讼中证据之一，从诉讼角度讲，其作用即是“证明”；而责任认定除具备证明作用外，还具有行政强制性特征。当事人无异议时，应承担履行相关义务的责任，即包括民事责任、也包括行政责任。

5、程序不同。法医鉴定在当事人不服时，可以要求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对人身伤害案件中伤情鉴定有争议时，由省政府指定的医院最后作出权威性的鉴定；而责任认定当事人不服时，只能提请上级交警部门进行复议。由上分析，交通肇事案中“责任认定”在刑事诉讼中的性质可以概括地确定为：由交警部门依据职权作出的具有权威性、行政性等特征的“鉴定结论”。

责任认定的权属，即有权作出责任认定的部门和机关，从现行的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看属于公安机关，是无庸置疑的。但在交通肇事案件中，当事人如果不服责任认定或司法机关在办理涉嫌犯罪的交通肇事案件时，对责任认定有异议，那么责任认定的最终权属应有谁掌握呢？笔者认为，责任认定的最终权属仍是公安机关。有以下两点理由：

1、当事人不服责任认定时，只能向上级交警部门提请复议。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后15日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重新认定；上一级公安机关在接到重新认定申请书后30日内，应当作出维持、变更或者撤销的决定。”这一条证明，上级交警部门是下级交警部门所作责任认定的复议机

关，据《行政复议法》规定，上级交警部门的复议决定，即为生效的决定。

2、对责任认定，当事人不能提起行政诉讼。根据《行政诉讼法》和高法、公安部《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对当事人因不服

责任认定而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据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责任认定的最终权属，归属公安机关。但司法机关在办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时，认为“责任认定”不正确时，是否具有变更权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公安机关是作出“责任认定”的最终权力机关。

那么这一矛盾如何解决呢？根据法发92第9号文件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时，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公安机关所作出的责任认定确属不妥，则不予采信，以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案件事实作为定案的依据。”据此，人民法院在办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时，虽然不具有改变责任认定的权力，但却享有对“责任认定”不予采信的权力。检察机关在办理同样案件时，也享有这一权力，即根据自已审查判断的事实作出正确的认定和结论，而不必受责任认定的影响。

二、违章行为、逃逸情节对责任认定及定罪量刑的影响

（一）违章行为

研究违章行为与交通肇事案件的关系时，必须明确以下三点：

1、违章行为是对肇事者定罪的基础；

2、违章行为与发生交通事故应具有因果关系；

3、违章行为决定责任大小并影响量刑的幅度。这三点是对交通肇事行为正确定罪量刑的关键。但具体案件应当具体分析，笔者根据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案件与上述原则进行比较谈以下两个问题：首先，违章行为与定罪的关系。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也即违章。从交通肇事罪犯罪构成看，行为人有违章行为，并且因违章行为而发生交通事故是构成犯罪的前提和基础。反之，如果当事人没有违章行为，即使发生了交通事故也不能定罪处罚。这一观点是法律界共识，也是司法机关办案所遵循的准则。然而，97年刑法修订时，将肇事后逃逸行为作为提高量刑幅度的条件，即“肇事后逃逸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这一规定，肇事后有逃逸行为的，如果定罪将被处以重罚。但是，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逃逸案件，有时却困绕了办案。例如，当事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没采取任何措施而是苍慌逃逸，公安机关因肇事者逃逸，难以分清事故责任，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20条规定，推定逃逸事者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而逃逸者在事故发生前是否有违章行为，也相应的难以查清。据此能否认定逃逸者构成犯罪并处以刑罚呢？目前，主要有两种认识：一是认为对发生肇事后逃

逸的当事人，依法能够认定有罪而无须查清违章情节。理由是与刑法规定相符，因为“肇事后逃逸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规定是非常明确的，只要有逃逸行为，就定罪处罚；并且逃逸行为在交通事故中，是非常恶劣的情节，也正是为了更严厉的打击逃逸行为，才制定了较高的法定刑；在多数逃逸案中，查清逃逸者违章情节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无法查清，而如果据此不定罪，刑罚有失公平（与保护现场而被追究刑事责任者比），难以有效扼制逃逸现象的发生。第二种意见则认为，违章行为不清楚的逃逸案，当事人只能承担民事责任，而不能对其定罪处罚。理由是违章是构成犯罪的前提，在前提都不清楚的情况下定罪处罚，必有错罚无辜之嫌。笔者认为两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前者更加注重实践的合理性，而后者更加注重法律的规定。个人意见同意第二种观点，交通肇事行为构成犯罪的前提，必须是行为人有违章行为，这是定罪的必备要件，刑法第133条规定的对逃逸行为的处罚原则，必须是在肇事行为构成犯罪的基础上，才能给予的处罚。对实践中出现的难以认定逃逸者违章的案件，只能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不以犯罪论处，这也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精神。

第二，违章行为与事故发生之间的关系。两者应具有因果关系，这种关系是原因与结果、前因与后果的关系，即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如果当事人有违章行为，但违章行为与事故发生无因果关系，则不能据此追究行为人的责任。直接的因果关系是当然的因果关系，但间接的因果关系能否成为这里的因果关系呢？现依并非操作相当不熟练的无证驾驶员和酒后尚未足以影响其控制力的驾驶员肇事行为为例进行分析，我们暂且称这些违章为“一般性违章”。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违章行为非常明显，与事故发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这种因果关系并不是完全由此违章行为而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因果关系。那么一般性违章能否成为认定行为人责任的依据呢？笔者认为，这类一般性违章可以也应当成为责任认定和定罪量刑的依据。理由是：

1、这类违章，行为人在主观上有违章的故意，即明知故犯，在处罚时理应作为从重考虑的情节；

2、虽然不能证明与事故发生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这些违章行为与事故发生肯定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3、从高检、高法《关于严格依法处理道路交通肇事案件的通知》中第一条第（三）项规定，均将酒后驾车、无证驾车、驾无牌作为从重量刑的情节。可见，这类违章行为必然地影响到对交通事故责任的划分及定罪量刑。当然，实践中处理交通肇事案件时，应抓住发生事故的主要原因，以及肇事者发生肇事的主要违章行为，同时也应考虑到这类违章情节，已使案件得到正确处理。

另外，在肇事逃逸案中，能够确定逃逸者违反了例如酒后驾驶、无证驾驶等等一般性违章行为，但因肇事后的逃逸行为致使事故责任难以划分，而认定逃逸者负全部责任时，因肇

事时引起事故发生的主要违章行为难以确定，能否据这些“违章行为”和“全部责任”对逃逸者定罪处罚呢？笔者认为能认定。因为逃逸者在发生交通事故前有违章行为，且事故责任难以划分是因为肇事者逃逸行为带来的，因此在责任认定时，逃逸者应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同样，逃逸者对此也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二）逃逸情节

交通肇事后当事人因肇事行为而根据规定产生了履行相关义务的责任，但逃逸案中，肇事者却不履行义务而逃逸，企图逃避法律追究，从行为上和主观心理上都是非常恶劣的情节，有的被害人还因肇事逃逸造成了死亡的后果，并且这类案件在交通事故中占有不小的比例。因此正确认定逃逸行为，对于确定当事人刑事、民事责任具有重要的意义。

1、逃逸行为与责任认定的关系。逃逸行为是否必然地影响责任认定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在处理交通肇事案件时，原则应当首先分清当事人的责任，在逃逸案中，只有无法分清责任时，才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20条由逃逸者承担全部责任。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逃逸行为一般不影响责任划分，特殊情况则影响责任认定。

2、逃逸行为与定罪量刑的关系。首先，逃逸行为是否影响定罪，因为逃逸行为一般不影响对事故的责任划分，因而也一般不影响定罪问题。在对肇事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进行研究时，应考虑到肇事的违章情节和行为人的责任大小，而不能仅凭逃逸行为认定逃逸者构成犯罪。但在特殊情况下，逃逸行为是否影响定罪呢？例如本文中谈到的逃逸案中，能确定肇事前有违章行为，而因逃逸行为又使责任难以划分的情形。笔者认为，这种情况的逃逸行为影响定罪。也就是说，如果行为人没有逃逸的，则有可能不够成犯罪。这一观点有待进一步谈讨。

逃逸行为对量刑的影响，根据刑法的规定，对构成交通肇事罪逃逸的，规定了提高的法定刑。对因肇事逃逸而致被害人死亡的，规定了更高地法定刑。因而逃逸行为对量刑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在此不再赘述。

第四篇：保险人在交通肇事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的地位及其责任

保险人在交通肇事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的地位及其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称道路安全法)施行已有数年，其中第76条也进行了修改，对该法第17、75、76条的理解和适用，各地法院在具体处理因交通肇事引起的人身及财产损害赔偿案件时，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理解，因而在案件中对保险人(即对肇事车辆承保的保险公司)作出了两种不同诉讼地位的认定，并作出与其诉讼地位相对应的两种民事责任裁决。有鉴于此，笔者就此问题发表自己的一孔之见，与

读者共商榷。

具体而言，在司法实践中主要有如下两种不同的理解：

第一种，《道路安全法》第75条‚……肇事车辆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支付抢救费用;抢救费用超过责任限额的，未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或者肇事后逃逸的，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先行垫付或者全部抢救费用，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和对第76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该两条中出现的‚支付‛、‚赔偿‛责任理解为保险人对交通事故中的伤亡人员和遭受财产损失的‚赔偿责任‛，因此将保险人列为案件中的被告地位;对第76条规定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中的责任限额规定理解为只要伤亡人员和财产损失的金额没有超过投保人(在交通事故中可能是负有责任一方，可能是不负责任一方)与保险人签订的保险合同中关于保险人对第三者责任险的最高额

深圳保险咨询服务网http://

时，均应由保险人赔偿。

第二种，对《道路安全法》第76条的规定的理解，应当结合《道路安全法》第75条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实施条例》(下称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理解，根据该《实施条例》第90条第一款规定‚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因抢救受伤人员需要保险公司支付抢救费用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通知保险公司。‛该条第二款规定‚抢救受伤人员需要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垫付费用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通知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特别是要结合《道路安全法》第17条‚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同时，结合《合同法》第124条‚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和第2条‚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之规定来理解。认为上述法律中所涉法条的规定宜将保险人作为因交通肇事引起的人身及财产损害赔偿案件中的第三人，并承担其与投保人(案件中的侵权人即被告)所签保险合同约定的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的支付(理赔)责任;而不宜将保险人作为因交通肇事引起的人身及财产损害赔偿案件中的被告，并承担‚赔偿责

任‛。

笔者赞成并支持第二种理解及其责任负担。此外，笔者就此种理解作进一步的分析。

对《道路安全法》第75条从以下几个层面理解：一是承担受伤人员医疗抢救费支付责任的主体是肇事车辆承保的保险公司;二是在肇事车辆未投保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情况下，承担受伤人员医疗抢救费垫付责任的主体是公益性质的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三是须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通知;四是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垫付资金后，享有对交通事故责任人的追偿权，但未规定在保险公司承保的肇事车辆无责而又实际

深圳保险咨询服务网http://

支付了资金是否仍然享有对交通事故责任人的追偿权。

对《道路安全法》第76条的规定，笔者认为应从三个层面理解：首先，应当结合《道路安全法》第17条规定的‚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由此不难看出该条中规定的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并不是《保险法》第五十条和第五十一条中规定的‚第三者责任保险‛ 同等概念。其次，据有关媒体于2006年3月29日披露的：‚机动车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发布，7月起施行。保费与违章挂钩，经常肇事者将负担高保费;发生事故保险公司接‘先行垫付’通知须立付抢救费‛，如这一消息属实，也能得出《道路安全法》第17条规定的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并不是《保险法》第五十条和第五十一条中规定的‚第三者责任保险‛ 同等概念。最后，对《道路安全法》第76条在结合该条第一、二款规定的内在逻辑关系来理解的基础上，还应当结合《道路安全法》

第75条规定的‚支付、垫付义务以及追偿权‛来理解。而如何理解《道路安全法》第76 条第一款规定的‚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责任，就成了保险人在案件中的诉讼地位及其责任的焦点问题。笔者认为将‚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责任当作将保险人列为案件共同被告，并判令其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律根据不妥，理由是： 其一，通过对《道路安全法》第75条和第76条第一款前目的研读不难看出，无论是第75条中保险人的‚支付‛，还是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的‚垫付‛，或是

第76条‚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规定，均是在没有划分交通事故责任的前提下的规定;此一理由可以从第76条第一款后目相对应的(第二项)‚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

深圳保险咨询服务网http://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和同条

第二款‚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

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得到印证。

其二，诉讼地位不同决定了案件当事人在诉讼中的权利、义务以及所承担的民事责任不同。如果将保险人作为交通肇事引起的人身及财产损害赔偿案件的被告成立，那么保险人在该案中只能是共同被告;交通肇事引起的人身及财产损害赔偿案件只能是侵权关系，根据《民诉法》第53条‚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为共同诉讼。‛根据这一规定，作为案件被告的保险人要么与另一被告存在共同的诉讼标的，要么与另一被告存在同一种类的诉讼标的，简而言之就是保险人与另一被告或另几被告存在共同利益;事实上保险人与其他被告不可能存在共同利益，甚至与其他被告还存在完全相反的利益，如保险人与投保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已履行了《保险法》第18条规定的义务后，双方约定的关于保险人的免责条款合法有效的情况下，保险人不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因此，保险人不是案件中的被告。即便在保险人与其他被告存在部分‚共同利益‛的情况下，如案件中出现了《保险法》第50条‚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规定的情况，依照《民诉法》第56条第一款‚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处于原告地位)。‛同条第二款‚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处于被告地位)‛之规定，很显然保险人属于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据此规定也可以看出‚被告‛与‚无

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在诉讼中享有的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也是不完全相同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与被告相比，在诉讼权利方面的不同之处是：

1、不享有申请撤回诉讼或放弃诉讼请求的权利;

2、不享有提起反诉的权利;

3、不享有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权;

4、不享有在被参加一方反对的情况下申请调解权等。在诉讼义务方面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与被告相比，主要不同点在于举证义务上的差别。通过上述在程序法上对‚被告‛与‚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分析研究，可以得出保险人不是交通肇事引起的人身及财产损害赔偿案件中的被告;那么，保险人又是不是实体法《民法通则》第130条‚二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规定的共同侵权人，因而成为被告呢?根据民法理论中关于共同侵权理论，共同侵权分共同故意侵权和共同过失侵权两种;在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侵权中又区分有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与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在交通肇事引起的人身及财产损害赔偿案件中，很显然保险人与交通肇事侵权人既不存在共同过失，更不存在共同故意侵权的情况，当然也就谈不上有、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所以，保险人也不能成为交通肇事引起的人身及财产损害赔

偿案件中的被告，并承担赔偿责任。

其三，正确区分商业保险性质与责任保险性质，区分侵权责任与合同责任。惟有如此，人民法院在处理交通肇事引起的人身及财产损害赔偿案件中才能准确地认定保险人的地位，恰当地分配保险人在案件的责任。商业保险合同(协议)是两个平等民事主体依据非强制规范《保险法》规定而签订的关于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及其违约责任的约定，对于保险人而言签订此合同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化，尽管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了对第三者责任险的条款，但该部分条款关于第三者责任险的含义不能等同于即将出台的《机动车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中规定的第三者责任险;该条例中的‚第三者责任险‛双方所依据的是国家的强制规范，此规范属于带有公益性质的社会福利保

险范畴，且条例中的‚社会救助基金‛组织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机构。因此，《道路安全法》第76条第一款中规定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应理解为在划分责任的前提下‚保险人在其与投保人签订的保险合同约定范围内承担给付责任‛。如此处理就将侵权责任与合同责任明确的作了区分，既充分体现了保险人作为案件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必要性，又最大限度的维护了被侵权人(通常是案件中的原告)的合法权益;既维护了保险人与投保人所签合同的严肃性，又使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判文书更加符合法律的规定，维护了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的权威性，同时也防止和避免了

除保险人之外的个别当事人可能损害保险人利益行为的发生。

此外，还需要明确指出的是：保险人依照其与投保人在保险合同中的约定，实际赔付给交通事故中的被侵权人的数额不一定是保险合同中双方约定的最高额，而且通

常也不是被侵权人应当获得的赔付总额，其差额部分理应由侵权人承担。

综上，笔者认为，应以上述第二种理解来确认保险人在交通肇事引起的人身及财

产损害赔偿案件中的诉讼地位及其责任。

深圳保险咨询服务网http://

第五篇：高度盖然性原则在著作权案件中的适用

高度盖然性原则在著作权案件中的适用

—— 华盖创意诉郑州中研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 【关键词】高度盖然性 摄影作品 权利归属 侵权宣传册 赔偿数额 【基本案情】

上诉人：华盖创意（北京）图像技术有限公司（原审原告）

被上诉人：郑州中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原审被告）

郑州中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研公司”）未经华盖创意（北京）图像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盖公司”）授权，于2010年擅自在《中国研磨产品介绍》宣传册上非法使用华盖公司享有著作权的图片，该图片编号为dv273009，内容为“工业”。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中研公司未经华盖公司授权，擅自使用华盖公司享有著作权的图片用于商业活动，非法获取巨额利益，侵犯了华盖公司对涉诉图片的著作权。经协商未果，为维护其合法权益，华盖公司向法院提出了著作权的侵权诉讼。【争议焦点】

一、华盖公司是否有权主张涉案摄影作品的著作财产权

华盖公司为证明其权属，向法院出具了第一组（1、北京方圆公证处（2010）京方圆内经字第24860号公证书一份；

2、涉诉图片网络打印件及当庭在华盖公司网站gettyimages.cn涉诉图片网络查询，拟证明美国盖帝公司享有涉诉图片的著作权，并授权原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原告公司名义，就任何第三方对美国盖帝公司的侵权行为进行维权）、第二组（1、郑州市黄河公证处（2011）郑黄证经字第2797号公证书一份；

2、CN域名注册证书一份，拟证明原告享有域名gettyimages.cn的所有权，美国盖帝公司《版权确认及授权书》附件A中所列出之品牌相关的所有图像包括涉诉图片在原告域名为gettyimages.cn的网站上）的证据。

中研公司辩称，对第一、二组证据中的公证书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

1、该公证书所公证的内容没有美国驻中国领事馆的认证，不符合国外文书在国内有效地规定，不应当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

2、该两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所要证明的内容。

二、中研公司是否侵犯涉案摄影作品的著作财产权问题 华盖公司诉称，中研公司未经授权，擅自使用其享有著作权的图片，侵犯了其著作权。我国著作权法明确规定，对于未经著作权人授权而使用其作品属侵权行为，基于以上事实，华盖公司向法院出示了第三组（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组织委员会颁发的“荣誉证书”一份，拟证明美国盖帝公司是在图片业界有着很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是国内最知名的图片制作、销售公司）、第四组（2010年中研公司《中国研磨产品介绍》宣传册一份，宣传册上有被告的简介、网址、电话、产品的详细信息，与被告生产的产品相一致，并且宣传册中多次出现被告的名称，拟证明对方的侵权事实的存在）、第五组（版权确认函一份，拟证明原告对中研公司侵权的行为主张过权利）的证据，证明中研公司明显侵犯了华盖公司对于涉案作品的著作财产权。

中研公司辩称，对第三组证据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华盖公司所要证明的内容，无法确认华盖公司是国内知名的图片制作和销售公司。对第四、五组证据有异议，认为该两组证据不符合证据规则要求，宣传册来源不明，无中研公司印章和认可，且宣传册载明的名称和地址与中研公司营业执照不一致，不能证明宣传册是其印刷的。

三、若侵权行为成立，中研公司应如何承担赔偿责任

我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本案中，中研公司未经华盖公司许可，擅自将侵犯华盖公司著作权的图片用作商业使用，且影响巨大，华盖公司为制止中研公司的侵权行为也支付了相应的成本，法院依法应予以支持。【审理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华盖公司拟证明中研公司侵权，对此应承担举证责任，即证明本案被控侵权宣传册由中研公司制作，该宣传册没有中研公司的签名或盖章，且宣传册中的公司名称及地址也与中研公司的注册信息不符，中研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亦不认可，华盖公司又无其他证据相佐证，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力法院均不予确认，华盖公司据此认为中研公司侵犯其著作财产权的主张，法院不予采纳。综上，华盖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中研公司实施了侵犯其著作财产权的行为，因此，华盖公司要求中研公司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二审法院认为，关于中研公司是否构成侵权的问题，关键在于被控侵权宣传册是否为中研公司所印制。原审判决侵权宣传册中的公司名称及地址与中研公司注册登记的信息不符，但是公司名称仅差地域名称“郑州”二字，且“河南省郑州市紫荆山路60号金成国贸大厦2318室”亦为中研公司曾在工商局登记的营业场所，而在原审证据质证程序中中研公司声称该地址与其有关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法院认定，被控侵权宣传册自身介绍的有关图片较清晰，依据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原则，华盖公司提交的证据足以认定涉案被控侵权期刊是中研公司所印制。《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第（七）项规定，使用他人作品，应当支付报酬而未支付的属于侵权。中研公司未经著作权人华盖公司许可使用涉案摄影作品，构成侵权。关于中研公司的赔偿数额问题,《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华盖公司在原审中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损失，也没有提供证据证实中研公司的违法所得，即使华盖公司在二审中提交了相关的图片使用许可合同，但是该合同中的使用价格系华盖公司与他人之间的约定，而本案系侵权之诉，故法院酌定赔偿数额为600元。综上，华盖公司关于中研公司构成著作权侵权的上诉理由成立，其上诉请求部分应予支持，原审判决应予改判。【办案经验】

通向客观事实的路径：高度盖然性原则适用

高度盖然性原则的理论源自于西方自由心证制度，主张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只须达到“特定”高度的盖然性即可，即这种高度达到“法官基于盖然性认定案件事实时，应该能够从证据中获得待证事实极有可能如此的心证，法官虽然还不能排除其他可能性，但已经能够得出待证事实十之八九是如此的结论”的程度即可。民事诉讼的证据收集的不全面性、民事审判的效率原则、司法人员个体认知能力的有限性使高度盖然性原则成为必然，高度盖然性原则也有利于充分实现诉讼公正，很好地贯彻了诉讼的效率原则。法律事实的认定是民事诉讼的核心问题。诉讼程序中，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可能出现被肯定、被否定或真伪不明三种结果。对于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形，古今中外法官通过神明裁判、当事人或证人宣誓、搁置不决等非理性的裁决方式来接近客观事实。随经济日益发展，高度盖然性原则的证明标准在民事诉讼中的适用更加广泛，这种理性的裁决方式更加深入人心，权利人提出的证据只要能够证明自已的权利主张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即可。尽管对方当事人对权利人证据的质疑在逻辑上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只要不足以推翻权利人的证据，人民法院就应当对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予以保护。

根据《证据规定》第64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第73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我国民事证据规则采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不仅有效地弥补了“以事实为依据”这一法律原则所欠缺的可操作性，而且有利于及时定纷止争，契合现代司法追求的公正与效率价值及民事审判规律。

本案中，华盖公司诉称中研公司未经其授权，在宣传册上非法使用华盖公司享有著作权的图片，共出示了五组证据用以证明其著作权属以及中研公司的侵权事实，一审法院对于华盖公司的著作权属予以支持，认定华盖公司有权就涉案的图像主张权利，但对于侵权宣传册是否就是中研公司所印制持有异议，华盖公司负举证责任，因华盖公司没有其他证据相佐证，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力不予以确认。华盖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并向二审法院提交了工商部门出具的中研公司2008年《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一份，该证据显示的经营地址与侵权宣传册载明的地址完全一致。二审法院认为，首先，华盖公司提交的侵权宣传册标注的公司名称、电话、地址与中研公司相同；其次，该宣传册载明的产品及服务与中研公司一致；第三，中研公司未提交任何相反证据证明该宣传册由他人印制。因此，根据高度盖然性原则，中研公司未提交充分证据推翻其侵权事实，法院认定中研公司是涉案宣传册的受益人，推定该宣传册为中研公司所印制，中研公司未经许可在其宣传册中使用了华盖公司享有著作权的图片，该行为构成著作权侵权，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综合全案证据、社会经验法则，根据高度盖然性原则，应认定中研公司侵权的事实，最终判决中研公司赔偿华盖公司损失人民币600元。

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发展，对建立一套科学完善的诉讼证据制度已成为理论界和司法实务部门的共识。专家学者大都认为，对于民事案件，法院所裁判的事实问题不必达到绝对真实的程度，而只要具备某种盖然性就已满足充分条件。在司法实践中，适用“高度盖然性原则”证明标准时，应注意防止两种错误倾向，既要反对不负责任地弱化案情的绝对真实，又要反对不切实际地强调案情的绝对真，要在全面理解案情的基础上合理运用，不能违背现有民事诉讼的其他原则、制度。

“高度盖然性”原则是对我国传统的“客观真实”证明标准的革新，是人类长期社会及司法实践的必然产物，符合现代程序正义与效率价值的目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要跳出传统思维，真正从民事诉讼的目的与任务出发，充分认识到高度盖然性原则的科学性及优势所在，使其得到充分合理的运用，以便最大限度的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撰写人：河南鼎德律师事务所 刘阳 冯登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