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化身读书笔记

第一篇：自由的化身读书笔记

自由的化身——孙悟空

我最喜欢的书要数《西游记》了。它是明代作家吴承恩的著作，是根据唐代的玄奘到遥远的古印度天竺去讲述佛教的事而改编的。本书讲述了唐僧以及其他的三个徒弟一路上历尽艰险、降妖伏魔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取得了真经的故事。《西游记》是我国古代文学百花园中一朵怒放的齐葩。自问世以来，不胫而走，风靡文坛，故事流传，广及民间，真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雅俗共赏。每当我翻开《西游记》时，随着年龄的增长总有不同的心情。它在四大名著中，是最生动活泼的，小时候，我只是看动画片与图画书。读起它来总觉得既过瘾又有趣。但今时今日，我不仅看与读，而且还学会了思考。不变的是那光怪陆离，色彩斑斓的神话世界，我的感受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是一部脍炙人口的经典大作，每个人都能在解读它时获取不同的感觉和启示，有人喜欢它鲜明的人物个性；有人喜欢它瑰丽的整体形象；有人喜欢它活泼诙谐的对话旁白；有人还研究它的历史背景、社会现象。不错，《西游记》它的艺术成就、人物塑造、思想内容等是多方面，多角度的。我最欣赏它文中个性迥异的人物描写。《西游记》塑造了四个鲜明的人物形象：唐僧－诚心向佛、顽固执着，孙悟空－正义大胆、本领高超是妖怪们的克星，猪八戒－贪财好色，但又不缺乏善心，沙僧－心地善良、安于天命。这四个人物形象各有特点，性格各不相同，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使我不得不佩服作者写作技艺的高超，也许作者善于刻画人物形象便是他的精妙之处。其中我最喜欢的便是孙悟空，因为他神通广大、技艺高超，一路保护唐僧成功地取得了真经，他就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而且在他身上还有一种叛逆心理，以及他敢于和强大势力做斗争的勇敢的精神令我十分欣赏。但在我看来，他那曲折的情节中暗藏着人们渴望而不可及的生活理想和人性追求，那就是——自由。

在经历了日复一日个性受约束的日子，廿一世纪的人们都格外向往自由，向往那个自由的化身：孙悟空。孙悟空破土而出，“不伏麒麟辖，不服凤凰管，又不服人间王位所约束”，闯龙宫，闹冥司，自花果山上目在称王。可以说已经达到人性摆脱一切束缚，彻底自由的状态。孙悟空其实就是自由的化身，他的品质中最突出的就是向往自由，他始终在追求自由，它的一切斗争也是为了争取自由。这样一个鲜活的形象给予了读者一种追求自由，追逐自由的力量和勇气。然而，每个人都明白，在现在，即使是将来，完全的自由终究是不可能的，人始终要受到这般那般的约束。尽管包围着我们的是个受约束的世界，但我们可以让内心尽量变得广阔而幽深，让它能够无边无际、包容天地。

然而，目前社会上还有许多人被一些价值不大，且毫无意义的东西所束缚，却自得其乐，还觉得很满足，在一边沾沾自喜，经过几百年的探索和发展，现在的人们对物质需求已不再

迫切，但对于精神自由的需求却也被一并无端的抹杀了。这真是一种悲哀。人们变得毫无追求，毫无愧意地享受着安逸的生活，所以，我认为现代人最缺乏的就是一种开阔进取，寻找最大自由的精神。

而在历尽时间锤炼的《西游记》中，我竟看到了书中那深深蕴含着的新世纪人们最渴望的自由精神……因此，我豁然开朗，更明白为什么它能够传承至今了。更清楚地知道，它将千百万年永无休止的流传下去。

第二篇：《自由论》读书笔记

自由是带着镣铐的舞蹈

以赛亚·伯林是我喜欢的一个思想家，他是20世纪伟大的为自由辩护终生的哲人。他的《自由论》、《自由及其背叛》、《启蒙的时代》等都是延续着相同的主题——如何维护得来不易的自由。

虽然是哲学书籍，但却没有古奥不可解、拖泥带水般的拖沓弊病。阅读伯林的书，让你感受到的是他语言风格的清新流畅，以及他的思维的缜密及凌厉。

《自由论》是伯林最重要著作《自由四论》的修订与扩充版，在其基础上增加了《自由立于希望与恐惧》一篇，“论自由的其他作品”四篇，“传记性附录”三篇，《伯林及其批评者》一篇，以及一个资料翔实的“索引”。在英国政治思想史上，本书被誉为继弥尔顿《论出版自由》、穆勒《论自由》以后第三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伯林因此成为二十世纪复兴古典自由主义价值的最重要思想家之一。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09年6月6日--1997年11月5日），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二十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出生于俄国拉脱维亚的里加（当时属于沙皇俄国）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20年随父母前往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和哲学，1932年获选全灵学院研究员，并在新学院任哲学讲师。二战期间，先后在纽约、华盛顿和莫斯科担任外交职务。1946年重回牛津教授哲学课程，并把研究方向转向思想史。1957年成为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并获封爵士。1966年至1975年担任牛津大学沃尔森学院院长。

在本书开始的部分里，伯林思考了信仰问题，反思了革命的逻辑。当人们迷醉于狂热的革命理想的时候，其他目标与价值都被遗忘了，尽管人们承认其他价值是有意义的，但是在高尚的革命理想下，人们感应到的是一种宗教般的信仰。“越来越多的人甚至准备不惜付出一切代价赢得这种安全感，让广大的生活领地受制于那些不管有意无意但系统地挤压活动疆界的人，这些人操纵人类，把人类训练成整体模式中的一个更易整合的部分——可以互换，几乎可以预制的部分。”“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并不是更多的信仰，更强有力的领导或更科学的组织。它需要的是与之相反的东西——少一些弥赛亚式的热诚，多一些开明的怀疑主义，多一些对特异性的宽容，在可预见的将来特别地多一些达到目标的办法，为那些其趣味与信念在多数人中很难找到共鸣的个体或少数人实现他们的目的多留一些空间。”这就是著名的柏林的价值多元论。

伯林的价值多元论，是针对长期统治西方思想传统的价值一元论提出来的。1

柏林认为，基本的人类价值是多元的，诸如自由和平等，它们既不能按照一种绝对的等级加以排序，也不能被转换成一种具有共同特性的单元。这不仅适用于整个文化即价值体系的层面，而且适用于某一特殊文化或个体的价值。各种一元论宗教与政治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声称得救的道路只有一条，正确的生活方式只有一个，真正的价值结构只有一个。正是这种主张，当得到狂热的表达时，导致原教旨主义、迫害与不宽容。多元主义要预防的就是这种危险。它是自由主义与宽容之源：不仅仅是那种等待错误被改正的不稳定的宽容，而且是那种深刻的、持久的宽容，这种宽容接受并欢迎那些与我们自己所奉行的生活见解根本不同的生活见解。对于人类来说，追求一种唯一的、最后的、普遍的结果，无异于是追逐海市蜃楼。有许许多多的理想值得追求，而且其中有些理想是互不相容的。从经验的角度出发，可以很容易得出理想是多元化的结论。人是自己的人，是为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生命活着，有权利去追求自己坚持与钟爱的任何理想，这是人的基本的权利。任何人没有任何理由把其他人的自由和幸福扛在自己的肩上，任何人都不能代替他人作出选择。对于伯林来说，历史上各种各样的宗教迫害、纳粹政治以及苏联在斯大林统治下的极权主义正是绝对主义价值观的结果。在伯林看来，不同价值的不可比性和矛盾性，决定了人们必须时刻面临着选择，并且必须去选择。没有一个固定的真理供人们来依据，这样的选择完全是一种意志活动，意愿是唯一的标准。他把选择能力和对生活方式的自我选择视为人类存在的构成要素，看作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基本特征。正是基于这种选择活动，人们的行为和性质中才产生了不确定因素，人类也因此为自己创造了多样的本性，这就决定了人在本质上是自我改变的和永未完成的。

而本书的主题——自由，则是伯林最为人所知的思想贡献，即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作者用大篇幅阐述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区别与联系。之所以要区别出这两种自由，是因为它们都是西方思想中的要素，尽管它们是对不同问题所做出的不同解答，但人们却常常把它们二者相混淆，而其中任何一种自由被滥用都会引起恶劣的后果。

按照伯林的分析，这两种自由的区分对应于两个逻辑上相互区别的问题。如果有人问：“是谁欺骗我？”这一问题的答案就可以说明“积极自由”的内容。一些人可能会回答：“我欺骗我自己”，这就是积极的自由。如果有人问：“其他人干涉我的生活到什么程度？”答案就将说明“消极自由”的内容。有人会回答：“很少”，这就是消极自由。消极自由涉及的是机会，而积极自由涉及的是能力

和资源。伯林还认为，手段不构成对自由的限制。因为手段是与自由的运用有关，而不是与自由的拥有有关。如一个人太穷或太无知而不能利用他得到的自由，那么并不能说他没有自由。门仍然对他开着，虽然他不能走出去。

不可否认，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是任何有尊严的生活所不可缺少的。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都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是不可逃避的问题。“一个社会为这两个问题所做的答案便可以决定这个社会的性质是自由的还是专制的，民主的还是暴政的，世俗的还是宗教的，私有的还是共有的等等。这两个概念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道德上均被歪曲过，并向其反面发展。”在对两种自由概念的分析中，伯林始终强调“消极自由”是更为真实的自由，“在我看来，‘多元主义’以及它所蕴涵的‘消极’自由，是比较真确的、比较合乎人性理想的主张，要比那些在大规模受控制的权威结构中，把寻求阶级、民族或全人类‘积极’自我表现作为理想的人士所持有的目标，更为真确、也更合乎人性。”正如他所解释的那样，“自由”二字的任何诠释，不论多么特殊，都必定包含最低限度的“消极”自由，即一个人必须拥有一个不受人干涉的领域。而“积极”自由的概念，有时只不过是残酷暴政的华丽伪装而已。

作为英国政治哲学家和思想史家，伯林思想在当代英国哲学界可谓独树一帜，伯林的《自由论》是对当代西方政治和法律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政治理论著作，是一篇货真价实的“自由主义宣言”。

纵然柏林的自由价值超越了一元论，却仍然受限于多元论的天空下。因此我想，自由是带着镣铐的舞蹈，并不是完全没有束缚,然而恰恰是这个限度才是其价值的真正所在。

第三篇：论自由读书笔记

《论自由》读书笔记

《论自由》，约翰密尔所著，1859年出版。此书主要论述了个人自由的基本原则。

密尔从小深受激进主义阵营的父亲和功利主义阵营的边沁影响，他从功利主义的角度论证自由主义，使二者成功融为一体。作为个人主义的宣言，《论自由》一书被不少人视为与1785年法国大革命、1848年革命并列的自由主义完成的标志。

全书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先总述文章所要讨论的是公民自由或称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第二章论述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的必要性。第三章论述个性与自由的关系及其意义。第四章论述社会凌驾于个人的权威的限度。第五章就几个案例讨论本文教义的应用。

《论自由》的哲学基础是最广义上的功利主义，即必须把人当做前进的存在而以其永久利益为依据。关于自由与权威的斗争，禁止防御官府的政治暴虐是不够的，对于得势舆论和得势感想的暴虐同样要清醒并抵制。但人们往往并不清楚这个所要抵制范围的边界在哪里，从而导致混乱和悲剧。密尔提出了一条“极其简单的原则”，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个别地或者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卫。因此，只有个人行动会直接、最初地影响到他人的部分必须受社会干预，剩下的就是人类自由的适当领域，这包括，意识的内向境地（良心的自由），追求趣味和订立生活计划的自由，个人之间相互联合的自由。这条教义虽然并非首创，亦广为认同，但在实践中所受阻碍极大。古代共和国认为自己有权实行自己对人的优越性，古代哲学家也赞同用公共权威制约私人行为的每一部分。被强敌环伺的小国亦需要意志统一来保证安全。事实上，贡斯当已深刻地指出了所谓古代人的自由的局限性，而且现代世界中，政治群体体量变大，不再需要斯巴达式的全民军事教育，还有最主要的是，政教分离原则被广泛认同，可自由原则的贯彻在当代仍受重重阻碍。据思想家们所论述，现代道德压迫的机器应更有力地反对在仅关本人的事情上与统治意见有所分歧。而且世界上还广泛地有一种日益增长的倾向，要把社会凌驾于个人的权力通过舆论和立法力量不适当地加以伸展。因此，密尔想要论述自由的重大意义，筑起一条道德信念的坚强堤障以反对这种祸害。

关于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密尔从四个方面论证了其对于人类精神福祗的重要意义。1）如果被迫缄默的意见是真确的，禁止思想和讨论自由就使人类失去了一个获得真理的机会；2）如果迫缄默的意见是谬误的，使人类失去了一个在与谬误的争辩中获得对真理的更加清楚的认识和更加生动的印象的机会；3）如果被迫缄默的意见部分是真理部分是谬误，使人类失去了一个完善已经认识的真理 ；4）教义的意义本身有丧失或减弱并失去其对品性行为的重大作用的危险。密尔在论述过程中采取了既破又立的方式论证以上四点。如在论述的第一不能分中，他反驳因担心错误意见误导社会而禁止言论思想自由的理论，提出不该为了不许对某言论驳辩而假定其真确性，人的智慧的来源在于人的错误时能够改正的，在驳辩中可加深对真理的理解；反驳政府有义务保护某些对社会福祉有用的信条，指出由功利性导出真确性是荒谬的，对教义的信仰因基于对其真理性的认同；反驳拒绝听自己认为错误意见的看法，指出其实质默认了自己判断的不可能错误性，同时举出了苏格拉底等著名案例揭示因不自由而导致的司法罪恶给人类带来的悲剧。；反驳真理会永远战胜迫害的意见，指出这不过是一个过于乐观的谬误，真理的浮现会因人们的错误而推迟，造成损失；批判人们对于不信任他们所重视的信条的人抱有意见的大众心理，指出这种不见血的社会诋毁导致了人类心灵中全部道德勇敢性的牺牲；反驳认为异端者沉默不算灾害的意见，指出这不仅使人们丧失对异端意见透彻讨论的机会，更严重的是，败坏了不仅使异端者还有费异端者的心灵，使其丧失生气和独立，号召思想家的第一个义务就是随其智力所之而不论它会导至什么结论，并结合时代背景痛心疾首地指出，欧洲近代三个辉煌历史时期的思想的推动力量已经差不多用光，我们若不再力主精神自由，我们就不能期待什么新的进步了。在第二部分的论述中，密尔指出禁止思想言论自由会导致“既定意见的沉睡”，信条因人们顺从接受而反而与人心隔离，把人心僵化起来儿挡住投给人性更高部分的其他一切影响，指出真理在辩驳中更能感动人心。在第三部分中，密尔指出所有意见都是真理与错误交织的产物，并通过指出基督教的一些不足告诫人们真理的利益需要有意见的分歧。最后指出正争辩上的道德尺度应该是不可由辩论者的观点如何推断其品德，真正值得尊敬的是冷静客观地倾听每一个意见的人。

关于论证个性为人类福祉的因素之一的方面，密尔先划出了个人个性发展的空间，即个人应在仅涉及自己的事情上按照自己的意向和判断活动，不论在他人及传统习俗看来是否可取。他主要从两个方面论述这一点。第一，从社会发展层面来说，首创性是人类事务中一个有价值的因素，允许个性的自由发展有助于保护首创精神，并为天才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土壤，因为人类社会永远需要有些人不但发现新的真理，不但指出过去的真理在什么时候已不是真理，而且还在人类生活中开创一些新的做法，并做出更开明的行为和更好的趣味与感会的例子。人类不仅靠他们来倡导前所未有的好事物，就是要保持已有事物中的生命，也要指靠他们。

第二，从个人发展层面来说，个人发展需要个性的张扬，不应该遵从习俗惯例。每个人对自己的福祉有最深切的关切，对于一个人如何发展，他人的经验也许是错的或没有解释对，或者即使对了却根本不适合他，毕竟他人对其的利害关切远

比不上其本身，当然前提是个人是能力已臻成熟，能够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且个人的智力在运用过程中才能得以发展，成为思考中美丽而高贵的对象，在对自己生活和人生的思考和选择中使自己的存在有了更大程度的生命的充实。在个性的发展过程中，欲望并不是洪水猛兽，而是一个完善人类的构成部分，强烈的冲动和强烈的意志构成富有精力的性格，这才是真正的有生气的人。而现在威胁人性的并非个人的冲动失于过多，而是失于不足。给你自由，你敢要吗？很多人是不敢的，萎缩的个性使人类生活变成一潭死水。习俗的专制在任何地方对于人类的前进都是一个持久的障碍。人们的悲剧现在不仅在于个性屈从于习俗，更在于把习俗当成了自己的“个性”。这种后果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人们价值观念的歪曲，想要以牺牲个性换来社会对自我的认同，做一个平庸的顺民。但须知人固然需要肯定，但这肯定应当来自自己的内心，而非依赖外界，尤其是习俗。换句话说，人的价值只应来自自己的内心。自己的价值依靠外界来给予是一件危险而可怕的事情，要么会导致人性的崩溃，要么就只能人云亦云，失去自我，失去个性。密尔指出人类发展所必要的条件是自由和境地的多样化。我不禁想到了曾经以及现在颇受追捧的一个事物地球村，这种追捧其实不也正体现出人们为追求所谓方便管理之类的原因而扼杀个性，消灭多样的一个方法吗？。所谓反全球化运动又常被指责为为己国之利而战的自私的异端，但或许其中也包含了一些旨关人

类福祉的东西吧。正如密尔所说，商业和交通把野心奢望的一切目标甚至最好的目标都开放给普遍竞争，因而向上爬的欲望就不再只是一个特定阶级的性格，而成为一切阶级的性格。密尔更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可怕的图景：人类在有过一段时间不习惯於看到歧异以后，很快就会变成连想也不能想到歧异了。这一日，将会是人类灭亡之日吧。

• 对于论述社会驾于个人的权威的限度，密尔指出了每个人对社会遵守的某种行为准绳应该是彼此不损害利益，且每人都要在为了保卫社会或其成员免于遭受损害和妨碍而付出的劳动和牺牲中担负他自己的一份。个人有些行为会有害于他人，或对他人的福利缺乏应有的考虑，可是又不到违犯其任何既得权利的程度，这时，犯者便应当受到舆论的惩罚，虽然不会受到法律的惩罚。他人有权利以各种不同办法使对某人观感不佳的意见发生作用如：预先给予他警告；不与之合群；警告他人也同样避免与之合群。他人对其干预的界限是（1）她可以从他人手中受到极其严酷的惩罚；但是他之受到这些惩罚只是作为那些缺点本身的自然的和也可说自发的后果，而不是有谁为了惩罚之故有目的地施罚于她；（2）一个人若只在涉己行为上招致他人观感不佳的判定，他因此而应承受的唯一后果只是与那种判定密切相关的一些不便。至于人们因为自由而产生的对自己的伤害而带给社会的损失，这一点点的不便利，社会为着人类自由的更大利益之故是能够承受的。此后，密尔批判了几个社会道德扩张侵害个人自由的例子，如回民国禁止任何人食猪肉，新英格兰、大不列颠清教徒取消公众甚至私人

娱乐，美国与禁止纵饮烈酒的禁令，厉行安息日制度，用“文明军”结束其眼中文明中的倒退。但对于密尔所说的解决办法，我还是觉得有些不严密。据密尔所称，人们有权不与不同意见的群体合群，甚至警告他人不与之合群，又称社会不应根据共享的或主体群体的道德或习俗干预个人自由，但孤立不同意见体难道不是一种干预吗，这与作者之前所指责的社会对个性的惩罚似乎只是程度上的差别，其结果不仍是把异端边缘化，终至扼杀个性吗，孤立了不同意见的群体，所谓思想言论自由又如何实现呢，难道是让不同意见只发表于各自的孤立的群体内部吗，而且其惩罚判断的基点仍只是社会主流的个人意见。事实上，关于惩罚的度的问题，恐怕也很少有人能说得清。其实若当社会素质较高时，度便可放低，大众亦相对较易划分得清楚正确，同时高素质带来的理性的宽容也是“度”易于操作。但要使社会大众素质较高，具有较清楚地理性，又要先任其个性发展，这竟陷入了一个死循环。或许人类社会只能以真正的自由为一个大方向，在不断的错误与纠正中，一点一点地无限逼近。而作者所说社会对于个人不良品质的惩罚其实也很难与社会对个人生活方式的批判清楚地分开。或许，个性需要一颗很强大的内心，本来就不以世俗评判为意吧。

• 最后一章密尔论述了本文教义的应用。密尔首先再次陈述了贯穿了全文的两条格言：（1）个人行动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代；（2）关于对他人利益有害的行动，个人则应当负责交代，并且还应当承受或是社会的或是法律的惩罚。其次，密尔说明了不涉及侵犯自由问题而反对政府干涉的三种情况：（1）所要办的事，最适宜的人莫若在那项事业上有切身利害关系的个人，个人办会比政府办更好；（2）有些事个人办虽未必能像政府官吏办的好，但仍宜让个人来办，这样可以加强他们主动地才能，可以锻炼他们的判断能力，还可以使他们在留给他们去对付的课题上获得熟习的知识，使他们形成公共意识；（3）不必要地增加政府的权力，会有很大的祸患。行政管理的标准是做到符合于效率原则的最大限度的权力分散，但也要尽可能做到最大限度的情报集中，还要尽最大可能把情报由中枢散播出去。密尔用贸易自由、教育设计、禁酒令、毒品买卖、鸦片贸易的几个例子具体探讨了政府权力的界限问题，说明了社会/政府对于纯关个人自身的错误行为可以通过防止或惩罚的途径而加以正当干涉之道，直接损害只及于本人自身的行动，不应遭法律的禁止，但若公开做出来会破坏良好的风气，因而犯及他人，故可以予以禁止，国家对于它所认为违反当事人的最好利益的事，在予以许可的同时不应加以某种间接的打击。对于几种若干人在共同事情上相互同意而共同规定的自由，如奴隶契约，婚姻，子女教育问题，密尔强调不同的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自由原则不能要求一个人有不要自由的自由，；一个人若通过诺言或行动鼓励另

一个人信赖他会继续某种行动，对其发生某种期望，则他对那个人负有一系列新的道德义务，这些义务他可以决意放弃，但不能忽略不理；若因缔约双方的关系而对他人引起某种后果，则双方对第三方负有义务； 国家对于公民的每一个人都应当要求并强迫他们受到一定程度的教育，由国家强制教育是一回事，由国家亲自指导教育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回事。反对国家教育的理由只适于后者，不适于前者。

最后，密尔坚定地指出，国家的价值，从长远看来，归根结蒂还在组

成它的全体个人的价值。

总之，《论自由》一书以其严密的逻辑、全面的论述和富有感染力的语言论证了个人自由的基本原则，个人自由是每个人发展的必由之路，是社会发展的源动力。固然，保守主义、社群主义等流派也从不同方面批评了自由主义的一些理论缺漏，主要观点有，自由主义过于乐观，高估了个人理性，削弱了群体权威和社会基础，使得国家职能的发挥软弱无效，人是社会中的而非孤立的人等。但个人自由作为一个符合人性要求的价值导向和原则，是值得尊崇的。

第四篇：论自由读书笔记

《论自由》读书笔记

本文的写作背景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英国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已经取得政权并已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在经济上，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并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在国内，资产阶级要求进一步扫除封建势力的残余，扩大统治权；在国外，要求保持并不断扩大殖民地。在当时的主要思潮就是在自由主义的口号下破除一切障碍，实行自由竞争，自由贸易，以便肆无忌惮的追求利润。密尔深受父亲和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他有选择与吸收性的把早期功利主义学说与许多新思想的重大营养成分结合在一起，为他的自由主义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他从功利主义的角度论证自由主义，使二者成功融为一体。《论自由》这本书主要论述了个人自由的基本原则，密尔深受父亲和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把早起的功利思想与许多新思想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的自由主义思想。

《论自由》分为五部分，以公民的自由为中心，分别是：一，引论；二，论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三，论个性为人类福祉的因素之一；四：论社会驾于个人的权威的限度；五：本文教义的应用。

自由，是人类一个永恒的主题，无数的人们追求它，并试图为它找到理论支撑的基础。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争取自由的历史。《论自由》中讨论了自由的含义、个性自由、社会权威的限度以及个人自由不受政府干涉等问题，为自由主义的新发展开辟的道路。

密尔在开篇即明确提出它这篇论文的主题是：“要讨论的乃是公民自由或称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认为干涉社会成员行动自由的唯一目的应是“自我防卫”──防止对他人的危害。宣布自由是在不剥夺他人自由的前提下，按照自己的道路去追求自己的好处的自由。公民和政府都在讨论与倡导自由，他们都是从自己的利益本位出发，公民希望政府和社会给予的自由多数是从自己希望得到的利益出发，而政府希望公民和社会得到的自由是在自己容许的范围内，并在这个范围内尽可能最大的对政府有利，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在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控制之间做出适当调整就是自由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第二章论述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认为人类应当自由形成意见，自由发表意见，否则便是人类理性与德性的毁灭。密尔认为“一个自由的社会要承受并保护这种自由——可被说服而不可被强制的权利”。思想自由与讨论自由的根本目的是发展人的个性和智慧以促进社会的进步，一种观点或理论是否正确，是否符合真理，需要自由讨论和论战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相反，如果禁锢人的思想，用某种权威或教条压制各种意见，尤其是反对意见的发表，只是妨碍思想和社会进

步的，应该制止。权威可以以各种方式来限制人的言论，却不能左右人的思想，权威可以做到的只是将人的某种思想扼杀使之不能传播，人与人之间缺少了交流，文化不能传播，思想不能流动，整个社会充斥的只是权威所允许所要求的言论思想，那么社会就会成为一潭死水，社会的进步就会被扼杀。思想和言论虽应当获得绝对的自由，但并不是说毫无节制。一切意见是应当允许其自由发表的，但条件是方式上需要节制，不要越出公平讨论的界限。人们不能进行漫骂，讽刺，人身攻击等，但这种限制不能动用法律和权威。

第三章阐述个性的自由发展，认为这是人类幸福的首要因素，会使人对自由、对他人更有价值。主张容许不同的人过不同的生活，反对社会习俗的专制。每个人所应注重的目标乃是能力和发展的个人性，乃是要使其各种能力得到最高度和最调和的发展而达成一个完整而一贯的整体。

为了个人各种能力的最高度调和的发展，就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环境，首先就涉及第二章提到的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敢想敢说不为习俗和陈规而左右，形成自己独有的个性。自古以来，各种习俗和专制一直都是压抑人们思想妨碍社会进步的持久障碍。想到中国的帝王专制、文字狱、文化大革命，这些都阻碍了个性的发展，使人们不能不敢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创新去创造去进步，在这样的环境下社会一片昏暗更不敢说前进了。在这章中，密尔曾说“有天才的人乃是而且大概永是很小的少数；但是为了要有他们，却必须保持能让他们生长的土壤。天才只能在自由的空气里自由地呼吸。”但凡伟大的天才，总是以各种稀奇古怪常人不能想的奇特思维开始，很多人认为很多天才古怪不合世俗，在当时的时候天才的思想可能会被扼杀，但是多年后再看，这些天才总是不朽的。因为他们的成就就是自由的发展，不受世俗的规范，勇于去探索去挑战，使得个性和自由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第四章讨论社会对个人自由控制的限度。提出个人对社会的义务源于社会对他的保护。社会成员的行为只要互不损害利益和权利，只要为保卫社会或其成员免受损害与妨碍而承担责任，就不受社会强制。密尔认为必须提出一些公认的原则来测定社会干预的当与不当，这条原则就是：“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个别地或者集体地对其中任何份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卫。若说为了那人自己的好处，不论是物质上的或是精神上的好处，那不成为理由。…任何人的行为，只有在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须对社会负责。在仅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独立性在权利上则是绝对的。对于本人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这就是密尔著名的“群己权界”。密尔强调保护个人自由和权益，反对集体意见对个人自由的干预。而个人的自由也有一个限度，即相对的自由，那就是不能妨碍别人的利益，并且要履行自己义务上应该做的事，当有义务而不做时，那就要对社会负责。

第五章重申两条基本原则：个人行动只要不涉及他人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他人也不得对之干涉；个人行动若有害于他人利益，个人要向社会负责，要承受社会或法律的惩罚。本篇主要讲自由在生活中的应用，特别是在经济生活中。密尔主张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在自由竞争的社会，如果一个人在合法的竞争中取胜，那必然要有人的利益受到损害，这是在自由竞争的原则下是合法正当的，社会与他人并不负有责任。密尔认为，对竞争应实行自由开放的政策，不能对其约束。“约束就是罪恶”，对贸易的约束、竞争的约束将会影响到经济的发展。

还有就是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限度，存在三种情况是政府不应干涉的：第一，由个人来办会比由政府来办更还一些；第二，即使未必能比政府办得好也可交由个人办，因为对于他们个人的精神教育的手段和方式来说，这样可以加强他们主动的才能，锻炼判断能力，获得知识；第三，不必要地增加政府的权力，会有很大的祸患。

密尔的《论自由》中的思想早就已经影响着我们，其中文本最早由曾经留学英国的中国启蒙思想家严复翻译，名为《群己权界论》。自由一词就是在后来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下慢慢醒悟并追求的。其中的观点，不仅是在他那个年代还是在现代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这些观念是永远值得我们去思想和追求的。

第五篇：逃避自由 - 读书笔记

逃避自由

在弗洛姆的《逃避自由》中，他描述了一些关于自由和孤独的情况。人类在最初并与自然处于一体的状态。孩子与母体有“脐带”的关联，尽管这样的关联可能使人在一定程度上被束缚，没有自由可言，但是他因为在这个社会有固定的位置，这给了他一种安全感和归属感，因而不会有孤独的感觉。然而在孩子逐渐长大的过程中，他慢慢有了个体性意识，慢慢开始渴望自由与独立。

人类从古至今都在追求自由，追求个人自我的表达，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社会制度的一系列变革。在人类的个体化进程中，尽管人的个人能力、自我力量得到了增长，但同时孤独也日益加深，因为他逐渐失去了原本世界对他的庇护，他需要一个人去面对种种危险的情况。

正是因为人在获得了所谓的“自由”后，感受到了从未感受到的孤独和焦虑，意识到了自己的无能为力，当人无法忍受这样的孤独时，便产生了一种逃避机制，即对自由的逃避。从弗洛姆的描述来看，在中世纪时上层社会对中层阶级和下层人的统治与压迫，中层阶级和下层人对上层社会的服从，宗教对人们思想的统治也是因为这种对自由的逃避。弗洛姆在对逃避机制的解释中，谈到了权威主义、破坏欲和机械趋同，并比较了施虐狂与破坏欲的异同。

一、人因个体意识的苏醒而追求自由

在《逃避自由》一书中，弗洛姆提到了R.休斯的《牙买加的劲风》一书，里面描述了以为10岁儿童个体性意识的突然苏醒。当这个10岁的小姑娘意识到了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时，她“开始严肃地思考它的含义”。当个体意识苏醒时，他开始渴望自由与独立，渴望展示他的个性，他不愿被已有的社会制度束缚住。当大多数人都在为了自由而行动，冲破障碍，比如推翻束缚人类的封建制度时，社会结构发生了改变，人与世界分离开来，作为一个独立的存在，人终于拥有了朝思暮想的自由。

二、人因自由而孤独

当人终于拥有了自由，面对强大无比的世界，他开始感受到强大的压力和来自各方面的危险，并且意识到自己的微不足道和无能为力。尽管人在获得这种自由之前，他的个体性和自我被压抑了，但是他扎根于世界，是强大的世界的一部分，在世界的庇护下，他不需要独立地为那些来自各方面的危险和压力而担忧，而且由于有这样一个强大的群体跟他相联系，仿佛他自己也是强大的。

然而人意识到自己的微不足道与无能为力后，他慢慢地开始感到孤独与焦虑。失去了世界的庇护，失去了与强大群体的联系，他发现自己与其他人越来越分离，孤独感越来越强烈。

三、人因孤独而逃避自由

为了克服那种孤独和无能为力感，人产生了一种放弃个性的冲动，因为人潜意识里认为放弃个性能使自己回归到最初的与世界融为一体的状态。人开始通过积极地与他人发生联系，自发的活动来尝试将个人与世界重新联系。然而人一旦朝个体化加深的方向迈出一步，他与世界的联系便切断了，尽管人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恢复这种联系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了。于是，人产生逃避已获得的自由的冲动。

中世纪早期，人一降生便有固定的存在位置，各个社会群体自身有着一定的社会活动范围，他们“各司其职”，由于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个人”的存在，各个社会群体之间都视对方为陌生人。

中世纪晚期时，社会结构和人格发生了变化，社会各个群体的个人主义日渐强盛，对个

体性的关注日益增加，人类行为的方方面面也受到了影响。原有的社会等级制度逐渐消亡，即使存在，重要性也大不如前。这一系列的变化导致现代意义上的“个人”诞生了。人们更多的开始认识自身，了解自身，并在主观上强调自己的权利。尽管“摆脱束缚，获得自由”这句话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实现，但这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小部分人身上得到实现。对于广大的普通民众来说，他们获得了力量感，因为他们自由了，但这种自由带给他们的是孤独与焦虑感，他们被上层阶级剥削压迫，失去了原本拥有的安全感。人类开始怀疑生命的意义。等级的模糊性让他们与他人产生联系，但这种联系似乎并不能为他们提供幸福和安全感。如何消除这样的疑问呢？人类试图通过他人对个体的名声评价来判断自己的生命是否有价值。或者人类通过寻找一个保护者来消除他感受到的那种孤独感与不安全感。

四、三种逃避机制

在弗洛姆所讨论的逃避自由的三种机制中，第一种是权威主义，即“放弃个人自我的独立倾向，欲使自我与自身之外的某人或某物合为一体，以便获得个人自我所缺乏的力量”。在这种机制中人类渴望臣服或主宰，也就是受虐——施虐冲动。受虐冲动表现为“深感自卑、无能为力、个人的微不足道”。事实上，人在获得自由后感受到的那种孤独感和微不足道感足够强烈，他渴望有一个外部个体来帮助他消除这种感觉，或者说拯救他。一旦找到这样的一个外部个体，他便极度地依赖他，臣服于他。而通常情况下，具有施虐冲动的个体会成为这样一个外部个体。施虐者陶醉于别人对自己的依赖，他们通常希望看到别人受磨难，借此来表现自己的伟大、不平凡，并依此来消除自己的微不足道感。尽管施虐者总是希望别人依赖他，但是事实上，他对受虐者也是依赖的，他需要受虐者。如果没有了受虐者，他便不能感觉到对统治他人的力量感。

第二种逃避自由的机制是破坏欲。尽管破坏欲的根源也在于难以忍受个人的无能为力与孤立，而且想要通过破坏外在来表现自己的伟大光荣，但是破坏欲与施虐冲动不同。由于施虐者需要依赖于受虐者，因而施虐者不能毁掉受虐者，他需要借由对受虐者的控制来消除自己内心的孤独感，而有破坏冲动的人却是要毁掉所有的外在威胁，以此来驱赶个人的这种无能为力和孤立。从弗洛姆的分析上来看，破坏欲的强弱是与个人生命的膨胀受阻程度的大小成比例的。当个人的整个生命受到阻碍，个性无法表达，生命的能量就会转化为破坏能。个人的生命越是受到压抑，产生的破坏能越是强烈。当外在的威胁，指的是那些与个人相比会使个人变得渺小的个体，都被他消灭时，尽管他仍然是孤独的，但他感觉自己是伟大的。

第三种逃避自由的机制是机械趋同。由于个人与世界的联系一旦切断，他同世界的关系便无法再回到从前。个体的特征越是明显，个体同他人的区别越大，他越是感觉到孤独，于是个人试图通过将自己塑造成社会固定的文化模式提供的那种人格，由此来消除个体与世界之间鸿沟。个人希望自己被他人承认，如同前文所讲到的，人试图通过他人对自己名声的评价来判断自己的生命是否有价值。由于社会文化已经提供了一个固定的人格模版，即怎样的人是被他人所喜爱的，怎样的人是符合文化要求的，个体通过放弃个人自我，使自己与他人保持一致性来寻求他人的赞赏，至少符合他人对自己的期望。机械趋同太普遍了，在日常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例子。在契科夫的《装在套子里的人》中，别里科夫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机械趋同的一个代表。他按照沙皇专制制度的标准活着，不敢越雷池一步。用固定的模版来模式化自己，使自己变成一个“机器人”，这样他就能将自我放弃，从而获得安全感。在这种机制中，弗洛姆谈到了自我的含义。什么是自我？个人的所思所想所为是否真的就是自我的体现呢？虽然我们认为我们的思想、情感、愿望以及感觉都是我们的，但是很可能这些东西都是外在灌输给我们的，而这些东西不过在形式上属于我们。人并不总是有意识的机械趋同的，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潜移默化，大多数时候这种机械趋同可能是潜意识的。个人认为自己还保存着自我，事实上，真正的自我已经丧失，而由伪自我取而代之。这种状态或许让人认为是安全的，其实个人已经被放在了一个极不安全的动态之中。

五、宗教与纳粹主义

从三种逃避机制来说，宗教与纳粹主义都是实际生活中的典型例子。宗教的教义叫人们放弃自我，完全的臣服于上帝或者其他神祗，因为个体如此渺小、微不足道，个体需要一个外部的神秘个体来保护他，拯救他于那无可救药的孤独感与无能为力中。事实上，宗教或许并不是为了拯救个人而存在的，也许宗教只是人编造出来的一种虚无的东西。对于那些创造宗教的人来说，他们可能是施虐者，通过教众对神的崇拜来满足自己的被服从感。对于教众，他们可能是受虐者，因为他们需要通过对神的臣服来获得安全与保护。在纳粹主义中，希特勒是典型的施虐欲与受虐欲集于一身的例子。希特勒受命于上帝、命运、历史和自然，在这个层面上，他是权威主义的服从者，但是同时，他又想要统治这个世界，他对德国群众行使统治权力，又煽动那些群众去统治世界，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他是施虐者。他妄图带领他的跟随者消灭除了他的种族以外的所有“低等民族”，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他是有破坏欲的人。

人类一直在探索如何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人渴求自由，但自由的获得是有代价的，这代价就是与世界分离，进而体会到从未有的孤独感。人类获得了自由，释放了自我，尽管这自由和自我可能并非真的自由和自我，由于感受到了世界的强大与自己的微不足道，人类开始逃避自由，企图通过与世界重新建立联系来使自己变得强大。这种逃避自由也导致了人的各种某种程度上来说非常态的精神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