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自由裁量权问题调研报告

第一篇：行政自由裁量权问题调研报告

不正确地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表现形式主要有：滥用职权，它是不正确地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最典型表现；行政处罚显失公正；拖延履行法定

职责。鉴于以上问题和自由裁量权在执法活动中的广泛运用，以及它对经营者权利义务的重大影响，本文就行政自由裁量权及其问题、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谈谈看法。

一、行政自由裁量权及其问题

所谓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指法律、法规赋予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一种“机动”权利。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据立法目的和公正合理原则，自行判断行政

行为的条件，自行选择行政行为的方式和自由做出行政决定的权力就是行政自由裁量权

。自由裁量权具体表现为：

1、行政处罚幅度和种类方面，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做出行

政处罚时，可在法定的处罚幅度内自由选择，包括在处罚种类幅度的自由选择和处罚种

类的自由选择。

2、行为方式方面：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选择具体行政行为的方式时，自由裁量作为与不作为。

3、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时限方面，如《行政处罚法》第42条第2项“行政机关应当在听证的7日前，通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只要符合“

听证的7日前”，具体哪一天通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自行决定。这说明工商行政管

理机关在何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上有自由选择的余地。

4、对事实性质认定方面，即工

商行政管理机关对行政管理相对人的行为性质或者被管理事项的性质的认定有自由裁量的权力。

5、对情节轻重认定方面，如我国的行政法律、法规不少都有“情节较轻的”、“情节较重的”“情节严重的”这样的词语，在没有规定认定情节轻重的法定条件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情节轻重的认定就有自由裁量权。

6、决定是否执行方面，即对

具体执行的行政决定，法律、法规大都规定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决定是否执行。

由此可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较之司法实践中的自由裁量权“自由度”更大，使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管理过程中有更大的主观能动性

。法律之所以赋予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如此大的自由裁量权，是由行政活动的性质所决定的，因为国家公共事务纷繁复杂，具体情况千变万化，立法不可能预见复杂的社会事务，所以，法律（作广义的理解，以下同）在许多条款中只能作一些原则性、概括性的规

定，这一方面赋予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又便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和幅度内根据具体情况行使行政管理职责，实现管理目标。

但是，自由度如此大的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有它的隐含要求的。其中核心的要求有两条，一是依法行政，二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具有

较高素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只有合理地行使自由裁量权，才能达到提高行政管理水平，维护法治的目的。从行政自由裁量权自身的“自由”属性来看，存在着职权滥用的条

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极大的影响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社会信义，也是对法治

社会的破坏。因此，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机制是否完善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二、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

明确原则。对行政自由裁量行为进行控制确立和遵守一定的基本原则。在西方国家，常常根据所谓“法律精神”等理论，通过具体的判例等形式提

出一些执法、适法的原则来认定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使用是否合理。例如，美国、法国通

常认定的不适当的自由裁量行为有：行政行为的目的不是公共利益；符合公共利益但不

符合法律所规定的特别目的；程序滥用等。还有学者提出，一个合理的行政自由裁量行

为应符合以下原则：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的理由应是合理的；据以作出决定的理由应与授

权的目的有直接的关系；公务人员应没有偏私；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行为之间应保持一

定的连续性。参照一些学者的观点，我认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对自由裁量权的控制

中必须明确三条原则：一是正当原则，即行政行为符合立法原意，使行政主体能够根据

复杂多变的具体情况、具体对象作出唯一正确、合理、公正的选择和判断，保障社会公

众利益。如果为不正当的目的、动机去行使，则是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比如出于个人好

恶、谋取小团体或个人私利，考虑了当事人的“背景”、“关系”和照顾情面等不应考

虑的因素等等，毫无疑问，与立法原意是背道而驰的。二是平等原则，即“同等情况同

等

对待”。要求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平等对待相对人，不得以事实和法律原则以外的因

素而歧视或优待某些人。首先要做到在认定事实上人人平等对待，即在事实的性质、情

节、后果的确定上要求体现人人平等，不得因行政相对人的特殊身份或与自已的特殊利

害关系而有所区别。其次还要求行政主体在适用法律上贯彻人人平等的原

则，不得因与

行政相对人的特别关系而故意规避、曲解、误用法律和法律原则。三是先例原则，即行

使行政自由裁量权要保持标准的相对稳定性和连续性，对同一类事件的认定和处理要有

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同样的事情或行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其处理前后不一致，与

法律适用的稳定性不相容，对被处理人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公民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活

动的预测，总是以“同样的事以前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如何处理的”为标准和参照系，遵循惯例和先例也就成为公平行政的基本要求。基层执法部门对每类事件确定一个相对

统一的标准，减轻、消除地区内差别对待。在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内可逐步建立参照先例

制度，由国家总局定期编发本系统内的各种典型案例，供执法时参照，平衡不同地区间

处罚的巨大差异。当然这些标准或先例不是绝对的，并不妨碍执法主体在说明特殊理由的前提下做出例外裁量。四是比例原则，即“责罚相当”。《行政处罚法》第4条规定

“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

害程度相当”，杜绝畸轻畸重的行政处罚。比例原则还要求行使自由裁量权时要做到裁

量的具体手段和裁量的目的相协调、相适应，比如说，可以不采取查封、扣押等强制措

施的，就不应采取，否则就是手段过量。五是程序原则，程序的公正是实体公正的前提

和保证，事实也证明许多自由裁量权的不正确行使往往与程序相伴随，因此还必须严格

遵守各项程序规则，认真履行告知、听证、职能分离（调查取证与案件审理相分离）、回避、不单方面接触等制度，确保自由裁量权在公正程序的轨道内运行。

为了防止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把自由

裁量权变成一种专断的权力，笔者认为应当采取如下对策：

1、健全行政执法监督体系。监督主体不仅有党、国家机关

（包括立法机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还有企业事业单位、社

会团体、基层群众组织和公民。对已有的法定监督方式还应当根据形势的需要，继续补

充、完善；对没有法定监督方式的，要通过立法或制定规章，以保证卓有成效的监督。

同时，要有对滥用职权的人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还要有对监督有功人员的奖励和保护。

2、在立法方面，要处理好法律条文的“弹性”和执法的“

可操作性”的关系，尽量做到明确、具体，减少“弹性”，尤其是对涉及到经营者合法

权益的条款，更应如此。

3、要强调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说明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理由，以便确定其行政目的是否符合法律、法规授予这种权力的目的。对说不出理由、理由

阐述不充分或者不符合立法本意的，应认定为滥用职权。

4、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提高执法水平。现在行政执法

人员素质不高是个较普遍的问题，这与我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很不适应，有些行政

执法人员有“占据一方，唯我独尊”的思想。为此，一方面要加紧通过各种渠道培训行

政执法人员，另一方面对那些不再适宜从事行政执法活动的人要坚决调出，使得行政执

法队伍廉正而富有效率。

第二篇：自由裁量权

自由裁量权

自由裁量权的大致涵义是：合法合理地进行自由选择的权力。由此，司法自由裁量权的涵义也就凸现而出，它指法院或法官在司法活动中合法合理地进行自由选择的权力。含义

自由裁量权涵义的基本内核之一是：自由选择的权力。有位英国法官曾言：“什么是自由裁量决定？……至少，这个概念包括个人对结论作出选择时的广泛自由——在法庭上依据一般原则，考虑相关因素、不随个人观念而作出决定的权力。”以色列希伯莱大学法学院教授、最高法院法官A·巴拉克指出：“自由裁量权是在两个或更多的可选择项之间作出选择的权力，其中每一个可选择项皆是合法的。”《布莱克法律词典》解释司法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条件是存在两种可供选择的具有适用力的法律规定，法院可以根据其中任何一种规定行事”。中国学者在论及自由裁量权时，也突出了其中的基本内涵：选择。用法

“自由裁量权”（discretion）一词系舶来品，在西方，有着多种意义。英国学者R·帕滕顿归结有以下六种用法：

（一）指一种思维性质（mental quality），一种审慎的、思虑周详的态度。这个用法没有特别的法律意义。

（二）表示法官不是依据硬性的法律规则（如果条件A满足，法官必须做B）来决定问题，而是享有选择权，可以根据案件事实作出决定（如果条件A满足，法官可以做B）。这种用法可进一步分为两个意义：一是法官拥有个人自由裁量权（personal discretion），仅凭藉其个人的好恶办案；二是法官的裁判必须有理由，且受法律原则的指导，但不存在特定的法规或规则制约其裁判。

（三）指法官在某硬性规则诸要素已满足的情况下，必须自觉地按某种特定方式行事。但该规则含有一个标准，要求法官对具体情况作出个人判断。由于对标准是否符合，存在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情形（特殊情况例外），所以法官实际上在进行选择。所有包纳有“合理”、“相关”、“公平”或“正义”等标准的规则都涉及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这种用法与第二种用法之间的区别在实践中很难分清。因为有较多情形是规则蕴涵着模棱两可的标准，虽然规则本意是一旦法官就标准是否满足作出决定，就会产生特定的结果（表面上的硬性），但标准的不确定性使法官在实际上操纵了结果。

（四）指法官在决定下列初步性事实问题时行使的判断权：某孩童是否有能力发誓举证？证人是否敌视要求其举证的一方？证人的精神状态是否适于作证？证人是否有资格作为专家提供证据？等等。在这里，既没有规则也没有标准可赖以指导，法官必须依靠证人举证给他的印象：如提供证据是否自我矛盾、冲突等。这种“事实自由裁量权”与第二种用法的区别是：事实问题一般被认为是可以证明的，虽然法官对事实的认定很难说与事实真相一致，但法院通常相信，事实问题有客观的、正确的答案；而行使第二种意义的自由裁量权所找到的答案只可说其合理或不合理，不能评论其是正确还是错误。

（五）指法官裁判权的终局性，即对其裁决不得上诉。

（六）指具有立法意义的裁判权。英国法哲学家哈特（H.L.A.Hart）认为，由于法律语言的开放性、立法者模糊立法目的、相对地忽视事实以及判例制度的不确定性，就会产生没有规则可以适用的情形。这时，法官就行使了立法性自由裁量权。一旦法官作出选择，根据遵循先例原则，法官就不大可能再以完全相同的方式重新行使此项权力了。这与第二种用法不同，后者的自由裁量权力明确地受制于法律，并可反复运用。观点

巴拉克教授以“可选择项皆是合法的”为其定义自由裁量权的第二个基本组成。至于“合法性”（lawfulness）由谁来确定，他认为是一个困难的、但又不得轻置一边的问题。他提出“法律界”（legal community）概念来说明。

法律没有提供精密仪器或先进的实验器具，以判定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禁止的、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不合法的，但必然存在着每一个睿智的法律工作者（组成法律界）都视其为合法或不合法的可选择项。

当然，这个标准也是不确定的，因为在公认的合法与不合法这两极之间，仍有法律界本身存在分歧的不定区域，这时就依靠自由裁量主体自己来明确合法性了。无论“合法性”具体涵义如何，究竟由谁来判断，概念中不变的要义是“合法选择”。另外，虽然巴拉克的定义中未曾体现，但多数学者把“依据立法目的和公正合理的原则”、“根据具体情况”、“依照法律的目的、法律的精神实质”、“受法律的精神和原则指导”等掺进对自由裁量权涵义的阐释中。自由裁量权

可见，这里引申出自由裁量权涵义的基本内核之二——一个相对模糊意义上的客观限制标准。学者们的不同只是表现在对这个标准的具体表述上。为什么人们要用一个模糊的、主观色彩十分浓烈的标准，去指导另一个几乎纯凭主观意志的活动呢？这会不会劳而无功呢？孟德斯鸠曾经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界限模糊但总有其相对确定的内核，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在一定时期总有其相对肯定的公平正义观，有此限制，胜过毫无阻碍，任自由裁量者为所欲为。应用

自由裁量权一般与行政行为结合在一起，是国家赋予行政机关在法律法规规定的幅度、范围内有一定选择余地的处置权力。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千差万别，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可能穷尽一切可能。因此，行政机构的自由裁量权是客观存在的，任何行政部门都多多少少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2009年7月4日，广州市政府出台了《广州市规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并在市城管局、规划局等5个部门开始试行。该规定预示着全市9782项行政执法行为将逐步细化，以最大限度地压缩执法人员手中的“弹性空间”。这是全国第一部规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地方性政府规章。

中国已有部分地区对规范自由裁量权作出了相应规定，但大多是规范行政处罚和行政许可中的自由裁量权。而广州市的规定则以政府令形式，规范了所有的行政执法中的自由裁量权。按照规定，广州市的各级行政执法主体，都必须对本部门执行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有裁量幅度的各种执法行为的裁量权进行细化、量化，并对外公布实施。司法

法官自由裁量权作为司法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在客观现实中还是在法学研究中，都是值得共同重视的法律问题。法官自由裁量权是指在疑难案件中，当法律空白、冲突时，法官依据案情和公平正义的要求，独立判断、权衡并作出合理决定的权力。现代社会法治的要求，提升了人们对法律的社会控制功能的期待，但法律却未能给人们带来所有合理的预期，人们开始困惑于法律的局限性。因此，作为法律局限性的补充和救济，为实现实质正义，法官自由裁量权就为司法过程之必须。但是法官的个体特性及自由裁量权本身的权力特性决定了权力有被滥用的风险，因此，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控制又必不可少。严格的规则与适当的自由裁量权相结合是实现实质正义的最好方式。税务

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是指税务机关在税收执法过程中，对一些征纳事项享有的具有选择余地的处置权力。自由裁量权如果应用得当，可以更好地发挥税收的职能和作用；但如果不加约束、泛滥成灾，就会成为谋取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工具，进而产生大量的税收违法违规行为。因此，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也须规范，不能太自由。

税务部门自由裁量权过大，不仅严重影响国家税收政策的执行和税款征收，而且也影响税务机关的形象和行政权威。

首先，需要细化征收标准，削减征税弹性。征收标准不明确、弹性大是导致税务机关自由裁量权过大的根本的原因。目前当务之急就是对征收项目进行细化，对标准进行细化，尽可能缩小标准中存在的弹性范围，缩减标准之间的绝对差距，将征收的弹性压缩至最低。没有了弹性，自由裁量也就难以为继。

其次，公开税务信息，让自由裁量权在阳光下运行。自由裁量权泛滥的前提，就在于相关税收政策信息的不公开，对某个征收对象征收信息的隐秘和保密，难以引起公众的注意和各种监督力量的的关注。因此，税务机关在征税过程中，应坚持凡不涉及国家秘密、当事人隐私以及商业秘密的政策和数据信息，一律对外公布，并建立定期检查和申诉制度，充分发挥社会和新闻舆论监督的效力。

再其次，完善问责机制，建立自由裁量责任追究制度。责任意识不强、问责机制不严是导致自由裁量权泛滥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须对征税行为实施科学的问责管理，对征收管理和税收执法行为，实行责任追究机制。对随意更改征收标准、执法失偏失软的行为，以及导致税款流失的人情税、关系税等行为，一律严肃处理，严厉追究责任。行政

规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是为打造“阳光执法”，将“放在抽屉中”的自由裁量权，拿到桌面上来。裁量标准的细化，较好地规范了行政执法行为，使行政相对人能够对号入座，自觉接受处罚，从根本上消除因条件模糊、人为因素，造成行政自由裁量的随意性和不公开、不公正性。

行政执法主体应当以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对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标准、条件、种类、幅度、方式、时限予以合理细化、量化，报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审查后公布实施。”按照规定，广州市的各级行政执法主体，都必须对本部门执行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有裁量幅度的各种执法行为的裁量权进行细化、量化，并对外公布实施。难点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行有效法律、行政法规1200多部，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地方规章及部门规章约21000件左右。在这个庞大的体系中，涉及行政处罚条款的占95%以上，授予行政机关处罚裁量条款的有90%以上。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机关进行行政管理不可或缺的条件，不过，对自由裁量权的不当行使也造成了行政执法的消极一面。

其实，与违法行使自由裁量权相比，现实中，不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的问题更多，监督难度更大。建议

规范自由裁量权，应避免运动式规范。在运动中拿出细化标准，过一段时间可能就与执法实践产生距离，因此要考虑建立长效制度，行政机关需要拥有不断调整细化标准的自觉性。

实践中，各市县自行制定裁量标准，出现了市与市、县与县之间不相一致，同一违法行为所受处罚幅度因地区而异的问题。一些涉及公共利益和环境保护的违法行为与地方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极易导致行政处罚过宽或难以落实；还有，在上位法未作修改之前，由于所设定的处罚下限较高，与违法行政的过错和管理相对人的承受能力不成比例，往往容易造成裁量标准难以执行。

规范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机关的自我限权、自我约束。中国尽管做了很多探讨也下了很大决心，但执行监督制约方面的法律尚属空白。就行政处罚裁量权而言，法律未提供避免执行走调或不作为的监督保障机制。应设立国家和省级的量罚指导委员会，通过制定明确的量罚指南，规范有关处罚的量罚执法，建立指导性案例制度，形成相对统一的量罚统计数据网络体系等，统一负责指导量罚活动。

第三篇：自由裁量权问题及原因

三、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表现

（一）滥用职权

因为执法者的介入，从而使得行政自由裁量的合理性受到影响。由于人并不是完全受到理性条件的控制，在执法者决策的同时，往往会受到个人感情的影响。英国的行政法中，不合理的裁量主要包括以下两种，分别是考虑了没必要考虑的内容和误解相关信息。而日本的行政法中不合理的裁量主要是包括以下内容，首先是考虑了没必要内容，其次是未能考虑应该考虑的内容，随后是在考虑过程中未能形成正确的评价和认识，最后则是没有遵守相关程序。法国的行政法则认为，一些不符合公众利益的裁决，但与此同时符合某些人或少数团体的决策，以及一些符合我国大多数公众利益的，但不符合其法律规定的决策，都是裁量不合理的行为。我国行政主体裁量不合理通常有下面几种形式：

1、考虑了不应该考虑的因素

国家行政机关的相关人员应切实的形式我国法律给予的相关权利，工作人员所使用的自由裁量权应该遵循相关的法律法规，依照其最终目的，选择正确的执法方式和路径，从而达到应有的执法效果。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行政执法裁量权是依靠相关执法人员来进行具体操作的，所以，相关执法人员在操作过程中，其个人倾向以及情感的因素都可能会导致执法人员在进行具体操作中存在偏差，从而影响执法的效果。而影响的主要因素则是我国长达几千年来存在的“人情社会”，由于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有着其交际圈和生活圈，例如朋友、亲戚、领导、同事、邻居等一系列人情关系，而这些人情关系则是影响执法效果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相关工作人员的情感也是裁量不合理的主要因素之一，首先，每一个人都有着情绪的变化，例如喜怒哀乐，这些情绪必然会导致相关执法人员的执法决策。另外，当工作人员的情绪波动较大、情绪激动、或与当事人存在某些利益之争时，其裁量的决策可能会受到较大的影响。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影响因素，例如压力、威胁、利益等因素。当相关工作人员受到来自其他方面的压力是，其裁量决策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在受到一些黑恶势力的威胁时，执法人员的决策可能会从轻或减轻处罚。而工作人员受到相关利益的驱使时，则可能出现从轻、减轻甚至是开绿灯的现象，从而影响自由裁量的公平公正性。

2、没有考虑应该考虑的因素

在我国，很多行政主体在进行具体决策时，将法律所赋予的一些权力当做是自身本应具有的权力，为所欲为的进行决策，没有充分考虑应该考虑的各种因素，从而导致我国行政主体裁量的不合理性。在日本，相关法律规定其行政主体比须遵守相关法律，且有着标准的程序及完善的考虑因素表，同时，要求在相关执法人员进行执法裁量时，必须考虑日本国民的相关权益以及人权，尽可能的考虑到较多人民的利益，在可以实现的情况之下，要求将环境保护也加以重点考虑。但是，目前在我国行政主体的裁量工作中，其考虑因素相对单一，其依据相对较少，更为严重的是，我国的行政裁量机构中，很多部门存在着以权谋私、收受贿赂、牺牲民众利益而获取不良利益的现象。

3、决策反复无常，失去严肃性和公信力

我国法律法规中赋予了相关行政主体具有相关决策的权利，同时，为了保证其决策的公平性和公正性，相关法律法规也赋予了行政主体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撤销或更改其决策的自由裁量权。决策的可变更性，是我国法律法规对于正确裁量决策的不断追求，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追求正确的裁量决策。而我国在行政主体对于更改裁量决策的依据往往是不可得知的。而由于其裁量决策的随意性，使得其裁量决策容易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而变更裁量决策。从而使当事人的一些应有权利变得没有相应的保证。在我国的实际操作中，有非常多的案例，例如，某县的行政主管部门首先允许某公司承建某工程，但是随后，又因为某些原因，随意的撤销了此决定，从而对某公司造成了较大的影响。这种不合理的裁量决策，人们对相关部门的不透明做法受到怀疑，使得政府公信力下降。基于这种现状，行政主体在需要撤销或变更决策时，应该出示正当的理由，同时，遵守相关法律规定和相应程序。如果行政主体没有相应理由或无正当理由而随意撤销或更改相应的裁量决策，则是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为。

（二）行政处罚不公平、不公正

行政处罚的不公正和不公平主要是指国家的某些行政机关或相关工作人员在行使处罚自由裁量权时，使得公民、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破坏，造成处罚结果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其表现行使主要有下面几种形式：

1、行政处罚偏轻或偏重

对于某一案例来说，其所受到的处罚结果和与其违法程度、后果、性质和影响相比，行政处罚结果存在偏轻或偏重的现象。例如，一些治安违法案例，其违法情节相对较小，未造成严重的后果，相关行政机关却给予拘留的处罚结果。而对于一些明显违法或造成严重后果的犯法行为，行政机关却只是给予警告或罚款处罚。这些处罚结果与案件本身的违法程度、后果及性质不匹配的现象，往往会使得行政处罚结果的不公平和不公正

2、责任相同而处罚结果不同

在两种相同违法结果处理过程中，其处罚结果相差较大，其处罚结果肯定存在偏差。例如对于某些斗殴事件中，由于给对一方造成了轻微伤后，相关行政机构对某人处以拘留的决定，而对另一责任人处以警告的处罚。其处罚结果的不同，说明至少有一个处罚结果不公平。

3、不同责任而处罚结果相同

主要是指针对不同的犯罪行为，行政机关贸然的给予相同的处罚结果。例如，双方斗殴事件中，均造成对方轻微伤，而公安行政部门却不考虑哪一方为主要过错方，而直接对双方处以行政拘留的决定，显然有失公平。

4、引用法律不全而使得处罚结果不公平

当违法事件发生后，相关行政机构未能依照现有法律或引用法律条款不同，从而导致行政处罚结果相对不公平。例如未成年人王某在学校将李某打伤，经法医判定为轻微伤，而公安机关根据相关条例向王某处以拘留的处罚，而没有考虑到对未成年人从轻处罚的条例，从而使得处罚结果相对不准确。

（三）拖延履行法定职责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对履行相关的职责的时限有着相应的要求，主要有两种，一方面为行政许可行为，另一方面则是行政保护行为。对于这两方面，我国法律法规对于时限性的规定，有的相对清晰，有些相对模糊。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行政机构具有在何时进行自由裁量的权利。依据我国行政管理的效率原则，相关行政机构应及时的行使其行政权力，从而发挥其责任，而行政主体在行使其权力时存在拖延的表现时，则可能会为国家或人木讷的利益到来不可挽回的重要损失。基于这种现状，相关行政主体应该切实地按照相关规定，在规定的时限之内行使其法律职责，从而保证其自由裁量权的合理性。反之，则会由于耽误其良好的时机而造成人民或社会利益受到损坏，造成对自由裁量权的不合理运用。

四、对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原因分析

由于自由裁量权必须由执法工作者来行使，而执法工作者由于其个人原因和我国行政立法机构方面原因，使得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使其行使效果存在一定的偏差，从而导致了自由裁量权的不合理运用，影响裁量决策的公平性。从原因上来探析，目前导致我国行政自由裁量权不合理运用的运用主要有行政立法不完善、缺乏系统监控系统以及控权法缺失等原因。

（一）行政立法不完善

行政自由裁量权具有国家意志性、法律性、强制性以及主动性等一些列行政的特征。而其也存在着一些自身的特征，例如涉及对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等，另外行使数量较多，适用范围较广。行政主体机关可以根据具体事件，既可以做出相应的抽象自由裁量决定，又可以根据具体时间来作出具体的自由裁量行为。美国著名的法学家杜尔肯曾对自由裁量权进行深人的分析，并以强弱来进行研究，弱的自由裁量权的形式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遵守相关的原则与标准来实行，如果没有遵守相关标准或程序，或者形式方式不当，则可能会被推翻。而强的自由裁量权的形式则主要是根据行使人自身的判断标准，除滥用自由裁量权之外，其所作决定不会被推翻。而从这一方面来说，行政自由裁量权本身意义上来说属于强的自由裁量权。同时，其具有非常大的灵活性，追溯到权力本上来看，其普遍存在着腐蚀性的现象，而由于其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从而使得其更容易被导致滥用。另外，从行政机关与当事人的相对地位来看，具有一定的不对等性。行政机关对于当事人来说，其可以实施相关行为、改变当事人行政法律关系，以及强制要求当事人来执行某种义务。

（二）缺乏相应的监控系统

目前，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对于行政自由裁量的规范条例或法律相对较少，同时，对裁量的规范相对较为宽泛，对于其实施范围、实施力度、幅度等因素的规定相对较宽松，其具体标准对于裁量没有较高的借鉴价值，更为甚者，在一些方面，还无具体的标准，从而影响自由裁量权的效果。

再具体的案例中，也有着较为直接的体现，尤其在处罚性自由裁量标准中，其标准范围和处罚范围相对较大，从而影响其执法效果。例如，在一些规定中，频频以情节严重为关键词，处罚结果跨度较大，从而使其执法效果降低。在此过程中，常常以情节严重为标准，没有具体量化情节严重的程度，且对处罚力度也没有进行量化，从而导致在具体的执法过程中存在问题。而我国执法者的专业素质相对较低，而我国这种宽泛的法律标准则可为一些执法者留下了以权谋私的环境。

三、控权法的缺失

对于人来说，权力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而历史和实际经验也告诉人们，每一个拥有权力的人，都会不同程度的滥用手中的权力，这是也一个必然的事实。而不受约束的权力则会逐渐的走向腐败，甚至会走向灭亡。所以，约束权力的实施就显得非常有必要。由于权力的外在表现主要是对于个人的统治或强制的执行，所以他在不受约束的情况下往往会反过来侵犯人权，而由于行政裁量权的自由性，使得其更容易被不法者加以滥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非常有必要对相关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从而有效地防止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另外，我国行政管理中还存在权力较大，而授权体系乏力的现状。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为了促进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对于一些地方机关，给予了其更大的自由裁量权，但是，由于未建立相应的授权系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极大的影响了权力的滥用程度。

第四篇：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研究[范文]

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研究

【摘 要】税务自由裁量权是税务机关最为重要的执法权力之一，其行使的结果会直接影响到纳税人的利益。由于税务行政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很强，税务制度又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国家赋予了税务机关较为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从我国当前的税务执法来看，税务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滥用自由裁量权，不能合理、公正和公平地运用自由裁量权，扰乱了税务征管秩序，损害了税法的权成。因此，应从建立规定裁量基准的内部行政规则、完善税务行政复议制度、健全税务自由裁量权的司法审查制度等方面加强对税务自由裁量权的制度控制。【关键词】税务自由裁量；新税务征管法；税务执法；滥用；控制

一、引言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重要作用日益为人们所重视，尽管目前我国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研究有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但具体到税务行政领域，还是显得比较薄弱，这和税务管理在行政管理中的重要地位不相匹配，研究具有很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是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照法律的规定，按照公开、效率、合理和服务的原则，实施税务征收管理的职权，包括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决定权和对具体行政行为的选择、处理权。

我国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来源于广义的法律，具体而言，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税务法律，如《税务征管法》等；二是其他法律，如《行政处罚法》等。我国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既具有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一般特征，也有其独特之处：一是裁量主体的众多性；二是裁量范围的广泛性；三是裁量影响的深远性；四是裁量内容的变动性。

我国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可以按行政职权的性质、《税务征管法》 的内容、裁量权力的表现形式划分为很多种类，就具体表现形式来说也可以分为对事实的条件、性质和情节等进行认定；对抽象行政行为作出决定；对具体行政行为的方式、方法、幅度和时限等作出选择。我国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有其积极意义：有利于弥补现行税务法律的缺陷和不足，有利于提高我国的税务行政效率，有利于适应我国经济地区差异较大的实际。同时也有其负面影响：容易损害各方的利益、权益；容易违背税务立法目的；容易违背税务公平原则；容易成为权力寻租和税务工作人员腐败的工具；容易影响政府形象。从实际行使现状来看，目前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裁量的主体意识模糊、裁量权限过大、裁量过程不够透明、裁量权滥用的情况较为普遍和裁量权的监督相当薄弱。产生以上问题的原因很多，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和其他原因。

必须对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实施有效的控制。从控制的原则来说，应掌握五大原则，即合法原则、合理原则、公开原则、效率原则和服务性原则。从控制的措施来说，应建立、健全监督体系网络，重点是要加强立法控制、内部控制和外部监督控制。在立法控制方面，要加强税务立法的预测和规划、完善税务立法程序、强化税务立法的技术和增强税法的规范性；在内部控制方面，要加强税务工作人员素质提升、优化裁量标准、加强程序控制、完善惩防并重的党风廉政建设体系和保障基层税务经费、完善内部考核；在外部控制方面，要着重发挥好司法审查、人大监督和社会监督的作用。

二、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必要性

二十世纪以来，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政府职能日益扩大，行政机关无法以羁束行政行为应付复杂的社会事务。立法部门和司法机关不能不尊重事实，给予行政机关解决新问题的手段--自由裁量权。而

目前理论界对行政自由裁量权产生原因较为权威的说法，以王名扬教授在其《美国行政法》一书中的论述为代表，他总结了行政自由裁量权产生的六个方面原因：第一，现代社会变化迅速，立法机关很难预见未来的发展变化，只能授予行政机关根据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作出决定；第二，现代社会极为复杂，行政机关必须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具体决定，法律不能严格规定强求一致；第三，现代行政技术性高，议会缺乏能力制定专业性法律，只能规定需要完成的任务或目的，由行政机关采取适当的执行方式；第四，现代行政范围大，国会无力制定行政活动所需要的全部法律，不得不扩大行政机关的决定权力；第五，现代行政开拓众多的新活动领域，无经验可以参考，行政机关必须作出试探性的决定，积累经验，不能受法律严格限制；第六，制定一个法律往往涉及到不同的价值判断，从理论上说，价值判断应由立法机关决定，然而由于议员来自不同的党派，国会有时不能协调各种利益和综合各种观点，得出一个能为多数人接受的共同认识，为了避免这种困难，国会可能授权行政机关，根据公共利益或需要，采取必要的或适当的措施。

我国行政法吸收行政自由裁量权这一成果，表现在税务行政过程中，也有必要赋予税务机关相当的行政自由裁量权。这主要因为：（1）市场经济条件下税务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涉及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客观情况复杂多变，在此情况下，要求赋予税务机关行政自由裁量权，税务机关必须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具体决定，税法不能严格规定，整齐划一。（2）我国税务行政执法以成文法为依据，而“成文法具有不合目的性、拖延性、模糊性、滞后性等局限性”，《 宪法》 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实行精简的原则，实行工作责任制，实行工作人员的培训和考核制度，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反对官僚主义。”税务机关的行政管理活动应当体现效

率原则，而赋予税务机关自由裁量权则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税务机关没有自由裁量权，面对法律没有作出详尽规定的新情况，只能等待漫长的立法过程，必然会浪费大量社会资源，增加行政成本。（3）税务机关在行政管理中需要专业的征收、监控、稽查、税务执行等方面的知识，立法机关缺乏能力制定税务专业性法律，只能规定需要完成的任务或目的，由税务行政机关采取适当的执行方式。

三、我国税务自由裁量权的主要形式及其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税务自由裁量权的主要体现形式 1．税务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自由裁量权。

税务机关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有违反税务征收管理秩序，尚未构成犯罪，依法应当承担行政法律责任的行为，依法对其实施一定的制裁措施时而行使的裁量权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务征收管理法》第六十条至第七十三条以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务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九十条至第九十八条都明确规定了税务行政处罚的种类和幅度。这种幅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规定了一定的数额标准。如《征管法》第六十条就明确规定：纳税人有不按规定办理税务登记、不按规定建账、不按规定安装使用税控装置等五种行为之一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2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处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另一类是以偷、欠税款为标准。如《征管法》第六十三、六十四条就明确规定，对纳税人偷税或不进行纳税申报，不缴或少缴应纳税款的，由税务机关追缴税款，并处不缴或少缴税款50%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2．税务违法事实情节认定的自由裁量权。

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对行政相对人的行为性质或者情节轻重进行认定，由税务机关依据具体情况自由裁定的

权力。在这类问题上，《征管法》赋予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事实的自由裁定，如《征管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税务机关有根据认为纳税人有逃避纳税义务行为的，可采取责令限期纳税等行政措施；另一类是对情节的衡量，《征管法》法律责任部分很多条款都规定了对“情节严重”的行为应如何处理。但是，怎样才算“情节严重”，除《实施细则》对个别行为列举外，其余的均都没有规定明确的界限，因此，也只能由税务机关自由裁量认定。

3．纳税数额核定的自由裁量权。

税务机关依据税法规定，按照一定的标准、程序和方法，对财务制度不健全的企业和个体业户进行核定税额时行使选择权的过程或权力。如根据《 征管法》第三十五条和《实施细则》第四十七条规定，对纳税人有按规定可不建账的、或不按规定建账的、或拒不提供纳税资料的、或申报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由等六种情形之一的，税务机关有权采取合理的方法核定纳税人应纳税额。上述规定，只要求税务机关采取合理的核定方法，但对合理的核定方法，未全部列举，因此，税务机关既可以选择《实施细则》列举的三种核定方法，也可以自由选择其他合理的方法核定纳税入的应纳税额。

4．税务行政行为选择自由裁量权。

税务机关依据税务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同一违法行为选择行使不同具体行政行为裁量的权力。主要有：对保全、强制的裁量，即在实施税务保全、强制执行过程中，对是否采取税务保全、强制执行措施以及采取保全、强制措施的方式、期限等方面的裁量；对涉税减免的裁量，即在办理涉税减免过程中，对是否给予政策性减免及减免金额的裁量；对税务检查的裁量，即在实施税务检查过程中，对实施检查的时间、措施、范围等方面的裁量；受理税务其他事项时限裁量。如《征管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税务机关在采取保全措施时，可

视情况，在相当于应纳税款的范围内选择冻结纳税人存款或扣押、查封纳税人应税货物、商品或其他财产，或两者并举。

（二）税务自由裁量权运用中存在的问题 1．税务机关自由裁量权限过大，难以掌握。

立法机关在制定税务法律、法规时，给税务机关留下了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主要体现在广度和幅度两方面。从广度方面来说，税务自由裁量权贯穿于整个税务征收管理过程。作为我国税务征收管理基本法律的《征管法》，共分为六章九十四条，除“总则”和“附则”外，另有四章，这四章共八十八条，其中涉及到税务机关自由裁量权的有五十八条，占到了总数的66%。上至国家税务总局，下至基层一线的工作人员，每一管理层级，每一征收管理环节，每一涉税事项几乎都有自由裁量权存在。从幅度方面来说，可供裁量的空间也太大。如税务行政处罚，《征管法》对偷税等税务违法行为，规定了处以涉税金额0.5倍—5倍的罚款。但是，对于如何掌握税务行政处罚的幅度和标准，则役有更多的标准可以把握。税务人员必须根据涉税案件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主观判断在法定幅度之间作出选择，如此就可能出现这样的结果，即不同的税务人员对同样的涉税违法行为，可能处以差别很大的行政处罚，而同一税务人员对情节不同的涉税违法行为，则可能处以相同的行政处罚，从而造成裁量异化，前后不一，有失公平。

2．税务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仍然存在。

主要表现是：在涉税事项核查方面，拖延时间，消极履职；在行政处罚方面，因人、因时和因地的不同而各自不一，有失公平；在核定应纳税额时轻重不同，不够合理；在税务事实性质认定方面，任意作为，行为不当。在税务检查过程中，胡乱执法、滥用职权。如有的税务案件该查不查，或查而不结；或对违法行为不定性，对违法情节

严重按一般来处理；或应移送而未移送公安部门追究刑事责任，以补代罚、以罚代刑等。

3．税务自由裁量过程不够透明。

税务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只知道具体行政行为的结果，而具体行政行为的裁量过程则无从知晓，只有当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向税务机关申请听证或向法院中请诉讼时才能有所了解。

4．税务自由裁量权的救济机制不完善。

税务自由裁量权的救济可以分为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行政救济是纳税人如果不服税务机关的执法行为，可以向作出行为的上一级税务机关申请行政复议。由于上下级机关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纳税人对于自由裁量的行政救济很难实现。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对于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法院可以作出变更。因此，纳税人对税务机关自由裁量行为不服可以向司法机关寻求救济。但在实践中，由于税务行政执法专业性、技术性因素很强，许多涉税案件案情复杂，司法机关对于税务案件的事实和法律适用也无法正确把握，因此对自由裁量的司法救济，也多流于形式。

5．税务自由裁量权的监督薄弱。

对于税务自由裁量权的监督，无论是从税务系统内部监督来看，还是从司法监督、人大监督、社会监督等外部监督来看，目前都比较薄弱，这从税务机关目前实行的税务执法责任追究情况，以及纳税人向税务机关提出的投诉、向人大和政协提交的提案以及纳税人要求行政听证、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数量极少中可以得到一定的反映。

四、进一步强化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监督控制的途径

权力的赋予与控制总是相互共存的，税务自由裁量权也不例外。对税务机关执法赋予其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是合理和必要的。但我国税务行政执法中运用自由裁量权方面，重实体轻程序，重效率轻权力制约。因此，为防止自由裁量权被滥用，有必要对其进行控制和规范。

（一）税务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立法控制

在立法上尽可能降低行政自由裁量的成分，避免授予税务机关以完全的，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由裁量权，这是从源头上予以防堵。首先要建立合理的税务立法结构。我国目前尽管对各个税种和税务征管等有了单独的法条，但就整个体系来看，还缺乏整体税务制度规范的基本法律，要加快税务法律化进程，制定《税务基本法》，为建立完整的税法体系打好基础。其次，要完善行政立法，促进行政行为程序化。尽快制定《行政程序法》，通过程序的公开和公平原则，对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依据、条件、决定、结果等予以公开，促进行政行为程序化。再次，要加强立法解释，细化自由裁量权。立法部门应加强对税务立法的解释，规范抽象行政行为，尽量减少裁量空间，从源头上加以控制，使税法规则更为具体化、明确化。

（二）税务执法自由裁量权的行政控制

税务机关要建立相关制度，完善自我监督体系，对税务执法自由裁量权进行有效控制。

1．建立和实施税务执法责任制。税务执法责任制是依法治国，依法治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治理和限制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有一定作用。国家税务总局在2001 年制定了《税务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各地也相应制定了实施细则。但目前的突出问题不是没有制度，而是工作力度不够，责任追究不到位。因此，要坚持有错必究，责罚相当的原则，完善健全以税务登记率、税款人库率、税务收人任

务完成率等为主要内容的目标管理考核制度，建立与税务执法工作规范相衔接的岗责考核制度，对人员岗位的成绩和过错进行监控和认定，并依托以执法检查为主的事后评估制度，将责任具体落实到执法人员。通过以上三项考核制度的有机结合，以目标考核、岗责考核为基础，以执法检查、复查等为补充，健全内部考核监督机制，提高税务执法质量。

2．发挥重大税务案件审理的监督作用，尝试建立税务判例制度。在完善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制度的过程中，可以尝试建立税务判例制度，以重大税务案件审查形成的案例为资料库，作为以后类似问题的判例。既便于税务人员对相同的涉税事项处理方式保持一致，也便于公民头脑中形成对法律行为结果的稳定预期，从而减少自由裁量的不稳定性和随意性。

3．完善听证和行政复议制度，建立税务行政救济程序。开展听证和行政复议，目的是使税务行政处罚行为更具公正性与合理性，也是对税务执法人员的一种制约。但从目前的实践来看，真正要求听证和行政复议的案件并不多，一方面，是纳税人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仍不强；另一方面，是纳税人出于对税务机关行政执法的恐惧和税务机关长期征管的特性，不愿与税务机关对抗。因此，要进一步完善听证和行政复议具体制度，减少申请税务行政复议的限制条件，增加税务行政复议的公正性，保障行政相对人能充分行使复议权。同时，要加强税务宣传，改变以往以应尽义务论为主调的观念，转向广泛宣传纳税人应当享有的权利和如何行使权利的程序，发挥行政相对人对税务机关的监督作用。

3．加强队伍建设，提高业务素质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依赖于行政主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行政主体的意志因素和能力因素在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过程中起着很大的

作用。加强税务队伍建设，提高税务人员业务素质，是保障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正确行使，提高税务执法水平的关键。主要有三种手段：一是通过加强道德教育，提高税务队伍整体职业道德水平，树立执法为民、忠于职守、廉洁奉公的执法理念，杜绝消极不作为，有利才作为，以权谋私的现象。二是开展执法能力建设，通过法制教育，培养法律意识，大力提高税务人员法律素养，从立法的目的、背景、指导思想等方面对法律法规进行更深层次的学习和理解，使自由裁量行为与立法意图保持一致。三是积极开展税务业务和法律知识培训，提高税务人员业务素质，使他们熟悉政策法规，明确执法程序，做到办案有法、定性准确、处罚有据，纠正执法随意性，为正确和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奠定基础。

（三）健全税收自由裁量权的司法审查制度，强化外部监督 司法审查是控制税收自由裁量权的最后一道屏障。司法审查一方面可以通过纠错实行权利救济，另一方面可以形成外部强制压力，规范税收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为了充分发挥司法审查制度的控制作用，首先要在立法上扩大司法对税收自由裁量权的审查范围，突破审查范围的限制，避免审查标准的含混不清。其次，在税收行政诉讼程序中，要提高管辖级别，防止地方政府对税收司法审查的干预。最后，应逐步引人行政判例制度，用行政判例的方式确立司法审查的参照标准，弥合成文法的不足。

五、正确行使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 正确行使税务自由裁量权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正确行使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基本要求是行政执法者在执法过程中严格依照法律办事，平衡行政主体与相对方的权利义务，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也就是说，要做到行政合法，即

行政主体所实施的行政行为应当有法律的明确授权，一切没有法律授权的行为，行政主体都不得为之。同时，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还要求税务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必须做到公平、合理地对待一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排除不相关因素的介入，保证执法的公平、公正，以合乎理性的方式和尽量温和的态度履行行政管理职能，只有坚持合法行政、合理行政，广大人民的合法权益才能得到切实的维护，这样人民才会满意，社会才能够和谐。具体说，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在于：

首先，正确行使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可以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公平正义的社会。也就是说，它应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的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整体和谐、全面和谐，而不是局部的、片面的和谐，而要实现社会的整体、全面和谐，就不能离开公平和正义，而公平和正义的实现离不开依法行政的作用。而正确行使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又是依法行政的核心，所以对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起到了促进作用。

其次，正确行使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可以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到保障作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安定有序的社会，这就是说，它应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的社会。实际上，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各阶层的地位和利益关系都在发生深刻变动，社会各方面也在发生一些变化，各种市场主体和利益主体的愿望和要求需要充分表达，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依法开辟和疏通各种渠道，反映他们的利益需求，这样才能引导各种利益主体以理性、合法方式表达利益诉求、解决利益矛盾和冲突。安定有序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条件，没有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社会不可能和谐。因为，安定有序的

社会环境，可以使人们更好地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更好地处理各种社会矛盾，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更好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激发人们的创造性，增加社会的稳定和谐因素。而正确行使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保障了社会的安定团结、和谐有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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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试论税务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

试论税务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控制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法制化的进程，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已经成为我国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国家在对依法行政的要求中，提出行政行为不仅要合法，而且要合理。即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不仅要依法而行，有法律的依据，还应当遵循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目的，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国税部门作为执法部门和国家宏观经济调控部门，拥有较大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特别是较大的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如果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得不到有效控制，就极易被滥用。因此，如何严格规范执法，正确行使和控制税务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下面就税务行政执法过程中如何规范行使税务行政处罚自由载量权，防止自由载量权被滥用，充分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税务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存在现实必要性。

首先，税收征收管理涉及的问题面广量大，而且还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特殊情况不断涌现，为使各级税务机关能够对各种特殊、具体的涉税个案问题进行灵活、果断、迅速的处理和解决，在适用的方式、方法、额度等方面应当有一定主观自由选择的余地。

其次，税收法律、法规不能概括完美，罗列穷尽，超前作出非常细致的规定。为使税务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能够高效运 1

转，避免税务机关在复杂多变的涉税问题之前束手无策，失去良机，因此，有限的涉税法律只能作出一些较原则的规定，作出可供选择的措施和上下浮动的幅度，促使各级税务机关灵活机动地因人因事作出更有成效的管理。

再次，现行在我国税务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只以法律、法规为依据。而立法者无法预见到某个涉税具体情况，因而税务机关在税收执法实践中也就不可能做到案件事实与有关的法律、法规的条款均能完全对应、丝丝入扣，易造成执法者难以处理的情况。这样就只能赋予税务机关在法律、法规的规定范围内，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的原则和精神进行自由裁量的权力，以弥补立法的缺憾和滞后。

二、当前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裁量权范围过宽。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贯穿于整个税收征收管理过程。作为我国税收征收管理基本法律的《税收征管法》，共六章九十四条，除“总则”和“附则”外，另有四章。这四章其中涉及到税务机关自由裁量权的有五十八条，占到了总数的66%。每一管理层级、每一征收管理环节、每一涉税事项几乎都有自由裁量权存在。

(二)、可供裁量的空间过大。一方面，行政处罚倍数相差太大。如《征管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倍数相差高达十倍。另一方面，金额相差悬殊。如《征管法》第73条规定：“对

开户银行拒绝执行税务机关作出的冻结税款决定的，造成税款流失的，税务机关可依法对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罚款差额高达40万元，可供裁量的幅度过大。

(三)、罚与不罚缺乏操作性。如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申报办理税务登记的，根据《征管法》第六十条规定税务机关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罚款。这种规定只有上限，而无下限即可罚可不罚。何种行为可以不予处罚？何种行为按上限处罚？《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都未作出明确规定，税务机关难以把握。

(四)、对情节的衡量缺乏明确界限。《征管法》法律责任部分很多条款都规定了对“情节严重”的行为，应如何处理，但是，怎样才算“情节严重”，除《细则》列举了个别行为外，其余的均都没有规定明确的界限。因此，也只能由税务执法人员凭经验、凭理解自由裁量认定。

(五)、税务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行使不当。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运用既可以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又可以体现税法的严肃性。但是在税务行政执法过程中，部分执法人员违背法律法规授予自由裁量权的目的，利用自由裁量权的“弹性空间”，使具体税收执法行为背离所适用的法律、法规的初衷，导致自由裁量权适用不当，造成情节认定不准确，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问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损害了税务机关的信用，削弱了税法的权威性，破坏了统一、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同时助长特权思想，容易形成权力腐败。

(六)、税务行政执法行为避重就轻。执行难是税务行政执法过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这需要税务机关充分利用法律所赋予的管理手段，制定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加大对纳税人的管理。但是实际工作中，部分执法人员为了避免执行难问题的发生，在执法过程中，避重就轻，协商处罚额度，把大问题简单化，小问题无害化处理，严重损害了税法的尊严，破坏了税务机关的在纳税人中的形象。

二、规范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建议

（一）建立整套标准体系，实现源头控制。源头控制是规范自由裁量权的第一道关卡。税务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很广，它不仅仅指最常见的税务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而且还包括应纳税额核定、税务行政期限选择及税务行政行为选择等自由裁量权。建议研究制定上述自由裁量权执行标准的规范性文件，形成一套囊括所有形式的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标准制度，为执法人员提供一套可操作性强的标准体系，使其在行使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时有章可循，实现自由裁量权的源头控制。

（二）明确执行基准，实现基准控制。建议在法律法规规定的幅度范围内对自由裁量权进一步的细化、分解，制定执行基准。

1、科学划分不同违法情形。将违反税务行政法规行为的要件进行分解和归类，按照违法性质、情节和占有违法要件的数量加以界定，做出相应的处罚标准。

2.设立多阶次裁量档。建议上级部门在法律、法规的规定

范围内，按照处罚种类及金额大小设立不少于三个阶次的裁量档。

（三）完善报备制度，实现规则控制。基准是原则，实践中具体事件有其复杂性、特殊性，税务机关若生搬硬套地执行基准可能造成新的执法不公，因此建立并完善报备制度十分必要，即税务机关低于、高于基准规定或者顶格处罚的，必须向上一级税务机关报告备案。完善报备制度，需要明确三个关系：首先要明确报备与执法处理决定生效时间的关系，报备不是一种事后监督行为，只有经过上级机关审查并作出同意意见的，执法行为才能生效；其次要明确上级税务机关完成备案审查工作的期限，防止审查被拖延而使备案流于形式；最后要明确上级机关对报送备案的处罚决定书不审查所应承担的责任，接受报备机关不认真审查则追究其相应责任并对相关人员进行处罚。

（四）建立分级权限裁定制，实现程序控制。依法行政是法制化国家的具体体现，依程序执法是依法行政的基本线条。为解决裁量权过于集中的问题，可以采取实行分级审核制，如可对不同额度的罚款由不同的层级审定，减少执法风险。

（五）发布案例指导，实现案例控制。先例原则是行政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典型案例指导制度则是解决“同案不同罚”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建议对本系统办结的典型行政处罚案件，进行收集、分类，建立指导性案例电子库，对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的案例录入电子

库。然后从实体和程序等方面进行严格的初选、审核，形成指导性案例，通过工作内网形式公布（案件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除外），作为本系统今后一定时间对同类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的参考。参考指导性案例作出的行政处罚，在处罚的种类、幅度以及程序等方面与指导性案例一致或基本一致，实现同案同罚。

（六）加强程序教育，规范程序设置。一要加强对税务执法人员的程序培训，通过培训使执法人员对于执法程序有一个系统的理解。二要理顺现行的一些不规范的程序设置，避免因程序设置本身的不科学、不规范而产生的问题。三要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凡涉及纳税人的权利义务的，除法律法规规定应该保密的，都要向社会公开，依法允许查阅，加大外部监督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