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节日文化现象浅析

第一篇：中国节日文化现象浅析

中国节日文化现象浅析

中国的传统节日体系是在协调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整个社会和谐和整个道德教育，这些都在这个节日体系里得到了体现。现如今很多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大多数选择过外国节日。这种“崇洋媚外”的现象，令许多学者很头疼，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今天，我从中西传统节日两者源自不同的自然环境和文化背景来简析这种现象。

中国的主要传统节日都是由岁时节令转换而来的，具有浓厚的农业色彩；西方的传统节日的起源都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两者并非“井水不犯河水”，而是有着诸多的天然相通之处。

中西节日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不约而同地传承着文化内涵，主要围绕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就是两种节日文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热爱之情。如西方的圣诞节中，人们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圣诞快乐”；而在中国的春节中，人们则见面就是“福禄寿禧”的祝词。

其次，就是传承尊老爱幼、景仰历史人物及忠于爱情的文明薪火。中国有敬老节重阳节，而西方亦有父亲节、母亲节；西方也有为忠于爱情的人们设立的情人节，而中国有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七夕节。

虽然中西方节日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中国文化也有其独特的闪光点： 第一个特点：中国传统节日中所有的活动，包括祭祀、庆贺、社交、游乐，以及宗教等民俗活动，都与人们的农耕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都直接源自于农耕生活，为着农耕生活；更不用说那些专为农耕生活而特定的二十四节气这些农事节日了。说中国古代节日起始于农耕生活，是因为这些节日，都不同于西方的圣诞节、复活节、宰牲节、开斋节之类的纯宗教信仰的节日。前者是为“现实与人生”过节；后者则是为着超自然、超人类，而主宰着自然与人类的“真主与上帝”过节。

第二个特点：中国每个传统节日，都是中国大文化的具体展现。

中国传统节日均不同于西方的狂欢节、愚人节、教师节、电影节、音乐节等那么专

一、那么单纯。中国每一个传统节日，都涵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天文、地理、人文、历史、伦理、道德、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等。中国的传统节日，是一种极为严肃、极其认真的“人文化成”活动。绝不仅仅是过节了，放假了，好好轻松轻松和朋友热闹一番那么简单。中国传统的每个节日，既不是单纯的祭祀、怀念，也不是单纯的热闹、娱乐，它是一种综合的中华文化现象。在节日中，每个人只有亲身参与到各项民俗活动中，才能感悟到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品位，从而提高每个人的文化素质和修养。

正因为如此，介绍中国的传统节日，如果不从这些特点入手，而仅仅记述节日中有哪些民俗活动，有哪些程序过场等这些表象，那中国节日恐怕就会黯然失色了，会远不如西方节日来的那么强烈和刺激。

对于节日在文化上的内涵，从全世界来看都有淡化的趋势，东西方参与节日庆典的人们，大多已经剥离了对各自节日起源及背景的束缚，文化起源及节日背景的意义，已经成为传统文化跨出国门时的一种特别护照，有了这种文化内涵，优秀的节日才更容易被全世界的人们所接受。今天的中国正在进行着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正在更紧密地融入到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并积极学习西方的先进文明和经验。在这样的变化中，中国要保持自身文化的优越性，才能不被时代所抛弃，才能不落后于世界潮流。

第二篇：中国节日文化

清明节

E31414061 网络工程 吴俣

我国传统的清明节大约始于周代，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

虽然作为节日的清明在唐朝才形成，但作为时序标志的清明节气早已被古人所认识，汉代已有了明确的记载。明最开始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气，清明一到，气温升高，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种瓜种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农谚。《历书》：“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丁，为清明，时万物皆洁齐而清明，盖时当气清景明，万物皆显，因此得名。”西汉时期的《淮南子·天文训》中说:“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则清明风至。”“清明风”即清爽明净之风。《岁时百问》则说“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所以清明对于古代农业生产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节气。清明节气在时间和天气物侯特点上为清明节俗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条件，该节气被看作清明节的源流之一。

清明节又叫踏青节，在仲春与暮春之交，也就是冬至后的第108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也是最重要的祭祀节日之一，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中国的满族、赫哲族、壮族、鄂伦春族、侗族、土家族、苗族、瑶族、黎族、水族、京族、羌族等24个少数民族，也都有过清明节的习俗，所以，清明节可以说是中国节日文化的一个典型而又古老代表。

清明节是中国重要的“时年八节”之一，也叫做民族扫墓节。其变成纪念祖先的节日与寒食节有关。晋文公把寒食节的后一天定为清明节。本来，寒食节与清明节是两个不同的节日，到了唐朝，将祭拜扫墓的日子定为寒食节。寒食节是中国古代较早的节日，传说是在春秋时代为纪念晋国的忠义之臣介子推而设立的。寒食节期间的习俗，主要有禁火冷食和后来成为清明节主要内容的祭扫坟墓。作为中国三大鬼节之一，清明之祭主要祭祀祖先和去世的亲人，表达祭祀者的孝道和对死者的思念之情。

在墓前祭祖扫墓，这个习俗在中国起源甚早。中国古人对祭祀祖先十分重视。

上古时候，家中有人去世时，只挖墓坑安葬，不筑坟丘标志，祭祀主要在宗庙进行。后来在挖墓坑时还筑起坟丘，将祭祖安排在墓地，便有了物质上的依托。

东周战国时代《孟子·齐人》也曾提及一个为人所耻笑的齐国人，常到东郭坟墓同乞食祭墓的祭品，可见战国时代扫墓之风气十分盛行。

秦汉时代，祭扫坟墓的风气更盛据，《汉书》记载，大臣严延年即使离京千里，也要定期还乡祭扫墓地。

到了唐玄宗时，下诏定寒食扫墓为当时“五礼”之一，因此扫墓遂成为社会重要风俗。唐朝之后，寒食节逐渐式微，于是清明节扫墓祭祖成了此后持续不断的节俗传统。

清明节后来还吸收了另外一个较早出现的节日—上巳节的内容。上巳节古时在农历三月初三日举行，主要风俗是踏青、祓禊（临河洗浴，以祈福消灾），反映了人们经过一个沉闷的冬天后急需精神调整的心理需要。约从唐代开始，人们在清明扫墓的同时，也伴之以踏青游乐的活动。由于清明上坟都要到郊外去，在哀悼祖先之余，顺便在明媚的春光里骋足青青原野，也算是节哀自重转换心情的一种调剂方式吧。因此，清明节也被人们称作踏青节。

融汇了两个古老节日精华的清明节，终于在宋元时期形成一个以祭祖扫墓为中心，将寒食风俗与上巳踏青等活动相融合的传统节日，清明节逐渐由附属于寒食节的地位，上升到取代寒食节的地位。这不仅表上坟扫墓等仪式多在清明举行，就连寒食节原有的风俗活动如冷食、蹴鞠、荡秋千等，也都被清明节收归所有了。

明清大体承接前代旧制，清明节仍然坚持并发展着其在春季生活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大节的地位。

民国时期，清明节这天，除了原有的扫墓、踏青等习俗，植树也成为习俗。

由于寒食节与清明节合二为一的关系，一些地方还保留着清明节吃冷食的习惯。在山东，即墨吃鸡蛋和冷饽饽，莱阳、招远、长岛吃鸡蛋和冷高粱米饭。泰安吃冷煎饼卷生苦菜。晋中一带还保留着清明前一日禁火的习惯。晋南人过清明时，习惯用白面蒸大馍，中间夹有核桃、枣儿、豆子，外面盘成龙形，龙身中间扎一个鸡蛋，名为“子福”。上坟时，将总“子福”献给祖灵，扫墓完毕后全家分食之。上海清明节时有吃青团的风俗。在浙江湖州，清明节家家裹粽子，可作上坟的祭品，也可做踏青带的干粮。农家有清明吃螺蛳的习惯，这天用针挑出螺蛳肉烹食，叫“挑青”。

清明之时，正是春回大地，人们乃因利乘便，扫墓之余亦一家老少在山乡野间游乐一番，回家时顺手折几枝叶芽初绽的柳枝戴在头上，怡乐融融。古时妇女平日不能随便出游，清明扫墓是难得的踏青的机会，故妇女们在清明节比男人玩得更开心，民间有“女人的清明男人的年”之说。

清明节是杨柳发芽抽绿的时间，民间有折柳、戴柳、插柳的习俗。人们踏青时顺手折下几枝柳条，可拿在手中把玩，也可编成帽子戴在头上，也可带回家插在门楣、屋檐上。谚语有“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清明不戴柳，死后变黄狗”的说法，说明清明折柳在旧时是很普遍的习俗。据说柳枝具有辟邪的功用，那么插柳戴柳不仅是时尚的装饰，而且有祈福辟邪之效了。

有人还把清明节叫作“植树节”。植树风俗一直流传至今。清明节植树的习俗，发端于清明戴柳插柳的风俗。关于清明戴柳插柳，有三种传说。最古老的传说，是说为了纪念教民稼穑耕作的祖师—神农氏，后来由此发展出祈求长寿的意蕴。再晚点的传说与介子推有关。据说晋文公率众臣登山祭奠介子推时，发现介子推死前曾经靠过的老柳树死而复活，便赐老柳树为“清明柳”。更晚点的传说是唐太宗给大臣柳圈，以示赐福驱疫。

清明节除了上述扫墓祭祖、踏青插柳的习俗之外，还有大量游乐的风习，千百年来，倍受人们的喜爱，如延续至今的牵钩、放风筝和荡秋千等，也还有曾盛行一时，惟今已不复见的射柳和蹴鞠。

后记：在思考中国节日文化的时候，我曾首先想过少数民族的重大节日，但是发现很多节日都是来自国外，并没有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影子。经过思考，最终我选择了清明节作为主题。清明节一方面是最传统的最熟悉的节日之一，另一方面很多人大概会避讳关于死亡的节日。其实我觉得中华的祖先很早就用清明节给我们树立一个正确的生死观，死者为大，但是不代表要避讳死亡。而且我们的初衷是对先人的缅怀，这是人类美好的品德之一，应当珍记。其实，原本我也不太清楚清明节，通过这次查阅资料，我才熟悉了这个传统节日文化内涵，虽然我的很多内容都是查阅来的，但是我经过很长时间的思考节选。

第三篇：中国节日文化（模版）

中国节日文化，在悠悠五千年历史长河中，一点点积淀、凝聚、流传至今。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璀璨遗产，它寄托着炎黄子孙的文化情感。我们将带你穿越历史的时空，饱享节日文化的饕餮盛宴：一个个传统佳节的起源演变、一则则神奇浪漫的节日传说、一篇篇脍炙人口的典故趣闻，以及令人垂涎欲滴的节日美食……本书呈现的是中国节日文化生活的优美长卷，读者只需要快乐地阅读，便可尽情领略扑面而来的节日风情。

国的传统节日沉淀了千百年的传统文化，从远古走来。每一个节日都有它的历史渊源、美妙传说、独特情趣和深厚广泛的民众基础。传统节日习俗反映了我们民族的传统习惯、道德风尚和宗教观念，寄托着整个民族对生活的美好愿望与憧憬，具有很强的内聚力和广泛的包容性。本书选取中国传统节日数个，以汉民族的传统节日为主；同时融入了作者对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理解与体会，关于传统节俗的介绍方面，较多地汲取了目前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供感兴趣的读者参阅。

节日研究是当下文化研究的热点问题，然而众多研究中无法掩盖的事实是角度单

一、分析趋同。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过程的加速，中国的节日文化发生了很大变化，无论是外部的中西文化交流还是内部的各民族文化互动，都对节日文化的内容与形式产生了巨大影响。当然，节日文化的演变是不平衡的。

北风吹，雪花飘，雪花飘飘年来到。即便是“躲债七天”的杨白劳，也得“回家来”，并且虽然“钱少不能买”，也要“扯上二尺红头绳，给我喜儿扎起来”。过年对于中国人而言究竟有怎样的魔力，以至于躲债的杨白劳甘冒被抓的风险也一定要回家来？其实，杨白劳不但欠黄世仁的债，他同样还欠“年”一个“债”。前一个债务是有形的，可以量化，亦是能够暂且欠一欠、躲一躲的；后一个无形的债务则既不可量化，又不能拖欠和躲避。非独杨白劳，几乎所有的中国人（或曰华人）都欠“年”一个“债”。这个“债”是老祖宗留下来的。

尽管春节至今仍然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但是年味却显见地越来越淡，不但过年的内容和形式都起了不小的变化，就是内心那种憧憬与期盼也无从捡拾了。比起春节，其他同样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传统节日就更显颓落了。虽然我们依然会在元宵节吃元宵、端午节包粽子，但是参与的热情却与日俱减，更不要说“人胜”、“中和”、“上巳”这些几近消失的节日了。

而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一些舶来的“洋节”却是越过越红火，青年人尤其是都市里的青年人在圣诞节、情人节间迸发出的热情，也足以燃起“冬天里的一把火”。

这是一些显见的现象，由来也不止一年了，而在过去的一年中，由于有“韩国申报端午节为文化遗产”和“将春节改期”的专家提议，使得“传统节日民俗保护”的讨论格外热火，看得出，“中国节情结”在社会上还是普遍存在的。

中国传统节日的根源

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其中大部之形成莫不跟历制有关。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李露露女士的新著《中国节———图说民间传统节日》（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将中国较重要的传统节日统计归纳为20个，其中来自日月时令交会的，或与之有关系的有16个：春节、立春、元宵节、中和节（二月二日）、上巳节（三月三日）、清明节、天贶节（六月六日）、夏至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冬至节，都与时气节奏大有关系；几个表面上与时气无关的，比如端午节、腊八节（十二月初八）、祭灶节（十二月二十三日）、除夕节，细查古制，也有时令的讲究。民间信仰认为五月为毒月，初五又是毒日，有五毒，即蛇、蜈蚣、蝎子、蜥蜴、癞蛤蟆。此月多灾多难，甚至生孩子都会夭折，因此必须采取各种方法预防，避五毒乃是过“端午”之初衷。腊

八、祭灶以及除夕节，均是春节的“伴节”，自然也是与时气相关的。而其余四节正月初七的“人胜节”、四月初八日的“浴佛节（释迦牟尼生日）”、七月十五的“中

第四篇：文化现象

[文化现象]2012文化热点关键词

岁末年终，又到了盘点的时间。回望2012，文化热点多不胜数。这一年，新媒体继续高速发展，信息交互日益加强，大众愈来愈感受到文化对社会生活、社会风尚所产生的强大的牵引作用。我们梳理出15件今年“最热”的文化事件和文化现象，重新审视它们的发生、发展以及影响，力图用记忆勾勒出2012年的文化面貌。

莫言获诺奖——传统文学创作重返公众视野

10月11日，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宣布将新一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莫言，这一结果不仅令中国文学界多年的 “诺奖情结”得以释怀，更在全国掀起一股“莫言热”，重新点燃了中国读者对传统文学的激情。莫言的代表作《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成为读者抢购的目标，其中，《蛙》一书更是长期占据各类图书排行榜的首位。

与此同时，与莫言同时期的当代作家，包括苏童、王安忆、贾平凹、阎连科、张炜等人，也受到更多的关注。对于中国文学乃至文化的发展来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创造了一个契机，使更多的人愿意走近文学、认识文学并热爱文学。

《中国好声音》——高品质节目成普遍需求

2012年的夏天因为《中国好声音》而显得格外“热”力四射。这档以“励志”、“专业”为标签的音乐节目，邀请刘欢、那英、庾澄庆、杨坤四大著名歌手担任导师，网罗一批集梦想与才华于一身的年轻音乐人，为中国电视音乐节目树立了新的高度。

当下，电视节目质量参差不齐，观众对高品质节目怀有强烈渴望。《中国好声音》坚守音乐精神、追求节目品质的做法是其赢得好评的关键因素。并且，节目中展现出来的平民情怀、草根意识和情感力量，也使它具有了不同于一般选秀节目的文化内涵，从而成为2012年最热门的全民话题之一。

《甄嬛传》及“甄嬛体”走红——“宫斗戏”热引发深度反思

若要评选2012最红电视剧，《甄传》一定位列前茅。这部电视剧于今年年初上星，收视率一路看涨，话题十足。宫中一众妃嫔的尔虞我诈被勾连至现代职场，观众大呼甚有共鸣。而由剧中台词衍生出来的“甄体”也风靡网络。

一方面，舆论对《甄传》在制作方面的成功之处表示肯定。但另一方面，舆论也针对它所传递的思想价值、精神内核以及对历史文化造成的影响，提出质疑：如果以争斗为主题的电视剧成为观众精神食粮的主菜，如果戏说成为电视剧诠释历史的惯用手法，那么，其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不能不令人感到焦虑。

第五篇：诸葛亮文化现象

诸葛亮文化现象

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沉，已形成一种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文化现象。关于诸葛亮，除史传记载外，有传说故事、论赞诗文、话本戏曲、小说评话、绘画雕刻、名胜古迹、祠庙祭祀等多种表现形式。这一文化现象的影响，也从历史走向现实，从国内走向国外，从政治、军事、经济走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且正在日益扩大和深入。本文仅就其形式，成因及意义略作探讨。

1．诸葛亮文化现象的种种形式

诸葛亮文化现象表现形式虽多，而其本源，或者称为源头，无疑当是陈寿的《三国志》及裴松之的注引。《三国志》书中除《诸葛亮传》外，提及诸葛亮的地方还有55处之多（含裴注，见《三国志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引把诸葛亮的生平、业绩、道德、情操都记录了下来，以后的各种诸葛亮文化现象，都是以此为母体发展和衍生的。

不少学者指出，裴松之注引中的“七擒孟获”、“大星殒落”、“死诸葛走生仲达”等，带有传说的性质。这说明，在诸葛亮死后，关于他的传说故事已开始在民间流传。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不断的流传、加工、改编和创造，诸葛亮的传说故事日益丰富和精彩。根据目前出版的《三国外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出版）、《三国人物别传》（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出版）、《三国名人传说》（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出版）、《诸葛亮传奇》（陕西美术出版社1989年出版）、《诸葛亮的传说》（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等书统计，关于诸葛亮的美好传说故事已达150个之多，流传地区也很广。这种民间口头文学形式，是诸葛亮文化现象生根发展的肥沃土壤。

对诸葛亮的评赞在三国时代就开始了。蜀国的吕凯称“诸葛亮英才挺出”。（《吕凯传》）邓芝对孙权说：“诸葛亮亦一时之杰。”（《邓芝传》）魏国的刘晔说：“诸葛明于治而为相。”（《刘晔传》）贾诩称“诸葛亮善治国”（《贾诩传》）。吴国的大臣张俨著《默记述佐篇》，评论诸葛亮与司马懿的优劣（《诸葛亮传》注引）。西晋的张辅著有《乐、葛优劣论》，专论乐毅与诸葛亮的短长，对二人作比较认识。其后，评赞诸葛亮的言谈文章不断。明末自称诸葛亮的三十六世孙诸葛羲、诸葛倬辑《诸葛孔明全集附评传》一书（北京市中国书店1986年重印），搜集历代评论编为四卷。清代张澍编的《诸葛亮集》（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辑录了唐代及唐以前评赞诸葛亮的文章，编为二卷。可惜搜录得都不全。由于目前没有关于诸葛亮论赞的专著，其数量难以精确统计。

从东晋桓温的《八陈图》诗开始，历代咏赞诸葛亮的诗歌就不绝于书，仅唐代就达40首之多。我曾经从自己搜集到的三百多首（下限为清代）中选出90首，辑成《历代咏赞诸葛亮诗选注》一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我发现这些诗篇，凡诸葛亮的事迹和遗迹，无一不咏及；诗篇的作者包括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庶民百姓的各种人士，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乃至世界文化史上一种罕见的现象。

关于诸葛亮的画像和雕像（或塑像）最早出于何时，不见诸记载，不过，唐代大画家阎立本已绘有诸葛亮画像（见清赵冀的《石刻诸葛忠武侯像歌序》），宋代也有诸葛亮画像（见苏轼的《诸葛武侯画像赞》），还有《三顾草庐图》（见《大籁阁旧藏宋人画册》）。只可惜这些绘画作品没有保存下来。目前我们能见到的有明代《三才图会》书中的孔明半身像和清代南熏殿藏《历代名臣画像》中的诸葛孔明造像。关于诸葛亮故事的绘画资料则十分丰富。元代的《三国志平活》和《三分事略》二书均为上图下文，插图中有许多关于诸葛亮故事的图画。多种明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清代刻本《绣像全图三国演义》中，也有许多诸葛亮故事的绘画。如明瓦历十九年刻本中有19幅，清代《第一才子绣像全图三国演义》中有诸葛亮一幅绣像和40幅插图。只是这些绘画都不甚高明而已。现在出版的几种《三国演义》连环画，都是出自画家之手，就已经进入较高层次的绘画艺术的领域了。

唐代四川的武候祠内已有诸葛亮的塑像。杜甫诗中有“宗臣遗像肃清高”，武少仪的诗句“武候神像俨如存”等，就是明证。宋代的朱熹曾立孔明木刻像在白鹿山洞内（见《坚瓠余集》卷四引《闻见杂录》）。其后，各地陆续兴建的武候祠庙内，均有孔明塑像。

唐代的“说话”，宋代的“讲史”，都有“说三分”的故事，其中有不少是关于诸葛亮的内容。“说话”和“讲史”后来发展成说书艺术，受到下层百姓的欢迎。由中央电台播出的袁阔成演说的评书《三国演义》，在那段时间曾掀起了一股不小的“听评书三国故事热”，其中与诸葛亮有关的故事是最精彩的部分，倍受听众喜爱。

现存的元末明初的三国故事戏曲有54种，有关诸葛亮的剧目达15种之多。在近现代舞台上，三国戏特别多，有“数不清的三（国）列国（戏）”之说，而诸葛亮的剧目有59种（参见陶君起著《京剧剧目初探》，中国戏剧出版社1963年出版）。近现代各地还出现了擅演以诸葛亮为主要人物的戏曲名角。

罗贯中所著《三国志通俗演义》，把诸葛亮作为该书的中心人物。清初毛宗岗在评改此书后，著文说：“吾以为《三国》有三奇，可称三绝：诸葛孔明一绝也，关云长一绝也，曹操亦一绝也。历稽载籍，贤相如林，而名高万古者，莫如孔明。其处弹琴抱膝，居然隐士风流；出而羽扇纶巾，不改雅度。在草庐之中，而识天下三分，则达乎大时；承顾命之重，而至六出祁山，则尽乎人事。七擒八阵，木牛流马，既已疑鬼疑神之不测；鞠躬尽瘁，志决身歼，仍是为臣为子之用心。比管乐则过之，比伊吕则兼之，是古今贤相中第一奇人。”罗贯中把诸葛亮描写成一个忠贞忧勤的丞相和神机妙算的军师，塑造为一个封建社会尽善尽美的经纶济世之土。《三国演义》小说的广泛流传和深远影响，使该书成为诸葛亮文化现象中最精彩的组成部分。

众多名胜古迹，是诸葛亮文化现象的一个特色。这些遗迹一部分为诸葛亮显迹所至而留下，一部分与他间接有关、甚至无关而为后人所附会。捡阅地方志，可以看到各地在历史上仅以诸葛亮命名的地名就上百。什么诸葛城、诸葛营、诸葛寨、诸葛堰、诸葛堤、诸葛井、诸葛洞武侯山、武候坡、武侯桥、武侯岩、孔明寨、孔明洞等等。关于诸葛亮遗迹之多，可以说是我国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不能与之相比的。

自公元263年在陕西勉县定军山下为诸葛亮建庙后，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河南、甘肃、湖南、山东、江苏、浙江、台湾等十二省的不少地方相继修建起一座又一座武候祠。历史上究竟有过多少武候祠，已经无法统计了。据有关地方志记载，清代在云南省有三十四座武侯祠，贵州省有十八座，而四川省有四十座。仅成都市一地，历史上先后就有过八座。直至今天，全国保存下来的，被列为保护单位的武侯祠也在十座以上。而且，不少地方的武候祠已形成赶庙会的风俗，每年定时举办祭祀活动。如台湾南投县的武侯祠，以农历七月二十三日为诸葛亮生日，要举行祭祀活动三天，来祭拜者数万；浙江兰溪的诸葛镇，以农历八月二十三日为诸葛亮的生日，要在镇内诸葛祠堂举行仪式，办庙会，现又改为商品交易会。

诸葛亮文化现象是多种多样的，以上仅是主要部分。此外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表现形式。如诸葛亮在道教方面的影响，在阴阳八卦、星占术方面的种种形式等。根据文化学的定义，文化从结构和层面上可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名胜古迹，祠庙建筑是物质文明的体现；而诸葛亮在政治、经济上的不少建树又属于制度文化；他在伦理道德、社会心理、民间风俗方面产生的影响则属于精神文化。诸葛亮文化现象的函盖面是比较全面的。

2．诸葛亮文化现象的主要成因

一个历史人物，能够形成一种文化现象，原因是多方面。诸葛亮文化现象的形成，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诸葛亮本人是一位杰出人物，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卓有成就。他“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出佐刘备后，施政治蜀，“外联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陈寿：《进诸葛亮集表》）诸葛亮一生的所作所为，使西南地区的政治清明，经济、文化都得到发展，这在客观上符合当时人民要求结束战乱的强烈愿望，对历史的进步起了积极作用。

诸葛亮死后，“黎庶追思”。百姓十分怀念这位清正廉洁、勤勉忠贞的丞相，留恋他给蜀地带来的安定繁荣。这种深切的缅怀，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衰减。唐代的孙樵说：“武侯死殆五百载，迄今梁汉之民，歌道遗烈，庙而祭者如在，其爱于民如此而久也。”（《唐文粹》卷五十五上，《刻武侯碑阴》）裴度到成都两年，耳闻目睹蜀人对诸葛亮的崇拜，他在武候祠祭拜孔明后撰文说：“蜀国之风，蜀人之心，锦江清波，玉垒峻岑，人海际天，知公德音。”（同上，《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尝碑铭并序》）诸葛亮的功德，如江水长流，如高山长存。因此，人们修祠建庙祭祀他，保护与他有关的遗迹，同时附会出大量的遗迹，一代一代传颂他的故事，以表达崇敬之情。

其次是社会政治的原因。在封建社会，为争夺皇位，父子兄弟君臣反目厮杀的事件层出不断。而诸葛亮身为两朝大臣，刘备在时，他竭忠尽智，为之奔走效力；刘备死后，他大权在握，独专朝政，辅佐其子更加兢兢业业，日理万机，南征北战，出将人相，慎始全终，直至殒身五丈原军中。他的忠贞十分难能可贵，倍受统治者的青睬，所以被历代君王树为典范，让臣子效法。唐太宗李世民就曾要求大臣房玄龄等“企慕及之”，学习诸葛亮（《贞观政要》第十六）。

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在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下，胸怀“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乐于为君王所用。但是，昏君奸臣当道的严酷现实，使他们空怀建功立业之志，在具济世匡时之才。于是，他们撰文赋诗，把满腹幽怨借前代的明君良臣宣泄出来。杜甫咏赞诸葛亮的诗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前后写了十多首诗篇，深情沤歌诸葛亮，在高度评价诸葛亮的同时，又借古人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感心情和忧国忧民的情感。

在社会**之时，在外族入侵之际，人民渴求安定，需要精神力量。“《出师表》上留遗恨，犹自千年激壮夫。”（薛逢：《题筹笔驿》）在宋元时代，人民在反抗北方落后民族的侵略压迫时，为了从诸葛亮的谋略智慧和多次北伐的精神中寻求力量，于是，编织出很多关于他足智多谋的故事，以激励抗敌御侮的斗志。

再次是深刻的社会文化心理因素。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沉积在人们心里的价值取向，对诸葛亮文化现象的形成和发展起的作用最大。

中国传统文化属伦理型文化，提倡人的最高需要是道德需要，人生的最大价值是道德价值，在道义与生命发生冲突时，它要求后者服从前者，推崇“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系统中的价值观，就具有十分强烈的伦理化特征，具有超功利的价值取向。受这种价值观的制约和支配，人们在评判历史人物和事件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论其好坏善恶，而不是根据业绩功过来判断其人其事在历史上的作用。以这种伦理型价值观对人物评判最为突出和典型的例子，可能要数三国时代的曹操和诸葛亮了。

诸葛亮与曹操相比，论才干，在理政、打仗、用人等各方面都稍逊一筹；论功绩，在政治、军事、文学等领域二人的贡献也相差一等。这些，在史学界是公认的。然而，千百年来，诸葛亮则得到过誉的称颂，名垂宇宙；曹操却屡遭贬斥，横遭唾骂。原因何在呢？一方面在于二人秉性品格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伦理观，产生了不同的道德行为；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一方面，就是凝结于中国人心理中的传统价值观所作出的评价。

由于传统价值观的伦理化特征，中国人在评判人与事的是非时，总喜欢归为正反两类。例如忠与奸、正与邪、善与恶、仁德与残暴、信义与狡诈、廉洁与贪污、聪明与愚笨、勇猛与怯懦等等。在两者之间；人们又总是推崇前者而摒弃后者。三国人物也曾被归类，清代毛宗岗评改《三国志演义》，就称诸葛亮为“智绝”，关羽为“忠绝”，而曹操则成了“奸绝”。这种不好即坏的分类是片面性的，不过，它宣泄了一个民族强烈的爱憎感情。诸葛亮文化现象的形成，既是我们民族情感的表达和宣泄，也是一种文化认同。

3．诸葛亮文化现象的现实意义

诸葛亮文化现象是在1700多年中逐步形成的。它的形成，是一个滚动发展的过程，而且至今，这一过程并未结束。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每当在新的文化领域中有新的形式出现时，也会有新的诸葛亮文化现象出现。如电视连续剧《诸葛亮》、《三国演义》邮票、三国人物文化衫等等，就是新时代所产生的新形式。

各种表现形式的诸葛亮文化现象，有雅俗之别和古今之分，而且在内涵上也有差异。历史上的诸葛亮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当他迈进后人的生活和思想意识中，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时，就被熔铸、再造了。人们不再拘泥于历史事实，而是将自己的生活体验和理想追求寄寓在他的身上，并作了种种艺术再造。所以，作为文化现象存在的诸葛亮，已获得了新的意义和新的生命。他不再是某一历史人物的复制品，而是反映着再造他的各个历史时期的种种人物的思想感情、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念。

元代中期英宗至治年间（1321―1323）刊刻的《三国志平活》，是民间艺人讲史说书的一个底本。书中的孔明是一个性格粗豪而有神奇本领的军师，兼备“人也，神也，仙也”于一身。他缺乏雍容儒雅的名士风度，也没有避世逸民的闲散习性。这是因为处在反抗外族压迫下的人民群众，根据自己的理想和经验创造出的一个带有浓厚民间色彩的人物。这与罗贯中《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就大大不同。面唐代诗人笔下的诸葛亮是一个“大名垂宇宙”，受到明主知遇而“誓将雄略酬三顾”的一代宗臣。

无论是贤相的典范，智慧的化身，或者民间祭拜的神人，诸葛亮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后，从总体和主流上看，它凝聚着晋唐以来各类人们的历史观、伦理观和价值观，反映了各阶层人们意识的折衷。

诸葛亮文化现象反映出的历史观，是一种英雄史观。中国传观文化中的英雄、神灵崇拜现象十分突出，对各种历史人物的崇拜影响了中国人的信仰，也反映出他们的种种愿望。对诸葛亮的崇拜，除去迷信和荒诞的成分外，则是古人对清宫贤相的崇敬和对太平盛世的渴望。

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重人伦关系，重精神境界，重整体观念，重修养践履等。诸葛亮文化现象反映出的道德观无疑是传统伦理道德的典型体现。我在《诸葛亮与传统价值观散论》一文中，指出了他的价值取向是以伦理道德为标准的（拙文载《社会科学研究》，1994年3期）。评价诸葛亮不能以成败论英雄。若以成败论英雄，则把事功作为评判的价值标准，那么，诸葛亮北伐的大业未能成功，兴复汉室的壮志未酬，他是一个失败者。而诸葛亮文化现象是以伦理道德作为评判的价值标准，充分肯定并弘扬了诸葛亮的尽忠、尽职、尽责精神和北伐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价值取向。

人类对智慧的肯定和崇拜是超时空和超阶级的。诸葛亮文化现象创造出一个我们民族智慧的崇高典型，这一典型既是理想的，也是现实的，各朝各代的人们都从中汲取精神力量。诸葛亮文化现象能够形成和发展，并进入今天的现代生活，正是因为它蕴藏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超凡的智慧。

诸葛亮文化现象形式多样，内涵丰富，从总体和主流上看，它体现出的忠贞品格，坚定意志，折而不挠的精神，廉洁奉公，恪尽职守，任劳任怨，鞠躬尽瘁等优秀品质，正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集中表现。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它在体现传统文化的同时，又反过来对今天的中国文化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今天的中国，是昨天中国的继续，中国悠久历史所创造出来的优秀民族文化，应该大力弘扬，以为现代化服务。诸葛亮文化现象作为传统文化中具有积极意义的一部分，有不少值得我们继承的东西。

在当前改革开放时期，一些人受西方价值观的影响，对个人欲望采取放纵态度，为满足私利而不择手段，置道德法律、国家和集体利益而不顾，以致损害他人，危害社会。而诸葛亮文化现象所体现的重义轻利、尊公轻私的价值观，我们可以继承下来，注入现代社会的新鲜内容，把个人的权利与义务，人的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统一起来，作为人们高层次的道德要求，用以扼制见利忘义的歪风邪气，为我们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大业服务。

当前社会存在着经济发展与道德滑坡并存的现象，而发扬传统的理想人格，有助于解决这一矛盾。诸葛亮文化现象所体现的人生态度和人格精神，包涵有重责任，讲义务，积极有力，自强不息，提倡立德立功等内容。我们吸取其中的精华，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这对于振兴民族精神，补偏救弊，培养“四有”新人必定有积极的意义。

诸葛亮文化现象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在我们当今的物质文明建设中能发挥作用，而且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将更为突出。这种作用，会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日益扩大和深入。

（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 谭良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