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芙蓉镇

第一篇：读书笔记芙蓉镇

《芙蓉镇》读书笔记

这个暑假我在家看了一些书，有些比较肤浅的当成小说看过一遍就算了，有些书却是每一次重读都有新的体会。

古华的《芙蓉镇》是第一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这本书是中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之一，所以在中学时我就已经读过这本书了。当时对于小说中描绘的那段时光不怎么了解，所以这本小说给我的印象不是很深。以为这只不过又是一个经历了文革的文人对于这场事件的控诉。因为以前通过各种途径得知“文化大革命”对于当时文人的冲击很大，料想一个刚从那样轰轰烈烈的斗争中走出来的学者理应以自己的方式对这段历史加以控诉。

之后随着知识量的增加，通过各种渠道，我对于中国那段时期的历史有了一个新的了解。现在再读《芙蓉镇》，就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作者古华是来自于湖南嘉禾县的一个偏远山区，在他的自序中，他写道“由于自己的文学根底不足，身居偏远山区，远离通都大邑，正是求师无望，求教无门。”纵观这本小说，全书共分四章，每章七节，每个章节都有标题，结构紧凑，框架鲜明，逻辑性很强。描写了1963~1979年我国湘南农村的社会风情。以寡妇胡玉音的冤情为主线，描绘了“一曲严峻的乡村牧歌”。

整个故事的情节很老套，与几千年来中国人民积淀下来的一些故事有点类似。主要是写乡村女子胡玉音靠卖米豆腐发了家，却遭人嫉恨，被冤枉成“资本

主义的毒瘤”在文革时期被批斗。期间她的丈夫因对这不服，反抗被打死。她在遭受批斗的时候和同是“坏五类”的知青秦书田相爱，又被拆散。文革结束后，胡玉音被平反，生活复归平静。

这种故事在文革时期其实很常见，相信也有很多作者文人以这段时间为背景写了很多文章。但是这篇文章能如此受到读者的亲睐，在这么多书中脱颖而出，一定有其自身的优势。与现在大多数网络小说不同，文章的节奏很快。作者选取1963年、1964年、1969年、1979年四个年代来写，四个年代各成一章，每章七节，每节间又环环相扣，构成一个严谨的整体。作者没有把这个故事写成类似“寡妇哭坟”、“双上坟”或者“一个女人的昭雪”之类的不动脑筋的题材，借助芙蓉镇在那几年风土人情的变化来映射文革时期政治的波动。文章语言凝练朴实,有对农村生活的描述，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和对“左”倾路线的批判。

在第一章，主要描绘湘西边陲小镇的人物风情。分七个小节：一览风物、女经理、满庚哥和芙蓉女、吊脚楼主、“精神会餐”和《喜歌堂》、“秦癫子”、“北方大兵”。七个小节将故事发生的地方和接下来要出场的几位主角一一作了介绍。每个人都不尽相同，各自有各自的性格特点。芙蓉镇上风景秀丽，居民和乐安详。胡玉音的勤劳和善、女经理李国香的度量狭小、王秋赦的圆滑懒惰……

第二章，山镇人啊，这一章用了很多的对比。主要描写胡玉音从一个生活富足的小商贩变成了人人喊打的“黑五类”。这一章的七小节：第四建筑、吊脚楼啊、女人的帐、鸡和猴、满庚支书、老谷主任、年纪轻轻的寡妇。胡玉音一家

由胜至衰，最后丈夫黎桂桂死亡，胡玉音成了年纪轻轻的寡妇。这里的对比主要有：将胡玉音靠自己的努力盖了一幢楼房，成了芙蓉镇上的第四建筑，生活富足和“运动根子”王秋赦由于好吃懒做将分配到的吊脚楼变卖得差不多生活拮据。国营店女经理的算计刻薄和胡玉音的善良坚韧。黎满庚的背叛和谷燕山的坚持……这一章用了很多的对比手法将文化大革命这场**从初见端倪到满城风雨刻画得淋漓尽致。

第三章，街巷深处。其中的包括了新风恶俗、“传经佳话”、醉眼看世情、凤和鸡、扫街人秘闻、“你是聪明的姐”、人和鬼。这一章描写了李国香由于乱搞男女关系被批斗，到因为舅舅的帮助而重返芙蓉镇成为女常委，继而和大队支书王秋赦私通。胡玉音和“秦癫子”被罚扫大街日久生情，结为夫妻。还有谷燕山和黎满庚在醉酒后敢于说出真话，讽刺李国香和王秋赦，结果被王秋赦告密。

第四章，今春民情（一九七九年）。总共也有七小节：芙蓉河啊玉叶溪、李国香转移、王镇长、义父谷燕山、吊脚楼塌了、“郎心挂在妹心头”一个时代的尾音。1979年，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很多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这一章主要写王秋赦等人的负隅顽抗，但最终胡玉音等人的案子还是得以平反。胡玉音在生产过程中险些难产，秦书田被分配到其他地方和胡玉音分开了，还好有谷燕山相助，生了个男孩，并认谷燕山为义父。黎满庚夫妇也为当初为了自保而供出胡玉音表示悔恨，两家和好，最后和丈夫秦书田相见，一家人终于团聚了。而王秋赦的吊脚楼也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塌了，王秋赦由于受不了精神上的打

击疯了，李国香被调走了，芙蓉镇在这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后风雨飘摇了几年终于又恢复了平静。

吊脚楼的坍塌，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终止。吊脚楼主王秋赦发疯后，每天都在新街、老街游来荡去，褴褛的衣衫前襟上挂满了金光闪闪的像章，声音凄凉地叫喊着：“千万不要忘记啊——!”、“‘文化大革命’，五、六年又来一次啊——!”、“阶级斗争，你死我活啊——!”芙蓉镇的人们见了他避之唯恐不及。他成了一个时代可悲可叹的尾音。

第二篇：《芙蓉镇》

当历史遇见影视

——由《芙蓉镇》谈影视史学

082014016 徐迟

前言

罗森斯通（Robert A.Rosentone）曾描述过：“30多年前当我还是UCLA的研究生时，历史刊物上从来不会提到影视，若我们表示要做关于影视的学位论文或者声称一部电影有可能成功地表现历史的话，博导会毫不客气地将我们踢出项目或者直接将我们送进精神病院„„然而近20年后，重要的刊物经常性地刊登有关影视的文章或评论，学术会议上会展开有关影视的小组讨论。”1 年鉴史家马克·费侯（Marce Ferro）对影视史学的态度也是从不认可到认可，他在考虑自己提出的问题“是否存在历史的电影作品？”时，起初的回答是不存在，他认为“导演盲目地将国家的或左派的意识形态混杂在历史作品中，而他们的作品最终沦为仅仅是愚众历史的一种视觉副本”，而一些优秀导演（如俄罗斯的Andrei Tarkovsky、德国的Hans Jurgen Syberberg等）的作品使他认为还是存在一些“例外”，认为这些“有着强烈的历史视角的作品还是能够超越国家意识形态和本国传统势力的，并能作出独立的历史解释”。

21988年12月出版的《美国历史评论》第93卷第5期专门开设“影视史学讨论”专栏，邀请罗森斯通（Robert A.Rosentone）、赫希利（David Herlihy）、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和陶普林(Robert Brent Toplin)等就历史学与影视形象的关系、历史学与影视的结合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3 海登·怀特在《书写史学和影视史学》这篇文章中，创造了“影视史学”（historiophoty）一词，以和传统的“书写史学”（historiography）相对应。此后，以一或二部电影为个案，针对影视史学各方面的讨论层出不穷。如1992年《美国历史评论》在97卷2期发表的关于JFK与电影的论坛专题，其中《JFK：历史事实/历史电影》，涉及

4到影视史学的本质问题、历史事实与历史电影的关系问题。周梁楷教授于1993年，以《谁

杀了肯尼迪》（JKF）和《返乡第二春》（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二部影片为讨论对象，从史学理论中的历史因果关系和西方史学嬗变的学科视角，对影视史学的若干方面作出了很生动而又透彻的解析。翌年，他又撰《辛德勒选民：评史匹柏的影视叙述和历史观点》。他认为，在影片《辛德勒名单》（Schindlers'List）中，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史匹柏）执意用黑白影片（只有在片头和片尾各有一小节彩片）传达出一段往事，其影像视觉的效果可能远超过任何书写的历史。5 张广智教授亦曾以《红樱桃》和《人约黄昏》作为个案分析的例证，说明影视史学与书写史学相比，具有更强烈的感染力，且一部经典之作，往往拥有比书写史学更为广泛的受众阶层。6 笔者无意于对影视史学与书写史学孰优孰劣进行讨论，而欲取影片《芙蓉镇》，这一叙述共产党建政后政治运动的历史剧情片，7 在电影创作背景、现实性1 Robert A.Rosenstone: “The Reel Joan of Arc:Reflections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Historical Film”,the Public historian, Vol.25,No.3(Summer.2003), p62.2 Robert A.Rosenstone: “Does a Filmic Writing of History Exist?”,History and Theory, Vol.41,No.4(Dec.2002), p136.3 程群：《〈美国历史评论〉：第一份科学的美国历史杂志》，《史学月刊》，2004年第4期，第75页。4 Robert A.Rosenstone: “JFK:Historical Fact/Historical Film”,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97,No.2(Apr.1992)转引自张广智：《影视史学：历史学的新领域》，《学习与探索》，1996年第6期。原文周梁楷：《银幕中的历史因果关系：以〈谁杀了肯尼迪〉和〈返乡第二春〉为讨论对象》，载台湾《当代》月刊第74期（1992年6月）；台湾《当代》月刊第96期（1994年4月）。张广智：《影视史学：历史学的新领域》，《学习与探索》，1996年第6期。周樑楷教授认为，“影视历史文本如果特指影片媒体的话，通常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纪录片（documentary

1等方面陈述关于影视史学的若干肤浅认识。

一、影片创作的时代背景

1984年，谢晋导演执导的影片《芙蓉镇》轰动了全国。这部集结了刘晓庆、姜文、徐松子、张光北等优秀演员的“反思影片”，深刻而又细致地描绘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对人的摧残和随之引起的社会变革。电影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受到产生这部影片的社会历史语境的影响，常常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和现实的社会主题契合统一。谢晋作为对政治风云有过切身经历和遭遇的导演，对现实政治有着一种发自内心的偏爱和敏感。因此，谈到谢晋电影，人们都不约而同会谈到它和中国政治的密切关系。这本是无可厚非，但是许多分析有一种简单化的倾向，即简单地把谢晋电影和主流

8政治话语划等号、或简单地视其为巩固传统主流话语服务的。

电影《芙蓉镇》是根据古华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小说发表于1981年，因其“政治

9风俗化，风俗政治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获得了首届茅盾文学奖。但直到1986年电影

才开始拍摄，而1986年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时间概念，它既是粉碎“四人帮”的第十年，10又是“文革”发动的二十年，而且谢晋导演在影片拍摄前多次提到这一时间概念； 并且，这一年巴金在《十年一梦》中发出了建立“文革博物馆”，“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

11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 的呼吁。因此，在这样特殊的历史语境下，对极左路线、特别是“文

革”的彻底否定就自然而然成为影片《芙蓉镇》最鲜明的思想主题。

谢晋曾说：“在看《芙蓉镇》小说的时候，我就会回想自己走过的弯路，过去的岁月于

12是会在心中翻腾，这一切的历史都会引起我的思考。” 显然，谢晋是对《关于党的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理解最深、感触最多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之一。这既和他作为一个艺术家对生

13活的思考深度有关，也和他作为一个共和国的普通公民的切身经历有关。当他把自己对共

和国当代史的理解搬上银幕时，他也是用电影改写了关于中国当代史的传统“官方”版本。这些影片作为对新中国从“反右”运动到“文革”以来历史的重写，整个创作过程始终充满

14了巨大的争议和风险。《天云山》从一开始筹拍就面临巨大的压力。《牧马人》在拍摄中

途曾经被命令停机，后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和上海市委领导的支持下才得以继续拍摄工作。《芙蓉镇》作为当时最直接、最完整地表现“文革”这一段特殊历史时期的影片，其面临的压力 film），另一是历史剧情片（historical-drama film）。”

可参见李奕明、汪晖、佘爱春诸家观点。李奕明《谢晋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地位》，《电影旅者：谢晋从影50周年回顾文选》，台北市中国电影史料研究会，1999年9月，第37页。转引自陈犀和、黄望莉：《最后一个大师：论谢晋电影的政治意识、女性形象和叙事风格》，《当代电影》，2004年第1期注（1）。汪晖：《政治与道德及其置换的秘密》，载《论谢晋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年。佘爱春、陆楚琼：《再论谢晋电影的政治化倾向：以影片﹙芙蓉镇》为中心考察》，《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8期，第113页。佘爱春、陆楚琼：《再论谢晋电影的政治化倾向：以影片﹙芙蓉镇》为中心考察》，《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8期，第113页。谢晋：《影片﹙芙蓉镇》导演阐述》，《电影新作》，1986年第4期。巴金：《十年一梦》，人民日报出版社，1986年，第131页。：《从一部电影的角度解读一代电影大师谢晋——从〈芙蓉镇〉到芙蓉镇》。谢晋导演在“文革”初期饱受折磨，本人被关进牛棚；父母双双自杀；两个残疾的孩子流落街头，受尽侮辱。根据张瑞芳在2003年11月上海大学举办的“谢晋电影艺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发言和谢晋本人在研讨会上的发言。转引陈犀和、黄望莉：《最后一个大师——论谢晋电影的政治意识、女性形象和叙事风格》，《当代电影》，2004年第1期，注（5）。谢晋导演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期先后拍摄了后被称为“反思三部曲”亦称“文革三部曲”《天云山传奇》（1980年）、《牧马人》（1981年）及《芙蓉镇》（1986年）。8

更是可想而知。它在完成后曾被迫取消了原定的首映式，并修改了影片的结尾。在80年代这样一个充满希望、也充满暗礁和变数的时代，谢晋的选择是需要巨大的勇气和胆略的。事实上，这种对历史的重写不但改写了历史，也改写了现实。从《天云山传奇》开始，到《牧马人》，又到《芙蓉镇》，谢晋的每一部电影都是中国当代文化史的上一件大事，为寻求当代中国的新的文化身份提供了一个鲜明的、进步的、有凝聚力的标志。

二、反思中的现实主义

《芙蓉镇》是谢晋导演的“反思三部曲”之一，为什么他要连续拍摄这三部系统讲述“反右”及至“文革”题材的作品？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深感共和国政治运动的扩大化是对民族

16活力的极大摧残。作为现实主义艺术家，他认为必须引起全民的深刻反思。周梁楷教授亦

曾探讨创作者在历史剧情片中的现实意识。17 谢晋在《芙蓉镇》影片中所创作出的吴玉音这个艺术形象，是他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一个特点。他总是把眼光投向普通人民，写出他们的单纯，写出他们的善良，从而也对“四人帮”给无辜百姓带来的伤害进行了强烈的抨击。“喜欢以少数几位人物以剧中主角，描述他们之间的喜怒哀乐和矛盾冲突，尤其把这些任务放置在战争或乱世之中，以便增加戏剧的张力”，这种拍摄手法也是历史剧情片的特色之一。18 具体到影片，1963年初春，胡玉音在芙蓉镇上经营着米豆腐生意，她和丈夫省吃俭用攒钱盖了新屋，后竟被扣上“富农”的帽子，也就是“黑五类”。但深信勤劳致富的她，不得已远走他乡。回来之后却物是人非，丈夫已被“组织”迫害致死。初恋情人黎满庚也因为她受到牵连，送到县里去“反省学习”。一个女人怎么也无法经受这么沉重的打击，她跪在丈夫的坟头前痛苦不已。这时，秦书田走进了她的生活，与胡玉音一起扫大街，照顾她的生活。胡玉音渐渐发现，原来这个“人鬼不分”的年代，还有秦书田这样的人可以依靠，于是二人秘密结婚。

对于在“反右”运动扩大化中遭受迫害的知识分子，谢晋亦充满了同情，而且有切身的体会。他一方面写出了这群知识分子对理想的追求，写出了他们的单纯、真诚的性格，同时也写出了他们的弱点，他们的盲目性、妥协性、软弱性。秦书田是本片中最早被扣上“黑五类”帽子的，可是，他才是一个活得真正快乐的人：扫街都能跳起华尔兹来。和胡玉音结为夫妻，是用自己的方式，来和这个疯狂失控的年代做顽强的斗争。在有胡玉音的日子里，秦书田不再是那个可悲的右派分子，而几乎成为一个在革命恐怖与暴力统治中，自尊、勇敢前行的精神贵族。他一改懦弱与逆来顺受，机智地捉弄了红得不可一世的书记王秋郝。他发现了王秋郝夜半三更从李国香窗口跳出来，便铲了一摊粪置于李国香窗口，让王秋郝在粪土中，哑巴吃黄连。面对王秋郝的狼狈相，秦书田与胡玉音乐开了怀。谢晋导演充分地把民间智慧赋予知识分子秦书田，同时给电影至始至终的压抑氛围，平添了些许幽默与轻松的狡黠。

一个现实主义艺术家，既然他面对现实生活，他必然要不断揭露一切违背人性的现象，而呼唤人性正是一个现实主义艺术家必然拥有的精神力量。《芙蓉镇》的现实主义力度是毋1515 根据谢晋本人在2003年11月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召开的“谢晋与20世纪中国电影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转引自陈犀和、黄望莉：《最后一个大师——论谢晋电影的政治意识、女性形象和叙事风格》，《当代电影》，2004年第1期，注（7）。何世鸿：《当之无愧的现实主义导演谢晋 我看《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三部电影》，《宁波通讯》，2009年第1期，第34页。周樑楷：《历史剧情片的〈实〉与〈用〉——以《罗马帝国沦亡录》和〈神鬼战士〉为例》，台湾《当代》月刊第156期（2000年8月）。Robert B.Toplin.History by Hollywood(Chicafo..Uniecity of Illinois Prese.1996).p.5.转引自周樑楷：《历史剧情片的〈实〉与〈用〉——以《罗马帝国沦亡录》和〈神鬼战士〉为例》，台湾《当代》月刊第156期（2000年8月），第59页。

庸置疑的，但是，它毕竟诞生于80年代。上世纪的80年代依然是一个由政治意识形态主导，夹杂着左倾右倾多种思潮，并混杂多种传统的、现代的政治教条的年代。一个仍处于政治运动状态下的思想解放时期。虽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已成一种常识，但是何为实践？何为真理？依然还处于诡辩乃至莫衷一是的状态中。各种各样的社会评价常常为政治评价所左右，清除精神污染，人道主义异化的讨论，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问题，时阴时晴地运动着。谢晋导演在《芙蓉镇》中，也依然未能免俗。王秋郝这个“土改根子”、贫雇农，热衷于打土豪分田地、盼望着天天都在土改的人物，他从一个地痞到书记到文革后成为一个政治疯子，这种人生轨迹不乏个例，但是，作为一种文艺形象，他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中，19成为一个概念化、观念化模式的人物类型，成为一种过于普遍的人物象征。《芙蓉镇》对

这个人物的塑造，虽然孤立地看，似也还算合理，与整部电影的任务构思并不背离。但是，这个人物的平面化却是显而易见的。秦书田平反昭雪归来，与胡玉音新婚燕尔之时，疯了的王秋郝前来讨吃，敲着破锣，口中大喊着：“运动啦、运动啦！”看似很深刻的反讽，对文革、对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反讽，但它的生活理据与现实政治相去甚远。事实是，真正让文革逼疯的，反倒是文革中的罪人，饱受文革迫害的人。历史与现实所展现的正恰恰相反，许多文革的既得利益者，卖友求荣者，并未得到应有的清算。反之，摇身一变，依然是风生水起，平安无事。这种现实更为可怕，也更为深刻地彰显着难以言喻的社会政治弊端。

三、现实与虚构的博弈

历史剧的真实性问题往往成为否定“影视史学”的学者的把柄，然而，海登•怀特指出:“现代的史家必须自觉，分析影视图像时的‘解读’方法和研读书写的档案是截然不同的。”他同时又说，“选择以视觉影像传达历史事件、人物及某些过程的那一刻，也就决定了一套

20‘词汇’、‘文法’和‘句法’。” 张广智教授亦表示，符合历史真实，当然是一部历史

电影(不管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的基本要求，但它不是历史教科书，它的制作还应遵循艺术创作的一般规律。正如吴晗在谈到历史剧与真实的历史之区别时，这样指出：“历史剧作家有充分的虚构的自由、创造故事加以渲染、夸张、突出、集中, 使之达到艺术上完整的要求，具体一点说，也就是要求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没有浪漫主义也是不能算历史剧的。”

21因此影片《芙蓉镇》，虽然以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给我们讲了一个小镇的故事，但不能否认这个故事的空间假定性。戏剧冲突，是现实主义叙事作品的一个要素。为了调动观众的观影兴趣，必定会对史实空间进行重新整合，从而形成新的、冲突集中的故事空间。22 《芙蓉镇》的故事是集中在“文革”前后江南一小镇，这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与外界大环境的信息流通靠着以李国香为代表的“工作组”来完成。秦书田、胡玉音的命运也随着不同阶段“工作组”的到来而发生变化。

23罗森斯通曾因自己的两部著作先后被改编为电影, 而对影像史学给予了更多关注。尽

管富有感染力的画面, 鲜活的人物和生动的辞藻将罗森斯通所描写的历史重新唤醒，但他也注意到影片呈现的与自己所理解的历史之间大相径庭。譬如，Reds一片热衷于虚构，将1917 19 郭蕤：《论21世纪视野中的谢晋电影 以《芙蓉镇》为例》，《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104页。转引自张广智：《影视史学：历史学的新领域》，《学习与探索》，1996年第6期，第119页。21 张广智：《影视史学: 历史学的新生代》，《历史教学问题》，2007 年第5 期，第40页。沈有元：《“文革”记忆：“历史”外的影响叙事》，华东师范大学2006级硕士学位论文，第11页。23 一部是Reds(中译名为：《烽火赤焰万里情》, 或《乱世情天》《赤色分子》, 1982年), 另一部是The Good Fight(《为正义而战》, 1984年)。

年的主人公约翰·里德(John Reed)置于他不可能乘坐的由法国驶往彼得格勒的火车上。而The Good Fight一片则犯了很多纪录片的通病：通过让一些幸存的老兵的回忆来重建四十多年前的西班牙战争，并不管他们的回忆对错与否，不加甄别地把记忆和口述等同于历史。将历史事件小说化、不审慎地考证史料的做法显然已经扭曲了历史的定义。24 也许看此类影片是，完全可以遵守周教授所说“观众阅听历史剧情片时，不妨把所有的对白和故事细节都

25当作虚构的”的建议。

而影片《芙蓉镇》为还原历史时代的空间特征，在典型环境上做了刻意营造。在影片中，造型空间紧扣着人物的动作和情绪，一切生活空间只有同人物结合了才出意境。胡玉音和秦书田两个“鬼”在朝霞暮色、风雨雾雪中终年扫着的长长的青石板街道；秦书田的小到只有一张木床却容下了他和胡玉音海洋般深厚情感的陋屋；“胡记”老客栈门口的石碑坊等，借以传递某种历史的信息和岁月流逝的沉积感、苍茫感。作为电影的基本语言，画面造型具有丰富的内涵，是情景的交织，是引人共鸣的情绪空间。影片中的路亭、吊脚楼，一具石磨、一座土灶头等都做到既有地方特色又有岁月的流逝感，有一种可触摸的真实感。这一切再与导演刻意营造的社会环境的真实感相配合:1963年店铺纷杂，市场繁荣；1964年“四清”开始，街面随处可见“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小标语，店面半掩、冷冷清清“；文革”开始，横扫牛鬼蛇神，店面关闭；1979年芙蓉镇恢复了繁荣的景象。芙蓉镇是人物命运经历的场所，营造变迁中芙蓉镇的真实，使得影片中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命运的经历也具备了自然流畅的真实性。这是影片实现了真实的再现历史。

而就时间来说，它本来就是一个很客观的存在，但是在这部影片中，时间不仅是划分影片节奏的标志，更是串联影片的主线，是一种象征的符号，将丰富的内容浓缩了进去。影片中出现了三次时间的提示：1963年、1966年和1979年，揭示了这部片的背景，即中国的特殊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前后。这三个时间将影片划分为三个部分，看到每一个时间我们就会大概地想到下一步电影的基调，是悲伤还是欢喜。1963年，胡玉音靠辛勤的劳作发家致富盖起了两层小楼，她经营的米豆腐受到村民们的欢迎，这里表现的还是一番和谐的景象。当然作为文革前的时间，这里面也孕育着矛盾和运动的征兆。当看到米豆腐生意红火，国营食堂的经理李国香的嫉妒；当胡玉音家为新房落成庆贺时，李国香等人的密谋以及第二天王秋赦对着胡玉音家的新房说：“穷的穷，富的富，是该运动了”的时候，山雨欲来风满楼，让人的心不禁一惊，事情要起变化了。在全国“四清”运动的背景下，胡玉音家被整得家破人亡。1966年标示出现，全国各地打锣敲鼓庆贺运动的到来，阶级斗争的标语贴满大街小巷，李国香也成了斗争的对象，王秋赦成了镇上的支书，作威作福。后李国香依靠其舅舅的势力又重掌权当上了公社革委会主任，与王秋赦沆瀣一气开展所谓的革命，拆开了相互恩爱的胡玉音和秦书田。1979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改革开放开始，全国形势再次变化，政策平反，秦书田回归，昔日和平安宁的芙蓉镇再次回来。总之，通过这三个时间的象征符号的运用，揭示了芙蓉镇上人们的命运起伏的背后原因。透过他们的命运更是反映了整个国家的兴衰。Robert A.Rosenstone: “History in Images/History in Words:Refections on the Possibility of Really Putting History onto Film”,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93,No.5(Dec.1988), p1179.25 Robert B.Toplin.History by Hollywood(Chicafo..Uniecity of Illinois Prese.1996).p.5.转引自周樑楷：《历史剧情片的〈实〉与〈用〉——以《罗马帝国沦亡录》和〈神鬼战士〉为例》，台湾《当代》月刊第156期（2000年8月），第59页。

四、结语

“作为一位重要的历史学家，他须令人信服地解释，影视何以大大有益于我们对逝去历史的理解。”26 美国著名女历史学家Natalie Davis在其著作《奴隶、电影、历史———还原历史真相的影像实验》书背封面上写下了这么一句话，其意在于强调史家对历史影视的责任。也有人曾说，“只有当一位卓越的历史学家拥有批评和修改影片的权力时，能够体现历史本质的历史影片才应该呈现给观众”。27 在影片《芙蓉镇》的导演阐述中，谢晋写道“影片是一部歌颂人性、歌颂人道主义、歌颂美好心灵、歌颂生命搏斗的抒情悲剧”。28 电影《芙蓉镇》，给我们重返80年代，特别是电影的运动场景，提供了最为直接的感官资讯。至少在今天，《牧马人》、《天云山传奇》，尤其是《芙蓉镇》，它们对“反右”、“文革”斗争的历史反思，事隔20多年，令人更清楚地悟觉到，遗忘的危险与反思共产党60年历史的紧迫性。电影，是以其形声并茂的特性，给我们这代人留下了有关那个年代的故事，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由于“主导论述”对“文革”历史描述的限制而造成的大量的空缺和遗漏。29Robert A.Rosenstone: “Does a Filmic Writing of History Exist?”,History and Theory, Vol.41,No.4(Dec.2002), p134.27 Novick P.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Ideas in Contex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192.谢晋：《深沉的历史反思——﹙芙蓉镇》导演阐述》，载《我对导演艺术的追求》，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年，第201页。王晓明：《九十年代批判 半张脸的神话》，南方日报出版社，1999年，第70页。

第三篇：生死疲劳和芙蓉镇 读书笔记(一)

在湘、粤、桂三省交界的峡谷平坝里，有一个风景如画的小镇叫做芙蓉镇。三面环水的青石板街，古老的吊脚楼，静静的流水，满池荷叶芙蓉，还有在那个宁静小镇上淳朴的人们。

不用说大家都知道我说的是古华的《芙蓉镇》。作为一本乡土小说，获得矛盾文学奖的它没有其他获奖作品的一贯的大气魄，大场面，而是一种很精致的唯美。即便它有着数十年的跨度，即便它依然还是有着我不喜欢的作家自己的自述，但还是不得不说他它作为一部描写文革的小说，选取的角度，文采，人物的刻画，风俗画的描写，以及零零总总的字里行间书写出来的一抹悲伤，对历史的无声的控诉还有在绝地中悄然孕育的希望无疑都在证明这是一本高超的小说。

小说最吸引人的地方无疑是对于在一种高压恐怖的政策对于人性的摧残，以及在这期间人心的嬗变，自我的放逐和以后自我的救赎，当然也会有走向毁灭着。芙蓉姐子无疑在小说中是一个集芙蓉镇唯美精华于一身的形象。她依靠自己的勤劳，发家致富，但是因为起新屋被划为右派，在文革中受尽欺辱。秦书田在小说中是一个智者的形象，却也因为他的睿智，获得无尽的灾难。他在文革中种种荒诞不经的表现不仅仅只是对于文革年代无知无畏的一种有力的控诉，同时也是一种作者发自灵魂的警音。

黎满庚在面对考验时为求自保出卖他的妹子，初恋情人——芙蓉，尽管有过内心的煎熬，良心的谴责，但是他最终还是选择出卖，这不仅仅只是芙蓉姐子的悲剧，也是那个无情的时代的悲剧。谷燕山这个北方大兵无疑是个坚强的角色，但是终究是逃不过时代无情的愚弄，躲在那个小窝中自我买醉，也许在最后，谷燕山与黎满庚一番交流，让我们知道了黎满庚的忏悔和自赎，使我们略微有感觉到一丝希望，在最后秦书田和芙蓉姐子的结合，或许预示着一种光明的未来，但是我们都知道，那一切都还没有结束。即便经济的凋敝很快就会改变，即便那些黑五类，即便运动分子王秋赦一疯掉了作为惩罚，但是芙蓉镇被毁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依赖还会重来吗？？

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无疑在那个浮躁的时代，政治第一的时代算得上是一篇精品。小说对于农村的把握是细致的，通俗富有民族特色而不矫情的乡村语言，塑造了一批算得上经典的形象，睿智而又富有激情的邓秀梅，坚强而又夯实的刘雨生，性格憨厚的李月辉，糊里糊涂的面亭胡等等，同时也塑造了王菊生这个死硬的单干户之路，以及他最后入社，证明农业合作化的准确性。小说紧紧围绕着农业合作化与单干户之间的矛盾张开，辅之以对于清溪乡优美风景的描写，最后完成了一个伟大而高尚的命题的证明。小说最难能可贵的是它很隐晦地提出了农业合作化中的问题，比如工作的过于简单粗暴，社员们的惰性问题，说明周立波虽然是在响应国家的政策写出了这篇小说，但是也开始了对于问题最初的思考。

《山乡巨变》最大的问题还是对于人物的刻化的高、大、全，比如邓秀梅，刘雨生，他们在面对困难时的几乎无所不能；在再有故事结束于一场未遂的骚乱，这个结局太过于牵强；最后时代也证明了农业合作化，公社化是一条错误的道路，即便我们是后人，站在前人的立场上不能对你们苛责太多，但是还是想问一句，一本来证明一个错误的决定的小说，又有什么价值令我们来仿佛咀嚼回味呢？！

柳青的《创业史》似乎不用我们来多说什么。对于文笔不好似乎是我们每一个现代大学生读它的共识。其实更想说的是文笔不好，但是有一个高明的主题，这些缺点亦可以令我们忽略，但是一种不顾一切实际的歌功颂德确实我们所不齿的！《创业史》小说以梁生宝互助组的发展为线索，表现了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的历史风貌和农民思想情感的转变。梁生宝在小说中无疑是一个神话一般的存在，一切的困难在他面前都算不得什么，坚强的毅力和决心，还有舍小家为大家的性格气魄，令我们以为又遇到一个《金光大道》中的高大全„„

不过《创业史》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贵的对比，父子之间不同的创业道路。梁三老汉无疑是一个单干主义者，主张个人的发家致富，儿子梁生宝作为一个党员，一心响应党的号召，走的是农业集体化，合作化道路。谁对谁错我们作为后人自然是很清楚，但是柳青将一种涉及国家发展道路的宏大命题缩小到一对父子之中，小处着笔，细笔勾勒出一种气势磅礴，这份独具匠心，还是真的细细品读一番的。

莫言的《生死疲劳》今天上午终于是看完了。《生死疲劳》叙述了中国农村50年的历史，围绕土地这个沉重的话题，阐释了农民与土地的割舍不断的关系，并且透过一种荒诞的宿命一般的生死轮回，展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民的生活和他们顽强、乐观、坚韧的精神。

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小说的名字选自佛语，在小说里生死疲劳的是谁？是那个一直想要复仇或者说是求个公道的西门闹？是那个一直想跟随党的步伐的洪泰岳？是那个想有所作为的西门金龙？结果是西门闹六度人界阴界的轮回，成为西门驴，牛，猪，狗，猴，和大头婴儿千岁，及到最后西门闹再也闹不起来了，数十年的风雨叫什么恩怨都已经放下。洪泰岳疯了，在可笑的文革之后依然不肯放弃过去的政策，最终走向毁灭。西门金龙无疑是一个狠角色，为了成事无顾忌亲情，爱情，人情，最后高密首富，时代改革的先锋，弄潮儿西门金龙最终因为自己的贪欲和一种命运的捉弄嘲笑，死在洪泰岳的手上。最最感动人心的却是一直追随土地，抑或是追随真诚的蓝脸，和他当年当长工的时候的老掌柜“西门狗”在自己很早前就挖好的坟墓里安详地躺下。谁是谁非？或许“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这句佛语是最好的解答。

这部小说受到了现代主义的影响，自然带来了乡土叙述上的革新，比如从不同的动物的视角来用冷漠的眼神，零度理智来看这个混乱的世界，可笑的世界。或喜或悲的事件，数十年间的沧海桑田，以及在亘古不变的大地上所上演的一出又一处荒诞的闹剧，写出了农民对于土地无比执著的颂歌和悲歌，农民对于土地的忠诚以及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同时莫言以近似章回体的叙述方式，从而使小说在阅读时有类似阅读中国古典小说的快感。零零总总，庞杂喧哗之后是莫言最真的祝福，这祝福已经化作唯美的诗篇。祈祷祖国庄严，宁静，祈望人类丰沛的生命的祥和，自然。

第四篇：芙蓉镇观后感

10对外汉语7号卓志辉

《芙蓉镇》观后感

老师为了让我们了解伤痕文学给我们看了《芙蓉镇》这部影片，其实这部片小时候看过，已经忘得差不多了。说实话，当时看的有点闷，长大了再看，才看出意思，看得懂。《芙蓉镇》通过芙蓉镇上的女摊贩胡玉音、“右派分子”秦书田等人在“四清”到“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运动中的遭遇，对中国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后期近20年的历史做了严肃的回顾和深刻的反思。芙蓉镇上的风风雨雨正是中国当代社会历程的缩影。是一部内容与形式俱佳的经典之作，纯粹的人性贯穿全片，放射着耀目的光芒，令人难忘。

胡玉音，整个电影的主线式人物，她似乎成了一个悲痛和灾难的化身。她的善良愚弱和勤劳苦干换来的是无情的毁灭，从发生在她身上的故事反讽出时代的荒谬性和人性的卑劣度。她柔弱卑微，只不过向往美好生活，却因此被一脚踢进地狱深渊。影片最戳我心的地方是一个小情节。临近结尾，胡玉音一进屋，看到两个人，说把这两年没收的钱和房子都还给你。当时胡玉音就崩溃了！我的心也委屈到了极点！还什么？还有什么用？这么多年的痛苦怎么还？这么多年的委屈怎么还？爱人的性命怎么还？时间怎么还？这一切的一切都怎么还？既然我是被冤枉的，那几年前干嘛去了！我想人生最大的委屈莫过如此。

秦书田，背负着沉重的所谓“罪孽”，靠装疯卖傻而活，成日里嘻皮笑脸，看上去活得毫无尊严。“活下去，像牲口一样活下去。”这是电影中最振聋发聩的一句话，这不是苟活，绝不是，这是在那个年代里被迫害和隐藏了的，其实深植在每个中国人内心的不屈的脊梁的力量！至此，这部影片完成了它的升华，它不再只是对于那个时代众生相的反映，它更是一种对于人性的深究。

再说反派角色，片中主要有俩。第一个是让人不齿利用运动投机倒把但是最后疯了的二流子王秋赦。他代表了人民中内心黑暗的一批人。见不得别人好，自己又没什么本事，也没有创造能力也没有勤劳的精神。社会混子，而且喜欢看到社会乱的一面。这一类人是纯坏人。而且无耻。另一反派李国香，她有所谓信仰，认为自己是又红又专的革命骨干，社会中坚，她卫道保守，却也和二流子偷情。最后文革结束，这个文革中迫害别人基层官员居然升迁，还配了轿车要去省里上班。他们的形象也正是当时社会政治的缩影，这也是导演所要揭露的吧。

导演采用编年史的手法，通过众多人物的升沉荣辱表现了各式人物在历史面前的真实面目，同时发出了对人性的呼唤。将道德批判与历史批判融为一体，以人物命运的变迁传达出深广的社会内涵，揭示了文革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富于人道主义精神。

第五篇：芙蓉镇观后感

《芙蓉镇》观后感

地理科学学院

罗婉莹 2011260109

4《芙蓉镇》这部电影是由古华同名小说《芙蓉镇》改编而成讲述了文革时期芙蓉镇上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芙蓉镇上发生的那些事情并不是一个典例，而是文化大革命时中国存在许许多多个芙蓉镇。

电影开头是胡玉音夫妇磨米浆，在那种电影场景的渲染下，我感觉开头那一幕给我留下了悬念，我感到后面发生的那一连串事情都与开头那一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胡玉音夫妇卖的米豆腐好吃，价格也实惠，老板娘胡玉音与镇上居民都很熟悉，从他们的言语中，可见当时人与人之间是多么友好，与后来众人批斗胡玉音等人的情境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可见文化大革命对人们的精神影响有多大，友善的人们之间出现了猜疑，最典型的一幕是黎满庚上交1500元揭发了胡玉音。从电影开头看，胡玉音与黎满庚很熟悉，互称干兄妹，甚至在年轻时有过一段情，可他为了不开除党籍，为了家庭供出了胡玉音。可以看出黎满庚虽然对这场运动也很痛恨，但却不敢反抗，选择了妥协，他懦弱，胆小，屈服于文革恶势力，但他内心却矛盾，很内疚，也很挣扎，他家有老婆和孩子，所以他不得不这样做，因此他很矛盾，他不愿再提及那件事因为他心里很内疚，用老谷的话来说：“你的心还没有全黑，但有点残废”。但在那个时期，很多人都选择那样做，因此他的形象代表了当时绝大多数人的形象。

相比之下，老干部谷燕山是很典型的英雄形象，他是一个正义、善良、不屈不挠的人，他敢于抗争，面对运动工作组的调查并不妥协，宁愿不做干部，也不当他们的走狗，向他们妥协。影片中关于他的几个场景最让我印象深刻。当他被李国香诬陷他与胡玉音之间不检点时，他神情痛苦地道出他战斗时受过伤，没有了生育能力的事实。后来他酒醉在街上幻想战斗场景，以及在胡玉音生孩子时，他回忆当年战斗与受伤的场景，都表明了他为了新中国付出了多少，当那首诗响起时，当那句“为了新中国前进”响起时，我倍感心酸。当年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为了新中国而战斗，而如今新中国成立了，人们理应翻身做主，但很多当时为新中国付出一切的人却有着如此悲惨的命运，可见文革破碎了多少人的心，文革错误的批斗让多少人含冤而死。当谷燕山喊出那一声声“完了，完了”“没完，没完”时是多么让人感到悲凉、心酸，他喊“没完”是他一直与这个不公平的命运抗争着，而文革的迫害，又让人招架不住，在他几声“完了，完了”中可以看出虽然他心中痛恨文革，但却无能为力，当时“反右倾”倾向如此强烈，影响如此巨大，让人感到了绝望，所以才会道出那一句句“完了，完了”，从一开始的酒完了延伸到当时整个形势，道出了他心中的悲怆。

女主人公玉音与丈夫靠双手辛苦赚钱，从开头第一幕就可看出他们起早摸黑干活，努力赚钱，只为过上好生活，有一间新屋，却因此遭了罪，被批为“新富农”，这是多么不公平啊，胡玉音夫妇自力更生却得不到好结果，其中丈夫还因一时冲动而死去。女主人公是个坚强，善良的女人，遭受重重打击后，虽心灰意冷，却一直地坚强活下去。后来与秦书田相爱，她似乎又重新找到了生活的希望，虽然被批

为“五类分子”。但他们苦中作乐，坚强地活下去，不因生活给予他们苦难而自怨自艾。虽然后来两人被判刑而被迫分开，秦书田却对她说：“活下去，要像牲口一样活下去”，看到这里我的心灵被撼动了，当时的人们活得很不容易，而且也活得很艰辛，遭受身体和精神上的两重折磨。

秦书田代表了当时很多知识分子的形象，因创作的一些作品不被当时大环境认可，遭到了批斗，被批为“反革命”右派，多少知识青年遭到同样的迫害。但他却是个积极乐观，善良的人，他被指派去扫大街时还保持着积极乐观的精神，一边扫大街一边数着拍子走路，姿势潇洒，没有因为这样而觉得丧气。而玉音骂他是人还是鬼时，他调侃自己：“有时候是人，有时候是鬼”，后来也曾说：“天一亮，鬼就出不来了”，从言语中可见，无论生活令他多么的无奈，他都没有放弃生活的希望，反而时时帮助玉音，在她生病时照顾她，后来还与玉音结婚了。可见他对生活一直存有希望，并且乐观面对困难。

而主要反派角色李国香和王秋社，在文革时利用职权迫害人民，暗地却勾结在一起，可谓令人痛恨，李国香批判别人，到被批判，到再一次批判别人的转变，昭示出文革局势的多变性、不稳定性，也可看出当时文革形势很混乱。而王秋社这个好吃懒做的人却当上支书，有了权势就趾高气扬，甘做文革走狗，形势有了变化就做“墙头草”，当他们反对秦胡两人在一起时，他们两暗地里的行为却让人感到很讽刺。最后王秋社成了疯子，在片尾时喊着一声声“运动了，运动了”，为故事结尾添上了一抹深长意味。

最后，所有被批斗的人都得到了平反，胡玉音与秦书田相见了，还重新开了米豆腐店，乡亲们一起在豆腐店中吃米豆腐，场景与开头那一幕极为相似，首尾呼应，仿佛十年文革只是一场噩梦，时间在此停滞了，如今生活有变为正常。结局是个好结局，预示着文革过后，生活会越来越好，也预示着文革的过去，人们重得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