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宝安区检察院办理非法行医案件情况的调查报告

第一篇：关于宝安区检察院办理非法行医案件情况的调查报告

近年来，在医患关系严重失衡并因此产生的行医行业的巨额利润驱使下，非法行医现象并未因1997年修订的新《刑法》设立非法行医罪而得到有效的遏制，相反愈演烈，这种趋势在经济发达的深圳地区也相当突出。究其原因，除社会原因外，法律规定不完善，可操作性不高，未能对非法行医实施有效的刑事打击也是不能有效遏制非法行医的重要原因。为此，我们结合宝安区检察院从二○○○年一月份至今年六月份办理非法行医案的基本情况，剖析在司法实践中办理非法行医案件经常遇到的问题，并就如何完善非法行医罪提出一些建议。

一、办理非法行医案件基本情况

1、办理非法行医批捕案件案件基本情况

从二○○○年一月至今年六月份，宝安区检察院共办理非法行医批捕案件共37件44人，其中批准逮捕29件32人，不批准逮捕8件12人，占受理总数的22%。其中二○○○年2件4人，占当年受理数的20%；二○○一年3件3人，占当年现数的27%，二○○二年2件2人，占当年受理数的18%，二○○三年一月至六月1件，占受理数的20%。

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非法行医案件的不捕率保持在20%左右，有居高不下之势，明显高于其它案件年均不捕率 6 %。

2、办理非法行医起诉案件的基本情况

从二○○○年一月至今年六月份，宝安区检察院共办理非法行医起诉案件29件32人，依法起诉27件30人，不起诉2件2人，不诉率达6%。

此外，在此办理的非法行医起诉案件中，虽没有出现无罪判决，但被告人的行为是否存在“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造成就诊人死亡”加重情节，检察机关的指控与法院的判决认定情况不一致的情况较多，此类案件有9件，占此类案件的33%。

3、非法行医案件不捕、不诉的主要原因

办理的非法行医案件中，不批准逮捕、不起诉的主要原因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犯罪主体不符合法律规定而不批准逮捕或不起诉的有 件 人，占不捕、不诉案件总数的10%；〈２〉“情节严重”难以认定而不批准逮捕或者不起诉的有5件7人，占不捕、不诉案件总数的50%。〈３〉在存在被害人重伤、死亡的案件中，伤亡后果与行为人的行医行为有无因果关系难以认定而不捕、不诉的4件6人，占不捕、不诉案件总数的40％。

二、司法实践中办理非法行医案件争论的主要问题

“未取得医生职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造成就诊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是《刑法》对非法行医罪的规定。但是在实践中，司法工作人员对非法行医罪的规定理解不一，争议较大，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如何合理界定非法行医的犯罪主体

虽然《刑法》明确规定非法行医犯罪的主体是“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但在司法实践中对非法行医罪的主体问题之争纷繁复杂，主要有：

一是何为医生执业资格？

有人认为，所谓医生执业资格就是医师资格，具有医师资格的人行医不应成为非法行医犯罪的主体。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我国《执业医师》第8条，第13条和第14条已有明确规定，“国家实行医师资格考试制度”，“ 国家实行医师执业注册制度”，“未经医师注册取得执业证书不得从事医师执业活动”。国务院《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以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也有类似的规定。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取得了医生执业资格的人当然具有医师资格，但取得了医师资格的人不一定具有医生执业资格。也就是说医师资格考试合格，只意味着取得了医师资格，满足了医生执业资格的条件之一。所以，医生执业资格是医师资格和执业证书两者的统一，只要缺少医师资格或者执业证书其中之一的人即可成为非法行医罪的主体。

二是具有医生执业资格的人异地执业能否成为非法行医犯罪主体

《刑法》规定非法行医犯罪主体为“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那么，是否就排除已取得医执业资格的人成为非法行医罪的主体可能性呢？在实践中不乏具有医生执业资格的个体医生超出执业注册机关的辖区范围进行异地执业，此类人能否成为非法行医犯罪的主体呢？我们认为此类人亦同样可成为非法行医犯罪主体。根据《执业医师法》规定注册医师必须在注册的执业地点执业，更变执业地点的必须办理变更注册手续。所以，对于超出执业机关的辖区范围进行异地执业未重新注，有《道德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鉴定》标准；针对职工工伤及职业病，有《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至残程度鉴定标准》；针对医疗事故，有《医疗事故分级标准》。可见，同样是人身伤、残、亡，发生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的伤残的评定标准，这些标准适用范围不同，因此其标准的宽严程度各异。在现有的一系列有关人身伤残鉴定标准中，对于非法行医至伤残亡进行司法鉴定时按何种标准作为依据，目前法律也没有明确规定，一般都是由受委托的鉴定部门根据自己的相关行业确定参照标准来作出鉴定意见。由此作出的鉴定意见由于参照标准的合法性受到怀疑，其作为刑事证据的合法性、合理性也存在疑问。

其三鉴定意见的内容不统一。鉴定中心与鉴定委员会由于各自参照的标准、工作方式等存在差异，因而各自出具的鉴定意见的侧重点也是有所不同。鉴定中心的意见着重伤亡原因，而鉴定委员会的鉴定意见则着重认清责任。即使同是鉴定委员会的鉴定意见，其内容要求和文书格式也有千差万别。例如对徐忠祥、李继容非法行医的鉴定意见，宝安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鉴定认为：徐忠祥、李继容替产妇农海蓬所作的医疗措施与诱发产妇羊水栓塞、胎儿宫内窒息死亡存在直接关系。而中山医科大学法医鉴定中心的法医鉴定却对行为人的行为是否与被害人的死亡存在关系未作判断，其结论是：死者农海蓬系羊水栓塞及大出血致死。对于类似的情况，法院如何来信证据往往涉及到行为人罪与非罪、罪重与罪轻的问题。

三、完善非法行医罪的一些建议

为了解决在司法实践中对非法行医罪理解不

一、难以操作的问题，改变对非法行医犯罪刑事打击不力的局面，对非法行医罪进行司法解释，明确相关问题是当务之急。我们建议司法解释必须明确如下几点：

一是明确犯罪主体的范围

明确医生执业资格是医师资格和行医行为地卫生行政部门核发的执业许可症两者的统一，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则是指未取得医师资格或者执业许可证之一，或者医师资格和执业许可证均未取得。对于超出核发执业许可证的卫生行政部门的辖区进行行医的，可以成为非法行医的主体。

二是明确情节严重标准

目前理论探讨和实践中一般认为行为人的以下情节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1）非法行医时间较长的（例如可确定为三个月以上）；（2）非法行医获取利益较多的（例如可确定为五千元人民币以上）；（3）经行政处罚后不思悔改，仍从事非法行医活动；（4）在非法行医过程中调戏、侮辱、猥亵妇女、儿童的；（5）使用假药、劣药索骗患者的；（6）行医行为造成患者身体损害的，但达到严重伤残标准的；（7）造成患者严重伤残或者死亡，但行医行为不是伤亡后果的直接原因，只是辅助因素或者诱发原因，或者属于延误病情、加速病变的。

三是明确加重情节的因果关系

应明确“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是指非法行医直接造成就诊人的人身损害程度到达了《医疗事故分级标准》的一级乙等至二级丁等（即伤残一级至五级）或者参与程度达到了75%以上；或者在导致就诊人死亡的各项原因中，非法行医的参与程度达到50—74%。

明确非法行医造成就诊人死亡是指非法行医是导致就诊人死亡的直接原因，或者参与程度达到75%以上，作为主要原因的。

四是明确非法行医的司法鉴定

由于非法行医均涉及到原有疾病、诊治过程与最终结果的关系，要判断诊治过程本身有无失误涉及到医学各科知识，专业性极强，需要医学专家的参与。此外，非法行医导致的不良后果与合法行医导致的医疗事故除主体不同外，其它方面大同小异，不良后果的发生都是由于违反卫生法律、法规以及诊疗护理常规，因此在判定医疗行为有无过失的判定标准应是一致的；另外导致的伤、病、残、亡的结果也最接近。所以，建议明确非法行医的司法鉴定由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承担，在评定非法行医导致的人身伤害后果时，参照《医疗事故分级标准》，并要求鉴定委员会作出鉴定意见时明确非法行医行为与人身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或者非法行医行为在人身损害后果中的责任程度。

第二篇：关于宝安区检察院办理非法行医案件情况的调查报告

近年来，在医患关系严重失衡并因此产生的行医行业的巨额利润驱使下，非法行医现象并未因1997年修订的新《刑法》设立非法行医罪而得到有效的遏制，相反愈演烈，这种趋势在经济发达的深圳地区也相当突出。究其原因，除社会原因外，法律规定不完善，可操作性不高，未能对非法行医实施有效的刑事打击也是不能有效遏制非法行医的重要原因。为此，我们

结合宝安区检察院从二○○○年一月份至今年六月份办理非法行医案的基本情况，剖析在司法实践中办理非法行医案件经常遇到的问题，并就如何完善非法行医罪提出一些建议。

一、办理非法行医案件基本情况

1、办理非法行医批捕案件案件基本情况

从二○○○年一月至今年六月份，宝安区检察院共办理非法行医批捕案件共37件44人，其中批准逮捕29件32人，不批准逮捕8件12人，占受理总数的22。其中二○○○年2件4人，占当年受理数的20；二○○一年3件3人，占当年现数的27，二○○二年2件2人，占当年受理数的18，二○○三年一月至六月1件，占受理数的20。

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非法行医案件的不捕率保持在20左右，有居高不下之势，明显高于其它案件年均不捕率6。

2、办理非法行医起诉案件的基本情况

从二○○○年一月至今年六月份，宝安区检察院共办理非法行医起诉案件29件32人，依法起诉27件30人，不起诉2件2人，不诉率达6。

此外，在此办理的非法行医起诉案件中，虽没有出现无罪判决，但被告人的行为是否存在“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造成就诊人死亡”加重情节，检察机关的指控与法院的判决认定情况不一致的情况较多，此类案件有9件，占此类案件的33。

3、非法行医案件不捕、不诉的主要原因

办理的非法行医案件中，不批准逮捕、不起诉的主要原因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犯罪主体不符合法律规定而不批准逮捕或不起诉的有件人，占不捕、不诉案件总数的10；〈２〉“情节严重”难以认定而不批准逮捕或者不起诉的有5件7人，占不捕、不诉案件总数的50。〈３〉在存在被害人重伤、死亡的案件中，伤亡后果与行为人的行医行为有无因果关系难以认定而不捕、不诉的4件6人，占不捕、不诉案件总数的40％。

二、司法实践中办理非法行医案件争论的主要问题

“未取得医生职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造成就诊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是《刑法》对非法行医罪的规定。但是在实践中，司法工作人员对非法行医罪的规定理解不一，争议较大，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如何合理界定非法行医的犯罪主体

虽然《刑法》明确规定非法行医犯罪的主体是“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但在司法实践中对非法行医罪的主体问题之争纷繁复杂，主要有：

一是何为医生执业资格？

有人认为，所谓医生执业资格就是医师资格，具有医师资格的人行医不应成为非法行医犯罪的主体。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我国《执业医师》第8条，第13条和第14条已有明确规定，“国家实行医师资格考试制度”，“国家实行医师执业注册制度”，“未经医师注册取得执业证书不得从事医师执业活动”。国务院《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以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也有类似的规定。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取得了医生执业资格的人当然具有医师资格，但取得了医师资格的人不一定具有医生执业资格。也就是说医师资格考试合格，只意味着取得了医师资格，满足了医生执业资格的条件之一。所以，医生执业资格是医师资格和执业证书两者的统一，只要缺少医师资格或者执业证书其中之一的人即可成为非法行医罪的主体。

二是具有医生执业资格的人异地执业能否成为非法行医犯罪主体

《刑法》规定非法行医犯罪主体为“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那么，是否就排除已取得医执业资格的人成为非法行医罪的主体可能性呢？在实践中不乏具有医生执业资格的个体医生超出执业注册机关的辖区范围进行异地执业，此类人能否成为非法行医犯罪的主体呢？我们认为此类人亦同样可成为非法行医犯罪主体。根据《执业医师法》规定注册医师必须在注册的执业地点执业，更变执业地点的必须办理变更注册手续。所以，对于超出执业机关的辖区范围进行异地执业未重新注册的，应视为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可成为非法行医犯罪主体。

三是集体执业资格的医疗机构中行医的人员，擅自从事个体行医的，是否构成非法行医罪的主体呢？

《执业医师法》第13条，而第14条规定“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可以为本机构中的医师集体办理注册手续。”在这种情形下，是否意味着这些机构中的医师便具有个体执业资格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执业医师法》第19条就规定：“申请个体行医的执业医师须经注册后在医

第三篇：关于宝安区检察院办理非法行医案件情况的调查报告

近年来，在医患关系严重失衡并因此产生的行医行业的巨额利润驱使下，非法行医现象并未因1997年修订的新《刑法》设立非法行医罪而得到有效的遏制，相反愈演烈，这种趋势在经济发达的深圳地区也相当突出。究其原因，除社会原因外，法律规定不完善，可操作性不高，未能对非法行医实施有效的刑事打击也是不能有效遏制非法行医的重要原因。为此，我们结合宝安区检察院从二○○○年一月份至今年六月份办理非法行医案的基本情况，剖析在司法实践中办理非法行医案件经常遇到的问题，并就如何完善非法行医罪提出一些建议。

一、办理非法行医案件基本情况

1、办理非法行医批捕案件案件基本情况

从二○○○年一月至今年六月份，宝安区检察院共办理非法行医批捕案件共37件44人，其中批准逮捕29件32人，不批准逮捕8件12人，占受理总数的22。其中二○○○年2件4人，占当年受理数的20；二○○一年3件3人，占当年现数的27，二○○二年2件2人，占当年受理数的18，二○○三年一月至六月1件，占受理数的20。

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非法行医案件的不捕率保持在20左右，有居高不下之势，明显高于其它案件年均不捕率6。

2、办理非法行医起诉案件的基本情况

从二○○○年一月至今年六月份，宝安区检察院共办理非法行医起诉案件29件32人，依法起诉27件30人，不起诉2件2人，不诉率达6。

此外，在此办理的非法行医起诉案件中，虽没有出现无罪判决，但被告人的行为是否存在“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造成就诊人死亡”加重情节，检察机关的指控与法院的判决认定情况不一致的情况较多，此类案件有9件，占此类案件的33。

3、非法行医案件不捕、不诉的主要原因

办理的非法行医案件中，不批准逮捕、不起诉的主要原因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犯罪主体不符合法律规定而不批准逮捕或不起诉的有件人，占不捕、不诉案件总数的10；〈２〉“情节严重”难以认定而不批准逮捕或者不起诉的有5件7人，占不捕、不诉案件总数的50。〈３〉在存在被害人重伤、死亡的案件中，伤亡后果与行为人的行医行为有无因果关系难以认定而不捕、不诉的4件6人，占不捕、不诉案件总数的40％。

二、司法实践中办理非法行医案件争论的主要问题

“未取得医生职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造成就诊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是《刑法》对非法行医罪的规定。但是在实践中，司法工作人员对非法行医罪的规定理解不一，争议较大，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如何合理界定非法行医的犯罪主体

虽然《刑法》明确规定非法行医犯罪的主体是“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但在司法实践中对非法行医罪的主体问题之争纷繁复杂，主要有：

一是何为医生执业资格？

有人认为，所谓医生执业资格就是医师资格，具有医师资格的人行医不应成为非法行医犯罪的主体。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我国《执业医师》第8条，第13条和第14条已有明确规定，“国家实行医师资格考试制度”，“国家实行医师执业注册制度”，“未经医师注册取得执业证书不得从事医师执业活动”。国务院《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以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也有类似的规定。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取得了医生执业资格的人当然具有医师资格，但取得了医师资格的人不一定具有医生执业资格。也就是说医师资格考试合格，只意味着取得了医师资格，满足了医生执业资格的条件之一。所以，医生执业资格是医师资格和执业证书两者的统一，只要缺少医师资格或者执业证书其中之一的人即可成为非法行医罪的主体。

二是具有医生执业资格的人异地执业能否成为非法行医犯罪主体

《刑法》规定非法行医犯罪主体为“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那么，是否就排除已取得医执业资格的人成为非法行医罪的主体可能性呢？在实践中不乏具有医生执业资格的个体医生超出执业注册机关的辖区范围进行异地执业，此类人能否成为非法行医犯罪的主体呢？我们认为此类人亦同样可成为非法行医犯罪主体。根据《执业医师法》规定注册医师必须在注册的执业地点执业，更变执业地点的必须办理变更注册手续。所以，对于超出执业机关的辖区范围进行异地执业未重新注册的，应视为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可成为非法行医犯罪主体。

三是集体执业资格的医疗机构中行医的人员，擅自从事个体行医的，是否构成非法行医罪的主体呢？

《执业医师法》第13条，而第14条规定“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可以为本机构中的医师集体办理注册手续。”在这种情形下，是否意味着这些机构中的医师便具有个体执业资格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执业医师法》第19条就规定：“申请个体行医的执业医师须经注册后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执业满5年，并按照国家有关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未经批准不得行医。”因此，这些机构的医生未经批准从事个体行医的行为与这些机构无关，属于非法行医，情节严重或造成就诊人死亡的，应以非法行医罪追究刑事责任。

〈二〉：情节严重的标准是什么？

非法行医罪在客观方面的一个特征是该罪属于情节犯，行为人的行为必须达到情节严重才能定罪。但法律对“情节严重”没有明确的规定，成为一直捆扰司法人员的实际问题，也是的非法行医案件不捕、不诉的最主要原因。在宝安区检察院从是二○○○年至今所办理的非法行医不捕、不诉案件中，因“情节严重”难以认定而不捕、不诉的有5件，占全部不捕、不诉案件的50％。

由于“情节严重”这一起刑标准难以把握，一方面公安机关未能主动、有效地对没有导致就诊人伤、残、亡，但长期进行非法行医活动，严重破坏正常的医疗卫生管理秩序的行为人员开展立案侦查工作，导致对非法行医刑事打击不力的局面。另一方面，对于造成就医人员身体严重损害、死亡的案件中，在不能认定行为人行医行为与就医人的身体严重损害、死亡的因果关系的情况下，难以按“情节严重”这一情节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三〉如何确定加重情节的因果关系？

非法行医罪规定“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造成就诊死亡”的属于非法行医罪的加重情节，但非法行医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是否要有刑法的因果关系呢？这是办理非法行医案件中遇到的另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有人认为，非法行医的伤亡结果与医疗行为之间不具备直接的因果关系，即只要行为人实施了医疗行为并导致就诊人死亡的，就要承担“结果加重”的刑事责任。至于是否就诊人自身的身体原因或者其它外界因素导致伤亡发生，不作为非法行医的构成要件，只作为酌情从轻处罚的情节考虑。这种观点的理论支持是认为非法行医罪的行为人的主观意志是间接故意，即在认识因素上行为人对自己缺乏行医技能和控制病情发展的能力是明知的，对病人在得不到有效、及时治疗时会伤残甚至死亡也是明知的；在意志因素上，对病人的伤残、死亡采取了漠然视之、听之任之的放任态度。

我们认为，上述观点是不能成立的，有“客观归罪”之嫌。如果行为人在非法行医过程中，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引起就诊人重伤或死亡的结果，并且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这完全符合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都应当以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论处。非法行医罪的主观方面故意的内容体现在行为人明知自己无医生执业资格而非法行医。至于行为人在非法行医的过程中造成就诊人身体严重损害或死亡的后果，其主观上只能是过失。所以，我们认为只有对重伤、死亡后果持过失罪过形式，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着必然直接因果关系，才能作为结果情节处罚。

〈四〉、如何规范非法行医的司法鉴定

在“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造成就诊人死亡”　的非法行医案件中，司法鉴定显得相当重要，是认定非法行医行为与伤害死亡等后果的最重要的法律依据。但目前对非法行医罪的司法鉴定处于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各行其道、各自为阵的状态。

其一是没有统一的法定鉴定机构。目前，侦查机关办理非法行医案件时，有的案件委托本地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下称鉴定委员会）作鉴定，有的委托法医鉴定中心（下称鉴定中心）作鉴定，还有的既有鉴定委员会的鉴定，又有法医中心的鉴定。但是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鉴定委员会是医疗责任事故和医疗技术事故的法定鉴定机构，是本地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唯一合法组织，只有它的鉴定结论才能作为认定和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换言之，鉴定委员会出具的鉴定意见只是处理医疗事故或认定医疗事故罪的依据，无可争议地具有法律地位。但是，非法行医者未经卫生行政机关批准或承认的卫生技术人员，不属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的医疗事故的行为人的主体，其造成的后果不属于医疗事故。因此，由鉴定委员会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认定非法行医的结论目前是缺乏法律依据的。而鉴定中心的法医学鉴定，是指具有法医学鉴定人资格、受司法机关指派、聘请或者委托、就交付的事物进行研究认定，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鉴定结论。但对非法行医罪的鉴定是否具有权威性，其法律地位也同样是不明确的。因此，在办理非法行医案件过程中，特别是存在两个部门不同鉴定意见的情况，究竟适用哪个部门的鉴定意见就显得无所适从。

其二是没有统一的鉴定标准。目前针对人身伤害案件，有《人身重伤鉴定标准》和，《人身轻伤标准》；针对交通事故造成的人身伤、残、亡案件，有《道德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鉴定》标准；针对职工工伤及职业病，有《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至残程度鉴定标准》；针对医疗事故，有《医疗事故分级标准》。可见，同样是人身伤、残、亡，发生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的伤残的评定标准，这些标准适用范围不同，因此其标准的宽严程度各异。在现有的一

系列有关人身伤残鉴定标准中，对于非法行医至伤残亡进行司法鉴定时按何种标准作为依据，目前法律也没有明确规定，一般都是由受委托的鉴定部门根据自己的相关行业确定参照标准来作出鉴定意见。由此作出的鉴定意见由于参照标准的合法性受到怀疑，其作为刑事证据的合法性、合理性也存在疑问。

其三鉴定意见的内容不统一。鉴定中心与鉴定委员会由于各自参照的标准、工作方式等存在差异，因而各自出具的鉴定意见的侧重点也是有所不同。鉴定中心的意见着重伤亡原因，而鉴定委员会的鉴定意见则着重认清责任。即使同是鉴定委员会的鉴定意见，其内容要求和文书格式也有千差万别。例如对徐忠祥、李继容非法行医的鉴定意见，宝安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鉴定认为：徐忠祥、李继容替产妇农海蓬所作的医疗措施与诱发产妇羊水栓塞、胎儿宫内窒息死亡存在直接关系。而中山医科大学法医鉴定中心的法医鉴定却对行为人的行为是否与被害人的死亡存在关系未作判断，其结论是：死者农海蓬系羊水栓塞及大出血致死。对于类似的情况，法院如何来信证据往往涉及到行为人罪与非罪、罪重与罪轻的问题。

三、完善非法行医罪的一些建议

为了解决在司法实践中对非法行医罪理解不

一、难以操作的问题，改变对非法行医犯罪刑事打击不力的局面，对非法行医罪进行司法解释，明确相关问题是当务之急。我们建议司法解释必须明确如下几点：

一是明确犯罪主体的范围

明确医生执业资格是医师资格和行医行为地卫生行政部门核发的执业许可症两者的统一，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则是指未取得医师资格或者执业许可证之一，或者医师资格和执业许可证均未取得。对于超出核发执业许可证的卫生行政部门的辖区进行行医的，可以成为非法行医的主体。

二是明确情节严重标准

目前理论探讨和实践中一般认为行为人的以下情节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1）非法行医时间较长的（例如可确定为三个月以上）；（2）非法行医获取利益较多的（例如可确定为五千元人民币以上）；（3）经行政处罚后不思悔改，仍从事非法行医活动；（4）在非法行医过程中调戏、侮辱、猥亵妇女、儿童的；（5）使用假药、劣药索骗患者的；（6）行医行为造成患者身体损害的，但达到严重伤残标准的；（7）造成患者严重伤残或者死亡，但行医行为不是伤亡后果的直接原因，只是辅助因素或者诱发原因，或者属于延误病情、加速病变的。

三是明确加重情节的因果关系

应明确“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是指非法行医直接造成就诊人的人身损害程度到达了《医疗事故分级标准》的一级乙等至二级丁等（即伤残一级至五级）或者参与程度达到了75以上；或者在导致就诊人死亡的各项原因中，非法行医的参与程度达到50—74。

明确非法行医造成就诊人死亡是指非法行医是导致就诊人死亡的直接原因，或者参与程度达到75以上，作为主要原因的。

四是明确非法行医的司法鉴定

由于非法行医均涉及到原有疾病、诊治过程与最终结果的关系，要判断诊治过程本身有无失误涉及到医学各科知识，专业性极强，需要医学专家的参与。此外，非法行医导致的不良后果与合法行医导致的医疗事故除主体不同外，其它方面大同小异，不良后果的发生都是由于违反卫生法律、法规以及诊疗护理常规，因此在判定医疗行为有无过失的判定标准应是一致的；另外导致的伤、病、残、亡的结果也最接近。所以，建议明确非法行医的司法鉴定由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承担，在评定非法行医导致的人身伤害后果时，参照《医疗事故分级标准》，并要求鉴定委员会作出鉴定意见时明确非法行医行为与人身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或者非法行医行为在人身损害后果中的责任程度。

第四篇：非法行医工作总结

为贯彻落实国家、省、市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有关文件及会议精神，区卫生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狠抓落实，现将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加强领导，提高认识

打击非法行医活动是今年国务院整顿和规范医疗市经济秩序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今年全国打击商业欺诈三项专项行动之一。为了加强对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工作，根据市卫生局《关于在全市开展打击非法行医“春雷行动”的通知》（**卫监[2006]21号）文件精神，区卫生局下发了《**市矿区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方案》，成立了**市矿区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和**市矿区打击非法行医突击行动指挥部，分别召开了由各医疗卫生单位负责人和社会办医、个体行医负责人参加的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工作会议，对全区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进行了安排部署，把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与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相结合，与医疗机构管理年活动相结合，与医疗卫生系统党风廉政建设相结合，与医疗卫生系统医德医风、政风行风、行业作风建设相结合，严厉打击各种非法行医违法犯罪活动，充分认识当前开展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二、强化培训，提高素质

为提高卫生监督人员素质，区卫生局组织全体监督人员系统地认真学习了《行政处罚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执业医师法》、《献血法》、《传染病防治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护士管理办法》、《处方管理办法（试行）》、《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临床输血技术规范》、《消毒技术规范》、《抗生素应用指导原则》等法律法规和国家、省、市关于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的有关文件和会议精神，教育广大卫生监督人员从践行“三个代表”和保护人民群众健康利益的高度，充分认识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坚持依法行政，杜绝不作为、乱作为和其他违法违规现象的发生。原创文章，尽在文秘知音www.xiexiebang.com网。

三、周密部署，部门联动，积极开展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

区卫生局、科技局、公安分局、监委、计生局联合行动，各部门既按照各自职责开展工作，又相互配合，在市卫生局、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的配合和支持下，对全区非法行医活动进行监督检查，重点是查处无证行医、医疗机构聘用非卫生技术人员、医疗机构出租、承包科室、非法从事性病诊疗活动、利用B超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和选择性别的终止妊娠手术和药店坐堂医生等非法行医活动，共检查各级各类机构、单位、个人105户次，出动监督人员72人次，出动车辆25辆次。查处无证行医5户次，取缔5户次，查处聘用非卫生技术人员、超诊疗范围2户，罚款2550元，没收药品器械价值1530元。通过专项行动，有力地打击了各种非法行医违法犯罪活动的势头，进一步规范了全区医疗服务市场秩序。

三、广泛宣传，积极营造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的氛围

为了加强对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的宣传力度，积极宣传开展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共编发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信息2期，在《阳泉矿区报》刊登信息1期，制作版面2块，条幅2个。

四、积极受理群众来信来访，落实省、市督办案件

根据省、市批示和群众来信来访举报，区卫生局及时组织监督人员对举报督办案件进行调查取证和落实，依法取缔非法行医2户。

五、存在问题

1、个别医疗卫生单位对本次专项行动的认识不高，重视程度不够。

2、无证行医等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不够，没有建立长效监管机制。

3、监督力量严重不足，监督频次不够，缺乏必要的摄像、照相等取证工具和执法车辆。

六、下一步工作打算

1、进一步贯彻落实《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护士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国家、省、市关于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有关文件会议精神，采取积极措施，严厉打击非法行医违法犯罪活动。

2、加大对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监管力度，结合医疗机构管理年活动，严把医疗机构准入关，强化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依法执业观念，规范医疗机构执业行为。

3、进一步加大对无证行医等非法行医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加强与公安、计生、科技、工商、监委等部门的联系，加强宣传力度，建立打击非法行医的长效机制，圆满完成省、市交付的和各项任务。

二OO六年六月八日

第五篇：非法行医报告

罗平县老厂乡打击非法行医情况报告

为了加强对医疗市场的监管，整顿规范医疗服务市场秩序，维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根据省、市、县、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我乡制定了《老厂乡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在党委政府领导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扎实推进并取得了阶段性工作成效，现总结如下：

罗平县老厂乡政府严格按照罗平县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罗政发（2014）11号文件方案的要求，认真组织落实专项行动工作，乡政府研究成立专项领导小组办公室，建立工作机制，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并于2014年5月13日召开了动员大会，并对这项工作进行全面的部署和安排。

一、加强领导、成立领导小组 组

长：余汝贤

乡人民政府副乡长

副组长：顾玉磊

乡人民政府副乡长、派出所所长

李朝先

乡司法所所长 梁 波

乡卫生院院长

成 员：倪书红

乡计生服务中心主任

徐宏奎

乡党政办主任

杨智林

乡安检站副站长

冯朝彬

乡团委书记、宣传干事 刘林明

马街工商所所长 刘

超

乡卫生院副院长 刘巧分

乡计生服务所职工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卫生院由刘超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人员由相关单位抽出人员组成，负责综合信息汇总上报等日常工作。

二、专项行动开展情况

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工作在各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和辖区各村卫生室及个体诊所配合下，分三个组分别对老厂乡辖区内群众反映各个村子有非法行医活动的药店、诊所进行摸排调查，行动期间，我乡共出动监督员 14人，车辆3张，检查卫生院一个，卫生室13家，药店7家。查处无证行医个体户43户，没收过期药品25箱。同时对43户人家不能提供《医疗机构许可证》的医疗机构给予告知，并与各户签订了告知书，责令立即停止非法行医行为。

本次专项行动中，我乡组织相关监督机构开展了以“打击非法行医，维护患者健康权益”为主题的宣传活动，悬挂横幅1条，在工作期间，卫生监督员主动向农民讲解“非法行医”的危害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强化了宣传作用，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自我保护意识。

三、存在问题

1．无证行医，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执业医师资格证》擅自开展诊疗活动的“黑诊所”屡禁不止。2.以买药为幌子非法开展诊疗活动的行为普遍。

3.以零售药为重点，未取得《医疗机构许可证》《医师资格证》、《护士资格证》《药品销售资格证》擅自行医的行为突出。

4.每个“黑诊所“家都检查出来过期药品太多。

5．超范围行医现象较为严重。一些有《药师资格证》的药店由于受利益驱动，经常超范围行医；如：卖药店开展静脉点滴、肌注诊疗活动。西医诊所开中药处方。6．个体诊所医疗废物乱丢乱放现象普遍存在。

7.个体诊所以兽医为由，开展对患者的诊疗活动，人兽药放在一起。

8．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不够，导致部分医疗机构尤其是个体诊所法律意识淡薄，对非法行医行为的严重危害性认识不足。

9.少数钉子户法律意识淡薄，我行我素，既不签字，又不接受调查，摆出一幅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耍赖架式对抗检查； 10.农村群众自我保健意识和法律意识较差，许多人为图方便和便宜，只愿到个体药店和游医摊看病，对非法行医行为不仅不举报, 反而拒绝配合执法人员对非法行医行为的取证，这给打击非法行医带来了一定困难。

四、下一步工作打算

1．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切实加强领导，加强部门之间的协作，统一协调，明确职责，相互配合，充分发挥各自职能齐抓共管，联合执法，做好信息沟通与交流，加强地区间沟通，形成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的合力。

2．严肃法纪，狠抓大要案查处。要认真受理群众投诉举报，做到有案必查，有查必果，切实做到案件查处到位、责任追究到位、整改措施到位，信息公布到位，接受全社会的监督。3．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信息等媒体，广泛宣传卫生知识，增强人民群众的自我保护意识，提高医疗机构及其人员的守法意识。

4．加强综合执法，探索建立长效监管机制。要进一步加强监督队伍能力建设，加强人员培训，提高监督人员素质，提高监管能力和工作水平，建设一支廉洁自律、执法公正的监督队伍。

5.要加强部门间的协调配合，加强制度建设，积极探索，不断完善对医疗行业监督的有效模式，建立长效监管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