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惩治行贿

第一篇：申论：惩治行贿

申论范文：惩治行贿“2009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32439件41531人，其中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670人，包括厅局级204人、省部级8人„„”3月11日下午，曹建明检察长所作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引起代表委员和社会各界的关注。

代表委员们认为，一年来，检察机关在尊重司法规律的同时积极主动开展工作，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贡献了力量。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水利厅厅长吕振霖和河南省文联副主席范军都认为，去年检察机关反腐倡廉的力度很大，一系列数字反映了检察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方面下了很大功夫。

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北京市委副主委谢朝华表示，“通过查处大案要案，既惩治了罪犯，又起到了教育他人的作用。今后要继续加强对重点地区、重点领域、重点岗位的监管，从源头上防止腐败”。

2009年检察机关“加大惩治行贿犯罪力度，对3194名行贿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有媒体认为这是近年来最高人民检察院首次把加大对行贿者的查处力度和行贿者的具体数字，同时写进工作报告。

“在司法实践中，大量行贿人不被处罚的问题，影响恶劣，危害很大。”在此次全国两会上，来自安徽的全国人大代表汪春兰带来了一份《关于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完善我国贿赂犯罪立法的议案》。这份议案的起草者——上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童海保认为，在犯罪学上，行贿与受贿是一种“一对一”的对合关系，有行贿必有受贿，而有受贿则须有人行贿。

因此，该议案建议，要对行贿人增加罚金刑，并规定可以附加或单独适用。这样，既可以和受贿犯罪界定保持基本一致，也有利于侦查机关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查处力度及进行政策攻心。

第二篇：公务员考试申论：行贿“零容忍” 制度更过硬

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发挥现有反腐制度的威力，加大惩治行贿犯罪力度是重要一环

行贿者的好日子到头了!这是1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新闻发布会上释放出的一个明确信号。当日，最高检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徐进辉表示，反贪部门将加大惩治行贿犯罪力度，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

腐败案件东窗事发后，公众的注意力往往投射在贪官身上，这难免模糊了对行贿行为的视线。其实，针对行贿犯罪，我国刑法一直持明确的打击态度。刑法上贿赂罪至少包含了行贿与受贿两个罪名，刑法第389条、第390条等规定对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有着明确规定。

然而长期以来，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重受贿而轻行贿”倾向。16次向湖南郴州市原纪委书记行贿的黄生福，3次被传唤却3次被释放;安徽阜阳中院腐败窝案中发现，有些市县的法院院长“乌纱帽”竟是靠行贿买来的;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案中，“行贿状元”陈族远行贿3200万元却一度被取保候审未被提起公诉。

社会各界要求惩治行贿人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近年来，最高人民检察院也不断发出“依法严厉打击严重行贿犯罪”的要求。今年一季度，广州市检察机关共查办行贿犯罪人员89人，同比上升102.27%，立案查办的行贿和单位行贿犯罪案件首次超过了受贿案件总数。2013年检察机关对5515名行贿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比上升18.6%，但相比数量巨大并逐年递增的受贿犯罪，还是不太相称。从因果关系看，行贿与受贿是一根藤上结出的两个毒果，都具有很强的社会危害性。在这组对偶犯罪中，打击重受贿而轻行贿，无异于“堵前门、开后门”，无形中助长了行贿犯罪的滋生蔓延，使反腐效果大打折扣。

是什么原因使得“受贿者落马，行贿者逃脱”的情况一再发生呢?从道德层面讲，在潜规则盛行的现实中，行贿人往往被视为“无奈的弱者”而得到同情甚至包容，有些行贿行为也确实是遭遇了明目张胆的索贿。从法律角度看，行贿与受贿之间具有高度隐秘性，司法机关为收集证据，往往会以从轻或免罪作为“交换”条件，这也导致司法机关形成“口供依赖”，使一些行贿人作为所谓“污点证人”被有意放过而非减轻处罚。

受贿落马，行贿漏网，只会造成负向激励，侵蚀反腐制度的肌体。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强调，“不能让制度成为纸老虎、稻草人”。各项制度制定了，就应立说立行、严格执行，不能说在嘴上，挂在墙上，写在纸上，把制度当摆设。反腐败斗争要不断走向深入，需要发挥现有制度的威力。加大惩治行贿犯罪力度，无疑是重要一环。

制度效力的发挥，直接考验着执行者的能力。行贿犯罪趋势群体化、交易手段隐蔽化等，对检察机关办案能力是个挑战。发出对行贿“零容忍”的明确信号后，既要依法严惩行贿犯罪，又要尽量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这倒逼司法机关必须及时调整办案思路，提高办案水平，走出“口供依赖”陷阱;同时完善证据收集手

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段和机制，健全污点证人相关规范，扩大行贿者档案信息公开范围，让行贿者成为过街老鼠。

“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只有以这样的坚定决心，对与腐败相关的一切行为“零容忍”，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和不易腐的保障机制才能真正生效，让党风政风更加清新清朗。

第三篇：行贿犯罪申请表

查询申请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检察院：

我院因去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投标其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新校区洗浴热水井工程 需提供企业注册地检察机关出具的无行贿犯罪记录证明，望贵单位予以办理。

河南省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院二○一一年五月十三日

查询申请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检察院：

王军领（***036），系我公司法人代表；苗兴杰（***516），系我公司（河南省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院、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新校区洗浴热水井工程）项目经理；苗兴杰（***516）系我公司（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新校区洗浴热水井工程）授权人，需检察机关提供无行贿犯罪记录证明，望贵单位予以办理。

河南省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院二○一一年五月十三日

金水区行贿犯罪记录查询需要的证件

1、授权委托书

2、查询申请（上面的表格，红字部分改成正确信息即可）

3、招标信息

4、营业执照、安全证复印件盖单位章

5、法人、项目经理、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盖单位章 每周一、周三、周五上午11：00之前办理。

第四篇：行贿苏荣（范文）

行贿苏荣”的厅官被带走时仍与女性寻欢作乐

4天前，12月17日，江西省纪委宣布，江西省质监局副巡视员李安运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原标题：江西兄弟厅官双双落马：哥哥涉违纪被查，弟弟一年前涉苏荣案

12月21日，澎湃新闻记者从权威渠道获悉，李安运因涉江西省质监局原局长王詠案而落马。

今年5月，江西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党组书记、局长王詠因涉嫌严重违纪被江西省纪委调查。

8月17日，江西省纪委通报，“经查，王詠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和政治规矩，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未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对质监系统出现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违反廉洁自律规定，收受礼金，假公济私、奢侈浪费；贪污公款；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干部选拔任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为谋求职务上的重用，向他人行贿；与他人通奸。其中贪污、受贿问题涉嫌犯罪。” 江西多个消息人士向澎湃新闻记者透露，王詠在被江西省纪委带走时，仍在江西九江与一女性“寻欢作乐”；同时他也是行贿苏荣的40多人行贿官员中的一员。而在江西省纪委的通报中，关于上述两点的表述是“为谋求职务上的重用，向他人行贿；与他人通奸”。

苏荣在“忏悔录”中也曾写道：“我算了一下，副厅级以上干部给我送钱款和贵重物品的人数达40多人”，“正常的同志关系，完全变成了商品交换关系。我家成了„权钱交易所‟，我是„所长‟，老婆是„收款员‟”。

就在李安运被查的半个月前，12月2日，江西省纪委还通报了5起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追究典型案件，“省纪委对省质监局原党组书记、局长王詠严重违纪违法案和省地税局原党组书记、局长王平严重违纪违法案进行了„一案双查‟”。其中3起涉及到省质监局系统，3名副厅级官员被免职；2起涉及省地税局，2副厅级官员被党内警告处分。

江西省地税局原党组书记、局长王平也曾因向苏荣行贿于2014年11月28日被带走调查。

彼时，澎湃新闻曾以《江西省地税局局长王平被带走，三任新余市长均告落马》为标题作了独家报道。澎湃新闻记者采访了解到，王平案已经由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指定景德镇市人民检察院负责侦办。

公开资料显示，李安运，1957年生，江西省瑞金市人，研究生学历，经济师职称。1974年12月参加工作，曾任江西省赣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党组书记、局长多年。2007年，他还被国家质检总局授予“全国质检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2010年6月，中国质量新闻网一篇《根深叶茂——记江西省赣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李安运》的质检人物稿写道：“在赣州市质监局的职工眼里，他们的局长李安运是一个朴实严谨、勤奋好学的人，因为不论工作再忙，他都会抽出时间来学习。周末假日，在办公室里有他孜孜不倦看书的身影……为打造服务全市的公共技术标准服务平台，服务钨和稀土等地域优势产业集群发展，李安运多次带领技术人员南下北上、积极筹划，争取„国家钨和稀土产品监督检验中心（赣州）‟、„国家竹木产品监督检验中心（赣州）‟等重点建设项目落户赣州。”

江西省质监局官网领导信息显示，2014年2月后，李安运升任江西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巡视员，进入副厅级领导干部行列，同时继续兼任赣州市质监局党组书记、局长，2015年6月后不再兼任。

江西省质监局官网显示，李安运的职责是协助局长分管标准化处，联系省标准化研究院、省钨与稀土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李安运最近的一次公开活动是11月23日至25日，陪同中国标准化协会理事长、国家质检总局原党组成员、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原主任纪正昆深入赣州市、县调研质监及对口支援工作。截至澎湃新闻记者发稿时，李安运的职务简介和照片仍显示在“省局领导”一栏。

除涉王詠案外，值得一提的是，澎湃新闻记者从多个独立消息源处获悉，李安运是江西省发改委原主任李安泽之兄。早在一年多前，2014年8月27日，李安泽因涉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案被带走调查。

李安泽

李安泽比李安运小3岁，出生于1960年8月。公开简历显示，李安泽，江西瑞金人，1975年8月参加工作，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博士。其仕途起步于老家瑞金县一公社知青队长、团委副书记，之后先后担任瑞金县常务副县长、赣州市地税局长、南昌市地税局长、江西省财政厅副厅长，2007年1月担任江西省地税局长，跻身正厅级干部。2008年3月调任新余市，先后担任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职务；2010年至2013年担任新余市委书记；2013年2月调任南昌担任江西省发改委主任。

早在2013年7月，网络上就曾出现落马厅官、新余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周建华举报李安泽的帖子。其举报内容主要是李安泽为了能当上市委书记巴结苏荣老婆于丽芳（江西官场多称呼其“于姐”）擅自中止新余高专土地拍卖程序，以所谓协议低价出让，致使国家损失近10亿元。

江西一位知情官员向澎湃新闻透露，“他们兄弟俩奉行的都是金钱开路的哲学，为了晋升都是通过向上级行贿达到目的。”多个独立消息源亦向澎湃新闻透露，李安运落马或许是向王詠行贿而被省纪委调查的。

据《中国经济周刊》此前报道，李安泽被带走或因涉及江西官场人人熟知的“于姐”和其曾担任副国级领导的丈夫的贪腐案。据江西政界知情人士透露，纪委工作人员从“于姐”家中搜出了李安泽送给“于姐”的名画，李安泽因此被牵出。

数年前，因为“于姐”喜欢，李安泽就通过新余市的一位老板，从上海拍卖行拍下了傅抱石的一幅画送给“于姐”，向其雅贿。“当时拿下这幅画的价格大约900万，现在的价格已经是千万以上。据悉，这幅画是没有进入拍卖目录而被直接拿走的，如果进入拍卖目录，这个价根本拿不下来。”

后因传出消息说，相关部门将着手调查“于姐”丈夫的时候，李安泽曾经去找过“于姐”，想要回这幅画，但没能要回来。知情人士称，“他预感到„于姐‟丈夫可能要出事，于是去找„于姐‟骗她说，这幅画是赝品，想拿回来给她换幅真的。没想到„于姐‟回他说：没印象曾经收过这幅画。”后来办案人员从“于姐”家中搜出了这幅画，进而牵出李安泽。

上述知情官员也曾向澎湃新闻记者讲述过上述情形，他说：“苏荣落马前曾对人私下说过李安泽这人„不靠谱‟。”

日前，澎湃新闻记者从有关权威部门了解到，李安泽已被有关办案部门批捕。

第五篇：行贿、渎职司法解释

法释〔2012〕22号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为依法惩治行贿犯罪活动，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现就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条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行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一百万元的；

（二）行贿数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向三人以上行贿的；

2.将违法所得用于行贿的；

3.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向负有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严重危害民生、侵犯公众生命财产安全的；

4.向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的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影响行政执法和司法公正的；

（三）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三条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规定的“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第四条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一）行贿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

（二）行贿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一百万元，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向三人以上行贿的；

2.将违法所得用于行贿的；

3.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向负有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严重危害民生、侵犯公众生命财产安全的；

4.向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的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影响行政执法和司法公正的；

（三）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的；

（四）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第五条多次行贿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行贿数额处罚。

第六条行贿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与行贿犯罪实行数罪并罚。

第七条因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而破获相关受贿案件的，对行贿人不适用刑法第六十八条关于立功的规定，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单位行贿的，在被追诉前，单位集体决定或者单位负责人决定主动交待单位行贿行为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单位及相关责任人员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受委托直接办理单位行贿事项的直接责任人员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自己知道的单位行贿行为的，对该直接责任人员可以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八条行贿人被追诉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依照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九条行贿人揭发受贿人与其行贿无关的其他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依照刑法第六十八条关于立功的规定，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第十条实施行贿犯罪，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不适用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

（一）向三人以上行贿的；

（二）因行贿受过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的；

（三）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而行贿的；

（四）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五）其他不适用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的情形。

具有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的，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

第十一条行贿犯罪取得的不正当财产性利益应当依照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予以追缴、责令退赔或者返还被害人。

因行贿犯罪取得财产性利益以外的经营资格、资质或者职务晋升等其他不正当利益，建议有关部门依照相关规定予以处理。

第十二条行贿犯罪中的“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指行贿人谋取的利益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规定，或者要求国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行业规范的规定，为自己提供帮助或者方便条件。

违背公平、公正原则，在经济、组织人事管理等活动中，谋取竞争优势的，应当认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

第十三条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规定的“被追诉前”，是指检察机关对行贿人的行贿行为刑事立案前。

法释〔2012〕18号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2012年7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52次会议、2012年9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79次会议通过）

为依法惩治渎职犯罪，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现就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的“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一）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3人以上，或者轻伤9人以上，或者重伤2人、轻伤3人以上，或者重伤1人、轻伤6人以上的；

（二）造成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的；

（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四）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一）造成伤亡达到前款第（一）项规定人数3倍以上的；

（二）造成经济损失150万元以上的；

（三）造成前款规定的损失后果，不报、迟报、谎报或者授意、指使、强令他人不报、迟报、谎报事故情况，致使损失后果持续、扩大或者抢救工作延误的；

（四）造成特别恶劣社会影响的；

（五）其他特别严重的情节。

第二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犯罪行为，触犯刑法分则第九章第三百九十八条至第四百一十九条规定的，依照该规定定罪处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因不具备徇私舞弊等情形，不符合刑法分则

第九章第三百九十八条至第四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但依法构成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的犯罪的，以滥用职权罪或者玩忽职守罪定罪处罚。

第三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渎职犯罪并收受贿赂，同时构成受贿罪的，除刑法另有规定外，以渎职犯罪和受贿罪数罪并罚。

第四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渎职行为，放纵他人犯罪或者帮助他人逃避刑事处罚，构成犯罪的，依照渎职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他人共谋，利用其职务行为帮助他人实施其他犯罪行为，同时构成渎职犯罪和共谋实施的其他犯罪共犯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他人共谋，既利用其职务行为帮助他人实施其他犯罪，又以非职务行为与他人共同实施该其他犯罪行为，同时构成渎职犯罪和其他犯罪的共犯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五条 国家机关负责人员违法决定，或者指使、授意、强令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构成刑法分则第九章规定的渎职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以“集体研究”形式实施的渎职犯罪，应当依照刑法分则第九章的规定追究国家机关负有责任的人员的刑事责任。对于具体执行人员，应当在综合认定其行为性质、是否提出反对意见、危害结果大小等情节的基础上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和应当判处的刑罚。

第六条 以危害结果为条件的渎职犯罪的追诉期限，从危害结果发生之日起计算；有数个危害结果的，从最后一个危害结果发生之日起计算。

第七条 依法或者受委托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管理职权时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的规定，适用渎职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条 本解释规定的“经济损失”，是指渎职犯罪或者与渎职犯罪相关联的犯罪立案时已经实际造成的财产损失，包括为挽回渎职犯罪所造成损失而支付的各种开支、费用等。立案后至提起公诉前持续发生的经济损失，应一并计入渎职犯罪造成的经济损失。

债务人经法定程序被宣告破产，债务人潜逃、去向不明，或者因行为人的责任超过诉讼时效等，致使债权已经无法实现的，无法实现的债权部分应当认定为渎职犯罪的经济损失。渎职犯罪或者与渎职犯罪相关联的犯罪立案后，犯罪分子及其亲友自行挽回的经济损失，司法机关或者犯罪分子所在单位及其上级主管部门挽回的经济损失，或者因客观原因减少的经济损失，不予扣减，但可以作为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

第九条 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有毒有害食品、假药、劣药等流入社会，对人民群众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依照渎职罪的规定从严惩处。

第十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此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