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问责法制化的“中国式困境”

第一篇：行政问责法制化的“中国式困境”

行政问责法制化的“中国式困境”

行政问责制起源于现代西方，是西方政党政治的产物，经历了长期了发展后，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运行机制和法律体系，对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进行着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市民社会和法制社会的发展进程。我国实行行政问责制的起步时间相比西方要晚得多，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加快发展和整个社会法制化水平的提升，近年来，各级人大、政协和社会媒体要求政府推进行政问责法制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那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问责在迈向法制化的过程中究竟取得了哪些方面的成果，其现实效果如何，又究竟面临哪些亟待突破的困境以及如何突破这些困境呢？

一、改革开放以来行政问责法制化的进程

我国尽管在200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才首次提出行政问责制，但责任追究却由来已久，可以说，从改革开发以来，党和政府就高度重视这项工作，近年来进展很快。1979年，“渤海二号”沉船事件发生，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康世恩、石油部部长宋振明被问责。1987年对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负有重要责任的林业部部长杨钟副部长董智勇被撤销职务。1988年，铁道部原部长丁关根因重大铁路安全事故引咎辞职。2003年“非典”期间，卫生部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原市长孟学农等多名官员辞职。此后，各地又对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浙江嘉禾违法强制拆迁事件等责任人进行了追究。除了对大量失职渎职的官员进行责任追究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行政问责制度化的努力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行政问责制度化较早的标志当属1995年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此暂行条例被评价为“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方面第一个比较全面、比较系统的文件”，并最早引入了责令辞职这种形式。2002年7月9日，该条例重新修订后“转正”，更名为《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与1995年的暂行条例相比较，人们印象最深的是，此次颁布的条例又向制度化迈出了一大步，明确提出“实行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制度”，并对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给出了定义。针对特重大安全事故频发的局面，2001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的规定》（又称302号令），302号令可以说是直接给责任领导施压，全国安全生产局面有了较大改观。2002年值得着重指出的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宣布在香港推行“高官问责制””（the Principal Officials．Accountability System），这一制度随后在大陆各地得到了推广，即后来完善速度最快的行政首长负责制。

2003年至2007年是行政问责制度化规定密集出台的一段时期。2003年的《公共卫生突发条例》明确规定了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组织领导、遵循的原则和各项制度和措施，明确了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社会有关组织和公民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及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2003年的《行政许可法》规定了政府的行政许可行为，也明确规定了违反本法应承担的法律责任。2004年春天，在2003年“非典”期间行政问责的基础上，《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紧急颁布，其中详细列举了9种应该引咎辞职的情形，包括在安全工作方面严重失职，连续或者多次发生重大责任事故，或者发生特大责任事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情形等等。2004年的《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也开始有了关于“询问和质询”、“罢免或撤换”的规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专门规定了对有失职、渎职行为的党员干部给予相应处分。2004年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更明确提出“权责统一”是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对决策责任追究、行政执法责任制以及完善行政复议责任追究制度等作了明确的规定。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吸收了上述部分内容，包括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因撤职、免职、罢免三种担责形式在其他法律法规中已有规定，公务员法就没有再进行规定。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 1

对法》颁布，其中第六章专门阐述法律责任，是对公共突发事件领域行政问责制度的一项重要补充。

进入2008年，行政问责的观念被注入到了《国务院工作规则》当中。温家宝总理在新一届中央政府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上就提到，要“加快实行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和绩效管理制度。要把行政不作为、乱作为和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等行为作为问责重点”。在4月2日公布的《国务院2008年工作要点》中，行政问责制也位列其中。5月，《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中，更是强调加快实行问责制。2008年也因此被定义为“行政问责年”。

此外，国务院所属部委制定的一些关于行政问责的部门规章也不少，如《公安机关追究领导责任暂行规定》、《财政部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国土资源执法监察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等；一些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地方政府制定的政府规章，如《长沙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天津市人民政府行政责任问责制暂行办法》、《重庆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大连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海南省行政首长问责暂行规定》等；各级党组织以及没有规章制定权的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也制定了大量相关文件，例如，《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关于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实行用人失察、失误责任追究制度的暂行规定》、《河南省工商系统打假维权失察问责暂行规定》、《新乡市行政首长问责制暂行办法》等等。一些地方甚至启动了“日常型问责”，将矛头直指不作为、懒作为的“太平官”、“庸官”，如2007年，吉林省公布行政问责暂行办法，规定了44种纳入问责的行政行为。又如2008年出台的《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被称为我国首部系统规范行政程序的地方规章，行政机关的诸多“衙门习性”也被纳入问责范围。

二、现实成效与困境

从我国行政问责法制化的发展脉络来看，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问责的相关法律体系已在逐步建立，问责依据从宪法渐渐拓展到公务员法、行业管理相关法规文件以及地方性的行政问责细则，经历了一个从行政问责个案到行政问责一般制度再到行政问责法律制度的过程，这说明了我国行政问责制已经从权力问责向法律问责转变。这种变化在中国政治历史上是空前的，对于现代民主政治建设来说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据统计，目前全国共有20个省区市、25个中央部门不同程度地开展了行政问责工作。2008年以来，这项工作呈现出加大力度的趋势，行政问责向纵深发展，问责对象从行政首长向其他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扩大，问责范围从安全生产领域向其他领域推进，问责方式由上级问责向制度问责转变，行政问责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总体上看，我国行政问责方面取得的成效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制定了一些关于行政问责的条例、规定和办法；其二，处理了一批违法失职的行政官员；其三，强化了官员的责任意识。尽管行政问责取得了上述成效，但是，由于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尚处于初创阶段，再加上我国特殊的国情，行政问责法制化还存在诸多困境。

1、从立法的层面来看，行政问责还缺少一部科学而系统的法律。行政问责是建设责任政府和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任何一项行为要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必须要有一部统一的法律来进行规定，否则导致各地施行行政问责的依据零散，问责范围、惩处尺度就会不尽相同。加之目前我国行政体制存在权责不清晰、权责不对等问题，往往有权有利的事大家争着干，没权没利的事互相推诿扯皮，真正出了问题又无人负责。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行政问责甚至蜕变为少数人权力斗争和铲除异己的工具，这就使行政问责一定程度上缺乏规范性、普适性和权威性。

2、从执法的层面来看，行政问责的内容还存在一定模糊性。有些地方和部门是围绕政令不畅，行政不作为、乱作为或违法行为等突出问题重点问责。有的地方则是“眉毛胡子一

把抓”，甚至上下班迟到早退、开会打瞌睡也进行问责，范围过宽，降低了行政问责的严肃性。一些地方问责程序不规范，缺乏系统性规定，问责主要根据领导者的意图进行，随意性比较大。责任追究弹性较大，容易受领导批示和社会舆论的影响，导致处理上畸轻畸重。在重大突发事件造成民愤下的“火线问责”比较常见，但缺乏“违规即追究”的内在责任动力，仅对执行环节进行问责，属于典型的事后问责。近年来，在问责制不断取得实效、深入人心的同时，时有发生的“问责秀”、“假问责”，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3、从司法的层面来看，行政问责的主体和客体还缺乏科学而明确的规定。在行政问责中，行政主体是第一要素。按照问责主客体之间的关系,问责主体一般划分为同体问责主体与异体问责主体。同体问责即行政系统内部的自我监督、自我纠偏和自我净化，同体问责容易操作，但也容易导致“官官相护”而难以真正问责，也难以真正得到监督。行政问责制的关键在异体问责,而异体问责又涉及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整体架构和全过程。在行政问责的客体方面，目前，无论是相关的法律规定，还是追究责任的实例，都把行政问责的对象局限于行政首长。在这种情况下，数量众多的一般行政公务人员被排除在行政问责的对象之外，显然不利于对行政权力的有效制约。此外，我国行政领域存在党政不分、正副职责任不明、上下级责任模糊地弊病，现实生活中，重大问题的决策通常由常委会研究、党委书记“拍板”，出了问题则追究行政首长的责任；名义上是“一把手”负责，实际上只追究分管副职的责任；一个地方出现了问题，追究到哪一级才算合理，在责任形式方面也不够全面，常常是本来没有过错或过错较小的人，不适当地为下属工作人员的个人行为承担连带责任；或本来应负更大责任的人避重就轻，利用引咎辞职来逃避刑事责任或其他处罚。此外，我国公务员与国家或行政主体之间的关系还没有从“特别权力关系”转变到“特别法律关系”，缺少必要的司法救济途径，往往还是上级机关处于绝对的主动地位，这样的制度设计不利于公务员权利的保障，也违反了“有权利就有救济”的原则。

4、从干部工作的法定程序来看，被问责对象的复出程序还缺少法律规定。引咎辞职官员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复出，需经过哪些相关程序，无论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还是《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公务员法》，都没有明确规定。如《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只规定，领导干部辞职后，三年内不得到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经营性事业单位和社会中介组织任职；不得从事或者代理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经商及企业活动。对引咎辞职责令辞职以及自愿辞去领导职务的干部，根据辞职原因、个人条件、工作需要等情况予以适当安排。而有的条例甚至还存在互相冲突之处，如《党政领导干部任用条例》第六十二条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降职的干部，在新的岗位工作一年以上，实绩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重新担任或者提拔担任领导职务。然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七条却规定，公务员受降级、撤职处分的期限为24个月。第八条则规定，受撤职处分的，应当按照规定降低级别。近来，众多问题官员“低调复出”，大都是依照《党政领导干部任用条例》办事，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似乎没有多大的约束力，两个“条例”口径明显不一。有的地方政府针对官员免职和复职制定的地方政府规章，不仅相互之间内容不统一，甚至还存在着违反上位法的情况。

三、思考与建议

行政问责的法制化是我们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的内在要求，从以上分析来看，我国行政问责的法制化还处于粗放式的阶段，还很不完善。必须结合我国国情，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加强行政问责的法制化建设，方能使依法治国的国策落到实处。

1、形成完整的行政问责法律制度。目前有关行政问责的特别详细的规定还很缺乏，急需制定一部专门的行政问责条例，将官员问责体系进一步系统化。这套完整的问责体系应当包括问责事由、问责条件、问责主体、问责范围、问责程序以及问责的法律后果等。其中，如何启动问责程序尤为关键，因为程序性问责的依据都是法律性的，每一个行政人员的责任都非常明确，都有充分的法律依据，是不是被问责不取决于临时性的行政决策。通过程序保障在责任面前人人平等，才能减少问责过程中的‘丢车保帅’等问题。至于问责的对象，需要严格划定范围。近年来的问责对象主要是针对行政官员，但考虑到现实的公共权力格局情况，问责对象的范围不能仅限于此，而应该是授权的范围有多大，就应当在多大的范围内问责。

2、逐步推进异体问责。问责制在本质上是依据宪法监督执政党和政府的行为，努力实现以法治国和依法行政。从我国实际看，在建立科学的问责制中，重点或难点均在异体问责方面。一是要明确人大监督的权力。在建立“问责制”的过程中，应明确人大提出质询案的制度和程序，保证人大的罢免权。随着依法治国的力度不断加大，需要进一步建立不信任投票制、弹劾制以及主要责任人引咎辞职制等，增强人大监督的问责手段和力度。二是要加强媒体的舆论监督。强调媒体的舆论监督是问责制得以建立完善的一个宏观背景所在。如湖南长沙实施的《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中就明确规定新闻媒体曝光也成为问责依据之一，这无疑加大了舆论监督的力度。三是要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它包括公民以纳税人的身份请求对于行政机关的经济管理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行为提起诉讼、公民对于行政机关拒不履行监督检查职责的行为提起诉讼等情形，这些都应该通过诉讼途径解决。公民作为社会监督主体应该有权对于行政机关的违法失职行为提起诉讼，鉴于公民本身的弱势地位，公益诉讼亟待建立。四是要充分调动全体公民监督的积极性。比如在某些领域设立举报和奖励制度是有利于公民监督的，如1899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垃圾法》规定，告发污染者的人有权得到所处罚金1.5倍的奖金，取得的效果彰显出公众举报的积极意义。

3、探索实行党政同时问责。虽然，我国目前还没有一个全国性的《行政问责法》，问责制的实施很不规范。但在制定问责办法时，应当考虑能够涵盖所有国家机关人员的程序性问责规定。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下，仅向政府领导问责是不够的，也是不公平的。因为所谓问责，应该是问公共权力运行之责，重点是问公共权力机关的领导干部之责。行政机关是公共权力最集中的机关，理应实行问责制，但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协机关、司法机关以及其他掌握权力的机构和单位也应当实行问责制，特别是应将党的机关及其领导者纳入问责范围。这样，既符合实际，又体现公平，同时还适应从政治和道义两个层面问责的客观要求。

4、坚决克服情绪化问责。情绪化问责就是指问责不是依据制度行事，而是顺着某种情绪。问责不是依据法律和错误大小，而是取决于媒体与社会的关注程度。情绪化问责最大的弊病就是，问责因一时的情绪产生，当过了这种情绪的时候，问责就不起作用了。而问责事由大都是一些司空见惯的小事情，如开会睡觉、上班打牌等等。这种情绪化的问责，随意性太强，主要是上级官员的情绪意志发挥作用，因而事由经不起推敲，结果也很难服众。除了强化下级对上级权威的绝对服从外，根本没有其他威慑效果。克服情绪化，就是要克服主观意志，用理性思维、法定制度去问责。

5、切实做到被问责对象的依法复出。按照干部任用条例，被问责对象是可以复出的，但为了维护行政问责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被问责对象复出必须通过合法途径，在多数民意认可的基础上再按法律程序办理复出任命手续。但到目前为止，关于被问责对象如何复出仍没有统一的规定，地方上制定的一些法规对此表述也十分模糊，缺乏操作性。如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领导干部的任命必须任前公示，则被问责领导干部的重新复出任命更应该严格走公示程序，而不能变成“休假式”问责。由此可见，被问责对象复出机制亟待完善，因为只有确立严格的制度化程序，才能得到公众的支持和认可，才能进一步弘扬社会正气。

第二篇：行政问责

1、近年来，我国政府在行政问责制的推行方面监督力度减弱，公民参与监督的路径缺失，导致政府在对官员问责过程中的公正、公平性受到公民的质疑。同时也体现出了我国在行政问责制的推行方面存在的问题也越发明显。政府应该以公平、正义、民主、法制、责任的政治思想，不断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推行。

2、我国公务员队伍是履行政府职能和开展公共行政管理的主题，在社会公共管理领域中负有特殊的职责和使命。近年来，我国公务员队伍涌现出众多具有强烈工作责任心和事业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人手和模范人物。其中曹德云与陈家顺同志将自己融入到老年人，下岗民工，困难家庭中去，全面了解群众所需、所急，切切实实的为群众办事的的模范行为和奉献精神是值得我们所学习的，他们坚持以“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思想基础，认真践行“以民为本、为民解困、为民服务”的宗旨，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的工作作风受到了社会各界的称赞。

1、我国公务员队伍是履行政府职能和开展公共行政管理的主题，在社会公共管理领域中负有特殊的职责和使命。近年来，我国公务员队伍中也有一些人宗旨意识和责任意识缺失。一是群众观念不强，为群众办事漫不经心，漠然置之。二是事业心不强，在为群众解决问题时，互相推诿，相互扯皮，能拖就拖。三是责任心不强，部分基层干部面对风险因素时，存在着回避矛盾、侥幸过关的心态，以至于小事拖成大事，普通利益诉求酿成群体冲突。

2、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可能引发各种突发事件的不确定因素随之增加。2008年7月19日，云南孟连县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在此次事件发生前，云南省政法委深入当地调研后认为当地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群众利益纠纷。但是普洱市却忽视民意表达诉求，未能要分清矛盾性质，隐瞒上级不顾后果的采取强制手段传唤勐马镇5名犯罪嫌疑人，致使双方产生冲突，人员受到伤害。

4、20世纪以来，在全球公共行政改革的浪潮下，强化政府政府官员的责任，建立责任型政府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和地区公共行政改革的趋势。我国在行政问责制的实施中存在着一下几个方面。一是行政问责制的监督路径缺失，缺乏问责的公平、公正性。二是由于官员的权利、责任不明确，在问题待解决的时候出现“该问谁的责”的问题。三是官员为重视民意，不敢于承担责任。政府应当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增强责任意识，明确权利与责任的问题。

第三篇：行政问责

行政问责——建设责任政府

一、重要论述

“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人财物管理使用，关键岗位的监督，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加强民主监督，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

——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

二、行政问责现存问题及对策

1.关键词解析

所谓行政问责制，是指一级政府对现任该级政府负责人、该级政府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政府主要负责人在所管辖的部门和工作范围内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未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

2.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

（1）行政问责制的信息壁垒过高

在我国，大部分的信息资源都掌握在政府手里，政府信息不透明，信息不公开，公众缺乏知情权，行政问责就无从谈起。特别是一些地方领导习惯于报喜不报忧，对负面信息总是以维护安定团结、注意影响等为借口竭力掩盖，禁止报道，这不利于行政问责制的发展。

（2）行政问责制的法律、法规不完善

目前行政问责制适用的法规、条例比较多，但都散见于各种政策文件中，并且现有的制度性的规定对行政失察、失职的行为或追究事项界定不明确，规定模糊、笼统，缺乏操作性，从而导致实际执行难的问题。

（3）问责范围过于狭窄

在行政问责的实践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更多停留在行政领导体系中，努力贯彻对上级负责、对权力负责的制度，而在对法律负责、对公众负责、对权利负责的努力上有所欠缺。

（4）权责不清，责任主体难以明确

由于目前我国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不到位，导致当前我国党政关系错综复杂，职责不清和职能交叉，使得责任落实和责任追究过程中责任主体难以明确。

3.对策

（1）加强行政问责制的配套制度建设

实施和完善行政问责制，需要一系列配套的制度，其中基本的配套制度是职责明确和信息公开制度。

（2）加快推进行政问责法的建立

应在条件成熟时制定全国性的《行政问责法》，规范问责主体及权力，规范问责客体及职责，规定问责事由等，做到问责的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

（3）拓宽问责范围

问责不能仅局限于经济领域的安全事故，对政治等其他领域的事故也要纳入问责范畴。从管理不善、政绩平平到用人失察、决策失误等都属于问责的范围之内。

（4）要明确划分权责界限,厘定官员问责标准

要合理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政府纵向与横向部门之间以及部门内部各岗位之间的职责权限，建立科学的岗位责任制，结合具体的工作部门，明确问责范围、对象和条件，用程序来保证问责制的健康发展。

第四篇：行政问责

哈尔滨市行政问责规定学习心得

备案科 刘欢

通过对《哈尔滨市行政问责规定》的学习，我的感触颇深，对我市下一步的发展策略，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学习心得有以下几点：

一、学习《哈尔滨市行政问责规定》的重要意义

行政问责制度是我市政府提速增效、提高信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市提高行政效率的一项重要举措。有权必有责，政府应为其所有行为负责，对因不作为(有权不用)、乱作为(滥用权力)或不当作为(工作过失)而造成不良后果的，必须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问责制度不仅是法治政府必不可少的重要制度，而且也是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党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制度。同样，作为工程质量监督这样一个重要的工程环节，肩负着全市的工程质量安全任务。更要认真遵守《哈尔滨市行政问责规定》以防出现行政不作为或乱作为的情况.二、目前工作中的不足之处

(一)对于新形势下的行政问责办法，不能及时融会贯通于具体实际工作之中，思想观念需要进一步更新。工作循规蹈矩、按部就班、不力求全面发展，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满足于应付本职工作，不精益求精。

(二)知识能力的培养再造，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积极性不强。没挤出时间学，给自己找客观原因，自己放宽自己，轻视理论学习，致使理论素养跟不上形势发展，了解大局不够透彻。

(三)业务知识须进一步增强.现有的知识已不适应当前日新月异的工作形势。新方法、新情况层出不穷，学习与本职工作相关的业务知识尚有所欠缺。工作方式、方法上创新不够。干工作时放不开、敢吃苦、的精神不强，抓落实的劲头相对不足。

三、具体整改措施

(一)在深刻学习、领悟行政问责制的基础上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素质。认真学习行政问责规定。与现在的业务工作相结合，在不违法违纪的基础上，再加强自律，即也不违反行政问责规定。

(二)增强工作创新意识，工作争强当先，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进一步更新观念、大胆工作、工作中勤于思考、多发现问题、多找路子、扎实工作、优质高效地完成好今年的目标任务。(三)加强道德素质修养，树立文明安全企业形象。敬业爱岗、甘于奉献、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勤奋工作，做实践职业道德的模范。

(四)勇于竞争、不怕挑战、奋发进取、认真执行各项工程备案规章制度，提高工作效率，灵活掌握方针政策，创造性的开展工程备案工作。

在今后的工作之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学习行政问责规定所得到的心得与体会，融会贯通于本职工作之中，杜绝行政不作为与乱作为的发生，为全市工程建筑事业的发展作出最大的贡献

学习哈尔滨市行政问责规定学习心得

备案科 张艳杰

2012年2月12日市人民政府第2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哈尔滨市行政问责规定》，3月15日起实施。我对行政问责规定进行了认真学习，通过学习，有以下几点认识与体会。

一、“行政问责规定”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履行职责，强化行政责任，促进行政负责人依法行政、恪尽职守，提高执行力和公信力。行政问责办法规定了十种应当进行问责的情形：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独断专行、决策失误；滥用职权、违法行政；办事拖拉、推诿扯皮；不求进取、平庸无为；欺上瞒下、弄虚作假；态度冷漠、作风粗暴；铺张浪费、攀比享受；暗箱操作、逃避监督；监管不力、处置不当。对有这些情形的各级行政负责人实施问责，对依法行政、恪尽职守，勤政廉洁，提高执行力和公信力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问责规定致力于提高行政机关的公共服务水平、效率和公众满意程度。行政机关根据工作职能要求，对行政服务的内容、办事程序、办理时限等相关具体事项，通过媒体向社会和公众作出公开承诺，接受社会监督，承担违诺责任。对转变机关作风、提高办事效率、建立服务型政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问责规定促进行政机关干部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实行首问负责制度，能有效促进转变机关干部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提高干部自身素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要熟悉业务，认真履行职责，对服务对象要求办理事项的，第一个接待服务对象来电、来访者（即首问者），要热情接待，周到服务。接听电话应文明、礼貌、热情，做好记录，并负责落实所问、所办之事。热情为到访者、来电者提供准确的信息。对到服务对象要热情、主动，属在本人职责内的事要及时处理，首先接受办理的人员要负责到底，能当场办结的要当场办结，不能当场办结的要告知办结时间，并负责该事项的跟踪督办，对申办材料不符合要求的，必须当场验明和明确告知申办者，并进行详细指导和说明。对不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受理的事项，应当向当事人说明理由，并告知该事项的具体承办部门的有关联系电话，必要时亲自引领前往，引导其找到相关部门或个人办理，直到让服务对象满意为止。对把握不准的事宜或者特别重大和紧急的事项，及时请示领导。做到这些，才能成为一名称职的机关工作人员。

四、限时办结防止办事拖拉，提高工作效率。各级行政机关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单位，依据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遵循准时、规范、高效、负责的原则，按照规定的时间、程序和要求，对各类行政审批（包括行政许可项目和非行政许可项目）和备案事项；行政职能部门通过理顺内部关系，优化工作流程，科学设置程序，规定办结时间，杜绝久拖不办、办而不结的现象。

通过学习我认为，首问负责制是开始，限时办结制是核心，行政问责和服务承诺是保障，这四项制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环环相扣。建立和严格执行这四项制度，将形成强有力的约束机制，促使各部门特别是具有审批职能的部门和工作岗位的工作人员改进服务态度，优化审批流程，压缩审批时间，严格办结时限，提高办事效率，从而建立起加强机关行政效能的长效机制。有了制度，就有行动的依据。关键在怎么落实在具体操作中，这是最为关键的问题。这对于加强干部建设，提高干部素质，提高机关行政效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又一重大举措。

第五篇：浅谈把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推向法制化

5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是对负有决策责任的“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正式法规。随着酝酿已久的《暂行规定》出台，我国在制度层面基本完善了对公共权力控制与监督的责任追究、纪律追究、法律追究三大机制，对全面保证公共权力的运行质量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将起到重要作用，也将极大地推动社会主义政那一世小说网 穿越小说网 网游小说网 http://www.xiexiebang.com治文明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近几年来，随着一些“公共突发事件”曝光率增强和公共权力运行透明度提高，“官员问责”成为社会公众和媒体关注的热点，一些地方政府出台了相关的行政问责法规，把责任追究机制引入行政管理之中。但各地由于在行政问责范围、标准和程序上缺乏统一性、规范性和严肃性，也引起很大的争议。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提出：要“积极推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严肃追究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造成严重损害的行为”。这一表述为官员问责范围和标准提供了依据，《暂行规定》的出台，是使“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步入法制化的重要步骤。

首先，问责的对象范围或客体是负有领导和决策责任的“党政领导干部”。与以往“问责”基本上是行政系统内部问责的方式不同，《暂行规定》明确地把党委系统也纳入问责体系，把问责的范围覆盖到政府和党委两个系统，消除了以往只在行政系统问责、而同样负有领导和决策责任的党委系统却置身事外的疑虑，使问责更加规范合理。同时，问责的对象是各级各类党政系统“负有决策领导责任”的“领导干部”，而不是承担事务性工作的全体公务员。公务员在执行事务工作过程中违纪违法，按照公务员法及相关法律和纪律处分条例规定执行。例如，某公务员开会睡觉，有纪律处分条例，该怎么处分就怎么处分，与问责无关，不能用问责制代替纪律和法律追究。从国际惯例来看，问责制属于政治层面的制度安排，而不是法律层面的制度安排，那些负有决策及政治责任的官员是问责的主要对象，如果随意扩大问责的范围，就可能造成问责混乱和不严肃的后果。

其次，问责制是对负有决策领导责任的官员从政过程及公共权力使用过程的“不作为、无作为、作为不力、乱作为”的控制和监督。目的是对那些可能“庸、懒、无德行、无政治责任品格”的官员适时监控，使他们在从政过程中不敢懈怠。否则，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要负政治责任、道德责任和行政责任，必须引咎辞职或勒令辞职。至于那些胡作非为而触犯党纪国法的官员，则应该按照相关的纪律处罚和法律法规处理，负有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纪律责任。例如，报载德国某市规定，乘坐公交车时必须为60岁以上的老人让座，而市长本人一次乘车时由于专心看报，没有注意到身边站一位老妇人而没有让座，结果被一位市民拍照送到电视台曝光，引起市民不满，最后引咎辞职。市民认为这样一位没有爱心、没有道德的人当市长，公众实在不放心，不能指望他照顾好公众利益，更不能成为公众的楷模，他必须为自己身为市长的行为负起“道德责任”，必须辞职。这就是“问责制”的实质，要“权责一致”，领导必须承担更大的政治、道德和行政责任。

再次，负有决策和领导责任的官员被“问责”以后，无论是勒令辞职还是引咎辞职，在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下，政治生命基本到此为止，复出的可能微乎其微，要重新取得公众的信任很难。否则，问责制对那些政治和道德责任心不强的官员就没有威慑力，就起不到法规应有的效力，失去了应有的严肃性。一个人敢于蔑视“公共权力”的重大责任，特别是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拿党、国家、社会和人民的重托当儿戏，公权不作为或乱作为，证明这个人基本丧失了为公共利益献身的“公共精神”，也丧失了在任何公共岗位工作的政治和道德素质，不适合再谋“公职”。一个时期以来，社会和媒体热议被问责官员异地复出问题。有人说某某被问责官员是“学习型”官员或“有能力的人”等，不用浪费人才了，这种观点没有真正理解问责制的实质。问责制的实质不是一个人的“才”，而是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的“责”。是对“公共权力”的责任与敬重，是对公共利益的负责精神。从已经发生的重大公共事件的典型案例来看，被问责的官员大多缺乏政治责任心、道德责任心和行政责任心，失去民心和社会公信力，复出会给政府形象造成不良影响。

最后，关于“问责”主体问题，主要有体制内监督和体制外监督两个方面。体制内监督包括党内监督、人大政协监督等，体制外监督包括社会公众和媒体舆论监督。我们知道，问责制作为一种政治层面的制度设计，主要目的不是要“问责”几个官员或“事后问责”，而是要在负有领导和决策责任的“党政领导干部中”确立责任和忠诚意识，忠诚于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勇于负责，通过自己的工作实践“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问责制的目的是促进和鼓励领导干部“事前负责”，增强政治、道德和行政责任意识，增强正确行使“公共权力”意识。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除了体制内的教育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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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社会公众和媒体舆论的监督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把公共权力摊在阳光下，公共政策的决策和执行民主透明，一些持有“公权”的领导干部才不敢懈怠，才会心里装着群众，才会积极负责。国外“问责制”的一些实践经验表明，社会公众和媒体舆论对有效地推行问责制起到了决定性的促进作用，对增强“问责官员”的责任意识、法治意识、道德意识、公权意识、勤那一世小说网 穿越小说网 网游小说网 http://www.xiexiebang.com政意识和效能意识等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在我国实行“领导干部问责”，要注重发挥两个“问责主体”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控制和监督“公共权力”的运行。

“问责制”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创新，为正确行使“公共权力”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随着《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出台和我国党政领导干部问责走上规范化和法制化轨道，必将对治理“庸官”、“懒官”，改变官场不良风气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只有对党、国家和人民负责的官员多了，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兴旺发达，人民才能安居乐业，社会才能长治久安，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才能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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