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等教育的质量评估机制[精选合集]

第一篇：美国高等教育的质量评估机制

美国高等教育的质量评估机制

（资料来源：高等教育评估与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交流研讨会交流材料）

美国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涵盖多个方面，形成了具有特色的评估机制。其中主要的是院校认证和专业认证，为促进美国高等院校或专业的发展起到了保证和监督作用。众多认证机构大多经过民间的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和官方的联邦教育部认可。各州政府也对公立的和私立的高等学校实施质量评估，但常和认证合并进行，以免重复。还有一种评估就是排行榜，通常由新闻媒体、出版机构主办。

美国的高等教育没有明文规定的国家质量标准，而只有质量评估，对高等学校办学或专业质量进行鉴定。广义地讲，质量评估可包括外部评估和内部评估。顾名思义，外部评估指的是高等学校外的机构对学校或专业的评估，而内部评估则指高等学校内部的自我评估。外部评估的作用是：促进高等学校向公众负责，使学校接受外部标准，提高教育质量；向高等学校颁证，授权其颁发学位和证书；使学校或专业可能获取公共基金；使教育消费者得到更多信息。外部评估主要包括如下内容：学校或专业的认证，联邦政府的数据收集，州政府对高等学校的教育绩效评估，州政府向高等学校颁发许可的评估，以及大学捧行榜等。内部评估主要包括任期和提升评估、同行专家组科研评估、学生评估和专业评估等，是美国校园文化的传统组成部分。内部评估比外部评估更直接地与学校规划、优先设置新专业、资源分配等挂钩。

一、非官方认证、认证机构及其认可

1．非官方认证

非官方认证（accreditation）是由非政府的同行专家组对院校和专业所进行的评估，是一项重要的外部质量评估。其作用主要是：（1）保证，即确保院校和专业的质量；（2）改进，在达到基本水准后，进一步提高院校和专业质量；（3）论证，公开证实院校或专业充分满足接受公共基金的条件，达到获得许可证的法定要求，并部分地满足学分转移的基本条件等。质量标准的主要依据是院校或专业自定的使命和认证机构的鉴定准则。鉴定周期有3年或5年的，也有10年的，但要求递交期中专题报告。鉴定结论是综合专家组的取证、审查和判断而得出的。认证的一般步骤是：（1）合格性预审，即院校在申请认证前必须已经获得州颁发豹许可证，并确实以教育为其主要任务；（2）自评：（3）现场访问；（4）专家组书面鉴定报告；（5）认证结论；（6）监督。其形式有年度报告、期中评估、重大变化报告等。

2．认证机构

认证机构可分为地区性认证机构、全国性认证机构和专门职业性认证机构三种。

（1）地区性认证机构（regional accreditor）。全美划分为新英格兰、中部各州、中北部、南部、西部、西北部等6个地区，分设6个地区院校协会及其下属的8个认证委员会，负责对全国所有有学位授予权的高等学校实施院校认证（institutional accreditation）。此外，纽约州评议员委员会是惟一得到联邦教育部认可的州认证机构，有权在本州实施院校认证。地区认证机构共计认证3000所学校，按人头计在校生1373万人。其中中北部院校委员会认证的学校最多，共960所；涉及学生数也最多，共460万人。划分地区的做法，有利于保持地区特色，但也造成了地域的局限。因而，各地区认证机构历来在跨地区院校认证等方面保持协作。例如，8个地区认证委员会都要求学校是有学位授予权的，是自治的，其师资是具有适当的资质的；同时还要求本科教育计划是条理分明、循序渐进的，含有与学校使命相称的普通教育（general education）分支。近年来这种协作更因远程教育和教育国际化程度的提高而更趋密切，成立了地区认证委员会联合体，拟订各地区共同合格准则。

如，为解决WGU（Western Governors University）这个跨越17个州的虚拟大学的认证问题，4个地区的认证机构制定了共同认证方法。

（2）全国性认证机构（national accreditor）。共计11所，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负责对全国职业和专门职业院校（vocational and professional institution）实施认证的机构，另一类是负责对全国信仰性院校（faith.based institution）进行认证的机构。全国认证机构共计认证3564所学校，按人头计在校生484万人。其中国家美容艺术与科学认证委员会认证的学校数最多，达1000所；而远程教育与培训委员会进行的认证所涉及学生数最多，共300万人。

（3）专门职业性认证机构（specialized and professional accreditor）。共61个，主要对高等学校内各学科领域的专业（program）或学院（school）进行认证，也包括对单一学科的高等学校进行认证。专门职业认证机构共计认证20700个专业点（学院），涉及学生数百万人。专业认证通常是和专门职业资格证书相关联的。许多州政府要求参加资格考试者是从认证过的院校和认证过的相关专业毕业的。

许多高等学校可同时接受几种不同的认证，如由地区或全国认证机构对整个院校进行的认证，或由若干专门职业性认证机构分头对校内各专门职业性专业和学院所进行的认证。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必须向政府说明哪一家是它的主要认证机构。

3．高等教育认证协会及对认证机构的认可

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协会（Council for Higher Education Accreditation，简称CHEA）成立于1996年，是惟一的从事高等教育认证机构认可的非官方组织。承担着对全美高等教育认证机构进行认可（recognition）的责任。它接受并认可了55所地区性、全国性和专门职业性认机构；6个地区院校协会下属的8个认证委员台全部是经CHEA认可的；11所全国认证机构中有5所是CHEA认可的，占45％；61所专门职业认证机构中育42所经CHEA认可，占总数的69％。认可的目的是审查并验证认证机构的能力和质量，规范其认证行为，借此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非官方认可，在1996年以前是由中学后教育认证协会（COPA，The Council on Postsecondary Accreditation）及随后的中学后教育认证认可委员会（CORPA，Commion On Recognition Of Post secondarv Ac.creditation）承担的；1996年以后，由现在的高等教育认证协会负责。它拥有3200所大学与学院为会员，是以高等学校为会员的组织中最大的一个。其理事会由高等学校的校长、学校代表和公众代表等15人组成。CHEA被期望在质量保证方面具有创见的领导能力，并致力于维护高等教育的核心学术价值。其宗旨是通过加强认证，强化高等学校对教育质量的管理。

CHEA是认证的支持者，代表美国高等学校，面向美国国会、联邦教育部、学生、家庭、公众和舆论，充当全国非官方自愿认证和质量保证的发言人，在国际上是美国高等教育认证界的权威代表；CHEA是高等教育认证界的全国政策中心，是认证数据和信息的权威性来源、交流中心；在业内，CHEA提供了非官方认证的全国性论坛。协调认证研究与政府分析，交流认证范例，组织会议，调解和仲裁有关争辩，成为改进认证制度的研讨中心及认证中矛盾的协调者。总之，CHEA通过以上各个方面，为学生、家庭、高等学校、认证机构、赞助单位、政府、雇主和有关高等教育团体服务。

除认证机构的非官方认可外，还有官方认可，是由教育部承办的。通常，认证机构愿意寻求认可，以表明它是在教育质量评估认证方面的可靠的授权机构。各认证机构可以自愿选择非官方认可或官方认可，或两者都要。

二、州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与联邦教育部在评估中的作用

1．州高等教育质量评估

州高等教育质量评估（quality review）是量直接的政府评估。评估的内容通常包括财政的稳定性、管理能力、院校发展的可持续性，以及一般的消费者保护等。根据被评估对象的不同。评估可分为两种：一是州的许可证评估（review forstate licensure），主要对私立学校而言；二是州的绩效评估（stste accountability review），主要指对公立学校。

所谓州许可证评估，指所有的私立学校都必须先获得许可证，然后才能在州内授学位和证书。当然，公立学校的举办也必须获得州许可证，但这在立法机构批准建校时，就同时获证了。总的看来，州许可证评估的标准和程序因学校类型不同而异，各州的许可证评估各不相同，有的需要进行专业（programe）和财政评估，确保该校己达到基本标准；而有的则只需缴钱就行了，什么评估也不做。另外，已经非官方认证过的学校可以不必再进行州评估，而没有认证过的学校必须接受州评估。

在州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中最受关注的是绩效评估。它对高等教育进行某种形式的评估。重点常在于资源的使用效率和效果。在绩效评估中，绩效的表述常取公众易懂的形式，定量方法常被用来衡量学生的成就。以及学校的进步和提高。绩效评估的目的在于：鼓励并确保学校遵守有关规章；鼓励井确保有关改革；确保教育质量；使学校向州长和州议会负责。因为现在的教育经费不像以前那么容易得到，竞争十分激烈，高等学校势必要向政府和公众报告它们把州的教育经费用在最需要的地方，诸如改进本科教育、基本技艺教育和职业准备等，以表明其绩效。

当前，绩效评估最关注的是本科教育和学生学习成果、以及学校如何提高学生学习质量。多数州都立法规定个人专门职业资格证书发放（professional licensure）的最低标准，并设立专门职业注册局管理有关资格考试。这些专门职业包括法律、建筑、会计、工程和中小学教师等。因此学生的资格考试通过率对学校质量的评估也越来越被看重。有些州在要求学校报告学生就业率的同时还要求报告该校学生州资格考试的通过率。有的还借助于专门职业认证来提高有关专业标准，规定只有达标的学生才能参加上还考试。

2．联邦教育部在质量评估中的作用

美国是一个教育史早于国家历史，地方行政、州政府早于中央联邦政府的国家。这一特点不仅决定了美国政治制度是由基层市县推举州领导，再由各州推举中央政用的模式；教育方面也采纳了地方主持州政府机构领导约束，联邦政府援助的模式。成立于1979年的联邦教育部（USDE）的主要职能不是进行行政领导，而是服务与援助，这种富于适应性和灵活性的体制为美国教育自由而健康地发展奠定了基础。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作用越来越大，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不可能完全放手任地方政府去自我筹划而不给予引导、帮助和制约。尽管美国宪法把教育的行政权贼予州政府，但联邦政府仍通过法律与资助金等形式，对教育施加了愈来愈强的影响，并逐步形成了独特有效的引导机制。

教育部并不具有法定的权力为高等学校制定标准和定义质量，但是它手中握有高等教育法授权管理的联邦助学金项目及其他联邦项目，对高等教育质量评估发挥着间接作用。高等学校和专业要想参与联邦助学金项目或其他联邦项目，必须做到：经教育部认可的认证机构认证；每年向教育部提供信息；达到教育部的财政和行政管理最低标准。

（1）教育部通过对认证机构的认可，可间接对高等学校质量评估施加影响。对认证机构的认可评估由USDE官员主持，由一个国家咨询委员会向教育部长提出有关认可地位的建议。该委员会是由部长委任的非政府成员组成的部长对认可进行终审后作出认可结论，认可期最长为5年。获得USDE认可的地区、全国和专业认证机构分别为8所、11所和39所，占各自总数的100％、100％和64％。一般而言，联邦认可要求认证机构至少在下列方面制定了评估标准或准则：学生成就，教育计划，师资，设施、设备与供应，财政与

行政管理，学生后助服务，教务，学位与证书，投诉等。通过这些要求进而间接接对高等学校施加影响。

（2）教育部所采集的信息，一方面纳入高等教育综合数据系统（IPEEKS）供分析、研究之用，另一方面供教育消费者了解学校情况，这对高等学校的质量保证也有促进作用。IPEDS调查包括：学校特性，学生注册、学生完成学业率，全职教师的工资、任期、福利，教职员工，毕业率，财政统计，图书馆等。消费者信息含院校和专业认证，州许可证，伤残学生服务，学费和助学金，学位和专业，师资和员工，学生成就，学生投诉方法，校园犯罪，体育等。

（3）教育部对学校财政和行政管理的要求，同样对教育质量有间接的作用。其中，教育部的财政和行政管理最低标准要求是：学校确实提供了它在其出版物和手册中宣称的各项服务；学校的行政管理确实能够遵守联邦助学金项目指定的规章和准则；确实尽到了学校的财政责任，包括退款，还债等；经审计证实学校财务健全；确实达到了其他因学校类型而异的各种财政最低限度。

应当指出的是，教育部、州和非官方认证机构在教育评估方面各司其职，其间难免有重复脱节之处。为了协调。教育部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牵头加强教育部对认证机构的认可、州许可证评估、以及非官方认证三方面之间的协调和合作。这常被称为“三元组合（Tried）。

3．评估程序

大学的评估程序通常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学校选择评估机构。包括根据评估机构的质量标准进行自评和准备材料。第二个阶段是评估机构根据学校提出的申请，审查学校的评估材料。包括组织专家考察小组到学校实地考察，检查材料，与教师、职工座谈。依据质量指标体系，作出考察报告和推荐意见。考察小组参加考察完全出于自愿，没有报酬。他们由专家和关注高等教育的公共人士组成第三个阶段是将评估学校或专业的名单在官方刊物上公布。评估机构很据专家意见决定是否对学校进行评估。并定期到学校检查，最后确定学校的评估结果。这种评估过程与我国的学校教学工作评估过程类似，需要说明的是：评估结果不是终身的，美国的大学质量评估一般5-10年循环一次；在评估前后评估机构均要到学校定期检查。

三、大学排行榜

近年来，新闻媒体、出版商承办的排行榜（ranking）显著增加。排行榜借助特定的指标体，按学校或专业的资源和能力，将其排名。院校排名用的典型定量指标包括：学术声誉、师资资质、时政、新生录取挑选、校友赞助、毕业率等。经由校长、院长、教师及其他学者等多人对各项指标评分，然后汇总、组合、排名。排行榜也常运用IPEDS有关财政和学生注册的数据。还有另一类排名则是按学生对院校的认识和评出的。

排行榜与其他的评估不一样，它直接面向公共消费市场排出名次。如果一所学校或专业排名较前，一般来说，它比排在后面的学校或专业有更强的资源和能力。故排行榜在公众中有很大的影响。

各种排行榜各有侧重。有针对专门职业研究生教育的专业排行榜，也有适用于本科教育的院校排行榜。院校排行榜先将学校分成几类，然后按不同类别就学校的整体教育质量与科研水平等进行排名。

第二篇：第七章 健全社会参与机制 持续改进高等教育质量

第七章 健全社会参与机制 持续改进高等教育质量

高等教育的培养对象来源于社会，培养的人才服务于社会的需求，发展进程有赖于社会的参与和支持，因此，在改进高等教育质量与水平方面，有赖于社会的参与和支持。国际高等教育发展实践表明，社会在改进高等教育质量与水平方面发挥着支持者、监督者、评价者、合作伙伴等作用。作为支持者，社会为高等教育健康发展源源不断投入所必须的人、财、物等物质资源的同时，为高等教育质量与水平的提高注入文化的精神力量；社会成员直接参与能及时将社会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及其他有关信息直接反馈给学校，使学校及时了解、关心社会经济部门和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提出的要求，保证高等教育沿着社会需要的方向发展；作为监督者，社会主要通过新闻传媒、社会舆论等对高等教育运行情况进行监督，对偏离正确轨迹的行为进行预警，引导高等教育向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作为评价者，社会通过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整合各种社会力量，对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水平进行评价，并向社会反馈质量信息；作为合作伙伴，高校通过产学研合作，与社会建立紧密的联系，在适应社会需求的同时，引领社会发展。可见，社会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有必要构建社会参与机制，发挥社会力量在改进高等教育质量过程中的支持、监督、评价等重要作用。

第一节 培育促进高等教育质量改进的社会文化环境

文化是大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根基、血脉，“名校成长的历程证明，大学的竞争是文化实力的竞争而不是经济实力的竞争。”1因而，对于高等教育系统来讲，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主要不是一种物的客观存在，而更多的是一种精神性的东西，也就是一种文化的结晶。高等教育质量与水平能否得到提升，既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投入相关，也与文化软实力密切相关。文化不仅影响高校的办学理念、人才培养质量观，而且影响社会各界对高等教育所持的观念以及社会参与高等教育的深度和广度。因此，培育文化软实力，营造社会关注和参与高等教育的氛围，对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与水平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培育创新文化，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意识

创新文化是泛指一切创新活动及其活动方式和活动氛围的总和，是一种激发创新意识、崇尚创新精神、鼓励创新活动、促进创新发展的文化生态。创新文化的要素包括：创新的价值追求、创新的思维方式、创新的传统风气、创新的心理氛围、创新的制度保证和创新的物质支撑等。2创新文化不是一种独立的社会文化形态，而是民族文化、社会文化或群体文化中与创新实践有关的一种文化特质和文化因素，是一种充分体现时代特点、内涵丰富的文化子系统。创新文化的作用在于：能够使创新成为一种“社会的素质”，进而扩散、深入和主流化，形成一种氛围和环境，将创新内化为全体社会成员的价值追求和目标，进而激发社会 12 李辉.从文化层面审视大学教学与科研职能的和谐[J].现代教育科学, 2006（1）：10-12.眭依凡.创新文化：决定大学兴衰的文化之魂[J].中国高等教育，2007（7）：7-10.成员的创新灵感，促进创新“千树万树梨花开”般地发生和涌现，成为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为此，创新文化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标志，一个国家的文化是否有利于创新，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兴衰。对于高等教育来讲，没有全社会创新文化激励和支撑，高等学校难以持续创新发展，难以培养大批创新人才，也产生不了创新性的科研成果，必将导致高等教育质量和水平停滞不前，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弱势。可见，创新文化是高等教育创新发展、提高质量与水平的源泉和动力。

1、崇尚唯实出新、科学理性的批判精神

21世纪的大学，要在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大学本身不仅要有批判精神，而且必须立足于社会大众敢于质疑和批判精神的创新文化之上。然而，中国传统的吏官文化所强调君臣、父子、夫妇的尊卑主从关系，片面地强调天理，一切高度听命于政治权威，扼杀人们的质疑意识和批判精神，导致我国是一个缺乏理性批判文化传统的国家。因此，要培育创新文化，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加强全体社会成员的主体意识，鼓励人们敢于挑战权威和固有经验，不盲从、不唯书、不唯上，理性批判他人观点，并提出自己独到见解和主张。笛卡尔曾说过：“要想追求真理，我们必须在一生中尽可能地把所有事务都来怀疑一次”，“怀疑是迷信的清洗剂，批判是教条的解毒药”。高等教育的发展是镶嵌在各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上，只有全社会不迷信、不崇拜任何偶像、教条、理论，敢于怀疑和否定已有的观念，敢于自我批判、理性批判，立足于此环境的高等教育才能不断培养出创新人才和产生创新性科研成果。

2、营造鼓励冒险、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

创新文化是一种鼓励尝试、重在行动的实践文化。然而，中国传统文化所奉行的“成者王侯败者寇”的哲学导致我们的社会是一个不太同情失败者的社会。当个体有成就的时候，到处是赞歌颂语，一旦失意的时候，处处是冷言冷语，如果个体没有坚强的意志是很难抵御这种世俗的压力。由于创新往往是小概率事件，随机性、偶然性较强，而失败可能是常态，这样就导致个体难以抵御失败的压力而不敢冒险，不敢实践，包括大学和大学师生员工在内。创新实际上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或 “破坏性的创造”，常常要敢闯禁区、挑战常规、违背传统、冒犯权威，也要反复在实践中尝试和探索，经常面对各种新的情况，甚至要冒失败的风险。对于高等教育来讲，创新是其发展的主旋律，培养创新人才需要大胆进行改革，敢于挑战禁区，敢于突破传统；科学研究的创新需要敢于实践、应对挑战，社会服务也需要有新举措，所有这些需要社会对高等教育领域的改革、实践中的冒险、失败等达成宽容的共识，并加以鼓励。

3、构建尊重差异、包容开放的社会环境

在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转型时期，不仅社会思想意识空前活跃，而且在各个领域实践理性方面的思路和观点更是丰富多样。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的多样化，引起了利益格局变化和利益矛盾的冲突，导致了人们对许多社会实践价值评价的多样化；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管理技术和手段的日新月异、制度安排和组织方式的日趋复杂，都在加剧人们思想观念的多样性；特别是互联网、手机短信等数字化、网络化的现代信息技术带来了人类传播方式的革命性飞跃，打破了传统媒体的时空界限，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人们既是思想和信息的接受者，也是传播者，从而使思想观念越来越多样化。这样一种社会背景，建设创新文化格外需要尊重差异、包容、开放。尼葛洛庞帝说：“营造富有创新精神的文化的最大难题，在于找到能鼓励不同观点发表的途径。”因此，要求社会成员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树立国际视野和全球意识，以包容对话的姿态向人类所有优秀文化成果和先进的实践经验开放，学会从中国的视野去透视世界问题，进而从世界的眼光和全球化的视角去审视中国问题。应当说，在当今全球化、国际化背景下，这种在全球视野中开放包容和积极对话的思维方式对于构建创新文化显得越来越重要，无论对于社会各个层次的实践创新和观念创新，还是对于通过对话和交流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显而易见，只有在这种开放包容、尊重差异的开放的视野中，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增强才有可能。因此，建设创新文化，需要营造尊重不同思想观念的制度文化，确立开放包容和求异创新的思维方式，培育尊重个性和创新的文化模式。

二、发挥质量文化功能，提高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共识

质量文化指的是表征社会或组织成员有关质量方面的共同信仰、价值观、态度、制度和行为模式。即社会大环境对质量的认知程度以及为此所做出的各种努力。对于高等教育来讲，质量文化指的是社会全体成员关于高等教育质量的价值观、精神、目标、道德、形象、行为、习惯、习俗等“软性”的认知程度以及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所做的各种努力。对于高等教育来讲，其质量文化的形成主体有宏观和微观之分，宏观主体即为广大社会公众，微观主体是高校全体师生员工。本研究主要从社会因素进行研究，因而指的是宏观主体的质量文化。在当前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质量是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作为质量载体的质量文化直接影响高等教育质量社会基准的高低，所以，要提升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有必要营造质量文化，提高社会成员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认知程度及为提高质量所做的各种努力，形成较高的高等教育质量社会基准。

（一）质量文化对高等教育的功能

作为一种“软性”的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直接影响着人们对高等教育质量基准的认识，如果一个社会全体成员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认可基准较高，则该国高等教育在国际比较中的竞争力越高，反之则越低。具体来讲，质量文化对于提高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体现为以下功能：

第一，凝聚功能。优良的质量文化是一种高标准的质量，它就像磁铁一样能把全社会成员凝聚在一起，使社会成员的思想情感、命运与高等教育的质量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一种高等教育质量提高我受益，高等教育质量下降我受损的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这种凝聚力和向心力促使社会成员追求卓越的质量，自然而然地为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而奉献。

第二，激励功能。质量文化的核心是社会对高等教育质量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创造一种人人重视高等教育、参与高等教育的文化氛围，进而激励各高校为实现既定的质量目标而不断进取。当所有高校都能实现预定的质量目标时，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将会越来越强。

第三，规范功能。质量文化能够规范、监督高校师生和管理人员的行为，用一种无形的力量来约束教职工和学生，从而弥补高校刚性规章制度的不足，达到自律与他律的统一。

（二）培育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途径和措施

质量文化之于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及其目标实现的意义现在已毋庸置疑。只有从根本上把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行为从仅为高校的独角戏转变为全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自发行为和终极追求目标，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高等教育的质量困惑。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形成过程相当复杂，既有传统质量文化传承和改造，也需要相应的制度构建等具体的路径和措施。

1、合理传承民族文化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

质量文化的精髓，随着高等教育赖以生存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深刻变化以及自身的变化而不断发展。高校要在继承民族文化中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丰富传统文化中涉及质量文化内涵。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改进是培育质量文化的永恒主题。对于我国来讲，培育质量文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在变革中传承优秀民族文化中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运用民族文化的影响力，使高等教育质量和水平植根于中华优秀文化的土壤之上。也就是说，从尊师重教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中寻找其教育质量文化生存、发展和更新的命脉，使高等教育质量和水平的提高植根于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上。

2、培育社会成员高等教育质量意识

质量文化是社会成员对质量价值观念的认同和追。质量意识是人们对质量和质量工作的认识和理解，是质量文化的重要内容。国家和地方政府要通过宣传、教育、培训等渠道，积极引导全社会树立强烈的高等教育质量意识，特别是质量责任意识，使所有相关人员都能够认识到质量工作的重要性，认识到自己在高等教育质量提高过程中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逐步形成全社会都关心高等教育质量，都努力推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良好氛围。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各尽所能，形成合力。例如，政府特别是教育主管部门对高等教育质量负有监管职责，媒体负有监督义务，高校则应及时向社会和有关部门公布质量信息，从而形成一个各行其责、各尽其力的外部监控体系。各级政府和高校要通过不同方式和途径，对社会成员宣传其质量意识对高等教育质量提高的重要作用，使他们树立起强烈的质量战略意识、质量竞争意识与和质量参与意识，形成人人关心质量、人人维护质量、人人创造质量的社会环境与氛围。

3、引导社会舆论关注高等教育质量

舆论又称公意，是公众的意见或言论，反映了公众对某一社会现象的观点、看法、愿望和要求。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过程中，社会舆论通过广播、报刊、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介，把公众对高等教育质量问题所持有的观点，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反映出来，并加以传播，促使高校采取各种措施把舆论反映的质量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并加以解决。在通讯工具日益发达，交流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与人之间交往日益增多的情况下，社会舆论对于高等教育质量的影响和作用也日益增大。对此，北京理工大学的杨东平教授曾指出，对高等教育质量滑坡争论有价值的批评主要来自教育之外。3社会舆论是世界各国最常见的一种高等 3 杨东平.高等教育质量之争[N].新京报，2006-5-21.教育质量的社会监督系统，其形式主要是通过大众传媒发布大学排名活动。如《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自1983年以来，开始对美国大学及其院系进行排名，该排名依据学术声誉、新生录取、师资实力、学生保持率、财力资源、校友满意度、毕业率状况等评估指标对高校进行综合评估排序，其中，新生录取、学生保持率、校友满意度、毕业率状况等指标从社会评价方面来反映高等教育质量状况；德国的《明镜》自1989年起也采用向学生发放调查问卷的方法组织对大学的排序评估；英国的《泰晤士高等教育副刊》也将“雇主评价”这一指标来反映社会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评价。可见，随着大众传媒披露的高等教育质量信息更为公正、客观、科学、理性，社会舆论将有助于社会对高校办学状况进行动态的监督，进而成为社会力量介入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重要形式。因此，有必要引导社会舆论关注高等教育质量，进而构建高等教育质量信息反馈和监督机制。

首先，构建高校信息公开机制。在国外，教育信息公开不仅仅为了促进教育民主，改变行政作风，提高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更重要的是将它与教育的核心问题——改进教育质量紧密结合。4因此，向社会提供信息不仅是高校的责任，而且是教育主管部门的义务。高校必须定期地、系统全面地公开学校的工作计划、学生所取得的成绩、组织机构和财务状况等方面准确的信息，以便社会监督。目前我国高校信息公开工作相对滞后，不利于获得社会的支持和监督。为解决这一问题，2010年教育部颁布了《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对此，高校应借助这一政策的颁布，严格执行《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构建信息公开机制，通过向家长、校友、教育工作者、决策者、纳税人等发布学校办学情况，以信息公开获得社会的支持和监督，进而不断改进质量。

其次，构建质量问题舆论反馈机制。在一些公众关心的高等教育质量问题上，高校和教育主管部门可以通过在报纸、网站上开设专栏，与公众联手组织沙龙、论坛等方式，有意识地搭建平台，让公众参与其中，同时高校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公众进行理性思考，引导公众认知。例如，大学生就业困难问题曾经遭到公众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质疑，到处对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喊打。而事实上，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既有高校未适应社会需要培养人才的质量问题，也有就业市场的供需问题、以及教育资源的投入问题等等。因此，高校主动构建社会舆论反馈机制，向公众解释质量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对于树立高校的正面形象，获取社会支持具有积极的意义。

总之，社会舆论一旦形成，其传递速度快，传播范围广，能迅速引起公众的普遍关注，很快地对某一高等教育质量现象起到推动或制约作用。因此，掌握舆论形成的规律，有意识地利用其积极作用来实施质量监控，是现代高等教育质量改进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手段。

三、倡导捐赠文化，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供保障

所谓捐赠文化，指的是人类在长期的捐赠事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社会成员自觉接受和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总和。5捐赠文化是慈善捐赠行为得以实施的内在动力，45 朱科蓉.教育信息公开研究[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289.郭 霞.捐赠文化缺失的社会环境创生[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3）：120-125.也是衡量一个民族道德水准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6对于高等教育来讲，充足的资金是当前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保障和先决条件，但是在有限的财政收入背景下，仅仅依靠政府投入很难满足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和国际竞争力的发展要求。鉴于社会各界的捐赠是高校教育成本的有效补充，而高等教育所具有的公益性也为社会捐赠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因此，要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和国际竞争力的社会支持力度，有必要培育社会捐赠文化。

（一）形成全民慈善捐赠理念

公众是慈善捐赠的社会主体，是慈善事业不竭的源泉。只有全体平民百姓的认同和参与，才能形成自觉的、互助友爱的社会慈善氛围；只有公的广泛参与，也才能积累起数额巨大的慈善捐赠经费，使慈善事业发展成为一项宏大的事业。国外大量的资料显示，动员全国的普通百姓参与慈善捐赠活动对于发展慈善事业具有重大意义。捐赠与慈善的平民化是世界慈善事业发展的方向和趋势，也是培育捐赠文化所需要的社会环境条件。在我国，平民慈善捐赠还是一个尚未开采的“金矿”，丰富的慈善捐赠资源就隐藏于普通百姓之中。因而，强化公众教育，形成全民慈善捐赠高等教育的理念，在我国目前乃至今后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健全捐赠或慈善政策与法规

税收政策、捐赠法律制度等在激励和规范社会捐赠行为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很早就为社会捐赠制定完整法律和配套措施，为捐赠提供了完备的法律依据，包括对社会捐赠的定位、保护、支持和鼓励。我国政府也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来规范社会捐赠，但总的来看，我国社会捐赠的法律法规和税收政策不系统、不完善，力度不大。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专门的针对捐赠与慈善行为的法律，导致一些慈善机构由于缺乏法律约束，在管理上存在漏洞，缺少必要的行业自律、监督和审计，善款使用上随意性很大，导致慈善组织缺乏公信力。因而急需在法律上明确慈善组织的性质、慈善活动的程序、慈善活动的监督机制等，规范慈善组织的进入、评估、监管、公益产权界定与转让、融投资、退出等行为。政策与法规的滞后，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捐赠事业的发展，也不利于培育捐赠文化。针对现有这些情况，有必要学习国外立法上的先进经验，通过法律手段培育捐赠文化，为高等教育发展获得源源不断的社会支持。

（三）保障捐赠与慈善行为的尊严

保障捐赠与慈善行为的尊严主要表现为在倡导捐赠与慈善的同时，尊重捐赠行为和尊敬捐赠人。无论是大额的捐赠还是小额的捐赠，其本质都是慈善的行为，都是乐于施善的高尚道德境界的体现。虽然捐赠人一般无所谓回报，但作为受益者及全体社会应尊敬捐赠人并给予高尚的尊严，对所有的捐赠行为都应该表示崇高的敬意。因此，社会不仅要给予那些慈善捐赠富豪榜上的企业与富人荣誉，也应当关注那些具有典型意义的、普通而平凡的小额捐赠者，媒体要通过多种形式鼓励人们凭借自身能力积极参与社会慈善捐赠的善良行为。只有充分肯定慈善行为的目的性和崇高性，才能弘扬慈善精神，营造捐赠文化所需要的社会环境。6 宋传文.我国捐赠文化的缺失及成因研究[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4）：141-145.以上所阐述的创新文化、质量文化、捐赠文化仅为培育文化软实力部分内容。在培育文化软实力，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和国际竞争力过程中，还可能有更多的文化需要加以培育。总之，通过培育文化软实力以增强高等教育质量和国际竞争力是急待研究的一个领域。

第二节 加强社会力量对高等教育质量的管理和监督

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政府并不是的唯一办学者，具有不同社会身份和社会角色的其他主体参与更能适应社会需求的多样性，因此，提高高等教育质量，需要引入多元社会角色参与办学。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具有不同社会角色的人员和组织通过董事会、各种咨询委员会等形式参与高等教育决策和管理，发挥支持、咨询和监督的作用，已经成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而有效的途径。阿特巴赫曾指出，“美国的经验表明，只有当大学与社会联系起来，大学学术才能兴旺发达。”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国情，我国高校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促进其他社会团体参与办学，以促进高等教育质量持续改进。

一、建立各级政府机构参与的高校董事会治理模式

一般意义的高校董事会治理模式是指由校外人士组成学校最高决策机构来对高校内部事务进行管理的一种制度。由于校外人士所具有的社会角色使其更清楚社会的实际需求情况，当他们成为高校董事时，可以结合自身的信息优势，从决策层面关注高校的战略问题，使高校对社会需求始终保持敏锐的观察力和迅速的反应能力。在西方发达国家，为加强高校与社会的联系，适应和满足社会多样化需求，高校有选择地让具有不同社会角色、身份的校外人士代表作为董事参与高校的战略决策，将其思想和抉择能力引入高校的决策活动中，从而促使高校办学质量和社会需求价值真正融合，保证高校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这种校外人士参与的董事会治理模式不仅加强了高校与社会的联系，而且为其他社会组织或公民个体参与办学，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提供了制度安排。布鲁贝克认为，“校外人士组成的董事会代表公众对学院或大学的兴趣以及把这些院校的观点向公众解释方面可以起重要作用。高等教育管理机构必须是由专家和校外人士两方面组成的，学术自治才会有效。没有前者，大学就会信息不准；没有后者，大学就会变得狭隘、僵化，最后就会与公众的目标完全脱节”。

20世纪末21世纪初，我国高等教育外部治理基本完成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管理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中央政府对高等教育事业进行宏观管理，省级政府对地方高等教育具有统筹权和决策权。这里的“政府”更多的是特指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人民政府，是一种狭义的政府办学。高校内部治理则按照《高等教育法》规定，实行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党委常委和校长、副校长均是由主管部门的党组织决定任命，并且对上级党委和政府负责，在高校内部常委和校长全面管理学校的各项工作。这种管理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适合我国国情的，但不利于吸收校外人士参与高校治理，往往容易造成闭门造车，关门办学的弊端。这样一种狭义上的政府办学和关门办学，导致高校严重脱离社会需求，办学质量受到社会质疑。国外高校的决策层，如美国的董事会、英国的理事会和法国的校务委员会，社会各界和校外知名人士的代表都占有一定的席位。因此，借鉴国外高校的董事会治理模式，完善高校基层委员会制度，为多元主体参与办学提供制度安排，成为我国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加以考虑的制度改革。

美国公立高校的办学资金主要来自州政府拨款，与我国政府办学具有内在的属性契合，因而，美国公立高校董事会治理模式成为我们借鉴的首选。美国公立高校董事会成员由三部分构成：董事会当然成员，政府任命的董事和公众选举或校友会产生的董事。董事会当然成员包括州长、州议会议长、校长等，政府任命的董事主要考虑董事会有广泛的代表性，如按行政区划任命。教师代表和学生代表中的董事多半由选举产生。7因此，在完善我国高校基层委员会制度方面，可以考虑借鉴美国公立高校的董事会成员的组成，从改革基层委员会成员组成入手。基层委员会的成员应包括高校所在行政区的最高长官，如省长、市长、县长等；主管该高校的教育行政长官；与高校核心学科相关的各级政府部门，如农业院校应邀请农业部或农业厅的领导作为其董事会成员，面向交通行业的高校应为交通部门代表留有一定的席位，等等。

二、吸纳社会利益相关者参与高校质量管理

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高校规模越来越大，涉及的利益群体也越来越多元化，不同利益主体在客观上要求对高等教育质量有属于自己的利益表达及实现机制。高等教育质量与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利益群体的利益，因此，他们对高等教育质量与水平最为关心和关注。一般来讲，高等教育的利益相关者是由居于不同利益层次的多方利益主体构成的。与高校有利益关系的利益主体包括内部利益相关者和外部利益相关者，如教师、学生、政府、捐赠者、校友、工商界、银行等。8外部利益相关者主要由高校之外的社会成员组成，他们参与质量管理是提高办学质量与水平的有效途径之一。在所有外部利益相关者之中，家长、校友、社区是参与高校质量治理最为重要的群体。

首先，高等教育质量高低直接影响学生就业，所以，学生的家长是最关心高等教育质量的直接利益群体，他们最关心自己子女的学习成绩和各方面能力的发展。对此，高校应积极组建家长委员会参与和监督学生的学习过程，使高校教育与家庭教育有机配合、形成合力，成为改进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延伸与有益补充。目前，在这方面，已经有一些高校走在了前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如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组建家长委员会参与学生的学习过程；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组织成立了学生家长代表参加的家长委员会，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家长委员会会议，听取他们对学院的教学、管理方面的意见，也请他们交流社会对专业设置方面和人才需求方面的信息，以促进学院及时调整相关工作。另外，许多家长所在的企业或单位，都成了城市学院的教学实习基地和产学研合作基地。9这些成功的案例值得其他高校借鉴。

其次，校友是学校已经输出了的“产品”，但校友始终与母校有着深层次的联系。母校的发展意味着校友在不用支付额外费用的情况下，文凭的“含金量”会大幅度增加，可以成为母校发展的“搭便车”者。再加上大部分校友都对母校怀有深厚的感情，愿意为母校的发 78 李红桃.美国公立高校董事会制度及启示[J].高等农业教育，2008（7）：89-91.尹晓敏.大学社会责任研究——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视角[J].辽宁教育研究，2008（2）：6-10.9 庄华洁，王忠法，徐慧萍.创新产学合作教育的思考与实践[J].教育发展研究，2006（9A）：75-77.展献言献策，因此，校友是高校质量管理过程中应积极发展的对象。在国外，校友捐赠非常普遍，因此，国内高校一提到校友首先想到的是捐赠。殊不知，校友是人才培养过程的直接参与者，他们感同身受，特别是在毕业之后更能发现母校人才培养过程存在的缺陷，因此，筹建校友委员会，发动校友反馈信息并邀请他们参与办学过程，为母校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这些方式应该是校友们乐观其成的。

最后，现代大学发展已经融入了当地社区的生活，大学的质量与水平的高低已经扩散到社区生活的多个方面。大学的发展、声誉、质量与水平会给当地社区带来各种利益，包括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利益。如大学规模扩张可以拉动当地消费，大学研究成果转化和其他社会服务可以促进社区经济增长，大学的声誉也可以扩大当地社区的社会影响，提高社区的知名度。大学质量、水平与社区发展共存荣的关系要求社区应主动参与其质量管理过程，向大学表达自己的质量意愿，并为大学提高办学质量营造良好的社区氛围。

三、完善社会组织参与办学的体制与机制

在改进高等教育质量方面，除了邀请校外人士走进高校，直接参与决策和质量治理之外，还需要完善社会组织参与办学的机制。这里所指的社会组织是狭义的，指政府和学校组织之外的社会组织。有学者将参与高等教育办学的社会组织的作用归纳为十种：规范办学、吸纳资源、维护权益、学术协同、同业协调、舆论导引、联结产业、利益平衡、管理专业化、信息服务等。10可以看出，这些作用都是有助于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与水平。然而，目前，我国参与高校办学的社会组织数量和类型都较少，仅有少量的自愿性组织、国际组织。自愿性组织主要有一些教育基金会，如邵逸夫基金会、李嘉诚基金会、曾宪梓教育基金会、田家炳基金会、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王宽诚教育基金会、宝钢教育基金会等；国际组织主要有美国的福特基金会、富布莱特基金会等，这些社会组织发挥着吸纳资源，促进学术交流等作用。而具有规范办学、权益维护、管理专业化、行业协调等功能的社会组织很少甚至没有。因此，社会组织参与办学的机制还不够完善。高校还应主动走出去，定期或不定期到一些社会组织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推介高校的专业设置、教学条件、最新教研成果以及专业的就业情况，从而提高社会对高校的认可度和信任度，激发这些社会组织参与办学的潜在需求和愿望，进而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实现改善高等教育质量的最终目的。目前，国内外一些高校主动走出去的实践均表明，高校积极主动与社会进行合作、交流、对话是一种有效地推动社会参与办学的重要力量，对改进高等教育质量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现代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多元的系统，高校与社会间的关系也因此显得十分复杂。一方面，社会不仅向高校表现出它的需要和欲望，也向高校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各类资源；另一方面，高校既摆出适应社会的架势，也充当着引领者的形象。因此，在构建高等教育质量治理机制方面，高校应当充分发挥其引领作用，主动走出去，为多元社会组织参与办学提供可能性。

四、建立健全的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 10 熊庆年，张珊珊.我国高等教育社会治理的过渡性特征[J].教育发展研究，2009（3）：55-62.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指以实施教育评价活动为目的，与政府、高校无隶属关系和利益关系的非营利性组织。由于其独立性和中介性的立场，在改进高等教育质量方面，它往往具有政府和院校所不具有的优势，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今，我国的高等教育正经历一场变革，面对人们需求的日益多样化以及高等教育的民主化、大众化的发展趋势，高等教育正面临着质量危机。在西方国家，高等教育从精英阶段走向大众阶段之时，也同样面临高等教育质量危机，为解决此困境，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应然而生。目前，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的发展已相当成熟，并在沟通政府与高校、高校和社会之间的联系，维护和调解不同高等教育利益主体，优化教育资源配置，进而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借鉴国外经验，进一步促进我国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的发展，将是解决当前高等教育质量危机，满足人们不同偏好、使高教改革向纵深发展的有效路径。

第一，建立和健全与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针对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合法化困境，有关部门要加快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对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的性质、地位、服务宗旨、设立程序、运作机制、项目开发的方式、资金和人员管理、职业道德规范、法律责任等问题做出明确规定，形成比较完备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以规范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的评估行为，为其健康发展提供制度和法律上的保障。在加强立法，填补制度空白方面，既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或教育中介组织立法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也要结合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中介组织和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发展的具体情况，同时，重视本土法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第二，促进政府、高校与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在评价活动中的良性互动。在处理政府与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的关系上，首先，政府要转变角色，必须认识到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既可能是对手，也可以成为伙伴，政府与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之间的关系，并不必然是“零和关系”，也可以是一种“双赢关系”。其次，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必须学会与政府合作，而不是一味依赖政府。这不仅仅是因为，在政府与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的力量对比格局中，前者处于绝对主导地位，也是因为，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和政府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只有通过合作才能扬长避短、相得益彰。在处理高校与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关系上，首先，高校要积极参与评估，而不是被动评估。如果高校不能积极主动配合评估工作 而是被动应付，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不可能对信息进行全面收集，这势必影响评估的客观性和公正性，难以发挥保障、改进高等教育质量的作用。其次，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在评估活动中要保持独立性、客观性和公正性，提高服务质量，在服务中不断拓展业务。因此，要实现社会力量参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目标，政府要注意自身的正确定位，然后通过引导、提升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的作用，授权或赋予其一定的角色，使之有能力以主体姿态参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过程。高校要与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建立良好的关系和信息沟通渠道，高校及时给社会提供高校办学信息，而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也要及时发布科学、客观、公正的高等教育评估信息，减少高校与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总之，政府、高校、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三者之间建立起良性互动的合作关系，形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运行机制，共同推动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的发展。

第三，加大对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的监督和管理力度。加大监督与管理力度是保障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公正性的必要手段。首先，要建立有效的社会监督体系。社会监督不仅包括社会公众的监督、新闻媒体的监督、社会组织的监督，还包括行业自律。“社会监督”不能仅仅是一个口号，也不能仅仅是一条法律，更为重要的是，它应该成为一种实实在在发挥作用的制度。这种制度包括活动的主体，如社会公众和社会组织；包括技术体系，如信息的发布系统；还包括能够对评估结果作出恰当反应的决策机制。其次，政府要把好“入口”关，全面建立和推行统一完善的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的登记备案制度和执业资格认证制度。再次，要实行分类管理，根据各类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的业务内容、服务客体、收益状况等不同方面的情况，建立不同的运行规则和运行机制，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以便更充分、更有效地发挥各类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中的功能和作用。最后，要建立元评估制度。为了使政府、高校、社会及时了解第三方评价机构的专业水平、服务质量，政府应建立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原评估制度，责成有资质的专业机构或政府管理部门对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在某个时间段内接受评估，使更多的社会成员了解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的业务活动，认可其服务质量，进而提高其社会公信度。

第四，加强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的自身建设。政府的友好态度、宽松的法律环境、有力的社会支持是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获得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但是，它要发挥应有的社会功能，还必须积极主动地改善自身的结构和能力。首先，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必须认清自己的使命，自觉承担保障高等教育质量的社会责任，并把独立性、客观性、专业性、公正性作为自己的行为理念或行业文化。其次，要建立和健全内部的组织机制，逐步完善理事制度，提高自己的活动开发能力、组织管理能力、资金筹措能力和项目运作能力，要以自己优质、高效的服务和良好的信誉在公平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以增强自身的创造力和生命力，提高组织效率和社会效益。再次，制定规范的评估程序，以引导、检查和约束评估人员的行为。最后，要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平和素质。具体措施为：第一，对从业人员进行严格筛选，建设一支高素质、稳定的专业人员队伍，以解决专职人员较少，兼职人员较多问题；第二，加强对从业人员的专业培训，并实施相应的资格认证制度；第三，加强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要求从业人员在评估过程中恪守价值中立性，本着科学、客观的精神进行评估。

第三节 强化产学研合作对于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作用

产学研合作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于一体，成为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推动了教育与社会的密切联系。目前，产学研合作已成为各国改进高等教育质量，促进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也特别指出，要创立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行业企业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制，要求进一步推进产学研相结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产学研的教育资源深度合作和共享。可见，产学研合作已经成为我国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与水平，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目标的重要举措。如何深化产学研合作，提升高等教育质量与水平，以下措施值得人们深入思考和借鉴。

一、产学研合作模式创新

模式是统摄人才培养目标与过程、形式与内容、方法与手段、考核与评价的具体方式。如果说体制创新提供着一个宏观环境，那么模式创新则是教育内涵的根本性变革。因此，模式创新是产学研合作的核心。11产学研合作的教育模式则必须着眼于应用人才全面素质的培养。同时，实施产学研合作的教育模式，在明确了要针对人才全面素质的观点之后，还要探求适用于各个层次人才培养的产学研合作教育模式。在此，可以对现有产学研合作教育模式进行分析，并从中发现各种产学研合作教育模式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以期为高等学校确立适合自己发展的特色产学研合作教育模式提供借鉴，同时为研究和探索科学的产学研合作教育模式提供参考。

1、推广高级应用性人才培养的产学研合作模式

这类模式主要指高等院校利用企业社会资源，以社会对人才需求为导向，或着重以提高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理论联系实际能力、创业创新能力，增强毕业生综合素质为目标；或着重技能培养、职业素养、适应未来职业岗位需要为目标，将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合作模式。

一是以学习工作交替进行或工作项目为中介的合作教育模式。这种模式适宜于地方大学或主要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的大学。把合作教育直接纳入到教育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中，作为培养学生专业实践能力与职业定向的重要策略与方法，以加强大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培养。这种合作教育的形式和学制可因地制宜，灵活多样，各具特色。

二是直接以培养操作性技术人才为目标的合作教育模式。此模式适宜于以就业为基本取向的职业教育系列的高职高专学校。学生在读期间实习实训岗位与毕业后从事的职业相关性强，做到真正的专业对口，如德国职业教育系列和高等专科学校所采取的模式。该类学校的任务是培养某一专业领域或流通领域的技术人才，对学生进行职业技术教育，培养他们独立从事职业活动的能力，为就业做准备。

2、实践创新性人才培养的研究开发型产学研合作模式

这一模式以科研课题、科技攻关、大型工程项目为中介的合作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适宜于研究型、综合型或主要以培养国内国际一流人才为目标的大学。主要目标在于通过科学研究和项目合作，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大型项目的组织和管理能力，而且通常是在研究生阶段或本科高年级阶段使用，如美国的NSF、研究中心、科技园及共同的课题项目，英国的TCS和欧盟的COMETY计划等。这种模式能否成功取决于大学的资源，即是否拥有众多的高水平师资、高素质的生源、馆藏丰富的图书馆和装备先进的实验室以及充足的研究资金。这一模式有利于把分散的教学资源整合起来，将相互脱离的各个因素统一于人才培养全过程，将人才培养置于教育、科技、经济的大系统中统筹考虑，使产学研合作成为培养创新人才的有效载体。12学生通过参加联合体的科研项目，接触社会、了解企业，从而增长知 1112 祖廷勋.产学研合作发展研究[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110 马廷奇.产学研合作与创新人才培养[J].中国高等教育，2010（11）： 识和提高能力。这种模式越来越成为当今产学合作教育的主导模式。

3、构建利益共享的生产经营型产学研合作模式

这类模式主要是指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利用自身人才优势、科研优势，企业利用资金优势、市场优势、信息优势，以追求经济效益为目标进行的合作。通常是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围绕经济建设及社会发展中面临的突出科技、经济、社会问题，或积极开展研究，或将其科研成果投向市场并积极促进其转化为生产力或依托高校科技人才优势组建高科技园区创办高新企业。这一合作模式中高校和科研机构一般以技术作价入股参与科技企业的组建。有的在技术入股的同时注入少量资金、设备等有形资产，使合作双方利益共享、风险分担。这种合作模式可以充分发挥各自在资金、设备、技术、人才和市场方面的优势，共同促进技术创新与市场开发，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其形式有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联合承担重大科研课题或工程项目、共同参与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共建研发实体和中试基地等。

产学研结合作为一种合约安排，其实质性功效是实现了企业、高校与毕业生的多赢互动。显然，企业、高校和学生在产学研结合中各得其所，才可能保证产学研的长效性。构建利益共享的生产经营型产学研合作模式目的在于，使产学研合作的主体通过分工和交易，为全社会的科技进步而工作，从而实现自利与互利、局部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相互统一，达到最大利益与总目标的一致。

二、产学研合作体制创新

体制是产学研合作成功与否的载体，是产学研合作的关键。目前我国的体制在组织体系上由产、学、研三个要素，按“自愿、互利”的原则，以“横向联合”为主要特征所构成，具有“指导、中介、协调”的基本功能。实践表明，这种组织体系对于保障人才培养的运作的作用有限，同时易受产、学、研自身运作状态的影响和政策环境的影响。主管部门不同，运行机制也不同，导致在产学研合作的交接点上，合作各方都缺乏系统有效的管理。

借鉴发达国家产学研合作的经验，政府为了实现国家和产学研各方的整体利益，通过一系列决策，直接改变现有制度安排的结构，使产学研各方迅速集结。良好的制度环境可以大大降低合作中的交易成本，提高产学研合作创新的制度效率，以获取更好的收益。具体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

1、加强产学研合作的立法建设

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有利于推动产学研合作走向规范化和程序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台了有关产学研合作的相关政策和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关于促进科研成果转化的若干意见》、《公司法》等，但大多带有鼓励性，刚性约束不强，实施细则不明晰不具体，缺乏可操作性。而西方发达国家教育立法完整、系统、指导性强，为产学研合作教育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如美国通过了《1965年高等教育法》，1976年设立了“合作教育基金”，此外，还出台了《国防教育法》、《职业教育法》及《美国教育规则》等相关法律。日本先后制定了《教育基本法》、《学校教育法》、《社会教育法》、《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等，有着一套完整的产学研合作教育的法律和制度。因此，我国政府必须加快产学研合作的立法进度，研究制定适应产学研合作的政策和条例，规范产学研合作中各方责权利关系，依法行政。保证合作各方可利用这些法律、规定、制度来行使和保护自己的利益，履行职责，使产学研合作健康、稳定、持续的发展。

目前国家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要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制定促进校企合作办学法规，促进校企合作的制度化。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企业接受学生实习实训和教师实践，鼓励企业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这是我国政府首次在正式文件中提出要制定有关政策法规来推动校企合作与产学研合作教育。由此，这让许多高校领导和教师对产学研合作教育的前景充满希望，对校企合作的国家政策充满了许多期待。

2、制定有利于产学研合作的政策

政府在产学研合作中的管理作用，主要体现为政府运用经济手段、计划手段以及制定技术政策与调整产业政策等手段来刺激和引导产学研合作的发展。建议国家制定一些优惠政策来促进产学研合作教育。这主要包括税收优惠政策、贷款担保政策、政府采购和拨款资助政策与产业引导政策等。政府部门通过增加科技拨款或减免税收，建立产学研合作基金、高新技术风险基金等形式对产学研合作予以政策的支持。通过这些法规和经济手段，既能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又为企业创造开展产学研合作的外部环境，推动企业积极寻求与高校在人才和技术等方面的交流，促进产学研合作发展。而我国当前的教育、科技立法工作处于初级阶段，口号响亮但无具体操作程序，少有专门协调合作各方的中介机构，更缺乏相应的权威性仲裁机构。我国应尽早建立产学研合作评估指标体系和激励措施，推动校企在人才和技术等方面的合作，提高科技转化率与人才培养质量。

尤其是地方省属高校和高职高专院校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要承载者，承担着培养数以千万计专门人才和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的重任，但资金缺乏，科研实力不强，地域偏僻，这些条件限制其产学研合作的开展。政府应向此类院校重点倾斜，加大支持力度。中央与省政府财政拨款应专款专用，真正落实税费减免和资金支持政策，对未按规定履行合作协议的单位也要采取制约措施，如出台文件并成立专门机构落实《省属高校产学研合作教育优惠措施与制约办法》，并与企业和高校产学研合作机构相对接。最好成立全国产学研合作拨款委员会，通过社会评价机构鉴定产学研合作效果和质量，以此为依据给予物质和精神鼓励。如各省市的产学研合作协会可以制定产学研合作专题研究规划，以课题或项目的形式招标，根据结题质量给予经费支持，使产学研合作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有机结合。

三、产学研合作机制创新

制约我国开展产学研合作的因素是复杂的，是多方面的。产学研合作要持续深入有效地开展，离不开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与指导；离不开合作各方对产学研合作的高度共识；离不开全社会合作文化氛围的营造。而且学界也要加强对产学研合作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提高企业、高校与科研院所对产学研合作的共识，增强加强产学研合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同时，要积极构建引导合作各方参与产学研合作的激励评价机制，调动合作各方的积极性，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产学研合作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1、转变思想观念，提高对产学研合作的理性认识

（1）高校要主动变革传统封闭式办学模式，牢固树立产学研合作提升高等教育质量与水平的思想观念。各校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人才培养目标，开展适合自身特点的产学研合作模式与内容，使学校教书育人与社会实际需要相结合。作为产学研合作主体之一的高校是产学研合作教育的组织者，要深刻认识到产学研合作是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尤其在知识经济时代，高校已经由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加强与社会的互动、合作，并在互动合作过程中，充分利用校内外资源和社会育人环境，以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培养社会需要的适切性人才。为此，学校要将产学研合作教育进入到学校的办学理念中，进入到人才培养方案中，进入到教学实践和教学管理中，从而保证产学研合作教育规范有序的顺利开展。

（2）企业等用人单位要牢固树立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科技是现实生产力的思想观念。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进行合作科研、合作育人和合作办学。就合作教育而言，企业等社会用人部门也有义务帮助学校培养人才，毕竟人才培养质量提高了，最终受益的还是用人部门。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离不开产学研各方的深度合作。就科技合作而言，产、学、研各有优势，但企业要发挥主导作用，毕竟大量应用研究是要解决企业生产过程中的难题。

（3）各方应树立合作办学、合作教育、合作共赢的理念。不同利益主体对产学研合作价值认识不清，这就迫切需要加强理论研究，深刻把握产学研合作的基本内涵、特点、规律等理论问题，构建产学研合作的理论体系。同时，应搭建各种合作信息交流平台，广泛宣传开展产学研合作的重要性，提高人们对产学研合作的认识。实践证明，产学研合作无论是对高校、科研院所还是企业都能从中受益。

2、以利益保障为前提，建立产学研合作良性运行机制

产学研合作是一项系统工程，要保证其科学有效的运行不仅需要创建良好的外部合作环境，而且须以利益保障为前提，建立产学研合作良性运行机制，合理配置并充分利用各方资源以达到合作的最佳效果。

（1）强化动力机制。有需求才会有动力，有动力才能促成积极的合作。合作共赢、互惠互利是产学研合作的出发点和基本原则，是其根本动力之所在。良好的动力机制是保障产学研合作成功运行的充要条件，动力机制的建立靠激励措施，靠利益刺激，并依托于一定的制度和组织机构。高校要以教师利益保护为出发点，在国家宏观产学研合作立法与政策支持下，制定和完善校内保护和激励政策，积极支持教师参与产学研合作，在教师绩效评价、奖金福利、职称评定与晋升等方面给以应有的地位和待遇。鼓励重点学科与重点企业、科研单位联合开展人才培养，把教育科研扩展到企业与社区，形成教学、科研与服务的有机统一，实现合作共赢的目标，达到“政府有需求，学校有行动；学校有困难，政府有扶持”的和谐统一。各省市政府在中央政策的指导下，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产学研合作奖励办法或措施，给参与产学研合作的企业或单位以相应的物质奖励和精神鼓励，并落到实处。（2）建立协作机制。除政府主导的协作平台外，合作各方都应建立专门的产学研合作机构或组织，以制度为保障，搭建好沟通与交流平台，充分利用信息化数字网络平台，配备专门工作人员，加强领导，建立好协作机制。各合作单位要本着服务至上的原则开展工作，让有产学研合作需求方找到合适的供方，使其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利共赢。要打破过去条块分割管理体系下的行业、部门对应的现象，加强各高校间、企业间、高校与企业间的协作关系，使信息畅通无阻，互通有无。高校或企业在制定有关产学研合作的规定、办法、措施或条例等方面应与各合作方协商和沟通，不能各自为政。政府在制定有关产学研合作法规或政策时也应征求高校、企业等单位的意见，搭建好协作平台和交流机制，考虑各方的利益需求，这样才会使产学研合作有序进行，供需平衡，畅通无阻，良性发展。

（3）健全评价机制。由政府牵头举行专门研讨会，高校与企业等各方参加，建立健全产学研合作评价指标体系。高校要着力改革现有对教师考核的评估体系，坚持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同等重要，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同等重要的原则，改变重量轻质的科研指标，忽视人才培养与教育创新的做法。企业要转变只注重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的思想观念，要把人才培养和对社会的贡献纳入到评价指标中，各项指标的权重以及操作办法应科学合理，细化明确，具有可操作性，在实践应用中不断完善评价体系。在条件成熟情况下，可以考虑由合作方之外的第三方来主导产学研合作评价事宜，由社会专业评价机构介入，确保评价的客观性和公平性，有力保障各方利益，由政府产学研合作专项基金委员会根据评价结果给予各方适当的奖励，调动合作各方参与产学研合作的积极性，形成良好的社会性合作氛围和合作理念。

（4）建立投融资与风险共担机制。产学研合作仅依靠政府经费支持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拓宽投融资渠道，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资金投入体系，形成以政府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银行贷款为支撑、社会集资和引进外资为补充的多元参与的投资机制，保证产学研合作顺利开展。良好的利益与风险共担机制对产学研合作至关重要，要充分发挥风险投资和投资基金在产学研合作中的催化作用，降低经营活动的不确定性。产学研合作应对各方利益分配比例和方法做出明确规定，保证利益分配的公正性与客观性，合作各方不仅要有获利意识，更要有分担风险责任的意识，明确责任，减少合作风险与压力。

第三篇：如何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如何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近些年各个高校都在扩招，大学生的数量也在快速增加：高校招生人数由98年的108万涨到11年的675万，录取率也由34%涨到70%。十多年的时间，中国大学招生人数涨了6倍。高等教育质量的下降，我认为应该归咎于近十几年的扩招。高速扩招带来了许多问题，有高校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师资力量的不足等。

就如何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我认为可以从国家层次和学校两方面着手。

对于国家层次上的，经过十几年的大学扩招，国家也认识到了出现了许多问题。2006年，国家提出高等教育的发展要切实把重点放在提高质量上。2007年，国家教育部部长周济说：高等教育仍将继续扩招，但是幅度将大大放缓。进入2008年，全国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计划为599万，增长幅度仅为5%，同时，教育部开始对扩招进行反思，并且首次表示1999年决定的全国高校大规模扩招太急促。

加大教育投入。教育投入是支撑国家长远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投资，是教育事业的物质基础，是公共财政的重要职能。要健全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的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2012年达到4％。

在学校方面，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三点入手。一 加强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

许多同学考上大学就迷茫了，没有了奋斗目标，把时间浪费在吃喝玩乐上。他们太把大在学生当回事了，认为反正毕业了能找到工作，还不趁现在好好玩玩，以后工作没时间玩了。这是不正确的，这需要老师加以引导纠正。学校可以开设专门的职业生涯教育课程或相关的讲座，使学生对自己的未来有一定的规划，以提高学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二 增加专业课课时

有些专业课课时较少，增加了学生课下学习时间。但由于许多学生的自学能力不强，导致许多学生的专业知识不扎实。比如这学期的岩体力学，老师只讲其中四章，剩下的就不讲了，说是在以后的其他课会详细讲解。我认为如果有足够的课时的话，老师可以讲得更全面深入。

三 老师尽量结合实际教学

学生主要学习理论知识，实践环节较少，而许多书本上的知识陈旧落后。老师应多结合实际工作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案例。通过对实际问题的解答，能够加深学生的印象，使学生了解本学科的前沿信息，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尽管大学扩招带来许多问题，但不可否认它也带来了许多积极的影响。大学扩招实现了许多人的大学梦;提高了国民素质;实现教育发展阶段性飞跃;也拉动了内需，促进了经济的增长。相信在各方的努力下，我国的高等教育水平会有显著的提高。

第四篇：如何提高中国高等教育质量

如何提高中国高等教育质量

我认为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首先要提高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的质量，目前我国高校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是高考，还有一些保送自主招生等方式。这些方式中高考是最透明最公平的，保送自主招生也能为高校输送好的生源，但是其中不乏有暗箱操作和搞关系走后门的情况。高考看似公平透明，但也是对省内普通人而言。各省高官子弟还是可以轻松地跨过这个坎，而且高校录取时省与省也是差距很大的。例如2009年我参加高考时，河北有57万考生，本一录取率仅有2﹪，而北京天津不到10万的考生，本一录取率高达30﹪。这就是省与省的差距，尤其河北河南考生那么多，省内又没有优秀的高校，就会导致这些省内的优秀学生与优秀高校失之交臂，所以优秀高校的资源没有给最具潜质的学生，反而有些搞关系进去的学生不珍惜高校资源，昏昏度日，也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增进高校录取地区间的公平，加强保送自主招生等过程的监督和监管，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国家对于高等教育的投入并不少，但是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是钱没有花在刀刃上。例如许多拨给大学的科研经费并没有用在科研上，而是吃喝度假用了。对于科研经费，国家应该建立一套更加科学的对科研项目的客观评价体系，并按照体系的评价来分拨款项，而不是看哪个教授资格老，或是大学的等级，教育从来都应该是平等的，科学连国界都没有，在我国却等级森严，这就是可笑的事情。国家也不能为了建设所谓世界一流大学二盲目求进，把大量的钱砸在清华北大上，其他的学校有好的想法好的创意也苦于没有资金支持而不得发展。高等教育的发达与否，不会只看你国家的某几所大学，而是看平均水平。

看中国高等教育与世界高等教育的区别就不难看出，我国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小很多，主要原因还是我们的高校主要靠政府的财政支持。所以政府自然会染指高等教育。比如在哲学领域高校开的课就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实哲学的范畴有多大，古今中外多少优秀的哲学大师的思想精华我们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各种例子不胜枚举。我觉得缺少办学自主权的大学是没有自己的文化和灵魂的。所以国家应该推行多样化办学，还有民办学校等等，只有在财政上脱离政府，才能有真正的学术自由。

影响教育质量最直接的一个因素就是教师了。我认为高校应该多派教师去海外交流或是多招聘从海外高校回来的人才，因为这样我们的高校才能够与世界一流高校的办学理念接轨，毕竟高等教育方面我国历史不够悠久，经验和质量也都是不足的，应该多向世界一流大学借鉴。

总体说来我认为，提高中国高等教育质量就要保证优秀的生源，提高教育支出的效率，加大高校办学自主权，与世界一流大学接轨。

第五篇：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谱写人才培养新篇章

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谱写人才培养新篇章

——关于学习胡锦涛同志在清华大学100年校庆报告的思想汇报 4月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胡锦涛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对百年清华取得的显著成绩给予了高度肯定，对高等教育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对青年学生和广大教师提出了殷切希望。在坚持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基础上，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在这样一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显得尤其重要。

大力增强科学研究能力，同样是十分重要的。面对着国际社会的复杂格局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一个国家的科学研究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强大与否的重要指标。高等教育，正是一个增强国家综合科学研究能力的重要途径。能够直接应用的实用性民生性科学技术，正是我国现在最需要最紧缺的科学技术领域。在这一时期，应当充分开展高校同科研机构、企业的深度合作，以形成资源上的互补，协同创新，共同完成对一些关键领域的研究。这样既为国家直接贡献了实质性的成果，也为国家培养了具有较强科学研究能力的新一代的人才。

大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也是在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的一环。在高等教育全面建设的同时，要紧紧围绕科学发展这一主线，充分的结合产学研的融合，为我国经济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经济的发展将使高等教育的建设得到更加广泛和全面的推进，而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也更加有助于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在党的领导下，在政府的引导和督促下，这样的一个良性循环将成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力量。要让高等教育得到更好更快的质量提高，必须要使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挂钩，形成良性循环。

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是必不可少的。高等教育的建设，本质上是一种自然科学文化与社会科学文化的传承建设。要推进高等教育质量的建设，必然要全力推进文化传承建设。而文化的创新是一种文化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所以要积极发挥文化育人作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学习高等教育知识不仅仅是学习科学知识，更要培养学习和创新文化知识的能力。在此，为了全面推进高等教育直来那个的建设，我们应当积极对外进行文化交流，展示中国高等教育文化的风采，增强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推进人类文明建设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