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试论证据裁判原则
试论证据裁判原则
【摘要】证据裁判原则，又称证据裁判主义，其基本含义是指对于诉讼中事实的认定，应依据有关的证据作出；没有证据，不得认定事实。随着诉讼理论的发展，证据裁判原则的内容不断的发展与充实。在实行自由心证的大陆法系国家里，普遍实行证据裁判原则。它要求裁判的形成必须达到一定要求的证据为依据，没有证据不得认定犯罪事实。证据裁判原则是抑制肆意形成自由心证的重要装置。离开证据裁判原则的制约，就很难形成合理的自由心证证据制度。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典中，不乏体现证据裁判原则的相关内容，但就相应的具体制度而言，尚有欠缺，这不仅不利于该原则的贯彻实施，而且妨害了刑事诉讼公正、有效的开展。对此，有必要深入研究并加以完善。在当前我国学界和司法实务部门正就证据立法问题进行广泛探讨的背景下，这一点愈加显得重要。因此，以下，笔者拟结合国内外相关理论和立法阐述现代证据裁判原则的基本含义，并在分析该原则诸要素的内涵与外延的基础上，就若干相关制度进行探讨，以期对我国相关立法的制定与完善有所裨益。
一、现代证据裁判原则的基本含义
证据裁判原则，简言之，即在诉讼中，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必须依靠证据的原则。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又称之为“证据裁判主义”。这一原则有两个基本的含义：第一，诉讼中的事实应依据证据认定；第二，如果没有证据，不能对有关的事实予以认定。
诉讼中的事实应依据证据认定，这是证据裁判原则最基本的含义。对此，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均有相应规定。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17条规定：“认定事实应当根据证据。”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154条规定：“犯罪事实，应以证据认定之”。此外，法国《刑事诉讼法》第427条中也明确规定，在轻罪的审判，“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罪行可通过各种证据予以确定……法官只能以提交审理并经双方辩论的证据为依据作出判决。”第536条又规定，对违警罪案件中证据的处理，同样适用上述第427条的规定。接着，又在第537条中进一步指出：“违警罪或由笔录或报告证明，或在无报告和笔录时由证人证明，或由其他事实证明。”我国立法中亦有反映诉讼中的事实依据证据认定这一精神的相关条文。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该条规定虽未明确指出诉讼中的事实应依据证据认定，但对证据在认定事实中的决定性的作用给予了极大的肯定，这与认定事实应以证据这一证据裁判原则的基本要求是相一致的。
诉讼中的事实应依据证据认定表明，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具有不可替代性。对此，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理解。一是，在诉讼中，认定事实的根据，除法律另有明文规定外，只能是证据。二是，在诉讼中，证据以外的任何东西，如主观臆测、妄想、推测等，都不是认定事实的根据，或者说，它们均不具备作为事实认定基础的资格。正如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在判例中指出：“认定犯罪事实，须依证据，……尤不能以推测理想之词，以为科刑判决之基础”；“不容以推测之词，为判断资料”。
事实上，考察其他国家和地区相关作法，“没有证据”还不仅限于此。如在我国台湾地区，所谓无证据之裁判，不仅包括没有证据而推定犯罪事实或仅凭法官理想推测之词作为裁判基础的情形，还包括以下情形：(1)不依证据而为裁判
者，即裁判理由内漏未记载其认定事实所凭之证据；(2)裁判书中叙明其认定事实所凭之证据与认定事实不相适合；(3)卷宗内无可查考之证据。这表明，“没有证据”不仅是指在实体上缺乏相应的、充分的证据，而且，还指代那些在证据记载等程序性事项上或者说形式上未满足法律要求的情形，体现出程序法治的要求。当然，后者又是以程序法中存在相应的规定为前提的。
二、证据裁判原则下的“事实”
如前所述，证据裁判原则即依据证据认定事实的原则。那么，毫无疑问，“事实”是证据裁判的对象，只有确定了“事实”的内容和范围，才能明确证据裁判原则适用的领域，而这又是对证据裁判原则的理论与实践进行研究的前提。日本学者根据事实与证明之间的关系提出：“诉讼法上值得研究的事实可以分为三类。即需要证实的事实、不需要证实的事实和禁止举证的事实”。其中，“需要证实的事实是作为证明对象的事实；不需要证明的事实是没有必要证实的事实，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和推定的事实；禁止举证的事实是禁止证明事实本身的事实。”这种对事实的分类有助于在诉讼中明确对不同事实的认定途径，对我们不无启示。那么，到底什么是证据裁判原则下的“事实”呢?对此，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上来理解：一是，作为裁判基础的“事实”，也即在诉讼中成为适用法律的前提的事实。如果该项事实于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定罪量刑或作其他处理并无意义，那么，即无需对该事实加以认定，进而言之，该事实不应成为证据裁判原则的对象。反之，在诉讼中则需要认定，并有可能成为证据裁判的对象：二是，须以证据证明的事实，即需要以证据裁判的方式加以确认的事实。即使是作为裁判基础的事实，也即需要在诉讼中加以认定的事实，也并不必然成为证据裁判原则下的事实。在现代刑事诉讼中，证据裁判并非认定事实的唯一方法。换言之，证据裁判原则也有例外。如在诉讼中一定范围内所适用的推定、司法认知等即排除了证据在认定事实过程中的运用。这是程序效率价值的必然要求和体现。如果是属于可推定的事实或司法认知范围内的事实，那么，即不属于证据裁判的对象，也不应成为证据裁判原则下的事实。
三、证据裁判原则下的“证据”
如前所述，证据裁判原则要求对事实的认定以证据为根据，因此，在理解和把握证据裁判原则时，不可忽视对“证据”这一要素的探讨。对诉讼证据这一概念的理解与认识，中外学者的看法均不统一。西方学者提出了原因说、方法说、结果说、事实说、两义说、统一说等多种观点。我国学者也提出了事实说、反映说、结合说、信息说等不同看法。然而，无论证据的本质是事实、是信息、是根据还是其他，只要进入诉讼，就必须满足特定的条件”。在这一点上已经达成共识。对此，学界的探讨并不鲜见。主流的观点在借鉴西方两大法系国家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指出，诉讼中的证据必须具有相关性(证据能力)与可采性(证明力)两个方面的条件。在此基础上，有学者进一步指出，证据裁判原则下的证据还必须经过控辩双方的质证。对此，笔者却不能完全赞同。从证据裁判原则的角度来看，“裁判”一词是指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就此而言，在刑事诉讼的不同阶段，均存在“裁判”，只不过裁判的主体、内容、方式和具体的程序各异。裁判并非专指狭义上的审判。证据裁判原则的内在精神要求，在刑事诉讼不同阶段进行的各类裁判均必须依靠证据而进行。由于不同阶段进行的“裁判”其性质也各不相同，因此，作为裁判依据的“证据”也必然具有多样性，换言之，审前阶段的证据与用作定案的证据在应当具备的条件方面不可能完全相同。我们不仅应当探讨用作定案的证据所应具备的条件，而且还应考察审前阶段的证据应当满足何种要
求。上述观点与其说是指出了诉讼证据所应具备之条件，不如说其揭示了在审判阶段所谓定案根据应当具备的资格。其中，明显将证据裁判仅仅视为一个只有到审判阶段才涉及的问题，却没有意识到，证据裁判是一个或者说应当是一个贯穿刑事诉讼全过程的要求。这种看法明显地带有审判中心论的印迹。鉴于学界对定案阶段的证据应当具备的条件已有充分地讨论和论述，以下，笔者着重就审前阶段的证据所具有的一些特殊性加以阐释。
总体上而言，与定案阶段的证据相比，审前阶段的证据并不需要满足较高的要求。从各国立法与实践来看，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审前阶段的证据并不必然要求具备可采性；二是，审前阶段的证据并不必须经过控辩双方的质证。对于审前阶段的证据，不要求其具备可采性，这在各国均是如此。例如美国最高法院在判例中表明，在确定采取搜查与扣押等强制措施是否存在合理理由时，那些在审判过程中为避免陪审团误解或误用而适用的证据排除规则，并不适用。据此，在判断是否存在合理理由时，考察传闻证据、警察的事先记录等均被视为是妥当的。这显然意味着，在此阶段，证据是否可采是一个无庸考虑的问题。对于审前阶段的证据，不要求其具备可采性，这既是由可采性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又是程序法治的要求。“与证据的相关性相比，证据的可采性从本质上说不是证据本身具有的品性，而是法律为了满足某种价值观念的需要从外部加于证据的特征。所以，……可采性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由此可见，对可采性进行判断，所依靠的不是常人的经验和理性，而是对相关法律精神的融会与贯通。这就决定了对可采性进行判断的主体必须是具有相当法律知识的专业人员。此外，根据程序法治原则，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于那些涉及诉讼双方切身利益的事项作出有关裁决，不仅要求裁决的主体在双方之间保持中立，而且在具体的程序上应当允许当事人参与其中，从而具备正当性。因此，对可采性的判断非经法官主持、当事人参与进行的审判程序不足以确定。而在审前阶段，还不具备判断证据是否可采的条件。既然如此，那么，要求审前阶段用作裁判根据的证据具备合法性，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需要指出的事，与证据的可采性不同，证据的关联性反映的是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这是证据本身所固有的属性，是一个根据逻辑与理性即可加以判断的问题，因而在诉讼的各个阶段均有条件要求相应的主体加以判断并据此作出相应的处理，包括在审前阶段。因此，在证据必须具有关联性这一问题上，审前阶段的证据与定案证据不应有所区别。
此外，控辩双方的质证也并非在审前阶段采纳证据的必经程序。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审前阶段进行的诉讼活动，特别是侦查活动，要求具有一定的保密性，因而不可能对所有的证据实行公开的对质程序。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对于审前阶段适用的证据并不要求其具备可采性，因而无需对之进行严格的审查。同时，这种对对方质证权的限制也与在审前阶段采取的措施对辩方只有有限的影响相适应。
以下，笔者仅从证据裁判原则的角度出发，就我国设立与完善判决理由说明制度提出几点建议。笔者认为我国在设立相关制度时，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首先，我国立法应当明确规定，裁判，包括判决与裁定，应当附具理由。其中，必须明确说明据以认定有关事实的证据。
其次，从反面着眼规定，裁判中如未说明据以认定事实的证据或者在裁判中载明的证据不足以支持裁判中认定的事实，视作为无证据裁判。
最后，明确规定无证据裁判在程序法和实体法上的后果。考虑到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在这一问题上，应将重点放在对法官违法的责任追究。当然，这又须以不断提高法官的素质为前提。
第二篇：论证据裁判原则
论证据裁判原则
[摘 要]证据裁判原则是目前为大多数国家所认可的一项刑事诉讼原则，是法治与理性对刑事裁判的必然要求。由于对作为证据裁判结果的事实以及作为证据裁判依据的证据理解和要求不同，各国形成了不同的证据裁判制度。而证据裁判原则在我国尚未得到应有的法律保障。为此，须对裁判事实的内涵和裁判证据的要求进行重新定位，并在观念和制度两个层面上进行相应改革，以完善我国证据裁判制度。
[关键词]证据裁判；裁判事实；诉因制度；裁判证据
证据裁判指裁判者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必须根据一定的证据作出，没有证据，不能认定事实。证据裁判是人类从非理性裁判走向理性裁判的一个重要标志，并且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时至今日，证据裁判原则已经在绝大多数国家的司法中获得了普遍的意义。但是，在不同的证据制度和不同的诉讼理念下，证据裁判的内涵并不完全相同，其中由于对作为证据裁判结果的事实以及作为证据裁判依据的证据理解和要求不同，从而形成了内容各异的证据裁判制度。
一、作为证据裁判结果的事实
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在裁判事实的问题上存在着较大区别。虽然基于控审分离的基本理念，两大法系都认可诉审同一原则，但两大法系对“同一”的理解并不相同。英美法系奉行严格的法律事实同一性原则，即诉审同一不仅仅是指事实的同一，而且包括对事实的法律评价即罪名的同一，法官审判的事实和罪名均应受起诉指控的限制。英美法系对诉审罪名同一的强调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体现了法官对控方处分权的尊重；另一方面则是基于保障被告人辩护权的需要。法律事实同一性原则构成了英美法系诉因制度的理论基础，根据诉因制度，检察官在起诉时，不仅要在起诉书中记载公诉事实，而且应明示诉因。所谓诉因，即诉讼请求原因，也称为起诉的理由，它指的是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具体事实，也即构成要件化的事实。诉因制度具有两项基本功能：确定审判对象与设定防御对象。根据诉因制度，裁判事实必须与控方提出指控的犯罪构成要件事实同一，因此，法院不能改变指控罪名，否则便改变了控方指控的犯罪构成要件事实。但这一点并不是绝对的，基于诉因制度的重点在于保障被告方的辩护权，因此，英美法系允许裁判者在不妨碍辩护权行使的基础上，改变指控罪名，但只能是缩小认定包容性犯罪。如《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31条Ｃ项（减轻罪行的定罪裁决）规定：“被告人可以被确定犯有包容于被控罪行之中的某项罪行，或者被确定意图实施被控罪行或者实施必然包容在被控罪行之中的某项罪行，如果意图构成犯罪的话。”
大陆法系的诉审同一仅指事实同一，不包括罪名同一，因此，大陆法系不实行诉因制度，对控方提出指控时所认定的罪名，法官有改变的权利，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55条（调查范围）规定：“
（一）法院的调查与裁判，只能延伸到起诉书中写明的行为和以诉讼指控的人员。
（二）在此界限范围内，法院有权和有义务自主行动，尤其是在刑法的适用上，法院不受提出的申请之约束”。但是，为保障被告方的辩护权，在法院变更指控的罪名之前，法院应将罪名的变更等事项通知被告人，给予被告人防御的机会，否则，法院不能变更起诉指控的罪名。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265条（法律观点变更）第一项规定：“如果先前未曾特别对被告人告知法律观点已经变更，并且给予他辩护的机会的，对被告人不允许根据不同于法院准予的起诉所依据的刑法作判决”。
综上，在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下，裁判事实的内容是不同的，因此，两种诉讼模式对于证据裁判所依据的证据有不同的要求。
二、作为证据裁判依据的证据 采用对抗式诉讼的英美法系国家对于作为裁判依据的证据要求十分严格。首先，基于诉因制度，作为裁判依据的证据必须具有相关性。在英美证据法理论中，相关性包括实质性和证明性，实质性是指某一证据所证明的问题对于解决案件而言是否具有实质的意义；证明性则指某一证据所具有的使争议问题可能更为真实或者更为不真实的一种倾向性。其中，证据必须具有实质性即为诉因制度对作为裁判依据的证据所进行的限制，因为，证据的实质性实际上并非对证据本身所提的要求，而是对该证据所证明的问题提出的要求，即该证据所证明的问题是否是控方所提指控的法定构成要件事实（即争议事实）的一部分。因此，如果裁判者认为指控的罪名不正确，只能作出指控罪名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因为，此时如果裁判者即使变更了指控罪名，也没有相应的证据（控方提交的证据只能证明控方所指控的罪名）为依据，那么裁判者就违反了证据裁判原则，做出的是对被告人无根据的定罪。
其次，英美证据法还要求作为裁判根据的证据必须具有可采性，即该证据不是通过非法手段取得的，只有通过米兰达规则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有关证据可采性规则检验的证据才能被裁判者采纳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否则，被告有权利以程序违法为由提出上诉。再次，英美证据法要求作为裁判根据的证据必须经过合法程序予以提出、质证和辩论，传闻证据不能被采纳作为裁判的根据。正如美国学者戴维斯教授所言：“„„，我们认为，对于解决裁判事实的争议，其公平的程序要求给每一方一次遭遇机会；此遭遇机会是指在得到法庭注意的适当场合内遭遇的机会，以及在适当场合内为了对包括反驳证据、交叉询问在内的有争议的裁判事实予以会谈的遭遇机会；其中这种会谈通常是对抗与争论（以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兼而有之）。公正审理的关键在于提供一种机会，即使用这些合适的矛（反驳证据、交叉盘问及争论）去对付引起法庭注意的不利材料的机会。”
采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大陆法系国家对于作为裁判依据的证据起初没有任何规定，其主要原因是中世纪的法定证据制度使大陆法系国家对于从法律角度规定证据十分反感，但是二战之后，基于人权保障的需要，大陆法系国家也纷纷要求作为裁判依据的证据必须具有合法性，对于以非法方法获取的口供，一般都要求加以排除，不能作为裁判的根据。但是由于大陆法系国家不采诉因制度，因此也没有相关性规则，有关证据的相关性问题完全交由法官自由裁量。
三、证据裁判在我国的现状及其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虽然本条没有明确规定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必须依靠证据，但却强调了证据在判处案件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可以说我国也是认可证据裁判这一原则的。但是，我国法律所认可的证据裁判与国外相比，无论在作为证据裁判对象的事实上，还是对裁判证据的要求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对作为证据裁判结果的事实，即裁判者认定的事实，国内与国外的学界有不同的认识。在我国传统的诉讼法学理论中，裁判者认定的事实应当是客观的案件事实，这体现在法律上，如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44条规定：“公安机关报请批准逮捕书、人民检察院起诉书、人民法院判决书，必须忠实于事实真象。”第128、141、162条规定的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人民法院有罪判决的实体标准则均是“案件（或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因此，在我国，裁判者认定的事实、检察机关指控的事实、侦查机关查明的事实是同一的，即均应当是客观的案件事实。这种对事实的理解忽略了诉讼中事实应当具有的法律性：无论是侦查机关查明的事实、检察机关指控的事实还是法院认定的事实，实际上都不是客观的案件事实本身，而是符合刑法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事实，诉讼中并不存在纯粹的未经法律评价的事实。传统诉讼法学理论对事实的理解存在两方面的危险性：一方面，客观事实是不依赖证据而客观存在的，无论有无证据，客观事实都实际上发生过，因此，没有证据也有客观事实。如果我们将公、检、法机关在不同的诉讼阶段所认定的事实都界定为客观的案件事实，那么极容易导致公安司法机关办案人员主观地认为自己的认识（这种认识可能是建立在凭一些蛛丝马迹进行推测的基础上）所达到的就是客观的案件事实本身，并以此为出发点，去寻找证据来印证自己的认识，于是证据与事实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错位：证据裁判要求事实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上，但实际上公安司法人员却在根据“事实”去找证据，然后再用“找到”的证据来印证自己预先形成的认识，这会导致两种不公正的后果：一是公安司法人员凭自己认定的事实去挑选证据，选择那些能够支持自己的认识的证据，舍弃那些不能支持或者否定自己认识的证据，这必然会导致不公正的预断；二是公安司法人员为获得支持自己认识的证据而采取诸如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不正当的手段，从而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
另一方面，传统诉讼法学对事实的理解还容易导致控审关系的错位。不告不理原则是现代诉讼调整控审关系的基本原则，根据该原则，法官裁判的事实必须限定在控方指控的事实范围之内，而不能超出指控范围。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和传统观念，法官裁判的事实与控方指控的事实均应是客观案件事实，因此，只要不超出该事实范围，法官的裁判事实就不算是超出指控范围。这种理解方法导致了我国实际中广泛存在的法院改变指控罪名的问题。举一个实际案例来说明，1999年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纂江“虹桥”垮塌案进行审理，控诉方即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被告人赵祥忠犯玩忽职守罪向法院提起指控，但其提供的证据证明的却是被告人犯有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这里的玩忽职守罪与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均指被告人实施的同一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该些证据是否具有相关性？从法律事实的角度来看，该证据当然不具有相关性。因为玩忽职守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不同于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既然控诉方以玩忽职守罪起诉被告，则本案争议的事实为被告人犯玩忽职守罪的事实。因此，证明被告犯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的证据超出了控方指控的事实范围，因此不具有相关性。但同样的问题由我国的学者或执法者来回答，答案十之八九是认为该证据具有相关性。因为，从客观事实的角度出发，无论被告人是犯玩忽职守罪还是犯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其行为只有一个，只要证据对这一行为具有证明作用，该证据就具有相关性。而本案法院最终也遵循了“客观事实”的原则，直接变更了指控罪名，以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判处被告人赵祥忠有期徒刑五年。笔者认为，法官改变指控罪名的行为实际上已经破坏了控审分离原则，即法官通过改变指控罪名承担了一部分追诉职能，从而恶化被告方在诉讼中的地位，这显然是不公正的。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以及传统诉讼法学对裁判事实的理解，我国对裁判证据的要求有两个：其一是客观真实性，如《刑事诉讼法》第42条第3款规定：“以上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其二是合法性，即证据必须具有第42条第2款规定的法定形式，必须由第43条规定的法定人员依法定程序收集，同时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基于裁判事实应当是客观案件事实的认识，我国没有对证据的相关性问题进行相应的法律规定。细细品味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所提出的上述要求，可以发现，虽然42条第2款、43条、47条从文字上来看是对证据的合法性要求，而实际上其所强调的依然是证据的客观真实性层面，就证据的法定形式而言，“法律之所以要对证据的表现形式作明确规定，是为了保障证据的实质内容的客观性”[3]；就第43条的规定而言，严禁刑讯逼供等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也是为了保证证据的客观真实性；就第47条而言，证人证言必须经过法庭上的讯问和质证，也是为了“查实”。因此，我国刑事诉讼法实际上只对裁判证据规定了一个要求：客观真实性。正因为此，刑事诉讼法才没有对违反法定程序或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以及没有经过法庭讯问和质证的证人证言予以排除，实践中，只要裁判者认为这些证据是客观真实的，一般都予以采用。综上，不论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裁判事实的规定还是对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的要求，在客观上都引起了违背程序公正原则的后果，并且在实践中导致了为查明案件事实真相而采取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严重侵犯公民合法权利的现象，这些现象说明了证据裁判原则在我国根本没有得到法律上的保障。因此，为切实贯彻体现着法治与理性精神的证据裁判原则，我国必须对裁判事实的内涵以及裁判证据的要求进行重新定位和改革。1.对裁判事实的重新定位 首先应当明确裁判者认定的事实是法律事实，而非客观事实。所谓的法律事实一方面指符合法定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另一方面则指通过证据所推论出来的事实。就法律事实的第一个层面而言，裁判者认定的事实必须与控方指控的事实保持同一，即不能超出控方指控的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的范围。因此，强调法律事实的第一个层面必然导致诉因制度的确立。引进诉因制度，与我国的诉讼模式并不冲突，相反其在保障被告方辩护权方面的功能有利于我国控辩式庭审方式的实现。就法律事实的第二个层面而言，法律事实不能脱离证据单独存在，这是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重要区别，有证据则有法律事实，无证据则法律事实也不复存在。因此，强调法律事实的第二个层面有利于在我国真正实现证据裁判。2.裁判证据要求的重新界定
由于过于强调裁判证据真实性会导致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不公正现象的发生，因此对作为证据裁判根据的证据必须从强调其真实性走向强调其相关性和合法性。
首先，作为裁判根据的证据必须具有相关性。即证据必须对裁判事实具有实质性证明作用，否则不得被裁判者用作认定事实的根据。
其次，作为裁判根据的证据必须具有可采性（或者称为证据资格），以酷刑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词证据以及以非法搜查、扣押、监听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不具有可采性，不能作为裁判证据。
最后，作为裁判根据的证据必须经过合法的法庭调查程序，剥夺控辩双方当事人对质权的证据，不能作为裁判证据。裁判者只有依据符合上述要求的证据认定事实，才是真正做到了证据裁判。但是，真正实现证据裁判，还需要一系列程序和制度上的保证，比如在法律上明确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确保证人出庭作证的一系列配套措施（如强制证人出庭、证人保护、证人补偿，等等），实行判决理由制度，等等。限于篇幅，这些内容不再赘述。
第三篇：法院认定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的裁判规则
法院认定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的裁判规则
导读：微信聊天记录作为新型的电子证据与其他电子证据一样，都具有使用者身份隐蔽且信息易被篡改等特点，影响了微信证据的证明效力。本期法信小编整理《人民司法·案例》2016年第8期相关案例，结合其他案例、观点及法条，对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的证明效力作出了阐释，希望能够为读者提供参考与帮助。
《人民司法·案例》
未实名认证微信聊天记录满足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条件的，可以成为定案证据——肖金平诉简时抡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
案例要旨：网上聊天记录属于电子证据，但微信聊天记录等电子证据该如何采用及其证明力的大小，法律界一直存在争议，审判实践中法官在审查判断电子证据的可采性与证明力时必须进行全新的考虑。既需要考虑电子证据的特殊性，又不得在可采性与证明力方面予以差别对待，但仍主要从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三个方面进行认定。
案号：（2015）靖民初字第2821号；（2015）漳民终字第3621号 审理法院：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来源：《人民司法·案例》2016年第8期
案情简介：
原告肖金平诉至福建省南靖县人民法院称，被告简时抡因缺乏资金，从2014年12月30日起陆续向原告借款。双方于2015年7月15日通过微信确认，被告尚欠原告人民币66000元。原告经多次催讨未果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66000元及支付从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裁判理由：
福建省南靖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微信号（昵称嗳財宥導）于2015年7月13日与原告微信号（昵称快速刻章）在微信平台上互应对方要求进行银行转账，根据中国民生银行厦门东浦支行提供的个人对账单，该笔转账交易对方户名为简时抡；结合证人郑建国的证言，可以认定微信号（昵称嗳財肴導）使用人是被告简时抡。
从简时抡微信号（昵称嗳財宥導）于2015年7月15日。在微信聊天平台上向原告微信号（昵称快速刻章）承认“之前不是还欠你35000,—共6万6”的事实，可以认定被告简时抡尚欠原告肖金平借款本金人民币66000元。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于法有据，应予支持。福建省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相关案例
1.网聊记录可以作为证据，但应当确定使用者身份及内容未被删除篡改——樟芝（上海）投资中心诉深圳牛樟芝制药有限公司等民间借贷纠纷案
案例要旨：原告主张被告向其借款，通过微信方式出具了借条，但其未能充分证明微信借条真实存在，亦未能证明该微信借条为被告出具，故对微信借条的真实性，法院不予认可，该微信聊天记录不能作为证明借款关系存在的证据。
案号：（2015）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965号 审理法院：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来源：中国裁判文书网
2015.08.11
2.庭审中，通过被申请人手机微信提取并拨打的电话号码为申请人的，可以确认被申请人手机微信中微信号的真实身份即为申请人——唐蜀军、刘彪等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民事裁定书
案例要旨：在庭审中，能够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手机微信中的信息一致，当庭通过被申请人手机微信提取申请人昵称的详细资料及电话号码并点击该号码，拨打后为申请人的手机号码的，可以确认被申请人手机微信中微信号的真实身份即为申请人。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反证的情况下，申请人认为微信号系伪造的主张不予支持。
案号：（2016）鲁17民特6号
审理法院：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来源：中国裁判文书网
2016.07.19
3.满足条件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成为定案证据——易洪刚诉冯雪赠与合同纠纷案
案例要旨：微信聊天记录属于证据中的电子数据。根据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要求，微信聊天记录在审判实践中作为定案证据应当满足以下条件：微信聊天记录的来源必须符合法律规定;非实名制微信注册时，应当确定微信聊天的双方为本案当事人;确定微信聊天时间在涉案事实的时间段内;微信聊天的内容不能含糊不清，且具有相对完整性，能够反映当事人想要证明的事实。
来源：新疆法制报
2015.04.13
4.微信语音作为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录音资料，适用电子数据的规定，但不能作为单独定案的依据——李康诉王苗苗、王灿借款合同纠纷案 案例要旨：微信语音作为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录音资料，适用电子数据的规定，但不能作为单独定案的依据。微信语音具备证明效力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保存原始记录；微信语音中记载的内容清晰、准确，双方就所谈论的问题均有明确表态；由于微信语音存在易改变、难识别等特性，以其单独作为证明依据，有时并不充分，故除微信语音外，还应充分提供其他证据佐证。
来源：法信精选
专家观点
1.电子数据属于“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范畴 电子数据广义而言，是指以电子、光学、磁或其他类似手段生成、发送、接受或存储的信息证明案件事实的一种证据，包括电子通信证据、计算机证据、网络证据和其他电子数据。电子数据是现代信息技术不断发展和应用的产物，作为信息世界里新的“证据之王”，其具有综合性、易变性、隐蔽性、可挽救性、微缩性、扩散激增性等特征，是来源于七种传统证据，将各种传统证据部分地剥离出来而泛称的一种新证据形式。2004年通过的《电子签名法》第7条规定：“数据电文不得仅因为其是以电子、光学、磁或者类似手段生成、发送、接收或者储存的而被拒绝作为证据使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16条第2款、第3款：“电子数据是指通过电子邮件、电子数据交换、网上聊天记录、博客、微博客、手机短信、电子签名、域名等形成或者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信息。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录音资料和影像资料，适用电子数据的规定。”可知，电子数据在日常生活中具体表现为电子邮件、网上聊天记录、博客、微博客、手机短信、电子签名、域名等形成或者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信息。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录音资料和影像资料，适用电子数据的规定。具体到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作为证明借贷关系存在的电子数据则集中表现为电子邮件、网上聊天记录、博客、微博客、手机短信等形成或者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信息以及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录音资料和影像资料。由于电子数据一经形成便始终保持最初、最原始的状态，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可长期无损保存，随时反复重现。相对于物证易因周围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属性，书证易损毁和出现笔误，证人证言易被误传、误导、误记或带有主观性，电子数据则更具客观性和稳定性。但必须注意的是电子数据具有易破坏性。电子数据使用电磁介质，储存的数据修改简单且不易留下痕迹，一旦黑客入侵系统、盗用密码，操作人员出现差错，供电系统和网络出现故障、病毒等，电子数据均有可能被轻易地盗取、篡改甚至销毁，难以事后追踪和复原。因此，根据电子数据容易被篡改的特性，人民法院在审查电子数据时应该把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尤其是其是否被篡改作为审核重点。当然与前面关于视听资料的论述一样，只要当事人提供了证明借贷关系存在的电子数据，就可被视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
（摘自《最高人民法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杜万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出版）
2.根据微信记录形成的方式，微信证据分为文字微信记录、图片微信记录、语音微信记录、视频微信记录
（1）文字微信记录。包括与微信好友聊天、微信朋友圈发布的文字以及公众微信号发布的文章等以文字形式存在的信息。此类记录是微信中最常见也是最多的内容，例如常见的“微信借条”。文字记录通过手机截屏、拍照、导出等方式都可以提取与固定。（2）图片微信记录。包括与微信好友聊天过程中，发表微信朋友圈时和公众微信号发布时转载、制作、拍摄的图片以及使用的各类表情，图片、表情所表达的意思通常要放置到整个聊天记录、文章中去理解，通常不同的使用者所表达的意思均不同，有时可能不存在任何意义，办理保全公证时一定要将图片与其他记录整体进行公证，不建议单独对图片进行保全公证。
（3）语音微信记录。包括与微信好友聊天、微信朋友圈发布的语音以及公众微信号发布的文章等以语音形式存在的信息。语音功能是近几年各大通讯工具设计的新型功能，通过发送语音的方式代替文字编辑，交流更加便捷。与文字微信记录相比，一个是存在形式上不一样，另一个更重要的不同是通过分辨、鉴定语音中的声音来确定使用者身份。（4）视频微信记录。包括与微信好友聊天过程中，发表微信朋友圈时和公众微信号发布时转载、制作、拍摄的视频。视频具有直观反映事实的作用，通常使用者自行拍摄的视频更有证明力，转载或者制作的视频因为不知道原始出处或者有后期编辑的痕迹，通常证明力不如自行拍摄的，在办理保全公证时，要注意对视频形成方式的审查。对此类微信记录宜采取刻录的方式提取和固定证据。
（摘自《关于微信证据保全公证的探讨》，潘子文、胡莹莹，《法制与社会》2015年36期）
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三条 证据包括：
（一）当事人的陈述；
（二）书证；
（三）物证；
（四）视听资料；
（五）电子数据；
（六）证人证言；
（七）鉴定意见；
（八）勘验笔录。
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一百一十六条 视听资料包括录音资料和影像资料。
电子数据是指通过电子邮件、电子数据交换、网上聊天记录、博客、微博客、手机短信、电子签名、域名等形成或者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信息。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录音资料和影像资料，适用电子数据的规定。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条 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
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持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不具有债权人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
第四篇：裁判心得
马立军裁判心得
在雅典奥运会篮球赛场，马立军用凝重的口吻对篮管中心主任、中国篮球男女队领队李元伟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裁判工作已阻碍了中国篮球的发展。”李元伟当即表示，“你能这样说，我感到非常欣慰。”
马立军的上述这番话，绝对是发自肺腑的感言。在中国篮球赛场上，他是个响当当的执法官。他从事赛场执法22年，被批准为国际级裁判员也已经11年，执法过国内所有的大赛，多次荣获金哨、银哨和优秀裁判员奖，还曾执法过亚锦赛、亚运会、世界大运会。这次他又被委以重任，执法奥运比赛。看着奥运赛场精彩纷呈的比赛，体会着来自世界各国那些“名哨”们的判罚尺度，联想到国内裁判员的现状，使他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作为一名裁判员，能够主动站在中国篮球的高度反省自己的工作，实在是难能可贵。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不讳。他谈到了执裁奥运的体会，谈到了中国篮球裁判工作的误区以及今后的改进意
见„„
奥运哨：抓大放小
马立军谈到执裁奥运比赛的体会时说，现代篮球，越来越突出身 体的对抗，力量的对抗，速度的对抗。对抗越激烈，比赛越好看，越能吸引观众，也越能吸引赞助商。为此国际篮联2002年对规则作了修改，2004年再次进行了修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求掌握好“有利无利”的判罚尺度，使比赛激烈、精彩、流畅、好看。在本届奥运会的执裁中，他们就很好地贯彻了这一新规则的精神，具体地说，就是提倡合理的身体接触和对抗。其基本原则就是“抓大放小”。所谓抓大，就是不错判漏判，甚至反判，对于那些小动作、坏动作、故意伤人的动作决不放过。所谓放小，就是对于那些不妨碍对方利益的身体接触，可以不予理睬。例如：凶狠的贴身防守、拼抢篮板的对抗、进攻中的掩护、无球队员的抢位、对投篮人的封盖，只要没有推、拉、打过份非法动作，就允许合理的身体接触。如果这时候吹一方犯规，实际上就等于人为地扼杀了精彩，破坏了比赛的流畅。
由于坚持了“抓大放小”的原则，奥运比赛中大家可以看到，常常有两名无球队员在抢位时双方的手臂缠到了一起；凶狠的贴身防守，常常逼得对手东倒西歪；拼抢篮板球时，常常有人摔倒在地„„但哨子没有响，比赛仍在紧张地进行。一场比赛，有十几人倒地，那是很正常的事，即便是欧美强队也是如此，这就是强对抗，这就是奥运比赛。马立军说，奥运会篮球比赛，之所以如此精彩激烈，一方面是参赛各队水平出人意料的高；另一方面，也与裁判员在执裁中正确贯彻新规则精神密不可分。据统计，男篮阿根廷对意大利一役，全场仅吹49次犯规，奥运会男篮比赛最少的一场只吹了37次犯规。
中国哨：吹毛求疵
在反思中国裁判员的执裁情况时，马立军说，我们的裁判员在理 解和执行国际篮联新规则中，与欧美一些国家相比，显然有明显的差距。尽管去年甲A联赛开赛前，篮管中心主任李元伟和竞赛部部长王玄在裁判工作会议上一再强调，联赛中要倡导强对抗，允许合理的身体接触，执法裁判员一定要把握好“有利无利”的尺度，但我们在具体判罚中还是存在不少误区，具体表现在：
一、投篮人不能碰，一碰就吹防守人犯规，往往有些好的盖帽也被吹成了犯规。
二、持球队员与防守队员发生身体接触时，往往总吹防守队员犯规，持球队员占便宜。
三、弱者占便宜。比赛中，有些身体不壮的队员经常因摔倒而获得利益，个别人甚至用“假摔”来达到目的。因此 CBA赛场上也出现了“假摔专家”。
四、明星球员占便宜。当明星球员与非明星球员发生对抗时，被判犯规的大多是后者。
五、迎合观众的喜好去吹。由于上述误区存在，我们在理解和执行新规则时，判罚尺度就出现了偏差。马立军在分析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时，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我国裁判员的专业水平欠缺，尤其是抗干扰能力不够，对于来自主场球迷、俱乐部、球队、教练的巨大压力，考虑过多，生怕出事，所以产生了“宁严勿松”的思想，有一个吹一个，只要比赛顺利结束就算完成任务，无法考虑精彩、流畅的问题，因此判罚太细、太苛刻，甚至是吹毛求疵，显得不大气，不宽容；二是对新规则的精神学习不够，认识不到位，观念落后，没有研究出统一的判罚尺度。
后遗症：软弱可欺
奥运会比赛，大家都看都到了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中国男篮的队员们不能适应高强度对抗的比赛，在攻防对抗中，几乎完全处于劣势地位，一方面，对对手凶狠的紧逼和贴身防守，显得束手无策，频频失误；另一方面，在防对手凶悍无比的进攻面前，一碰就倒，显得软弱可欺。据统计，在12支奥运男篮队伍中，中国队总投篮命中率、两分球命中率、场均得分、场均助攻均排在第11位，抢断和盖帽分列第12和第10，而失误和犯规却分列第一和第二位。从上述这些数据，足以说明中国队的对抗能力了。因此，有媒体评论，12支男篮队伍，中国队是惟一一支不会打现代篮球的队伍。马立军说，中国队在奥运中所表现出的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裁判工作方面总结，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由于我们的判罚尺度存在误区，从某种意义上讲，客观上是制约了中国篮球的技战术发展，这种影响力绝不能低估。国际篮联技术委员会主任科德里曾两次来到中国，他也曾明确指出，中国篮球水平不高跟中国裁判有一定关系。欧美裁判对新规则精神理解透彻，并落实到了临场的每一声哨，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也推动了本土篮球水平的提高。奥运会上欧美球员的上佳表现就说明了这一点。尤其是阿根廷队，1996年奥运会上曾负于我们，8年后的今天，却一举夺得了奥运冠军，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我们的队员为什么这样软弱可欺，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在国内的赛场上不允许合理对抗，不允许身体接触，所以他们从识意上、身体准备上、训练上、技术结构上、战术安排上，都欠缺很多，使中国篮球的技战术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一个误区，偏离了世界篮球发展的轨道。因此，我们的队员在奥运会的激烈对抗中显得无所适从也就不足为奇了，摔倒了还非要跟裁判理论一番。结果等你理论的时候，人家已攻到了你的篮下。人家欧美球员就不是这样，即便是对方犯规没有吹，就算是倒地也没有关系，爬起来继续战斗。除此，由于裁判员的哨子，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CBA联赛激烈、精彩、流畅程度下降。据统计，我们的CBA联赛场均犯规60多次，最多的场次达到80多次，而与奥运会最激烈的冠亚军决赛的49次比，与最少的37次比，落差太大了。一场比赛中断80多次，还怎能激烈、精彩、流畅。当然，犯规多，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队员的基本功不扎实，非法动作太多，这方面也需要认真总结。
借契机：立马矫正
马立军说，通过奥运会，使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差距，这是件好事。我们要抓住总结奥会比赛的契机，明确今后中国篮球发展的方向，有问题，马上就解决，尤其是裁判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越快越好。新赛季CBA、WCBA联赛马上就要开赛了，最好从本赛季开始就有明显的改变，这实际上就是为备战2008年北京奥运会抢时间。马立军对如何改变我国裁判员现状提出了如下建议：
一是举办各种培训班，尽快提高裁判员的业务水平。裁判员应该了解世界篮球的发展趋势和特点，改变执裁工作中的观念，执法中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和处理、解决问题的能力。二是召开专门的会议，认真学习国际篮联新规则，领会精神实质，在如何倡导合理的身体接触和对抗方面，提出较为明确和系统的罚尺度，使所有的裁判在临场执法中有法可依，使我们的执法尽量与国际接轨。
三是上下一致，即从主管部门到技术代表、裁判员，对新规则精神有统一的认识，这样才能将新规则精神真正落实到每一声哨上。
四是作为我们的教练、运动员，也要懂得新规则，知道哪些动作可为，哪些动作不可为，并在赛场上坚决服从判罚；在这次奥运上，欧美球员的素质很高，包括邓肯在内的这些世界级大腕，即便裁判员错判，也都是服从，人家是全力以赴地投入比赛。塞黑对意大利一役，就因为裁判员对最后一球的反判，导致了以2分之差败北，但错了就错了。输了球心里也难过，但他们不是过多地找客观原因，而是从自己身上找问题。因此，整个奥运会篮球比赛，没有发生一起因判罚所引起的纠纷。
五是我们的广大球迷及媒体，对新规则精神也应有所了解，充分理解裁判的判罚。六是评价裁判员，不应仅看他一场有几次错误，而是应该看他处理问题和控制场面的综合能力。这样更有利于裁判员临场大胆执法。
结束语：快速行动
在采访完马立军后，正值2004～2005CBA、WCBA联赛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上，篮管中心的领导在谈到奥运会的体会时说，加强对抗，是发展中国篮球的“核心环节”，因此对裁判工作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如果我们的裁判员不改变吹法，不及时和国际接轨，我们的技战术就无法提高，完成2008年奥运任务就是一句空话”。为此，要求新赛季裁判工作要认真学习和贯彻国际篮联新规则精神，反复强调在临场执法中，要提倡合理的身体接触和对抗，使比赛更加激烈、精彩、流畅。竞赛部部长王玄要求大家要形成新的观念，即身体接触在比赛中是经常发生的，也是比赛的一部分，是合理的；即便有非法的接触，但造成身体接触的一方没有获利，而被侵犯的一方也没有吃亏，裁判员根据有利无利原则，根据比赛流畅的需要，就可以不吹；如果形成了快攻和已经过了人就不吹，只有那些非法的接触使对手不利了才吹。近期，联赛委员会已举办裁判员培训班，认真研究加强合理对抗的判罚尺度。另外，还委派资深国际级裁判员给各队的裁判员和运动员上规则课，运动员如缺席，将按身体测试不及格论处；如教练员缺席，将受到停赛5场的处罚。上述措施，目的就是要使教练员按规则教，运动员按规则打，裁判员按规则吹，以便形成统一、形成合力，以求中国篮球更快的发展和提高。
摘抄自中国篮球裁判网
第五篇：裁判心得
裁判心得
不知不觉已经过了一年，自然也是在裁判组学习了一年。对于我这个从小就你是踢野球来的孩子，从来都是不顾及什么足球规则，到了裁判组之后，才逐渐了解各种足球规则，也发现真正意义上的一场足球赛，裁判就是场上的灵魂。当出现犯规时，队员总是最先看向裁判。既然自己喜欢踢足球，那也应该懂得最全面的规则，不仅做一名优秀的业余足球运动员，也要做一名好的足球裁判。所以我一直在努力完善自己。
在当裁判之前，我们几个人去上了李老师的理论课，由于当时真的是什么规则都不懂，又对足球很热爱，所以听得特别认真。李老师的理论知识特别丰富，在以后的体育课上也了解了很多，这也是我能够迅速上手裁判的原因。
记得刚去当裁判的时候，是大一上学期七人制的时候。由于自己带着一个队，所以我很想去来了解更多的裁判的规则。裁判组的规则，每个新裁判都是从助理裁判员做起。于是最先就是去学会助理裁判员的各种手势，比如边界球指向进攻方向、越位球先上举，然后指出越位位置等等。当我第一次拿着旗子的时候那是一个紧张和好奇，当然也并避免不了各种错误。说实话，虽然我踢球这么多年，但一直不了解什么是越位球。在第一次当助理裁判员的时候，越位球搞错，最多的是边界球指错方向，还好场上有主裁判员，可以纠正各种错误。那个时候我就想当一个主裁判员多好啊，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再结合助理裁判员的判断随自己来做出各种判罚。其实在七人制的时候我也没坐过很多次助理裁判员，相反做的较少，当我尽力做好一个助理裁判员。
到了下学期，全校足球运动员瞩目的十一人制男子足球比赛和女子七人制足球比赛也如期举行。在十一人制的时候，由于比赛都很关键，所以我们都只能作为助理裁判员上场，也真正的体会到了一个助理裁判远的重要性，因为越位球助理裁判员一定要做出迅速而准确的判断，要不然就会使进攻方有可能进球而出现纠纷。也是在那时，要求助理裁判员帮助主裁判员注意犯规动作，如果有犯规动作要及时摇旗并指向进攻方向。随着十一人制的结束，女子七人制开始了。这也是个锻炼我们作为主裁判员的机会。由于之前自己学院举办了足球赛，我也做过了很多场主裁判员，所以当女子裁判员的时候没有那么紧张，反而当的很从容，也注意要做到裁判的公平、公正、公开。当然也避免不了各种错误，比如跑位错误和判罚错误等等。那个时候李老师也给予了很多纠正。因为那个时候我有字儿规则还不是很熟悉，这个也在之后的裁判考试中的到了升华啊。
其实做为裁判也是蛮辛苦和委屈的，每次比赛都要比运动员早到，摆好标志盘和角旗，抬座子和计记分牌等等各种准备工作。再就是作为主裁判员要跟着运动员跑全场，判断出错还得忍受场上运动员的指责和场下观众的不好听的言语。当然这个更说明了要当就当就当一个完美的裁判，让场上的运动员和场下的观众都没话说，也考验了一个裁判的心理素质。
做一个好的裁判不是那么容易，我还在努力，努力做到更好！
--------------------足球裁判某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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