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格证据

第一篇：品格证据

【出处】《青少年犯罪问题》2008年第5期

【摘要】品格证据在国外特别是英美法系国家证据法中被广泛运用，我国虽然没有具体的适用规定，但在未成年人司法起步较早的上海，一些基层检察院、法院已开始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探索适用品格证据，并将其作为量刑的参考依据之一。本文旨在通过探讨品格证据的概念定位、适用依据、价值取向及取证方式等，为今后品格证据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具体适用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品格证据；适用依据；取证方式

【写作年份】2008年

【正文】

对未成年人案件适用品格证据是世界各国的通行作法，我国虽没有具体的适用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已开始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探索适用品格证据，并将其作为司法处置的参考依据。

一、品格证据的概念定位

英美证据法中，品格证据是指证明某些诉讼参与人的品格或品格特征的证据。其证明内容，包括前科劣迹、名声和评价三类。

在我国，适用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品格证据，是指能够反映涉案未成年人品性、能力、性格等方面情况的证据。就其形式分，包括书证、证人证言、视听资料等证据种类；就其内容分，包括证明前科劣迹的材料、有关名声等情况的知情人评价（社会调查结论）、行为倾向评估（心理测试结论）；就取证对象而言，可分为被告人品格证据和被害人品格证据等。

各国证据法均未将品格证据视为新的证据种类，而是规定了关于品格证据特殊的适用规则。与此相同，我们认为，目前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探索适用的品格证据也不是新的证据种类，并未突破现阶段我国刑事诉讼法律构架，之所以称为品格证据，是因其证明内容或证明作用而言的，品格证据的证据形式都可以涵盖在我国七种法定证据种类中。如未成年人品格证据中的前科劣迹材料，一般表现为判决书、处罚决定书等书证，或知情人的证人证言等形式。

社会调查报告反映的内容是未成年人的一贯表现，它是由知情证人对于其知晓的或调查者对于其调查的涉案未成年人品格方面的情况所作的证人证言或书证，因此，具备了证据内容和形式的客观性。其通过对未成年人一贯表现的证明，可能使法院对未成年被告人从轻或减轻处罚，因而与案件事实有了关联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21条的规定，赋予了检察官、法官、社会团体组织人员的社会调查主体资格，因此主体合法；而其程序只要没有违反证据采集规则就具有合法性。

由于我国未明确心理咨询师等社会团体组织人员作为鉴定人的资格，且心理评估结果准确性等有待进一步考察，其所作的心理评估结论不宜认定为鉴定结论，根据其量刑的辅助性参考作用，将其作为书证更妥。

二、品格证据适用依据

一些国际公约及我国的法律、司法解释都规定，办理未成年人案件应综合考虑未成年人的品格状况，并将其作为司法处置的参考。从国际公约来看，我国签署的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和《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即《北京规则》）都对未成年人的做了特殊保护规定。从我国法律规定来看，我国《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正确把握“相适应”必然要求考虑犯罪人的个人情况及其人格特征，即“刑法应切中人的意志。[1]此外，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8条、《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5条和第44条也对调查品格状况方面做出规定。从司法解释来看，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用法律的解释》第11条规定，对未成年罪犯量刑应当依照刑法第61条的规定，并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此外，《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16条也对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品格证据做出相应规定，为办案提供参考。

品格证据也有深厚的学理依据，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格责任论。对刑法学理论和各国制定法产生深刻影响的人格责任论代表人物团藤重光教授认为，犯罪行为是行为者人格的现实化以及主体的现实化，而不仅仅是社会危险性的表征，最重要的就是犯罪行为及其背后之潜在的人格体系，并且不能将行为与人格分离，仅论述行为，更应考察行为责任的背后形成人格的责任。”[2]二是刑罚个别化理论。刑事责任是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的统一，通常情况下，人身危险性与人格有紧密联系，[3]其“表现为犯罪可能性或犯罪以后再次犯罪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是以行为人的犯罪倾向性和人格为基础的”[4]为了惩罚和预防犯罪，不仅应对行为时的主观心理状态、危害结果等因素加以评价，还应将作为预示犯罪的人身危险性基础的特定人格纳入刑法评价体系之中。三是全面调查原则。全面调查原则是很多国家少年刑事司法的共有程序，是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一个特有原则。指司法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中，除对案件事实证据收集、审查外，还要对导致未成年人被指控罪行的主观和客观原因，以及对未成年人特殊性格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书籍等情况进行调查，注意调查收集家庭、学校、单位等各方面的反映，了解少年身心状况、一贯表现、个性特点和道德品行，查清他们成长的过程，犯罪的原因及作案的动机目的。[5]

对未成年人适用品格证据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国外相关法律对此做出了明确规定。如美国《青少年教养法》的补充规定明确调查内容包括：查明少年的年龄和社会背景、被指控罪行的性质、少年过去的违法经历的程度和性质、少年现在的智力发展和思想成熟状况等。

三、品格证据价值取向

为侦查机关提供侦查线索。侦查人员根据案发现场情况或嫌疑人作案手段等排查出怀疑对象，通过进一步向有关人员了解怀疑对象的一贯表现、品行，查明其是否受到过治安处罚、是否有犯罪前科等，可更为顺利地确定犯罪嫌疑人，及早破案。

为准确适用强制措施提供依据。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越严重、人身危险性越大，采取羁押性的强制措施越有必要，品格证据比较客观地反映了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对正确适用强制措施提供了参考。

有利于准确定罪。品格情况可能对判定罪与非罪、此罪于与彼罪产生影响。前者如盗窃罪，对于累计盗窃数额虽未达到“数额较大”标准，但多次实施盗窃行为的，也构成犯罪。因此作为犯罪嫌疑人劣迹的先前盗窃行为在达到一定次数时，会成为定罪依据。后者如诽谤罪，如果公开宣扬的是他人已有的劣迹，不能构成诽谤罪，视情况可能构成侮辱罪，因此，为了准确定罪，是否有前科劣迹就成为法官必须调查的问题之一。

有助于公正量刑。量刑公正至少应包含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量刑应当与犯罪的客观危害和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相适应；二是应当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其中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的证明就与“品格证据”密切相关。

有利于更好地改造未成年罪犯。行刑过程中，人民法院可根据罪犯的相关品格证据，调整刑罚的执行情况，对人身危险性较低的罪犯采取假释等执行方式，以达到更好的行刑效果。

可作为证据锁链的一个环节对证据起补充和加固作用。单独一个间接证据的证明力具有或然性，它必须与其他证据结合，排除多种可能性才能使结论具有唯一性。品格证据往往与其他间接证据相印证，共同证明案件的事实。虽然品格证据可能会使司法人员产生先入为主的偏见、可能会让刑事诉讼判偏离主线、浪费司法资源，但这些影响可以通过建立健全内外部监督机制、完善相关法律规定等措施予以减少或避免。品格证据不仅填补了我国法律的一项空白，而且体现了法律对人文的关怀精神，推动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深入贯彻，从而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四、品格证据的取证方式

品格证据的取证主体包括两类：一类是公检法等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和辩护律师，该类人员作为取证主体，我国《刑事诉讼法》已做出明确规定，在此无需赘述。另一类是社会团体组织，包括青少年保护办公室或共青团组织的工作人员、青少年社工、心理咨询师等。对这类人员特别是社会工作者能否作为品格证据取证主体，目前存在一定争议，我们认为，社会团体组织成员作为品格证据的取证主体具有一定的法律依据和实践意义。理由是：

1.相关法律规定赋予了社会团体组织人员参与品格证据收集的权利。根据最高法《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21条规定，社会团体组织有进行社会调查的权利。

2.社会团体组织人员担任取证主体具有多重优势。目前，上海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较为普遍地委托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对未成年人开展社会调查，该中心是由政府主导推动、社团自主运作、社会各方参与的民办非营利组织。社工等社会团体组织人员，不仅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具有亲和力，且相对独立于各方当事人，所做社会调查报告更具客观性，还可弥补司法资源紧张等缺陷，是人民参与司法的具体表现。

相反，法院或控辨双方担任品格证据取证主体存在一定弊端。如检察官，社会调查制度要求其积极介入涉案未成年人的生活环境甚至内心世界，查明其中能够影响法官定罪量刑的情节，这些要求似乎与其指控犯罪的首要职责不相协调。[6]调查过程的“先入为主”、“先定后审”的弊端，有可能对法官公正判决产生影响。由辩方担当社会调查主体，调查内容可能有失偏颇。

3.一些国家已实行社会团体组织人员收集品格证据的作法。例如美国的矫治社会团体组织人员在青少年案件审理过程中的主要职责是通过与受助人（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庭和周围社会的接触了解，写出一份有关犯罪嫌疑人背景的调查报告提交法庭，在承认犯罪事实的基础之上为法庭判决提出建议参考。

对品格证据的收集，司法人员作为取证主体，应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社会团体组织人员则可参照司法机关对刑事诉讼证据的取证程序进行：（1）司法机关开具委托书。只有在接受司法机关的委托后，才可开展相关调查；（2）进行相关调查或评估。包括出示相关证件、告知权利和义务（必要时可邀请法定代理人到场）、制作笔录等相关证据、签字确认；（3）制作社会调查报告或心理评估报告。社会团体组织人员应实事求是、客观全面地制作相关报告，每一犯罪嫌疑人应当单独制作一份报告。心理评估报告只有经负责测试工作的心理学专家签名，才能运用于诉讼中；（4）反馈工作。司法人员、涉罪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报告结论有知情权，如对报告结论有异议，可以要求或申请重新调查或测试；（5）注意事项。社会团体组织人员在取证过程中应注意保护未成年人及其家庭的名誉权、隐私权，调查报告应予保密并随案归档，未经批准，不得查询、摘录和公开传播。并不得随意向第三人或外界披露

第二篇：对品格证据的一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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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品格证据的一点思考

对品格证据的一点思考

摘 要 在我国大陆地区品格证据的适用情况不容乐观，法律条文没有明确规定证据种类有品格证据，但是从英美国家可以看到品格证据的适用，尤其是有宗教信仰的国家里对品格证据的适用是不反对的，甚至可以在条文和案列中找到其功能的光芒，但是我国一直对品格证据的适用不反对也不明文规定，我国视为域外的法律现象，文章将结合现状提出品格证据的适用要素和品格证据的作用，以期达到对品格证据有一个更好的科学认识。

关键词 品格 证据 证明力 心证

作者简介：马景园，硕士，西南大学法学院，民商法专业，刑事法方向；马景燕，云南省甸沙小学，英语教师。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4）05-078-02

一、简述品格证据渊源

品格是指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路径中，人们比较赞成与肯定并符合社会公共道德文明价值的内心评价标准，以此来判断衡量个体行为长期持久品行的总称。例如，对劳动模范的评价和敬老扶幼孝敬长辈的品行、乐于助人保护弱者不以强凌弱等行为。证据，能证明自己想表达的事情的依据。当然依据也存在真伪，那它所要证明的事情的真假性也是随着，依据的真假性的改变而改变，在品格证据中，品格本来就是一个很难判断的的道德价值体，要把它用做为证据使用，就需要有“心有猛虎，细嗅蔷薇”的谨慎细心。

伊斯兰司法审判具有诉讼程序灵活、诉讼形式多样、重视宣誓的证据效力等特征。阿拉伯国家的掌教阿訇或宗教领袖的言词证据的证明力远远大于一般公民的证据效力。其中重视宣誓证据的效力，也说明对品格证据的适用。

西方国家的中世纪的神权法思想和我国西周时期皋陶时期的神兽断狱，也相当注重品格证据的使用，随着社会变迁科学进步，对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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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证据的适用的效率酌减降低。品格证据与自由心证有相似点，自由心证原则的主要内涵是，法律不预先设定机械的规则来指示或约束法官，而由法官针对具体案情，根据经验法则、逻辑规则和自己的理性良心来自由判断证据和认定事实。自由心证在我国又被称为内心确信制度是指法官依据法律规定，通过内心的良知、理性等对证据的取舍和证明力进行判断，并最终形成确信的制度。①相似在于都是理性良心的自由判断，品格证据更多的是外观表征的公德教化自我修养，以此来证明行为人有无其期待可能行或违法阻确事由；也可以证明刑法条文中的定性因素。在我国品格证据是弱势证据，大多数运用于对直接证据或间接证据的补强，强化证据的证明效率，在证据开示后，法官会根据证据质证之后的事实进行内心判断，此时法官就会考虑到品格证据所产生的证明力，以此判断案件的罪名与量刑。

在所属英美法系的美国和英国，还有曾经风靡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法系时至今仍有法律效力的宗教信条的国度里，品格证据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美国的辛普森案件检方的关键性证人洛杉矶警察弗尔曼被辩方证明有种族歧视、滥用职权等多重品格问题，而在他宣誓作证的时候，他声称自己绝无种族歧视行为，工作敬业。最后由于辩方的强大攻势和确凿无误的证据，使得弗尔曼的证词完全失去效力。1995年10月2日，辛普森因为检方证据不足而被宣布无罪开释。②

二、品格证据的先天缺陷

（一）品格证据的前提缺失

品格证据制度上的先天缺陷。首先，证据的前提是合法性、关联性、客观性。品格证据对案件本身的事实和犯罪的事实缺乏关联性，品格存在关联性障碍。根据《联邦证据规则》第401条可以将关联性界定为：“具有促使对诉讼的确定有影响的任何事实之存在，比若无该证据时更有可能或不可能之倾向。” 在证据的三性中，品格作为证据使用，最大的瓶颈就在于关联性，犯罪事实与犯罪行为之间，罪名的定性量刑的轻重与品格的好坏没有关联，甚至无罪罪轻也不具有千丝万缕的关联，这就是一个不能用作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使用的反驳，我国四要件的犯罪耦合模式也恰恰排除了品格证据的使用，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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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务中，一个犯罪事实发生后，犯罪嫌疑人对案件的主要事实采取避重就轻的供述，大量间接证据指出案件的犯罪事实是其所为，只有少量的直接证据做佐证，这样检察官就会结合当事人的平常行为的品格和全案证据材料做出一个不予起诉或者补充侦查的决定：另外一种情况是间接证据俨然已经形成了一个证据链条，此时就不用去考虑人格品行。品格证据的用于不用完全取决于检查官和法官对全案的综合分析，是司法部门根据经验法则做出的判断与案件没有太大关联，品格证据只能左右实务人员的伦理判断，但是不会左右对案件的定罪量刑，因为它不具有证据关联性，缺少与事实之间的物理联系。

（二）品格证据影响法官对证据的甄别

容易造成法官的主管偏见，影响定罪量刑的罪责刑刑相适应原则，品格证据游离于证据的边缘，当法官和检察官正确适用了将会强化司法的公信力，一旦适用错误了将会有损司法公信力，因而品格证据的适用要谨慎细微。在品格证据的适用，前提是要有一个广阔的文化背景，而这个文化背景应是正确的公民价值观，法官的内心评价应是善良公正的，行为人的品格是在生活中多次印证业已习惯的品格操守。是可以采信为品格证据的首要前提。在一起盗窃案中，A进入B的房间入室盗窃，在庭审中C作为目击证人证实A入B的房间进行行窃，但D也可以证明A作案的时间段和他在一起，此时C和D之间的言词证据是谁做了伪证，用品格证据才判断C和D之间的真实性，C证人品行一直不端，有多次前科；D无前科一直品行忠厚待人诚恳；此时法官的心证角度将游离于D品格之上，而相应的会偏离C所作出的言词证据，当然D也有可能存在做伪证的可能性，但至少D赢得了法官的先期信任。

实际品格证据在证据的证明力上来说，是比较低能的，但是如果能承认品格证据的适用，则会带来很好的社会效果，有助于伦理道德的提升，在一个物化的社会人自私观念的深重，我们是否应该对证据的品格性稍微给以倾斜，以司法对证据认定的技术性思维，来强化人们对道德的认证。例如前不久的浙江幼教教师虐童案、加拿大的食人脸案、大学生一齐祖母案，这些案件的发生，是道德扭曲滑坡慢慢异化下的社会畸形发展所间接引起的。在司法公信力下滑，道德品行的最新【精品】范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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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下，如果能很好的以几个典型案例适用好品格证据，则产生的影响力将是不可估量的。

三、实务中对品格证据的看法

在我国的的证据法中，从实务的经验来看，品格证据不直接适用，归结起来有三种情况：一是用来强化直接证据的证明力，让直接证据的证明力更有说服力；二是用来佐证间接证据的证明力，当传闻证据中的言词证据存有漏洞的时候，品格证据的开示反过来弥补漏洞；三是在定罪量刑的时候适当考虑行为人生活品行的优劣影响法官在定性和定量的自由裁判。品格证据做为域外的法律现象存在利弊，对其所证明的事实要心有猛虎，细嗅蔷薇的判断力。

我们应该建立品格证据的排除规则与采纳的限制。如果不公正的偏见、混淆争议或误导评审团的危险实质性损害超过证据价值时或考虑过分迟延、浪费时间或无需提交重复证据之情形的，关联性证据也可以排除，这是美国的品格证据排除规则，我国也应该建立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排除规则。赋予专业法官适当的自由裁量权，让其慎重的采信双方提供的品格证言。

美国可以限定不良品格证明范围，但是我认为我国本土化因素的话，应该绝对禁止不良品格的证明范围，不良品格本身就存在不良瑕疵，我国的今天道德的直线下滑，司法办案部门职业价值沦丧，品格证据本身就存在判断难的问题，品格瑕疵就就更不能适用，品格瑕疵是源头产生不良，支流的清纯度就不能保证，是否受到污染，因而在我国司法法律资源相对完善的今天，但是普遍产生司法公信力弱，执行难度大的时期，不良品格证据因绝对排除适用。

法庭上禁止通过对被告人或被害人的名誉评价而对被告人的犯罪倾向或被告人的过错进行攻击。因为此种情况是当事人自主打开品格证据适用范围的大门。

定罪和量刑是分不开的，侦查中的犯罪嫌疑人后期开庭审理中的被告人品格不好的事实情况不能成为定罪的间接依据，只有在量刑时才具有参考价值，所以，为了不左右法官的自由心证，在定罪阶段不允许提出被告人人格缺陷和是史前犯罪的相关品格材料。只有在法庭辩论的驳论环节，法官在取舍品格材料以确定罪名和量刑。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章第四十八条规定可以用于的证明案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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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材料，都是证据。但是又一一列举了八大类别的种类的证据却没有品格证据的列举，但是这八大种证据也没有穷尽所有的证据种类，一些品格事实也可以用于证据使用。在刑事诉讼法中我们也能捕捉到品格证据的影子，并在实务中影响着定罪量刑，第三十九条辩护人认为在侦查期间、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这里的材料做广义扩大理解也囊括了品格证据。

在这里，结合我国本土的司法情况，提出我国品格证据的适用前提以供参考。第一品格定义要准确；结合本土的习惯法则和先验法则综合考量。第二；品格证据，要在控方证人证言和辩护方证人证言有较大矛盾和分歧时才能考虑，作证人证人证言的品格，去衡量证人证言的的可采性。第三，法官在采信品格证据阶段不受外界的干扰，完全取决于内心的自由判断。第四，控方在审查案件侦查卷宗的时候，卷宗中如果存在控方和辩护方的所提出的品格材料的时候，应将提交的主体资格人所提出的材料进行一个面对面质问评价。第五，疑难案件应该请专家证人对所提交的品格材料做一个可信度评估。例如心理咨询师对证人证言所提供的品格材料进行心理评估。根据上述五点去量化品格证据，结合实际的运转情况恰当排除和适用。品格证据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程序正当化的必然走势，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一个信息综合的分析，结合地方习惯差异对其量化的规则进行一个本土化考量，这样的话合时合宜。

在证据理论上对品格证据规则予以系统的确立。在证据规则中明确地方品格证据概念、形式、分类以及相关性意义，从而从立法的层面上赋予品格证据合法地位。从以上的角度得出品格证据在实务中是隐性的适用，我们对品格证据不能因为其存在瑕疵而放弃对其的应用，反而要强化它的证据证明力和社会效果，强化司法的公共信任度，借助品格证据带来的道德伦理优势，深化人们的法律意识价值观和道德的认知感。

四、总结

本文主要简述了品格证据在英美的信教的的国家里运用的相当广泛，在我国是隐性适用了品格证据，品格证据对庭审中所生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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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他证据不能逾越的，它会给人一个正确的道德价值思考，借此引导社会司法文化从良性的角度去发展而不是一个私权社会，通过文章的简述，对我们有所启发。

注释：

①引自百度百科?名片词条解释.② 萧翰.从辛普森案看英美证据法上的证据法.出版信息不详.参考文献：

[1]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2]张明楷.刑法分则解释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3][美]乔治?弗莱彻著.邓子滨译.反思刑法.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4][日]大?仁.刑法概说.1992年改定增补版.[5]日]平野龙一.刑法概说.东京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6]指南针司法考试命题研究中心编：国家司法考试考试必读法律法规汇编.研究出版社.[7]张明楷.法益各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8]王志祥，许会东.英美法系刑法中侵占罪构成条件之比较.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6（2）.------------最新【精品】范文

第三篇：浅谈在刑事诉讼中的品格证据范文

浅谈刑事诉讼中的品格证据

摘要 品格证据作为当代证据法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在英美法系国家已经建立起相关的制度，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也常被使用，本文通过对品格证据的内涵，分类以及我国相关立法和司法现状的介绍，试图分析品格证据制度的利与弊，从而对我国建立相关制度进行初步探索。

关键词 品格证据相关规定本土化

一、品格证据的内涵及其分类

品格证据是指证明某些诉讼参与人的品格或品格特征的证据，是用以证明一个人在特定

[1]情形下会基于已有的一定的品格特征来从事特定行为的证据。英美法系认为品格包含三层

涵义：第一，指一个人的整体声誉，即某人在其生活的社区，拥有的他所认识的人给予他的总体评价。第二，指性格倾向，即一个人的某种特定行为方式。第三，指的是某人历史上的特殊事件，如先前的有罪判决。情感意志（包括行动在内）所恒有的倾向或趋势，我便谓之①性，.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品格是一个复杂的心理结构系统,它是单独个体各种不同的性格特征的合成体，标示并指导主体的行为模式和取向。大陆法系常以“人格”代替“品格”，是指某人身上拥有的独特而稳定的心理品质的总和。

（一）、以诉讼主体为标准，可以将品格证据分为被告人的品格证据、被害人的品格证据和证人的品格证据三种。

1、被告人的品格证据。是指由被告提供的证明其有关品格特征的证据，或者由公诉方提供的控诉被告人品格的证据。此种品格证据在未成年犯罪中，常被使用。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通常会提出有利于自己的品格证据，使法庭减轻处罚，或者能适用宽缓刑罚。而公诉方对被告前科的证明实质上正是一种不利于被告的品格证据。

2、被害人品格证据。指由被告人提供的关于被害人品格的证据或者由起诉方提供来反驳被告人所举的关于被害人品格的证据。被害人的品格证据在司法实践中只在少数特定的犯罪情形中出现。如在伤害案或者杀人案中，被告人和辩护人常以被害人是黑社会人员或常寻衅滋事的闲杂人员为由，主张己方是正当防卫。

3、证人品格证据。主要指那些可以证明证人的诚信度，提高证言的可信度的证据。证人的品格证据通常用于质疑证人的诚信问题或质疑与对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的公正性。如证明证人本身就经常违法犯罪，其证言可信度就会大大降低。

对被告人和被害人而言，品格证据主要是涉及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以及影响量刑的作用。而对于证人而言，品格证据可以起到审查证人证言可信度的作用。

（二）、以品格证据的影响力为依据，可以分为良好的品格证据和不良好的品格证据。

1、良好的品格证据。英美普通法长期以来容许提出良好品格证据，特别是被告提出自己的良好品格证据，制定法对此从未进行过任何干涉，这似乎是早期司法实践中有利于被告

[2]人的具体体现。同时也体现出英美法系国家对于良好证据，一般遵循“采纳为主，排除为辅”的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一般都允许被告对其以前没有犯罪经历进行陈述，而已可以请证人证明自己的良好品格。被告人的良好品格是否包含某一特定行为的倾向性，至今仍没有定论。但是，被告的好品格和其可信性具有一定的关联，而且也与其是否会实施案件中的犯罪相关，这是得到公认的事实。

2、不良好的品格证据。有学者认为，品格证据的提出仅仅是为了表明某种行为的一致性而与定罪问题无关。虽然坏品格的人更有可能做坏事这一推论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仍然不能被直接采纳。所以英美法系国家一般对于不良品格证据依照“排斥为主，采纳为辅”的原① 梁潄溟.人心与人生.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133

则，严格约束关于不良品格证据的采纳。

二、我国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关于品格证据运用的相关规定

在我国的刑事立法中，并不能直接找到品格证据的系统规定。但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一样，在各种法条中我们仍可见一些委婉体现品格证据的零星规定。

（一）、关于被告人的品格证据

最具有代表性的规则表现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在司法解释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关于品格证据的规定。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21条规定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这些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进行调查。如《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16条规定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可以结合社会调查，通过学校、社区、家庭等有关组织和人员，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家庭环境、个性特点、社会活动等情况，为办案提供参考。

（二）、关于被害人的品格证据

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当前办理强奸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规定，在认定是否违背妇女意志时，不能以被害妇女作风好坏来划分，强行与作风不好的妇女发生性行为的，也应认定为强奸罪。这实际上是对被害人不良品格证据的排斥。

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依品格证据量刑的案件，我国关于减轻加重刑罚的规定中都存在与被告品格有关的量刑因素。

三、对品格证据制度的利弊分析

（一）品格证据制度的缺陷

1、品格证据存在关联性障碍。根据《联邦证据规则》第401条可以将关联性界定为，“具有促使对诉讼的确定有影响的任何事实之存在，比若无该证据时更有可能或更不可能之倾向”。关联性的判断是证据成为案件事实裁决基础的首要的、必经的阶段。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证据应当合法、客观并具有关联性。允许刑事诉讼中提出品格证据的首要理论基础即犯罪行为与道德状况之间的关联性，但是正是因为这种关联性并不是绝对的，所以从严格意思上来说是不符合刑事诉讼证据相关性的本质要求。品格证据规则的关联性取决于它的证明目的。在刑事诉讼中，品格证据主要在两个方面具有关联性，一是可能与争议事实，[3]即被告人是否实施了犯罪有关，二是于被告人或证人的诚信度（可信性）有关。

2、不良品格证据容易引起司法人员偏见和司法不公。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法律修改委员会曾明确指出：“品格证据只具有很小的证明价值，而且可能会极具偏见性。它会造成事实审理者不关注主要问题，即不关注在具体场合实际发生了什么的问题。它能巧妙地为事实审理者提供机会，使他们能够不考虑证据证明实际发生了什么，而仅凭有关人员各自的品格而奖励好人和处罚坏人。”当不良的品格证据被提出，不论是案件的侦查人员，还是检察官和法官都容易在判决前就对有前科或不良品格的被告人产生了“有罪”的推理性偏见和情绪化偏见。所以，如果在起诉状中载明并且在庭审一开始就说明被告人有无职业、是否受过刑事处罚的情况，这无疑会给法官特别是没有受过专业培训的陪审员产生预断提供更多的可能，会对客观事实的认定产生障碍，容易忽略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影响司法公正的。当然“无业者必偷盗，一次做贼，永远是贼”的说法在法律上并不成立，所以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不良品格证据只有在其自身试图证明自己品行良好而向检控方开启辩驳之门和控方用于证明被告人动机、意图、主观心态时，才能由控方提出。

3、容易产生证据失衡问题。司法实践中，对犯罪嫌疑人不利的品格证据除法定的累犯证据材料以外，一般不会被提出。也就是说被告人的不良品格证据常常是被排除的。有利证据（良好品格证据）能正常使用，而负面证据（不良好品格证据）的采纳往往受到多重的限制，这就容易产生证据失衡问题，同时也是证据规则不完善的一个表现。

②

4、降低诉讼效率。一定数量的富余信息可能会增加而不是降低交流的可理解性。品格

证据在一般情况下是不能证明某个案件主要事实的，属于间接证据，而且其证明价值也是比较低的。而对被告人品格证据的调查及核实将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转移案件审查的注意力，导致拖延诉讼。

（二）、品格证据的好处

1、品格证据对审查判断证据有积极作用。苏力教授认为：‘只要社会制约没有重大变化，从生物学上看，每个人都会在一定程度是重复自己先前的行为、视角和分析理解问题的方式，否则他/她就会呈现出必定为社会所拒绝的多重人格。其实，即使是一个具有高度创造力的③人在更大程度上还是一个重复的人，······。”根据实践，品格证据可以判断的证据大多在证人证言这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例如轰动一时的辛普森案中，对警官弗尔曼在警察生涯中的[4]名声和其对黑人有歧视等品格为由排除其证言的使用。由此可见在刑事诉讼中证人证言占

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的可信度主要取决于证人的主客观要件，证人诚实公正的品格对于证言可信度的提升是不言而喻的。

2、品格证据可作为证据链上的一个环节。品格证据可以用来印证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的可信度，以及对法官和陪审员形成内心确信、排除合理怀疑均产生一定的作用，虽然在刑事证明层次上属于第二层次的证明，但其仍为证据链上的一个环节，所以其具有的证明意义还是不容否定的。单独一个间接证据的证明力具有或然性，它必须与其他证据结合，排除多种可能性而使结论为唯一，所以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作为一个间接证据的品格证据能够对其他证据起到一个辅助证明的作用，帮助法官判定查明案件及重建各种证据材料的关系。

3、有助于实现量刑公正。刑事案件中，实体公正简而言之就是“罚当其罪”，“罚当其

[5]罪”体现在定罪和量刑两方面。品格证据对实体公正是有意义的。首先被告人或被害人的品格可能影响定罪，其次会影响量刑。量刑公正至少包含两层含义，一是量刑应当与犯罪的客观危害和罪犯的主观恶性相适应。二是量刑应当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而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的证明就需要品格证据的证明了。在量刑阶段，犯罪人的行为已定性，此时品格证据具有的偏见和不公的影响已不是很重要，运用品格证据仅是对刑法的量定进行“微调”，体现法律的“人情”，实现刑罚的个别化。

4、有助于提高判决的认可度，从而提高执行的效果。有罪的判决并不光是一种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财产进行处罚，还是道德选择的宣称，所以这样的选择其中是需要顾及道德伦理，因为它将会对其他人产生深远的影响。

四、品格证据制度的本土化

品格证据制度满足了我国建立完善的被害人权利保障制度的需要，促进了交叉询问制度的完善，同时也是我国刑事诉讼程序正当化的必然要求。所以，在介绍了中外品格证据的立法、司法现状后，我们有必要对其本土化进行思考和探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粗略构想：

（一）、在证据理论上对品格证据规则予以系统的确立。在证据规则中明确规定品格证据的概念、形式、分类以及其相关性的意义，从而从立法的层面上赋予品格证据合法的地位。同时，只有明确的概念定义才能使品格证据在运用时高度一致。②

③[美]理查德·A·波斯纳.证据法的经济分析.[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124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23

4（二）、建立品格证据的排除规则与采纳的限制。如果不公正的偏见（unfair prejudice）、混淆争议（confusion of the issues）或误导陪审团的危险实质性超过证据的证据价值时，或者考虑过分迟延（undue delay）、浪费时间或无需提交重复证据

④（cumulative evidence）之情形的，关联性证据亦可排除。这是美国的品格证据排除规则，我国也应该建立起与国情相适应的排除规则，赋予专业法官适当的自由裁量权，让其慎重的采信双方提供的品格证据。

（三）、限定不良品格的证明范围。在此，首先介绍诉诸人身攻击的论证，这是美国一种常见的而有时非常有力的论证类型，它主要是通过论证某人本身道德上是一个坏人来攻击其论证。当有争议的人所提供出的论证属于那种取决于那个人作为资料提供者的可信性的可接受性的论证时，诉诸人身攻击论证是最强有力、最适当的。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论证的目的，即为了使被攻击者的论证恶化，且仅限于此目的。否则，其他的品格证据只能称为侮辱和诽谤，除了能让攻击者取得倾向性的私人利益外，对于整个审判的公正是有害无益的，所以应该对其进行限制。

（四）、规定在法庭上禁止通过对被告人或被害人的名誉评价进而对被告人的犯罪倾向或被害人的过错进行攻击。此种情况由一种例外情形，即当被告人或被害人证明自己具有良好的品格时，可以对此进行攻击。因为这种情况是当事人自主打开品格证据证明的大门的。

（五）、将定罪和量刑程序分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品格不好的事实情况不能成为定罪的间接证据，只能在量刑处罚时才具有参考价值。所以，为了不影响法官公正的判断，在定罪阶段不允许提出被告人身危险性和犯罪史的相关品格证据，在量刑程序阶段再由双方提出被告人的品格证据，并经过双方的辩驳，法官再决定采信与否，从而确定量刑。

（六）、出于诉讼成本的考虑，只有在证据缺乏时才允许品格证据的提出。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被提出，追加的证据，即便具备关联性，也可能一方面构成浪费——意为产生了递减的收益（就准确性而言）而成本并未相应减少，而另一方面又造成了混淆——意为实际上降低了准确性.

五、总结

霍姆斯有一句名言：“法律的生命一直并非逻辑，法律的生命一直是经验”。法律总是时间和地点的产物，它反映的是人们的习惯并包含现存的社会和经济规定。任何外来的制度，在其本土化的过程中都不能照搬照抄，必须结合本国的实践经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推进我国司法改革的进程。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的品格证据基本原则，然后再根据国情将其细化，逐步地弥补我国证据规则中的品格证据的空缺。对品格证据的研究，将有助于程序正义的进一步实现。

[参考文献] [1]刘立霞、路海霞、尹璐.品格证据在刑事案件中的运用[M].中国检察出版社.[2]刘宇平.论英国刑事诉讼中的品格证据规则[J].贵州大学学报.2006(5):49

[3]2008.11郭志媛.刑事证据可采性研究[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107~108

[4]萧翰.从辛普森看英美证据法上的品格[EB/OL].http://.[5]何家弘.刑事证据的采纳标准和采信标准[M].人民检察.2001.10

[6] 道格拉斯·沃尔顿.梁庆寅，熊明辉译.法律论证与证据.中国政法大学.2010.60

[7][美]理查德·A·波斯纳.证据法的经济分析.[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127

④ 参见《联邦证据规则》第401条

第四篇：证据格式

交通事故受伤人员起诉需要的证据

一、原告身份证复印件

二、交通事故认定书（最好是原件）

三、车辆的行驶证和驾驶员驾驶证（复印件加盖交警队章，实在盖不了也没事）

四、相关的保险单（复印件加盖交警队章，实在盖不了也没事）

五、住院的病历、入院证、出院证、诊断证明书及医疗费票据（原件）

六、如果受伤人员是农村户口，但想得到城镇赔偿的标准，必须有下列证据之一来证明：

(一)暂住证或经常居住地公安机关、居民委员会所出具的书面证明；(二)相应房屋租赁登记手续或城镇房屋产权证明；(三)在城镇入托，保健、就读等证明；(四)与用人单位所签订的劳动合同或工资领取证明或缴纳社会保险金的证明；(五)从事合法经营的登记又件及相应的纳税证明；

并且以上证据必须显示的是事故发生前已经在城镇持续了一年。

七、如果受伤人员要误工费，则需要准备：

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劳动合同书，事故发生前三个月单位的工资发放表（加盖财务章），因事故受伤扣发工资的证明；如果工资超出3500元，需要提交完税证明。

因事故受伤扣发工资的证明最重要，必须有。

证 明

201 年 月 日，我公司员工 以其发生交通事故受伤住院治疗为由，请假 天（201 年 月 日至201 年 月 日），请假期间工资未予发放。该员工月工资为 元。

某某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八、如果有受伤人员有陪护，则陪护人员最好是其能够证明的了的亲人，比如配偶、子女、父母或者姐妹，且陪护人员最好是城市户口。陪护人员误工费的证据内容和格式同六，也是工资停发证明最重要。

另外如果是两个人陪护的话，需要有所在医院的二人陪护的证明。

证 明 一

201 年 月 日，我公司员工 以其（妻子/父亲/姐姐/儿子）发生交通事故受伤住院治疗需要陪护为由，请假 天（201 年 月 日至201 年 月 日），请假期间工资未予发放。该员工月工资为 元。

某某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九、被抚养人生活费（即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兄弟姐妹的证明），姑且说受伤人叫刘甲。本条是在构成伤残的时候才需要准备。

如果受伤人的父母均在六十岁以下且有劳动能力，则不要开证明二；如果受伤人所有的子女都在一个户口簿上或者受伤人的子女都年满十八且有劳动能力，则不需要开证明三。

如果受伤人受伤人的父母或者子女在农村，却想按照城市主张被抚养人生活费，则需要有父母或者子女事故发生前在城市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证明；或者在城镇连续打工一年以上的证明（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事故发生一年前签订的劳动合同书，单位在事故发生后出具的该人目前还在我公司上班的证明——证明 兹有某某某，系我单位某某岗位员工，其自某年某月某日开始在我公司工作，目前劳动合同仍在履行）；

证明二

刘某某，身份证号 ；陈某某，身份证号 ；二人系夫妻。膝下共有子女 人，长子刘甲，身份证号 ；次子刘乙，身份证号 ；女儿刘丙，身份证号。

特此证明！

某某街道办事处或者村

委会某某派出所

年 月 日

证明三

刘甲，身份证号，其有子女 人。长子刘某，身份证号 ；次子刘某某，身份证号 ；女儿刘某女，身份证号。

某某街道办事处或者村委会

某某派出所

年 月 日

十、准备一些陪护人员家到医院、受伤人员家到医院的长途车票，最好是住院期间发生的；准备一些医院所在城市的出租车发票和住宿费票据。这是为了

要交通费，交通费法院一般是酌定的，不多，几百到几千元。

第五篇：品格证据在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中的运用与完善

品格证据在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中的运用与完善

商凤廷

[关键词]未成年人 品格证据 刑事检察

[摘 要]品格证据是指能够证明未成年人品性优劣和人格特点的证据。它在证明涉罪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和可改造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中，建立和完善品格证据制度将有效促进对未成年人犯罪“教育、挽救”方针的有效落实。

近年来，随着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改革的推进，司法机关为了贯彻“教育和挽救”的基本政策，从不同层面探索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心理评估等，将其结果作为涉罪未成年人定罪、量刑、帮教、矫治的重要参考。这些以确认其品格为内容的证据，在理论上讲属于品格证据的范畴。运用品格证据对涉罪未成年人做出最适当的处理，促使其更好地改过自新，回归社会已成为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但由于目前我国对品格证据的研究相对滞后，缺乏规范的运用机制，影响了其应有做用的发挥，笔者试结合工作实践，对此谈几点认识。

一、品格证据的基本理论

（一）品格证据的涵意

品格证据是英美法系中的概念，是指证明某些诉讼参与

人的品格或品格特征的证据。所谓“品格”，理论界和国外已经采用品格证据国家，在法律界定上对其的解释大致相同，包括三层含义：一是指其人在其生存的社区环境中所享有的名声；二是指某人为人处世的特定方式或思考的倾向；三是指某人以前所发生的特定事件。这三层意思中包含了一个人好的品格和不良的品格。

各国证据法均未将品格证据视为新的证据种类，而是规定了关于品格证据特殊的适用规则。为了防止品格证据带来的伦理性和推理性偏见，品格证据一般运用于量刑阶段，对于定罪阶段的运用则予以明确的限制，制定了严格的品格证据规则（又称排除品格证据规则），规范用以证明被告人、被害人及证人品格之证据。在我国适用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品格证据则是指能够反映涉案未成年人品性、能力、性格的等方面情况的证据。

（二）适用品格证据的理论依据

1、人格责任论。作为论证刑事责任的本质及根据的重要学说，人格责任论认为犯罪行为是行为者人格的现实化以及主体的现实化，确定刑事责任，不仅要考察其行为的社会危险性，还要考察其背后潜在的人格体系。即主张以客观具体的犯罪行为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作为刑事责任的根据。

2、刑罚个别化理论。现代刑法在强调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同时，亦开始重视刑罚个别化的理论。刑罚个别化，是指

运用刑罚时必须充分考虑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及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等具体情况，处以适当的刑罚，从而实现一般正义和个别正义的统一。我国当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也正是体现了这一理论主张。

3、恢复性司法理念。恢复性司法理念是在批判传统的报应性司法的基础上产生的，与传统上强调“以恶治恶”的观念不同的是，恢复性司法更加注重的是恢复被犯罪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对犯罪者而言，就是如何促使其更好的回归社会。这与我们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教育与挽救”方针一脉相承。

（三）适用品格证据的法律依据

（1）国际公约。我国1984年11月参加并缔结的国际公约《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简称《北京规则》）在“社会调查报告”一条中规定：“所有案件除涉及轻微违法行为的案件，在主管当局作出的判决前的最后处理之前，应对少年生活的背景和环境或犯罪的条件进行适当的调查，以便主管当局对案件作出明智的判决。”上述规定对涉讼少年案件中品格证据的收集和运用提出了明确要求。

（2）国内立法。刑诉法修改之前，有关品格证据的规定仅散见于一些司法解释和文件中，如《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16条规定，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可结合社会调查，通过学校、社区、家庭等有关组

织和人员，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成长经历、家庭环境、个性特点、社会活动等情况，为办案提供参考。新修改的刑诉法在 268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从而为开展品格证据调查确立了立法上的依据。

二、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实践中的运用

在我国，对品格证据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运用，实务界的探索要早于理论上的研究，早在90年代末、21世纪初，上海、青岛、北京等地司法机关就开展了尝试，取得了许多非常有益的经验。

（一）代表性的做法

检察机关中以上海市最具代表性，发展也最为迅速，制订了很多具体的操作规则。他们的主要做法是：检察机关运用品格证据主要在对未成年罪犯审查批捕或审查起诉时作参考，并提供法庭作量刑的依据。品格证据调查与收集的主体为案件承办人或社会调查员(由学校老师或青少年保护办老师等担任)；内容包括前科证明、社会表现调查，以及开展心理测试；调查方式有访谈、函调等；主要形式有《社会调查表》或社会调查报告。但具体到每个地区做法又各不相同，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制度规范。

（二）运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品格证据的地位、性质不明确。因目前我国理论上对品格证据的研究刚刚起步，对品格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效力与证明作用等均没有统一认识。司法解释中也仅仅将其中“社会表现调查”的作用界定为“为办案提供参考”，并没有明确它的证据定位，这就给实践应用造成了混乱。有的地方司法机关将社会表现调查报告、心理评估报告作为一项证据在法庭上举证、质证，有的地方仅仅作为一项参考，仅在法庭上宣读，并不质证，采信与否完全取决于承办人同的自由裁量。

2、立法规定较为原则，缺乏可操作性。无论是原来的文件还是新修改的刑诉法，仅规定“可以对未成年人的社会表现开展调查”，但如何开展调查、调查结果如何运用均不明确，无具体的操作规程，加之是可以性的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很多地方因人员、时限的限制，不对涉罪未成年人开展社会调查或是随意选择开展调查的案件。关于心理评估，立法上更未提及，这样以来，就造成地区与地区之间，个案与个案之间，在是否适用品格证据以及适用的范围上不均衡的现象，不仅影响了品格证据它本身作用的有效发挥，也影响了司法公正。此外，对于现在开展相对普遍的未成年人社会表现调查而言，也存在着调查形式、内容简单、调查主体不清，缺乏责任机制，真实性难以保障等问题。

3、配套制度不完善。品格证据运用的主要目的是综合

判断涉罪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及改造可能性，以选择恰当的处理模式。但由于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非羁押性强制措施，暂缓起诉等制度及社会帮教机制不健全，使得品格证据的运用往往要受到上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难以发挥其应有作用。

三、刑事检察环节完善未成年人品格证据制度的几点设想

（一）明确未成年人品格证据的法律定位

首先要明确品格证据的“证据”定位，只有这样才能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使用对证据的一些取证、质证规则，确保其客观性和真实性。其次在功能定位上，运用重点应放在对涉罪未成年人羁押判断、起诉犹豫、免刑量刑、刑罚执行上。具体到检察环节，在审查逮捕阶段：根据品格证据的调查结果，对涉罪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及逮捕必要性做出恰当判断，尽可能减少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适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人员可以根据品格证据结合案件客观情况，判断涉罪未成年人的社会危害性及应受惩罚性，做出是否提起公诉的决定。对应当提起公诉的案件中，作为提出量刑建议的一项重要参考依据。

（二）建立未成年人品格证据制度基本规范

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尽快建立未成年人品格证据制度的基本操作规范，其基本内容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品格证据的基本形式。上述试点地区品格证据的基本形式主要包括三项即前科劣迹、社会调查、心理评估。前科劣迹在传统的调查取证过程中已作为一项基本内容，心理评估目前即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又受到客观条件所限，在全国范围实行时机尚不成熟。笔者认为目前品格证据应将社会表现调查作为的基本形式，逐步探索其他形式的运用。

2、品格证据的取证主体。建立多元化的取证主体，包括司法机关、未成年人保护机构、社会组织等。未成年人案件的承办人在侦查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时，要将品格证据与事实证据同步取证，在犯罪嫌疑人供述，证人证言等中反映调查取证过程中了解到的涉罪未成年个品格情况。同时，由司法人员为主体吸纳教育、团委等部门人员参加，开展专门的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表现调查。检察机关要立足自身职能，引导督促侦查人员对涉罪未成年人品格证据的调取，另一方面在未成年人审查起诉环节，要积极发挥检察人员的主导作用，确保社会表现调查客观性和真实性。

3、品格证据的范围和内容：关于未成年人品格证据的内容由应由一贯品行表现、适应社会能力、生活成长背景三部分构成，它具有合理界定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主观恶性程度、科学预判人身危险性、重犯可能性、改造成功率的重要参考价值。

4、品格证据的运用原则。（1）正确审视监禁刑和犯罪

化，运用品格证据确定人身危险性，提高未成年人犯罪的不捕率和不诉率。积极适用优良品格证据，限制适用不良品格证据。（2）克服品格证据的缺陷，限制使用不良品格证据。

（三）完善品格证据相关制度及机制建设

加快非羁押性措施、暂缓起诉、帮教机制的建立与完善，避免出现调取了相关品格证据，证实了涉罪未成年人可以不予羁押、可以不起诉、可以判处非监禁刑，但由于帮教机制等措施不到位而导致做出不当处理情况的发生。

1、完善未成年人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基于未成年监护人的法定代理人身份，强化其保证责任，扩大取得候审等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应用，根据未成年人的特色，强化相应的控制机制，以减少逮捕措施的适用。

2、建立完善不起诉和犹豫起诉制度。制订专门适用于未成年人的相对不起诉标准，依据新修改新诉法关于附条件不起诉的规定，逐步完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为未成年人的非刑罚化缔造更大的空间。

4、建立完善未成年人帮教组织和机制。强化学校、家庭、社区等相关机构和组织对涉罪未成年人的管理、教育责任。争取当地党委、政府支持联合相关部门建立未成年人帮教组织和协调工作机制，强化帮助责任，完善帮教机制，确保真正实现对涉罪未成年人教育、挽救目的。

（作者单位：广平县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