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补强证据补强证据规则在公证中的独特运用的应用
补强证据规则在公证中的独特运用
吴振坤
一、补强证据规则概述
补强证据(corroboration)在英文中的意思是“确证、证实、进一步的证据”，是指某一证据能够证明案件事实，但没有完全的证据能力，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依据，必须有其他证据补强其证明力的情况下，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亦称“佐证”，它不能单独证明案件事实，但可用来证明主要证据的可靠性，增强或保证主要证据的证明力，担保主要证据的真实性。一般而言，补强证据必须具备两个要素：①不受待佐证证据的支配;②证明的事实与案件有关。故可以采纳的、与案件事实相关联的、符合法定程序的，用以增强或肯定待证证据证明力的证据，就是补强证据 [i]。
补强证据规则，是指某一证据由于其存在证据资格或证据形式上的某些瑕疵或弱点，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必须依靠其他证据的佐证，借以证明其真实性或补强其证据价值，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补强证据规则就是一项限定证据证明力的规则，要求对特定证据进行补强，否则不能进行直接定案。那么补强证据是什么呢?这个问题讨论的就是证据用作补强证据的前提条件，亦即补强证据的证据资格。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在此有相似之处，都认为要成为补强证据，首先，要是法定的证据，要具备法定的证据资格，作为补强证据的证据同样需要具有证据的“三性”，即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其次，证
据要可信，不可信的证据不可能成为补强证据，也不可能要求补强。再次，证据要充分，要能与其他证据相结合后认定案件的真实情况。
二、公证实务中补强证据规则的运用
我国公证法律法规中虽然没有对补强证据规则明文加以规定，但是《公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申请办理公证的当事人应当向公证机构如实说明申请公证事项的有关情况，提供真实、合法、充分的证明材料;提供的证明材料不充分的，公证机构可以要求补充。”《公证程序规则》第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向公证机构如实说明申请公证的事项的有关情况，提交的证明材料应当真实、合法、充分。公证机构在审查中，对申请公证的事项的真实性、合法性有疑义的，认为当事人的情况说明或者提供的证明材料不充分、不完备或者有疑义的，可以要求当事人作出说明或者补充证明材料。”《公证机构审查自然人身份的指导意见》第四条规定：“„„当事人提交的身份证件不符合前款规定的，公证员和公证机构的其他工作人员(以下简称公证人员)可以要求当事人作出说明并补充证明材料。”
从以上三个条文结合公证实务可以看出，公证中补强证据规则还是有所应用的，补强证据还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公证实务中所运用到的所谓“补强证据规则”和诉讼法中规定的“补强证据规则”是有很大不同的，在公证实务中的补强证据规则主要是指当事人向公证机构申请公证时提交的证据材料中某些证据存在证据资格或证据形式上的一些瑕疵或弱点，不能直接、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必须要求当事人对其加以补充、说明或者经过公证机构核实以后才能作为认定公证事项的证据。
公证中补强证据规则的适用条件主要是：第一、补强证据规则适用的前提是公证事项中某一证据已具有证据能力，证据的关联性和合法性已经确定。与公证事项无关的证据不具有关联性应依法排除，以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方式或和以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式取得的证据是无证据能力的证据，也应适用排除规则，无需考虑补强证据问题。也就是说，补强证据规则只涉及证据的证明力问题，不涉及证据能力问题。
第二、补强证据规则适用的基础是某一证据的品质有弱点，证据的真实性难以确定。证据品质的弱点多种多样，如证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出具的书证有涂改之处，书证出具单位为私有企业或民间组织效力过低、复印件无法与原件核对、结婚证上的出生日期或者身份号码与身份证件有出入等。
第三、补强证据规则适用的关键是某一证据的品质弱点足以严重影响证据的证明力。有些弱点不足以严重影响证据明力，如证人表达能力优劣，一些无关紧的改动，离婚协议书中一些无关紧要的笔误、别字，能够合理性排除的疑点等。有上述这些弱点的证据不需适用补强证据规则，补强证据规则主要用于加强主要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力。
公证中需要补强的证据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对证明死亡事实的证据的补强。在办理公证过程中，经常有当事人提供不了权威的证据证明某人的死亡事实。尤其是在继承公证中证明被继承人父母的死亡。此时，当事人多数只能提供诸如墓地证，骨灰寄存单之类的证据，有的可能因为年代久远不但公安部门的死亡销户证明无法提供，可能连墓地证之类的证据都没有。这时就要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进行补强，从而增强其证明力，达到认定事实的强度。对此类证据的补强可以选择以下几种方式进行：
1、由被证明去世的人生前所在的村委会、居委会出具证明并加盖基层政府职能部门公章，或者对于有单位的人员，可以由其生前所在单位出具证明;
2、对于有正规墓地的，可以对墓碑、墓葬进行拍照，配合墓地证、火化单、骨灰寄存单等一起认定;
3、可以询问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了解其父母的生存情况，这些人是最了解被继承人父母生存情况的，基于亲情关系，一般不会有人作伪证隐瞒自己父母的生存情况的。
第二、对证明婚姻事实的证据的补强。在办理公证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当事人提供的结婚证登记信息与身份信息不一致的情况，甚至有些当事人根本就无法提供结婚证。这时就要提供证据对婚姻状况进行补强证明。由于我国原来婚姻登记机关几经变革，证书常有变化，而且原来人们对登记的信息内容也不是很重视，再加上原来登记人员的文化水平有限，存在好多错字、别字的现象。同时有些地方的户籍制度比较混乱，身份号码也常有变动。在加上我国农历的使用，好多当事人登记的信息可能有的证件是公历日期，有的证件是农历日期。造成结婚证中的登记信息与身份证件不符。对此类证据的补强可以选择以下几种方式进行：
1、由当事人所在的村委会、居委会出具证明并加盖基层政府职能部门公章，或者对于有单位的人员，可以由其所在单位出具证明，证明当事人之间的夫妻关系;
2、可以参考公安部门的户口簿登记信息，前提是夫妻双方户口在一起。但是也不能过于相信户籍登记信息，因为婚姻情况变化后，当事人申请公安部门变更记载的，户口登记信息才会发生变动;
3、对于证件中存在错别字或者信息有出入的，我们可以到婚姻登记机关查询婚姻登记档案核实，或者要求当事人到婚姻登记机关改正，或者建议当事人补办证
件;(当然，到民政部门补办结婚证的前提是当事人可以查找到自己的婚姻登记档案，这样婚姻登记部门才会承认原来的婚姻关系，按照原结婚登记时间补发结婚证书。)
4、对于结婚证件丢失，并且由于年代久远、保存不擅婚姻登记档案也丢失的当事人，我们可以询问当事人的老邻居、老朋友、老同事，了解当事人的婚姻情况，制作询问笔录。同时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可以要求原来的婚姻登记机关出具结婚登记档案遗失证明，证明原来已经登记结婚，结婚档案因为什么愿意遗失了。从而证明当事人的婚姻状况。
5、也可以通过调阅当事人的人事档案，查看其中记载内容，主要是配偶一栏的记载。一般人事档案的连续性强，多份不同时期的登记内容可以反映一个人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状况。而且，当事人在填写人事档案时一般不会隐瞒身份信息的，等到办理公证时想要隐瞒信息了，人事档案是无法篡改的。同样也可以调阅当事人的购房档案等，尤其是二人共同使用工龄购买房改房时，交易价格审批表会把配偶情况登记的很清楚。
在审查婚姻状况时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对于当事人离婚较久，一直没有再婚的，我们审查离婚证件时要注意，现在一般离婚后又登记结婚的，婚姻登记机关既不收回离婚证，也不在离婚证书上作任何记载。此时，我们就要对当事人是否再婚情况进行着重审查。这时我们最好也是从上述方式中选择几种方式进行补强证据核实。
第三、对当事人真实性的证据补强。根据《公证机构审查自然人身份的指导意见》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经辨认当事人的相貌特征与其提交的身份证件上相片的相貌特征差距较大且难以认定同一时，公证人员应当要求当事人提交书面说明并提交其他证明材料，同时可以采取其他方式作为辅助确认手段。”当出现“当事人的相貌特征与其提交的身份证件上相片的相貌特征差距较大且难以认定同一时”我们就需
要对当事人的真实性进行补强证明，证明当事人与证件上的记载人相符。此时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方式：
1、要求当事人出具其他证件补充证明，供公证人员比对。比如当事人的驾驶证、社会保障卡、带照片的结婚证、带照片的无婚姻记录证明、工作证等。
2、可以和公安机关联系，有条件的机构可以登录公安机关的身份信息系统，查找到当事人的信息，进行比对。尤其是其系统中的照片信息，显示的图幅大，像素高，画面清晰，照片和实际人像大小差不多，容易比对。
3、可以询问当事人一些身份信息，比如其配偶情况、子女情况等。
4、要求当事人做书面声明，说明原因。同时我们要将补强证据的过程及询问过程详细记录在询问笔录中，证明自己尽到了严谨的审查职责。
第二篇：标题 关于民事诉讼中证据补强规则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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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事诉讼中证据补强规则的适用
摘要
英国法学家Jeremy Bentham说过:“证据是正义的基础。”现代诉讼莫不以证据为基石，一切的诉讼裁判结果都应当以证据为基础，此为证据裁判主义。随着证据裁判主义的不断发展，各种证据规则应运而生。证据补强规则在英国的确立已经有了三百多年的历史，最初起源于刑事诉讼案件。证据补强规则不同于其他证据规则，它是针对证据证明力而设立的规则，证据补强规则是自由心证证据制度的例外，是证据裁判原则的衍生。证据补强原则有助于更好的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发现案件事实真相，有助于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防止法官恣意。我国民事诉讼法对于证据补强规则做出了较详细的规定，但是我国对于民事诉讼证据补强规则并没有做出系统的立法规范，本文在此提出该规则在民事诉讼中运用，并据此提出个人的些许意见。
关键词：补强，补强证据，补强证据规则，民事诉讼证据补强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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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corroboration in civil lawsuits’ application
Abstract British jurist Jeremy Bentham said:” The evidence is justice foundation.” Modern litigation base on evidence,all litigation referee shall be based on the evidence,this is evidence-judging doctrine.With the evidence-judging doctrin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various kind of evidence rules came into being.Corroborations rules in Britain has 300 years of history, initially originated in criminal litigation.Corroboration different from other evidence rules, it is aimed at evidenceability.Corroboration is excep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discretionalevaluation ofevidence.Corroboration in civil lawsuit help better to found the case facts, able to limit the discretionary power granted to the judges.In our country, to the corroboration, our civil procedure has not make a systematic legislation.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put forward some opinions in person to the corroboration in our civil law.Key words:corroborative, corroborative evidence, the rules of corroborative evidence, the rules of corroborative evidence in civil lawsu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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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第一章 证据补强规则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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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证据补强规则的沿革
证据补强规则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英国宗教法对证人数量的规定，早在神示证据制度时期，公元九世纪英国的“盎格鲁-萨克逊法律”中助誓人(Oath-helper)的誓词就产生了补强证据的萌芽。证据补强规则在英国的正式确立应当在十七世纪的下半页，当时英国发生了一起盗窃杀人案，当时法官根据被告人的自白判处了被告人死刑，结果在数年之后，原本被大家认为早已死去的被害人突然从国外归来，引起了国内一片哗然。当时便有人提出“凡是杀人案件必须有被害人的尸体才能做出有罪判决”的主张。英国证据补强规则的确立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一、“在英国，由十陪审团成员的非专业化，使法庭不得不建立起许多规则，以排除某些看起来容易使不善逻辑思维的人受到错误引导的证据。”（[4」刘金友主编:《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60页。）如英美法系国家在证据规则中针对某些证明力薄弱容易引起陪审员错误判断的证据设立了强制提醒制度。
二、随着法定证据制度向自由心证制度的转换，法官对于案件事实认定的自由裁量权得到了不断的扩大，法官凭借“内心确信”做为认定案件证明的标准，应当通过证据补强补强规则这一自由心证制度的例外来限制法官审理案件的恣意性。
事实上，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口供中心主义”诉讼观念到了近代，特别是十八世纪随着人权观念的逐渐兴起而越来越遭到驳斥。证据补强规则恰恰从客观上起到保护被告人权、克服“口供之上”错误观念的作用，这可以看作是证据补强规则在产生后获得的又一个重要的功能。结合自由心证制度来看，防止误判这一证据补强规则目的是为了避免因虚假的口供造成冤假错案，按照自由心证主义达到内心确认的程度，如果判处有罪，就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高度心证的程度，而如果光靠被告口供不能达到此基准又没有其他与此相符补强强化的证据，当然就不能判处被告有罪。
在英国早期确立的证据规则中看，最重要的也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文书证据规则。稳住胜局规则经历了从文书见证人的不可或缺到证据补强规则，也称证据佐证规则。但是，在“契约之诉”代替了“文书审”之后，见证人便失去了原来的必要性。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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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交往的不断频繁化，文书证据在审判活动中的运用越来越多，文书见证人规则的使用范围也扩展到所有的涉及文书证据的案件中，但是它已经不再具有绝对的约束力。
证据补强规则对其在我国的来源进行考究的话，这一概念并不完全是一个舶来品，证据补强规则来源于我国史学的传统规范“孤证不引”，这里的“引”指的是自己的观点。“所谓孤证不立，偏难概全”，孤证立论乃史学学派之大忌，此点尤为被考据学派所强调。史学与诉讼，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其实两者都是在于发现事实的真相。后来“孤证不引”这一概念被应用于我国的司法领域，并形成了“孤证不能定案”这一不成文的法律原则，在我国的刑事诉讼司法领域起着重要的指引作用。我国早期的证据补强规则的确立，主要是针对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供述，在1979年《刑事诉讼法》中第35条（现在的第46条）中规定：“只有被告人的供述 ,没有其他证据的 ,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后来随着我国立法的不断发展，证据补强原则不仅在刑事诉讼法中得到了体现，而且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立法中开始不断出现。
1.2我国对于证据补强规则的定义
1.2.1 关于证据补强规则定义学界中不同的看法
对于证据补强规则的定义，学界有许多不同的看法，笔者查阅相关书籍，对此总结，对于证据补强规则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四种：
第一种，把证据补强规则等同于刑事诉讼证据规则中的一种，即把证据补强规则仅限于刑事诉讼中加以解释。例如，“补强证据规则是以直接保障口供之证明力为目的的规则。它要求仅有被告人口供不能认定其有罪，还必须附加其他证据佐证。”③（。汪建成，孙远:《刑事诉讼中口供规则体系论纲》，《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2期，第80页。）
第二种，把证据补强规则限定为对言词证据进行补强的一种方法。例如，“所谓补强规则是指，对于那些司法经验表明虚假可能性较大的言词证据，为了防止误认或发生其他危险性，而在运用这些证明力明显薄弱的言词证据认定案情时，必须存在其他证据补强、支持其证明力的证据运用规则。”（①樊崇义、锁正杰、牛学理、吴宏姗、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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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凌:《刑事证据法原理与适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8页。）
第三种，把证据补强规则界定为一种实质上的数量规则。例如，我国台湾学者陈朴生认为，补强规则是数量规则的一种。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设置补强规则的立法意图在于对那些属于单一的证据，其证据本身在质量上缺乏应有的证明价值，因此，需要对这种证据从数量上加以补强，即从数量的角度来强化该种证据在质量上的证明价值，以此保障借助这类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真实可靠性。数量规则是认为某种证据存在弱点，须与其他证据合并提出的规则，如主要的待证事实，须有二人以上的证人或某种供述证据，须依其他证据予以补强，借以担保其真实性的价值。②（。参见陈朴生:《刑事证据法》，台湾三民书局1985年版，第534页。）
第四种，认为补强证据规则是一种如何增强、补充主证据的证明力，用来增强案件事实认定准确性的正确规则。也就是“当某一证据由于其本身在某些方面存有瑕疵或弱点，必须与其他证据合并提出，才能借以担保其真实性或证明价值的规则。”（毕玉谦:《民事证据原理与实务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649页）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证据补强规则不仅仅是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一种，而且同样是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证据规则中的一种，需要补强的主证据的范围也不限于言词证据，而是包括所有证明力无法单独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我国学者吴高庆老师认为，证据补强规则指的是“为了防止错误认定案件事实，保护当事人尤其是刑事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在运用某些证明力显然薄弱的证据认定案情时，必须有其他证据来补充、强化证明力。”（参见吴高庆：《证据法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第一版，第379页）
1.2.2 证据补强规则的概念
笔者认为，对于证据补强规则的概念界定，笔者比较认同于第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将证据补强规则的限定于刑事诉讼活动和第二种把证据补强规则仅限于言辞证据进行补强的概念定义不免过于狭隘
第三种观点将证据补强规则界定为数量规则，用证据的数量来达到证明力的增强，这种定义笔者认为是不可取的。笔者认为，证据补强规则不仅仅是一种数量规则，更是一种质量规则。证据补强规则的目的在于发现案件事实的真相，对于证据补强规则的要求，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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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要求数量上符合规则的要求，而且要求被补强证据与补强证据结合能够证明案件事实。
补强反映的是事物之间的关系，指的是一种事物对另一种事物的需求和补充，使其强大的关系。对于补强证据的概念来源于英国，利用原点性方法进行定义的话，在英汉字典中，补强证据（Corroboration）的释义为：“进一步的加强。”而在《布莱克法律词典》中，corroboration的解释为:“Confirmation or support by additional evidence or authority
1.3 民事诉讼证据补强规则的理论基础
1.3.1 证据裁判原则
证据裁判原则，是指司法人员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必须依据查证属实的证据。换言之，司法人员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未依据，其诉讼证明活动必须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上，因此又称“证据裁判主义”。这是人类社会在摒弃神明裁判和主观断案的司法证明方法之后所确立的一项证据法原则，它不仅符合诉讼证明的客观规律，而且体现了现代法治国家在诉讼活动中的价值取向。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西方各国在诉讼中普遍实行自由心证证据制度，司法官可以依据自己的良心，理性和经验，对证据进行自行判断并用以认定案件事实，因而使证据裁判原则成为可能。在实行职权主义的大陆法系国家，为了保障发现案件事实，其法律大都明文规定了证据裁判原则。而在奉行当事人主义的英美法系国家，虽然其法律和诉讼理论中没有直接明确证据裁判原则，但是在其诉讼和证据法律中存在大量的关于证据关联性、可采性的规范，这些规范与证据裁判原则在基本精神上是一致的。（宋英辉、汤维建主编：《证据法学研究评述》，103页，北京，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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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证据裁判原则是文明、理性的诉讼理念的体现，适用于现在所有的诉讼活动，并且对行政复议制度，仲裁制度同样适用。首先，整个诉讼活动就是为了如何正确的利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而设定的。其次，证据裁判原则相对于其他证据规则，具有着“帝王规则”的地位。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或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同时，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也鲜明地体现了证据裁判的要求。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3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案件事实为依据作出裁判。
从诉讼法理论和各国的法律的规定来着眼的话，那么证据裁判原则的含义应当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必须基于证据支持。其次，没有证据不能对案件事实作出认定。最后，根据法律的规定，在某些情况下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可以不依据证据。证据是裁判的必要手段，没有证据的是必然不能认定案件事实的。即使有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但是证据的证明力薄弱，同样不能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在证据补强规则中，被补强的证据能够证明案件事实，但由于自身的瑕疵缺陷不能达到证明标准，需要通过其他证据加以增强其真实性和认定案件事实的准确性。从这个概念上来讲，证据补强规则通过引入了新的证据来作为佐证用以增强对于案件事实的证明，这正是证据裁判原则的题中之意。1.3.2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自由心证原则”,又称“内心确信原则”，是指法律不对证据的证明价值预先作出规定，所有证据均由法官依其良心和理性自由评价，并根据所形成的内心确信来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原则。在这一证据制度下，法官在诉讼证明过程中不再受讲话的法律规则的约束，而是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发现案件的实质事实。我国现行的证据制度，学者称之为“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我国既反对法定证据制度，又不承认“自由心证证据制度”。我国的证据制度是建立在世界可知性的认识论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存在是第一性，意识是第二性，存在决定意识；人类具有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客观上已经发生的案件事实，必然在外界留下这样或那样的物品、痕迹，或者为某些人所感知，为查明案件客观事实提供了事实依据；另外我国的证据理论制度认为我国的司法机关有党的坚强、统一的领导，有广大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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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有一支忠于法律、忠于事实真相，掌握丰富经验和一定科学技术的司法干部队伍做为查明案件客观事实的保障，是完全有可能对案件事实做出符合客观实际认定。这一 “客观真实说”所导致的结果是 “中国法官在事实上比公开承认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英美法国家的法官拥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并且滥用自由裁量权的现象十分普遍、突出”。（13刘立霞.证人证言研究.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170-171）证据补强规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防止了法官恣意。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法官对于某些证明力薄弱的证据，必须依照法律规定，要求当事人对这些证据加以补强，而不能依靠这些证据据以定案。
美国法学家迈克尔.D·贝勒斯曾指出:“与纯科学不同，法律的目的并不在于发现真相，并不在于发现全部真相，并不纯粹在于发现真相。”（迈克尔.D·贝勒斯：《法律的原则》，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民事案件的复杂性很多时候是高于刑事诉讼案件，其案件的复杂性并不在于民事案件有多么的曲折，而是在于其琐碎和繁复。任何一个法官都无法全面认识案件的全部原貌，在实际审判过程中只能把握个大概，并据此作出裁判。正是因为如此，许多学者提出“法律真实说”的证明要求，认为客观事实在实践中不但无法实现，而且会带给我们一系列的严重后果，如任意司法、蔑视法律和法治等。（IG樊崇义等.“刑事证据前沿问题研究”载证据学论坛(第一卷).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206）
第二章 我国民事诉讼对于证据补强规则的相关规定
2.1 我国民事诉讼对于证据补强规则的相关规定
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对于证据补强规则做出了较详细的规定，如《民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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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69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视听资料，应当辨别真伪，并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做为认定事实的根据。”第71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证据规定》第69条专门就证据补强规则作了更为详细的规定，使证据补强规则不仅适用于言词证据，还适用于视听资料，证人证言，书证。《证据规定》第69条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一）未成年人所作的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当的证言；
（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
（三）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
（四）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
（五）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
2.1.1 未成年人所作的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当的证言
由于未成年人的心理，生理发育的不成熟性，未成年人对于案件事实的观察、认识、理解、记忆、陈述常常受到自身的客观原因限制。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0条规定：“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不能作证。”由于限制行为能力人作证的复杂性，我国并没有对未成年人出庭作证做出详细的规定，《证据规定》第69条对于未成年人的证言要求与年龄和智力状况相当并不是针对其证人证言资格而设定的，而是针对其证明力大小设立。我国的《民法通则》对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条件设置要求具备两点，首先，年龄在18周岁以上。其次，要求精神正常。那么除了未成年人所作的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当的证言外，是否精神病人，存有异常精神状况的证人证言，是否应当划入被补强证据范围。笔者认为，精神病患者或者在存有精神异常状况的人，应当划入被补强的证据规则范围，这一点有待立法的完善。
2.2.2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
1[1]我国现有法律中尚无明确规定证人证言的法律概念，学术界对证人证言的界定也有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证人证言，是指证人在诉讼过程向司法机关陈述的与案件情况有关的内容。”（江伟主编:<民事证据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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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也有人认为，“证人证言，是指在诉讼过程中向当事人和司法机关所作的与案件情况有关的陈述。”（卞建林主编:<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页。）笔者倾向于第一种观点。民事诉讼中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是指与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存在利害关系的证人，就其亲身感知的案件事实，向人民法院作出的客观陈述。这里的利害关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直接利害关系，指与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具有血缘身份上的关系，如近亲属关系；其二，间接利害关系（也可称为一定利害关系）,是指与当事人或其代理人没有近亲属关系，但存在可能影响证言公正性的身份、情感、利益上的密切关系,包括: 一般亲属关系、同事关系、朋友关系、邻居关系、以及商业伙伴关系等等。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是民事诉讼中常见的、具有典型意义的证人证言形式。具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在学界普遍被认为是最影响证人证言真实性及准确性的要素之一。由于民事诉讼的繁复性，经常在庭审过程中出现证人与当事人之间存有利害关系，而做出有失真实性的证人证言。
2.2.3 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
视听资料做为我国的法定证据种类，具有生动真实，易于保存，信息储存量大，形式多样的特点。但同样，视听资料具有容易被修改和毁灭的特点。因为此点原因，我国的《民事诉讼法》第69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视听资料，应当辨别真伪，并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证据规定》第69条第3项进一步规定，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法院在审查该类证据时，应当首先考虑其来源是否合法，有没有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其次则应当考虑其证据本身是否存有瑕疵。对于存疑的视听资料，由于其本身易于被修改和删除的特点，应当加以其他证据补强来证明案件事实。
2.2.4 无法与原物进行核对的复制件和复制品
《证据规定》对于无法与原物进行核对的复制件和复制品认定为无法单独认定案件事实。《证据规定》第10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原物，如需自己保存证据原件、原物或者提供原件、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经人民法院核对无异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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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为《适用意见》）第78条规定：“证据材料为复印件，提供人拒不提供原件或原件线索，没有其他的材料可以印证，对方当时又不予承认的，在诉讼中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在证据认定的过程中，当事人拿出复印件而无法拿出原件予以核对，如果对方当事人否认的话，该证据一般是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的。从立法本意来看，加以字面解释，我们可以看出复印件是不能单独加以认定而并非不能认定。从这种意思层面来看，复印件的证明力决定于当事人是否能够拿出其他有效的证据加以补强。
2.2.5 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公民有作证的义务，但是由于没有详细制定证人出庭的保障措施，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等规定，导致证人从自身利益考虑不愿意出庭作证。我国的《民事诉讼法》第70条规定：“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提交书面证言。”《证据规定》中对于证人不出庭作证的情况做出了详细的规定，指出“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包括下列情形:（1）年迈体弱或者行动不便无法出庭的;（2）特殊岗位确实无法离开的;（3）路途特别遥远，交通不便难以出庭的;（4）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原因无法出庭的;(5)其他无法出庭的特殊情况。除了以上这几种情况外，作为定案根据的证人证言都应是在法庭上作出的。因此对于应当参加庭审而无正当理由不能参加庭审的证人所作的证言，无论其真实性，可靠性如何，都不能单独作为定案的证据，必须使用证据补强规则，以保证其可靠性。
第三章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补强规则适用的第页
第三篇：如何落实强优提中补弱的学生分层培养工作
如何落实强优提中补弱的学生分层培养工作
课堂教学分层
一堂课是否成功，关键在于是否能调动不同层次的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思维总是从问题开始的，课堂提问既能及时了解学生对知识掌握的程度，又能启发学生积极思维，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课堂上多让 A 层和 B 层学生探究问题，讨论问题，最后独立地或在教师的引导下找出答案，并多鼓励他们质疑已有答案或解法、证法，对数学题进行一题多解，以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和创造性思维级力，而对 C 层的学生则在讲解教学内容之后加强个别辅导。教学目标分层
分层次备课是搞好分层教学的关键。确定具体可行的教学目标，分清哪些属于共同目标，哪些属于层次目标。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还应有具体的要求，如对A层的学生要设计些灵活性和难度较大的问题，要求学生能深刻理解基础知识，灵活运用知识，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发展学生的个性特长；对B层的学生设计的问题应有点难度，要求学生能熟练掌握基本知识，灵活运用基本方法，发展理解能力和思维能力；对C层的学生应多给予指导，设计的问题可简单些，梯度缓一点，能掌握主要的知识，学习基本的方法，培养基本的能力。教学过程分层
教学分层是课堂教学中最难操作的部分，也是教师最富创造性的部分。为了能鼓励全体学生都能参与课堂活动，使课堂充满生机，教师应将有思维难度的问题让A层的学生回答，适中的问题回答的机会让给B层学生，简单的问题优待C层的学生。这样，每个层次的学生均等参与课堂活动，便于激活课堂。学生回答问题有困难时，教师再给他们以适当的引导。对B、C层的学生要深入了解他们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帮助他们解答疑难问题，激发他们主动学习的精神，让他们始终保持强烈的求知欲。对于A层的学生在教学中注意启发学生思考探索，领悟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并归纳出一般的规律与结论，再引导学生变更问题帮助学生进行变式探求。对A层学生以“放”为主，“放”中有“扶”。突出教师的导，贵在指导，重在转化，妙在开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自学能力进而向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发展。课堂练习分层
分层练习是分层教学的核心环节，其意义在于强化各层学生的学习成果，及时反馈、矫正，检测学习目标的达成情况，把所理解的知识通过分层练习转化成技能，反馈教学信息，对各层学生进行补偿评价和发展训练，达到逐层落实目标的作用。因此教师要在备课时，针对学生实际和教材内容精心设计编排课堂练习，或重组教科书中的练习，或重新选编不同层次的练习，在选编三个不同层次的练习时，必须遵守基本要求一致，鼓励个体发展的原则。通俗点就是“下要保底，上不封顶”。在保证基本要求一致的前提下，习题综合与技巧分三个层次。作业分层
作业能及时反馈不同层次学生所掌握知识的情况，能反映一堂课的教学效果，又能达到初步巩固知识的目的。因此，作业应该多层次设计，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设计不同题量、不同难度的作业，供不同层次学生选择，题型应由易到难成阶梯形。C组做基础性作业；B组以基础性为主，同时配有少量略有提高的题目；A组做基础作业和有一定灵活性、综合性的题目。使得作业的量和难度使每个学生都能“跳一跳，摘到苹果”。从而调动各层次的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作业批改上，对C层学生尽可能面改，发现问题及时订正，集中的问题可利用放学后组织讲评，反复训练，真正掌握；成绩较好的学生的作业可以采取抽查、互改等处理。测试分层
测试是检验一个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程度，我们不可能用同一把“尺”去量尽世界上的万物，同样我们也不能用同样的要求、标准去衡量每一个学生。在试题编制中，我们依据教学目标，把测试题可以分基础题和分层题，其中每份测试卷中基础题占80分，层次题各20分，可完成本层次题也可完成高一层次题，若完成高一层的测试，则该部分得分加倍。评价分层
分层评价是实施分层教学的保证。对不同层次的学生采取不同的评价标准，充分发挥评价的导向功能和激励功能。如对C层采用表扬鼓励评价，寻找其闪光点，及时肯定他们的每一点进步，唤起他们对数学的兴趣，培养他们对学习数学的自信心；对B层的学生采取激励性评价，既揭示不足又指明努力方向，促使他们积极向上；对A层的学生采用竞争性评价，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促使他们更加严谨、谦虚，不断超越自已。总之通过对作业评价，课堂学习评价，测试后评价等充分调动各层次学生学习数学的情感、意志、兴趣、爱好等多方面积极因素，促进智商的发展，以实现大面积提高数学的教学质量。
总之，实施分层教学虽然有一些困难和不足，但不能否认分层教学充分利用学生的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引起学生内在的需求，调动了学习的积极性，为学生创造了一个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同时也减轻了学生的课业负担，提高了学习的效率。而如何使这种教学方法更好发挥它的作用，需要我们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不断地学习和探索。
第四篇：浅析“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措施在城管执法中的运用
浅析“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措施
在城管执法中的运用
“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措施作为行政处罚调查取证过程中常用的一种证据先行保全的措施，在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活动中被频繁使用，尤其城市管理工作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以后，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集多项权力于一身，经常遇到一些各种各样的复杂问题和矛盾，为顺利解决或处理这些问题和矛盾，这一措施更是被经常运用于行政执法实践，但由于该措施在法律规定和实践中不是那么确定和成熟，常常会引起公安、法院等有关部门的质疑，更是引发执法纠纷，管理相对人阻碍执法、暴力抗法的主要诱因，引起了城管执法领域和相关部门的关注，为明确这一措施的正确使用方法，笔者对此试作一浅析。
一、“证据先行登记保存”的概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是指行政机关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对需要保全的物证当场登记造册，暂予先行封存固定，等待行政机关进一步调查，作出处理决定。所谓证据，是指用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行政处罚证据则是指能够证明行政违法案件真实情况的客观事实，是行政执法机关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实施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根据。作为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证据，必须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三个基本特征。
二、城管执法大量使用“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措施的原因
城管执法部门之所以大量使用“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措施，其原因有如下两点：
1、城管执法部门缺乏强制措施。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以后，城管执法队伍行使了多方面行政处罚权，这些行政处罚权分别由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城市规划管理、城市绿化管理、市政管理、环境保护管理、工商行政管理、公安交通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虽然行使了多方面的行政处罚权，但赋予城管执法部门暂扣物品强制措施的法条极少，其他强制措施基本上没有。
2、保证城管执法管理效果。城管执法工作具有动态性和反复性特点，管理相对人流动性大，法律意识淡薄，城市意识较低，文明素质较差，城管执法人员在日常从事大量的市容等管理工作，尤其是在实施行政处罚时，若不当场扣押当事人的物品，不易管理，处罚决定难以执行。
三、“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措施”使用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日常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活动中，经常会碰到一些执法人员滥用、误用“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措施，借“证据先行登记保存”之名，行“变相扣押当事人物品”之实，将“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措施当作执收执罚的“有效手段”，在运用这一措施时，思想认识上产生误区，认为不采取“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措施，处罚就执行不到位，使用这一措施不合法、不严肃、程序不规范、手续不齐全。“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是行政机关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难以取得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措施，它的使用在于为正确实施行政处罚而提供事实证据，这种证据在行政处罚后，便失去它的主要功能与作用。这种登记保存与司法部门的证据保全性质一样，具有强制性，如果运用到与收集证据无关的执法活动中去，不仅会引发执法人员与管理相对人的矛盾冲突，而且一旦发生矛盾和冲突，行政执法部门就会在由此引发的行政诉讼中败诉。
四、“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措施的正确运用
正确运用“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措施，应严格把握好以下几个环节：
1、在行政执法案件调查阶段为保全证据，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使用。这就意味着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可以采取登记保存作为收集证据的唯一方式。
2、实施“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措施必须经行政执机关负责人批准。这一规定体现了立法者这样的立法意图：作出这一具体行政行为，不能凭个人一时冲动，感情用事，必须履行批准手续。凡不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而采取登记保存行为都是违反执法程序的行为。从实践看，不少执法单位为便于执法，提高工作效率或图一时之便，在实施登记保存时，往往由本单位负责人批准或只加盖行政机关印盖，而没有履行“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的程序，都不符合执法程序。针对“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理解为：可以是“一案一批”也可以是“事先授权”即在明确具体标准的情况下，授予行政执法人员根据具体情况处置的权力，行政执法人员采取“先行登记保存”后，应及时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汇报，以取得“追认”。
3、实施“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措施必须遵守期限规定。实施“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措施，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决定。《行政处罚法》规定这一期限是基于依法行政，提高效率，保障公民及及法人或者组织合法权益的立法考虑，主要有两个含义：一是行政机关“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期限最多为七日，超过规定期限，先期作出的“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决定视为无效；二是作出处理决定，是指对登记保存的证据的处理决定，而不是对行政管理相对人财产或整个案件做出的处理决定。一般说主要包括：对需要进行技术检验或鉴定的，应决定送检验、鉴定部门进行科学鉴别或判断；对依法应予没收的财物，应决定予以没收；对依法应移送其他有关部门处理的，应决定移送；对依照法律规定应予查封、扣押的，或经初步检验、鉴定尚未能做出最后结论，需进一步检验、鉴定的，应决定予以查封或扣押；一旦确认和证明当事人没有违法行为应当及时解除“登记保存”。行政执法机关作出上述决定，应及时送达当事人。
2、实施“证据先行登记保存”的物品必须与违法行为有直接的必然关系。“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措施是行政机关收集证据的一种方式，但绝不是行政机关对当事人采取的强制措施，两者性质截然不同，先行登记保存的物品必须是那些与案件有联系并且能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与违法行为有直接的、必然的关系。与违法行为没有直接的、必然的关系的物品，不能先行登记保存。作为执法人员一定要正确理解“证据先行登记保存”的含义，决不能将登记保存作为行政执法取证之外的强制措施乱用。如处罚执行不了时，将当事人违法行为无关的容易搬动、容易收拾的物品进行登记保存，这就不叫“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是强制抵押或强制扣押，在实践中就出现过当事人在商店门前倒垃圾，执法人员搬走当事人屋内的电器、商品等现象，这就是错误的，因为其屋内的电器及商品与倒垃圾这一违法行为并没有直接的、必然的关系。
3、实施“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措施必须有正式执法人员进行。目前，不少城市城管执法局由于工作任务重，财力有限，都聘用了一定数量的协管员。但是协管员只能协助正式执法人员管理，不能参与执法活动。“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是行政机关的执法调查活动，所以，实施“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措施必须也只能由正式执法人员进行，不能由协管员实施。当然，协管员帮助清点、搬运是可以的。
4、实施“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措施必须认真制发有关法律文书。“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是一项严谨的执法活动，实施时必须严格按程序履行相关手续。按照有关规定制发“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单”则是其中一项重要的手续。实际执法工作中，有的执法人员对此不够重视，清点、登记不够认真仔细，或者不制作“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单”或者不认真制作，以至于不能完全，准确地反映登记保存的物品内容。当后续处理活动结束，放还登记保存物品时，执法人员与相对人在保存了哪些物品，物品数量、质量如何等问题产生分歧，处于被动，处理不甚还可能被投诉或提起行政复议。执法机关就会因某个人的工作疏忽而承担赔偿，责任人被追赔，不仅经济受损，而且名誉受损，形象受损。当然，为达到取证的全面与完整，可采取对“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措施进行全程录像，使证据能相互印证，互为补充。
7、关于先行登记保存的物品后续问题。在行政机关实行先行登记保存措施之后，可能会出现如下问题：一是当事人放弃领取被先行登记保存的物品；二是当事人不主动履行行政处罚。在这个问题上，执法机关应按行政处罚一般程序办理，在执行过程中，告知当事人领回被先行登记保存的物品，如当事人继续放弃不予领取，可由人民法院委托物价鉴定部门对物品作出价格鉴定后，再委托有关部门变卖后保存价款，用来支付赔偿款或抵作罚款。但这些行为只有人民法院实施。才是合法的。
五、关于保存方式的探讨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关于“证据先行登记保存”的规定，并没有指明保存的方式，这为理论上的争议埋下了伏笔。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只能就地保存；二是就地保存、异地保存都可以。赞成第一种观点的人认为，法条指出“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不得销毁或者转移证据”结合法条的精神，联系第三十七条前后三款中的表述（执法人员、当事人、有关人员），有关人员不包括执法人员。法条没有说“执法人员不得销毁或者转移证据”，因此，物品保存只能保存在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那儿，不在执法机关。所以，保存方式只能是就地保存，而不包括异地保存。实践中，有的部门规章（如公安部规章《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法条清楚地表明应当就地保存，也印证了这种观点。
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虽然有一定道理，但理论上并非无懈可击、完全正确。首先，法条并没有禁止异地保存。其次，法条中的“有关人员”并不排斥执法人员。第三，有些地方的立法活动也支持了第二种观点。如北京市《关于解决查处无照经营违法行为中若干执法问题的意见》中规定：鉴于无照经营活动流动性大，其违法经营的商品和工具不当场采取措施，事后难以执行的特点，有关执法部门在查处无照经营违法行为时，可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违法经营的物品和工具作出“先行登记保存”的决定，并实行异地保存。第一种观点在实践上就相对不易执行，若当事人转移就地保存的物品躲避起来，执法人员将无法应付，使“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形同虚设，执法权威无法树立。同时，它束缚了执法人员的手脚，不仅使有关执法工作难度加大，而且执法效率、执行效果严重降低。因此，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认为对于可能妨害公共秩序，公共安全或可能被转移、销毁等就地保存有困难的，行政执法机关可以采取异地保存。
随着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深入开展和依法行政、文明执法要求的逐步提高，必须加强队伍建设，强化执法培训。杜绝滥用、误用“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措施的行为，减少对当事人经济、财产造成的损失，避免执法人员承担本不该承担的赔偿责任。所以，城管执法部门必须依法正确使用“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措施，才能切实体现出立法的宗旨。
第五篇：《行政强制法》在交通事故处理程序中“因收集证据的需要”而扣留车辆问题上的适用
《行政强制法》在交通事故处理程序中“因收集证据的需要”而扣留车辆问题上的适用
【内容摘要】：扣留车辆是目前交通事故处理过程中交通警察使用的最频繁、最有争议的行政执法手段之一。但目前尚有诸多实际问题缺乏明文规定，这使得当事人与执法者从各自角度出发，就扣留车辆的过程中如何理解和适用《行政强制法》产生了严重分歧。为此本文根据《行政强制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和相关规定，对目前交通事故处理程序中“因收集证据的需要”而扣留车辆所产生的相关争议问题：如扣留车辆行为的本质法律属性、强制拖车所产生的拖车费和停车费的承担主体、警方在扣留车辆过程中存在的一些违法行为等进行了浅显的论述，以供执法者和交通参与人参考。
2012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行政强制法》非常集中的体现了现代行政法治的基本理念，它与《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共同组成了规范和控制行政权力的“三部曲”，是我国行政法治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扣留车辆是目前交通事故处理过程中警方使用的最频繁、最有争议的行政执法手段之一。笔者作为处理交通事故案件的专业律师和电台处理交通投诉的嘉宾主持，深感《行政强制法》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警方扣留车辆的法律程序，但是尚有诸多实际问题缺乏明文规定，使得当事人与警方各自从自身的利益角度出发进行解释、操作，这严重损害了国家法律的尊严，影响了和谐交通的构建。为了能在扣留车辆的过程中正确理解和适用《行政强制法》，笔者现就根据《行政强制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和相关规定，对目前交通事故处理程序中“因收集证据的需要”而扣留车辆所产生的相关争议问题做一浅显的论述。
一、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交通事故中扣留车辆的行为属于行政强制措施。
根据《行政强制法》第二条的规定，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
扣留车辆符合行政强制措施以下几方面的法律特征。
1、法定性
目前扣留车辆的法律依据主要有：《道路交通安全法》、公安部《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公安部《交通事故处理工作规范》等，这是行政强制措施种类法定性的体现。
《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了九大类可以扣留车辆的情形，其中的八大类是交通违法行为，还有一类就是“因收集证据的需要”，这符合行政强制措施“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的适用条件；《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章“法律责任”授权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车辆，这符合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主体——行政机关；车辆驾驶人或者车辆的所有人、管理人是扣留车辆的适用对象，这符合行政强制措施的适用对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上述内容都是对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法定性的体现。
2、行政性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实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应当依据法定的职权和程序”。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三条规定：“交通警察处理道路交通事故，应当取得相应等级的处理道路交通事故资格。”由此可见，在交通事故处理程序中实施扣留车辆的法定主体只能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内取得相应等级的处理道路交通事故资格的交通警察，其他警察和“协管员”都无权行使这一职权。这是《行政强制法》第十七条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行政性原则的体现。
3、负担性
扣留车辆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车辆驾驶人、所有人、管理人的财产所采取的强制处置行为，尽管在最终后果上对当事人并非不利（鉴定、检验的结果可能会对当事人有利），但是这种行为的直接后果就是限制了当事人的财产权。这是公权力对特定相对人权益进行的约束和限制，因此它是限权性的。
4、暂时性
扣留车辆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当事人的财产权利进行的暂时性的约束和限制，而不是对当事人财产权利的最终处理。车辆的所有权也不会发生转移。待检验、鉴定结论确定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返还被扣留的事故车辆。这是和行政处罚最大的区别之处。
5、强制性
强制性是扣留车辆的根本特征。扣留车辆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赋予的公权力采取强迫的方式迫使相对人履行交付车辆的义务。如果没有强制性，则交通警察无法通过鉴定、检验的方式收集证据，做出正确的事故认定，它是依一般程序处理交通事故的必要前提手段。
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交通事故中扣留车辆的行为本质属于行政强制措施中的“扣押”。
《行政强制法》对现行法律、法规中的行政强制方式进行了梳理，把几种常用的行政强制方式规定下来，分为五大类，以此作为规范行政强制程序的基础。“扣押财物”就是其中行政机关使用最频繁的一大类。
扣押财物，是指行政机关为了取证等需要，对财产所有人的财物，限制其继续对之占有、使用和处分的强制措施。有一种观点认为，“扣留车辆”与“扣押车辆”一字之差，属于《行政强制法》第九条第五款规定的“其他行政强制措施”，不属于“扣押财物”。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错误的。
尽管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对扣押的称谓不尽相同，但是应当侧重行为的本质来进行认定强制措施的种类，不能机械性的死扣字眼。扣留车辆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道路交通事故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处理过程中，对事故车辆、违法车辆予以暂时留置，以查明事实或消除违法状态的行政行为，完全符合“扣押财物”的法律特征。
三、“因收集证据的需要”而扣留车辆的行政强制措施决定做出后，强制拖车所产生的拖车费和停车费的承担主体。
这是目前执法实践中的一个争议焦点问题，由于《道路交通安全法》和《行政强制法》对此均未作出明确规定，而这一问题又直接涉及到当事人的切身经济利益和警方的事故处理成本，故警民之间对此分歧很大，当事人到媒体的投诉量也与日俱增。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浅述。
1、强制拖车的法律本质属于即时代履行。
即时代履行又称立即代履行，是指紧急情况下，为了公共安全或秩序即清除道路、河道、航道或者公共场所的遗洒物、障碍物或者污染物，在当事人不能立即清除的情况下，行政机关立即实施代履行，清除遗洒物、障碍物或者污染物，排除危险，恢复秩序的一种间接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即时代履行的本质还是属于代履行的范畴。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三条规定了机动车违法停放可以强制拖车。《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四条规定了机动车驾驶人具有无证、驾证不符、饮酒驾驶等四种缺失性违法行为，而又无人即时替代驾驶的情况下可以强制拖车的情形。但是对于“因收集证据的需要”能否适用《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二条没有做出具体规定。
笔者认为，《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二条通过普遍授权的形式，赋予了行政机关具有即时代履行的行政强制执行权，而无需单行法律另行授权。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交通事故发生后，出于尽快恢复交通、保全事故车辆的性能、碰撞痕迹等证据的双重目的，有权决定立即实施强制拖车到指定的地点停放，以便进行检验、鉴定，收集证据。这是对社会公共利益和事故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障。
由于法律没有规定强制拖车是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自己实施，还是委托第三人实施，考虑到经费问题和拖车的专业技术问题、安全问题，执法实践中，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大多委托停车场、汽修厂等社会清障单位来实施强制拖车，这种做法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但是并非只要发生交通事故，就一律要强制拖车。“当事人不能清除”是《行政强制法》设定的即时代履行的前提条件。因此对于发生的未造成人身伤亡或仅造成人身轻微伤、事实清楚，交通警察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处理的交通事故，在车辆能够继续安全行驶的情况下，则不应强制拖车。交通警察可以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八十九条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撤离现场，恢复交通。对拒不撤离现场的，才能适用“强制撤离”的措施——强制拖车。此外，常州市公安局和物价局制定的（常价服〔2011〕183号）文件还非常人性化的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的机动车辆经交警勘验后认为可以继续行驶的，护送该车到指定停车场的车辆，不得收取车辆救援等费用。”这种规定和做法有效的减少了事故处理成本和交通压力，更好的体现了《行政强制法》确定的适当性原则。
2、强制拖车的拖车费应由当事人承担。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三条规定了因机动车违法停放而强制拖车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得向当事人收取费用，这是对《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一条确定的由“当事人承担代履行费用”原则的特别规定。而“因收集证据的需要”强制拖车的费用由谁承担，法律没有做出特别规定，故只能根据《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由当事人承担。
在交通事故中，往往存在两方或两方以上的“当事人”，这里的“当事人”是指被拖车辆的一方还是其他民事赔偿义务人，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实践中都是由被拖车辆的一方承担拖车费。承担拖车费的一方可以将拖车费作为损失，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和《事故认定书》的责任划分，要求对方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也可以将拖车费作为施救费，根据《保险法》的规定，向自己投保商业险的保险公司要求按照“车辆损失险”的条款支付保险赔偿金。
3、“因收集证据的需要”而被扣留车辆的停车费应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承担。
被强制拖车至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停车场后，产生的停车费目前都是由被扣留车辆一方承担的。无锡市物价局甚至制定了专门的收费文件，规定由当事人承担。支持这种做法的观点认为：既然强制拖车的本质是代履行，停车费属于代履行的费用，那么根据《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一条的确定，就应由当事人来承担。笔者不同意这一观点，理由如下：
“因收集证据的需要”而强制拖车只是实施扣押措施的一个子程序，并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执行程序。当被强制拖移的车辆到达停车场时，排除危险、恢复秩序的目的已经达到，检验、鉴定，收集证据成为扣留车辆的唯一法定目的。而且检验、鉴定，收集证据的时间不受当事人的掌控，当事人亦不能通过选择停车地点、尽快取车等积极的行为去消除扣留车辆所产生的成本，故此时不再符合即时代履行的适用条件，强制拖车这一非独立存在的行政强制执行程序终结，之后进入检验、鉴定程序，但是车辆仍处于被扣押的状态。因此，停车费用的承担当然应适用《行政强制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即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门承担。
这样处理最能体现少用、慎用行政强制的立法宗旨，对于缩短检验、鉴定的期限，缩小交通警察执法的弹性尺度，减少当事人的损失具有重要意义。根据现行的公安部《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规定，检验、鉴定中各种程序的累加期限最长可达28个工作日。如果经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批准，最长可达68个工作日。这对当事人来说，尤其是货车、出租车等营业性车辆会造成巨大的损失，有的甚至为“碰瓷”创造了法律条件。如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承担停车费，将迫使他们以最大的能力去解决以上问题。
当然，如果没有政府财政部门的支持，这条法律也将是一纸空文。另外警方可以通过增加鉴定人员的方法来加快车辆检验、鉴定的速度，用人成本必定远远低于停车费。
四、扣留车辆过程中存在一些的其他问题。
1、交通事故发生后，部分交通警察将扣留的车辆交由当事人驾驶到指定停车场。
笔者认为，这种做法既违法又有安全隐患，必须杜绝。首先，根据行政强制的法定性原则，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都不能由当事人自己来实施。其次，这种做法不能排除当事人在途中趁机毁灭或者伪造痕迹等证据的可能性，更有甚者会溜之大吉，使得根本无法取证。第三，交通事故发生后，是不能仅凭肉眼来判断车辆是否符合安全技术标准的，如果继续行驶则具有安全隐患，增加了发生次生事故的可能性。
2、第三方收取“代驾费”。
代驾费是指：事故发生后，在机动车可以继续行驶的情况下，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委托的停车场、汽修厂等社会清障单位的工作人员以驾驶机动车到指定停车场的方式替代强制拖车，并以此收取的劳务费。
笔者认为，收取“代驾费”没有法律依据，应予明令禁止。首先，代驾行为不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可以代履行的方式。其次，可以收费的项目和标准，必须基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或者当事人之间合同的约定。鉴于代驾行为的强制性，当事人无选择权和议价权，根据《价格法》的规定，应属于政府定价的项目。而目前各级价格行政主管部门都未制定过“代驾费”这一收费项目。第三，代驾行为具有安全隐患，增加了发生次生事故的可能性。
3、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社会清障单位、停车场的程序不公开、被指定单位收费不透明，乱收费现象屡禁不止，损害警方的形象。
笔者发现，电台投诉类节目中投诉最多的就是清障单位和停车场的乱收费问题，而且几乎一查一个准。很显然这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和物价部门平时监管、查处力度不够、缺乏淘汰机制所致。对这些单位的指定应当按照政府采购、集中招标的方式和程序定期进行，不能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一家在不公开、无标准的情况下进行。
4、部分交通警察协助社会司法鉴定机构收取鉴定费。
事故发生后，部分交警大队直接委托司法鉴定所进行车辆的痕迹鉴定，却让当事人与司法鉴定所签订委托合同，强迫当事人交纳2000-4000的鉴定费用。有的甚至从当事人交纳的事故赔偿预付款中将鉴定费直接划扣至司法鉴定所。这就使人对交警大队和司法鉴定所之间是否存在非法的利益关系产生了怀疑。
笔者认为，《行政强制法》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检测、检验、检疫或者技术鉴定的费用由行政机关承担。”故涉及车辆的鉴定无论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职权进行的首次鉴定，还是当事人提起的重新鉴定；也不论是由公安机关的内设鉴定机构进行鉴定，还是由社会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所需的鉴定费都应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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