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民事诉讼法修改的宪法之维
民事诉讼法修改的宪法之维
1982年我国制定了首部民事诉讼法，先后经过1991年和2007年两次修改，是近30年中解决民商事纠纷的主要程序法规范，民事诉讼法修改的宪法之维。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民事案件持续高速增长的背景下，我国也出现了西方国家在世纪之交经历过的“民事司法危机”。最高人民法院披露的数据显示，1991年至2010年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每年的增长率都在10%以上，其中2010年，全国法院审结的一审民事案件达609万件，占所有一审案件的87%。基层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承担了繁重的审判工作，审判机关亟需通过诉讼程序的科学化来提高诉讼效率。与此同时，人民群众的诉权保障水平也亟待通过民事诉讼法的修改而得以提高。相形之下，现行民事诉讼法暴露出诸多弊端：
诉讼程序不够灵活，不方便当事人选择；运作中存在很多浪费诉讼资源的现象；证据制度的规定也过于原则，不利操作；法官的裁量权过大；再审案件过多；有关公共利益的纠纷无法通过公益诉讼获得解决，等等。
可以说，目前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已经具备了基本的共识和足够的动力。立法、司法及学术界都将这部法律的修改重点，集中于完善诉讼程序与非讼程序的衔接、增加小额诉讼程序、加强民事检察监督和强化民事执行措施等制度方面，这些修改建议针对性非常强，很多对策也都是经过长期实践得来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指出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尚缺乏“顶层设计”，亦即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对宪法的重视还不够，例如增加各种程序不能不考虑宪法和法院组织法确定的“两审终审”的审级框架；对当事人的诉权保护措施应从宪法权利的高度去考虑；证据失权的规定也宜以合宪性的视角去审视，等等。
新中国民事诉讼法的修改经验充分显示，如果脱离开宪法而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思路去修法，民事诉讼法也只能依然是“审判法”或者“手续法”，而无法成为公民的诉权保护法。不但“起诉难”、“再审难”、“执行难”不能得到根治，“送达难”、“举证难”等新问题还可能演变为新一轮的诉讼症结。因此，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与完善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要认真地对待宪法，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科学化首先应当从宪法根据之中获得支撑。
诉权保护的宪法理念。
尽管我国宪法没有将公民的诉权规定为基本权利，但依宪法理念或对宪法的解释，任何人在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司法保护。司法机关应当确保公民行使诉权。这就引发出一个问题，解决“起诉难”是采纳“立案登记制”，还是沿袭传统的“立案审查制”？两者孰优孰劣？
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以及民事主体对于民事纠纷解决机制要求上的发展变化和民事司法救济的需要，现行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起诉条件的“高阶化”难以适应当前解决民事纠纷的实际需要。
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起诉必须同时具备四个条件：一是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是要有明确的被告；三是要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是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这一规定与长期以来的司法政策限制一起成为起诉难的症结所在。
如果从宪政的视角看，改进的方向便不言自明——当事人对自己处于争议中的民事权利应当享有寻求法院救济的权利，他们应有接近正义、利用法院从而接受司法裁判的权利。从法院的职责看，我国宪法第12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实际上就明确了法院的宪法义务，法院既不能对民事案件拒绝受理，也不得拒绝裁判。基于这样的审判义务，立法上就有必要着手解决我国现行民事诉讼立案审查制中存在的缺陷，比如，起诉条件设定过高，用词模糊，弹性极大等。而立案登记制度的特点，就是规定只要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提交了符合要求的起诉状，法院就无需进行审查，而应立案登记。法院不得拒收当事人的起诉状。用立案登记制代替立案审查制，旨在确保诉权免遭侵害及有效行使，当然，从更广的视野看，为保护当事人行使诉权，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进一步考虑充实和完善各种制度以消除起诉、应诉的障碍，不但要建立立案登记制，在大的环境方面还要进一步改革律师制度、法律援助制度、法律咨询制度，以减轻社会成员的诉讼费用负担及解决法律知识欠缺方面的障碍。
当然，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既要注重保障诉权，也要对滥诉行为给予制裁。实际的情况是，由于我国缺乏具体的、有效的约束机制，导致了近年来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的民事诉权滥用的现象，如原告通过行使诉权来侵害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原告与被告恶意串通以诉讼侵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原告捏造侵权事实，通过诉讼来提高知名度，等等。这些滥诉行为不但侵害了他人的权益，也损害了司法权威，因而在修法时增加规制这种不法行为的措施，也是应有之义。学理上，应从彻底维护当事人的诉权和加强诉讼秩序管理的立场出发，应将提倡诉讼诚实信用原则与制裁滥用诉权行为相结合。对应在规则中，除将诉讼诚实信用原则规定在民诉法总则部分外，还有必要规定以下内容：（1）通过对起诉受理制度进行改造来达到遏制滥用诉权行为的目的，即对符合诉讼要件的起诉要受理，但在案件审理中法院发现诉讼要件欠缺时应随时驳回原告的起诉。（2）建立“独立性审前程序”。让双方当事人在案件审理前有所沟通，有利于被告方了解原告起诉的主要事实，以此来判断是否有滥用诉权的情形存在，如果有的话可以及时向法院提出异议，使审前准备程序起到阻挡滥诉的屏障的作用，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
（3）建立应被告请求的原告诉讼担保制度。由被告提出申请，法院对申请进行审查，以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在原被告之间取得平衡。
检察监督制度的宪法依据。
我国《宪法》第129条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以此为依据，民事诉讼法修改中就必须强化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细化有关检察监督的权力与地位、监督方式等规定，以改变长期以来检察监督权力不明、地位不清的弊端。
这方面的修改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扩大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范围，对作为检察监督对象的民事审判活动做广义解释，将督促程序和公示催告程序纳入审判活动范围；此外，还应将确有错误的裁定纳入抗诉范围，包括：不予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的裁定、管辖权异议的裁定、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的裁定、终结诉讼的裁定等。（2）将诉讼实践中一些突出的裁判不公的情况列入再审事由，2007年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将原概括性规定加以明确化、具体化，并将申请再审事由与抗诉事由一致起来。抗诉事由的细化有利于更好地保障当事人申请再审和申请抗诉的权利，也使得检察机关的抗诉工作更具可操作性。应列入再审事由的情况包括：一是原判决、裁定采信的鉴定结论的鉴定依据错误、程序违法或鉴定机构、鉴定人员不具备鉴定资格的情况；二是就同一诉讼标的存在相互矛盾的生效判决、裁定的情形。（3）将调解书纳入抗诉范围。人民检察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调解违反自愿原则的；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调解协议的内容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案外人利益的，范文《民事诉讼法修改的宪法之维》。（4）增加检察意见等监督方式。鉴于检察意见已经成为检察机关监督同级法院民事审判活动行之有效的方式，有助于缩短办案期限，提高监督效率，因此有必要在民诉法中将这种同级检察监督的方式确定下来。（5）强化检察监督手段，并赋予检察机关以调查权。根据检察机关履行诉讼监督职能的需要，以下情形中应赋予检察机关调查权：一是如果生效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可能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和公共利益的代表人，应当有权进行相关的调查核实；二是审判权是否依法行使是人民检察院进行法律监督的基本内容，对于人民法院是否违反了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检察机关应当有权进行相关的调查核实。
审级制度与小额诉讼程序的构建。
在民事诉讼法中规定小额诉讼程序，有助于小额民事案件能够简便、迅速和经济地解决。现代小额诉讼程序具有适用范围窄、程序简约、调解与审判一体化以及按照常识化运作等特点。因此，将小额诉讼程序纳入民事诉讼法已经成为各界的共识。然而，在具体制度的设计上也存在分歧，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小额诉讼程序实行一审终审还是两审终审；二是将小额诉讼程序纳入简易程序，还是将其与简易程序相并列。
对第一个问题，笔者认为，从合宪性角度看小额诉讼程序以采用两审终审为宜，如果不适用两审终审不允许当事人上诉，则与宪法确定的诉讼程序实行两审终审制相违背。从世界各国小额诉讼程序的立法和实践经验看，设置这一程序的基本目的在于降低诉讼成本和提高诉讼效率，以便更为迅速、简捷地解决纠纷，同时又由于小额诉讼所涉及的纠纷本身大多是诉讼标的金额较小，案件事实清楚、简单的案件。所以为了与这种程序设置的立法目标相一致，充分贯彻小额诉讼程序的简速性和效率性，各国在有关小额诉讼救济程序的规定上，都是以限制救济为设置救济程序的原则。而限制救济主要体现在对上诉的限制上，例如，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377条规定：“对于小额诉讼的终局判决，不得提起控诉。”只可以向作出判决的法院提出异议申请。如果异议准许，诉讼将恢复到口头辩论终结前的程度，不仅如此，在第二审程序中，当事人不可以进行诉之变更、追加和提起反诉，也不可以提出新的攻击和防御方法。
美国大多数州小额诉讼程序也有类似的规定。
我国宪法有关两审终审制的规定，决定了设置小额诉讼程序必须要采取合理限制救济的措施，亦即只有双方当事人合意放弃上诉的才可以实行一审终审，否则仍要允许当事人提出上诉救济。这既是合宪性的考量，同时也是基于我国民事诉讼现状的考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允许针对小额诉讼程序裁判提起上诉也极有可能将更多的上诉救济请求推向再审程序。与其让再审程序代替二审程序成为解决小额诉讼程序缺陷造成的错误，莫不如实行小额诉讼程序的两审制。这也就相应地回答了第二个问题，既然小额诉讼程序与简易程序都实行两审终审制，那么在程序特性方面便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别，因此，将其作为简易程序的组成部分便是合理的立法选择。
证据失权制度的合宪性。
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设计及适用同样需要宪法的指引和规范。我们知道，诉讼法往往被比喻为“被适用的宪法”，就是表明了其与宪法的紧密联系。无论在立法还是在司法过程中，宪法对民事诉讼法具有重大的指导性作用。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教训是，2001年12月21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当事人举证的期限、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做出了明确规定，从而正式确立了我国民事证据失权制度。然而，这一制度在实施中却遇到了重重阻力，突出表现为，由于缺乏宪法和法院组织法层面的保障，又无必要辅助配套措施跟进，一些法院和法官对适用证据失权没有足够的信心，使这个制度难以起到固定证据的作用，逾期证据的失权导致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背离使得当事人长期上访、缠讼。
究其原因，提高诉讼效率固然是规定证据失权制度的美好初衷，但必须要考虑到对当事人基本诉讼权利的保护，在当事人对迟延提出证据并没有重大过失的情况下就草率地让证据失权，当事人岂有接受的道理？因此，这次修改民事诉讼法的过程中，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德国对失权以合宪性控制的思维，为证据失权设定严格的构成要件，在给予当事人平等充分程序保障的功能目标下完善举证时限制度，把证据失权作为合理例外的规定加以改造。基于宪政理念，我认为构成证据失权至少需要具备以下四个要件：（1）证据延迟提出，在举证时限届满之后当事人方向法院提出证据；（2）证据迟延提出导致了诉讼拖延，当事人逾期举证并不必然造成诉讼迟延，所以法院还需要区别具体情况，对造成诉讼迟延的才应令其失权，而对不至于延误诉讼的，则不得作出失权决定。（3）延迟提出与诉讼拖延之因果关系。（4）当事人的可归责性，即由于当事人怠于行使提供证据的权利且存在过失时，才能够动用失权制度予以制裁。
平等原则与民事诉讼法科学化。
以宪法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为根据，我们还应认真审视一系列民事诉讼制度完善的必要性。程序平等权是宪法平等原则的延伸，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上享有地位平等、机会平等。
在民事诉讼法修改中通过贯彻平等原则而提高民事诉讼的效率，增加人民对司法制度的信赖。
例如如何保障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平等，尊重双方当事人的程序主体权。在民事诉讼法增设适合当事人不同利益需求的程序制度，如调解、和解、小额诉讼等制度供当事人选择。此外，还要完善非讼程序和诉讼程序之间的衔接，将双方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落到实处。这方面最迫切的需要是如何在民事诉讼中建立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制度，以便与2011年1月1日生效的《人民调解法》相衔接。这种程序并非一般的民事诉讼程序，这一程序只有申请人而无原告和被告，也不直接涉及民事权利、义务的争议。法院对调解协议效力的确认判决也非普通的确认诉讼（即当事人要求确认某一法律关系存在与否的诉讼的确认判决），因为调解协议具有给付内容，则实际上通过司法确认就赋予了调解协议以强制执行的效力。考虑到调解类型较多，除人民调解之外还包括行政调解、专业调解和其他民间调解类型，因此民事诉讼法只宜笼统规定对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当然这种确认主要适用于人民调解协议，但也不排除对其他调解协议的审核确认。
从诉讼机会平等的角度，民事诉讼法的修改还要考虑最大程度地保障当事人平等地利用司法制度，平等地享有提出证据和进行抗辩的机会。
为此有必要对虚假民事诉讼和伪造证据的行为予以制裁，对于当事人故意隐匿毁灭证据的，民事诉讼法应明文禁止，对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则予以严厉制裁。具体的对策是：对故意隐匿、毁灭证据的，认定应不利于故意实施妨碍证明的当事人；而对于过失实施证明妨碍的行为，法院则应做目的性解释，为限制当事人毁灭、隐匿对其不利的证据，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类推适用证明妨碍措施。当然，为防止不合理加重过失妨碍证明的当事人的责任，也要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予以严格限制。再如，为切实保障债权人的权利的实现，在执行程序中有必要规定“执行强制制度”，在通知债务人履行债务时法院即可立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除对存款外，对债权、证券和股票等权利也可采取冻结措施；对被执行人恶意串通逃避执行的行为予以制裁，等等。另一方面，为了保护债务人和案外第三人的利益，在执行过程中，由于执行机关的强制执行行为给当事人或者第三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的，民事诉讼法应给予当事人或者案外人以补救方法。对程序上的执行瑕疵允许当事人提出执行异议；对实体上的执行瑕疵则要允许当事人提出执行异议之诉。
总之，目前各国家机关及学术机构提出的对策性立法建议带有相当强的针对性，可谓有的放矢。但我们认为民事诉讼法的完善和修改无法脱离宪法及宪法学理的支撑。尤其重要的是宪法是根本大法，其他法律的制定都是以其作为根据的，它们的制定都不可以与宪法相抵触，否则就是违宪。尽管全国人大常委会自1982年宪法以来尚无宪法监督的实践，但宪法监督却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在立法规定层面，历次民事诉讼法的修改都非常重视宪法的作用，无论是1982年新中国首部民事诉讼法（试行），还是1991年修改的民事诉讼法，都开宗明义地在第一条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宪法为根据，结合我国民事审判工作的经验和实际情况制定。”在宪法监督方面，虽然我国没有宪法法院这样的宪法监督体制，但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宪法，应以宪政的精神去处理这些具体的程序问题，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保护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从世界范围看，在现代民事诉讼程序的宪法化也已成为法治国家的一种趋势。国家基于宪法负有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义务，而人民基于宪法也有权要求国家应建立救济其权利的司法制度和诉讼程序，使公民有权获得公正及时的司法救济。可以预计，在未来的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基本诉讼权的宪法化的国际趋势对我国民事司法的保障与促进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第二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条款之对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条款之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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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王永灵2008年02月25日 02:26民事诉讼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条款之对照
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自2008年4月1日起施行，为方便阅读及记忆，本人将修改前后的条款作如下对比，红色字体为修改后的主要内容。
（北京市雄志律师事务所王永灵律师）
一、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修改为：“人民法院对有前款规定的行为之一的单位，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对仍不履行协助义务的，可以予以拘留；并可以向监察机关或者有关机关提出予以纪律处分的司法建议。”
修改前《民诉法》第103条第二款：人民法院对有前款规定的行为之一的单位，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还可以向监察机关或者有关机关提出予以纪律处分的司法建议。
二、第一百零四条第一款修改为：“对个人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一万元以下。对单位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一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
修改前《民诉法》第104条为：“对个人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一千元以下。对单位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一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
三、第一百七十八条修改为：“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但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
修改前《民诉法》第178条为：“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或者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但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
四、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改为第一百七十九条，修改为： “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
（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
“
（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
“
（四）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
“
（五）对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
“
（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
（七）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
“
（八）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
“
（九）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
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
“
（十）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 “
（十一）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 “
（十二）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 “
（十三）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对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情形，或者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修改前《民诉法》第179条第一款：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
（三）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四）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
（五）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五、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八十条：“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应当提交再审申请书等材料。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五日内将再审申请书副本发送对方当事人。对方当事人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副本之日起十五日内提交书面意见；不提交书面意见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查。人民法院可以要求申请人和对方当事人补充有关材料，询问有关事项。”
六、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二款改为第一百八十一条，修改为：“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情形之一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因当事人申请裁定再审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人民法院审理。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的案件，由本院再审或者交其他人民法院再审，也可以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
修改前《民诉法》第179条第二款：人民法院对不符合前款规定的申请，予以驳回。
七、第一百八十二条改为第一百八十四条，修改为：“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提出；二年后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以及发现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
修改前《民诉法》第182条：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提出。
八、第一百八十五条改为第一百八十七条，修改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出抗诉。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修改前《民诉法》第185条：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三）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
（四）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九、第一百八十六条改为第一百八十八条，修改为：“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抗诉书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再审的裁定；有本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情形之一的，可以交下一级人民法院再审。”修改前《民诉法》第186条：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十、第二百零七条改为第二百零一条，第一款修改为：“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以及刑事判决、裁定中的财产部分，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或者与第一审人民法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
修改前《民诉法》第207条：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以及刑事判决、裁定中的财产部分，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执行。
十一、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零二条：“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或者改正；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十二、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零三条：“人民法院自收到申请执行书之日起超过六个月未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上一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可以责令
原人民法院在一定期限内执行，也可以决定由本院执行或者指令其他人民法院执行。”
十三、第二百零八条改为第二百零四条，修改为：“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修改前《民诉法》第208条：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执行员应当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审查。理由不成立的，予以驳回；理由成立的，由院长批准中止执行。如果发现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处理。
十四、第二百零九条改为第二百零五条，第三款修改为：“人民法院根据需要可以设立执行机构。”
修改前《民诉法》第209条：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根据需要，可以设立执行机构。执行机构的职责由最高人民法院规定。
十五、第二百一十九条改为第二百一十五条，修改为：“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修改前《民诉法》第219条：申请执行的期限，双方或者一方当事人是公民的为一年，双方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为六个月。
前款规定的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
十六、第二百二十条改为第二百一十六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 “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有可能隐匿、转移财产的，执行员可以立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十七、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一十七条： “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应当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被执行人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
十八、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三十一条： “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对其采取或者通知有关单位协助采取限制出境，在征信系统记录、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
十九、删去第十九章 “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
第三篇：民事诉讼法修改要点
民事诉讼法修改要点:
一、总则
总则部分增加诚实信用原则
二、管辖
增加三点：
1、财产权益纠纷双方当事人可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地点的法院。
2、公司设立、确认股东资格、分配利润、解散等纠纷——公司住所地法院管辖。
3、上级人民法院确有必要将本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交下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应当报其上级人民法院批准。
三、回避
1、原必须回避的三种情况改为应当自行回避。
2、增加：当事人有权要求回避的两种情况：审判人员、书记员、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接受当事人、诉讼代理人请客送礼或者违反规定会见当事人、诉讼代理人的。
3、上述人员有上述行为的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四、当事人
1、增加公益诉讼：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增加：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第三人可采取的弥补措施：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
五、诉讼代理人
1、可以作为诉讼代理人的范围有所调整：删除了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确立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诉讼代理人地位。可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的有：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当事人的近亲属或工作人员；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
六、证据
1、证据的种类：增加了电子数据，改鉴定结论为鉴定意见；八种证据的先后顺序调整为：当事人的陈述、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3-
解的，先行调解，但当事人拒绝调解的除外。
3、保障公民的诉讼权利：对符合本法第119条的起诉，必须受理。
十一、审理前的准备
1、明确案件审理前几种情况的处理：第133条：当事人没有争议，符合督促程序规定条件的，可以转入督促程序；开庭前可以调解的，采取调解方式及时解决酒疯；根据案件情况，确定适用简易程序或者普通程序；需要开庭审理的，通过要求当事人交换证据等方式，明确争议焦点。
十二、判决和裁定
1、增加：判决书应当写明判决结果和作出该判决的理由。
2、增加可以部分判决：第153条：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可以就该部分先行判决。
3、裁定：①适用范围增加：撤销仲裁裁决；②裁决书应当写明裁定结果和作出该裁定的理由。
4、增加公开查询制度：156条：公众可以查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内容除外。
十三、简易程序
增加一审终审案件范围：第162条：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符合本法第157条第一款规定的简单的民事案件，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的，实行一审终审。
十四、第二审程序
1、可以不开庭审理情况：第169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
2、对二审案件的处理进行了明确规定：170条：①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③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④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十五：特别程序
1、增加：确认调解协议案件
2、增加：实现担保物权案件
十六：审判监督程序
1、增加：调解书可以提起审判监督。
2、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的：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案件，也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3、应当再审的情景中增加：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不再是应当再审的理由。
4、申请再审的时间规定：第200条1、3、12、13项规定的情形，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
5、再审案件可以不中止执行的情形：追索赡养费、抚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医疗费用、劳动报酬等案件。
6、增加：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情形：（209条）：①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的；②人民法院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的；③再审判决、裁定有明显错误的。人民检察院对当事人的申请应当在三个月内进行审查，作出提出或者不予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决定。当事人不得再次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
7、增加人民检察院的调查权：（210条）：人民检察院因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需要，可以向当事人或者案外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
8、人民检察院抗诉案件的审理：经下级人民法院再审的案件不能交由该法院审理。
9、调解书可以抗诉。212条。
十七:督促程序
1、债务人书面异议的审查：原民诉法规定，只要债务人提出书面异议后，就应当裁定终结督促程序。修改后增加了审查的要求，经审查，异议成立的，终结督促程序。另：支付令失效的，转入诉讼程序，但申请支付令的一方当事人不同意提起诉讼的除外。
十八：执行程序：
1、签订和解协议后恢复执行的情况增加：申请执行人因受欺诈、胁迫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的。
2、仲裁裁决被裁定不予执行的情况：将原来的“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改为“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适用法律有错误的”改为“对方当事人向仲裁机构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
3、增加: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
4、执行期限缩短：原来执行员接到申请执行书或者移交执行书，应当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责令其在指定的期间履行，逾期不履行的，强制执行。修改为：发出执行通知，并可以立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5、查询财产机关增多：过去仅限于银行、信用合作社和其他有储蓄业务的单位。现改为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查询被执行人的存款、债卷、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情况。人民法院有权根据不同情形扣押、冻结、划拨、变价被执行人的财产。
6、被查封、扣押财产后的处理修改为：247条：被执行人逾期不履行的，人民法院应当拍卖被查封、扣押的财产；不适于拍卖或者当事人双方同意不进行拍卖的，人民法院可以委托有关单位变卖或者自行变卖。
十九：涉外诉讼：
1、去掉协议管辖和被告不提出异议应诉的，视为承认管辖。原第242、243条。
2、送达方式中增加：采用传真、电子邮件等能够确认受送达人收悉的方式送达。
3、期间：邮寄和公告送达的期限由六个月改为三个月。
第四篇：宪法修改心得体会
宪法修改心得体会
岁末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三次召开会议，集中讨论研究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决定对现行宪法作出部分修改。这是执政党重大的政治决定，是以实际行动践行遵守宪法的承诺，还是将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的不二选择，更是实施宪法的具体表现。中共中央政治局确立的修宪四原则体现了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在依法治国的轨道上稳步前行。
会议认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现行宪法颁布以来，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在我们党治国理政实践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实践证明，我国现行宪法是符合国情、符合实际、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好宪法。这次宪法修改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体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成就新经验新要求。
宪法修改在政治与法律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将从政治事实中提炼出来的价值宪法化，这是为什么修宪以及修宪须坚持党的领导的原因。只有通过修宪，才能将政治价值转变为宪法规范，才能“体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成就新经验新要求，推动宪法与时俱进、完善发展，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宪法保障”。
修宪是宪法发展的途径之一，依宪治国意味着政治生活须受宪法规范。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以这次宪法修改为契机，深入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必将把我国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第五篇：宪法修改原因
历年宪法修改情况
开天辟地明确方向——1954年宪法的特点
1952年12月24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政协常委会提议：由政协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建议制宪。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经过讨论，接受了政协的建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并组成了由毛泽东任主席、33人组成的宪法起草委员会。1954年1月至3月，毛泽东率领一个由中共中央指定成立的小组，在杭州西湖起草宪法。宪法起草委员会从3月23日—9月12日一共举行了9次全体会议，会议由毛泽东或刘少奇主持(其中第8次会议由邓小平主持)。历次会议的气氛非常民主，讨论极为深入。
宪法的制订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同时，又特别注重群众智慧的发挥。除宪法起草委员会内部多次认真讨论外，还曾在1954年3月—6月的81天时间内，组织了北京500多位高级干部讨论宪法草案初稿，还组织全国8000多人讨论，提出了5900多条意见。同年6月14日—9月10日，进行了为时3个月的全民讨论，全国人民对宪法草案提出修改或补充的意见，经整理归并后共达
1180420条。宪法草案经过反复修改，在9月15日提交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后，1000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又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1954年宪法是新中国诞生的第一部宪法，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毛泽东说过，这个宪法“使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正确的道路可走”。宪法第一次以根本法的形式，记录了全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而取得的胜利成果，确认了千百年来受压迫的人民群众成为国家主人的事实。
1954年宪法规定了各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其它的基本制度，为我国后来的民主建设与制度建设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后来宪法的主要内容，都是1954年宪法的继承和发展。
总结历史拨乱反正——1982年修宪1975年修改宪法时，由于受到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和破坏，未能正确地总结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致使在宪法中写进了许多错误的东西，删去了原有的许多正确的规定。因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国家就面临着对宪法的再次修改。1978年修改宪法时，虽然江青反革命集团已被粉碎，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我们还来不及全面总结建国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拨乱反正的工作正在进行，尚未结束，在政治上、理论上有的问题还没有结论，因而也就未能彻底清除10年内乱中某些“左”的思想对宪法的影响，以致在1978年宪法中还存在一些已经过时的甚至错误的政治观点和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条文规定。为此，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又作出了关于修改宪法的决议。
对1978年宪法的修改，自1980年9月15日召开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开始，到1982年宪法的通过，历时2年零2个月，由于宪法修改工作关系重大，牵涉到各方面的系列复杂的问题，需要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广泛听取群众
意见。同时，国家体制改革中一些重大问题也需要进一步实践和研究。为了尽可能把宪法修改得比较完善，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广泛征集了各方面对修改宪法的意见。各省、市、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中共中央各有关部门、国务院各部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各人民团体，都应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的请求，就宪法的修改，召开了各种座谈会。秘书处还邀请了北京和外地的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方面的专家、学者举行了多次座谈。此外，秘书处还研究了建国以来先后制定的3部宪法及其它有关文件，研究了世界各国的现行宪法，根据宪法修改委员会提出的修宪方针，对1978年宪法作出全面修改，于是1982年的宪法就这样产生了。
私营经济脱颖而出——1988年修宪
1988年4月12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又对宪法进行了修改，通过了第一条和第二条宪法修正案。
1988年修宪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改革开放是当时宪法的基本精神，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些令人瞩目的变化和问题。主要有：一是私营经济的出现。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私营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式，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已占有一定的地位，其经营规模和经济实力已不容忽视。二是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的实践。两权分离推动了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但两权分离并没有宪法依据，其在土地方面的运作更是与宪法第十条的规定相冲突，从而受到了质疑，并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1988年修宪不仅为私营经济提供了宪法地位，为两权分离和土地的合理使用提供了宪法保障，而且更重要的是顺应了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自1978年开始，我国社会进入了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的的新的社会转型时期。当时宪法是社会转型的产物，具有鲜明的社会转型特征。社会转型要求宪法与时俱进，随社会转型而发展。否则，宪法不仅不能规范引导社会转型，还会被高速、全方位的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发展所抛弃。因此，1988年修宪将私营经济等载入宪法，也是宪法自身发展和完善的需要。
1988年修宪首创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修改宪法，有助于维护宪法的稳定。在社会转型时期，宪法修改不可避免，但以何种形式修改宪法则事关宪法发展与宪法稳定的关系，特别是维护社会转型时期宪法的稳定性尤为重要。1988年修宪选择以宪法修正案的方式修改宪法，开创了宪法修正案的先例，既符合宪法发展的要求，即具体制度、规范和条文的完善和发展；又维护了宪法的稳定性，即宪法精神的一贯性、宪法文本的统一性和修正案的连续性。我们得以纪念宪法颁布实施20周年并能够展望其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归功于1988年选择修正案的方式修改宪法。
市场经济势在必行——1993年修宪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确定为改革开放和建设的一项长期方针。其中最突出的是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然而这一目标与宪法规定的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产生直接冲突。由此产生了修宪的动议。
1992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的修宪建议的报告作了批复，同意修改宪法。随后，又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提出的方案，批准成立了中共中央宪法修改小组。宪法修改小组成员是彭冲、王汉斌、胡绳、薛驹、曹志等人。1992年12月5日，宪法修改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着重讨论了如何修改宪法的问题。会议决定成立宪法修改小组办公室，由项淳一负责，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和法工委抽调少而精的人员组成。
1992年12月7日、8日和12月18日，宪法修改小组分别召开宪法学专家和经济学专家座谈会，根据纪念宪法颁布1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法学界提出的修改宪法的意见，逐条进行研究，确定了一些必须修改的条款，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等150个单位党委(组)的意见，并同时由它们征求在本地的中央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的意见。宪法修改小组将各种意见汇总，于1993年2月14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
3月23日，北京市等32个代表团的2383名代表联名，将中共中央修宪补充建议作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补充修正案向代表大会提出。大会在对上述两个议案进行认真审议后，于3月31日表决通过。
本次修宪共9条，在宪法序言中，增写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时将“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及“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客观调控”，“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等写进宪法修正案。
依法治国宏伟蓝图——1999年修宪
在1998年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萧灼基委员以委员名义提出1178号提案，即《根据十五大精神修改宪法的建议》。王曦委员提交3条建议是：写入邓小平理论；写入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非公有制经济是“重要组成部分”(提案第1284号）。
党的十五大之后，在接受社会各界修宪建议的基础上，中共中央成立了宪法修改小组。12月21日，江泽民同志主持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土座谈会，就中共中央提出的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初步意见，征求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代表人士的意见。12月22日和24日，李鹏同志主持中共中央宪法修改小组召开的法律专家和经济专家座谈会，就宪法修改问题征求意见。1999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的建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提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提请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
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进行最后一项议程：表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李鹏委员长宣布：发出票2862张，收回2858张，收回的票少于发出的票，投票有效。17时整，大会工作人员向代表们报告投票结果：在2858张表决票中，有效票为2856张，赞成票2811张，反对票21张，弃权票24张。李鹏委员长随即宣布：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1999年宪法修正案，具有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与时俱进的产物，它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治国方略庄严地写进了宪法，为我国21世纪初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供了宏伟蓝图。
来源：《信息导刊》（珐芝）
http:///xfxc/dwwz/list.asp?id=91
1第四次宪法修正的宪政价值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第二次会议完成了对我国现行宪法的第四次修正。此次修宪的总原则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十六大精神，体现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基本经验，把党的十六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的方针政策写入宪法。根据这个原则，这次修改宪法不是大改，而是部分修改，对实践证明是成熟的、需要用宪法规范的、非改不可的进行修改，可改可不改的、可以通过宪法解释予以明确的不改。
http:///html/f_lunwen/f_falvlunwen/f_guoji/2006-3/18/f_06063***4645184.htm
所以中国宪法修改了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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