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立污点证人豁免制度必要性思考

第一篇：关于建立污点证人豁免制度必要性思考

证人是指当事人以外知道案件事实情况的人。与一般证人不同，污点证人是实施有犯罪行为的证人，污点证人所作的证言既是指控他人犯罪的证据，也是对自己犯罪行为的交代。由于污点证人是以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来指证他人犯罪的，因而其证言更加客观、真实，证明力更强。同时，由于污点证人的证言是对自己罪行的交代，与其个人利益息息相关，因而获取的难度

也更大。为解决这一司法难题，不少国家都设立有污点证人豁免制度，即国家为了追诉、惩治更为严重的犯罪，以放弃对污点证人所交代罪行的追诉为交换来获取其证言，用以鼓励污点证人积极作证，指控犯罪。这一制度为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惩治严重犯罪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前，我国正酝酿刑事诉讼法的修正，笔者试就在贿赂犯罪案件中建立污点证人制度作几点思考。

一、建立污点证人豁免制度的必要性

第一，污点证人豁免制度是解决贿赂犯罪案件取证难、定罪难的有效途径。

贿赂犯罪行为发生在行受贿人之间，且多是私下秘密进行，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缺少物证、书证等客观证据，知情的其他证人也很少。这给受贿犯罪案件的侦查带来很大的困难。作为重要的知情人，行贿人的证言对于受贿案件的侦破和定罪起到关键的作用。但是由于行贿人本身涉及行贿犯罪，其所作证言会使自己受到刑事追究，因而大多数行贿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愿作为证人指证犯罪。这就进一步加大了揭露受贿犯罪、惩治腐败的难度。污点证人豁免制度正可以打破行受贿人的利益共同体格局，通过对行贿人罪行的豁免来打消其顾虑，鼓励其积极作证，指控犯罪，从而有效解决受贿犯罪取证难、定罪难的问题。

第二，污点证人豁免制度是降低司法成本，实现司法资源合理配置，提高案件质量和诉讼效率的有效举措。

由于贿赂犯罪的隐蔽性强，加之现行侦查手段相对落后，贿赂案件的侦查往往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不仅加大了司法成本，而且一些有严重受贿犯罪嫌疑的人由于无法获取直接有力的证据，只能依照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或者数额较小的受贿犯罪结案，影响打击腐败犯罪的成效。更关键的是，由于受贿犯罪案件物证、书证等客观证据少，言词证据往往是定罪的关键。有些侦查人员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供述，采取连续拘传、变相羁押，甚至刑讯逼供等一些违法措施。这不仅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的人权，还使得侦查人员自身走向违法犯罪。如果建立污点证人豁免制度，就可以合法地鼓励行贿人主动交代行贿犯罪事实，并为收集其他证据提供有价值的线索。这不仅可以提高诉讼效率和案件质量，还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防止违法侦查活动的发生。

第三，在贿赂犯罪案件中建立污点证人制度，还是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的重要措施。

贿赂犯罪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隐蔽性强，发现难、定罪难，犯罪人有很强的侥幸心理。早在两百多年前，贝卡利亚就指出，对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不可摆脱性。预防腐败犯罪的关键不在于加大惩罚的严厉性，而是不断提高贿赂犯罪案件的侦破率，消除犯罪人的侥幸心理。在贿赂犯罪中建立污点证人制度正可以打破行受贿人的利益依存状态，提高贿赂犯罪的侦破率，使受贿人失去“安全感”，对其形成巨大的心理威慑，从而减少腐败犯罪的发生。

二、建立污点证人豁免制度的可行性

1.污点证人豁免制度符合现代司法的方向。污点证人豁免制度是与公民享有的不自证其罪权利密切相关的。“反对强迫自证其罪”是现代法治的一项基本原则，它是指公民享有不被强迫作可能使自己陷于刑事追究的证言的权利。我国已于1998年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约第十四条第三款第七项规定:“公民有权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虽然目前我国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有如实供述的义务，但是从现代法治的发展来看，在立法上确立公民不被自证其罪的权利将是一种趋势。如此，侦查人员要求公民供述犯罪事实将是一种违法行为。要想在保护公民权利的前提下有效侦破案件，提高诉讼效率，就必须弥补传统侦查模式的不足，而设立污点证人豁免制度以交换证人对不自证其罪权利的放弃就是一项重要的司法策略。

2.建立污点证人豁免制度有实体法依据，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我国刑法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的，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但这只是对行为人的减免处罚，而非豁免，这类减免处罚情节一般在法院审理阶段才能体现，对行贿人的激励作用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当前实践中存在一些对行贿人以“不追诉承诺”来换取其证言的做法，虽然有其积极的意义，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其合法性值得商榷。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司法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是为了有效遏制、预防和减少犯罪，最大限度地增加和

谐因素。在贿赂犯罪案件中设立污点证人豁免制度，对于罪行较轻、真诚悔罪的犯罪人通过实体和程序两方面体现司法的从宽处理，不但可以使实践中具有积极意义的有效措施合法化，也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具体体现，是构建社会和谐的需要。

三、污点证人豁免制度的基本构造

第一，在立法上明确规定污点证人制度。污点证

人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还不是一个法定的主体。没有污点证人的合法前提，污点证人豁免制度就没有存在的依据。在立法上明确污点证人的法律地位，是鼓励行贿人积极配合司法机关指控犯罪的前提条件。

第二，建立污点证人保护制度。贿赂犯罪往往是“一对一”的犯罪，行贿人的证言是稀缺的、关键的证据，他们的反戈对于受贿人也是致命的，更易受到打击报复，这也是行贿人作证的担心所在。尽管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对证人保护作了相关规定，但是过于原则、抽象，缺乏可操作性。而且，这些保护的规定主要是在证人受到侵害后的司法救济，缺乏具体的保护和补偿措施，不能起到对污点证人的有效保护。因此，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在立法上明确污点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保护制度。其保护的阶段应扩大到诉讼中和诉讼结束以后，明确保护的责任主体和具体措施，此外，还应建立相应的证人补偿制度，对遭受打击报复的证人，国家要给以经济上的补偿。

第三，明确是否转为污点证人是证人的权利而非义务，司法机关不能强迫行贿人转为污点证人。污点证人豁免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转为控方证人享受刑事豁免是证人的权利而非义务，污点证人的豁免以证人自愿为前提。司法机关应告知其所享有的权利，如行贿人愿意转为控方证人，司法机关应当依法对该请求进行审查，如同意，应作出相应承诺并记录在案。

第四，明确污点证人豁免的形式。在国际上，污点证人刑事豁免分为罪行豁免与证据使用豁免两种。罪行豁免是指国家追诉机关“不得对豁免的证人在其提供的证言中涉及的任何犯罪事实进行起诉”;而证据使用豁免是指，被豁免的证人提供的证言或根据该证言获得的信息不得在随后的刑事诉讼中用作不利于该证人的证据，即证人提供的证言或根据该证言获得的信息不得作为指控他的证据，政府如果根据其他来源掌握了足够证据，仍可以对其加以追诉。

考虑到贿赂犯罪的特殊性，为提高行贿人作证的积极性和保证司法公平，在我国可以建立以罪行豁免为原则，辅之以证据使用豁免的制度。对于一般的行贿人采用罪行豁免制度，只要其在侦查或者起诉中积极提供证言指控犯罪，司法机关即不再对其证言中涉及的行贿犯罪进行追诉;对于多次行贿、行贿造成严重后果的严重犯罪人，则可以适用证据使用豁免，其所提供的证言或根据该证言获得的证据不作为指控他的证据，司法机关根据其他来源掌握了足够证据，仍可以对其加以追诉，但应依法减轻或免除处罚。

第二篇：职务犯罪侦查需引入污点证人制度

职务犯罪侦查需引入污点证人制度

36分钟前

在职务犯罪中,污点证人的情形是普遍存在的,尤其在行受贿案件中,行贿人往往充当着“污点证人”的角色。我国并未确立“污点证人”刑事豁免制度,但在司法实践中早已经常运用,“坦白从宽”的政策就经常作为处理“污点证人”的依据。在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证人出庭制度后,职务犯罪侦查将面临更多的新问题、新挑...

第三篇：反垄断法豁免制度

浅谈反垄断法豁免制度

法学院09级——姚**

反垄断法豁免制度又称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制度，是指对在形式上不符合反垄断法基本原则规定的特定行业、企业或其他主体或其特定行为不予适用反垄断法的禁止性规定，免除其反垄断法上的法律责任的制度。反垄断法豁免制度是伴随着反垄断法理论的不断完善而出现的。初创时期的反垄断法围绕“竞争理论”，将作为市场经济基石的竞争置于法律的强大保护之下，通过反对一切垄断来恢复市场发展的活力。但是，随着市场竞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反垄断法不再是要完全消除垄断，而是要控制，要综合考量对经济和竞争的影响，从而发挥反垄断法的双重功能，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市场经济中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企业合并作为反垄断法规制的重点，必然要求反垄断法合理界定垄断性企业合并和效益性企业合并，对具体的企业合并情形进行经济分析，通过权衡其效益和反竞争效果来决定是否准予合并，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在发布1992年《横向合并指南》的说明中指出：“实施合理的合并是美国自由企业制度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它有利于企业的竞争和消费者的福利。合并控制的目标在于防止反竞争的合并，同时避免妨碍对竞争有利和对竞争中立的合并。

豁免制度的存在，是反垄断法适应垄断在经济上的双面性而在基本原则之外所作的一种特殊安排，它反映了反垄断法在价值取向上的复杂性和反垄断法上垄断认定的复杂性。它不仅补正了反垄断法自身对现实回应的不足，也起到协调各国在某一时期的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等其他经济政策的重要作用。各国和各地区的反垄断法虽然在立法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在豁免对象和范围上都存在变化性和相对性，前者是指豁免随着各国不同时期的经济政策而有所变动，后者是指不将某一部门、行业或领域当然排除在适用之外，较多的使用行为豁免方式，即使授予豁免，也通过附加时间、条件以及运用豁免监督制度等保障豁免不被滥用。

关于反垄断法豁免制度适用的理论依据，学界已有不少论述。有学者认为，这一制度产生是社会决策机构基于人们对政治价值、理性价值、公平价值的合理诉求；也有学者把该制度同社会公益、效率和公平、伦理道德的价值联系起来“，反垄断法应在维护自由、公平、民主的竞争秩序与利用规模经济效益之间寻求某种平衡。一个国家的反垄断立法中，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正确运用适用除外制度”，还有学者认为豁免制度的出现也是为了实现有效竞争。“因此，采取适用除外制度，允许垄断的存在，虽然限制了竞争，但限制的是过度竞争，其所能达到的目的与优化市场结构提供的结果是一样的，都旨在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据此，除外适用制度实现的也具有效竞争这一目标模式”。；更有学者直接把这一制度归因于经济效率、垄断效果和公益，“反垄断法适用豁免制度的形成主要源于三个因素：垄断的直接经济效率性、垄断的竞争效果和公共利益。”这些观点从不同角度和相异的层面探讨了反垄断法适用豁免制度生成缘由抑或价值诉求，皆有着可取之处，亦有不甚完整之嫌。

法律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主观性。但是，这种主观性也绝非主观任性。“法律是包含权利、义务的规则，是行为的规范，法律概念与法律规则的确定性是法律的应有属性，不断地寻求精确化的结论和解释是法律发展的目标。”然而，作为市场经济“宪法”的反垄断法却具有自身的性质和规律，从而表现出极大的不确定性。“作为防止、限制，甚至是禁止垄断的法律，它涉及的不是一个或几个企业，而是一个地区或一国，甚至是几国的经济，因此，反垄断法涉及的范围相当广，内容相当多，概念的定义和行为或结构的违法性难以确定。”反垄断法的不确定性首先表现在垄断的不确定性。“迄今为止，垄断只停留在经济上的描述性解释，尚不能精确成一个法律概念”其不确定性表现为：垄断本身难以定义；市场的不确定性；违法确认原则的不确定。那么，法律规则的确定性要求与反垄断法的不确定性表现之间就产生的冲突，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在反垄断法中创设豁免制度就有效地弥合了此缺陷。

我国反垄断法应借鉴其他国家反垄断法豁免制度的有益经验，结合我国特定的经济制度和国内外经济环境，合理的确定我国反垄断法豁免制度的政策目标、立法形式、适用范围和豁免机构及程序。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考量是反垄断法适用豁免制度得以建立首要理念基点，何为“公共利益”?一般认为，在不同经济模式的国家有不同的理解。纵览当代世界经济模式，无外乎有两种：一是个人利益导向型，强调个人私利神圣而不可侵犯；再一就是国家和社会利益导向型，宣扬公共利益高于一切。对于前者，“个人被看作是决策的基本单位和集体行为决策的惟一最终决策者。”而于后者，即在以国家或社会为基本利益主体的国家，政府成了公共利益的保证人。于是同为“公共利益”，在前者看来，公共利益不过是作为“经济人”的诸多个人利益的体现而已；在后者看来，公共利益则是通过政府的诸多行为所达成的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表面看起来两者会殊途同归，实际上由于参照点的不同，两者对公共利益在实际运行中的理解就大相径庭了。笔者认为，所谓公共利益，就是从长远和整体的角度来看，对社会全体成员都能带来福祉与利好。公共利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宏观经济利益，二是政治利益。如果说反垄断法适用豁免制度的形成是对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衡量的结果，那么前述两个因素是以微观经济利益为基础，这里的公共利益则是以

宏观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为立足点。

国家经济的发展不仅要有良好的微观经济秩序，以使市场主体能在公平、有序的条件下展开竞争，而且，还需宏观经济方略加以平衡，从而为个体竞争者提供一个协调、稳定的环境。市场经济的灵魂是竞争，竞争是市场经济社会存在并发展的中枢。然而，垄断作为竞争的消极作用方面而存在，其作为竞争的对立面，是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竞争的消极方面正是垄断发挥积极作用的领域。依照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其他经济政策，出于对社会长远公共利益的考虑，在某些领域里需要避免过度的竞争。因而，现代市场经济国家非常重视影响宏观经济的各大部门，如邮电、通讯、自来水、铁路等公司事业以及银行、保险等社会影响大的产业或中小企业联合，这些经济行业的过度竞争容易造成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牺牲了应有的规模经济利益，或影响一国的国际竞争力，国民经济的大起大落，制约经济的发展，因而无益于公共利益。因此，对其进行适当的反垄断限制(或称为反垄断规制缓和)则有益于社会经济发展和国计民生。在经济法上，反垄断以“维护效益，弘扬竞争”为根本宗旨，然对于上述关系国计民生且成本极高的产业，则允许存在垄断状态或垄断行为，这纯粹是出于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价值诉求。上述领域排斥了“过度竞争”，提倡和保护“规模经济”，让自由竞争和个体效益价值暂时退居次要地位，反垄断法正是侧重了从社会整体角度来协调和处理个体社会的关系，这必将有利于国民经济稳定和有序地运行。再者，维护国家的安全与稳定是影响反垄断法禁止豁免制度构建的又一重要因素。在任何政权和政治体制下，国家的安全与社会的稳定高于一切，在经济领域也是如此。所以，任何国家都不会把国防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完全放开，由充分竞争的市场来决定。此外，在紧急情况下，为了救护大众的生命健康和社会公共利益，临时放弃竞争理念，采取必要的限制竞争措施是十分必要的。记得还是2002年5月份，当时虽然遭到西方医药行业跨国公司的强烈反对，拉美、非洲一些穷与小国依然通过法律允许本国公开仿冒那些对治疗艾滋病有显著疗效的新药的生产，因为这些国家没有生产这种新药的技术与条件，更无法承担购买此药的巨大费用，但国家又不能对艾滋病患者袖手旁观、无动于衷。这种对新药技术的国际限制恰恰体现了社会公益价值在国际上的运用。

在法律世界里，人既是创作者，又是剧中人。现代法律精神始终应当唱响解放全人类、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主旋律。反垄断法豁免对于新经济背景下把知识作为市场经济生活中市场竞争参与者的特殊保护对象，事实上就是为了保护市场主体能动性的自由发挥。对专利权、著作权等智慧产业的保护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拥有一项专利，就拥有一个市场”。正是由于物质产品存在排他性和生命周期长等特征，垄断在工业经济时代才是低效率的。但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智力产品具有公共属性，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搭便车”行为，知识一旦被创新者创造出来，其他人无须付费就能受益，这就导致人人都想获益而不愿支付成本，从而造成对创新者创新积极性的破坏。因此，有必要对知识的创新活动给予充分的保护，以保护创新的积极性持续不断。这样，智力产品的创造者就有可能通过垄断获取超过智力产品自身价值的高额收入。当然，对智力产品创新的保护必然带来垄断。造成知识产品普遍的垄断高价，从表面上看，这似乎与知识、技术的迅速传播和利用是相悖的。但是，由于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任何企业都处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智力产品的生命周期呈现越来越短的趋势，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大大加快，没有哪一个企业能长久地拥有一项垄断技术，而只有竞相进行新产品的开发和创造，才能在竞争中站稳脚跟。这就使暂时的垄断取代了长期的垄断。所以，对智力产品创新的保护是有一定期限的，当保护期满后，该创新就被允许无偿使用。创新利润也就相应消失。由此，创新者能动性再发挥，使创新不断，从长远看也是对社会福利的一种促进。

从大企业或企业集团来看，它们往往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所以有必要进行技术开发和创新以保护自身的优势。同时，由于大企业拥有雄厚的资金和大量的技术人才，所以也有能力进行技术创新。据统计，在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中，几乎所有的重大技术创新均源于垄断性大企业。就全社会而言，由于技术优势和产品差异的存在，会使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在一定时期内获得更多的利润，生产者为了追求垄断地位，就会努力进行技术创新。企业在追求生产规模扩大的过程中也会改进技术，使生产效率提高。每个生产者尤其是大企业都努力开发和研制新产品，创造有差别化的产品，如全新产品、改进产品、换代产品等，最终促进了技术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正如列宁所说：“竞争变为垄断，结果，生产的社会化有了巨大的进展，特别具有技术发明和改良的过程，也社会化了。”

进入新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风起云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车也甚嚣尘上，由此而带来的竞争已经大大突破了原有的时空之链，跨国竞争日趋激烈。每一个企业要想做强做大，必须走出国门，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每一个民族要想生存与发展，必须搏击全球竞争的风浪。然而，经济全球化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并不是一幅美好、祥和画卷，资源的有限性、“霸权规则”及“寻租行为”的现实决定了各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民族为了寻求生存与发展进行理性思考。由于全球化影响下各国的市场主体都要在相对于国内市场更加广阔的全球市场上参与竞争，而基于各个国家的民族利益，各国都希望自己的企业能在全球化市场上处于优势地位，所以即使某企业结合在国内某个市场上会造成垄断，甚至是严重损害了国内市场的竞争，但是出于经济民族主义，为了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反垄断

法豁免制度必然是民族国家目前舍之不得之选择。

现有反垄断法产生并发展于工业经济时代，在 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其针对工业经济时代经济发展的需要及市场垄断的特点构建起了反垄断法经典的三大支柱制度，即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法律控制制度、联合限制竞争行为法律控制制度和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法律控制制度。而伴随西方国家干预经济程度的不断加深以及转型国家确立和保障竞争机制的需要，行政性垄断法律控制制度受到关注并得以确立。但整个反垄断法制度体系中并无针对知识产权垄断的具体规则。这是因为，在工业经济时代，人类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有限，运用知识产权激励创新，促进知识快速、大量生产，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 更加重要的意义。知识产权作为一种合法垄断，长期被视为反垄断法适用的除外领域，即使知识产权对 市场竞争造成一定的限制或危害，也往往受到反垄断法的豁免或宽容。因此，专门控制知识产权垄断的制度规则无从建立。

反垄断意识肇始于社会化大生产的迅猛发展，恶性竞争的膨胀消弭了其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贡献。世界上第一部反垄断法——美国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对垄断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垄断作为竞争的对立面是对竞争的一种限制、会抑制经济的发展，因而限制所有的垄断。受此影响，其后一些国家制定的反垄断法也不加区别地对所有的垄断予以禁止。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竞争的加剧，人们认识到，并非所有的垄断都会对国家经济带来负面影响；竞争也存在某些方面的缺陷，会导致市场失灵。因而，又纷纷对反垄断法加以修正，增设了豁免适用制度。以力求在竞争与垄断之间寻求平衡。从而使豁免制度在各国反垄断法都有了发展。

反垄断法豁免制度的宗旨是促进有效竞争、保护本国特殊产业，一直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随着新经济时代的来临(其特征表现为：经济全球化、经济网络化、经济知识化)，在国际经济贸易市场上，各国政府在对本国企业进行反垄断豁免扩大适用时，必然遭受他国自身豁免保护的冲突。同时，在本国内也产生了诸多新问题。因而，令反垄断法豁免制度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我国反垄断法应借鉴其他国家反垄断法豁免制度的有益经验，结合我国特定的经济制度和国内外经济环境，合理的确定我国反垄断法豁免制度的政策目标、立法形式、适用范围和豁免机构及程序。本文的写作，不仅仅试图建立一套反垄断法豁免制度研究的理论体系，也希望通过理论结合实际的分析，深化对反垄断法性质与作用的认识，破除我国反垄断法立法进程中的思想阻力，推动我国反垄断法的早日出台。

2010-6-24

第四篇：制度建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规章制度建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简述什么是制度？

制度一般指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也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法令、礼俗等规范或一定的规格。制度是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的讲，它们是为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规章制度主要包括：劳动合同管理、工资管理、社会保险福利待遇、工时休假、职工奖惩，以及其他劳动管理规定。

二、论述什么是制度化管理？实行制度化管理的好处是什么？ 所谓制度化管理是指单位治理中强调依法治理，法制规章健全，在管理中事事处处都有规章制度约束，因此必须管理制度完善，并且注意管理的硬件，重视管理方法的科学化。单位的制度化管理这种模式的最大好处有这样几点：一是可将优秀人员的智慧转化成为单位众多职员遵守的具体经营管理行为，形成一个统一的、系统的行为体系；二是能够发挥单位的整体优势，使单位内外能够更好的配合，可以避免由于单位中的员工能力及特点的差异，使单位生产经营管理产生波动；三是为单位员工能力的发挥制定了一个公平的平台，不会因为游戏规则的不同、评分标准的不同，对员工努力的评定产生大的误差；四是有利于员工更好的了解单位，能够更好的规范单位的工作流程，让员工能够在其中找对自己的位置，有法可依，使工作更顺畅；五是有力于单位员工的培训，有利于单位员工的自我发展，单位员工由于有统一的标准可供参考，可以自己明了自己工作需要达到的标准，能够对自己的工作有一个明确的度量，自己可以发现差距，有自我培训发展的动力和标准。

三、如何实现制度化管理？

一个国家的管理靠法制，一个单位的管理靠制度，这是人人皆知的常识。但是在一个单位要真正实现制度化管理，抓好队伍建设，实现各项工作的突破，是要有一定的开创力。就如何实施好制度化管理，谈几点看法。

1、要想实现制度化管理，必须从领导班子抓起

俗话说“火车跑的快，全靠车头带”，所以说，抓制度化管理首先要从领导抓起，从领导班子的制度化抓起，也就是说一个单位的制度化管理，必须从领导集体的制度建设开始。一个单位的各项制度建设伊始首先应建立领导们必须遵守的规章、制度、办法，只有把这些规章制度建立起来，且领导成员真正遵守，单位才能制定出思想政治工作、业务工作、行政管理工作的规章制度，而且班子成员带头遵守执行，不搞特殊化，给单位的其他成员树立榜样，就可以使单位上下共同遵守这些规章制度，上行下效，调动单位全体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从而实现制度化管理，收到应有的效果。反之，如果一个单位的领导成员都不能遵守或执行单位的制度，却要求其下属去遵守，势得其反，引起下属的不满，产生逆反心理，从而导致工作积极性不高，主观能动性差，执行各项制度走过场，使各项规章制度形同虚设，各项工作成绩自然也就上不去了。因此说，领导带头遵守执行各种规章制度，是实现制度化管理的关键，也是各项工作全面上升的关键。

2、要想实现制度化管理，必须制定出一套科学合理、符合实际的规章制度

制度是规则，是需要大家共同遵守的,因此制度首先要让大家了解和认可，否则，就是一纸空文。有的单位制度制定的不少，可是单位成员却说不清楚，甚至有的制度制定时考虑不周全，在实践中无法执行；有的制度空洞无物，脱离实际情况，还有的制度自身相互矛盾，这样的制度是一点也不起作用的。要想使规章制度真正发挥作用，首先要让单位全体成员都认可规章制度的合理性、必要性，要使这些制度深入人心。

3、要实现制度化管理，必须建立相应的考核机制。

在一个单位，只有科学合理，符合实际的规章制度还不够，还必须建立与这配套的相应的考核制度。考核是检验规章制度落实情况、评价规章制度是否合理可行和便于操作的方法。同时考核工作也需要规范，也要建立制度，而且必须是更具操作性和标准化。在考核的过程中绝不能走过场，流于形式，而是应该把考核细化、量化，并建立档案，使各项规章制度的考核真正落到实处，不漏过一个管理和考核对象。单位上下都认真遵守执行各种规章制度，每个人既是制度执行者，同时又是别人执行制度的监督者，使单位上下形成一个制度管理的立体网络。由于有了考核这个监督机制，使各项制度真正落到实处，真正发挥制度管理的作用，从而确保其他工作的全面进步。

4、要实现制度化管理，必须不能放松思想政治工作。毛泽东曾经说过：“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实现制度化管理，必须有一整套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做保证，在制度酝酿、协商、起草和讨论过程中，我们就应注意充分听取、广泛收集单位成员的意见，集中全体成员的智慧，尊重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并把思想政治工作贯彻于各项工作的始终。实行严格的规章制度后，必然会有部分成员感到不适应，甚至牢骚满腹，这就需要我们有实事求是行之有效，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通过做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既坚持制度的标准不变，消除他们的疑虑，化解他们的不满，使他们从抵制执行制度到自觉地遵守规章制度，使问题得到圆满的解决。同时我们也应把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化，使单位上下所有成员都把思想政治工作当作一种必须遵守执行的制度，同时人们也把关心单位成员生活、活跃成员工作气氛当作活的思想政治来抓，使他们在工作之余能得到必要的心理慰籍，出现困难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帮助，他们就会感到无时不在的关怀，而自觉工作和执行各种规章制度，由些可见，始终坚持政治工作领先，思想工作领先的原则，是实现制度化管理的一个重要的保证。

办公室

二○一二年十一月

第五篇：关于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几点思考

目前，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关于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尚有许多欠缺和不尽人意的地方，本文根据本人从事司法工作（审判）的经验总结，着重从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存在问题，造就这些问题的原因作以罗列，以及作证制度如何完善，试图造就一个良好的证人出庭作证的环境，目的是给我国证人出庭方面立法提供参考意见。

一、我国证人作证制度存在的问题。

1、证人拒绝出庭。证人拒绝出庭作证是当今世界一个普遍性问题，也是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一大难题。人们都不愿去证明自己身边人有罪或为此承担没有必要的风险，在通常审理民事、行政、刑事案件中，证人一般为当事人、自诉人、被告人的同事或邻居，甚至有某种亲情关系，对于出庭作证存在着重重的顾虑，这样，有些人虽然目睹了事情的全过程，了解一切事实真向，但趋于某种考虑，在当事人、控辩方要求其出庭时不愿出庭，甚至干脆予以回绝。虽然我国三大诉讼法都有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但是规定的很笼统。

2、作证随意性大。有些证人证词前后不一，甚至在法庭上任意改变证词，为案件审理带来难度，这主要是受证人主观条件限制的，证人具有主观虚假性。证人往往与当事人有某种亲属、近邻、同事、恩怨、上下级或为了追遂某种利益，基于庇护、营救亲人、友情、报恩、情面、报复、贪利等心理动机，而作的随意性陈述。

3、作伪证，基于某种目的，故意作虚假证明或帮助他人隐匿某种事实，往往给法官办案带来麻烦，完全要靠法官去去伪存真。这是由于我国现行立法对证人作证制度规定得过于简单、粗陋、流于形式，而不注重于可操作性，使证人证言产生证据效力的途径不能借助正当程序使之客观化、程序化，导致法院对案件事实无法认定，从而使法官在办案过程中不注重对证人证言的采信，而无法发挥证人证言这一证据方式的优势。

4、对证人资格和证人作证方式的规定不科学。我国民事诉讼法在证人资格上，规定单位与自然人同样具有作证资格，这在当今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单位既不能象自然人那样凭借感官、感觉、感知案件事实，也不能被直接传询，无法承担伪证责任，因而这种规定是不科学的，起码也是不严谨的。我国民诉法第70条虽然规定了出庭作证是证人作证的基本形式，同时规定了证人在出庭作证“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情况，经人民法院许可，方可提交书面证言，这种规定也是不科学、不严谨的，什么情况下必须出庭，什么情况下属“确有困难”未作交待，交由法官自由裁量，导致证人不出庭用书面证言代替证人作证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在审判实践中是常见的，使法官无法当庭询问证人，当事人对证人证言无法质询，导致证人证言无法产生证据效果，不利于审判实践，往往是该查清的事实，没有查清，能够查清的事实而没有查清，或者查的不清不楚，从而对该保护的权力无法保持，该追究责任的未予追究或无法追究。

5、缺乏强制证人出庭作证机制。我国民诉法将证人出庭作证作为法定义务加以规定的，即证人对国家有出庭作证的义务，但对证人如何作证、怎样作证、不接受传唤、不按时出庭或不出庭作证的行为如何处理，却没有明文规定。这种只规定义务，不详调不作为的法律后果，属立法漏洞。它使证人出庭作证义务，缺乏强制力的保护，使证人出庭作证义务形同虚设，即实质上的无章可循。

6、对询问证人的方式无程序上的规定。我国民诉法对庭审阶段询问证人的程序基本未规定，实质上法庭上询问证人是无章可循的，现行民诉法对庭审中何时询问证人、怎样询问证人，缺乏规定，完全靠法官即兴发挥，适时把握，往往收获不到质疑真伪的效果。

7、对伪证行为行罚不力。我国现行民诉法对伪证行为作了一般原则性规定，如民诉法第102条规定：“诉讼参与人或其他人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一条文在司法实践中仍缺乏适用的立法依据。这里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也等于无章可循，因为我国刑法对妨碍司法罪中的伪证罪已明确规定适用于刑事诉讼。我国对刑事诉讼的伪证罪是这样规定的“在刑事诉讼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对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况，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隐匿罪证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可见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条文，缺乏适用的立法依据，实践中无法操作。

8、证人权益机制不完备。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亦没有无权利的义务，证人在作证履行义务的同时，要从立法上保障其权利。我国民诉法第102条规定了证人的司法保护权，而证人应该享有的其他权益未作相应的具体规定，比如：证人享有经济补偿权，证人享有应享有合理的拒证权等。权利义务相适应也是一条法律规则，权利义务对等了，才能促使证人到庭作证，即证人的权力义务不对等。

二、造成这些状况的原因。

（一）主观原因。

1、证人害怕惹祸上身。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敢出来主张正义，不敢大胆地协助法官查清事实，使不法分子得到惩罚，合法权益得到保护，而认为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存在这种心态的证人有多方面的，但主要是怕惹祸上身。

2、证人有不同角度作出选择的余地。证人不愿出庭作证或作伪证追究其原因，主要为“庇护、营救亲人、友情、报恩、报复、贪利、情面、献媚、安全需要、利害关系”，由于这些心态的存在，决定了证人出庭作证前要作出利益衡量，有的害怕招来打击报复和迫害，殃及家人及亲属；有的与他人有过节，借此陷害报复仇家；有的贪图利益，接受他人钱财，加之法律对出庭作证与否或做伪证缺乏打击手段，即使打击了，力度也不大，促使证人有不同角度选择的余地。

3、认为在法庭上被询问有失体面，有相当一部分证人是有身份的，让他来到法庭接受询问和被当事人质询，认为有失身份和面子，更有甚者认为我这一辈子都未来过法庭，今天来到法庭为他人作证，多没面子。

4、担心出庭作证而受经济损失。证人出庭作证会有来自各方面的顾虑，担心会给自己带来些不利，特别担心由于出庭会给自己带来经济损失，势必要影响到工作的开展，家务的担搁等。

（二）客观原因。

1、现行立法不建全。首先，无法律强制作证的条款作后盾。证人违反法律规定不为法定义务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而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只详调证人出庭作证，而未详调清晰的不出庭作证的法律后果。即对作伪证、拒证处罚力度不够，打击不力，客观上就造成了证人作伪证的、不出庭的现象增多。其次，证人权力缺乏保障，我国三大诉讼法只规定了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对证人作证的权利保障未作具体规定，即使规定了也只是事后惩罚，起不到预防和鼓励、促进作用。如刑诉法第49条规定了“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加之，出庭往往要蒙受一定的经济损失，路途较远的证人的差旅费、住宿费、伙食费等如何解决，《人民法院收费办法》仅对财产案件、行政案件中证人出庭作证的交通、住宿、误工等费用作了规定，而非财产案件、行政案件却没有规定。另外，法律未赋予证人在特定情况下拒证而保护自身利益的权利。

2、当事人对证人的打击报复。证人出庭作证所作的证词，往往决定了案件处理的结果，使法官作出有利于一方当事人的判决，基于判决对一方当事人有利，必然不利于另一方当事人，而这种不利于是由于证人作证的原因所致，容易招来来自证词不利一方当事人的谩骂、打击报复，使其经济上蒙受损失，甚至对其人身造成损害。

3、法官对证人出庭作证没有足够重视。有些法官认为，证人出庭与否意义不大，法律明文规定允许在法庭宣读未到庭的证人笔录，未到的证人笔录经过庭审质证的证词与出庭作证的证词，具有同等效力。而实践中，有些法官对证人不出庭或对出庭存有这样或那样疑虑的证人没有尽到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使其证人认识到，自己出庭作证的重要性。

三、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

（一）加强教育，提高公民出庭作证的责任感和自觉性。加强对公民的普法教育，让公民都知道出庭作证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凡是知道案情的人出庭作证，都是对案件审理工作的支持。对于刑事案件而言，证人出庭作证，更是对社会安全的贡献，同时也是对自身安全的保护，应该说，加强普法教育，也是我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党和国家要求加强综合治理，不仅是要加强对犯罪的打击力度，更重要的是对全民进行普法教育，通过普法教育，让每一个公民都意识到出庭作证的意义和重要性，提高证人的出庭作证的自觉性和责任感。对于不愿出庭作证的人，更要积极宣传法律，让其树立起出庭作证是每个公民法定义务的观念。要采用多方位、多渠道、多媒体的普法教育，尽量让证人自觉出庭作证。

（二）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的相关立法。

1、加紧制定证人出庭作证的相关法规。证人出庭作证是由立法所规定的，与诉讼上的直接、言辞原则相适应。我国三大诉讼法对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较为笼统，因此，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最关键的是要完善我国相关立法，而这种立法要从国情出发，同时借鉴外国的立法经验，制定出切合实际相关法律。我国的三大诉讼法都规定出庭作证是每个公民的义务，但法律上的义务并未与法律上的后果及法律上的权利联系起来，主要体现在立法上对证人义务与制裁的规定失衡，依靠制裁来保障证人到庭作证，这是当今世界的立法通例。例如：美国是靠惩戒来保障证人出庭作证的。在美国，庭审采用交叉式询问方式，控辩双方律师往往利用一切手段，收集证人历史上的污点，在反质中对证人进行个人攻击，法庭上往往证人好象变成了受审人，失去尊严，处于非常痛苦的精神状态。因此，许多证人出庭作证并非出于主观自愿，虽然证人处于不自愿的心理状态，但惧于法院传唤通知书具有强制力，也不得不来，否则会被按蔑视法庭，而追究起诉。日本刑诉法第160条规定：“没有正当理由而拒绝宣势或作证时，可裁定1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责令其赔偿因拒证而产生的费用”。参照国外的立法，我国诉讼法中应明确证人应出庭作证的条款，对无正当理由而拒不出庭作证的或出庭拒不作证的，要赋予法官对证人采取拘传、训诫、具体悔过，甚至罚款或拘留等权利。此外，制定制裁条款也有利于证人保护自身，也让当事人知道证人到庭也是法庭被迫所致时，报复心理就会减弱。因此，我国现行立法需修改，应明确规定证人不出庭的法律后果，以国家强制力保障证人出庭。

2、制定保障证人权利的机制。对证人的权利要制定出与之义务相适应的立法，让证人履行作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