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法律意识的普及（本站推荐）

第一篇：浅谈中国法律意识的普及（本站推荐）

浅谈中国法律意识的培养与普及

法律是社会产物，是规范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器物。从中国古代管子所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到如今法治社会，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根据的基本要求，法律的一路发展伴随着社会的进步，似乎相互配合，相互促进。谁也不能否认在过去的多少年里，法律的逐步完善和进步，而这些几乎算得上是硕果累累，但在这法律似乎繁华的背景之后，却又有些东西值得我们思考，为什么在法律不断完善的今天，中国公民的法律意识却滞后难前。

卢梭说：“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法律信仰是人类走向法治和秩序的必由之路。可见公民法律意识的培养对建立法治国家是非常重要的。建设现代的法治国家，不把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当做根基，那所谓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便成为了一句空洞的口号，真正法治社会的建设便成为无本之木，无水之源，是无法成为现实的，至多成为梦中的桃花源和乌托邦。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从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在社会中开展的广泛的普法活动，这些活动纷纷取得了成功，也取得一定的效果，它使人民群众掌握了一些法律知识，对如何依法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等有关的法律知识有了一定的了解，开始有了依法办事、依法治理的觉悟，人们的法制观念初步形成。但是这对于建设现代法治国家，又似乎是杯水车薪。这种不能满足需要使得如何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仍是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课题。

一、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现阶段缺乏的原因。

（一）封建历史意识的遗留

法律反映某一时期某一社会的社会结构，社会的法律也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其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而制定的。从历史上来看，中国拥有长达千年的封建文化，长期的封建君主专制在中国人心中刻了相对难以磨灭的臣民意识的痕迹。而在中国探索之路上，几次思想启蒙运动因为种种原因，也只是昙花一现，太匆匆。新中国成立后，思想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但众多政治运动阻碍其深入的发展，特别是在思想文化方面，许多关于人权、自由和平等的东西被认作资本主义而被压制和抛弃。改革开放以后，人民思想得到进一步解放，但是由于缺乏系统的公民教育和法制教育，许多历史上如臣民意识等都得到了保留，甚至在边远地区部分人群中达到了根深蒂固的地步。而这些残留的封建意识制约了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形成，损害了其成长。

（二）权利意识的淡薄

作为公民意识的核心，权利意识本身尤为重要。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社会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作为基础长期存在发展的，而长时间的自然经济统治下，商品经济举步维艰。因此，与之相适应的权利、平等等意识长期得不到发展和提倡，这为后来中国公民形成权利意识增加的相对较大的困难。而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儒家文化更是长期占据了其中主导地位，但是在这种倡导舍利取义的价值导向下，中国人大多羞于谈利，进而不愿意为了自己的合法权利去争取，当利益受到损害时，也大都愿意选择通过别的途径解决问题。老百姓“屈死不告状”的行为和在争取自身合法权利时纷纷选择成为君子的取向，是公民权利意识缺乏的佐证。

（三）教育的滞后

思想的改变和解放离不开教育体统的完善和相关知识的普及。我国的教育系统长期维持在应试教育的情况下，对法律及其相关知识普及并不重视，而更加偏重于政治思想的引导和其他实用学科的教育。所谓拥有高学历的部分人尚且公民意识不强，基础法律知识储备不足，这从时不时出现的大学生犯罪等可见一斑，而遑论并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多数。可见如今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思想道德水平和法律意识仍然和现实脱节，而我国现行的教育体系不能满足完全转变的需要，这需要长期的调整和改善。

（四）制度的不完善

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是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时期。在这种社会转型时期，由于存在着种种过渡，因此制度无法避免的存在缝隙，但这些缝隙被部分不法分子利用，做出侵犯其他公民和国家利益的行为，但又得不到有效的制止和惩治，从而使公民的利益得不到对应的保障。制度的不完善还表现在规范的滞后上，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新的行为逐步出现，而相应的规则和制度并没有随之更新，还有很多法律上的空白并没有得到填补。而现行制定的规则中有些规则有急于求成或者形式主义的嫌疑，并不能有效的解决问题，并表现出制度的效率不高或者无效。随之而来的是国家运行的不流畅和部分不正常的运转，而国家的不能正常运转严重的抑制了公民意识的形成。

二、提高公民法律意识的重要性

（一）法治国家的思想基础

从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和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中可以得知，法治社会的建设，首先需要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础，即公民的法律意识。只有将法律的概念深入人心，成为一种自身的意识时，公民才能在遇事时首先选择法律的途径解决问题，才能将社会规范的实施落到实处。而这里的法律意识的提高，是要在全民的基础上的，只有这样，才能作为一个社会的思想昂基础，才能将社会对于人们思想的导向固定，使法律和规则得到广泛的遵从和认可。

（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必然条件

法治的本质是崇尚法律的权威，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本来就是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建设的中间环节和落脚点。其次，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重要政策是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只有实行依法治国，才能更好地促进思想道德建设、科学技术进步、文化教育发展。比如，我国的民法通则、婚姻法、收养法等法律，体现了社会主义道德要求，把道德义务转化为公民的法律义务，从而增加了道德规范的约束力，这无疑有助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形成和改善。又如，我国刑法、行政法等法律把严重破坏精神文明建设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或行政违法行为，并对违反者施以不同程度的制裁和处罚，直接保证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而依法治国的要求之一就是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因为社会主义法治是建立在人民自觉遵守和维护法律的基础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依法治国的根本问题是提高人的法制观念。正如邓小平强调的：“要讲法制，真正使人人懂得法律，使越来越多的人不仅不犯法，而且能积极维护法律。”只有在广泛而被认可的法律意识形成时，才能是人民自觉的维护法律的尊严，从而迈进法治社会。

（三）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

《左传·襄》写道“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千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在追求政治和谐、社会和谐。而“和谐社会” 是行为规范的社会。中国有句话，叫做“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园”。社会的规矩是社会行为的准则。人生在世，无不需要制衡。“有条”则“不紊”。有轨才会减少越轨。磁悬浮也不是悬在天上的，那里有能够让列车浮起来的轨道。天上的飞机，海里的船，都有航道。有了交通规则，故意闯红灯的人便会大幅度减少。大家都按规矩办事，社会就会井然有序。在当今社会，道德的最低要求即是对法律的遵守，而在其过程中，需要人们广泛的法律意识的提高，才能有效的减少社会的动荡，保证社会的稳定和正常运行，从而走向和谐社会的建设。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保证

市场经济是一个众多人广泛参与的过程，这就必然要求对人们的种种行为作出规范，使其成为一个规范化的过程。而健全和完善法律体系，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项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这就要求市场经济的参与者的法律意识广泛的提高，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保证市场竞争的有序和市场交易的规范性。作为市场主体的公司需要在法制的轨道上运行操纵才能保证其秩序化和良性的循环及竞争；消费者群体的法律意识的

提高才能更好保证其权益，优化市场秩序；而国家只有在法制的轨道上，才能合理加强宏观调控，克服市场经济的缺陷，更好保证市场的运行。

（五）道德的奠基

法律的实施本身就是个惩恶扬善的过程，在法律实施的过程中，不但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和秩序，也帮助人们形成法律意识，从而有助于人们道德的培养。法律作为国家评价的标准，是一种导向性的，对于提倡什么和反对什么有这统一的标准，而这些标准，往往和大多数公民最基本的道德标准是一致的。所以法律意识的提高是道德提高的基础。道德对人们又不同层次的要求，而法律本身就包含了最低限度的道德，法律意识的提高无疑会将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固定，在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中不断形成新的道德起点，从而将人们的道德水平不断推向新的高度。

三、提高公民法律意识的途径

（一）优化我国法治环境

由于法律是民主的基础上产生，因此从政治上要加强民主，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不断完善民主政治体制。而法律意识是民主意识上产生的，在文化方面要大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因为法律意识属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范畴中的一部分，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需要依赖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大背景。并且国家要帮助创造知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帮助保障法律意识形成的順承性。又由于法律意识是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产物，因此从经济上，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加强市场经济体制的规范化。

（二）坚持和加强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

实践决定认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依法治国的要求概括为“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而依法治国的主体是人民群众。正如伯尔曼所说的，“确保遵从规则的因素如信任、公正、可靠性的归属感，远比强制力更为重要。法律只在受到信任，并且因而并不要求强力制裁的时候，才是有效的，依法统治者无须处处都仰赖警察。”当国家和社会以一个守法尊法的形象出现时，法律的权威便凸显无疑，进而是法律得到大家的遵守，在反复如此的实践后，法律意识也就逐步形成。

（三）深入开展法制宣传，加强媒体运用

以我国现阶段的情况为基准，公民广泛掌握法律常识，增强法制观念和拥有正确的法律观点是需要依靠广泛而深入的宣传来完成的。要坚定的实施普法活动，不断将法律意识灌输给人民群众，将最新，最基本，最平易近人的法律常识带给人民群众。不断改善法制宣传的方式和内容，用亲和力抹除法律的过分威严和疏离感，让人民深

刻感受，法律就在生活之中，法律无处不在，从而使公民的法律意识在耳濡目染中逐渐成形。

在现代社会中，舆论和媒体是一种大众化而具有相当广泛性的宣传方式，我们要加强对舆论的引导和对媒体的运用。无论是纸质媒体或者电视媒体，都能对人们产生迅速而广泛的影响，只要我们善加利用，可以最大限度的涵盖不同文化和经济层次，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人参与到法律生活中，帮助其形成正确的法律观点和判断，了解法律，懂得法律和运用法律，形成强大的舆论和氛围，使法律意识深入人心。

（四）重视基础阶段的法学教育

我国法治社会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基础阶段加强法学教育可以一定程度上保证日后长时间法治社会建设的延续性和有效性。而在人们某种意识的形成过程中，从其萌芽状态给予其引导，更能保证其方向的正确性。在我国，中小学生的法律观念相对薄弱，与其他国家水平相较存在明显的差距，这无疑更需要我们加强基础阶段对于基础法律知识的教育，我们必须教导其学会运用法律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将维权意识固定下来。同时也能监督和指导青少年犯罪问题，帮助形成正确的世界观。

（五）开展法律研究，培养法律人才

法律研究是培养健全法律意识的重要条件，在当今社会中，还有很多领域没有完善的法律去监督，法律本身也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中，法律也应该随之进步，而法律进步的一大推动就是法律的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在不断的法律实践中，不断有新的问题被提出，也不断有新的经验，新思想需要被总结和推广，而不论是对新问题的解答和新经验新思想的总结，都需要法律工作者对其研究和探讨。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法律意识的普及工作也不是能一蹴而就的。正如经济上有让一部分人先富，然后先富带动后富，在法律意识的普及工作中，我们同样可以采用此种方法。提高法律工作者的素质，培养法律人才，由他们逐级下推，逐渐完成法律的宣传和法律意识的普及。因此，培养法律人才是我国正在进行也需要一直坚持下去的工作。无论是司法制度的改革，还是对法律职业人的高要求，都是基于对高素质法律人才的渴望，虽然有急功近利之嫌，但其初衷是值得坚持的。

（六）加强法律援助

在人们法律观点初步形成的今天，人们已经初步学会运用法律的观点看待问题，也明白法律途径的可行和有效性，但是由于诉讼观念的错误，使人们还是愿意选择避开法律的途径。如何将人们把诉讼和受罚联系在一起的观念转变，逐渐消除人们对于诉讼的偏见，寻求法律 的保护，是我们要解决的难题之一。而可以帮助其境况改变而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法律援助的加强，通过法律援助，使老百姓得到实惠，使其更愿意通过法律的途径解决纠纷时争端，从而既维护了法律的秩序，同时也维护了社会的秩序，又使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有力的保证，从此形成良性循环，帮助法制化，秩序化，从而促进公民法律意识的不断加强。结语

人民的意识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变产生不断的变更，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变化和各种意识思想制约和影响着人们法律意识。虽然在长期的历史生活中我们遇见了种种困难，部分障碍的影响更是需要长期的调整才能消除。而在我国现阶段，又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法律意识便显得复杂许多，但这就更需要我们从实践出发，不断探索法律意识的培养和普及之路，深入到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各种群体之中，倾听他们的声音，收集各方意见，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再通过事后的分析，总结，归纳和概括，去粗取精，辨僞伪真，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将其中有用的主张看法收纳推广，运用多种手段，用更加具有亲和力的方式，到群众中去，不断推进公民法律意识的进步，而在市场经济的繁荣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指日可待。

第二篇：法律意识

为增强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工作的法律意识，有效防控和消除职业病危害，2010年9月27—28日，南宁市卫生监督所在南宁举办职业卫生培训班，全市共有112家企业计160名企业负责人和职业卫生管理员参加了本次培训。

市卫生监督所乔凯副所长出席本次培训班并作了重要讲话，他根据当前职业病防治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要求用人单位充分认识职业病防治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做好职业病防治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重视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培训班上，监督六科副科长黄伟、副主任科员谭雄杰分别进行了职业卫生法律法规知识、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防护知识讲座；监督六科刘长政科长给用人单位进行了职业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和职业病防治工作的培训与指导，并提出了具体的工作要求。

为进一步提高用人单位对职业病防治工作的认识，培训班还进行了职业卫生典型案例分析讲座，并观看了题目为“职业的创伤”的新闻调查视频。

本期培训班的培训学习，进一步强化了企业职业病防治工作的法律意识，以及法定代表人的第一责任人的责任意识，使他们认识到当前职业病防治工作的严峻形势，明确了企业职业病防治工作的法定职责，使培训班达到预期的效果

第三篇：浅谈法律意识

浅谈法律意识

一、什么是法律意识？

法律意识是人们对于法和有关法律现象的观点、知识和心理态度的总称。法律意识是一种观念的法律文化，对法的制定实施是非常重要的。它表现为探索法律现象的各种法律学说，对现行法律的评价和解释，人们的法律动机，对自己权利、义务的认识，对法、法律制度了解、掌握、运用的程度，以及对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等。

法律意识同人们的世界观、伦理道德观等有密切联系，具有强烈的阶级性。不同阶级的法律意识各不相同。在阶级社会中，没有全社会统一的法律意识。统治阶级的法律意识在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起着支配作用。各阶级法律意识的内容，归根结底由该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在统治阶级内部，由于各阶层、各集团乃至个人所处的具体地位不同及其他原因，其法律意识也不完全相同，但在基本点上都服从于统治阶级的利益。

统治阶级的法律意识直接指导法的制定、执行和遵守。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法律制度，保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法律、法规等，都是在统治阶级的法律意识指导下确立和制定的；司法人员在应用法律规范时，他们的法律意识对实施法律规范和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具有重要作用。法律主体（包括自然人和法人）法律意识的增强，有助于他们依凭法律捍卫自己的权利，更好地履行法律义务，并对法制的健全、巩固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为什么要树立法律意识？

正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一个国家要是没有法律，那么这个国家很快就会灭亡，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改革开放的实施，我国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展了普及法律常识工作，与过去相比，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人民群众掌握了一些法律知识，对如何依法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等有关的法律知识有了一定的了解，开始有了依法办事、依法治理的觉悟，人们的法制观念初步形成。

人治决策易变，不稳定，常使民众处于手足无措的状态，不利于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容易形成独裁和专制，所以法治比人治更可靠，更稳定，不会因领导人的变更而改变，不会因领导人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不会因现实条件的偶然变化而改变，所以一个国家必须有法律来维持，在这种认识下，法律是一个有强制效力的规范体系，遵守它可以形成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因此，人民就需要拥有法律意识，用法律来保护自己，不让自身的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当今中国社会，倡导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既然是“法治”、“社会”。那就不能让法治只停留在一小部分人中间，社会是一个大家庭，每一个人都是社会中不可获取的一部分，所以，要想建设法治社会，就要提高每一个人的法律意识，使法律成为每一个人的法，成为保护全民族的法。再者，只有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人民才会主动地去用法。这样法才能在人们的不断运用中发扬广大。

三、如何树立法律意识？

对于政府：

1、国家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那么对于公民法律意识的培养显然是句空话，为此，必须做到：一要通过立法健全做到有法可依；二是自觉守法护法，依法办事。从公民角度讲，要自觉运用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维护自己的权益；从执法者的角度讲，要依法不依人，依法不依权；三是要维护司法公正，通过冤、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强有力地促进司法人员公正办案，使合法权益得到保护、法定义务得到履行、违法行为得到惩罚，这样能够避免徇私枉法等司法腐败。

2、要在全社会广泛开展弘扬正气、打击邪恶活动，使好人敢做好事，使坏人不敢抬头；加大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为此在立法上要限制居于优势一方，保护弱势一方；在实际运行程序上，应给予弱势群体更多更有效的公平救济途径，用法律为他们讨回公道，用法律改变他们的命运；以此激发人们知法、守法和护法的积极性。

3、全民普法教育活动已经开展有二十几年了，既取得了一定成效，也存在一些不足，我认为要落实抓好全民普法教育活动，必须要做到：

（1）要克服形式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真抓实干。普法教育不能只停留做表面文章、走过场上，只有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才能取得工作实效。

（2）工作形式必须灵活多样。我国人口多，地区差异大，要以尽量少的投入取得最大收益，必须因地制宜，既可集中授讲，也可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宣传；既可采取就地办案的教育方式，也可以采取法律服务与帮助的方式进行，要注重教育材料的典型性、灵活性、生动性。

（3）要注意普法教育的广泛性和针对性。普法教育要面向群众，要在机关、学校、工厂、农村和群众务工集中地点广泛进行。同时对于不同地域、不同职业、不同层次的人要有针对性。当前普法工作应以领导干部为重点，领导干部手握权力，只有提高了他们的法律意识，才能使之依法行政；同时领导干部的责任和影响比普通群众大，增强他们的法制观念，提高其依法办事的能力，使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于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也是一种积极的影响；对于不同行业，也要进行有针对性的行业普法教育。

（4）要建立一支素质高业务精事业心强的普法队伍，提高司法宣传队伍的综合素质。只有普法队伍的综合素质提高了，才能更好地为普法教育活动出谋献策，为普法教育活动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作出贡献。

（5）要重视法学教育，开展法学研究。在普法教育的同时，不能忽视法学教育这方面工作。法学教育不发达，法律专业人才少，势必影响到法律意识的提高。因为如果执法人员的法律意识比较差，它将直接影响具体案件的质量而影响法的权威和尊严，影响群众对法的认识、理解和态度。因此，必须重视法学教育，通过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为执法机关提供尽可能多的受过专门教育的法学人才，并为在职的执法人员继续学习和提高，提供更多的方便。

对于公民：

1、抽空多看一些法律方面的书籍，比如《宪法》、《婚姻法》、《物权法》和《土地法》等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从而增强法律意识。

2、多观看一些有关法律方面的电视节目，比如“法律讲堂”、“今日说法”栏目，就是很知名的节目，相信观看过此类节目的观众都会从中受益良多。

3、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遵纪守法，培养自己的良好行为，学会善待他人，邻里和睦，用实际行动来回报社会，从而更进一步增强自我法律意识。

4、加强道德修养。“道德是最基本的法律”已经成为法律界的共识，遵守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也就是遵守法律的基本要求，因为一个具有较高道德素质的人违法犯罪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至少在伦理性的犯罪方面会大大降低。具体表现在遵守“公民道德纲要”中所提出的要求。可以通过自我教育、榜样示范、社会实践等方面来实现。

5、养成良好的规则意识。绝大多数人类认同的规则都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结晶，不少规则包含着科学的因素。这些人类认同的规则表面上看起来是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其实质却是对整个人类自由的维护。从小培养学生对规则的亲善、认同、接纳等心理特征尤为重要。

6、努力在自己工作、学习、生活的环境中营造一种尊重法律、遵守法律的氛围。自已应当带头遵守法律，并把它渗透到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

第四篇：法律意识

摘要

意识，是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的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是法律现实的组成因素。它包括人们对法律和法律现象的本质及作用的观点，对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要求及态度，对现行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评价和解释，也包括人们对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认识、愿望和情绪等。生活中，人们通常所讲的“法律观念”、“法制观念”与法律意识近义。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是正确守法与执法的思想保证，普法活动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普遍增强公民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

对于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现状加以，将有助于从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现状出发，有针地性地搞好普法教育活动。公民的法律意识是作为独立主体的社会成员在生活、工作实践中所形成的关于法和法律现象的心态、观念、知识和思想体系的总称。那么，如何加强公民的法律意识、培养和增强公民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本文将以公民的法律意识的现状和成因分析为线索，阐述加强公民法律意识的现实意义，对如何培养和增强公民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提出了自己的建解。

本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写加强公民法律意识的现实意义，第二部分写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现状及成因分析，第三部分写提高公民法律意识的途径。

关键词：法律意识法制观念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普法教育

依法治国法制建设

法律意识是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的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是社会法律现实的组成因素。它包括人们对法律和法律现象的本质及作用的理论观点，对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要求及态度，对现行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评价和解释，也包括人们对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认识、愿望和情绪等。生活中人们通常所说的“法律观念”、“法制观念”等与法律意识近义。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是正确的守法和执法的思想保证，普法教育活动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普遍增强公民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

对于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现状加以分析，将有助于从我国法律意识现状出发，有针对性地搞好普法教育活动。公民的法律意识是作为独立主体的社会成员在生活工作实践中所形成的关于法和法律现象的心态、观念、知识和思想体系的总称。那么，如何加强公民的法律意识、培养和增强公民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呢？对此，笔者有以下见解；

一、加强公民法律意识的现实意义

加强公民的法律意识，提高司法、执法水平和公民自觉遵纪守法、参与法律监督的积极性，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实现依法治国的前提。第一，法律意识在完善立法工作，促进有法可依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依法办事的前提是有法可以，没有法，或者法残缺不全，那么依法办事就无从谈起。第二，法律意识在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中的外在表现，直接着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常言说得好“已不正，不能正人”、“打铁先要自身硬”，执法人员不具备良好的法律意识，就会表现出执法素质差，执法水平低，就会造成执法不公、徇私枉法、执法犯法等现象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再好的法律也无济于事。法律意识是国家司法人员正确理解和掌握法律，准确、及时适用法律的必要因素。司法人员在办案中，如果是不知法、不懂法或者对法律作出歪曲理解，那么势必会造成冤假错案。因此，司法人员也要具备较高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第三，法律意识是公民守法、依法办事的重要保证。社会主义法律是我国工人阶级和各族人民群众共同利益的体现，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反映和要求。因此，公民能否自觉守法，做到依法办事，在很大程度上，与公民的法律意识有着密切关系。一般说来，当公民具有

较高的法律意识水平时，他们就能认识法律中规定的权利、义务、禁令都是与自己的利益紧密相联的，就能做到自觉守法，坚决维护法律的尊严，从而就能做到依法办事，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否则，则相反。第四，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在实现依法治国、严格依法办事中，具有重要作用。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着重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的能力”。而实现依法治国，关键是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正确处理好权与法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见诸于报端的一些中高级领导干部，法律意识、法制观念淡薄，把党和人民赋予给他们的权力，当做自己贪污、腐败的专用工具，视党纪国法和人民群众利益而不顾，挺而走险，最终走上不归之路，他们带给自己身边的班子成员的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共同犯罪与集体犯罪，在某种意义上讲，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往往起到了主要作用。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做主，法大于权，而不是权大于法。正如我国《宪法》中所讲的那样“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因此，领导干部，尤其是主管政法的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是正确处理权与法的关系、实现依法治国的现实前提。第五，从法律的监督角度来看，依法治国必须建立完善的法律监督体系，这个体系应包括人民群众的监督，而人民群众的监督权力的真正实现，来源于他们良好的法律意识，否则，这种监督就会显得苍白无力。

建国来的司法实践，使我们体会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其公民的法律意识的强弱，将直接影响国家的法制建设。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只有我国公民法律意识之“水”涨了，依法治国之“船”才能真正地高起来。

二、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现状现及成因分析。

（一）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现状

由于法律意识具有复杂、多样的内涵和外延，要想准确把握公民的法律意识的现状及其特征，是比较困难的。这里只对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总体特征，作一些大致评估与分析。

1、传统观念与意识交织

我国是一个传统法律意识极浓的国家。在传统的法律意识里，法的地位并不高，作用很有限，权利意识很淡薄，人们普遍有一种耻讼、贱讼观念。传统法律意识的最大特征就是“礼”，①几千年来“礼”支配着法律实践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它不仅被制度化，而且还被法典化，支配着人们的思维形式。如周“六礼”，②至今在一些偏僻山区还支配着男女青年的婚姻大事，具体表现在：人们重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重视订亲、拜堂的形式，而忽视婚姻登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和法制理论工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公民的法律意识现状也有了较大改观，现代法律意识的特征已开始形成。如主体平等意识、权利意识、责任义务意识、遵纪守法意识、监督举报意识等等都有所提高。但，中国几千年封建意识以及建国后极“左”思想的影响，使公民的法律意识还存在着与精神相冲突的若干传统观念相交织的状况，特别是产生有法律制度的现代化与法律意识滞后的矛盾。主要表现为：相当一部分公民仍习惯于按传统观念参于社会生活，评判他人与社会、解决纠纷及维护自身权益、甚至给“权大于法”以相当程度的认可，视法为维护道德的武器，致力于“无讼”来维护社会的安定，特别是封建统治者“言出法随”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存在，给某些公民造成了一种畸形的法律观念，“领导人讲的话就是法”。这表明，法律权威的削弱和法律观念的动摇成为法制建设中不可忽视的。

2、积极态度与消极态度并存

由于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在我国居于统治地位，因此，我国公民对现行法律的态度总体上还是积极的。在对现行法律的要求上，他们通过生活实践和普法教育的开展，逐步明确社会主义法律的性质、目的和作用，要求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对现行法律评价上，尽管多数人的评价是感性的，但他们一般都能肯定法律的价值，而且也能够相关法律去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与上述积极态度相反，由于非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和传统习惯的影响，我国公民又对现行法律存在着不可忽视的消极态度，表现在他们对相当一部分法律规范和司法机关持不信任态度，宁愿依赖政策或某些行政职能部门，因而往往把自己置身于现行法律调整对象的被动地位，不懂法也不愿主动去了解、咨询法律，从而用合法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法律赋予给他们的检举、控告权利，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明哲保身，不引火烧身，更有甚者，即使与自己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违法之举，他们也不去检举、控告，有的采取“私了”办法解决，有的用自己的“息事忍耐”之举，求得“消除”后顾之忧，一些见诸于报端的“众人围观街头暴力”、“见死不救”之例多得令人心寒，自己的亲人被流氓分子非礼，而躲在一边不敢吱声的事例也屡见不鲜。公民良好的法律意识，是社会主义法律的基础，从这方面讲，我国社会主义的法治之路才刚刚起步。

3、法律权利意识弱于法律实用意识。

建国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权利意识才刚刚苏醒。首先人们对权利的认识上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人们通过各种渠道了解自己应享有的各种权利，越来越多的人们主动参加了普法宣传教育，关注广播、电视、报刊的法制节目，主动接受法律方面的宣传教育。其次，人们对权利的主张要求日益强烈，权利的主张范围在不断扩大。近年来诉诸于人民法院的民事纠纷越来越多，这表明人们已习惯于寻求法律援助的救济方式。近年来，关于人格权、身份权、继承权、知识产权等案件的数量增长也表明了权利的范围在不断扩大。但是，我国公民的法律权利意识还存在较多问题，比如：宪法意识弱于部门法意识、民法和法意识弱于刑法意识、程序法意识弱于实体法意识等。

4、法律意识层次有待提高。

我们知道，公民对法律了解的多寡，与公民的文化素质有关，一般说来，文化素质高的人的兴趣较为广泛，获得信息的渠道也较多，因此他们对法律的认识就有可能较高，而文化素质低或文盲恰好相反。公民对法律的认知程度与他们自身的法律意识有一定关系。一般来讲，与公民的利益关系密切并实现程度较好的法律，他们就较容易知晓，反之就少些。我国公民中绝大多数人对法律实践的认识往往是通过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亲身感受得到的感性认识，因而难免带有片面性，对法律的认识能力也难免带有感情色彩。此外，我国公民中文化素质低下、文盲、半文盲人数占有一定比例，他们缺乏对法律知识了解的主动性，一大部分公民的法律意识处于片面的不系统的法律心理层次，处于法律意识发展初始状态，因而难以认识到社会主义法律的优越性。

（二）当前公民法律意识的成因分析

从以上对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现状的列举及存在的问题可见，我国公民法律意识呈现出多方面、多因素的不平衡状态。一方面，社会主义法律意识，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在我国的确立，成为占有统治地位的现代化法律意识；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在我国社会生活中还处于低水平状态，并且与许多非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混杂在一起，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

1、商品经济不发达

我国商品经济还不发达，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伴而生的经济，在我国占有较大比重。商品经济的不发达将成为影响公民法律意识的决定因素。其一，从商品经济与法和法律意识的相互关系看，没有商品的经济产生和发展，就没有法和法律的产生和发展，商品经济是产生民事法律的客观基础。而自然经济却不能提供民事法律之基础，在它的基础上产生的法律只能起到巩固和确立财产归属权利的作用。如果这样的话，势必导致公民法律意识趋于畸形和残缺不全。其二，从商品经济活动的自身特性看，商品经济是天生的平等派，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遵循等价、有偿的价值进行的，法律上的平等要求不过是价值规律的法律语言，由此形成平权法律意识。而自然经济由于以人身依附关系为特征，结果只会崇尚经验和个人权

威，产生法官思想和好皇帝主义，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权利平等的法律意识；而且，既然商品的核心是价值，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人们价值观念的强化，进而对人的价值、劳动价值以及人的平等、自由和个人权利的法律肯定，并形成关于人的尊严、人身自由等法律。但是，自然经济在生产经营中不尊重成本和效益，处于盲目无计划状态，这就必然造成忽视和贬低人的价值和劳动价值的现象，就不会将人的平等、自由、权利等上升为法律来加以肯定，那么人的观念中就会形成服从命令和专制的法律意识。

第五篇：中国基督教历史普及篇

中国基督教历史普及篇

基督教在中国有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广义指包括东正教、天主教、新教在内的，以基督耶稣为救主的宗教。狭义则指新教，或曰更正教、反对教等。我们这里指广义的基督教。『唐朝』

基督教传入中国最早的确切记载是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叙利亚传教士阿罗本到达长安。阿罗本带来的基督教，是一个当时被认为异端的派别聂思脱里派，来华后被称为景教。唐朝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笃信道教，下旨禁止佛教等其他宗教，至此基督教在中国第一次终止了传播。『元朝』

聂思脱里派获得恢复

元朝开始，由于大量色目人来到中国，使中国的景教信徒回升。马可波罗和一些中世纪西方学者指出中国和蒙古有很多景教小团体存在，特别是蒙古克列惕（Kerait）、汪古惕（Ongut）两部族信奉景教。当时他们在帖八里的主教曾一度与当时新兴的天主教传教士发生冲突。元朝的景教徒称为“也里可温”（arkagun），享受免兵役和免税的特权。据马可波罗报告，元代中国北京、山西大同、甘肃敦煌、肃州、甘州、凉州，宁夏、新疆喀什噶尔、叶尔姜、依犁，江苏扬州、杭州、镇江，浙江温州、福建泉州都有景教徒和景教寺；元代著名的景教僧人有扫马和雅八阿罗诃。根据后来在泉州出土大量景教文物，可知福建泉州是当时中国南方景教的中心。天主教传入中国

1243年英诺森四世派西班牙方济各会会长柏郎嘉宾(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到中国华北传教，于1246年抵达蒙古帝国上都哈拉和林，晋见蒙古大汗贵由（窝阔台之子），但是未能说服贵由皈依天主教，于次年返回。

1243年同年，教皇还派方济各教士罗兰，多明我会士安息灵二位传教士到华南传教。但二人未成功到达。

1252年法王路易九世派遣方济各会修士吕柏克（鲁不鲁乞）出使蒙古，1254年1月3日吕柏克到达和林晋见蒙哥。教皇使者与马可波罗

1265年意大利天主教徒尼古拉·波罗和马飞奥·波罗兄弟抵达蒙古帝国首都大都（今北京），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接见，派遣他们回报罗马教廷，请教廷派遣传教士来元帝国。波罗兄弟于1269年回到家乡，老教皇克莱门特四世于一年前去世。不久新教皇格里高利十世被选出，派遣两名多明我会修士跟随波罗兄弟前往元帝国。尼古拉·波罗还带上了他的15岁的儿子马可波罗。两位教士半途而返。马可波罗一家三人于1275年，带着教皇给元帝国皇帝的信再次回到中国。此后马可波罗在元帝国任职达17年。多年之后，他所口述的《马可·波罗游记》，激起了整个西方对中国的遐想。

1289年，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方济各会神父意大利人孟高维诺（1247—1328）前往中国，途经印度，于1293年抵达元大都（今北京），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欢迎，获准在大都自由传教。

1313年，罗马教廷派遣方济各会修士日辣多等七人前往中国，其中1人留在途中传教，3人死于印度，到达中国只有3人。日辣多被任命为泉州教区第一任主教，其余2人留大都传教。至此天主教在中国建立了大都和泉州两个主教区。

1333年教宗若望二十二世任命方济各会修士尼古拉为北京主教。

1338年教宗本笃十二世接见元帝国使臣安德，随后派遣马黎诺里（Giovanni de' Marignolli）为使臣，率领修士团五十余人来华。至正二年（1342年）抵达北京，晋见元顺帝[6]。1345年马黎诺里返回当时的教廷阿维侬。元末基督教被摧毁

1362年，泉州第五任主教雅各伯（威廉·甘勃尼），在元末**中被杀害。

1368年，明朝建立，摧毁了所有外族色彩的事物，包括天主教和聂思脱里派。基督教于元朝灭亡时，再次中断。『明朝』沙勿略长眠上川岛

嘉靖十三年（1552年），天主教耶稣会的方济各·沙勿略神父到达中国广东的上川岛，但得不到进入大陆的许可，带着遗憾死在了岛上。罗明坚登陆广州城

万历六年（1578年），驻澳门的耶稣会远东观察员范礼安神父认识到在文化发达的中国传教需要改变策略，于是他从印度调来了几位年轻的传教士，让他们学习中国语言，并希望他们今后传教时得到中国官员的支持。这里面就有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巴范济(Francois Pasio)和利玛窦(Matteo Ricci）。

万历七年（1579年），罗明坚到广州，后返回澳门。

万历十年（1582年），罗明坚和巴范济被允许在广东肇庆定居并传教，第二年利玛窦也抵达肇庆，使天主教在中国大陆得以立足。

万历十三年（1585年），范礼安任命葡萄牙籍教士孟三德任中国教区区长，潜入肇庆居留。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耶稣会意大利籍教士郭居静来华。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耶稣会西班牙籍教士庞迪我来华。利玛窦永驻京城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利玛窦、庞迪我携带大量礼品去北京觐见明神宗，并获得在京永驻的许可，在士大夫中建立良好声誉和关系，开启了日后其他传教士进入中国之门。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耶稣会意大利籍教士熊三拔来华。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耶稣会意大利籍教士艾儒略到中国泉州传教。

天启二年（1622年）耶稣会德国籍教士汤若望到中国传教。

天启二年（1622年）耶稣会西班牙籍教士费乐德来华。

天启四年（1624年）耶稣会葡萄牙教士伏若望来华。

崇祯二年（1629年）耶稣会葡萄牙教士瞿西满来华。汤若望与《崇祯历书》

崇祯三年（1630年）汤若望第二次来到北京，奉召任职历局，协助徐光启编修《崇祯历书》。

崇祯十年（1637年）耶稣会意大利教士贾宜陆来华。

崇祯十六年（1643年）耶稣会匈牙利教士卫匡国来华。『清朝』汤若望的历狱

顺治十六年（1659年），耶稣会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来华传教。康熙四年（1665年），杨光先上书《辟缪论》，诬告汤若望《时宪历》十谬。顾命大臣鳌拜不满汉人及外邦人参议朝政，于是支持杨光先，把汤若望收押狱中，并株连许多在华传教士，史称“历狱”。中国礼仪之争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巴黎外方传教会的颜珰主教在他所管辖的福建代牧区内，发布了禁止中国教徒实行中国礼仪的禁令，引发天主教罗马教廷与中国清王朝的对抗。最终导致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皇帝下谕，禁止传习天主教。

康熙九年（1670年），方济各会西班牙籍教士利安定来华。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法国耶稣会派白晋、洪若瀚来华。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耶稣会法国传教士艾若瑟到中国澳门传教，1699年至1701年到河南开封、山西太原接管教务。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康熙帝为澄清中国礼仪之争，派遣艾若瑟出使罗马教廷，中国教徒樊守义随行。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至乾隆十年(1745年)，天主教嘉布遣会（Capuchin）修士定居拉萨，后被驱逐。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耶稣会士伊波利托·德西德里神父进入拉萨。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第一届俄国东正教北京传道团抵达北京。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罗马教廷为中国礼仪之争事，派嘉乐主教来华，重新禁令。

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皇帝下谕，禁止传习天主教。

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签订《布连斯奇条约》，中方正式允许俄国派东正教教士到中国传教。

雍正乾隆年间，清政府对于天主教的态度一度松弛。

道光十八年（1838年）由于反天主教势力与天主教摩擦不断，清政府取缔了天主教在华的一切活动，许多天主教堂被政府没收，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才将教堂发还，因产权纠纷，引发许多教案。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

嘉庆十二年（1807年），第一位新教传教士，新教英国伦敦会的马礼逊来华传教。七年之后，第一个中国新教徒蔡高受洗。

道光十年（1830年），美国公理会裨治文抵达广州，他是新教第一位来华的美国传教士。

道光十五年（1835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伯驾医生抵达广州，在广州十三行内新豆栏街成立了广州眼科医局，免费为病人治病，同时传教。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 麦都思、艾约瑟来上海创立墨海书馆。第一次鸦片战争与传教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中美签订《中美望厦条约》，允许美国人可以在五个条约港口购买地产来建教堂、医院和墓地。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中法签订《中法黄埔条约》，准许法国人在五个口岸建堂，弛禁天主教。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米怜在上海重新组织翻译《圣经》。1850年《新约》翻译完毕，1853年，《旧约》翻译完毕。这部新译的《新约》被称为“代表译本”《圣经》。代表译本被英国圣经会采纳为海外标准本，成为当时中国最广为流行的圣经译本

咸丰四年（1854年），英国传教士戴德生受中华传道会（福汉会）派遣，第一次来华，抵达上海。马神甫事件与第二次鸦片战争

咸丰六年（1856年），巴黎外方传教会法国教士马赖在广西被杀，成为法国参加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借口。深入内地

同治五年（1866年），戴德生以基督教新教内地会名义率领一批传教士来华，抵达上海。

同治九年（1870年），发生涉及法国天主教的天津教案。

同治十年（1871年），加拿大长老会传教士马偕医生抵达香港，辗转经过广州，汕头等地之后到达台湾进行“医疗宣教”

光绪五年（1879年）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S.J.Sekoresehewsky)在上海成立圣约翰学院，1905年改名为圣约翰大学。这是中国最早的教会大学。

光绪九年（1883年），香港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喜嘉理为孙中山、陆皓东等人行洗礼。

光绪十三年（1887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 1829-1890)发起成立广学会。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全面介绍西方科学文化的出版机构。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丁家立（Tenney Charles Daniel）出任天津北洋西学学堂总教习。曹州教案与胶州湾被强占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发生涉及德国天主教的曹州教案，成为德国占领胶州湾的借口。义和团事件与庚子赔款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美北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出任京师大学堂西文总教习。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北京、天津和中国北方主要省份，发生大规模迫害屠杀天主教和新教的义和团运动，成为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借口。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英国浸信会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建议将庚子晋省教案赔款白银50万两就地兴办中西大学堂。经中英双方议定，合办山西大学堂。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武昌美国圣公会牧师胡兰亭支持下，该会教会阅报室“日知会”司理、基督徒刘静庵组织日知会，宣传反清革命主张。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A．H．Smith）回美国宣传“退款办学”，并求见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建议用清政府的“庚子赔款”在中国办教育，和资助中国学生来美国留学。早期新教传教士

马礼逊，1807年来华。

郭实腊

裨治文

伯驾(第一位医疗传教士)麦都思

薛承恩

戴德生

李提摩太

第一位殉道的中国新教徒是广东博罗的Che Kam Kong(Chea Kunkong)，他1865年去香港，1866年成为基督徒。5年中带领博罗一百余人信教。长辈不满他抛弃传统，警告他停止传教，但被他拒绝。1871年被捕，被强迫放弃信仰。他说，“你能杀我的肉身，不能杀我的灵魂”，随后被推出城门杀害；尸体被扔进附近的河里。中华民国

直到民国成立以后，中华民国临时宪法中保障了宗教自由，加上当时很多革命人士以及支持革命的人也是新教徒（例如： 孙中山、宋教仁、廖德山，以至后期的蒋介石和张学良等），因而在民国以后新教的发展比清朝时好，直到1949年中共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基督徒人数近70万人。由于新教(反对教)教义强调只能拜上帝，不能拜其他偶像，因此与“祭奠祖先”等很多中国传统习俗产生了很大抵触，使得基督教之前在中国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播和发展，直到后来来中国传教的刚恒毅(1876年-1958年)与雷鸣远神父解释中国人祭祖敬孔礼并不违背教会的信仰，中国人这么地做是为了向已亡的父母和祖先表达尊敬。教宗碧岳十二世因而在1939年12月8日删除了祭祖敬孔的禁令，才解决了这一问题。然而，新教一直也不接受中国人拜祖先。(彭育申，2000)非基督教运动

1919年巴黎和会对中国的不公，引发五四运动，之后也引发了一场从1922年到1927年间的“非基督教运动”。这场运动与义和团运动不同的是，主要参加者是激进知识青年。本土自立教会的形成

主条目：中国自立教会

“非基督教运动”的反帝国主义行动，促进了中国人独立教会“自治、自养、自传”的实践。倪柝声创办的地方教会，就诞生在这个时代。抗战时期

因为战争，男性都参军去，外国传教士被抓进集中营去，为了延续教会事奉，中华圣公会决定在香港按立一位女性(李添嫒女士)成为牧师，然后派往澳门赴任，成为全世界第一位被按立的女性牧师。中华圣公会的决定引起当时全世界教会的反弹，因为过去女性从来没有担任过教会内任何重要职位。在普世圣公宗其他教省要求之下，该位女牧师被逼辞去牧师之职位；另一方面，中华圣公会努力斡旋，陈明当时中国形势的险峻。最后，中华圣公会的决定终于得到普世圣公宗其他教省得认同。书籍The Small Woman和电影Inn of the Sixth Happiness讲述的是传教士艾伟德的故事。“别了，司徒雷登！”是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于1949年写的一篇文章的题目，评论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无奈离开共产党新中国的事情。司徒雷登首先是美南长老会传教士，其次是教育家，创办了燕京大学，最后才使外交家。司徒雷登的经历十分典型，代表了基督教在民国时代的经历和结局。中华人民共和国三自爱国运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开始进行基督教教会社会主义改造。外国教牧人员被迫离开大陆到香港、台湾或回到母国。

1950年7月，中国基督教界吴耀宗等人联名发表“三自宣言”，发起了三自爱国运动，号召教会“自治、自养、自传”，中国教会从此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的道路。

1951年，发动指任过去的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工具的控诉运动，切断国内教会与国外教会的一切联系。所谓的外国教会在中国的代理人逃到香港、台湾和国外，或者被新中国政府驱逐出境。天主教美国玛利诺会传教士华理柱（James Edward Walsh，1891-1981），在1958年10月18日在上海被判处20年徒刑，直到1970年7月10日，因中美关系将要有重大变化，才被提前释放，成为最后一个离开中国的西方传教士。

1954年7月，中国基督教第一届全国会议召开，正式成立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提出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团结全国基督徒，“热爱祖国，遵守国家法令，坚持自治、自养、自传，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针”。

1957年成立中国天主教爱国会。

1958年各种不同信仰礼仪背景的教会实行“联合礼拜”。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基督教受到严重的冲击，一切宗教活动基本停止。文革结束后，政府“拨乱反正”使得中国教会得到复兴和长足发展。今日中国大陆基督教

今天，基督徒主要包括天主教徒，新教徒、还有为数极少东正教徒(见中国基督教新教和中国天主教)。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都列在官方承认的五种宗教之中。虽然中国大陆官方实行无神论宣传教育，但是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政府制定《宗教事务条例》，规定宗教活动只能在政府登记的宗教场所进行，否则为非法。另外，有一些条款，例如“禁止在登记场所以外的场所传教”、“外籍人士除非受邀请不准传教”、“跨省宗教活动需经审批”等等，与宪法上“宗教自由”的条款有争议。随着中国的开放与发展，基督教在中国的状况开始受到其它国家教徒的关注。目前全国性的三自爱国教会（西方称之为“政府教会”或“官办教会”）组织，天主教有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基督新教有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以及中国基督教协会。中国东正教在中国北方的哈尔滨，有人数很少的一群东正教徒。中国东正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世纪被俘来到北京的俄国人。另外，在新疆北部的一些俄罗斯族人也是东正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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