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创新执法体制与方式
创新执法体制与方式
全力开创经开区城管工作新局面
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位于吉林市西北部的平原地带，是中国东北地区唯一的国家级专利产业化试点基地，开发区行政区域面积 103平方公里，规划开发面积 43.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6.8万人,现有各类企业1189户,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6户。市政府很重视开发区的城管执法工作。为了进一步理顺城管体制，完善城管体系，切实加强开发区城管执法工作，2007年专门成立了吉林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经开分局，并由市城管执法局选派经验丰富、能力较强的人员担任分局主要领导。在过去的一年里，经开分局以营造环境优势为重点，以构建和谐城管为导向，以提升服务为主线，全力提高区内城管水平，在经开区发展的进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加大宣传力度，营造共建共管的舆论环境。宣传气氛越浓，整治效果越好；宣传声势越大，执法阻力越小。经开分局成立伊始，将宣传视为城管工作的生命线，视为与开发区各界沟通的桥梁。视为减少管理阻力、赢得群众支持的有利武器。
开展“走访式”宣传活动，对区内各大企业逐一进行走访，发放宣传资料。与企业领导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听取建 议与意见，解答咨询，宣传有关的城市管理法律、法规。
在大街小巷开展经常性宣传活动。利用挂置宣传条幅、设立宣传展牌、发放宣传单等形式，在全区内开展城管宣传活动，与广大群众、商家业户交流，收集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接受投诉，营造了浓厚的城管舆论氛围。
加强对上对外城管宣传。按照“多报、快报、精报”的要求，向经开区及市城管执法局报送动态信息，理论研究等材料，以引起有关领导和部门对我区城管工作的重视，赢得理解和支持。
二、转变理念，营造优质高效的服务环境。优质高效的服务是促进管理水平提高的前提。经开分局自成立后，更新执法观念，转变管理理念，变管理为服务。结合开发区实际情况，推行了一系列便企、便民措施。
向各大企业发放便企服务卡，服务卡上注明负责该企业的中队负责人姓名、联系方式、执法职能及举报电话。一方面可以同企业建立快捷的沟通渠道，第一时间了解企业的需要；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企业监督执法队员的执法行为。
开通城管举报热线，为投诉人服务，受理社会各界对城市管理工作的投诉、举报。确立了“有问必答、有求必应、限时必办、投诉必究”的工作原则，无论大事小事，一律认真处理，做到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既方便了投诉人投诉、提高了其参与城市管理的积极性，又为城管人员及时提 供了管理问题和线索，无数双理性良知的眼睛促使城市管理工作不断完善、巩固、创新、提高。同时，分局还继续推行网上举报平台，为广大市民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
三、以人为本，建立一支过硬的城管执法队伍。一支合格的城市管理队伍应具备四种能力：依法行政、依法管理城市的能力；化解矛盾、构建和谐城管的能力；与时俱进、创新工作方法的能力；奋发有为、狠抓工作落实的能力。经开分局以提高队伍“四种能力”为目标，狠抓队伍建设。按计划开展了“经开分局2007年度业务知识全员培训”工作，聘请相关兄弟单位业务骨干来讲解实际案例。主要以提高队员的执法水平与综合素质，解决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为重点，并采取了全新的培训方法——“提问制”，分期进行闭卷考试，从而使分局执法者素质有进一步提高。同时，分局还开展了“执法业务大讨论”活动，分别对以往执法中发生的问题进行反思和总结经验，使队员们对执法工作的方式方法有了更深一步的思考，提高了执法队员解决棘手问题的能力。
在制度管理上，坚持以“百分考核”制度做为管理队伍的有效手段并同绩效工资挂钩，奖罚分明，改进和完善了《执法分局法律文书管理规定》、《经开分局案件追办制度》、《工作日志补充考核规定》，靠制度约束人，靠制度管理人，使城管工作逐步步入法制化、规范化、长效化的轨道。
四、依法行政、严格执法，打造开发区优良的投资环境。2007年，经开执法分局深入贯彻“城市管理年”的各项工作方针，紧紧围绕着经开棚户区改造工程、化工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城际铁路建设工程、开发区重点工程及《市执法局关于二OO七年工作安排》所确定的各项工作任务，积极高效地开展执法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一）人性化拆迁，确保开发区全年拆迁工作按时保质完成。2007年，经济开发区将化工园区改造工作作为全年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拆迁工作任务多，工作量大的情况下，分局充分调动人力、物力资源，机关和中队都投入到了一线执法工作中去。建立了排查机制。组织专门力量，对全部拆迁户定期开展隐患排查行动，对有可能发生上访、闹事的拆迁户进行重点排查，力争从源头上及时发现可能影响、干扰拆迁工作的隐患。对排查出的隐患问题，及时组织公安、司法、土管、信访等部门，逐一分析原因，研究处理对策，逐个加以解决。建立每日例会制度，对每天的工作都进行汇总和安排，确保化工园区拆迁工作保质保量地完成。截止目前，在市局规划大队、指挥中心、城管治安支队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我分局共完成了化工园区、新村村、九东村、二台子村、建新村、通溪村、化纤厂住宅楼、江提改造等930余处的违法建筑的拆除工作，900余户正式房屋（经仲裁）的拆除，面积12万余平方米，拆迁量为历年之最且无一起上访案件，保证了开发区棚户区、化工园区改造工作的全面完成。
在进行拆迁过程中，分局始终按照“变强拆为自拆”的工作思路，构建和谐拆迁理念，把维护社会安定放在重要位置，坚持耐心说服在先、协调处理到位、保障及时有力，促进了拆迁工作按时顺利完成。在2007年7月，对占用高速引线的3处煤厂违法建筑进行整治时，经了解得知，当事人确实没有合适的储煤场地，一旦强制搬迁将给当事人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经分局领导研究，协调有关部门，为当事人无条件提供了一个临时储煤场地。并派出铲车、翻斗车二十余台协助其运煤3000余吨。最后，还主动协调开发区有关部门，帮助当事人将其所储煤炭全部卖出。这种温情执法，人性管理的执法方式深深感动了当事人。为此，当事人给经开分局送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
（二）治本清源，创建整洁、有序的开发区市容环境。亮丽、整洁的市容环境是吸引外资、引企进区的重要条件之一。经开分局一直将市容整治工作作为重点来抓。
1、巩固“松江北路”整治成果
按照开发区的要求，本着及时发现、及时查处、长效管理、杜绝反弹的原则，分局建立巡查制度，对松江北路(新江街景观路)进行了不间断的定期巡查。同时对市里确定的甲级一类路坚持每日巡查，严格控制新违法建筑的形成，全年共计对巡查发现的80余起违法行为进行了依法查处，保 证了及时发现问题并及时处理。
2、对高速立交桥下的露天市场进行了取缔迁移，至今未发现反弹现象，达到了预期效果。
3、对经开区所有围挡广告进行排查，对不符合标准及违章设立的进行拆除。同时，对工业园内的野广告进行了粉饰，全年共粉刷野广告1000余处。
4、对工业园区内的露天烧烤进行了整治，取缔了园区内的所有露天烧烤。
5、自2007年7月开始，对工业园区内运输散流体行为进行了全面整治。针对年内园区内破土开工的施工工地较多且九站地区沙场较多，是市区内建筑用沙的主要供给地之一，分局一方面派中队在重点路段死看死守，严查重罚；另一方面，从源头抓起，派专人走访了全区内26个沙场及十余个施工工地，同负责人签定了责任书，同时加强建筑施工工地出入口管理，硬化出入口，做到车轮不带泥，出入口无污水、弃料，并给在区内运输散流体车辆全部安置了苫盖设施，现已基本杜绝了散流体散落污染路面的行为。
6、对全区内的废品收购站点进行了集中整治。由于历史原因及城乡结合部的地域特点，整治废品收购站点工作可以说是困难重重。经分局领导班子研究，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整治计划。首先，执法队员深入各个站点踏查动员，摸清收购站底数及基本情况。然后，协调有关部门停止办理审批手续，同时联合工商、公安等部门对站点进行详细排查，对存在违规行为的收购站点坚决查封。在各部门的大力协助下，此项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得到了市整改办的高度评价。
成绩只能代表过去，我们的城管工作任重道远，只有立足科学发展，坚持改革创新，不断探索管理新思路，研究管理新情况、解决管理新问题，城管工作才能不断取得进步，城区管理水平才能逐步提高。在新的一年里，经开分局将按照经济开发区政府的工作部署，结合市城管执法局的具体工作要求，创建性的开展工作，为经济开发区的快速发展，我市经济建设的全面提升提供有力保障！
第二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体制创新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体制创新
王一鸣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典型特征，就是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低成本资源和要素的高强度投入，并由于资源和要素的低成本，使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无论从保持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还是促进经济协调发展来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刻不容缓。经济增长方式从本质上决定于经济体制，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关键在于增进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加快推进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和财税、投融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一、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基本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经济增长虽有起伏，但一直处于快速增长态势之中。1979～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67％，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增长3％左右的速度。但是，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建立在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基础上的，表现出两个最典型的特征。
第一，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低成本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高强度投入，经济高速增长付出的资源和环境代价过大。
以“十五”时期为例，中国能源、电力相对于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比“九五”时期都提高1倍多，煤炭产量增长1倍多，水泥产量增长79％，钢材产量增长187％。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煤炭、钢铁、铁矿石、氧化铝、铜、水泥消耗最大的国家，是世界上能源消耗的第二大国。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量的5.5％左右，但能源消耗达到24.6亿吨标准煤，大约占世界能源消耗的15％左右；钢材消费量达到3.88亿吨，大约占世界消费量的30％；水泥消耗12.4亿吨，大约占世界消耗的54％。由于大量低效消耗资源，污染物的排放日趋严重，生态环境形势十分严峻。近年来，中国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上的投入明显加大，但仍赶不上粗放型增长造成的破坏。2005年，我国二氧化硫排放量2549万吨，居世界第一位，二氧化碳排放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酸雨区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30％。第二，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加剧了经济内外失衡即投资与消费失衡和内需与外需失衡。
同样以“十五”时期为例，投资增长相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高于“九五”时期1倍以上，投资增长明显偏快，投资率呈现不断上升趋势，成为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2001～2006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2.2％，远远高于按现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3.3％的速度，投资率从2001年的36.5％提高到2006年的42.7％，增加了6.2个百分点，但消费率却从2001年的61.4％下降到2006年的50％，降低了11.4个百分点，其中居民消费率下降到历史最低点，仅为36.4％。投资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提高，由2001年的50％提高到2006年的61.1％。持续的投资高增长，不断转化为生产能力和供给能力，使资本形成率不断提高，而最终消费率的下降使最终消费能力相对于生产能力不断萎缩，在国内市场难以消化不断扩张的生产和供给能力的情况下，过大的生产和供给能力通过扩大出口来释放，必然加剧外贸顺差扩大和国际收支不平衡。2001～2006年，中国外贸顺差由225.5亿美元提高到1775亿美元。
总之，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基本特征，不仅带来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外部约束性不断加剧，而且使潜在风险和外部压力也不断加大。
二、传统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
从我国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环境看，过去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因素和外部条件正在发生变化，有的正在接近拐点，从各方面因素和条件判断，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首先，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开始减弱。长期以来支撑中国经济较快增长的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正在发生重大改变。一是劳动力供需总量和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加之不断完善社会保
障制度和公共服务，使劳动力社会成本上升压力加大。根据测算，我国劳动人口数量可能在2013年从增长变为稳定，然后逐渐下降。同时人口老龄化将加快，劳动力总量和结构都将发生明显变化。换言之，随着“人口红利”逐渐耗竭，劳动力成本势必会加快上升。二是完善土地管理制度、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和矫正土地价格扭曲，土地成本将趋于上升。三是对能源和矿产资源需求迅速增加，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提高，将使资源成本有较大上升。四是用经济手段加大环境治理力度，促使外部成本“内部化”，将明显加大环境成本。因此，我国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正在发生变化，如果不加快转变传统增长方式，并随着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减弱而逐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就难以持续。其次，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接近极限。无论是土地资源、水资源，还是主要矿产资源，我国人均占有量都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资源的自然禀赋条件较差，主要资源的国内保障能力脆弱。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工业规模迅速扩大，能源资源消耗量还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如果说以往缓解资源环境矛盾还有较大回旋空间，但发展到今天，一些地区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已逐步逼向极限，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延续传统的增长方式，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资源消耗和排放增加，就可能突破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极限和边界，引发系统性风险，付出的代价将是难以估量的。这就要求我们把资源环境压力释放的过程转化为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这必定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但已经没有任何退路。
第三，投资持续高增长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必然加剧投资与消费失衡，造成不断扩大的生产和供给能力与最终需求的缺口难以通过最终消费的增长予以消化。投资高增长必然带来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和排放增加。通常情况下，我国每百元投资品中，用在工业设备上的不过32元，而用在土建上的要占60元，而其中相当部分又用于高耗能的水泥、钢材。我国消耗的水泥占全球一半以上，消耗的钢材约占40％，与投资的高增长不无关系。投资增长过快，还会使资本相对于劳动的收益提高，使少数人获益，进而加剧全社会收入差距扩大。
第四，出口过快增长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出口持续高速增长，不仅造成贸易条件恶化，出口效益下降，也加剧了内需与外需的失衡。虽然在全球化的环境下，过剩的生产能力可以在国际市场上找出路，外需也的确吸纳了中国很大一部分过剩产能，但这只能减缓和拖延我国产能过剩矛盾显性化和引发危机的程度和时间。出口过快增长，造成过大的贸易顺差，还会加剧国际贸易摩擦和人民币升值压力。虽然我国贸易额占世界比重仅为7％左右，但对我们的反倾销案件却高达15％。我国过度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是在开放环境下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表现形式之一。延续这种增长方式，不仅国内能源资源无法支撑，而且国际市场也越来越难以承受这样大规模、低水平、同质化的出口数量扩张。
综上所述，从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条件变化看，再按传统增长方式发展下去，很难持续。如果经济增长不能从主要依靠资源和要素高强度投入转向主要依靠技术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从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向投资与消费、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我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就会逐步枯竭，即使在一定时期仍可以实现高速增长，但终究将难以持续。一旦出现系统性风险，就可能引发“高速增长期”的终结。
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核心是培育市场功能
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与我们的发展阶段有关。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通常是“黄金发展期”，同时由于经济增长总体上还处于“投资和要素驱动型”而不是“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型”阶段，往往也是投资强度最大的时期，是资源消耗和要素投入强度最大的时期。我们不能脱离发展阶段讨论经济增长方式问题。但是，即使与相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比，我国增长方式粗放的特征仍更加突出，根本原因在于体制条件，主要症结是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资源要素价格扭曲；财税、投融资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政府资源配置权过多过大，使生产要素升值和资源环境压力在一定程度上被政府层面挡住，没有通过价格信号传递给市
场主体。而在现有政绩考核体制下，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上往往急功近利，急于求成，过度强调“赶超”和“跨越式发展”，依靠行政力量推动发展，客观上延缓了增长方式转变进程。经济增长对资源和要素投入的过度依赖，主要原因是资源和要素价格扭曲。长期以来我国水电油等资源性产品和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价格受政府管制明显偏低，劳动力相对过剩也使工资水平难以上升。资源和要素价格过低，使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资源和要素的投入，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高缓慢。而在生产效率没有明显提高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推动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又会进一步加剧经济增长对资源和要素投入的过度依赖。由于资源性产品和要素价格被人为压低，不仅使投资成本低、投资需求过热，而且使资源消耗型出口也因成本低而得以快速扩张，导致贸易顺差过大、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入、外汇储备的不断累积和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在一定条件下，这必然引发流动性过剩问题。
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过度依赖，从根本上说也与行政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不到位有直接关系。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扮演着重要的经济建设者的角色，而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却不到位。这就造成政府新增收入被大量投入工业园区和城市建设，而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等公共服务支出严重不足。近年来，政府财政收入超常规增长，比如2006年财政收入达到3.87万亿元，如果再加上约1.2万亿元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和1万亿元的收费等预算外收入，实际的政府所得份额可能要占国内生产总值近30％，政府所得份额不断增大，在政府职能尚未转变的条件下，必然直接和间接地推动投资高增长和投资率的攀升。同时，为了追求经济的高增长，地方政府往往通过优惠政策大量招商引资，设立大量以出口为导向的开发区，造成国内资源配置向出口部门倾斜，也加剧了经济增长对出口部门的依赖。
因此，我国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最根本的是要深化改革，增进市场功能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从已经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发达国家来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一个渐进的市场化过程，也就是在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中，企业在市场机制和竞争压力下，逐步加快技术进步和节能降耗，政府通过立法和制定政策、设立技术标准等手段，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逐步推进，但这种模式所需时间较长。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前苏联在与美国的抗衡中意识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力求在较短时期内解决这个问题。但由于过度强调政府的作用，强制在某些部门推进技术进步，没有从调整体制入手，缺乏制度性约束和动力机制，直到前苏联解体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程中，要重视发挥政府的积极引导作用，但最根本的是要深化改革，培育市场机制，增进市场功能，以体制创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四、以体制创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任务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取得实质性进展和重大突破，从根本上取决于体制创新，重点是完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深化财税体制和投资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和完善政绩考核机制，构建有利于增长方式转变的微观基础。
（一）改革资源价格形成机制
资源价格偏低，利用资源的“外部性”成本得不到合理补偿，必然误导资源性产业过度发展，致使产业结构升级缺乏压力和动力。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扭曲，造成对资源过度需求和浪费，客观上刺激了经济的粗放型增长。而资源产权制度缺失，所有者权益得不到体现，是资源价格扭曲的重要制度条件。
改革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就要使各种资源价格不仅反映稀缺程度，还要充分反映市场供需，反映生态和环境成本，打破资源开发垄断和市场分割格局，引导和激励市场主体在充分竞争中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根据煤炭、石油、天然气、金属矿、水资源等不同资源的属性，完善煤炭、石油、天然气、金属矿、土地、水资源等各种资源的价格形成机制，价格改革收益用于资源节约技术开发和生态环境治理，以及对低收入者的补偿；理顺资源税和资源费的关系，较大幅度地提高资源税率，增加对资源开采地区的补偿，在条件成熟时把矿产资源补偿费与资源税整合起来；在部分垄断性领域放宽市场准入，打破垄断，鼓励竞争，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资源市场；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形成引导和激励市场主体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逐步包括产权界定、产权配置、产权流转、产权保护的现代资源产权制度。资源价格改革涉及利益结构的调整，短期内会遇到一些阻力，还会带来低收入者承受能力问题，但不下决心推进这项改革，价格扭曲状况便很难扭转，转变增长方式也很难落到实处。
（二）改革财税体制
现行的财税体制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的收入比重有了较大提高，但原有的支出结构没有作相应调整，近年来，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主要用于工资上调和社会保障补助，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虽然增长较快，但远不能满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需要。以增值税为主体的财税体制，客观上刺激了地方不顾资源和环境条件，盲目发展财政增收效应大的传统重化工业。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迫切要求对现有财税体制进行新一轮战略性调整。
财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在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权责的基础上，相应提高中央政府的支出责任和转移支付力度；加快增值税转型，逐步提高直接税收的比重，建立直接税和间接税合理配置的税制结构；改革完善资源税、开征环境税，建立健全资源环境税收制度；开征物业税，逐步建立以财产税为主体税种的地方税收体系；适当整合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逐步建立与主体功能区管理相适应的财税体制，增加对限制开发区域、禁止开发区域用于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补偿的财政转移支付；扩大预算管理范围、建立预算编制与执行分离的监督机制，完善财政预算管理制度。
（三）深化投资体制改革
投资体制改革已经取得积极进展，但现行投资体制还不能完全适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与投资体制配套的土地管理和环境管理体制改革滞后；投资管理责任缺乏约束，政府投资的公共性不强，公共决策机制缺失。
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必须加快土地管理、环境管理等相关配套制度改革，增强改革的系统性和协调性。进一步推进投资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健全公共投资决策机制，逐步建立和完善决策责任追究制度，约束投资决策中的机构利益行为，逐步改变目前各级政府投资决策机构“权重责少”的状况；增强政府投资的公共性，逐步消除城乡间、地区间和不同收入群体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完善政府预算体系，将土地出让收益、政府性基金、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等预算外收入纳入预算内管理，切断盲目扩大城市建设规模、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楼堂馆所的主要资金来源；建立公共投资稳定增长的机制，增强支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能力；强化投资监督体系建设，通过提高投资决策透明度、增强内部监督机构的独立性、增强地方人大对重大项目的监督作用，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
（四）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过去28年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与各级政府的积极努力和发挥的重要作用是分不开的。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市场调节功能逐步增强，现有的政府管理体制、方式、职能越来越不适应形势的变化和要求。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滞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就是要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建立决策科学、权责对等、分工合理、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加快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和效能政府。主要任务是，完善中央政府宏观调控体制、机制和方式，提高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和效率，增强涉外经济管理职能，保持内外经济协调和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调整和明晰地方政府经济调节职能；增强市场监管职能，构建行政执法、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群众参与相结合的市场监管体系；加强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把更多的力量放在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人民生活问题上；建立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协调又适度分离的运行机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提高社会组织对政府职能转移的承接能力。
政府政绩考核机制是影响政府行为的重要因素。要完善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实施重要指标统计考核公布制度，形成政府机构、专业组织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评价机制。切实提高约束性指标行政问责的效力，并逐步将单位生产总值能耗、能耗降低率、主要污染物减排、生态环境、耕地保有量等指标纳入政府考核体系中去，增强各级政府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和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五）构建有利于增长方式转变的微观基础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增长方式转变的微观基础。我国增长方式转变不理想，除了政府管理、市场体系等因素外，企业制度不健全也是重要原因。国有企业改革仍未到位，政企不分尚未消除，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约束激励机制不完善，对市场信号不能做出正确反应；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产业集中度不高，产品结构单一；民营企业多数以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技术含量低，管理水平不高，仍带有粗放经营的特征。
构建有利于增长方式转变的微观基础，要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重点推进国有大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的改革，加快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积极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增强内部约束机制；深化垄断行业企业改革，放宽市场准入，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积极推进企业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和整体技术水平，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进一步消除制约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种体制性障碍，促进民营企业制度建设和管理规范化，提高集约经营水平。与此同时，要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和失业保险制度建设，逐步扩大覆盖面，为产业结构调整、企业重组和人员退出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第三篇：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改进社会治理方式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改进社会治理方式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社会治理理念的重大转变。
本次全会提出的“治理”与过去所熟悉的“管理”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其中却蕴含着重要的理念转变。治理更为强调主体的多元参与，此次全会提出的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等内容就是主体多元性的集中体现。全会的新提法与过去所强调的政府在国家管理中的一元主体地位有着很大的不同。
多元参与改变了政府过去对社会事务强调控制的理念，将控制转变成了服务与协调，这将促使政府真正回归到服务型的轨道，使政府从管理者转变为服务者。
多元参与改变了过往政府习惯于应对社会事务，解决社会问题单打独斗的理念。社会治理的提出使政府开始更为关注其他社会主体对于处理社会事务，解决社会问题的作用与功能，使政府开始意识到要将自己不应该管的和管不好的社会事务交给其它社会主体去处理，以便于社会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
多元参与使政府在处理社会事务，解决社会问题过程中民主理念得到增强。在社会治理体制下，政府在处理社会事务中要善于吸收、听取其他治理主体的意见，善于通过自身的主导作用，调动其它主体参与到治理活动中来，并赋予各主体相应的权力，以实现治理的有效性。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要求改进社会治理方式。
一是要加快构建以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基础的社会治理方式。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是我国社会治理体制的基础架构。党委领导就是要明确中国共产党在治理结构中的领导地位，这是由我国的政治体制与现实情况所决定的，治理体制中的其它主体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与到治理实践中来，要切实履行法律赋予自身的权利，积极完成自身所承担的义务，主动学习、了解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主动与各级党组织密切配合，切实保证社会治理活动的有效开展。
政府主导就是政府不再是治理体制中的唯一主体，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承担着凝聚、协调、调动和组织的作用。其他治理主体要在政府的凝聚与协调下进行社会治理实践，要及时弥补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足，政府要及时校正其他社会主体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出现的偏差，要及时调整不同社会治理主体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功能与角色。
社会参与是指要充分调动党委、政府以外的其他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要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要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将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真正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参与。
二是要加快构建以法律、道德规范调节为手段的社会治理方式。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要强化依法治理与道德约束，构建以法律、道德规范调节为手段的社会治理方式。一是要坚持依法治理，要加强法治保障，要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培养社会治理主体与群众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社会问题、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的意识与习惯，要强化社会治理活动与治理行为的合法性，要不断树立法治在社会治理活动中的权威性，要让法律成为社会治理活动运行准绳。二是要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道德规范所具有的柔性约束力与普遍约束效应是法律所不具备的，因此要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彰显出道德在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解决社会问题中的作用，要重视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基础的社会道德体系的建设，要通过各种形式弘扬家庭美德、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要努力营造诚信、友爱的社会环境，要积极传播社会正能量，实现道德规范对社会治理主体、群众行为的软约束。
三是要加快构建以基层为导向的社会治理方式。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源头治理，要以社会化服务为方向，要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因此，要加快构建以基层为导向的社会治理方式。
以基层为导向的社会治理方式要注重为基层群众做好服务。要加快基层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构建与实施，网格化社会管理是基层居民自治的创新形式，是社会治理体制不可或缺的方式、方法，它改变了传统管理从上到下的管理模式，建立了从下到上，从群众需求出发的为群众服务的新模式。
以基层为导向的社会治理方式要注重协商对话机制的建立。要注重维护群众正当利益的诉求表达权力，及时反馈人民群众的意见与建议，要真心倾听群众的声音，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在倾听意见的过程中与群众建立对话、协商机制，要通过协商对话机制有效协调群众各方面、各层次的利益诉求，要及时化解利益冲突，从而实现社会治理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的价值目标。
第四篇：创新综合执法体制 提升行政执法效能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调研报告
创新综合执法体制 提升行政执法效能 所在单位 : 课题负责人 ： 开始时间 : 完成时间 :
区党委组织部
王 洁 2009年4月1日 2009年5月20日 创新综合执法体制 提升行政执法效能
——对我区创新综合行政执法体制的调查思考
区党委委员、组织部部长 王 洁
综合执法 ,是指一个行政机关或法定组织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 ,集中行使有关几个行政机关的行政检查权和行政处罚权的一种行政执法体制。综合执法是我国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发展趋势,也是东钱湖旅游度假区开发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有其实施的必要性和理论上的可行性。在对我区行政执法情况调查摸底、赴其他地区调研考察的基础上，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我区综合执法体制创新作初步的研究探讨。
一、我国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过程的总结回顾
综合执法是我国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发展趋势,我国现行的集中（综合）行政执法模式有两种，即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和综合行政执法试点工作。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6条规定：“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这是我国第一次以法律形式确立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为改革行政执法体制提供了法律依据，这也是“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理论的由来。以此理论和规定为依据，首先在城市管理领域推行，国务院先后批准了北京、天津、黑龙江等14个省（市）2 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在此基础上，国务院于1999年11月18日在《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国发[1999]23号）中要求：“继续积极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试点工作，并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扩大试点范围。”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行政执法管理体制改革步伐加快，党的十六大报告和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都对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解决多头执法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2000年9月８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继续做好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通知》，全国82个城市经批准开展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统一了试点机构名称及行使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范围、内容；2002年8月22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国发„2002‟17号），明确规定，国务院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可以决定在本行政区域内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宁波市也经国务院批准于2002年10月起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
随着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推行，国务院又于2002年10月11日提出了《实行综合行政执法试点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2‟56号），并下发《关于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和综合行政执法试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中编办发„2003‟4号）等多部政策法规文件，综合行政执法试点工作由此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综合行政执法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相比较，两者理论由来是一致的，主要区别在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是在城 3 市管理领域实施的，而综合行政执法试点工作不但在城市管理领域实施，还推向了其他领域，如在交通管理领域，原来有路政、运政等多支执法队伍，在施行交通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后，在交通管理领域只有一支行政执法队伍，这样就解决了在一个领域内存在的多头执法、执法扰民等问题。从综合执法理论的提出到试点、推行经历了6年多的过程。从总体上看，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和综合行政执法试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解决了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中职权交叉、多头执法、重复处罚、执法扰民等问题，初步形成了新的行政执法机制，明显提高了行政执法效率，在一定范围内为改革现行行政管理模式积累了经验，也为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探索了新路子。
二、我区行政执法体制状况分析
东钱湖旅游度假区作为旅游休闲度假的特殊功能区，2001假区管委会成立以后，相应成立了行政管理执法机构。2003年成立了湖区管理办公室，2006年升格为相当于行政副处级事业单位，行使湖区水域12项综合管理职能；2007年，依据《关于印发宁波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队东钱湖旅游度假区大队组建意见的通知》（甬城管法„2007‟12号）文件精神，区行政执法大队正式组建（该机构隶属于市城管执法局），确立了“8+1”执法职能范围（履行辖区内市容环境、市政管理、城市绿化、规划管理、公用事业管理、环境保护、工商行政管理、公安交通、省市人民政府规定职责等九项执法职能）。此外，管委会其他有关局办也 4 承担和履行部分执法职能，负责区域内经济、社会、行政执法事务，应该说这些执法机构的成立和职能的履行，促进了区域开发建设和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在地方性法规出台之前，管委会各局（办）执法资格尚属于市政府或市级行政执法机关委托性质，还不具备真正的执法主体资格。
2008年11月，经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批准，《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公布，并于2009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条例》规定，东钱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设立行政管理机构，具体负责旅游度假区的经济和社会行政管理事务，明确了度假区管委会所属行政管理机构的行政主体地位。《条例》的出台，对度假区行政执法的执法主体、职能、依据作了明确，赋予了管委会独立行使行政执法权的主体资格。前段时间，我们对管委会各局办的执法职能进行了调查摸底，目前我区10个单位（部门）承担和履行着228项执法职能，通过对上述执法职能、依据的认真分析梳理，现有行政执法体制在运行中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执法主体不明确、执法主体资格不符的问题。在调研中我们发现，执法职能不明、执法主体资格不符是各局办反映较多的问题。比如，湖区办行使涉水的综合管理职能中即存在执法主体不够明确的问题，现湖区办行使的水政、渔政职能在经济发展局，航运、航道职能在建设局，湖区办分别受经发局、建设局委托。5 而湖区办作为行政管理职权的实际履行和责任承担主体，现有机构资格与管理职能又存在不相符合的问题,既影响了湖区管理机构执法职能的顺畅发挥，也削弱了执法管理的权威性。又如，社管局行使的文化娱乐市场执法、宗教管理职能，根据职能主管权限设置在经发局。这样在具体实施行政执法中，难免会出现权责不一致、影响执法效率等问题。
2、执法职能交叉、重叠或缺位的问题。行政执法往往牵涉到方方面面，对我区而言，因开发建设、机构设置的特殊性及历史方面因素等，也容易导致职能交叉、重叠问题。目前，在东钱湖区域中，有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又有航运航道管理所（隶属湖区办）；既有卫生监督部门（社管局卫生监督所），又有文化执法部门（社管局），虽然说分属不同的领域，但因职能和区域划分不够明确，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些职能亦难以理清。这种“多头”、“多层”的管理执法往往导致职能扯皮，在一些“结合部”容易出现懈怠执法和“多头处罚”的现象。而且由于部门隶属关系不一样，实际执法过程中往往难以形成合力。要形成综合行政执法体制，必须理顺这些关系。在同一个区域里，行政管理执法应该由一个综合执法部门来具体实施，使一个领域内行政执法综合为一个部门牵头、一个声音讲话、一个标准处罚。这样既可以提高执法的针对性，又可提高行政执法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3、执法权限尚需进一步划清，理顺条块关系。为解决管理体制上的瓶颈，改变部门之间职责交叉、各自为政、难以形成合力、6 效率低下的状况，发挥综合管理的优势，有关执法职能权限也需要进一步划清，理顺条块关系。比如湖区办与经发局、建设局之间有关涉水综合管理职能，社管局与经发局之间有关宗教、文化市场管理职能，镇政府与建设局之间的建设领域职能关系等等，都需要给予明确。此外，监管、审批与执法处罚制度的接口衔接，各相关部门的关系亦需理顺，方能建立分工明确、协调有力的执法体制。
三、创新我区综合行政执法体制对策分析
随着《条例》的正式施行，度假区开发建设的不断发展，度假区管委会本着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按照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着力构建和谐钱湖、效益钱湖，对在区域内实施跨领域、高度集中、高度综合的行政执法工作提出了初步设想。同时要考虑综合执法体制改革受到众多现实因素的制约，创新综合执法体制必须稳步推进,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建构并做好配套改革。
(一)整合职能,健全综合执法机构体系。通过总结我国现行试点的两种行政执法模式（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综合行政执法）可以看出，无论是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还是综合行政执法试点，基本都是在某一领域内实施的。从对深圳、宁波市辖县（市）区的考察了解情况看，涉及跨领域整合进行综合执法工作的，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通过人大立法、政府发文规范整合执法职能，如深圳市政府下发《关于全面推进街道综合执法工作的决定》（深 7 府„2006‟268号），对街道综合执法范围规定了21项内容(与《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国发„2002‟17号文件）相比较，增加了食品卫生、畜禽屠宰、计划生育、药品器械、燃气、劳动、文化、质监、安全生产、殡葬管理等12项职能)；二是委托执法，如宁海、奉化等县（市）实施的行政执法；三是联合执法，一般只在临时性、突击性执法时采用。对我区而言，度假区管委会属宁波市政府派出机构，如果要突破现行实施的执法体制，实施跨领域综合执法，从法律上要得到市人大、市政府等较高层次批准才可能实现。而联合执法，不符合实施综合行政执法的初衷，亦不适应我区实际。
鉴于以上考虑，建议在现阶段我区的综合行政执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突出抓好“两块”，“一个陆上，一个水上”。陆上就是将城市管理领域的城市规划、建设、市政管理、房屋管理、市容环境卫生、城市绿化、环境保护（部分）、工商行政（部分）、公用事业管理等方面进行整合，在原行政执法大队基础上组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与建设管理局合署办公，建设局将以建设为主转为建设和管理并重，同时局长兼任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的模式下步要逐步进行调整），调整隶属关系，成为管委会内设机构。水上就是将有关水利、渔业、航运航道、湖区河道疏浚、水域资源管理以及有关水上的重大建设项目等涉水的综合管理职能整合。考虑到湖区办没有法律法规规定的独立执法职能和权力，不具备法定的执法主体资格，在发挥行政管理作用方面 8 受到很大限制。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国发„2002‟17号）关于“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应作为本级政府直接领导的一个独立的行政执法部门，依法独立履行规定的职权，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规定，明确湖区办为区域内涉水职能主管机关，集中行使水域保护管理的行政处罚权，向上级请示将湖区管理办公室机构级别升格为相当于行政正处级，列入监督管理类事业单位，为施行综合行政执法提供组织保障。
(二)划清权限 ,理顺条块关系。针对目前法规和度假区实际，建立综合行政执法体制，实行跨领域综合执法，比较可行的方案是通过管委会统一领导、协调和市政府部门委托执法的方式，修改管委会有关局办“三定方案”，将行政执法职能进行合理划分，由管委会委托相关局办执行，以进一步划清权限，理顺条块关系，整合行政资源和执法力量，达到提高行政执法效能的目的。因此，可以考虑将原属经济发展局、建设管理局的水政、渔政、航运航道等多项水利执法职能划归湖区管理办公室，借鉴杭州西湖管理模式，进一步推进湖区管理综合执法工作；将原属经发局的宗教管理职能划归社管局，原属经发局的文化体育娱乐市场执法、建设局的有关行政执法一同划归行政执法大队（城管综合执法局）；同时，进一步理顺东钱湖镇政府与经发局、建设局之间的职能关系，原则上镇政府不再履行有关土地、房地产、建筑的行政执法职能。如此将初步形成区域城市管理执法、湖区涉水管理执法、9 文化娱乐市场执法的综合行政执法机制，卫生监督执法、劳动监察执法等其它行政执法行为待综合行政执法试行成功，监管执法监督等方面关系理顺后逐步纳入。
(三)加强培训 ,建立高素质的综合执法队伍。狠抓行政执法队伍建设，建设一支适应度假区建设发展需要的、政治合格、作风过硬、业务精湛、纪律严明的执法队伍是履行综合行政执法职责的重要保障。一要抓基础性工作，针对执法职能的增加，要建立和完善学习培训制度，大力开展政治理论和相关法律业务培训，实行定期业务考核制度，开展业务竞争活动，全面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素质和能力，努力塑造一流执法队伍形象。二要通过“执法示范小区（村、居）、示范路、示范景点”文明创建、争创“三个一流（建一流队伍，树一流形象，创一流业绩）一系列文明创建活动，促进行政执法水平和能力的提高及良好执法作风的形成。三要实行政务公开，加强与群众沟通，搞好外部监督。利用接待日、设立举报箱、公布举报电话、开展民主评议活动等形式将业务工作和执法活动置于社会的有效监督之下，规范执法行为，增加执法透明度。在探索实施综合行政执法机制改革中，努力建设一支廉洁公正、作风优良、业务精通、素质过硬的执法队伍。
第五篇：大部门体制心得体会：注重政府管理组织与方式创新
所谓大部门体制，就是为推进政府事务综合管理与协调，按政府综合管理职能合并政府部门，组成超级大部的政府组织体制。大部门体制是一种大职能、宽领域的政府事务综合管理体制。在大部门体制下，政府部门的管理范围较广，职能综合性强。如德国内政部的管理范围涉及公务员、机构编制、移民、统计、文化、新闻、体育、国家安全、警察、救灾等诸多方面。
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发达国家的政府部门普遍实行大部门体制，是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公民社会不断成熟、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信息社会不断发展、政府管理组织与方式不断创新的必然结果。
第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公民社会的不断成熟，使原来由政府承担的公共职能和公共事务不断外移，企业、社会和多元化的投资主体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公共事务，政府管理的公共事务的范围不断趋于核心化、中心化和综合化。政府职能的领域客观上缩小，为不断减少政府机构奠定了职能基础。市场经济的发展还要求放松规制，不断去除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过度的政府管制；这就要求政府放弃对企业、产业和社会的过细、过度的监管，将政府工作的重心放到制订政策和服务提供上。如日本在行政改革中，对原由政府直接经营管理的公用事业实行简政放权，引入民间企业进行竞争，政府不再直接管理，政府相关部门只承担法规管理、实施监控职能。因此，日本2000年将通产省与企划厅合并为经济产业省，建设省、运输省、国土厅、北海道开发厅合并为国土交通省，文部省与科技厅合并为文部科学省等。
第二，当代民主政治的发展要求议会控制内阁与行政部门，这就要求各部部长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这就使部长进入内阁成为必然。部长进入内阁，同时又要保持内阁成员的数量的稳定，便于内阁协调功能与决策功能的发挥。内阁本身成员数量的限制就决定了各部部长数量的限额，从而限制了各部的数量。这是政府部门实施大部门体制的政治动力与基础。在实行议会内阁制的英国，实行部长责任制，每个部长要为政策问题、为个人行为和过错、为所领导的部门被指控的过错向议会负责。
第三，地方化与权力下放的潮流是与全球化相对应的一种国际性的潮流，这一潮流要求实行职能下属化原则，即政府公共服务的职能应该尽可能地向下一级政府转移。下一级政府愈来愈多地承担了教育、科技、公共事业等公共职能，中央政府职能集中于政策制订与统一监管，中央政府事务必然缩小，中央政府机构设置必然趋于综合化。
第四，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政府综合事务在政府事务中的比例不断上升，要求政府实施综合决策、综合执行与综合管理，以便加强对政府事务的综合协调与战略管理。例如，为了适应信息社会传统电信网、计算机互联网、有线电视网三网合一的趋势，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建立了“三网融合”的综合电信监管体制。又如对卫生事务的管理，近年来，国外的卫生行政管理体制均呈现综合、统一集中管理的趋势，如英国卫生部负责制订卫生保健总体政策和策略、执行政府医疗卫生保健预算、组织提供医疗卫生服务、负责环境卫生和食品药品监管，等等。英国卫生部对应我国卫生、环保、药监、质检、民政、劳动保障等政府部门和残联等组织。
第五，政府管理组织与方式创新使实行大部门体制具有了组织基础。在当代西方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中，西方国家推行决策与执行的分离，设立了大量的执行机构，原来由政府行政机构行使的管制职能被转移到执行机构，行政机关内行使决策职能的高级文官组织一个专门负责决策的相对较小的“核心司”，政府部长及其核心决策司集中精力负责决策和监管，集中精力负责协调事务，这就为推行大部门体制创造了条件。目前，英国约有131个执行机构；美国约有56个独立机构和4个半官方机构，德国约有36个政府各部门直属的联邦高级机构与部门。行政管理技术的发展也为大部制的推行提供了技术保障，如电子政务的应用为减少管理层次、促进管理组织扁平化创造了条件；社会服务承诺制的推行，也使行政质量与效率大大提高，为推行大部门体制奠定了基础。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政府管理组织与方式创新具有重要的作用，在这一基础上实行大部门体制：能够避免职能交叉，提高行政效率；有利于将需要各个部门协调的事务变为部内协调的事务，减少协调的成本，提高协调的效率；便于进行战略管理，提高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统筹安排能力；便于部长承担政治责任与行政责任，有利于责任政府建设；综合性强的部门，其灵活性也强；同时，也有利于形成强政府、大社会的社会治理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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