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强政府的公信力

第一篇：如何加强政府的公信力

如何提升政府的公信力

姓名：向坤

学号：20101151209 班级：外语系英语（2）班

政府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营建公平的市场竞争平台，维护良好的市场竞争秩序是其依法行政的出发点和归宿。基于政府信用在社会信用体系中的基础性和核心性。必须加强政府的信用建设，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否则就难以形成良好的市场信用秩序。我国政府的公信力虽然在不断提高，但同时必须注意到，有关提高公信力问题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甚至一些地方政府信用失范，公信力下降，已经严重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一．政府公信力缺失的现状

当今我国政府公信力下降最严重的领域就是——食品。前几年，“三聚氰胺”来了，国人震惊；今天，“瘦肉精”来了，国人又被震惊。中国的食品问题犹如一个又一个的定时炸弹，过不了多久就能炸响一个，真不知什么时候就炸完了，我相信只要还允许食品和饲料中使用添加剂，就不可能炸完。“三聚氰胺”也好，“瘦肉精”也罢，类似的食品和饲料添加剂，只要追根溯源，都是被有关部门认可过的成果，说不定还得过科研成果奖，至少老百姓是制造不出来的。“瘦肉精”暴光了，老百姓非常害怕，有关部门也来了，好像很惊奇。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样的成果何止千万，只是没有人去查而已。如果我们去认真排查一下饲料和食品中千奇百怪的这个精、那个粉和这个素，一定会让你触目惊心。做个大胆地评估，可以说现在已经没有不加添加剂的食品和饲料了，但是这些添加剂哪些是健康的哪些是有害的，对老百姓来说都是谜，根本无法判断，说不定哪天发现一个是有害，又能让我关部门重视一阵了。这种问题，不仅仅影响经营单位的形象，已以严重地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是危害最为严重的“社会恶性肿瘤”。

政府在食品方面的公信力毋庸置疑已经下降到了一个低谷，然而在其他领域，政府也同样出现了类似问题。今年8月，乌鲁木齐将对2008年建设的1407套廉租房进行摇号分配。随着廉租房制度的逐步健全和经济适用住房制度的初步完善，乌市将停止政府主导解危解困房建设。廉租房作为一种公共福利，是政府兴建、政府分配，政府成为直接主体，理应奉行绝对公平原则，倘若这种分配不公，将直接影响到地方政府公信度，倘若弄就出些弄虚作假的事来，无疑会受到民众的劣评。武汉经适房“六连号”丑闻，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舞弊案例，恰恰击中了政府信用这个重要的命题。

据相关机构调查：2009年，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有所降低：在“您相信政府公布的各种社会经济调查数据吗”的调查中，认为“仅作参考，掺假的成分很多”或“绝对是假的，从来都不信”的比例高达91.1%；而在2007年的调查中，这个比例是79.3%。公众对政府行为的信任度直降10个百分点，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政府失信问题相当严峻。[1] 这一数据充分说明了当前我国政府公信力缺失的严重性，而政府公信力缺失在地方政府中表现尤为明显。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地方政府公信力缺失的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地方政府的政策连续性不强。政策的透明度与可预见性是政府取得民众信任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少地方领导从自利性原则出发，对已经生效实施的政策、合同任意修改、废止，要不就是“新官不理旧账”，“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赶不上领导人的一句话”。这种现象越到基层政府表现的越为明显。

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地方政府公信力下降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超越地方政府的上访问题越来越多，即便是到本级政府上访也多表现为群体性上访。而一个比较极端的表现是由个案容易引发成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从去年贵州的瓮安事件，到今年湖北石首事件，都是由一般个案而引发成了轰动全国的群体性事件，其实在这两个事件之间，国内还发生了许多群体事件。这些群体事件发生，都是因偶然因素引起，突发性极强，没有明确的组织者，找不到磋商对象，绝大多数参与者与最初的事件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主要是地方政府公信力缺失，群众不相信当地政府，借题发挥，表达对社会不公的不满，以发泄为主，在发泄过程中通过手机短信、网络传播信息、利用民众盲从的群体心理散布谣言，蛊惑更多民众参与，甚至做出对政府机关和其他设施进行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行为。

社会舆论质疑不断。在一项政府决策或信息发布之后，公众往往对其不认同，并进行分析、判断，发表个人看法，通过新兴的网络媒体和传统的社会舆论进行传播。如云南的“躲猫猫”事件、陕西的华南虎事件，均是网友提出质疑后，政府进行再调查，最终使真相大白的。最近社会上热议的河南彩民高中3.6亿元彩票巨奖事件，也受到社会质疑，认为这是内部操作所致，从一定程度上看，这也是对政府公信力的质疑。

二、现阶段包国地方政府公信力缺失的根源分析

1.政府自身因素是公信力缺失的主要根源

第一，政策失衡导致公信力缺失。一是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地域性差异。上级政策在政策出台过程中，虽经过大量的调研和征求意见，也考虑了各地情况，但由于各地社情、民情千差万别，在执行过程中，也会遇到不同的问题，使政策执行产生一定的偏差，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导致群众对地方政策丧失信心。二是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时期性差异。上级政策没能充分考虑不同时期发生的社会变化，制定的政策缺少连贯性，政策执行的尺度不一，导致群众认为是地方政府执行政策不力，耍了花样，地方政府从而成为矛盾的焦点，失去了群众的信任。三是地方政府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不够。一些地方政府形成“一个班子一套思路，一届政府一个政策”的局面，公共政策变更的随意性很大，朝令夕改，导致公众无法对政府的行为做出合理的预期。四是部分政府开出“空头政策”。有的地方政府为了推动工作开展，在没有经常深思熟虑的情况下，草率出台政策，之后又久久不能兑现给群众的承诺，使政府失信于民。

第二，调控能力有限导致公信力缺失。一是地方政府对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有限，地方政策措施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甚微，群众对地方政府的能力产生质疑，甚至认为政府在发展经济上没有进行作为。二是地方政府过于追求政绩，盲目追求GDP，出现“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现象，向社会公布的经济社会发展数据脱离实际，而这与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的幅度存在一定差距，导致群众对政府失去基本的信任。三是地方政府甚至存在与民争利的现象，很多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不仅仅是充当了引导者和裁判员的角色，有的也作为运动员参与了市场竞争，追求经济利益，将企业与公众摆在了不平等的竞争位置上，导致民怨沸腾。

第三，腐败现象导致公信力缺失。一是各级政府查处的大案要案触目惊心，使群众对政府缺乏信心。在我国近几年查处的腐败案件中，腐败官员的级别较高，人数众多，涉案金额动辄几百万，上千万，有的甚至上亿，这是普通群众无法想像的数目，极大的降低了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二是腐败现象依然禁而不止，查而不绝，腐败官员“前腐后继”，进一步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特别是在交通领域，多个省市出现了厅局长一个接着一个腐败，一个接着一个查处的现象，使群众认为腐败难以根治，对反腐失去了信心。三是腐败现象的存在范围之广，也严重损害了政府公信力。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基层公务员都出现了一些腐败份子，其跨度之大，范围之广，涉及到各个领域，各个行业，群众不由地认为腐败已渗透到政府的各个角落，难以对政府产生信任感。

第四，行政难以作为导致公信力缺失。一是存在“无法作为”现象。当前我国的“一府两院”均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而“两院”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执法不公现象，群众的一些合理诉求在“两院”得不到解决后，又通过政府来寻求解决途径，而这些又是政府无权处理的，无法进行作为，由此，群众认为政府不作为，对政府存在怨恨情绪。二是存在“乱作为”现象。一方面是政府内部执法机制不健全，执法混乱，政出多门，群众受到多方检查，无所适从。另一方面是执法人员素质较低，存在作风问题，在执法过程中权大于法的现象依然较多的存在，随意性较大，有的甚至存在索、拿、卡、要，敲诈勒索的现象，从一定程度损害了群众利益，有损执法形象，亵渎了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最近社会上热议的上海市运管部门“钓鱼执法”事件，便是其中的典型案例。三是存在“不作为”现象。在各个地方都不同程度存在部门利益经济化，经济利益部门化现象，这也使得“有利的事抢着做”，“无利的事都不做”的局面，对无利可图之事，政府工作人员不作为、缓作为，部门之间互相推诿，工作人员相互扯皮，最终受损害的也是人民群众。

2.社会时代因素是加剧公信力缺失的根源

一是社会转型时期利益分配问题降低了政府公信力。原有利益阶层，对利益的丧失心有不甘，存在不满。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在社会转型时期，各利益阶层也进行了调整，原有的一部分既得利益阶层有可能在改革过程中失去了一部分利益，而这部分人是不愿意改革的，是对改革持否定态度的。特殊利益阶层在利益配过程中，随着势力的增强，存在与政府博奕，对话的阶段。在改革过程中，形成了一部分特殊利益阶层，这一阶层还在极力的想要扩大利益，并具备了一定的发展、控制经济的能力，开始与政府进行角力，而这一阶层在利益没有得到最大化时，也可能对政府产生一些抵触情绪。弱势群体处于社会的最低层，是最容易丧失对政府公信力的阶层，一旦其最基本的生存生活条件失去之后，便会出现反社会、反政府的情绪，而在这一群体的生存状况没有得到大的改观之前，其对政府信任感也会较低。

二是贫富差距拉大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我国经济社会取得巨大发展，但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上“仇富”、“仇官”情绪较为严重。公众认为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是政府管理经济能力欠缺，贫困群体不再相信政府会考虑其利益，将其排出在社会发展成果共享的范围之外，由此也不听从政府号令。贫富差距的拉大，产生了较为明显的阶层，阶层与阶层之间的矛盾转嫁于政府。富裕阶层与贫穷阶层之间，由于不平等的社会地位，不能公平享受社会成果，彼此之间也不可避免的产生矛盾，若这些矛盾不能得到很好的调和，双方利益得不到兼顾，其矛盾的升级最终会转化为与政府之间的矛盾。行业之间的差距，也反映政府在社会管理职能上的失衡。

三是公民素质不高降低了政府公信力。一方面部分群众有“唯恐天下不乱”的从众心理，容易造谣、信谣、传谣。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后，部分群众不顾是否掌握了事实真相，传播与事实不相符的言论，有的甚至捏造事实到处传播，意在损坏政府形象。另一方面部分群众在一些不合理诉求无法实现时，对社会现状不满，就存在仇视政府心理。当前部分群众向政府提出了一些不合理诉求，在没能得到政府支持，或是诉求没有达到其期望值时，就对政府不满，借各种机会贬低政府，若有突发事件发生，更是求之不得，推波助澜，希望事件越大越好，政府威信越低越好。

3.历史人文因素也是影响公信力缺失的又一根源

第一，人治社会思想根深蒂固。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统治中，突出依靠贤人进行治理，为政者的道德就成为左右国家命运的杠杆，而这几千年的思想在人民的心中依然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一方面地方政府领导人治思想严重。在为政决策过程中，没有经过全面的调查研究，过多的依靠自己的主观判断，有的甚至通过一定程序将个人意志转化为集体决策，从而造成了地方建设的失误，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损失。有的领导者也还存在无视法律，以行政命令代替法律，违法施政的行为，降低了行政行为的权威性。另一方面公众评论政府领导者的标准过高。领导者的道德很重要，但并不是每个领导者都能达到仁人圣贤的标准，有的或多或少的在人性上存在一些暇疵，而公众以仁人圣贤的道德标准来评价领导者的执政能力，显得过于苛求，将个人道德与政府公信力划上等号更是有失偏颇。

第二，万能政府理念根深蒂固。在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过程中，我国的政府都是集立法、行政、司法大权于一身的万能政府，政府工作包罗万象，政府决策高于一切，政府权力至高无上。这一理念导致部分公众过于依赖政府，对政府期望值过视，凡是各项社会事务，都寄希望于政府予以解决，一旦这些问题得不到政府的解决，公众并不能转变理念，给予合理理解，认为这都是政府不作为问题，从而对政府的执政能力提出质疑。同时，部分行政官员难以根除万能政府情结，在工作中越权行政，干扰立法司法；以已之意代替民意，“替民作主”；将行政之手伸向市场，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结果是好心办了坏事，降低了政府公信力。

三．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方法

1.树立公信从学会倾听做起

人无信不立，政无信不兴。孔子论政，把“民信之”作为治国之本；商鞅变法，以“徙木立信”之举取信于民。提振公信力，是几千年来治国理政者上下求索的重大命题，也是今天广大党员干部必须面对和解决好的现实课题。

当又一个春天降临大地，中国社会生活呈现新的气象。“倾听”，成为领导者们不约而同的行为。胡锦涛总书记在河北省保定市与基层群众共度春节，深入城乡大地嘘寒问暖；温家宝总理来到山东嘉祥县、曲阜市看望农民群众，走入麦田了解旱情。一些省市领导干部也勉力倾听不同阶层群众诉求，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在与移民的攀谈中了解民生，湖南省委书记周强在歌曲《春天里》带来的感动中体会农民工的心声……

苏格拉底曾经提醒世人：“自然赋予人类一张嘴、两只耳朵，也就是让我们多听少说。”有研究表明，人们每天花在沟通上的时间是：倾听为46%，说话为26%，阅读为15%，书写为13%。沟通首先从倾听开始，提振政府公信力又何尝不是这样？在现代社会中，治国理政其实就是人们公共生活的安排方式，体现着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与交流。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同样首先要求执政者敢于倾听、善于倾听。学会倾听，是干群沟通的起点，是群众工作的基点，是公信力生长的沃壤。

学会倾听，才能相互理解，达成信任。倾听，是一种平等而开放的交流。领导干部通过各种方式了解社情民意，洞察时弊，体察民瘼，以虚心、坦诚、负责的态度，反思和完善政策制度的实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仅可以提高执政的科学性，而且在这一过程中，群众也得以重新认识和理解干部及其工作，信息与情感汇聚，信任与支持迸发，从而形成干群正向呼应的良性循环。

我们不能忽视，在一些地方，横亘于干群之间的“信任墙”依然不少，尤其是当群体性事件、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辟谣没人信、谣言满天飞”时有发生。究其根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领导干部还没有真正认识到公信力的极端重要性，在平时工作中懒于倾听、疏于倾听甚至拒绝倾听，堵塞了沟通交流的渠道，错失了与群众增强互信的机会，任由信任资源流失、公信力受损。

学会倾听，才能务实求解，凝聚合力。古人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真诚向群众倾听，其中隐藏着难以估量的力量与价值。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执政者需要在众声喧哗中倾听民意，理性分析；需要在民智大开时汇集整理，仔细求解。正因为如此，近年来，两会的代表委员们，通过实地调研、博客、微博、电子提案等形式大量搜集百姓呼声，征集意见和提案议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响应。

在利益多元、矛盾多发的改革发展阶段，学会倾听，善待表达，不只是执政为民的一种姿态，更是长治久安的科学选择。诚如领导同志所说，不只是了解个案，更重要的是了解政府工作、制度和政策等方面还存在哪些问题，从而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样的“倾听”，释放出这样一个信号：政府执政做事听取群众意见，应该成为一种常识、一种常态。也只有这样，才能深入实际，理顺关系，凝聚共识，最大程度地激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最大限度地规避高速发展过程中的风险与挑战，最大可能地用好发展的机遇和契机。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胡锦涛总书记多次告诫各级领导干部“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十二五”开局之年再谋新篇，需要党员干部乐于倾听，善于倾听，从民声民意中汇聚民智，凝聚民力，为又一个发展之春齐心耕耘。

2.让公信力在阳光下生长

流言止于真相，公信源自公开。惟有通过公开透明，实行“金鱼缸”式操作，政府权力才能真正为人民的权力服务；惟有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政府公信力才能伴随着阳光不断生长

公信力是政府的立身之本。政府公信力源于民众的信任，信任的重要前提就是了解。在一个信息像空气和水一样重要的时代，政府的公信力与其信息披露的程度息息相关。

公开透明是人们了解政府的前提。公开透明了，人们才能更充分地了解政府日常运作，与政府形成良性互动；也只有公开透明了，公职人员才能更好地接受监督，勤勉作为、不敢懈怠，增强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和信心。

现在，一旦发生公共事件，人们首先关心的往往是事实真相，这已经成为化解矛盾纠纷的共识。而获得真相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公开透明。因此，在一些群体性事件中，当有干部认为群众不明真相时，其实更应反躬自问，是否因为不够公开透明，从而导致真相不明？

事实表明，一些公共事件的酝酿扩大，往往是不够阳光使然。面对一些突发性事件，一些干部本能地抱着“瞒”和“捂”的思维，导致民众因不了解而猜测，因猜测而众说纷纭，最终谣言四起、使局面陷入被动。尤其在网络时代，面对多元快捷的信息获取方式，任何试图隐瞒的举动只会适得其反，只有及时公开透明，才能掌握主动、获得信任。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对过往经验的吸取，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选择公开透明。比如，面对一些突发性公共事件，许多地方都会在第一时间发布信息，这极大地增进了人们对政府的信任支持。但也有一些信息发布的效果并不好，究极原因，就在于发布的是自己认为重要的信息，而非公众关注的信息；甚至一上来就急于撇清责任，对公众的关切质疑却刻意回避。这样的信息发布，不仅与公开透明的理念不符，反而助长了人们的“反面猜想”。

这也说明，公开透明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深层次的理念问题。如果把信息看做是一种自我资源，那么信息的公开透明就会被当作一种权宜之计；反之，如果树立服务型政府理念，认识到政府信息的公共资源属性，尊重人民的知情权，公开透明就会成为一种主动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公开透明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以人为本的问题；政府公信力的打造，与政府服务人民紧密相连。

政府“公开透明”的一个成功实践，是汶川大地震。在那场大地震中，真相之所以能战胜谎言,真情之所以能感动世界，正是源于信息的公开透明；而公开透明之所以成为第一选择、唯一选项，其背后则是以人为本的抗震救灾主线和政府对生命的尊重关怀。以人为本理念下的公开透明，动员起了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共克时艰的力量，也极大地增强了政府的号召力和公信力。

任何权力都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它可以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下，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由于人性的复杂性，权力也有封闭运行的冲动，并容易被滥用。要确保权力的人民属性，就要实现权力运行的公开透明，使政府在民主监督中，遏制滥用权力的冲动，获得避免腐败的免疫力。无论是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还是国务院颁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体现的都是将政府“公开透明”制度化的努力，都在为政府的公信力构筑基石。

流言止于真相，公信源自公开。惟有通过公开透明，实行“金鱼缸”式操作,政府权力才能真正为人民的权力服务；惟有保障人民的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确保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政府公信力才能伴随着阳光不断生长。

3.维护群众利益才有公信

信任是一种情感活动，也是一种理性选择。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才能赢得最大范围、最深程度的信任。超越个别利益，把群众利益、公共利益放在首位，这是提振政府公信力的必然要求，也应是我们所有工作的根本遵循

在发展过程中，信任的问题往往体现为利益问题。物价房价、工资社保、看病上学……对群众而言，利益不在你怎么说，而在你怎么做，于切身感受中才能建立起对政府、对干部的信任。协调利益关系，维护群众利益，可谓提振政府公信力的“牛鼻子”。

近年来，从“利为民所谋”到“包容性增长”，从免除农业税到深化医改，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挑战的“保民生”到“十二五”规划建议中的社会建设图景，政府公信力的建设，正体现在立足改善民生的理念、系念群众利益的实践之中。

利益是复杂而敏感的问题。改革深水区、社会转型期，利益主体多元，利益格局多样。这种背景下，各类公共事件日趋复杂，协调各种利益更为困难。面对相互交织的个别利益和普遍利益、少数利益和公共利益、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处理好了，政府公信力能倍增；处理不好，则可能让政府公信力蒙尘。

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也必须服务人民。可以说，除公共利益之外，政府没有其他的利益，这是政府的天然属性和根本旨归。面对复杂的利益问题，政府部门和政府工作人员只有抛开自身利益、超越个别利益，才能以公平公正的原则解决好问题，作出正确的决策，赢得公众的信任。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强调：“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上而不是站在个人、少数人立场上说话办事，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而不是代表某一个人、某一部分人利益，是决定人心向背、事业成败的关键。”

现实中，在有的地方和单位公信力出现问题，很多就是源于不能超越个别利益。或是把机构自身的特殊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与民争利。比如一些地方出现的“钓鱼执法”、“罚款指标”，因土地财政而来的“扩地冲动”等，都是如此。或是陷入利益交换，成为少数人、少数群体利益的代言人。比如在一些非法征地、野蛮拆迁事件中，相关部门也参与其中，损害到群众的利益，失去了群众的信任。

不可否认，现实生活中，领导干部也有正当的个人利益，也有合理的发展诉求。有效切割个人身份和职业身份、协调好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至关重要。如果职务的影响延伸到个人生活，行使权力时就难免以公权谋私利，为追求个人利益而侵犯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无论是量体裁衣的“萝卜招聘”，还是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其直接的后果，都是政府公信力的流失。

看问题的视角，决定了面对利益时的胸怀。不能超越个别利益，目光局限于一人一时一事的得失，利益的个别化、局部化、单位化就会抬头。这也许能满足少数人的短期利益，但损害的是政府公信力，失去的将是整体的长期利益。对待利益和信任的问题，我们应该着眼全局，把群众利益和公共利益放在首位，从全局和整体的角度看利益、想问题，才能在信任中达成共赢，提振各个层级上的政府公信力。

要超脱于个别利益之上，不能仅靠“道德自觉”。一方面，要形成良好的利益制衡机制，把权力的行使放进“金鱼缸”，把领导干部的个人利益放入“阳光房”，让群众的监督筑牢信任的基础；另一方面，要着力建立健全保障群众利益的决策机制，形成和拓宽群众的利益和诉求表达渠道，让群众的参与拓展信任的源泉。

信任是一种情感活动，也是一种理性选择。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才能赢得最大范围、最深程度的信任。超越个别利益，把群众利益、公共利益放在首位，这是提振政府公信力的必然要求，也应是我们所有工作的根本遵循。

4.用制度守护公信力成长

制度是公信力的根本保障，制度执行力是公信力的现实体现。“十二五”时期，尤其应把政府公信力构筑在法制基础上，把依法行政作为政府公信力的生命线，把依法办事作为公信力的生长点，用法治的力量守护公信力成长。

提振政府公信力，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一项长期任务。公信力建设，只有扭住制度问题不放松,着重从制度层面寻找出路，才能获得立足的根基、持续的动力。

政府的公信力，是一种社会认同和信任，从现象上看，常常表现为干部与群众之间的人际诚信，而从实质上看，则是社会运行和治理过程中，人们与政府达成的契约，社会对制度的信仰。因而，提振公信力，干部的职业操守、道德形象固然重要，但更为关键的是制度基础是否扎实、制度执行是否有效。

制度是公信力的根本保障。一项好的制度，可以为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提供落实载体；一项好的制度，可以为凝聚共识合力、促进和谐稳定的治理目标铺就现实道路；一项好的制度，可以为开放透明、加强监督的权利诉求开辟参与渠道。好的制度设计，符合社会历史发展潮流，顺应人民群众的要求期待，自然能得到普遍的信任与支持。

正因此，党和政府一直把制度建设作为公信力的基础。从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等治理思想，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近三年来的有效实施；从公推公选的干部选拔制度，到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从新形势下加强群众工作的制度创新，到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制度安排，政府公信力站在了日益坚实的制度基础之上。

在现代社会，利益格局更趋多元，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公众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和诉求更加强烈，政府面临的公共问题日益繁杂，更容易遭遇信任挑战。近年来的一些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中，也不时暴露了制度问题造成的公信力软肋。在这样的背景下，制度建设唯有与时俱进，因时而变，更加符合经济社会内在发展规律，更加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调整、完善、创新，才能实现政府公信力的保值增值。近年来，废止收容遣送条例，颁布新拆迁条例，修改选举法、实现城乡同票同权，出台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改革和创新，立足实际情况，顺应党心民意，在破解问题和矛盾中，不断创造着增强政府公信力的契机。

制度执行力是公信力的现实体现。制度的效用取决于制度的执行，公信的树立在于制度被普遍遵循、一体奉行，而首当其冲的，就是政府和干部对制度的态度和行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令行禁止，本身就是对制度的最好诠释，政府威信不树自立；有令不行，违法不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各项制度必然流于形式，政令难以畅通，公信力也难以挺立。从这个意义上说，执行力不仅是政府工作的生命线，也是政府公信力的支撑点。

从现实情况看，制度的完善固然重要，但制度的执行更为紧迫。一些问题和矛盾的产生，正是由于制度执行不得力、监督不严格、落实不到位，有法不依、执法不公、执法不严的现象时有发生，少数干部存在权大于法、滥用权力等问题，这不仅在无形中架空了制度，也对政府形象和公信力造成了损害。

树立公信靠制度，制度公信看法治。公信力需要法治来塑造和强化，法制健全并得到严格执行，才能有效规范政府和社会成员的行为，增强人们相互交往与合作的信任度，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安定有序。政府讲不讲诚信，有没有公信力，一条重要标准就是看政府能不能严格执法，依法办事，能不能始终按照宪法和法律法规规定的权限和程序使用权力。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十二五”时期的政府公信力建设，尤其应把公信力构筑在法制基础上，把依法行政作为政府公信力的生命线，把依法办事作为公信力的生长点，用法治的力量守护公信力成长。

第二篇：政府公信力

信息公开透明和政府公信力

“躲猫猫”“欺实马”“钓鱼执法”的再调查考验着政府的公信力。三起事件中，无一例外出现了政府部门推翻初步结论的“再调查”环节。在信息公开已成为政府法定责任的今天，企图掩盖事实真相的“躲猫猫”不啻鸵鸟政策，既不合法也不高明。政府不能够保证不犯错，但一定要保证诚实。要树立政府的公信力和依法行政的形象，需要日积月累的艰苦努力;而要破坏这种公信力，一件错事足矣。

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方政府长期没有真正从传统的行为模式中走出来。只要出现了危机，首先想到的事情，是瞒，遮避消息，把事情纳入内部控制的渠道，争取在内部处理。但是，到了信息化程度如此之高的今天，真正意义上的封锁消息，实际上已经不可能，封锁和遮避的结果，是真相难以大白，流言却不胫而走。结果，受损害最大的，是政府的公信力，这种损害积累多了，政府想改辙，但再说什么，也就没人信了。

“钓鱼式执法”，是以违法的方式执法，对法律和道德具有很强的危害性，既腐蚀着道德，伤害人们的善良之心，又损害着执法者的形象，削弱政府的公信力，打击人们对于法律权威的信心，加剧社会的信任危机，破坏社会和谐。有关部门必须引起重视，采取措施，纠正这种“钓鱼执法”行为。一是要加强干部教育，进一步树立依法行政、严格执法的意识;二是加强纠正处理和队伍整顿，对违法执法的人员追究责任，严肃处理，起到举一反

三、警戒震慑的作用，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三是健全长效机制，加强群众和社会舆论对执法队伍的监督，促进行政执法队伍执法行为的规范。

第三篇：政府公信力

较强的公信力是责任政府的内在追求，因为在这里政府公信力产生的根源来自于对政府是否负责的确认。在民主社会，公众服从法律和政府命令的前提是政府具有合法性基础并且其产生符合民主程序。基于此理论，政府公信力来自于政府行为的负责。

政府公信力属于制度体系的范畴，吉登斯认为，信任结构存在着两大类：一个是人格信任，一个是系统信任，或者是制度信任。而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属于制度信任，政府的公信力必须建立在一系列可靠的制度基础上。制度是政府公信力的核心层面。政府公信力的制度包括围绕政府公信本身形成的制度和政府公信监督、评估制度两个方面。前者包括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化、开放的行政程序、责任机制建设等，后者包括鼓励公民参与的各项制度建设。公民对政府制度的认可和信任，是他们在危难时刻紧密团结在政府周围的基本条件。同时，制度公信力是危机管理各项制度发挥预期作用的保证。危机管理的各项制度属于具体制度层面，其公信力的强弱关系到其作用的发挥。危机管理制度公信力强，就能在实践中得到落实，产生良好的效果，反之则不能收到预期效用。制度的稳定性及刚性注定了制度效率的长期性，因此，建章立制是对行为预期结果的一种必要手段，也是政府公信力长盛不衰的最好方式。

（一）政府与公众在信息上的不对称性

政府的公共权力属性使其在和公众建立的信任关系中具有绝对的强势，首先体现在双方信息的不对称上。政府和公众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要严重得多。因为公众在把权力交由政府之初，实质上处于一种弱势形态，政府却获得了在信息获取和处理上的绝对强势。首先，政府的社会信息来源更为全面，公众只能掌握部分社会信息，具有片面性。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决定了政府是全社会的公共管理机构，广泛多样的政府活动使政府可以凭借组织和技术优势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显然政府收集社会各个方面的信息比个人要容易得多，所以，政府掌握的信息量是其他社会组织个人或利益集团所不能相比的。其次，政府可以根据需求处理自身信息和其它信息，而对社会公众隐瞒全部或部分消息。在技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政府出于公共和自身考虑，如公众知情后社会出现的混乱局面、政府形象的损害等，经常会对某些信息进行隐瞒或封锁。如信息涉及到利益争夺时，官僚体制及政府官员往往具有抵制信息公开的冲动，甚至发布一些虚假信息蒙蔽公众视线。此外，公众由于自身局限导致信息短缺。公众的局限在接受其他公共服务或产品时也会出现，指的是社会公众在享受政府某个公共服务或产品时，对公共服务或产品的获取和提供过程并不十分关心，因为委托代理关系形成之后，公众由于自身的局限产生了一定的惰性，不会对获得社会信息、政府信息产生强烈的欲望，由此，就会导致公众的信息短缺。

（二）公众对政府公信力的评价具有非组织性公众对政府公信力的评价具有非组织性，主要体现在公众作为政府公信力的评价者非特定也不固定。政府公信力的评价者是社会公众，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指向，并不特指某一个人。并且由于不同时间、不同情境政府公信力的评价者也不同，虽都可成为公众，但这种身份并不固定在某个个人身上，因此，公众对政府公信力的评价具有非组织性。

（三）收入分配不公

市场经济在带来高效率的同时，也拉大了人民群众收入之间的差距，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引起了部分群众相对剥离感的增强。实际上，市场经济无法解决诸如社会公平问题，这是市场的缺陷或失灵所在。市场的失灵要求政府的干预和介入，市场的缺陷及市场失灵是政府干预的基本理由。政府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通过相关的政策，克服市场失灵，实现社会公平。

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的问题，理论界和实践层面都在认真探索。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我国生产力总体上处于不发达状态，党和政府特别重视效率问题。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也决定了党和政府不能忽视公平问题，只是在选择偏好上，效率相对于公平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收入分配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党的十五大和党的十六大都明确提出，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党的十六大还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这就确立了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关系的基本原则，目的就是既要适当拉开收入差距，以发挥收入分配的激励功能，又要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引起社会不稳定。

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行业收入、地区收入差距逐渐扩大，城乡二元结构也使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不公平现象特别突出。在全社会坚持公平的原则、维护公平的价值观，保障人们利益和分配的合理化，使每个社会成员既有平等参与的机会又能充分发挥自身潜力,就成为政府的重要职责。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注重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些论述，都既坚持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又增强了解决收入分配领域矛盾和问题的针对性，是从实际出发对效率和公平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化和完善。社会出现严重的不公主要表现为贫富差距悬殊。目前，基尼系数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收入分配的重要指标。根据基尼系数，低于 0.2 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 表示最佳平均状态，0.3—0.4 表示正常状态，0.4 为警戒线，0.4—0.5 表明收入差距过大，0.6 以上则表明收入悬殊使社会处于危险状态。基尼系数越大，表明一个国家越是处于不公平状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基尼系数存在着逐年增长的趋势。目前，我国基尼系数已跨过 0.4，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

社会公平主要表现为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绝对的结果公平是不现实的，也是难以做到的。一定程度上收入差距的存在，是推动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动力之一。目前，我国社会的不公平更突出地表现为机会不公平。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中国现阶段存在着大量的诸如身份特权等先赋因素的存在，严重地违背了机会公平原则。过多的行业垄断，过多的行政审批，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经济决策的不透明，蔓延到司法、执法、行政领域里的腐败行为，法制不健全和市场机制不健全，造成千千万万的寻租机会，是现阶段中国社会经济机会不公平的主要原因。这些现象的长期存在，导致了公众和政府信任关系的瓦解，即政府公信力的下降。

正如对公正的思考是从不公正开始的一样,对政府公信力的思考也应从政府行为中的一些不当行为入手,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可分为四个方面的信任:第一,公众对政府公务人员的信任,公务人员的价值观念、伦理意识和道德水平影响公共权力的正确行使。第二,公众对政府行为的信任。如果政府行为效率低下,办事拖拉,互相推诱,会影响政府信用。第三,公众对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的信任,即政府提供的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质量和公共政策的信任。第四,公众对政府提供的各种信息的信任。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周汉华指出,目前我国有用信息80%由政府所掌握,但这些信息大多处于不公开状态。当前我国某些地方政府信息公开的状况依然不乐观,有的地方部门政务公开不规范,随意性较大,想公开就公开,不想公开就不公开;一些部门公开的内容不全面,不细致,让群众如雾里看花,看不明白;有的甚至从部门利益出发,公开内容避实就虚,形式主义严重,这些现象直接导致了某些地方政府官方网站浏览量低、公民旁听会市民参与积极性不高等问题的出现,使得地方政府与公众沟通不畅。个别地方政府部门信息一时不公开或公开的信息一次不准确将导致公众对政府信息权威的长期不信任。

一般来说，不信任主要针对政府行为。虽然对政府行为的不信任并不代表对政治体制不支持。但是，对政府行为的不信任也会使政府出现合法性危机。2003年春节过后，源于广东的“非典”引发了全国几个省市抢购板兰根、醋、米和盐的风潮，一时引发社会恐慌，完全出自对政府的不信任。由此可见，提升政府公信力是维护政府合法性的基础前提，是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

在公共危机时期，政府公信力缺失现象还大量存在，影响和制约着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健康发展。政府公信力缺失现象，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3.2.2应急部门独立，公共政策扭曲

面对层出不穷的危机事件，最为关键的就是建立核心的危机管理综合协调机构，专门应对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和人为事故。我国政府危机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为部门化管理，没有形成统一的指挥体制，对于新的公共危机缺少相应的管理机构。在国家层面的实际运作上，缺乏具有会商决策功能的综合体系和综合协调部门，也没有建立处理不同危机事件之间的协调机制。在面对重大危机爆发，或是多种危机事件并发，会使政府在处理公共危机中的政策不能加以协调，从而严重影响政府处理紧急事务的效率。缺乏固定综合协调部门，要么不同管理部门之间相互扯皮推委现象，要么不同部门存在职责交叉、政策各异现象，必会导致面对危机的公共政策失去常态。面对危机的突发性，政府根本未做任何准备，没有固定机构进行危机管理，直接导致政府政策多变、政出多门，决策缺乏科学性、民主性和连续性，政策执行责任隐匿、不明确，政令不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导致社会民众无所适从，破坏了政策的严肃性。

3.2.3服务意识薄弱，信息发布滞后

政府公信力在于真诚地为百姓服务，取信于民，欺骗舆论、混淆视听的做法，只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它与建立责任政府和透明政府的目标背道而驰，而且终将破坏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严重影响政府的公信力。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在计划经济条件影响下，比较多的考虑是展示社会和睦、稳定、繁荣的正面现象。面对突发公共事件、事故灾难等作为消极负面的事情，一般采取的做法是，不说、少说或在处理完毕后作简要报道。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推进，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发布滞后的现象越来越突出，不仅影响到对外国际形象，而且对于国内社会稳定、树立政府良好形象产生了负面影响。在“非典”疫情发生初期，由于种种原因，政府未披露有关信息，直接导致各种传言漫天飞舞、人心惶惶。官方“非典”信息的缺位和模糊性，让人们对政府“非典”信息不信任，开始怀疑政府行为，从而形成各种谣言、流言。在近几年的事件处理中，信息控制似乎能够避免极端事件的发生，但如果由此得出信息控制是好的结论则过于草率和简单。信息控制有许多负面性，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政府决策滞后，导致决策效率的低下，并有可能引发一系列的恶性事件。政府决策环节发生故障，那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就无从谈起了。

政府公信力是指社会公众对政府的普遍信赖所产生的认同力和信服力。它既是一种社会系统信任，也是公共权威的真实表达。伴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转型的加快以及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政府公信力的流失或弱化业已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从问卷调查结果来看，政府公信力的弱化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

1.市场经济格局下政府公信力流失严重

许多学者和政治改革家认定：公信力的提升源自于提高政府绩效能力。从这一理念出发，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政府管理社会和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水平不断提高，其应该得到较大的改善。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对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的政府公信力评价甚高，认为 “很高”和“高”者还达到了 76.4%，平均得分达 4.16；而对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的政府公信力评价甚低，认为“很高”和“高”者只有 32%，平均分仅 3.03 分，比对文革时期政府公信力的评价得分还低。被调查者对政府的信任并未如学者们所推断的随着政府业绩的提升而提高，其原因固然是多重的。一方面，正如乔治·弗雷德里克森所指出的，“工业化和科技的发展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引发了人口膨胀、社会治安、环境恶化等诸多社会问题，政府所面临的公共问题的复杂性、动荡性和多元性环境，导致了政府不可治理性的增加，客观上引发了政府的信任危机”。另一方面，那就是随着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公众的民主意识、法律意识、维权意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特别是伴随着网络的普及，信息的传播更加迅速和透明，公众对政府期望的增长与政府不能有效地满足人们的期望之间形成了一对越来越突出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存在，其中不乏政府职能超载的影响。

2.政府公信力层级递减的趋势明显

在我国各个层级政府中，其公信力的评价各不相同，一个总体趋势是：从中央政府到乡镇级政府，公信力呈现出明显的层级递减。对各级政府信用度作整体评价的结果表明，调查对象认为较高者（很高+高）的比重分别为：中央政府为84.4%，省级政府为 68.3%，市级政府为 31.7%，县级政府为 17.9%，乡镇级政府为 14.9%；从各级政府信用度的平均分来看，中央政府得分为 4.22 分，到县政府一级时已经下降为 2.74 分，到乡镇一级仅为 2.47 分。在宁乡县调查时，有村民反映，“中央的政策是好的，可就是落不到实处。村里的干部、乡里的干部、县里的干部基本都是一伙的，都是吃农民的，市里的稍微好一点，省里的干部又比市里的好一点。反正一句话，越是往下，越是吃我们老百姓的。”虽然这种说法不尽准确，仍然表达了人们对政府整体评价的大势。

3.群众对县级以下政府工作满意度不高

“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强调，政府的宗旨是执政为民，为公众提供充足、优质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政府的主要职责在于全面履行公共责任，努力提高政府及其各部门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应对和处理突发事件，提供社会安全与秩序的公共产品，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保障公民财产和生命安全。群众对政府工作是否满意也就构成了信用度高低的基础。从问卷调查结果来看，调查对象对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工作满意度较高，评价为“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分别为 82.4%、66%，而市级、县级和乡镇级的这一指标分别为 29.9%、25%、19%；从平均分来看，也是明显呈从中央政府往下逐层下降的趋势。

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公共决策的制定者、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在应对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效能、效果，直接影响到政府公信力的高低。政府在公共危机应对中的政策措施、危机过程中的身体力行、危机后的恢复重建工作，以及避免危机再次发生的危机管理制度等，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平复公众危机心理、恢复政府形象、提升政府公信力则有巨大影响。群众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与政府日常工作相关，更与危机处理密切相连。调查数据显示，有高达 87.1%的被调查者对中央政府处理公共危机事件的效果表示满意，仅有 1.5%的被调查者表示“不满意”，但越往基层政府，群众对其处理突发公共危机事件效果的满意度越低，对县级政府表示满意者为 24.8%，对乡镇级政府表示满意者只占 21.9%，平均分也是呈逐层下降的格局。

政府的公信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政府的行政理念、行政行为和行政制度。现阶段政府公信力弱化趋势明显，与上述三个方面的因素影响密切相关。并且，政府公信力来源一部分是先赋的，一部分是自致的，前者是一个政府的初始公信力，后者是政府通过后天作为取得的。从调查结果来看，现阶段政府公信力的下降，既包括先赋的部分，但更多的是自致的部分，并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行政管理体制尚不健全

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迁，我国各级政府逐步进行了以职能转变和运作机制调整为核心的管理体制改革。但改革尚不到位，仍存在诸多痼疾和弊端，而这些正成为了政府公信力下降的深层次制度原因。

其一，政府信用责任超载。信用政府的前提是有限政府，只有有限政府才能将政府的有限职能作用于真正需要发挥作用的领域，才能避免政府滥用信用资源。但由于改革尚不到位，政府职能的有限性并未实现，在群众心目中依然是 “全能政府”。由此极易产生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政府角色错位，“越位”、“虚位”现象时有发生，尤其是职能与事权的不对称时引发诸多矛盾；二是政府信用超载，其信用能力与公众过高期望之间冲突严重。

其二，权力制约机制不健全。政府行为能否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既取决于政府接受监督的自觉程度，更取决于政府行政权力约束机制的完善程度。缺乏制约机制，将政府权威凌驾于监督之外，不能开展有效的监督制约，也就等于把政府架空于社会之上。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在政府自身缺乏监督的动力，而外部监督又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因素未能发挥其应有作用的情况下，一些政府机构和工作人员极易利用手中掌握的公共资源，进行“暗箱操作”，以追求自身和部门利益。例如：在“躲猫猫”事件中，个别公安、检察机关的领导就是把维护和巩固部门利益作为自己的工作职责，放弃了民意，这就必然影响到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政府的权力并非是无限的，而是有边界的，应该受到制度层面上的制约。其实，类似“躲猫猫”这些事件的酿成，大都缘自对行政权力的制约机制失灵，从而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

其三，行政问责机制不完善。建设责任政府，必须建立起一个有效的问责机制。但目前的现状与此相距甚远。不少地方的行政问责的成效仍取决于媒体与社会的关注程度，只有像 “钓鱼执法”、“躲猫猫”这样的事件引起强烈的舆论反响时，有关部门才会启动问责制，处理几个官员给公众舆论一个交代。如果缺乏舆论关注或压力较小，问责程序就很难正常运转起来。这样导致的结果是：对一些舆论关注的渎职失职事件，往往问责力度较强，但即使追究责任也是高调问责，低调升迁，或是追究执行者不追究决策者，“追下不追上”；对于那些未受众人瞩目的渎职失职事件，问责就显得力度不够，往往只是象征性地让当事人写个检讨或是写个事情经过说明，就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并且忽视问责那些在渎职失职事件中明哲保身、不作为、无作为的官员或当事人。行政问责机制流于形式、不彻底会使行政权力实际上处于无责任、无风险的运行状态，最终影响到政府的公信力。

其四，利益表达机制短缺。从理论上说，公众的利益表达渠道甚多，但实际上主要只有两条途径：信访和司法。但由于信访制度目前并不完善，特别是信访部门的事权与职能之间严重不对称，不少地方政府 “拦访、堵访”现象甚多，使群众实际问题难以解决，加之司法受行政干扰比较严重，这都使政府公信力受损严重。

2.政府行为不当的影响

政府作为公共机构,在行政过程中表明自己的价值观念、执政思路和工作作风,展示出自己的形象,形成自己的声誉。社会公众也就是根据这种形象和声誉,作出对政府的信任或不信任选择的。如果政府的行为符合公众的意愿,行政公正公平、合理合法,讲信用,重承诺,那么,公众就会对政府作出信任选择,政府公信力也就由此提高。不难看出，政府能否赢得良好的公信力,关键在于政府本身。问卷调查结果也表明，在回答“对政府公信力影响的最主要方面”时,占 45.8％的被调查者认为是“政府履行职责是否到位”，占 23.6％的被调查者认为是“政府行政行为是否适当”。在回答 “造成当前政府公信力降低的主要原因”时，占 26.2％的被调查者认为是“政府职能越位、缺位和错位”，占 16.1％的被调查者认为是“违法行政、非法行政”，占 14.4％的被调查者认为是“公共政策不合理”。

其一，政府行政行为的不作为或乱作为。一方面，一些地方的政府在没有国家法律许可或者行政命令授权的情况下,擅自介入本来与自己无关的事务,对社会经济事务进行具体的干预,这种行政干预不仅浪费了大量行政资源，而且招致社会对政府能力的质疑；另一方面，在本该由政府提供服务平台时，却出现了 “缺位”。特别是政策执行不力，存在如荷兰学者布雷塞斯所说的“象征性合作”现象，口头表态执行，实际上却并未付诸行动”。

其二，政府行为不规范。首先，决策行为不规范。一些地方的政府在决策过程中主观随意性大，发现问题时考虑得更多的是政绩，决定议案时更多的是凭借经验和习惯，出现问题后也不敢承担责任。其次，执法行为不规范。在具体工作中，不按法律法规行事，不按程序办事，直接导致政府公信力的下滑。在近几年所发生的社会公共事件中, 如贵州瓮安发生的一起围攻政府部门的打砸烧事件，就是由于部分群众对瓮安县公安局对该县一名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不满，加上公安人员在长期工作过程中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最终失去了部分老百姓的信任所致。

其三，政府资信缺乏透明。政府信息不公开，行政行为不透明，报喜不报忧，隐瞒公共事件，甚至存在某些环节暗箱操作，这样的事例时有发生。本来应该向社会公开的信息，政府不及时通报，而是遮遮掩掩，甚至隐瞒事实、封锁消息，造成主流媒体对突发事件的报道总是滞后或回避不报，这就为小道消息或谣言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空间。一些公众也已形成习惯，即宁愿相信网络上甚至是境外媒体的报道，而不愿相信主流媒体的报道。事实上，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在信息手段发达的今天，只会产生“狼来了”的效应，使政府公信力下降。2004 年非典疫情的大暴发，带给人们的教训是深刻的。

3.公务员队伍中权力异化的影响

一是在公务员队伍中，目前仍有不少人“官本位”思想严重，以官为本，一切为了做官，把做官看作人生最高追求，宗旨观念淡漠，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对群众的安危冷暖漠不关心，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甚至肆意欺压百姓，极大地伤害了群众的感情，影响了政府的威信。二是有些公务员，包括一些高级干部，滥用权力谋取私利，贪污腐败，在人民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声誉。三是不少公务员政绩观不科学，在实践中存在着严重的惟 GDP 是从的倾向，在工作中热衷于搞“门面工程”，搞短期行为，也造成了权力的不当运用，致使“钓鱼执法”、强制拆迁事件等时有发生。

第四篇：政府公信力

以政府公信为基石打造诚信社会

公信力是人民群众对政府的评价，反映着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提高政府公信力，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政府公信力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人民群众对政府公信力的评价，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政府的诚信程度。对于政府来说，其信用程度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政府能不能正确行使权力，能不能遵守规则，做到“言必信，行必果”，决定着政府公信力的状况。第二，政府的服务程度。如果政府能够全面履行公共责任，努力提高政府及其各部门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就高，政府的公信力就强。特别是在危机状态下，政府能不能负责任地应对和处置突发事件，提供社会安全与秩序的公共产品，保障公民财产和生命安全，是政府公信力程度的突出体现。第三，政府依法行政的程度。政府是否依法执政，能否在法律框架内约束自身的行为，客观体现了政府公信力的履行情况。

如果说政府公信力下降是一种危险信号的话，那么这种信号应引起政府的高度警觉，并努力提高自身公信力。

第一，提高公信力有赖于政府管理机制的创新。建立政府信息公开机制，加强政府与公民的沟通，使公民更加充分地了解政府的运作和功能，从而在政府与公民之间形成良性的沟通，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互信必然得到加强；建立强有力的政府权责机制，加强政府对社会需求的回应性，政府应依法行使公共权力，做到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全面、恰当地履行与公共权力相对应的职责，不断满足社会合理需求；建立综合决策机制，提高决策的民主性与科学性，尽可能地把利益不同的各方力量纳入决策过程，提高政府决策的民主、科学程度，保证公共决策的质量。

第二，提高公信力有赖于政府强化责任意识。各级政府及领导干部应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的思想。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是建设信用政府的思想基础。政府的一切工作，都要以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领导干部要脚踏实地，有诺必行，讲究信用，靠自己求真务实的作风，在群众面前树立良好的诚信形象。同时，还要完善政绩考核办法，建立健全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和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坚决反对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

第三，提高公信力有赖于政府落实依法执政。各级政府及部门必须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严格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要围绕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健全行政责任体系，强化政府法律责任机制。要切实加强和改进行政执法，做到严格执法、公正执法和文明执法，加大行政综合执法改革力度，加快推进相对集中行

政处罚权的改革工作，切实解决层次过多、职能交叉、人员臃肿和多头执法的问题。要强化行政监察，及时处理和纠正行政不作为、滥用职权、执法不公、以权谋私等行为。要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统一，加强信用法规建设，加大失信惩罚力度，在全社会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好风尚。

提高政府公信力，必须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切实提高政府科学行政、民主行政和依法行政水平，不断的改进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方能做诚信政府。

第五篇：政府公信力

政府公信力

体制：组织方式,组织结构 ——仅涉及构造结构问题

机制：有机体的构造、功能及其相互关系 ——更包括了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和功能

制度：要求成员共同遵守的规章或准则；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有更多的强制性，往往伴随成文的规定

“华南虎”事件

事情经过：2007年10月5日，镇坪县林业局向省林业厅报告称：镇坪县农民周正龙10月3日在该县神州湾一处山崖旁，用数码和普通胶片照相机拍摄到华南虎照片71张，其中数码照片40张、胶片负片31张。省林业厅委托镇坪县林业局进行核实后，在没有派员进行实地调查的情况下，仅由本厅技术力量和省内有关专家对照片进行了鉴别，就于10月12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镇坪县发现野生华南虎”，公布了周正龙拍摄的两张华南虎照片，并向其颁发奖金2万元。此后，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两张照片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质疑，导致政府公信力成为社会舆论的热门话题，政府新闻发布是一项极其严肃的工作，有着严格的程序和要求，：既未按规定程序履行报批手续，也未对华南虎照片拍摄情况进行实地调查，在缺乏实体证据的情况下，就草率发布发现华南虎的重大信息，引起媒体和公众质疑后，有关人员又一再违反纪律，擅自发表意见、参与争论，加剧了舆论的关注程度，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政府形象。，违反了《陕西省政府信息公开规定》、《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意见》的有关规定；

存在的问题：

1、仅由本厅技术力量和省内有关专家对照片进行了鉴别（最后就国家专业鉴定机构的鉴定），就于10月12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镇坪县发现野生华南虎”，陕西省林业厅就草率发布发现华南虎的重大信息，引起媒体和公众的质疑，导致政府公信力成为社会舆论的热门话题，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政府形象，省林业厅的做法很不严肃，极其轻率，反映出该厅存在作风漂浮、纪律涣散等问题相关处罚：省政府决定，除对省林业厅有关负责同志追究纪律责任外，对省林业厅违反政府新闻发布制度、擅自发布未经全面核实重大信息的问题予以通报批评

针对该问题的相关做法：进一步完善工作制度，严格工作程序，严肃工作纪律，整顿工作作风，切实抓好各项工作。各地、各部门都要以此为戒，在处理各类重大问题、敏感问题时，一定要以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认真调研，审慎决策。要坚持政务公开，不断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努力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要进一步加强作风建设，严肃纪律，提高效率，狠抓落实，为加快建设西部强省作出应有贡献。

知识引申：

1、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主管机关应责令其改正；情节严重的，由监察机关或者主管机关对负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不履行主动公开义务或者不及时更新主动公开内容的；不提供或者不及时更新本机关政府信息目录的；对属于公开范围的政府信息，向申请人隐瞒或者以其他理由拒绝提供的；违反规定收费的；其他违反本规定的行为。这种状况不能不反映出我国信息公开制度中存在着一些漏洞。翻开我国有关信息公开的制度，我们不难发现，其最大着眼点是放在如何及时公开上，许多规定对不及时公开或隐瞒不公开的责任人都规定了相关处罚，可是对虚假公开却很少规定该如何处罚。

2、信息公开有两个基本要义，一是及时公开，二是公开信息不能虚假。可是在实践中，我们只重视了前者而忽视了后者，正是对后者没有相关制度的约束，才导致了华南虎事件的发生。其实类似的事情不仅仅只有一个华南虎，如有的地方为了骗取更多的资金，任意扩大灾害损失等等，华南虎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躲躲猫

“躲猫猫”已出现两种定义：一种是“在躲猫猫游戏中意外受伤而身亡”；一种是看守所“牢头狱霸”所为，对进入监室人员“实施多次伤害”，是一种看守所里的潜规则。

政府第一次信息公开：对于死因，晋宁县公安机关给出的答案是，当天李乔明受伤，是由于其与同监室的狱友在看守所天井里玩“躲猫猫”游戏时，遭到狱友踢打并不小心撞到墙壁而导致。

该事件存在的问题：

1、李东明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作严重不负责任，导致主管的监室内形成牢头狱霸势力，并致使一名在押人员在监管场所被伤害致死，已构成玩忽职守罪。李东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确实具有认罪、悔罪表现，故对其宣告缓刑。苏绍录身为晋宁县看守所监管人员，违反有关规定，对多名被监管人多次进行殴打、体罚和虐待，情节严重，已构成虐待被监管人罪。苏绍录虐待被监管多人，情节严重，但鉴于其案发后，确有悔罪表现，且在看守所被羁押期间，有阻止他人自杀等情节，可酌情对其依法从轻判处。遂作出上述判决

2、“躲猫猫”一案的调查结果与先前向媒体公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有较大出入。对此检方表示，这是由于其同监室关押人员串供、建立攻守同盟，共谋编造了李荞明系在玩游戏过程中，不慎头部撞墙致死的虚假事实，使案件调查侦查产生很大困难，加上为及时向媒体公布，检方在未调查完毕的情况下公布了初步调查结果

3、孙谦批评了一些地方看守所对检察监督不重视、不支持、不配合，使一些监管违法行为得不到及时有效纠正的现象，指出检察机关缺乏及时掌握看守所执法情况和发现、调查违法行为的有效措施，影响了监督的力度和效果。

如何加强政府的公信力

第一篇：如何加强政府的公信力

第二篇：政府公信力

第三篇：政府公信力

第四篇：政府公信力

第五篇：政府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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