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理性、价值理性和人文关怀

第一篇：科技理性、价值理性和人文关怀

科技理性、价值理性和人文关怀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科技理性的张扬有密切关系。必须指出，科技理性只是理性的一个方面，它需要人文价值理性的判断、比较和匡正，人类道德的实践品格必须来自于价值理性的孵化。人文关怀所蕴涵着的巨大的精神力量实质上是要求关注每个人的生命意义和内心生活。在不断重视和强化人文关怀的基础上，一切表面上看来非常诱人的“说教”就会因失去生存和传播的温床而自行消亡。只有这样，人类才有可能在创造出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创造出持久美好的人性流露和充溢的善感。[关键词] 科技理性；价值理性；人文关怀；德性；价值

一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有的垂直隶属型的社会亚系统逐渐被水平网络型的发展趋势所取代，与此相关，曾经在旧体制中起重大维系作用的、具有很强的单一性和排斥感的准则、规范和价值观日益为多样性和包容性很强的准则、规范和价值观所取代。“网络组织使权力由垂直变成平行，个人因而得到极大的自由”，[1]（P210）人们越来越多地对于已有的社会现象和行为有了相对宽容的尺度。所有这些都使得社会不管在要素意义上还是在结构意义上都越来越大，从而使现今的中国社会与30年以前相比较，差异点多于共同点、一致性弱于冲突性、断裂性多于连续性。

如果在科学技术层面上进行深入分析，产生这种“新社会”的原因则在于科技发展的快捷和科技的社会影响的凸显。

诚如哈贝马斯所言，如今，我们生活世界的结构当中充满了技术。一方面，科技的实证性内在地偏离了对于抽象的一致性、连续性和共同性的不懈追求，另一方面，科技的工具理性倾向天然地具有打破旧有框架的固有张力。科学上的“实验主义”认为只有有效的东西才是有价值的，它的价值建立在“效果”上，因此，“实验主义”本身不能产生价值系统，它本身并不能解决什么是道德、美和宗教的问题。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它对社会的作用和影响日益增强，广泛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促进了社会产业结构的变革，同时，人们的生活观念无不在科技的影响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科技理性以及由它所导致的社会行为理性便是重要的构成。

科学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理性活动，这种活动“特别注重感官所能知道的事实，认为所有的命辞都必须根据他们认为的事实，才能成立。”[2](P44)在科学实证主义看来，“一种单纯的批判姿态，不管在主观上被许多现象证明是多么有理，却必须让位给更加可靠确切的知识”[3](P108)，信仰系统是无法能够被证明的，所以，它也就是不可知的、不合理的，这样，科学理性的核心在于相信客观世界的客观性、统一性、规律性和可知性。科学理性起源于科学家特定思维和行为方式，这些特定方式应该包括：探索创新、实事求是、崇尚真理、严谨踏实。科学研究的这些特定思维和行为方式逐渐地被社会所采纳和接受，成为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人们指导自己社会行为的一种规范，这就是科学理性，它是人所独有的认识世界、探究自然的能力，是以自然科学为对象的人的理性的一个方面。

应该指出的是，作为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科学通常以两种方式对 社会发生作用和影响：第一种是物质的力量，即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第二种是精神的力量，它直接作用于人的理智和心灵，对社会生活发生影响。科学作用于社会的第一种力量较为明显，从而为人家所熟悉，而第二种方式和力量则容易被人们所忽视。对于科学以第二种方式作用于社会的功能，爱因斯坦早就有洞见，他把科学“对人类心灵的作用”或者说“科学对于理智所产生的影响”，称为“不朽的荣誉”，并认为，“尽管草率看来，这种方式好像不大明显，但至少同第一种一样锐利”。正是由于科学的这样两种作用方式，所以它既可以作为“科学—技术—生产”系统中的要素，表现为物质生产力的方式，又可以作为“科学—理性—世界观”系统中的要素，表现为精神生产力的方式。

在爱因斯坦看来，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即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和文艺复兴时期发现的通过系统的实验可以找出的因果关系，中国的贤哲没能走向这两步，是无足惊奇的，而要是发现了这两个基础则倒是令人惊奇的事。近代以来，我国的科学理论相对薄弱，在传统文化中科学理性的沉淀相应地较为缺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作重点的转移，人们对于科学技术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提升。其中首先被认识到并受到重视的是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如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但平心而言，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在社会精神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即科学理性的社会价值，特别是对于从科学理性通往世界观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普及工作还重视不够。

作为人类认识和把握世界的主体能动力量，理性是人类在本质方面的重要力量和特征。据此，可以认为，科技理性是人的理性的一个方面，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于，理性也是认识自己、探究社会，为社会设定理想价值目的并给人自己立法的能力。在此，我们可以把以追求理想、伦理道德等人文科学为对象的人的理性称为“价值理性”。这两种理性由于共同指向于人及其生存的客观环境而应该有本质上的同一性。简单地说，人类在认识自然的必然性的基础上，发展出了科学技术和认知世界的科技理性，又在追求人类的合目的性、合主体性的理性过程中发展出了“真”、“善”、“美”，这渗透着价值理性把握世界的发展、让人类生活得更美好、更完善的方向性指引。

二

动态地看，现代化过程要求普遍地实现工具意义上的理性化，但工具理性（即科技理性）的过度膨胀，使科学与技术本身成了意识形态，具有明显的工具性和奴役性，起着统治人和奴役人的社会功能。仿佛成为技术社会的现代社会，使人们原本丰富的人生蜕化为“技术的人生”。马克斯·韦伯甚至认为自然科学“总是倾向于从根底上窒息这样的信念，即相信存在着世界的‘意义’这种东西”[4](P33)，这和我们这个时代的“除魅”有关联，它的结果就在于：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从社会生活领域中的消逝。

随着科技理性的不断张扬，崇尚科技万能的文化理念逐渐成为近现代社会的文化倾向。在道德相对论、追求事实和效率精神的怂恿下，科技理性深深地介入人们的生活世界，掩盖了价值理性的自我解释能力，于是，科学对外部自然界的技术性尝试便延伸到社会生活领域。这样，以所谓富有人情味的故事为共同名称的娱乐材料以其消费的虚拟性和充实度导致了人性的理性匮乏，电影、电视和网络媒体事实上将新闻形式和零散的信息整合成有足够弹性区间的“生活忠告”，使其带有一种超级广告的因素或担负起广告的模拟功能，于是人们的交往形式和交往的实质本身也发生了变化，它们的影响极具渗透力，以致于大众媒体和肤浅的社会思潮充当了个人疾苦和困难、情感迷茫和抑郁的诉诸对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阅读更多的是周末杂志、画报和马路报刊，也更多地听听广播、看看电视和叙叙街头小道传闻，如此而已，真正读书的人反而越来越少，浮躁情绪越来越烈，隐藏在高度物质文明之下的是人们的精神痛苦和行为堕落，世界因此而失去了与道德不可分割的美的存在。在弥漫着一种引人注目的不安和焦虑气氛中，有责任的思想家敏锐地看到了对于科技理性的过分强调所带来的可怕后果，有的西方学者认为由于价值理性的过分缺失，我们的时代面临着毁灭的可能性，人类已经走到了“一个‘绝对文化的门槛’”，没有任何人不会不受到它的巨大转变的影响[3](P106)。在当今社会中，人们在互动过程中有意无意地所表现出来的道德意义的缺失和本能倾向的凸显已逐步把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从这个世界上清除了出去，并把我们置于一个可加利用、但没有意义的宇宙之中，为此他们真诚地走上了精神定位和价值选择之途，渴望有一种内在精神生活的不死之鸟能够站立起来，支撑人类伟大而遥远生活的未来。

看来，人类在过多地占有自然飞地的同时也失落了纯真的精神家园。安东尼·吉登斯认为，作为推动现代社会前进的文化力量，科学与技术建立在“没有任何东西是神圣的”假设的基础之上，于是现实生活中就没有任何道德秩序能够被保存下来[5](P45)。帕森斯非常深刻地指出，随着宗教兴趣的衰微，科学成了人们主要的关注点，科学也被广泛地看做是人类精神在理性上的成就，这种强劲的影响通过近代社会而留下其难以抹去的痕迹[6](P668)。如今，人类所面对的许多社会问题都是人类内在精神危机的外部表现。只有失去了内在精神的人才会疯狂地追逐外在的物质，而越是追逐外在的物质，就越是失去人的精神家园。

据此，可以认为，科学好比是一艘在雾中夜航的轮船，需要人文之灯来导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德托罗斯教授认为，300年前，人类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那就是将人文与科学分开发展。在他看来，这种分割越深，人类应付复杂世界的能力就越弱。所以，反省人文价值理性和自然科技理性的关系，强调建立科学与人文平衡的整体性文化观是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攸关大事，乃至于许多科学家群体也在致力这一问题的研究，如美国科学史家布鲁诺斯基（J·Bronovsky）在其著作《科学与人文价值》一书中深入地阐明了科学的价值在于人的价值，并指出当今世界文明的许多困境不是科学本身的恶果，而是人们鄙弃了真正科学的人文精神。

如今，人们倾向于认为科学理性是现代文明的灵魂，是提高人的认识、促进社会行为理性化的强大精神力量，在理性精神的指引下，以工具、技术和自然科学为标志的人驾驭自然界的能力空前发展了。在此意义上，科学技术本身是无辜的，问题在于人类没有正确地把握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关系，人本身的精神生活和内心要求却遭到了漠视。如果我们一直能用人文价值理性对自然科技理性和科学发展的方向进行合理的判断、比较和匡正，使对人文精神的追求和对求生物欲的追求一样努力，那么，就可能在创造出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创造出持久美好的人性流露和充溢的善感。果真如此，则虽如马克思所言：“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人们只能追求和满足那些正当的利益、欲望和需要，这样就不会因为积德消业而放弃人生的各种利益追求和各种欲望的满足，就不会为在磨难中修炼和“形成强大的思想业力”而“割舍七情六欲”，乃至于“在亲朋好友遭受痛苦时还不会动心”。“人类在败坏，到处都是魔”只能为人类道德反动论和人类毁灭论作注解。本该内在于个体的德行的生成无可置疑地有着外在的源泉，而道德的实践品格必须来自于人文价值理性的孵化。所以，人类发展中的困境和迷惑只能是人们鄙视真正科学的人文精神的折光和反射。

三

米尔斯曾说：“给予科学方法和科学理性在社会中的中心地位，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生活在理性之中，而不再有神话、欺诈和迷信”[7](P182—183)。科学理性的“理性亏空”必须借助于价值理性的“理性垫补”，而这种“垫补”只能通过人文关怀逐渐实现。因为，人文关怀所蕴涵着的巨大的精神力量，是一种分析性的、批判性的力量，它实质上是要求关注每个人的生命意义和内心生活。人文关怀以其内在精神孕育价值理性的基本途径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 第一，在科学地认识和指导人类有意识地创造自己的历史、自觉地进行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人文关怀能够把人类引向远离本能和盲目的动物式行为方式的美好境界[8](P202)人类总是处在一种困惑的境地中，即一方面是动物，同时又是具有自我意识的精神性的存在，而后者使人类知道自己被赋予了其他动物所不具备的尊严，为此就设定了常规，这也就成为人类文化和文明的一把尺子。理性化行为要求人们理智地追求合理的恰当的目标，有效地、切合实际地追求合理的高效益。依靠科学理性，科学家发现了宇宙规律、解释自然现象、预见世界的未来。这就昭示人们应该按照客观规律来指导社会实践，使他们的行为“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征”，反对一切盲目的、主观的、唯意志的行为，在科学理性之光的引导下，不断地从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理想的现实世界必然要求将逻辑公理、道德规范和审美原则等各自的真理性建立在某种合目的性上，而对其的论证和一系列的内化过程不得不依赖于人文关怀的渐次渗透。

第二，传播和普及了科学知识的心灵在人文关怀的浸润下，会在更高层面上提高心智和智慧，增强人们抵制愚昧和野蛮的能力，推进社会行为方式的道德化和文明化

自然科学作为一切知识的基础，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精华部分，它既是物质的财富同时又是观念的财富。科学知识内化于人的心灵，使人视野开阔、思想锐利、行为理智。在科学发达、理性之光照耀的地方，野蛮愚昧和封建迷信是没有市场的。相反，现实生活中存在愚昧落后现象，都是在科学知识尚未插足的一些领域里发展起来的。当前，一些地方看风水、观星相、重巫术、建神庙以及其他一些伪科学和反科学现象的泛滥，根本原因就是科学理性之光没有照到那里。

社会发展固然需要更多的科技理性精神，但人文价值理性在某种意义上更重要，因为它不仅是真的，而且也包含了人类善的和美的理想的愿望，包含了主体需要的价值取向，引领着人类发展的合理方向，表达着人性和人类生活的真谛。在此意义上，应该由价值理性统领科技理性以保证科技理性的正确方向。而这只能在人文关怀的前提下才能得到保证。

第三，科学的认知功能能够上升到世界观的高度，成为社会的理想、信念和道德的科学基础，人文关怀最终对世界观、价值观发生作用，从而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

有人将科学理性与强调人的价值与尊严，尊重人的情感的人文精神对立起来，认为弘扬科学理性必然导致人文精神的缺失，并把世界上人文精神的失落归咎于科学，这是错误的。其实，真正的科学理性和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融为一体的。近代以来，正是自然科学的诞生才把人的尊严从神的统治的阴影中解放了出来。现代科学在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同时也在追求着人类自身的进步和发展，而科学家的精神气质、高尚品质和人生理想代表着人类道德发展的方向，特别是作为先进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高度的科学理性和高尚的人文精神的完美结合。在科技越来越发达的今天，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融汇趋势应该日益明显，社会行为在高度理性的基础上，应更具人文精神。人们能够提高自己理智的批判能力，利用科学的观点、方法和知识去识别各种消极没落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各种反科学、反民主的社会思潮，如此，则一切表面上看来非常诱人的“说教”就会因失去生存和传播的温床而自行消亡。

美国学者理查德·罗蒂在他的《后哲学文化》中十分深刻地指出：“一个从着魔状态中解脱出来的世界必然是宽容性的，这必然导致实用主义”。既有的封闭社会的隐退会促发主体的个人主义和对个人选择的自由性的推崇。前文已经指出，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统一性的被打破和新社会的被铸造，建构了宽容的社会氛围，使社会成员现实的或预期的行为空间和思想空间大大扩展，形成了社会层次的渐次分化。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表明，社会群体的分化会产生超越原有空间、经济和精神等方面限制的需要和倾向，该过程会日益增长个体化及各个要素之间的摩擦，不断增加的离心倾向又成为通向其他群体的桥梁[9](P42)。曾在我国历史上出现过的法轮功等“邪教”组织能够将具有不同文化层次和文化品位的人们揪结在一起，非常典型地表现了人类原始思维的特点，那就是主观和客观的不易区分性与感性和理性的相互渗透性[10](P125)，这种保持了许多相当原始精神状态的“集体无意识”，通过江湖郎中、手相先生、风水先生、占卜者、魔法师和所谓的“教主”及其崇拜等表现了出来，这实质上是实证思维在另一个向度的延伸。它从反面说明：在转型社会中，我国群体生活空间的弹性和有凝聚力的、能动的社会道德认识基础的缺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的转移，自然地助长了具有实用主义倾向的科技理性的膨胀。现代社会对“投入—产出”关系的情有独钟，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功利意识，诱发了人们的交换冲动，使现代人的人生情趣日渐趋同、心灵空间日显封窒，人们在进行“数”的计算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陷入生命意义的空白。[11] 社会发展进程中人文关怀的极大缺失所产生的累积效应不断地溢泻出来并在现有的社会背景中得到不断强化，于是在社会实践领域和内在精神领域中出现种种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的非理性行为便成为必然，惟其如此，“邪教”组织才能够打着科学的幌子，严重地损害科学的尊严，直接败坏社会风气，给经济的平稳过渡和社会的良性运行、协调发展带来极大的破坏。因此，在重视科学技术的实用价值的前提下，通过人文主义关怀全面提升科学的理性价值，这对整个社会的健康、协调与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美]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M].梅艳译，姚琮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2]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M].北京：三联书店，1988.[3] [德]阿诺德·盖伦.技术时代的人类心灵：工业社会的社会心理问题[M].何兆武译校.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4] [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5] [英]安东尼·吉登斯、克利斯多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6] [美]T．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M].张明德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7] [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像力[M].陈强、张永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8] 徐辉.科学·技术·社会[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9] [德]齐美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齐美尔社会学文选[M].林荣远编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0] [法]让·卡泽纳夫.社会学十大概念[M].杨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1] 岳天明.试论个人社会化的标准与目标[J].西北师大学报，2001，（4）.

第二篇：人文关怀和历史理性：文学价值取向的交合

人文关怀和历史理性：文学价值取向的交合在文学创造中，人文关怀是古往今来一切以文学作品的总主题，并与历史理性共同筑起文学的真善美功能的价值体系。作者从人的需要出发，坚持以人为本把自己对社会生活的体验以及社会现实的认识用文字表达出来，使人文关怀寄寓在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和描述中，即同历史理性密切的联系在一起，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实现了人文与历史两种文学价值的交合。文学创造是作家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作者根据现实生活的实际，在历史理性中展现人文精神。例如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小说以高度的艺术概括、生动的细节描写、妙趣横生的幽默以及细致入微的心理分析，广泛地描写英国十九世纪中期的社会生活，塑造了众多的“小人物”形象，对社会下层阶级表现极大的同情，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私、伪善和冷酷，小说《双城记》最为突出。它以法国的革命为背景，描写玛耐特医生妇女的遭遇，揭露贵族的荒淫残暴，表现法国大革命的必然性和人民革命的热情。小说写得是两个男人和他们的爱，以及围绕这场爱发生的无法回避的冲突。玛耐特医生放下自己的不幸，看在查尔斯憎恶家族的作恶多端放弃了贵族爵位与财产自食其力的份上，为了女儿露西的幸福，把女儿嫁给了他，而卡顿为了自己刻骨铭心深爱着的露西的幸福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小说以个人的欢乐和悲哀反映了整个国家的兴盛与悲惨，作者艺术描写中无形的加入了自己的情感评价，是小说不仅蕴含着丰厚的人文关怀的价值意义，而且也体现了深刻的历史理性。

然而，文学创作并不存在规范化的模式。文学作为审美创造的自由空间，使作家能够在不同的历史理性观点上展现人文精神。例如茅盾的《子夜》主要对都市生活中各个阶级和阶层人物进行描写，通过这些人物的生活和命运，大规模地反映中国的社会现象，提出尖锐的社会问题，体现了鲜明的革命现实主义色彩。而与茅盾处于同一时期的作家沈从文的《边城》则是通过湘西边地乡村人物的性格、命运的发展变化来展示湘西下层人民的悲欢离合，是人道主义现实主义的代表作。他们把历史理性的视点放到不同的侧面，各有各自的局限性，但他们在刻画描写中吧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血肉般地联系在一起，在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生活的实际反映中实现了人文与历史价值的交会，体现了作家在文学审美创作中的自由度，展现了自己的艺术个性。

当然，在文学创造中，我们不能违背社会发展的规律，也不能违背艺术创作的规律。如果违背，则会导致对人文精神的破坏。社会在其发展进程中，会不可避免地损害某个阶层的利益，但如果一味片面强调某一历史观点就意味着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脱离。因此，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应该把握好一个“度”：在肯定社会发展的前提下，以艺术的方式揭露苦难与罪恶，从而让人文与历史两种价值相交会，使文学实现对着生命的追求。

第三篇：科技需要人文关怀

科技需要人文关怀——关于纳米技术的哲学对话

前言

今天的看法是一个人的看法。让一个人谈论这样一个问题，在理论上可能要钻得深一点，容易流于晦涩，但这篇对话却不是这样。薛先生长期致力于德国哲学研究，在三千多字的篇幅中，幽默而机智地把“科技与人”这样一个大问题说得深入浅出，的确很精彩。科技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给科技一点人文关怀，让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是每一个人追求的现代科技生活理想，本期“看法”愿成为建造这一理想大厦的一块砖瓦。■甲：晨报记者王正鹏

■乙：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薛华科技知情权

甲现在，微技术或纳米技术在全世界都是一个热门话题，听说您一直在留意这一技术的发展。一个哲学研究者倾心关注科技领域的问题，预示您对此一定有些新想法。乙：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分工已越来越大，而合作却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从事这两个领域研究的每个人从自我开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对方学习，并开始进行一种对话。

甲：这听起来有些叫人丧气，但不管怎么说，这毕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乙：仅仅有这一点还不够。我们不只在哲学上去关心科技的发展，我认为这也是个人的一种权利和义务。甲：这话怎么讲？ 乙：在经济发展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每个人有权利、有义务去了解科技发展的新动态，从而能够估量它们对于我们人类有什么利害。

甲：您是想成为科技发展的“监视者”。

乙：是的。确切地说，我是想履行自己知情的权利和义务。我认为，在今天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每个人都要意识到这种权利和义务。原因很简单，今天科技发展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甲：这一点从核技术的发展方面表现得最明显了。乙：所以，科技与人的关系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来了，而且现在讨论并不过时。它要靠双方的交流来解决。以前大家认为这是科学家、企业家和政治家的事，普通人没有能力过问，实际上，他们对于公众利害的认识决不能取代公众的想法。

甲：谁也不能越俎代苞，只能靠大家共同努力去解决。这个“大家”已不仅仅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公众，而是全世界的公众。

乙：今年，人们又开始讨论“下一次工业革命”了。其实我对“工业革命”这类说法有一些看法，觉得这种说法有些夸张。我们不能否认，科技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并将进一步改变我们的生活。现在，有些人在谈论“培育人类”，有些人在设计机器人的“进化”步骤，使它们能与人脑相当，甚至超过人脑。在这一潮流中，人们把微技术当做革命先锋。美国科学家雷恩二月份在给美国国会的一封信里说，与信息和生物技术相比，微技术将对二十一世纪的人类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它正式向我们宣告“微技术时代”已经到来。

甲：您能否描述一下这个时代是个什么样子？

乙：这个我做不到，也不应该这样做。首先我了解有限；其次，这事正在酝酿之中；再次，专家们的看法分歧也很大；最后，这一技术涉及许多专业，它们相互也还没有连通。

微技术的影响

甲：那我们能从别的方面了解微技术时代是个什么样子吗？

乙：有一个权宜的办法是介绍一下专家们的看法。美国科学家麦克尔是推动微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人物，他说再过十几年我们就能生产出微型电脑，生产出比细胞还要小的微机器人用于医疗，这些小机器人能穿过人的身体，为我们清理血液，清除影响我们长寿的不利因子。他还说，非常便宜的微太阳能设备将代替煤炭、石油和核能。他介绍说，不久将制造出一种材料，糖块大的面积就可以把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全部信息存进去，当然，饥饿、营养缺乏这些问题将成为过去。

甲：听起来有些浪漫主义味道。

乙：科技发展需要浪漫主义，想象也是科技发展的一个条件嘛。问题是这不是瞎浪漫和纯想象，而是一种被相信很快就会变为现实的可能性。那位科学家还说，他上面说到的一切都将变成现实。在这方面科学家们并不存在分歧，他们的分歧在于这些事什么时候成为事实。

甲：这是一个梦想，但按科学家们的说法，这种梦想有可能在今后十几年内变为现实。

乙：在美国，这件事在年初已提到总统和国会的议事日程上了。

甲：这个动向值得关注，不然我们可能又会落后一步。乙：我想，我国的科学家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这件事不仅涉及微技术，也涉及电脑学、遗传技术、人脑和人工智能研究，还涉及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等等的学科与技术。甲：这件事儿也涉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乙：它也涉及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学科。我们要全面看待这一现象，从整体上看待这一过程，在更大的范围内讨论这一问题。这种讨论还不够多，人们对技术的了解和技术的发展之间还不成比例。为此，德国总统也不得不在去年呼吁，要加大这一工作的透明度。甲：关于微技术可能带来的益处，您刚才已说了不少；但对微技术可能带来的害处，您怎么看待？

乙：这需要讨论，我们还不敢断定科学家对于微技术的后果已有了清楚的认识。估量微技术的害处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它还与人文学科密切相关，我想，我们至少要考虑到“生活世界”这个问题。一种福音吗

甲：大家最关心的微技术危害是什么呢？

乙：我在此同样可以转述麦克尔的观点。他说，微技术可以生产出微武器。这种武器具有前所未有的杀伤力。谁拥有这种武器就等于拥有一种不寻常的优势。防备这种武器是否意味着另一种军备竞赛呢？更大的问题恐怕是在于这种武器被哪种国家和组织所掌握。

甲：谁也不能担保这种国家不会出现。根据销毁核武器的经验，即使要销毁这种武器，也可能会遇到难以想象的麻烦。

乙：对，我们只需看看柬埔寨等地的扫雷是何等的困难就会明白这件事了。美国人塞雷斯说，自从青霉素发明以来，不知不觉地出现了大量的细菌，我们目前还没有任何药物可以对付它，因此他认为我们今天可能正处在一场瘟疫爆发的前夜。甲：这么说来，我们的问题倒不是去消除现有一切疾病，争取活到１２００岁，而是首先得对付这种可能爆发的瘟疫。

乙：在预防这种可能爆发的瘟疫时，我们要防止因此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细菌与病毒，引出新的危险。要有未雨绸缪的的思想准备。甲：不仅要未雨绸缪，而且要坚持不懈。乙：科学家库兹威勒认为，微技术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其利大于弊。但他也强调，必须建立技术防范系统。他的同事焦伊则主张放弃某些技术，认为技术防范系统可能反过来又威胁人类。其实，微技术和其他新技术一样，即使防护和免疫系统也可能是利害双全。这是一个怪圈，仿佛是新科技的天生特性似的。

甲：对这一点，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乙：我们刚才只讲了微技术的有限几个方面。微技术的最大的危险不是它本身，而是人用这种技术来反对人。至于这种技术将如何影响人的生存、人的精神和人的尊严，我们就不多谈了。

甲：这方面有大量的历史经验可以作证。

乙：从历史经验看，我们不能把新技术简单地看作新福音。上个世纪人类在这方面已有了惨痛的经验，我们无权说新技术给我们带来的未来总是美好的。

甲：何况新科技理论家中的确有一些让人不放心的东西，有些东西现在我们就不能接受。

乙：牛津大学的道金斯教授说人是延生的机器，是被设计用来维持自己身上那些自私基因的机器人。这句话非常有名，但我们怎能断定这句话不会被从另一方面误解呢？在我们人类是什么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应当过分幽默。哲学家莫拉威克认为，人们关注机器人的社会意义并不重要，理由是反正人类不久就会被抛在机器人的后面的，未来的机器人也不会去关心人类的命运的。相对于它们，人类不过是一场失败的实验罢了。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种说法是严肃的。

甲：对，人不是地球的统治者，但也不能说人的价值不如机器人的价值。

乙：当然，我们不应当对这些观点不屑一顾，而应当认真思考它。我们需要问问他们，对机器人的向往是否包含着对历史和社会的批判呢？如果我们自己也在这样或那样地批评社会中的种种问题和弊病，但却不能正确对待他们的批评，那就是自相矛盾了。我们需要的是不同理论之间的对话，而不是树立科技派和人文派的门户与障碍。与社会互动

甲：大家都有一起关心社会与科技互动关系的任务。乙：今天，我们首先需要学习。比如学习分辨利害，因为一般说来，人在盲目地追求幸福与成功时而犯了重大的错误，但很少清醒地估量它带来的艰险与痛苦。有一次，我从德国到奥地利格拉茨大学去作报告，在火车上碰巧遇见了未来学家雍克，谈话中他一再强调学习《易经》的重要性。《易经》中提倡明辨好坏，要有忧患意识。它不仅仅给我们设计好，而是同时也提示坏。如果要说什么是智慧的话，这就是一种智慧。

我们的观点不是问微技术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我们对它应持乐观的态度还是持悲观的态度，而应当问它在什么情况下可能是有益的，在什么情形下可能是有害的。甲：就是说判断微技术的标准需要作一些改变。乙：与此相对应的是先了解情况，或者说“掌握信息”。这样做就立即会出现一种情况：政府、有关研究团体和开发企业在道义上乃至法律上要承担义务，不向公众隐瞒他们的设想、计划和活动可能带来的问题和危险性，促进有关这件事的公开讨论。

甲：对，因为新技术的发展确实关乎我们所有人的祸福。乙：这也关系到直接参与研究、试验和生产的人。他们也是人，也处在这个由他们设计的为“自己复制自己”的系统之内。他们不可能逃脱这一系统。诚然，我们必须避免７３１细菌部队的暴行再发生，避免德国科学家在纳粹时期所犯的那种难以想象的罪行重演。

但我们也不能接受像冰岛德考得生物技术公司这样的研究所这几年来的行为，事先不加说明和不经国际社会同意，就把几乎人类的遗传体与资料收集起来，进行分析试验，还把这些作为自己的专有财产，在国外上市，在全球进行交易。如果我们对这类做法听之任之，无异于把我们的命运交给一些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人了。

这些事情处理不好，不仅关系到我们自己的利益，而且也关系到我们的亲属，关系到我们的后代。

甲：听说在冰岛有个同德考得公司抗争的公众组织，他们把自己叫做“人类保护”，这个名字起得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

乙：这件事可以让我们明白一点：在基因上没有一个人是单单的个人。这句话是德国哲学家修莫尔说的。甲：他说得很精彩。乙：的确很精彩。《北京晚报》

第四篇：《美丽新世界》读后感：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

——《美丽新世界》读后感

胡云乱想

赫胥黎如果生活在现代，一定会发现广告比他设想的未来世界里的睡眠教学更有效率，更无处不在，对人的影响也更大，无论是儿童还是成年人。睡眠教学只是期望通过在睡梦中不断的播放相同的内容来增加心理暗示，而广告提供的不仅是暗示，还有诱惑，让你集中注意力去接受灌输，这可比在睡眠教学有效率多了。

《美丽新世界》中的社会是一部完美的机器，每个人都是这个机器的零件，维持着机器的运转。人的产生从不受控制的自然孕育变成了流水线作业，成为了标准化生产的一部分。每个人虽然生下来就被分为五个不同的等级，注定要从事某个工作，但每个人都是快乐的。通过各种化学或者生物手段，每个人都热爱自己的工作，庆幸自己属于当前的阶层。这种快乐当然也是标准化生产的一部分，相同阶层的人过着一模一样的生活，享受着同样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所有一切可能破坏这种快乐和整齐划一的东西都被毁灭，任何可能激发人的激情、狂乱的东西都被唾弃，从莎士比亚到爱情都是禁止事项，毕竟你已经得到快乐。

这种把人作为机器的愿景从古至今都有，从马克斯。韦伯的工具理性到近现代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各种实践都有所体现。资本主义最深层次的逻辑就是效率和生产，如果人能够像机器一样，那么生产的效率肯定会更高。人类成为社会动物是自然的选择，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文明等等一切在一开始只是为了维持我们的生存，但当我们开始思考我们为什么而活时，我们才真正的成为人，生存就不再是唯一的目标，我们和动物的区别就在这里，这就是我们的价值理性。

社会是我们生存的保障，也是我们实现价值的平台。每个社会阶段自有它内部的运行逻辑，在当前和之前的阶段我们的社会需要分工、需要贫富差距、需要阶级分层、需要工厂、需要人劳动、需要更有效率的生产、需要消费才能维持整个社会的生存，在社会分工中、在贫富差距中、在劳动中确实会有人感到痛苦，但是这是当前阶段不能避免的，这就是工具理性。工具理性是价值理性的前提，只有当生产力发展到不需要人们劳动就有足够的物质时，每个人才会有真正的自由去选择自己的价值和实现自己的价值。

但是认同工具理性存在的必要性，不代表我们认同把人物化。对于什么是足够的物质，我想也是个没有答案的问题，现在的物质生活相比于几十年前已经是极大的进步，更别说几百年前，没有理由相信以现在的消费主义倾向，人类会有满足的那一天。

消费主义和物化是发达工业社会所特有的问题，我们越来越生活在一个以消费定义人的社会，一个以你买了什么来定义你是什么人的社会。在一个生产力富足的社会，物质生产的扩大是靠消费的扩大来维持的，而不是单纯依靠生产力的进步，所以社会展现的消费主义倾向就不足为奇了，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消费主义所带来的人的物化以及价值选择的丧失，让我们实现目的的手段变成了目的本身，简而言之物质生产是我们实现价值的手段，但在消费主义影响下它越来越成为唯一的目的，我们的价值变成了更多的消费。

在行政控制和消费引导下，人们从出生开始就被预定将要消费什么，以及将要从事什么工作。消费平均主义和政治民主一样给了人们看似平等的想象，当我们所有人都消费同样的商品，都有投票权利时，它看起来确实是平等的。

“但这一切都无补于如下事实：个人无力控制有关生死、个人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各种决策的作出。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受到抬举的奴隶，但他们毕竟还是奴隶。因为是否是奴隶既不是由服从，也不是由工作难度，而是由人作为一种单纯的工具，人沦为物的状况来决定的。”

《美丽新世界中》的人是物化到极致的人，所有人的一切都是被预定好的，只是为了维持整个社会机器的运转，它确实给人提供了快乐，但是它也没收了所有人选择价值，认识价值的权利，而这种权利是我们之所以为人的根本。

第五篇：理性---人生哲学

理性——人生哲学

——读《常识》后有感

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从五千年王侯将相的繁盛中来，遭受了近代血雨腥风的欺凌，终于走上了蒸蒸日上的正轨。可是由于各种原因，中国人不再是那个礼仪之邦的人民。梁文道先生用一双犀利的眼，一支锋利的笔，一刀戳穿中国社会隐蔽的毒瘤。

读这本书，不再等同于浏览其他的小说，它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煽情，没有什么扣人心弦的情节，所有的文章，要表达的就是一个词——理性，这是这本书的内核。社会上的各种现象，在他看来纰漏层出。纵算是涉及到政府这样敏感的话题，他依旧直言不讳。

人在世，就要习惯世俗烟火。我们不是什么神仙菩萨，我们有自己的思维。但当今中国社会，依旧存在一些过激的行为。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多少中国媒体争相批评，把安倍晋三骂得猪狗不如；多少中国人民义愤填膺，甚至抵制日货、砸日系车，但仔细想想，假如中国人拥有足够的自信力，就不会如此对待这种行为，因为如果一个人拥有足够的底气，他便不屑于去关注那些荒谬的事情。激怒国人的，是日本不承认自己犯下的罪行，诚然，这样做是不对，但如果要与日本达成全面的历史和解，就要先与真相和解，舔一舔自己的伤口。毕竟今天这个局面，难道只是日本单方面的责任吗？

中国人的另一个特质就是“爱国”。08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让民众的民族自信心大增，但很少有媒体报道开幕式的丑闻。那巨型足印烟火秀先声夺人，可那所谓的“实况直播”居然是事先录制表演时加播；林妙可的一首《歌唱祖国》让人振奋，可真正演唱的确是杨沛宜。用官方的话说，是为了“国家利益”和“正面形象”，毕竟烟火秀的现场效果可能不如理想，而杨沛宜正处换牙期形象不佳。但这样的解释太过荒诞，难道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会无法容忍七岁孩子再正常不过的换牙？构建这样计划的官员，不是艺术家，却试图用“计划形象”工程掩饰不完美，但这无非是一叶障目、掩耳盗铃，侵犯了艺术的尊严。

以上只是整本书的缩影，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字字句句，无不闪耀着理性的光芒。梁先生一针见血的批判，不是什么迂腐、反动的言论，他摘下着色眼睛，用客观的态度看待世界。

生活中每一件发生的事，或大或小，都可以进行理性的分析。我们不是什么不食人间烟火的仙侠，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理性的力量一定胜过感性的力量。也只有做到时刻理性，中国才会真正成为这个地球上一个有生命力的民族。

创新（1）班

金汉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