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路线的意义及启示

第一篇：群众路线的意义及启示

群众路线的意义及启示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强调，“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充分说明，坚持群众路线，加强党的群众工作，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是我们党赢得主动赢得未来的制胜法宝。

一、群众路线的基本内涵及其理解

所谓群众路线就是：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

（一）一切切为了群众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宗旨的根本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本质要求。体现在群众路线的方面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党的唯一的宗旨，是坚持和衡量党员标准的根本条件，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指导思想，决定了党必须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生命线。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共产党员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倘若我党改变了“一切为了群众”的原则，对群众的生活置之不理，又怎会赢得人民的爱戴与支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如何得以实现？

（二）一切依靠群众

一切依靠群众，就应该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应该善于从群众的议论中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针和政策。一切依靠群众，必须在一切工作中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要在新形势下努力创造发动与组织群众的新方式、新方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党的群众路线是一切从群众中来，从群众中去，人民群众是利益的主体，党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但是社会的发展是需要人民群众的力量，党因人民而存在，人民群众在党的正确路线的领导下才能创造更多财富。

古人云，得民心者得天下。只有依靠群众，才能取得革命、改革、建设事业的胜利。

（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中国共产党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和人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我们党的认识方法和科学的领导方法。因此要求党的领导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注重调查研究，因地制宜．虚心向群众学习，倾听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思想情绪和要求，集中群众的智慧和才能，在总结群众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正确的意见、决策。正确的认识只能来源于群众的实践，正确的决策只有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才能实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应该是在相信群众、依靠群命的基础上，正确的从群众中来，又正确的到群众中去的路线。

脱离群众是危险的，没有群众的支持，就没有中国现在的成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蒋介石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终于失败。

综上所述，对当的群众路线我们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和表述：党的群众就是我们党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建立同人民群众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我们党用科学的态度即科学的方法指导人民胜利前进的路线；就是实现党的工作态度和科学的方法领导人民胜利前进的路线，就是实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根本工作路线。

二、我党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历史事实及重大意义

群众路线是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积累的宝贵经验。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历史一再证明，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取得革命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的法宝。

（一）我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和确立了党的群众路线。著名的淮海战役，就是我党走群众路线的重大胜利。淮海战役被称作“小车推出来的胜利”，淮海战役中出动民工543万人，其中随军常备民工22万人，二线民工130万人，后方临时民工391万人；担架20.6万副，大小车辆88万辆，挑子30.5万副，牲畜76.7万头，船只8539艘；筹集粮食9.6亿斤，运送到前线的粮食4.34亿斤。参战兵力与支前民工的比例高达1：9，强大的后勤补给，是胜利的保证。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有大量的人民群众推着小车为部队运送补给作为后勤，保证了战争的胜利。得民心者得天下，我们共产党取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才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毛泽东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我们党正是一切依靠人民，才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人民群众是我们党最深厚的力量源泉。

（二）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党反复强调：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正确的认识只能来源于群众的实践，正确的决策只有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才能实现。在改革开放中，我们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经济特区，实施沿海开放战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都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结果。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把“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的一条根本原则。胡锦涛同志强调，必须更加自觉地把以人为本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顺应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生活的新期待，庄严承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更加彰显其为民宗旨和责任担当。正是因为我们党几十年来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的沃土之中，保持了良好的党群关系，保持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党才能历经磨难而不衰，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党的事业才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更大的胜利。

（三）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我们只有坚持群众路线，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从人民群众伟大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坚持实干富民、实干兴邦，敢于开拓，勇于担当，多干让人民群众满意的好事实事；坚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下决心改进文风会风，着力整治慵懒散奢等不良风气，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优良党风凝聚党心民心、带动政风民风，才能够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执政使命，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三、如何坚持贯彻走群众路线

（一）培养强烈的责任感。每个人都承担着自己的那份责任，一个人如果没有责任心，就会失去立身之本，最终一事无成。有了责任感，工作中才会有压力，工作才会更加用心。因此在新形势、新问题和新困难面前，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必须要增强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牢记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发扬党员干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优良传统，把这项工作当做自己的一项基本义务、一项神圣使命去推进、去落实，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贯穿到每个群众、每件事。

作为军校大学生的我们，实践活动要着眼于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要求，勇于正视缺点和不足，从自己做起，从现在改起，端正行为

（二）要践行党的群众路线，首先就得深入学习、研究、讨论，以百姓之心为心、密切联系群众。其次是是要准确把握中央关于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基本要求，贯彻“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聚焦作风建设，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突出解决当前在“四风”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紧密联系工作实际，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群众提、自己找、上级点、互相帮，把问题找出来，把根源分析透。进而要认真抓好整改落实，制定整改落实方案，明确整改内容、时限、措施和责任，对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治理。最后是力争在在促进更好地履行职能、转变作风、提高服务水平等方面下功夫，敏锐感知群众冷暖，关注群众诉求，解决群众热点难点问题，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坚持为人民利益而奋斗，以优良作风把广大人民群众紧紧凝聚在一起努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第二篇：群众路线的意义

论群众路线的价值意义

2004-12-27 11:19:00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要求。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是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深刻体现了党的性质、宗旨和指导思想。群众路线集中体现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对党的巩固和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

群众路线是党的思想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内容，是得到党内成员一致认同的，并深深扎根于绝大多数党员的内心深处，它是党的各项工作有效开展的条件和基础。群众路线不仅仅为党内成员提供了一种工作方法，更重要的是有利于保持党的性质和宗旨不变，有利于克服党内的不良现象。群众路线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群众路线的贯彻执行情况已经成为人民群众对党的一个重要评价标准。群众路线也是实行党的领导的重要保证。

首先，群众路线是实现党的领导的根本路线。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群众路线则体现我们党的领导的目的和手段。邓小平曾指出，党的领导的本质内容是群众路线。“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邓小平文选》，第１卷，２１７页）党的领导是思想、政治和组织的领导。从根本上说，党是人民群众的引导者和组织者。党依靠自己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为人民群众指明前进的方向，认清自己的利益和使命，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统一人民群众的思想和行动，团结带领群众为实现自身根本利益而奋斗。党要在群众工作中不断加强和改善领导，提高党的群众工作水平。

其次，党的群众路线奠定了党的领导基础。党的事业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党的事业能否成功，根本在于能否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群众路线强调“相信群众”，这规定了党的领导思想的来源。党的正确思想来自于人民群众，是人民群众经验的总结。群众路线强调“依靠群众”，党只要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才会不断取得胜利。依靠群众，党就会制定正确的决策；依靠群众，党的正确决策就会得到落实。党的历史说明，党很好地执行了群众路线，党的政治优势就会增强，反之，党的政治优势就会削弱。

再次，党的群众路线体现了党的根本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党的民主集中制是党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的。它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和组织建设中的运用，是党的根本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因此，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必须不断健全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一系列制度；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增强党的执政能力，也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制度。因为只有发展党内民主，才能充分表达党员和各级组织的意愿、主张，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实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才能保障党员的权利、义务，加强党内监督。从根本上说，才能体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只有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才能把全党的意志、智慧凝聚起来，达到行动的一致。也就是集中正确的意见，形成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行动上做到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自觉执行党的纪律，维护中央的权威，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二、群众路线是党的正确决策和决策有效执行的重要保证

党的群众路线之所以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是由群众路线自身内容决定的。群众路线要求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基本方针，充分体现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党的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充分体现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即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刘少奇在党的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党的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也是党的根本组织路线。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既是党在一切实际工作中的根本的工作路线，又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党的群众路线的上述重要特征，是党和国家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保证；是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以正确贯彻执行的根本保证；也是检验、丰富和发展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途径。因为正确路线的制定离不开正确的认识，离不开客观真实的情况。从根本上说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离不开群众的智慧和经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认识来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而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要获得正确的认识，只有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正确途径，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总结群众创造的实践经验，才能保证党的决策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来；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离不开人民群众的觉悟和行动。通过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无限循环的过程，既可使领导者的认识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又能提高群众的认识水平；既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领导者和群众的主观世界，从而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并通过群众实践的检验，使之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制定并执行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指导思想，不仅扭转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势，而且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开创了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事实证明，只有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倾听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和智慧，才能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反映人民群众的意志、表达人民群众的主张、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使党的执政活动更加富有成效。

三、群众路线深刻揭示了党的权力来源和本质

执政党是执掌国家政权的党，必须正确认识党与权力的关系。党的群众路线揭示了党与人民群众的内在联系。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从党的历史上看，人民群众必须有党的领导，没有党的领导，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就不能胜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权力以及建设自己文明、富裕、幸福的生活，就得不到保障；另一方面从党的工作实践上看，党又必须联系人民群众，党一旦脱离了群众，就失去了自己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就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和建设的成功。在党同群众的关系上，首先要处理好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即共产党人如何看待和行使自己的权力。

从党的群众路线的角度来看待共产党人的权力，其中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共产党人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二是共产党人的权力要替人民办事。这就深刻揭示了共产党的权力来源和本质。既然共产党人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那么这种权力就应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就要了解和集中人民群众的意愿。既然共产党人的权力要为人民服务，要替人民群众办实事，那么，每一个掌权的共产党员就必须树立公仆意识，一切对人民负责。现在有一些党员尤其是一些领导干部忘记了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忘记了自己的权力来自于人民群众，应当服务于人民群众，其思想和行为表现为：推崇“权力至上”，特权思想，滥用职权。克服这些思想和行为，既要靠教育，靠法制，靠深化改革，也要靠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按行政隶属关系进行。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在配置社会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因此，政府的职能需要转换，由指令转向指导，由领导转向服务，由具体管理转向宏观调控。这样有助于人们克服“权力至上”、“特权思想”等错误观念。竞争机制、市场运行、法制管理，使习惯于滥用职权者不能不感受到是一种制约和威胁。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强调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可以使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更加牢固地树立起权力是人民群众赋予的观点，真正为人民群众掌好权，用好权。

四、群众路线反映了党的根本认识方法和工作方法

群众路线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对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来说，群众路线主要是认识方法和领导方法。由于群众的经验和知识往往是自发的、分散的、不系统的，因此，领导者必须深入群众总结经验，并将其上升为理论，形成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计划和方案。只要领导者的认识集中了群众的正确意见和智慧，代表了广大群众的利益和要求，那么，领导者的认识同群众认识就会达到一致。用理性认识的成果指导群众的实践，一方面可以通过群众实践，使精神变为物质，改造客观世界；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群众实践检验已有的认识正确与否，从而补充、修正和发展已有的认识。群众的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因此，领导者的认识也不能固步自封、停滞不前，必须不断发展和提高。党的群众路线也是一种基本的领导方法。把群众路线化为党的认识方法和领导方法，以科学方法总结群众经验，以正确的领导方法组织群众、领导群众，就会极大提高党的领导水平。

党的群众路线在新的历史时期仍然需要坚持和发展，需要不断丰富其内容和形式。

努力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工人和农民仍然是党的基本群众基础，是党依靠的对象。世界政党发展的历史表明，政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只能巩固和发展，而不能放弃和削弱，否则政党必然使自己业已存在的基础动摇，导致依靠力量不稳定，影响政党的发展和壮大。同时必须看到，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结构的调整，产业层次的升级，社会分工的细化，许多新的社会阶层、群体在迅速发展，因而社会阶层、群体从过去的单一变得多样，所以，党的群众工作的“对象”也变得更加广泛。执政党的目标是全面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因此执政党的重要功能是实现有效的社会整合。执政党的利益表达要尽可能最大限度

地表达社会各阶层和各个群体的利益。执政党只有尽可能整合社会一切资源，才能赢得更多的社会支持力量，才能巩固和扩大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

树立群众工作的新理念。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党领导的本质是保证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关键是怎样使人民群众积极主动参与到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要在人事的选举上、重大问题的决策上、社会各类组织的管理上、对权力的监督上等方面创造条件，使人民群众能够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利，从而最大限度地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表达人民群众的主张和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此外，还要扩大参与的内容和层次。要扩大和落实人民群众的知情权，知情权是人民群众民主权利的一个部分，没有知情权，也必将影响其他权力的行使。还要树立与群众平等的思想，肃清封建等级观念。既要重视党外群众的作用，也要重视党员的作用，善于以党内民主推动社会民主。

建立完善的制度保障体系。坚持群众路线需要制度保证。加强制度建设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一个特点，要通过制度建设使党的群众路线真正得到落实。要通过制度，培植和强化群众路线的观念，增强坚持群众路线的自觉性；要通过制度为群众参政议政提供有效的渠道，扩大人民民主；要通过制度纠正群众工作中的偏差，防止脱离群众路线的问题。完善党的政策、国家的法律制度以及具体的工作制度，从根本上保证群众路线的贯彻执行。

积极探索群众工作的新方法。新的社会实践内容需要新的实践形式。只有积极探索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才能使群众路线得到很好的坚持。近年来已实行的听证会、民主测评、公推公选等形式就是很好的探索，还要继续拓展和深化。主要是：一要坚持传统和现代的结合。如一方面深入基层，同群众面对面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另一方面善于利用现代媒体宣传导向，增强教育和宣传的效果。二要调动各方面力量，拓展做群众工作的途径。党是群众工作的主体。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政府职能的转变，公共管理的模式开始变化，许多管理的内容将由社会承担。因此，要善于通过一些中介组织、社团组织等开展群众工作。三是由单一内容变为多项内容。走群众路线，不仅仅局限于某些重大决策的内容，而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等方方面面，都应该体现群众路线的要求。

（作者单位：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第三篇：韩国鲁迅研究的启示和东亚鲁迅研究意义

【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鲁迅研究日益陷入困境之时，韩国鲁迅研究却迅速发展成熟起来，通过对韩国鲁迅研究“成熟发展”的原因和表现的分析，提出可以给中国鲁迅研究的种种启示。文章进一步着眼鲁迅思想和创作对于日、韩、中3个民族现代思想文化建设具有的基础性价值，论析日、韩、中3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在鲁迅研究上相互影响和借鉴的历史，提出并阐释了建构“东亚鲁迅研究”的意义。【关键词】 韩国鲁迅研究/东亚鲁迅研究/中国鲁迅研究

一、韩国鲁迅研究的启示

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鲁迅研究的整体变化是十分明显的，不仅鲁迅研究本身表现出精神资源和学术资源的匮乏，而且鲁迅研究在这个时期的整体文化和学术环境中也不再具有独立的价值和意义，难以起到推动中国学术和中国文化发展的独立作用。中国鲁迅研究的这种情况，在与东亚鲁迅研究整体状况的比较中，在与中国周边国家或民族的鲁迅研究的比较中，可以得到更为清楚的认识。我们正是在对当代东亚鲁迅研究的认识中，在对中国周边国家或民族的鲁迅研究的认识中，认识到鲁迅的当代价值和意义。其中，韩国鲁迅研究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它的存在可以给陷入困境的中国鲁迅研究以种种启示。

在中国鲁迅研究陷入困境之时，韩国鲁迅研究成果却不断涌现出来，表现出“成熟发展”的态势。1994年，我曾经参与韩国博士研究生裴仁秀先生的“中韩鲁迅研究比较”的指导工作，从当时在中国学术期刊上看到的韩国学者金时俊、金泰万写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韩国的历史与现状》①，还有韩国学者金惠俊的《韩国中国现代文学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目录》②以及裴仁秀先生回国搜集到的材料和吉林大学韩国研究生姜贞爱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3期的《韩国鲁迅研究状况》，认为这个题目做起来还有一定困难；但是，今天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2005年7月在中国沈阳举行了“中韩鲁迅研究对话会”，同月，中国鲁迅博物馆主持翻译的《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11月在韩国首尔再次举行“韩中鲁迅研究对话会”，可见韩国鲁迅研究发展取得的令人振奋的成绩。朴宰雨教授自1997年起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鲁迅研究月刊》、《当代韩国》等期刊上的文章，介绍了韩国鲁迅研究自1990年出现第一篇鲁迅研究博士论文，到2004年的15年时间里，“出现了一百五十余篇以上的论文，其中博士论文有十七篇以上，硕士论文有三十七篇以上。论文涉及的领域大为扩大，问题意识与运用方法也多样化，研究质量与水平也大大提高”[1](p5-6)。我查阅近年来韩国学者在中国期刊上发表的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论文，就在50篇以上，其中鲁迅或与鲁迅相关的研究论文就有30篇，《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虽然未能涵盖韩国学者的全部鲁迅研究成果，但所选论文无疑具有代表性，从中可以看到当下中国鲁迅研究所匮乏的一些特征。

第一，如韩国木浦大学林春城教授在汕头大学2006年1月9～11日举办的“中国左翼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发言中所说，“中国革命文学”研究在韩国直到1980年代末始终“被视为禁忌”，时至今日，“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在韩国知识分子的全部学术研究工作中仍然属于“第三世界的边缘文学”，处于“非主流”位置[2]；但是，韩国鲁迅研究者“对历来被禁止的（中国）大陆资料的引用与翻译等方面，对左翼革命文学研究方面，不顾禁忌正面突破，相当扩大这个领域的研究自由”[1](p17)。他们在韩国学术文化整体环境中所处的“边缘”身份和位置，加强的是与鲁迅的精神联系，其研究更为关注鲁迅著作的精神资源。韩国鲁迅研究者多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③，他们与中国知识分子一样遇到了1989～1992年的国际风云动荡，在东南亚经济危机中受到远比中国知识分子更强烈的冲击，他们是在对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的体验和认识中进入到鲁迅世界，在反抗所置身的社会专制和黑暗中深化了与鲁迅的精神联系。因此，他们或者是在对中国左翼文学的重新认识中发现了鲁迅的价值，或者是在对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剥离中发现了鲁迅创作的独立审美形态和审美意识[1](p20～22)。上世纪90年代在与中国新时期后的鲁迅研究的精神感应中，表现出“革命家的鲁迅观”与“纯粹文学家的鲁迅观”逐步相融合的发展趋向[3]，诸如贯穿他们研究中的鲁迅“立人”思想、“历史中间物”意识和对鲁迅的“反抗绝望”的认同④。他们更为注重鲁迅与韩国历史中涌现出来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比较，通过比较深化了对李泳禧、任轩永、韩龙云、申彩浩、金洙暎、金台俊、李光洙、玄镇健等之于韩国思想文化发展意义的认识⑤，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者更有着一以贯之的精神和学术追求，表现出与鲁迅愈益深刻的精神联系。这与中国鲁迅研究的情况是有所不同的，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鲁迅研究，对鲁迅思想和艺术的认识在整体上是相联系的，那么，90年代后则表现出二者之间相游离的倾向，在价值标准上也有不断变换的现象，而且，时至今日“边缘化”的鲁迅研究明显难以摆脱整个学术文化体制的制约，更明显地受到“学术评价标准”的束缚。

第二，韩国学者的鲁迅研究又不局限于韩国思想文化意义，同时表现出某种人类情怀，具有突出的东亚意识和人类意识，这颇值得我们注意。比如，徐光德博士集中探讨的就是鲁迅何以是东亚的，何以是中国、日本、韩国的共同话题，他在研究中认为鲁迅研究可以成为“东亚知识人交流的疏通桥梁”，可以从中发掘出“东亚话语形成的理论根据”[4](p310～311)，他的《东亚精神史上鲁迅的意义》、《东亚近代性与鲁迅：以日本的鲁迅研究为中心》等著述，就是从这种思考和认识出发的。裴仁秀先生1997年曾在中国大陆完成《人类文化母题与〈故事新编〉》的博士论文，他发表的《鲁迅〈补天〉的创世精神研究》、《鲁迅〈铸剑〉的复仇精神研究：以东西方后譬母题传说的比较为中心》、《人性异化与鲁迅小说》，就是从人类学视角出发对鲁迅《故事新编》中小说的研究。

在这方面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刘世钟教授的鲁迅研究，她一开始就着眼于鲁迅全部创作中人类情怀和哲学意识最为突出的《野草》。1993年完成博士论文《鲁迅〈野草〉的象征体系研究》，提出“鲁迅以抵抗的气质和执着的性格为作家的个性气质，而且以怀疑精神、否定精神、联想思维和辩证思维为思维方式的特征”，她认为“怀疑、否定精神使鲁迅能够洞察事物的本质，这种精神就是鲁迅的精神力量的根源”；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她提出《野草》的美感特征不是过去所说的“悲凉”或“孤独”，而是“悲壮”和“阳刚”结合而成的“悲刚”[3]。如她所说：“受制于物质的时代，在这个对颠倒的价值观日渐麻木的时代，在这个正在经历巨变却又找不到变化方向的时代，社会对现代精神的全盘否定促使笔者开始思索：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生活方式，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是直面自我、民族乃至人类生存现实升华出的思考。刘世钟正是从此出发把《野草》视为“象征体系”进行思维方式和美感特征的研究，贯穿了形而上的人类学思考。如她展开的鲁迅《野草》与韩龙云《君的沉默》的比较分析⑥，对鲁迅、加缪、韩龙云的比较研究⑦，对他们身上一致存在的怀疑、否定和反抗精神的认识。她具体从“认识方法论”和“实践方法论”的角度，分析和说明韩龙云和鲁迅与加缪相一致的怀疑、否定以致反抗精神具有的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形而上思考，即与世界、宇宙和自然的对立决定了人的必然性悲剧存在，但人类又是在正视这一悲剧命运的同时表现出对整个世界的怀疑、否定和反抗的。这就像加缪笔下的西西弗——诸神惩罚西西弗要他把巨石推上山顶，巨石因为自身的重量一次次从山上滚下来，西西弗一次次走下山重新把巨石推到山顶——加缪通过西西弗的神话，是要说明人类必须反抗自身荒诞的悲剧命运才可能获得发展。西西弗坚定地走向不知尽头的磨难这一行动本身，就是对荒诞命运的反抗，——这深化了刘世钟对鲁迅和韩龙云的“绝望反抗”体现的“革命”精神的认识。

此外，洪昔杓先生的《鲁迅的“生命意识”研究》也是着眼于《野草》展开的，也是哲学意识和人类情怀极强的论文，作者认为：“只有‘生命意识’才是理解鲁迅思想本质的重要方面，它为解开鲁迅思想中存在的各种‘矛盾结构’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文章从《野草》中提炼出“死亡”、“腐朽”、“坟”、“无所有”柑“无”等体现鲁迅思想与生命哲学深刻联系的概念，对鲁迅“生命意识”的阐释，建立在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二律悖反的认识基础之上，即“由于世界是按照人类的理性而逻辑化、格式化、体系化、概念化的”，这带来“作为概念的指示作用的记表（‘能指者’）与世界本身的记意（‘所指者’）之间总是存在着不一致和隔阂。认识和世界‘之间’就如不断滑行的语言的符号空间”。他列举“西方近代哲学家尼采批判了由于逻辑的理性捕捉而造成的对世界认识的狭隘和贫乏，主张将世界扩张到隐喻的空间”，认为“尼采所要尝试的是，用隐喻的认识，而非概念的认识，用审美的理性，而非逻辑的理性来认识流动的、生成的世界的一种可能性”，由此而提出：“人类和自然是在巨大的有机体的世界——生命流动的世界中生存着。人类只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将其理性化、范畴化，并借着理性的语言将其概念化、体系化、人性化来解释。特别是左右近代思想的西方近代思想，将不断流动、生成、变化的世界，按照理性，将其抽象化，并用真理的名义，将其概念化、绝对化，从而失去了世界流动、生成的本来面目。因此，我们有必要用批判的视角对待西方近代思想，将目光转向生命流动的世界自身的本来面目。这就是说，对于世界的生命哲学的思维是非常迫切需要的。”[5]这是对鲁迅思想和创作中的“生命意识”的当下意义的精辟之论，是在全球化语境中直面人类生存现实和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严肃而深刻的思考。显然，这是可以给全球化语境中东亚以至人类意识甚为薄弱的中国鲁迅研究以启示的。

第三，如朴宰雨在《韩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中所概括，韩国鲁迅研究者重视“研究的立场与方法多样化”和“多角度的研究”，在研究中采用了“象征分析法、思想分析法、系统分析法、解构主义方法”，此外还有叙述学研究方法。我认为这是韩国鲁迅研究的突出特色，体现了他们对鲁迅思想和创作的多方面构成所表现出的矛盾性和复杂性的充分认识，同时也反映出他们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和研究水平迅速提高，这在收入《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的《小说家鲁迅与他的小说世界》（全炯俊）、《鲁迅“叙事”的“现代主义”性质》（申正浩）、《重读鲁迅的〈狂人日记〉——以意思沟通结构为中心》（李珠鲁）、《民族叙事与遗忘的政治——从性别研究角度重读鲁迅的〈伤逝〉》（任佑卿）、《鲁迅〈野草〉的诗世界——极端对立与荒诞美学》（金彦河）等论文中可以看出。

以韩国首尔大学全炯俊教授的研究为例，这位在上世纪80年代前半期韩国鲁迅研究中涌现出来的研究者，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也十分活跃，在韩国已出版的著作就有《现代中国文学的理解》、《现代中国的现实主义理论》、《东亚视角看中国文学》。其《小说家鲁迅与他的小说世界》一文针对华人学者研究中存在的“文学家鲁迅”与“启蒙家鲁迅”相游离的研究（如前所述，韩国鲁迅研究恰恰表现出二者相融会的研究趋向），认为这种研究“并没有充分重视鲁迅小说的独立性”，他设定了“小说家鲁迅”的命题，提出“首先应该回到鲁迅小说的位置”的研究思路，在研究中借鉴了“新批评”所重视的文本分析，运用更具有抽象性质的叙述学方法力求使鲁迅小说的意义从中国升华到韩国以至东亚。在他看来，鲁迅小说的思想文化蕴含在韩国以至东亚文化发展要求中更能得到呈现，诸如他在文章中围绕鲁迅集中阐释的“民众与知识分子”、“苦恼的知识分子”等问题，认为这里所体现的反封建思想的“激战”，是韩国思想文化发展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整个东亚面临的“巨大历史问题”[6](p191～192)。我读过他写的《从东亚的角度看三篇〈故乡〉：契里珂夫，鲁迅，玄镇健》（《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3期）一文，最近读到他的《鲁迅与作为近代体验的故乡丧失》⑧，可见“故乡”是他持续关注的一个问题，他对鲁迅“故乡”题材小说（包括《故乡》、《祝福》、《在酒楼上》）的分析运用的也是结构主义叙述学方法，对鲁迅小说中“故乡”的反复呈现进行细致而微的列举和归类，剥离出一个在韩国以至东亚“近代体验”中的“世纪话题”，认为这体现了鲁迅对人类文明发展中人与故乡联系的二律悖反的预言，体现了鲁迅的人性关怀，即现代化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来人的“地理的空间的故乡”与“心理故乡”之间的“分裂”，正是“地理的空间的故乡的丧失”，使“心理故乡的意义就变得明了”起来，文学“对真正故乡的探索成为了可能”，这种探索也就具有了重要的“人文”价值：“鲁迅早在1921年就已直观地面对了这一重要的未来性课题”，即“从地理空间上的故乡的丧失到心理故乡的发现，再经过心理故乡丧失的体验到心理故乡图景经过自我调整后存活下来这样一个过程”。全炯俊揭示的显然更是鲁迅小说中“故乡”的象征意义，这是西方影响下的整个20世纪东亚被动现代化历程中一个更具有典型性的精神和文化之根的问题。可见，韩国鲁迅研究表现出的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在文本形式分析中深化的是对鲁迅小说思想文化蕴含的认识，这对当下中国同样重视形式分析的鲁迅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应该是有所启示的。

第四，韩国鲁迅研究在整体上之所以具有这样一种特征，之所以能不断取得研究的深化和发展，与他们十分重视鲁迅研究在韩国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传统相关，我认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王富仁教授1993年为应邀参加韩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年会写的《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是对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所能够提供的精神资源和学术资源的发掘，该文第一章最早发表于韩国，成书后不久又翻译到韩国，为韩国鲁迅研究者所熟悉。对本民族鲁迅研究历史和现状的梳理和认识，始终是韩国学者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我所看到的译成汉语的，如前文一再引述的严英旭的《韩国地区鲁迅研究新动向》以及金时俊、金泰万、金惠俊、姜贞爱的研究文章，金良守的《日本占领时期韩国和台湾地区接受鲁迅之比较》（《当代韩国》2004；《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3期年冬季号）、李宝璟的《我看韩国学院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2期）、金惠俊的《中国现代文学在韩国的译介——以20世纪80、90年代为主》（《广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等，都属于在“研究史”基础上出现的“接受史”和“翻译史”的重要研究成果。相比之下，近年来的中国鲁迅研究的根基性不足，显得漂浮，研究意识也更为封闭和自守。这涉及到鲁迅研究的空间与时间、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我们面对的现实世界更是在空间意义上呈现的，时至今日它更是以各种翻新出奇的理论话语吸引着我们，它需要通过我们的生命体验加以融会和吸收，需要在我们生命体验中生成我们面对现实的意义；我们的生命体验更是在历史中形成的，是以时间意义呈现出来的，以时间意义为根基而不断扩大空间内涵是鲁迅研究生命力之所在。

在这方面，视野极为开阔并且整体概括能力十分强的朴宰雨教授，始终关注并持续研究韩国鲁迅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正是在他的研究中，韩国鲁迅研究得到了系统的独立阐释，并获得了独立形态。在他的《韩国鲁迅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一文中，“黎明期”提示着鲁迅进入韩国的意义，是后来的鲁迅研究能够发展起来的根源所在；“黑暗期”是鲁迅研究的空白期，烙印着被殖民化的民族历史的痛苦记忆；他概括的“潜迹期”鲁迅研究，则是民族争取自由民主心愿的表达；他非常重视“开拓期”和“急速成长期”，认为这是学术意义上的鲁迅研究形成和发展时期，他是这样分析“急速成长期”出现的背景的：“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在军事法西斯统治与财阀独占的局面之下，虽然收到经济急速成长效果，但是权力与企业勾结，权钱交易，资本与劳工的对立深化，贫富悬殊，一般民众处于残酷而黑暗的情况，腐败蔓延等各种社会病态现象更加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鲁迅的作品首先得到读中文的一些年轻学生与研究者的强烈共鸣，这班人多站在从鲁迅文学思想、社会实践中借鉴而打开韩国现实黑暗局面的立场，不顾违反禁忌，猛烈开展了介绍与研究工作。”[1](p3)对于韩国七、八十年代变革运动中涌现出的遭罢教、入狱的李泳禧、任轩永与鲁迅深刻的精神联系，他有着更为具体、深入地分析和说明，即“现代韩国变革运动”直接推动了韩国鲁迅研究的发展，体现了与鲁迅精神联系不断深化的过程，这构成1990年以后韩国鲁迅研究逐步走向“成熟发展”的基础，形成了本文在前面分析的“成熟发展期”的研究成果。而且，他所概括的韩国鲁迅研究史，又是韩国学者对鲁迅的接受史，因此，文章在对“研究史脉络”梳理前，写有鲁迅著作和鲁迅研究著作的“翻译史概观”，二者相辅相成，体现了韩国鲁迅研究与日本和中国的联系，是在这种“历史对话”中发展起来的，这使他对韩国鲁迅研究独立形态的阐释显得更加凿实，更加有力。他由此而提出“鲁迅为何亦属于韩国？”“鲁迅已经属于过去式？还是属于将来式？”他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鲁迅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我们至少可以这样断言：鲁迅是属于东亚的。

第四篇：新形势下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的经验和启示

新形势下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的经验和启示

信息来源： 发布时间：2011-04-22 15:41:45

新形势下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的经验和启示

（生态处 刘婕）

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第一次提出了‚群众路线‛这个概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邓小平说，‚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是党的群众观点的具体化。坚持群众路线，就能保证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保证党的各项工作的成功。群众路线的实质，就是代表人民群众，为人民谋利益，就是要执政为民。历史经验充分表明：党的成长与壮大、革命的胜利与发展，都与群众路线息息相关。

2007年自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的金融体系和经济发展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全球经济更是陷入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在这种新的形势下，2010年10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

持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树立正确政绩观，努力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实现‘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必须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必须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群众工作。‛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深刻阐述了群众观点、群众立场、群众工作方法等重大问题，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对做好群众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这是实现‚十二五‛奋斗目标的根本性保证。

群众路线的践行最终是要落实在人的基础上，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作决策、做工作，都要从群众利益出发。新时期群众路线的重点就在于要积极研究并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与时俱进地提高开展群众工作的本领。正确方式方法是做好群众工作的保障。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必须深入研究和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新特点新要求，在总结运用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注意运用现代科技，提高群众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以下试举几例说明新时期群众路线的创新和启示。

例1：群众工作信息化。在当前信息化的背景下，党一直强调的‚密切联系群众‛‚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工作方式，正通过全新的途径和方式——互联网络的渠道来补充实现，以实现更广泛的群众联系和‚零距离‛接触。截

至2010年底，我国网民总数达到4.57亿，网民规模已占全球网民总数的23.2%，网络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深刻地反应和影响着当今社会。网络的开放性和互动性，信息传播的快速与便捷、内容的及时与广泛，形成了一个信息透明、交流畅通，直接对话、平等沟通的网上社会。党委、政府利用网络可以最直接地听到社会各方面的反应，做到下情上达，上情下传，增进网民和干部之间的相互了解，相互沟通，使政府与群众之间联系更为紧密。继2008年胡锦涛总书记与网民在线交流后，2009年，温家宝总理也在网上直面网民、真情互动。温家宝首次和网民在线交流时就说：‚我觉得这种交流能使我看到网友的意见和要求，网友也知道政府的政策。一个为民的政府应该是联系群众的政府，与群众联系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但是利用现代网络与群众进行交流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2010年11月在考察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络信息工作时强调，要充分认识互联网发展带来的深刻影响，切实加强新形势下反腐倡廉网络信息收集、研判和处臵工作，拓宽了解社情民意渠道，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重要渠道、凝聚民智的重要方式。利用网络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是新形势下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体现，也

是党委、政府工作的一个创新。关注网络、重视网络、充分利用好网络，是各级党委政府深入群众、发扬民主、推动发展的一种崭新方式。

例2.群众工作制度化。做好新时期的群众工作，不仅要对干部提出要求，还要有制度保障。新形势下如何在干群间搭起‚连心桥‛，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近年来，浙江嘉兴南湖区推行‚六六群众工作制‛——在农村，由区、镇、村三级的600名干部联系600个中心户；在城区，66名干部则联系600名社区服务员。参与‚六六群众工作制‛的600多名干部都要履行以建一个民情公告栏、设臵一个民情信箱、撰写一本民情日记、每月进行一次民情分析会等为主要内容的‚六个一‛职责。他们每周要联系走访中心户或社区服务员，并向周边群众了解生产生活情况。对群众反映的问题，镇（街道）、村（社区）不能当场解决的，及时反馈给区里，由值班领导负责协调处理。‚这就促使干群关系实现从连人到连心再到连情的良性互动。‛

制度建设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当中，我们党逐渐建立和完善了一整套群众工作制度，为完成党在不同时期的历史任务奠定了牢靠的群众基础。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实现‚十二五‛规划的宏伟目标，必须加强群众工作制度建设，创新和完善更具实效和活力的群众工作制度。

例3.干部考核民主化。2010年湖南省衡阳市以‚群众工作‛作为创先争优主题，为群众办实事的先进做法获得广泛好评。该市推出‚三有两评‛工作法，把干部‚逼‛到群众中去。‚三有‛包括群众有驻点干部联系卡，街道干部有民情日记，街道有民情台账。‚两评‛即每个月开展一次民情讲评，每半年举行一次民情评议，对群众评议后三名的，取消评优评先资格，连续两次最后一名，进行诫勉谈话，并作为降职或免职依据。在干部提拔和交流上，扩大群众的参与度，群众满意达不到80%的，一律不提拔。今年以来，该市有15名党员干部因未过群众关被暂缓提拔交流。湖南省的这一做法也得到中央的充分肯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对湖南省创先争优活动先后作出8次批示，中央创先办编发28期简报推介湖南省经验。

稳定的客观因素大量存在的情况下，自上而下的维稳方式需要改进；传统的群众工作方式方法也会因不同个体感受的社会实际不一致而很难服众。因此，要理顺群众情绪，从根本上说就是要理顺利益关系。只有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分配体制，让社会各阶层真正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才能在利益均衡基础上实现社会和谐。同时，只有保障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让弱势群体能在体制内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用法治方式解决矛盾和冲突，才能实现长治久安。干群矛盾本质上

是一种利益冲突，破解利益困局，是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和保证。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人民群众永远是党的智慧和力量的源泉。在我国发展的重要历史战略机遇期，只有深刻践行党的群众路线，进一步改革和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增强党群之间的血肉联系，凝聚全国人民的伟大力量，才能破除前方一切艰难险阻，不断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

第五篇：庄子学说的现代意义与启示

《中国传统文化与管理智慧》论文

庄子学说的现代意义与启示

姓名

韦金梦

班号 018

指导老师 李宁琪

2013年6月25日

庄子学说的现代意义与启示

一、庄子其人与其思想

庄子，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哲学思想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先秦庄子学派的创始人。庄子的学说涵盖着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根本精神还是归依于老子的哲学。在思想上，他与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通常被并称为“老庄”。庄子发展并丰富了老子创立的道家学说，是先秦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庄子》是由战国时期庄子所著，也有说其中有些内容由后人所著加。历史上关于庄子的记载较少，后人只能通过《史记》和《庄子》来了解一些。《庄子》一书现存世版本共计三十三篇，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庄子》一书博大精深，对后世影响巨大，其兼具哲学和文学双重价值。除其丰富的哲学思想外，其独特的散文集式写作手法，在当时独树一帜，被古往今来名家所推崇。

《庄子》的哲学思想秉承老子且有所发展，有所变异，主要体现在庄子的自然观，其最高概念和范畴是道，形成了庄子的学说。庄子的大道是德行的根本。庄子的认识哲学创建了“相对论”认识观。庄子对无限精神自由的向往和追求的人生哲学形成了庄子的核心思想。

庄子哲学不乏管理智慧，其对于治国治企均有积极的借鉴价值。其中一篇“应帝王”中说：“夫圣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后行，确乎能其事者而已矣”。意思是说圣贤的人治理国家难道只去治理社会外在的表象吗？管理国家必须先自正而后感化他人，这不过是让人民尽其所能罢了。管理之道同于治国之道，管理者不能自正，怎么可能管好企业呢？管理者要明白怎样去管理，如《庄子》所说：“汝游心于淡，和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要淡泊于心，神气恬静，政策和措施的施行要选择合适的时机，要恰到好处。管理者应有管理境界，如《庄子》所说：“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持；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

庄子的思想、生活态度、文学，在他表达和实现的途径与过程中，蕴藏着深刻与丰富的内涵。这不但给后人提供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基本模式，而且 也成为我国经典文化的重要精神来源，为后世开启智慧之门。在现代企业企业管理中，亦可通过《庄子》窥得管理精华之一斑。

二、管理哲学

同孔子、孟子、老子等人一样，庄子的智慧也是企业管理思想的重要来源。他最主要的思想深深地体现在《庄子》内篇，而外篇主要是庄子学生的著作，可以用来更好地理解庄子的思想，杂篇也同样值得管理者借鉴。

《古木与雁》的故事讲到：一天，庄子和他的学生在山上看见山中有一棵参天古木因为高大无用而免遭于砍伐，于是庄子感叹说：“这棵树恰好因为它不成材而能享有天年。晚上，庄子和他的学生又到他的一位朋友的家中作客。主人殷勤好客，便吩咐家里的仆人说：“家里有两只雁，一只会叫，一只不会叫，将那一只不会叫的雁杀了来招待我们的客人。庄子的学生听了很疑惑，向庄子问道：“老师，山里的巨木因为无用而保存了下来，家里养的雁却因不会叫而丧失性命，我们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这繁杂无序的社会呢？”庄子回答说：“还是选择有用和无用之间吧，虽然这之间的分寸太难掌握了，而且也不符合人生的规律，但已经可以避免许多争端而足以应付人世了。”世间并没有一成不变的准则。面对不同的事物，我们需要不同的评判标准。对于人才的管理尤其明显。一个对其他企业相当有用的人对自己来说不一定有用，而把一个看似无用的人摆正地方也许就能为你创造出你意想不到的收益。某个单位里调来了一位新主管，据说是个能人，专门被派来整顿业务。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新主管却毫无作为，每天彬彬有礼进办公室，便躲在里面难得出门，那些紧张得要死的坏份子，现在反而更猖獗了。他哪里是个能人，根本就是个老好人，比以前的主管更容易唬。四个月过去了，新主管却发威了，坏份子一律开革，能者则获得提升。下手之快，断事之准，与四个月中表现保守的他，简直象换了一个人。聪明的领导人应该学会发现人才的优点，使得人尽其才，尽量避免人才浪费。审慎选择适当人选是非常重要的，而这必须靠平日不断地观察，留意每个人的发展动态。在检视的过程中，不仅要发掘能干的部属，并且还要剔除办事不力的员工。

《庄子·太宗师》曰：“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这句话常被用于爱情之中，相濡以沫更成为坚贞爱情的至高表现，但是，现在的我们却更多的选择“相忘于江湖”，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我们明白因地制宜的道理。无独有偶，在营销生活中，因地制宜也是制胜法宝，肯德基在中国的21年，是“立足中国、融入生活”的21年，是因地制宜的21年。为了适应中国人口味的需求，它生产具有中国特色的豆浆、油条等，备受广大顾客欢迎。但如果肯德基在中国的土地上仍坚守自我，不肯改变，那它在中国又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相忘于江湖”是一种逍遥自得的洒脱，也是一种因地制宜的创造。

《庄子·逍遥游》中讲道：水汇积得不深，它就没有力量浮载大船；风聚积得不雄厚，它就没有力量托负鹏鸟巨大的翅膀。现代企业若要在市场中占稳一席之地，若要在行业中引领潮流，就必须具有战略远见，创造最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打造最卓越的团队，提炼优秀的企业文化，树立良好的形象。只有积淀了深厚的功力，才能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像大鹏一样一飞冲天。周海江骨子里有一种敢于破旧立新的改革勇气，正是这种勇于改革的精神，使他在所投身的红豆事业中，敢于向旧观念、旧制度挑战，厚积薄发，用他在大学里学到的现代化经营管理知识，使红豆这个起步于乡镇企业的小厂一步步向现代化企业迈进。

《庄子·天运》中说，礼义法度，要适应时代的要求而不断变化，并以东施效颦、孔子问道于老聃等故事，来阐明不假思索效仿他人的不良结果以及变化发展的重要性。现代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革新。只有不断的推陈出新，才能提供更适合人们的产品和服务；只有不断地根据环境调整企业战略，才能在未来竞争中处于优势；只有不断地思考企业自身状况，才能更多地发掘自身潜能。微软公司每推出一个新产品都会空出一段特别时间给产品团队做一个系统化的“自我批评”，所以小组成员都会被询问，什么地方可以做得更好，每一个动作和决定都会被分析，结果将在公司公布，以帮助别的小组避免同样的问题，让公司的项目能越做越好。比尔·盖茨鼓励员工畅所欲言，对公司的发展、存在的问题甚至上司的缺点毫无保留地提出批评、建议或提案，让公司得以不断发展。

《庄子·秋水》曰：“且子独不闻夫寿陵余子之学行于邯郸与？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归耳。今子不去，将忘子之故，失子之业。”现代企业，必须树立自己独特的形象，打造自己与众不同的品牌特色。否则就会像到邯郸学走路最终只能爬着回家的那位寿陵少年一样，失去了企业本身的产品、服务和理念。若只是一味照搬其他企业品牌，不能形成自己产品特色，企业的前途就非常令人担忧了。庄子认为，默默无语地专注，以极大的热忱使精神达到高度集中，成功制胜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多。有很多企业的低效或死亡，往往就是因为不够专注造成的。企业不能专注于擅长的行业，看到股市热就投股市，看到房市热就投房市，终致自身不保；管理者不能专注于管理本身的研究与实施，反而去发展自己的其他爱好，或者钻在执行层面跳不出来，结果管理效率就会非常低下；普通员工不专注于本职工作，结果在工作中谈生活，生活中愁工作。如此公司上上下下都不专注，一个企业怎么可能成功呢

三、庄子思想的现代意义

庄子关于“天道自然”的哲学思考，以充满智慧的眼光、沉着深思的理性和超越时空的洞察力，对宇宙的奥秘及其自然内在的规律有着深刻而独到的感悟与理解，其极具穿透力的思想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交给我们现代企业管理九大手段： 1.要减少纷争、运用庄子式冲突管理

2.要减少每个人所受之压抑，在尊重每个人的不同状况与诉求的基础上，促进个人潜力充分发挥

3.领导者不要过分追名逐利，并且更多以服务者姿态出现，而非对部下施以过多强迫和管束;4.尽可能减少员工的工作压力和心理负担、去掉不必要的活动和行为，尽可能使之轻松自在，从而节约人的体力和智力，并增加其满意度;5.鼓励和宽容人的潜力的充分发挥，激发人内在的成就动机和道德动机等，而非过分依赖外在奖惩，使人能够比较不在乎成败得失，而能充分发挥自己力量;6.以各种手段促进和保持成员之间的和谐、融洽、互相尊重，避免互相破坏;7.加强道德修养方面的知识管理，提高全员的修养,尤其是将与其他8种手段相关的知识在全员中普及,并使员工在需要这些知识时可以迅速获得，并经常能不自觉地接触到这类知识。这些知识可以以理论、最佳实践等形式体现。

8.对于自认为不好的行为可以指出来，但不应使对方感到不适，从而导致敌意，而是要给予对方充分的尊重;9.摒弃单纯的本位思考，掌握博弈论和系统动力学的分析工具，通过双边和多边协商，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而不是在忽视他人利益的基础上追求自身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