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权的宪法配置

第一篇：司法权的宪法配置

司法权的宪法配置

司法权的宪法配置是中国司法改革进程进入一个新阶段必须思考的问题。三十年来，中国“司法改革呈现出从司法规范重建———审判方式改革———司法体制改革的基本走向。司法改革不仅开启了当代中国司法现代化的崭新历程，也有效推动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发展步伐。当下中国司法改革的突出问题是司法改革的全局性缺失问题”①，说到底，问题在于司法权的配置缺乏清晰的宪法思考。

在司法改革的过程中，无论是司法理念的人本化、司法功能的多元化、司法权行使的独立化、司法管理的去行政化，还是司法主体的职业化等方面的努力，最终都需要从中国现行宪法的角度对司法权进行配置。中国司法在司法理念、司法目的、司法功能、司法体制、司法效果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它重视当事人的诉求，强调当事人之间的合意，突出协商性正义的追求，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在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和谐方面具有积极作用。有别于西方国家司法改革，西方国家司法改革重视司法技术的改进，而中国的司法改革一直以来都是紧紧围绕着司法体制或者说司法权的配置在变革。无论是司法政治化，还是政治司法化；也无论是司法职业化，还是司法民主化；以及人民司法、和谐司法等诸多观念分歧，都只有通过对司法权进行重新认识，使司法权获得准确的宪法定位方可理顺司法体 ① 夏锦文：《当代中国的司法改革: 成就、问题与出路———以人民法院为中心的分析》，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1期。制，实现司法正义。

司法改革从学者呼吁到政府推动，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20 世纪 90 年代初进行的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制度的改革，拉开了司法改革的序幕，随后进行的民事和刑事审判方式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从而进一步提出了对诉讼机制、司法体制改革的必要。有的从宪政角度思考，提出按三权分立的原则，设计改革现行司法权的构想；有的从现行政治体制的现实，提出从操作屋面上(即从规范司法行为上)进行司法改革的设想。从宪政改革的角度改革司法体制，是一个非常复杂、艰难而又漫长的过程，且并不一定适合中国国情，而在我国现行宪法规定的框架下进行司法权重构，是一种可行而务实的选择。

一、司法权的涵义及其特征

谈司法权的宪法配置，必须首先明确配置的对象——司法权。司法权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法律体系甚至不同的国家中有着不同的制度安排，其涵义也有不同的学理解释。主要有以下不同的观点。

一是最广义权力说。该说认为，司法权是指国家行使的审判和监督法律实施的权力，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法律规定司法权统一由各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行使。在处理刑事案件时，公安机关也参与司法行动，享有一定的司法权。

二是多元权力说。该说认为，从严格的传统意义上讲，司法权与立法权和行政权相对应，指法院通过审理诉讼案件、做出判决、实施 法律的权力。而现代意义上，司法权是指包括基本功能与法院相同的仲裁、调解、行政裁判、司法审查和国际审判等解决纠纷机制在内，以法院为核心并以当事人的合意为基础和国家强制力为保证的，以解决纠纷为基本功能的权力体系。这种学说道明了司法权的配置就仅仅局限于是在法院和检察院之间的配置问题。

三是裁判权说。该说认为，司法权是裁判权，其核心在于由司法机关代表国家对各类纠纷所进行的居中裁判，此种裁判对争议的双方具有拘束力。②裁判权说赋予了对司法权进行宪法配置以正当性，即直接排除了行动性权力机关通过一般性法律规范赋予自身以裁判权的可能。

四是二元权力说。该说认为，在我国，按照现行的法律体制和司法体制，司法权一般包括审判权和检察权，审判权由人民法院行使，检察权由人民检察院行使。中国现行宪法架构下的司法权就被理解为就是法院裁判权和检察院的检察权。

一般来说，司法权是指特定国家机关所依法享有裁判或者依法实施法律监督的一种权力。它有如下特性: 第一，司法权是被动性权力。司法权的被动性指司法权自启动开始的整个运行过程中只能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包括申请行为和申请内容进行裁判，而不能主动启动司法程序或擅自变更当事人的诉请内容。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在考察美国的司法权时，把被动性作为司法权的三个重要特征之一，认为司法权只有请求它的时候,或用法律的术 ② 参见陈瑞华：《司法权的性质——以刑事司法为范例的分析》，载《法学研究》200年第1期。语来说，只有在审理案件的时候,它才采取行动。从性质上来说,司法权自身不是主动的。如果它主动出面以法律的检查者自居，那他就有越权之嫌。③这与行政权截然不同，行政权可以而且往往必须主动行使，而司法权必须被动行使。司法权并不自动地来裁判案件，只有在它被当事人请求时，它才能启动。如果它主动出面以法律的检查者自居，那它就有越权之嫌。从这个角度论，能动司法虽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要么是职权主义司法的必然产物，要么满足了对司法社会效果的追求，但是，却无法最终实现司法对中立、正义的价值回归。

第二，司法权是程序性权力。程序是司法的生命，没有程序就没有司法公正可言。我国三大诉讼法均是程序性法律，其所系统地规定的各种诉讼程序，无不体现出司法权行使的程序性及规范性的特点。司法权的宪法配置关注司法主体在司法程序方面的正当性，如美国宪法中的法律正当程序原则即对司法权的行使做出了原则性的限制。

第三，司法权是中立性权力。司法中立直接关涉司法的正义性。它要求司法权运行过程中必须在公与私、官与民、中央与地方至国家与国家之间都必须保持中立，不偏袒任何一方当事人，而是要居中作出公正的裁决。

第四，司法权是独立性权力。司法权的独立性表现为司法权形态的独立性即司法权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具有的独立地位和司法权行使过程的独立性两个方面它是司法权区别行政权、立法权的基本属 ③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1版第.110-111页。性。司法权只服从法律，不受任何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美国学者德沃金在《法律帝国》一书中说道: “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而法官则是帝国的王侯”。马克思说: “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这些比喻和说法正道出了司法权的位尊、权圣，所以它就容不得他人来指使与干涉。

第五，司法权是判断性权力。其行使必须受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的制约，以案件事实和适用的法律为基础，对正确与错误、合法与非法、真实与虚假等进行辨别和选择，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公正决定，这种决定的效力来自于法律而不是法官个人的意愿。其表现为司法裁决一旦作出，就应立即产生既判力、拘束力，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随意挑战司法的权威，甚至对立法机关的行为是否符合宪法有权进行判断。从这一角度，司法权就是一种社会性权力。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曾言“司法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不存在的”。孟德斯鸠所言之司法权，实质上是刚刚从立法及行政中脱胎而出的原生形态的司法权———市民性司法权。政治与权力去中心化的市民性司法权，确实不具有组成国家政制部分的本质属性，但是司法审查的确立使司法权进化为一种政治存在。这是司法参与制衡、保障人权的需要, 是对民主不信任的结果。因此，可以说，现代意义上的司法权是指国家制度化了的第三方——法院——来行使的社会性权力。它脱离了司法的本来意义，并在权力意义上发生了嬗变。它的法定目的就是合法地裁定冲突中事务和利益，以实现正义，履行司法的国家义务；但司法本义上的公正的第一层含义，即求善，在现代国家并没有被直接地 作为一种使命。④发现司法权的社会权力属性，意义有二，一是宏观意义上的司法权应当允许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存在，司法权的宪法配置就不单单局限于在国家机关之间进行；二司法权的宪法配置当体现“善治”理念。

第六，司法权是终局性权力。司法权的终局性是指司法权对于纠纷具有最终的裁判权、最权威的裁判权。司法裁决具有“既判力”的效力。司法裁判的对象不仅是一般的纠纷，而且还包括涉及立法权和行政权的纠纷，因此在国家诸权力中它也是最后的权力。司法权的终局性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裁决效力的至上性。即对于司法机关作出的生效裁决，除经司法机关依法改判外，其他任何机关、组织或个人均不得变更或撤销。解决纠纷的方式多种多样，包括和解、仲裁和调解，但这些方式都不具有最终性，司法机关有权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对纠纷进行重新审理，作出新的裁决。在法治社会，无论是权力与权利之间，还是权利与权利之间的争端，司法裁判是一切纷争解决的最后的、最终极的手段。在很多国家，司法机关拥有违宪审查权或司法审查权，有权宣布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机关制定的法规因违宪而无效，并有权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裁决，从这种意义上说，司法权是国家诸权力中的最后权力，司法裁决的效力具有至上性。二是裁决效力的终局性。司法裁判必须依程序进行。而程序所特有的不可逆转性、稳定性和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司法裁判的终极性即司法机关对一纠纷作出生效裁决后，不得再将这一纠纷 ④ 程春明：《司法权及其配置：理论语境、中英法式样及国际趋势》，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288页。纳入司法裁判的范围。亦称“一事不再理”原则（针对民事案件）和“禁止双重追诉”原则（针对刑事案件）。也就是说，纠纷经过司法审判程序作出裁决后，当事人不得就此再行起诉，司法机关不得再行审判。

二、我国司法权配置的历史回顾

中国司法六十年，大致呈现出从革命司法、政治司法到和谐司法的进步轨迹，从司法民主化到司法职业化的发展脉络，从司法行政化到司法独立化演变路径。近三十年来，中国司法改革基本上围绕司法中的三对主要矛盾——司法公正与效率间的矛盾、司法独立与监督间的矛盾、司法职业化与民主化间的矛盾而展开。因此，司法权的宪法配置也必须因应这三对矛盾而设计。

党的十五大确立了“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任务。此后，各个部门都开始出台系统的改革方案，如1999 年 10 月，最高人民法院推出了《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1999—2003);2000 年 1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推出了《检察改革三年实施意见》(2000—2004);各地方法院、检察院也纷纷出台了相关的改革方案。党的十六大提出“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推进依法行政，维护司法公正，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据此，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于2004 年底出台了《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以下简称《初步意见》)，对司法体 制改革做出了全面部署。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成立了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分别推出了《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和《关于进一步深化检察改革的三年实施意见》(2005—2008)。2006 年 5 月，中央做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决定》。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当前司法改革的实际措施主要集中在对司法机关的内部关系进行调整，逐步减弱乃至消除行政化的色彩，较少涉及司法权与其他权力的外部关系问题，未触及司法体制改革之根本⑤。

三、司法权的外部关系

司法权的外部关系，主要就是司法权与立法权、行政权的关系。西方在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下，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相互独立，互相制衡，司法权是三足鼎立之一，其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并对立法权和行政权具有一定的制衡作用。在我国现行宪法规定的政治体制下，司法权虽然也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权力，现行宪法规定，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院独立行使法律监督权，但与立法权和行政权相比，却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而这种弱势地位，使司法权在行使过程中，极易遭受到其他权力尤其是行政权的侵犯，当其他权力机构与其发生利益牵涉时，就有可能利用其强势地位影响或干预司法决定过程⑥。我 ⑤⑥熊秋红：《优化司法职能权配置是司法改革的关健》，载《人民法院报》，2008-03-20。谢佑平，万 毅：《审判中立论》，载《 湖南省政法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国没有“三权分立”的体制，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没有完全分立并相互独立。宪法是一种限权法，权力制衡法，对司法权进行宪法配置，就是要求：其一司法权必须能得以裁判或法律监督的方式制衡其他国家机关的权力，其二，司法权不得为过多国家机关所享有，尤其是防止其他国家机关通过自我授权从而获得司法权。

宪法配置司法权，在司法权外部关系处理方面，有三组关系必须加以关注：一是司法权与立法权的关系，二是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三是司法权与党权的关系。

（一）司法权与立法权的关系。虽然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是依据我国宪政体制，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为国家权力机关，各级人民法院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对其负责。可以看出，宪法及相关宪法性法律并不排除立法机关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可以说，现行宪法对立法权与司法权的配置在某些方面不尽科学合理，如立法机关监督权就极其不规范，由于法律对人大行使职权的程序尚无规定，导致实践中“个案监督权”饱受异议。人大直接指令案件如何定性、定罪，甚至调阅案件材料、人大组成人员或人大代表个体向司法机关批转案件的不正常现象时有发生。我们认为，人大个案监督权应当以机关的形式，在司法权行使之后，就带有普遍性的司法问题向司法机关进行监督。否则，容易导致立法权恣意侵入司法权领域现象的经常发生。

反过来，司法权的宪法配置还需重视司法权突入立法领地的现 象。司法解释本为权力机关立法之后为解决司法过程对于如何运用法律所作出的解释，但是，当前司法解释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常态化、法律化，具有普遍约束力。司法解释已经实际成为了国家法律制度发展的一种方式，虽然在一定时期完善了法律规则因语言与规则的开放性特质所形成的“空缺结构”(open texture of law)，弥补了立法缺位所形成的制度真空，发挥了不少公共政策形成功能。但是，其民主正当性却不容确信，对国家的法制统一也形成了强烈的现实冲击。

（二）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现实政法实践当中，由于司法机关的人事、财政受制于地方政府，行政权过于强大并缺乏制约，司法权独立性表现较弱等，致使权力监督制衡机制无法有效运转起来。因此，在国家权力体系中，进行必要的权力分立与制衡，以实现司法独立。具体而言，国家司法权应交由法院、检察院行使，立法机关、行政机关不得行使司法权； 法官、检察官独立行使司法权，法官、检察官只服从法律，不爱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影响和控制⑦。“在法官那里，降临尘世的法律还不能受到异物的侵入；为使法官绝对服从法律，法律将法官从所有国家权力影响中解脱出来。只有仅仅服从法律的法院中，才能实现司法权的独立。”⑧

因此，在我国现行宪政体制下，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分权制衡制度是有其合理性的。首先，从宪政层面上，重新确立司法权在我国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定位，使司法权真正独立于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只受宪法和法理制约。司法权的行使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 ⑦陈文兴：《司法权配置的两个基本问题》载《法学杂志》，2007年第5期。⑧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0页。人干涉”。其次，要从制度上保障司法独立，即从组织上、经费上、用人制度和职位保障方面改革现有的司法体制，消除司法的地方化和行政化，切实保障司法机关和司法官的独立。而现行体制下，司法机关的人、财、物等方面受制于政权结构体系中的行政机关，如人事问题由同级政府管理，行政及办案经费由同级政府预算和划拨，甚至司法人员的福利待遇、奖金都要受制于地方政府，这直接导致了司法机关听命于地方政府，给司法地方化和地方保护主义打开了盛行之门。当然在权力的再分配过程中，在司法权扩权的同时，司法权也将受到更有效的监督与约束。

三是司法权与党权的关系。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是司法权行使过程中一项重要原则，但是并不意味着党对司法机关在个案处理上的直接领导。党可以通过向法院输送优秀人才的方式，可以通过制定法律的途径，间接实现对司法机关的领导。党通过国家的权力机关，制定出体现人民意志、维护人民利益的法律，并监督法律的严格执行，从在司法活动中，贯彻执行党的主张。毫无疑问，司法机关严格执行反映了党的主张的法律，便是接受了党的领导。正是因为法律是党领导下制定的，是体现了人民根本利益的法律，从而也就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法律。因此，我们必须澄清一个模糊认识，以为一讲司法独立，就是不要党的领导，人为地将独立行使司法权与党的领导对立起来。党内一些领导干部蔑视和轻视法制，以为党的组织和领导人严格依法办事是限制和削弱了党的领导，以为不运用法律和制度去治理国家，而是以党代政，以言代法，事无巨细一律凭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人直 接发号施令，那才是体现了党的‘绝对’领导，这只能说是我们党还缺乏统治经验的一种表现。

四、司法权的内部配置

司法权的配置不只是改革司法体制的行政化、地方化、官僚化、政治化等弊端问题，更不只是重调解轻诉讼等工作方法的改变问题。司法权的内部配置同等重要，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应如何科学配置，法院机构如何科学设置，从制度上保障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以维护和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一）检法关系

在司法权内部，有刑事和民事司法中的检法关系。刑事司法权的配置是指控诉职能由检察院承担，而审判职能则由法院承担。作为两种不同的诉讼职能，由不同的国家机构分别承担，其基本要求就是实现机构设置和人员组织上的审、检分离。近现代法治国家确立控审分离原则的根本目的就在于通过控诉职能与审判职能的分离与制衡，来维护审判职能的中立性和消极性，防止刑事司法权的过度集中，损害被告人的基本人权。刑事诉讼中的控审分离原则是调整检法关系的基本准则，以实现控诉职能和审判职能之间的分权制衡。一方面控诉职能要受到审判职能的制约。因为控诉职能本身并不具有实体裁判性和终结性;另一方面审判职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控诉职能。因为在审判程序的启动上，奉行不告不理的原则，法院不得主动开启审判 程序;审判职能的活动范围也受制于控诉职能，要遵循诉审同一原则，法院不能超出检察院起诉的被告人和罪行而作出裁判。可见，控审关系或者说检法关系本质上应当是一种制约关系，强调检法之间的互相配合、通力合作，共同打击犯罪，无疑将破坏这一关系的基础，使国家权力失去制约，并对被告人的人权保障构成重大威胁。

在民事司法中的检法关系上，对民行检察监督是存在还是废除的争论仍然存在。持废除论者认为，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生效的裁判采取提起抗诉的形式进行“法律监督”，重新启动已经终结的程序，无疑会对法院的“审判独立”和“终审裁判权”产生消极影响，所以应废除现行的民行检察制度⑨。民事诉讼是当事人自主提起的，当事人可以自由处分自己的财产和诉讼请求。当事人主义意味着一个案件的启动、证据在法庭上的提交、案件辩论的战略以及案件是否接受某种和解或妥协，或者是由当事人自己来决定的，而不是由国家权力来介入。但是现在检察院的权力经常干预自然人对权利进行处分，违反了我国民事诉讼法确立的原则。持存在论者认为，民行检察制度的存在，对于维护司法公正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公正和秩序是民行检察存续、发展的核心价值所在。应建构和完善民行检察制度，是较大程度地发挥其公正和秩序的制度价值，并将对审判独立、法院权威、司法效率及当事人私权干预等可能的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取度。除了上述争论外，对法院执行权是否移交司法行政机关、检察院的批捕权是否改由法院行使等问题也有一些争议。如何明确界定检法两部门的 ⑨刘 卉：《在监督与制衡中合理配置检察权》，载《检察日报》，2005-5-12.职权，克服检法两部门的权力冲突，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如何处理审判权与法律监督权之间的关系，是当前司法改革的难题之一。

2.警检关系

目前，我国侦查机关的职权过大，使得检警关系和侦查为起诉服务的制度保障不足。虽然我国法律规定了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立案活动的监督权和对侦查活动的监督权，但由于这种监督权无强制性保障，以及属于事后监督的性质，因此检察对侦查的控制力仍然较弱。侦查机关完全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采取自认为需要的诸如刑事拘留、搜查、扣押、秘密侦查等手段，对侦查活动的启动、运行和终结拥有独立的决定权。在现在控、辩、审诉讼结构下，侦查只是控诉一方，侦查机关仅处于为控诉服务的诉讼地位。因此，应强化检察关系和检察对警察活动的监督。应赋予刑事检察官对侦查活动享有指挥权，并规定如果警察无正当理由拒不执行检察官指挥的，要给予纪律处分或辞退等处理;侦查机关的秘密侦查手段、搜查权、刑事拘留权、扣押权等强制性措施的批准权一律划归检察机关； 对应当立案而侦查机关拒不立案的，检察机关有强制侦查机关立案的权力。当然，检察机关如行使过多的侦查权，针对目前普遍存在“侦检一体化”现象，法院可以运用宪法中的权力制衡条款、保障人权条款，强化对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行为进行诉前审查。

3.法院内部关系

法院内部关系存在三个维度，一是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二是 单个法院层级管理机制，三是法官与审判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就法院上下级纵向关系而言，由于我国按行政区划设立各级人民法院或法院，各级法院或检察院受地方其他国家机关行为影响非常大，司法地方化色彩相当浓厚，司法地方花产生的原因很多，其一，依行政区域设置司法机关，以及司法机关在组织人事、经费开支等涉及司法活动命脉的人、财、物方面受制于同级政府，造成了司法机关对地方政府机关的高度依赖,，地方利益在客观上成为当地司法机关利益的一部分。其二，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来源的地域局限性, 形成了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容易产生地方情结，使司法地方保护主义成为相当一部分司法官员的潜意识。其三，司法官员自身素质，尤其是法律意识的高低，决定着其对司法地方保护主义所采取的态度。可以说，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产生与现行司法制度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其中现行法律所确立的司法体系(纵向)及其司法组织(横向)的不合理性, 乃是导致这一弊端长期存在的关键所在。因此，有人提出过摆脱地方国家机关权力控制的设想，如提出让法院（法院）变成上下垂直领导、在省法院（检察院）之上设置大区法院（检察院）来受理不同省份重大案件的上诉、实行三审终审制以及设跨县(区)基层法院或检察院（巡回法院或检察院）等种种方案。但吊诡的是，上级对下级的领导、监督，本为一种诉讼流程中正常的层级监督，由于受“错案追究制”，案件改判（驳回）率评价体制的影响，有的已经变成了下级向上级请示汇报而上级法院或检察院实际直接拍板定案，这在实质上直接瓦解了两审终审制。解决法院受地方行政权力影响或控制的方 式比较多，其中实行法院垂直领导应为一种较好的选择，既可以克服院长受地方人大选举产生这种作用上控制，又可以使法院工作上所需财物不受地方政府的制约。

在司法机关内部，管理方式的行政化、层级化已经实际消解了司法权功能的正常发挥。这种行政化、层级化管理模式也为行政干预司法打开了方便之门。如在法院内部，院长、庭长对案件的“指导”方式就有待进一步改进。不少法院存在你控辩你的，我判我的，与法庭辩论没太大关系；主审法官你办你的案，最后如何裁判得看庭长、院长或其他领导的眼色行事。在法院内部，要不断完善制度，使主审法官能有更大的裁判权，尽可能避免受院内外各级长官的影响；在庭审活动中，要真正发挥法庭辩论的作用，使之不再常常沦落为形式。

总之，对司法权进行宪法配置，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有多方面的工作要做，是一个系统工程，有必要规范从宪法角度框定司法权的边界，加强司法独立，完善审级制度，推进司法职业化，不断完善司法程序以实现并保障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第二篇：如何健全司法权监督机制

如何健全司法权监督机制

目前，人民群众监督司法机关的方式日趋多元和普遍，作为司法机关本身必须要不断完善对司法权的监督制约机制。首先要健全对法院内部的监督制约，因为起作用的是内因。审判执行工作某些环节的暗箱操作，个别法官把司法权滥用、合议制度、回避制度执行不力、法官自由裁量权缺乏必要的限制、人情关系的大肆干扰等等，都可能导致审判管理中的廉政风险，进而影响了公平正义。

（一）增加公开透明度，杜绝暗箱操作。“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开透明是司法公正最有力的保证，要进一步拓宽审判公开的范围和渠道。除法律规定不能公开外，一切可以公开的，均要以不同形式公开。让当事人享有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这样可以消除人们对司法公正的合理怀疑。比如诉讼收费办法、五条禁令、立案审判执行鉴定的流程图等，要张贴上墙，及时敢于公开，接受监督。可以采取不同的公开形式，完善庭审公开制度，努力提高公开审理案件的当庭判决率。公开庭审时，邀请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旁听案件；在执行过程中，邀请执法执纪监督员进行现场监督，也可以请进来的方式，主动公开。对量刑规范化改革、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农民工讨薪案件、劳动争议等案件，邀请电视台等新闻媒体记者现场报道。建立庭审程序之外的公开听证制度，对监外执行案件、当事人申诉再审案件、疑难信访、执行异议案件及社会关注的案件，均可采取公开听证的形式；实行裁判文书上网公开，接受社会监督。逐步实现执法依据、程序、流程、进度的全面公开。对当地人民群众特别关注的案件，采取新闻发言人的形式，适时对外发布信息，以正视听。针对一些群体性案件，可以选取一些有威信懂法律的当事人代表，参与执行分配等案件；针对一些特殊案件，尽量地使用人民陪审员参与庭审和案件处理，以彰显民主监督的作用。

（二）加强对案件审限的科学管理。进一步建立健全分案、庭审、合议、签发等审判关键节点的监控机制，完善审限跟踪机制、审限警示机制，加强审限的实时监督管理，强化审限内结案。完善超期羁押、超审限案件的催办督办制度，确保及时结案。完善结案信息录入检查制度，完善案件档案归档制度，定期或不定期进行检查，确保对审限的监督真正发挥作用。特别是对延期审理敏感的信访案件的管理。一些审判人员不能严格执行审限规定，简易程序转变为普通程序具有极大的随意性，一些案件审限内不能结案的，简单以“案情复杂”为由进行延期。延期审理、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的案件，必须由分管院长审核签发。

错误认定当事人因不可抗力原因不能参加诉讼的事由，以当事人下落不明、批捕在逃、羁押服刑等事由中止诉讼的情况较多。有些案件在立案时，原、被告通讯地址登记不明，造成相关诉讼文书无法送达。对中止事由消失或错误的，要立即恢复审理；鉴定评估过长的，对鉴定、评估等程序性问题，必须经合议庭评议决定。对中止诉讼、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的案件，必须由分管院长审核签发；立案庭要严把立案关，对不属于法院受理的案件，坚决不予立案。各分管院长在签发法律文书时，严把程序的审批权限。

（三）全面推行分段集约执行工作机制，改变一名执行法官“一包到底”的传统执行模式，将执行过程划分为执行启动、财产查找查封、财产变现、综合结案等不同阶段，由不同的执行组和执行法官分工完成。一方面加强了内部监督制约，规范了执行行为；另一方面，减少了重复劳动，提高了执行效率。

（四）定期进行质量评查，不定期进行通报。对发改案件中存在的问题，先由当事人自查，写出自查报告，交分管院长把关，看是否真查，是否避重就轻。然后交由审监庭人员根据上级法院的内部函，从实体到程序来查找问题，分析原因。对于存在的共性问题，统一进行纠正；对个别问题，单独纠正。召开该类案件分析会，制定整改措施。对此进行通报批评。该通报与岗位目标责任制中量化考核、年终的评先选优相挂钩。对所有已审结的案件开展质量大评查。采取常规评查与定期抽查相结合，全面评查与重点评查向结合。制定科学而详细的质量评查标准，对卷宗中存在的实体、程序及法律文书问题、收费问题进行全面评查，对查出的问题，如果是小问题，交由承包人立即补正，无法补缺补差的，向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后，及时启动再审程序予以纠错。要求承办人离岗后，加强业务学习，或者停止办案资格，或者调离该岗位。对存在重大瑕疵的，而且无法补正的，追究承办法官的责任。

（五）加强审判管理，抑制司法权的滥用。在审判庭层面，对立案审查环节、案件移送审判庭环节、案件审理环节的工作，分别制定出具体时间要求和管理措施。建立案例指导制度，明确典型案例对同类案件处理的指导意义，防止同案不同判、同案不同罚的现象发生。为防止“关系案”、“人情案”的发生，对于具办法官的受理案件，采取随机抽取的方法进行分配；合议庭要定期交流或者随机确定，确保每一名合议庭成员都能平等、独立地发表自已的意见，平等独立地履行相互监督的权利义务。特别是由人民陪审员参加的案件，不能歧视和排斥，不能自已擅自做主，然后让陪审员签个姓名。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或者合议庭有分歧的案件，要交由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特别是刑事案件，牵涉到社会治安维稳、牵涉到对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剥夺，绝大多数都要经过审判委员会进行把关研究决定。经常开展庭审观摩。以考验法官的驾驭庭审能力，监督庭审过程中法官着装、使用法言法语情况、对当事人的态度，检验其庭审程序是否规范。院领导对庭审是否规范给予现场点评。

第三篇：司法权的监督制约机制

如何健全和完善对司法权的监督制约机制

投稿：法院李斌

日期：2012年0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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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法制建设也不断推进，广大人民群众法制意识、民主意识不断增强，其运用法律手段对自身合法权益的实现和保护也越来越强烈，对同工同酬、受教育权、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等经济权利愈来愈重视，对选举权、参与权、表达权等政治权利愈来愈重视。所以，人们对公正执法能否实现愈来愈关注。司法机关要尽快适应广大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现实要求和强烈愿望，努力实现和维护公平正义。目前，人民群众监督司法机关的方式日趋多元和普遍，作为司法机关本身必须要不断完善对司法权的监督制约机制。首先要健全对法院内部的监督制约，因为起作用的是内因。

审判执行工作某些环节的暗箱操作，个别法官把司法权滥用、合议制度、回避制度执行不力、法官自由裁量权缺乏必要的限制、人情关系的大肆干扰等等，都可能导致审判管理中的廉政风险，进而影响了公平正义。

健全和完善对审判案件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

（一）增加公开透明度，杜绝暗箱操作。“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开透明是司法公正最有力的保证，要进一步拓宽审判公开的范围和渠道。除法律规定不能公开外，一切可以公开的，均要以不同形式公开。让当事人享有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这样可以消除人们对司法公正的合理怀疑。比如诉讼收费办法、五条禁令、立案审判执行鉴定的流程图等，要张贴上墙，及时敢于公开，接受监督。可以采取不同的公开形式，完善庭审公开制度，努力提高公开审理案件的当庭判决率。公开庭审时，邀请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旁听案件；在执行过程中，邀请执法执纪监督员进行现场监督，也可以请进来的方式，主动公开。对量刑规范化改革、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农民工讨薪案件、劳动争议等案件，邀请电视台等新闻媒体记者现场报道。建立庭审程序之外的公开听证制度，对监外执行案件、当事人申诉再审案件、疑难信访、执行异议案件及社会关注的案件，均可采取公开听证的形式；实行裁判文书上网公开，接受社会监督。逐步实现执法依据、程序、流程、进度的全面公开。对当地人民群众特别关注的案件，采取新闻发言人的形式，适时对外发布信息，以正视听。针对一些群体性案件，可以选取一些有威信懂法律的当事人代表，参与执行分配等案件；针对一些特殊案件，尽量地使用人民陪审员参与庭审和案件处理，以彰显民主监督的作用。

（二）加强对案件审限的科学管理。进一步建立健全分案、庭审、合议、签发等审判关键节点的监控机制，完善审限跟踪机制、审限警示机制，加强审限的实时监督管理，强化审限内结案。完善超期羁押、超审限案件的催办督办制度，确保及时结案。完善结案信息录入检查制度，完善案件档案归档制度，定期或不定期进行检查，确保对审限的监督真正发挥作用。特别是对延期审理敏感的信访案件的管理。一些审判人员不能严格执行审限规定，简易程序转变为普通程序具有极大的随意性，一些案件审限内不能结案的，简单以“案情复杂”为由进行延期。延期审理、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的案件，必须由分管院长审核签发。

错误认定当事人因不可抗力原因不能参加诉讼的事由，以当事人下落不明、批捕在逃、羁押服刑等事由中止诉讼的情况较多。有些案件在立案时，原、被告通讯地址登记不明，造成相关诉讼文书无法送达。对中止事由消失或错误的，要立即恢复审理；鉴定评估过长的，对鉴定、评估等程序性问题，必须经合议庭评议决定。对中止诉讼、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的案件，必须由分管院长审核签发；立案庭要严把立案关，对不属于法院受理的案件，坚决不予立案。各分管院长在签发法律文书时，严把程序的审批权限。

（三）全面推行分段集约执行工作机制，改变一名执行法官“一包到底”的传统执行模式，将执行过程划分为执行启动、财产查找查封、财产变现、综合结案等不同阶段，由不同的执行组和执行法官分工完成。一方面加强了内部监督制约，规范了执行行为；另一方面，减少了重复劳动，提高了执行效率。

（四）定期进行质量评查，不定期进行通报。对发改案件中存在的问题，先由当事人自查，写出自查报告，交分管院长把关，看是否真查，是否避重就轻。然后交由审监庭人员根据上级法院的内部函，从实体到程序来查找问题，分析原因。对于存在的共性问题，统一进行纠正；对个别问题，单独纠正。召开该类案件分析会，制定整改措施。对此进行通报批评。该通报与岗位目标责任制中量化考核、年终的评先选优相挂钩。对所有已审结的案件开展质量大评查。采取常规评查与定期抽查相结合，全面评查与重点评查向结合。制定科学而详细的质量评查标准，对卷宗中存在的实体、程序及法律文书问题、收费问题进行全面评查，对查出的问题，如果是小问题，交由承包人立即补正，无法补缺补差的，向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后，及时启动再审程序予以纠错。要求承办人离岗后，加强业务学习，或者停止办案资格，或者调离该岗位。对存在重大瑕疵的，而且无法补正的，追究承办法官的责任。

（五）加强审判管理，抑制司法权的滥用。在审判庭层面，对立案审查环节、案件移送审判庭环节、案件审理环节的工作，分别制定出具体时间要求和管理措施。建立案例指导制度，明确典型案例对同类案件处理的指导意义，防止同案不同判、同案不同罚的现象发生。为防止“关系案”、“人情案”的发生，对于具办法官的受理案件，采取随机抽取的方法进行分配；合议庭要定期交流或者随机确定，确保每一名合议庭成员都能平等、独立地发表自已的意见，平等独立地履行相互监督的权利义务。特别是由人民陪审员参加的案件，不能歧视和排斥，不能自已擅自做主，然后让陪审员签个姓名。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或者合议庭有分歧的案件，要交由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特别是刑事案件，牵涉到社会治安维稳、牵涉到对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剥夺，绝大多数都要经过审判委员会进行把关研究决定。经常开展庭审观摩。以考验法官的驾驭庭审能力，监督庭审过程中法官着装、使用法言法语情况、对当事人的态度，检验其庭审程序是否规范。院领导对庭审是否规范给予现场点评。

加强廉洁自律教育，规范和约束干警司法行为

（一）加强对干警的思想教育，是抓住监督制约的源头。思想教育很重要，可以增强干警的廉洁自律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培养干警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遵纪守法及各项规章制度，主要靠干警的自觉约束自已，严格要求自已，自觉抵御社会不正之风，不受腐朽享乐思想的侵蚀。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靠得是内功，也是多年思想教育的结果。在干警想犯错误的一刹那或向前跨进的一步时，组织、领导能给提个醒，拉拉袖子，是很有必要的，是大有好处的。比如经常上廉政党课、利用正反面典型进行警示教育都是一种很好的思想教育形式。思想教育不能放松，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常抓不懈。

（二）加强制度建设，规范和约束干警行为。思想教育固然重要，但也要结合制度建设更有效果，因为人总是有惰性的，光靠自觉的遵守，力度还不够。以制度管人，以制度管事，制度面前人人平等，谁触犯了制度，就要追究谁的责任，这对干警也是一种约束，使之不敢轻易去触碰。一是特别要针对有关自由裁量权方面制定详细的制度，这是对干警制约的很重要方面。比如审判流程管理制度、案件质量评查制度、规范庭审行为及调解制度等；二是要对关键部门、关键岗位和重要环节上制定制度，这样才能达到有重点地监督，使干警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比如制定执行集约分段管理制度、鉴定拍卖评估制度、财物制度等。对当事人要热情接待，杜绝“冷横硬推”的衙门作风，建立与当事人及代理人之间的“防火墙”。

（三）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司法公正。法官是人民法院的主体，也是人民法院最核心的力量。狠抓执法办案，做好第一要务，关键在法官。要经常利用正反面典型对干警进行警示教育。比如开展廉政谈话、上廉政党课，大力表彰和树立本单位及其身边的先进人物，让大家学有先进，赶有目标。激励广大干警向先进模范人物看起。经常开展一些积极健康向上的文体活动，丰富干警的业余生活，陶冶干警高尚的情操。切实加强法院文化建设，增强干警廉洁自律意识，将从严治警与从优待警结合起来，增强干警的荣誉感、自豪感和归属感。不但要监督干警的上班执法过程，还要对法官8小时之外的行为进行监督。纪检监察部门适时开展明查暗访，检查干警是否经常光顾娱乐场所，是否与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交往甚密，是否干预其他法官办案，是否与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私下接触密切等行为。有些干警错误地认为：以上行为是一个生活细节问题，并不严重，不必大惊小怪。其实，小错误出大问题，小瑕疵致大漏洞，小作风惹大麻烦。要时刻提高警惕，决不放松严格要求干警。

（四）建立案件质量问题的发现、纠错机制。通过案件质量评查和信访渠道发现和纠错。本着“围绕案件找问题、围绕问题查原因、围绕原因追责任、围绕责任建制度”工作原则进行责任倒查：倒查审判程序、法律适用、司法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失误、瑕疵；倒查审判执行行为是否存在违法违纪、枉法裁判、严重不负责任等问题。纪检监察部门参与信访案件的接待和处理，从中可以发现案件的存在问题线索，实行首问责任制，让承办人参与信访案件接待和化解，可以让承办法官明白，自已在哪方面存在问题和不足，及时进行纠正和整改，增强其肩负责任感和使命感。

（五）对重点案件进行回访，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加强对发回重审、改判、当事人信访等重点案件的监督。对这类案件要登记造册后，交院纪检监察部门逐案回访，看承办人在办案过程中，是否有吃拿卡要，执法不公、执法不廉形象。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及时向当事人反馈而有所交代。要建立案件审理追踪考评机制，将案件审结以后裁判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申诉上访情况以及社会评价情况等亦纳入对法官的考核范围，并作为影响法官评先选优、晋级晋职的重要指标。同时，建立完善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将案件质量评查与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相衔接，实行案件质量责任倒查制度，对责任人严肃追究责任，强化法官对案件的责任心。一经发现问题，查实后给当事人一个交待，还承办法官一个清白。不护短、不包庇、不遮掩，不怕丑、不怕痛。

（六）加强外部监督制约机制建设。自觉接受人大监督，把主动接受人大监督作为改进和推动法院全面工作的“治弊良药”，积极主动地请代表“听诊”，让代表“把脉”，进一步拓宽联络渠道，敞开心扉，倾听民声。同时，积极主动地接受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舆论机关的监督及社会各界的监督，监督就是加深理解，监督就是支持，监督就是鞭策。可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旁听案件，让代表感受法院管理的规范有序以及干警爱岗敬业的良好风貌、注重司法礼仪的优良品质。对调卷、调查积极配合协助，提供便利。对外公开举报电话及电子信箱，经常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和建议。还可以走出去，主动接受监督。

第四篇：浅谈基层人大对司法权的监督

基层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司法权进行监督，是我国宪法所确定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加强和完善这项工作，督促公正司法，保障合法权利、遏制司法腐败，是发展、健全基层人大制度，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和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也是顺应人民群众日益增强的法治意识的需要。

一、基层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司法权进行监督的性质基层人大及其常委会与司法机关的关系在宪法中有着明确的规定。宪法规定：国家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司法权是产生于人民代表大会、并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负责的国家权力，而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是国家权力机关，是一切国家权力的源泉。宪法关于人大与司法权关系的规定，充分体现了司法权的人民性、国家性和国家权力机关对司法权的制约作用。国家司法权在其行使过程中受到多种监督。但从法律上讲，只有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才是根本性的监督，这是一种法律监督、权力监督，是具有国家法律强制性处置权的监督（包括对司法机关的违法行为及错案的确认权、纠正权和对有关责任人的处罚权），故与其他监督有着法律上的本质区别。因此，基层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司法权监督的落实，是保障基层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真正实现的最有力的法律武器。

二、加强和完善基层人大对司法权的监督，是保障司法公正的关键宪法所规定的人大对司法权的监督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最根本的制度之一，是人大的一项主要职能，也是预防和惩治司法腐败的法律保障。如果基层人大对这项极其重要的职能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就容易给司法权的独立、公正行使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如果对基层司法机关违法行使司法权的监督和对司法腐败的惩治力度不够，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基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失职。基层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它对司法权的监督是法律监督，不同于民主监督等其他监督，因而不仅是一种权力，更是一种义务，是对国家和人民的义务。放弃监督，就是对人民的失职。要使司法的独立与公正能得以长期、稳定的保持，仅仅依靠司法机关自身的教育整顿是远远不够的，最关键的还是来自于司法权外部的法律监督，也就是说，只有加强和完善人大的日常性监督，真正落实人大对司法权的制约作用，才能有效遏制司法腐败现象。当然，司法机关教育整顿的成功更是离不开人大的外部监督。

三、基层人大加强对司法权监督的主要途径㈠、严把主要司法官员提名、考核、选举、任命、罢免关。审判、检察工作首先面对的是对各种复杂案件的事实认定和对庞大的法律体系的具体适用，相对于行政活动而言，更具有专业性、程序性、规范性、严肃性，因此司法官员的选任要求比普通国家公务员更加严格。国家已颁布《法官法》《检察官法》《人民警察法》等法律法规，标志着我国司法官员的选任、管理的法律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笔者认为，选任主要的司法官员必须坚持两个条件：一是应有一定的法律专业学历，参考《法官法》《检察官法》等对法官、检察官的要求，主要司法官员至少应有法律专业大专以上学历；二是应有稳健和公正的个人品质。决不能因为法检两院机关的规格高而成为解决、照顾某些官员待遇的台阶。人大在行使选举权、任命权时，必须预先做好资格审查，不合上述条件的，不予提名、选举和任命。已经任职但经考核不能很好胜任工作或存在执法不公、执法不严等行为，给司法工作造成妨碍的，坚决予以罢免。㈡、建立对审判员、检察员的日常考核评议制度。依据法、检两院组织法，审判员、检察员的任免权在同级人大常委会。而审判员、检察员是司法机关的中坚力量，大量的司法工作都由他们依法进行。因此，人大对司法机关官员的监督，除了主要的司法官员外，还应严格落实到对审判员、检察员的监督。具体地讲，将审判员、检察员的考核列入日常工作，严格以《法官法》《检察官法》来进行任命前的资格审查，做好民主测评和公示等工作，广泛听取群众及相关业务部门的意见。任命后，定期或不定期地抽查他们所办案件质量，听取群众意见、社会反映，如有不能胜任或违法乱纪者，坚决依法撤销其职务。只有这样，人大对司法权的监督才能体现出权威性。㈢、建立对重要司法工作方针、决议和司法文件的审查、备案制度。不可否认，在过去的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重大事项的决议向党委请示的多，向人大汇报的少，没有形成向同级人大汇报的制度。根据依法治国方略的要求和党政分开、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应是大的政治原则、政治方向上的领导，司法机关大量的业务工作是国家行为，应更多地接受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和领导。这一点宪法、法律已有体现，如法律规定重大事项上检察长与检察委员会多数委员意见不一时，应报请同级人大常委会决定。㈣、实行个案监督制度。个案监督，是人大在监督工作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有效的监督形式。司法机关和司法相关人员是否依法办案，公正司法，保障权利，都必然直接反映在案件上。人大保证宪法、法律的实施，依法监督司法机关

工作，受理人民群众对司法机关及司法人员的申诉控告和意见，也需要涉及具体案件。事实上，司法机关所办的案件中仍存在一些不公正现象，这些现象的发生，与司法机关的官僚作风、有关司法官员的刑讯逼供、徇私枉法等行为密不可分，一句话，司法腐败是司法不公正现象发生的根源。错案的存在，使得当事人四处上访申诉，倾家荡产，也使人民群众对司法机关和法律的威信、公正产生怀疑，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破坏了党和国家的威信。为解决这一问题，许多地方人大建立了对司法机关工作评议制度，有些地方人大纠正错案成绩显著。除了评议制度，人大还应建立对冤、假、错案督办的个案监督制度，对于通过各种渠道发现的错案，人大应督促有关司法机关严肃查处，对具体案件跟踪督办。实践证明，在司法机关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尚没有全面完善的现阶段，要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单靠司法机关自身监督显然是不够的，人大依法开展个案监督，成为人大监督司法机关工作，督促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维护合法权利的重要形式，因此，完善和加强个案监督工作不仅有助于推进人大制度建设，更重要的是，有助于中国特色的法律监督制度的确立，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一切权力腐败包括司法腐败问题。

四、提高监督主体素质，增强监督实效面对新时期的新挑战，基层人大及其常委会只有不断提高自身依法监督的综合素质，才能切实担负起保证宪法、法律正确有效地贯彻实施的职责。一是要增强敢于和善于依法监督的意识。防止权力滥用的办法就是用权力来制约权力，对权力进行限制和约束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任务。人大依法加强对司法机关执法办案，公正司法，维护合法权利工作监督，是人大接受人民监督，代表人民管理国家事务，贯彻执行依法治国方略的职责要求。要从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司法不公的问题入手，依法监督司法机关从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地方做起，用人民授予的权力服务于人民。二是强化人大机关队伍素质建设。适应加强民主法治建设的需要，依法开创新世纪人大监督公正司法工作新局面，不仅要增强监督主体的素质，也要重视和强化新世纪人大机关队伍，使之能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开展对司法机关的工作监督，受理公民申诉控告与进行必要的个案监督，需要有能够与司法人员相对应的具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的专业人才。人大机关要通过各种途径，重视加强人大机关工作班子成员的职业道德、法律专业知识等综合素质教育和培训，抓紧培养和造就一支具有现代民主政治、法治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理念，具有法学理论素养、熟悉WTO的司法规则，勤学、重思、敬业，甘为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的精干队伍。为人大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依法督促公正司法，维护公民合法权利当好参谋与助手，以保证人大监督司法工作始终适应我国新世纪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

第五篇：浅谈基层人大对司法权的监督

基层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司法权进行监督，是我国宪法所确定的一项重要的制度，浅谈基层人大对司法权的监督。加强和完善这项工作，督促公正司法，保障合法权利、遏制司法腐败，是发展、健全基层人大制度，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和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也是顺应人民群众日益增强的法治意识的需要。

一、基层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司法权进行监督的性质基层人大及其常委会与司法机关的关系在宪法中有着明确的规定。宪法规定：国家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司法权是产生于人民代表大会、并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负责的国家权力，而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是国家权力机关，是一切国家权力的源泉。宪法关于人大与司法权关系的规定，充分体现了司法权的人民性、国家性和国家权力机关对司法权的制约作用。国家司法权在其行使过程中受到多种监督。但从法律上讲，只有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才是根本性的监督，这是一种法律监督、权力监督，是具有国家法律强制性处置权的监督（包括对司法机关的违法行为及错案的确认权、纠正权和对有关责任人的处罚权），故与其他监督有着法律上的本质区别。因此，基层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司法权监督的落实，是保障基层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真正实现的最有力的法律武器。

二、加强和完善基层人大对司法权的监督，是保障司法公正的关键宪法所规定的人大对司法权的监督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最根本的制度之一，是人大的一项主要职能，也是预防和惩治司法腐败的法律保障。如果基层人大对这项极其重要的职能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就容易给司法权的独立、公正行使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如果对基层司法机关违法行使司法权的监督和对司法腐败的惩治力度不够，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基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失职。基层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它对司法权的监督是法律监督，不同于民主监督等其他监督，因而不仅是一种权力，更是一种义务，是对国家和人民的义务。放弃监督，就是对人民的失职。要使司法的独立与公正能得以长期、稳定的保持，仅仅依靠司法机关自身的教育整顿是远远不够的，最关键的还是来自于司法权外部的法律监督，也就是说，只有加强和完善人大的日常性监督，真正落实人大对司法权的制约作用，才能有效遏制司法腐败现象。当然，司法机关教育整顿的成功更是离不开人大的外部监督。

三、基层人大加强对司法权监督的主要途径㈠、严把主要司法官员提名、考核、选举、任命、罢免关。审判、检察工作首先面对的是对各种复杂案件的事实认定和对庞大的法律体系的具体适用，相对于行政活动而言，更具有专业性、程序性、规范性、严肃性，因此司法官员的选任要求比普通国家公务员更加严格。国家已颁布《法官法》《检察官法》《人民警察法》等法律法规，标志着我国司法官员的选任、管理的法律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笔者认为，选任主要的司法官员必须坚持两个条件：一是应有一定的法律专业学历，参考《法官法》《检察官法》等对法官、检察官的要求，主要司法官员至少应有法律专业大专以上学历；二是应有稳健和公正的个人品质。决不能因为法检两院机关的规格高而成为解决、照顾某些官员待遇的台阶。人大在行使选举权、任命权时，必须预先做好资格审查，不合上述条件的，不予提名、选举和任命。已经任职但经考核不能很好胜任工作或存在执法不公、执法不严等行为，给司法工作造成妨碍的，坚决予以罢免。㈡、建立对审判员、检察员的日常考核评议制度，调查报告《浅谈基层人大对司法权的监督》。依据法、检两院组织法，审判员、检察员的任免权在同级人大常委会。而审判员、检察员是司法机关的中坚力量，大量的司法工作都由他们依法进行。因此，人大对司法机关官员的监督，除了主要的司法官员外，还应严格落实到对审判员、检察员的监督。具体地讲，将审判员、检察员的考核列入日常工作，严格以《法官法》《检察官法》来进行任命前的资格审查，做好民主测评和公示等工作，广泛听取群众及相关业务部门的意见。任命后，定期或不定期地抽查他们所办案件质量，听取群众意见、社会反映，如有不能胜任或违法乱纪者，坚决依法撤销其职务。只有这样，人大对司法权的监督才能体现出权威性。㈢、建立对重要司法工作方针、决议和司法文件的审查、备案制度。不可否认，在过去的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重大事项的决议向党委请示的多，向人大汇报的少，没有形成向同级人大汇报的制度。根据依法治国方略的要求和党政分开、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应是大的政治原则、政治方向上的领导，司法机关大量的业务工作是国家行为，应更多地接受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和领导。这一点宪法、法律已有体现，如法律规定重大事项上检察长与检察委员会多数委员意见不一时，应报请同级人大常委会决定。㈣、实行个案监督制度。个案监督，是人大在监督工作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有效的监督形式。司法机关和司法相关人员是否依法办案，公正司法，保障权利，都必然直接反映在案件上。人大保证宪法、法律的实施，依法监督司法机关工作，受理人民群众对司法机关及司法人员的申诉控告和意见，也需要涉及具体案件。事实上，司法机关所办的案件中仍存在一些不公正现象，这些现象的发生，与司法机关的官僚作风、有关司法官员的刑讯逼供、徇私枉法等行为密不可分，一句话，司法腐败是司法不公正现象发生的根源。错案的存在，使得当事人四处上访申诉，倾家荡产，也使人民群众对司法机关和法律的威信、公正产生怀疑，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破坏了党和国家的威信。为解决这一问题，许多地方人大建立了对司法机关工作评议制度，有些地方人大纠正错案成绩显著。除了评议制度，人大还应建立对冤、假、错案督办的个案监督制度，对于通过各种渠道发现的错案，人大应督促有关司法机关严肃查处，对具体案件跟踪督办。实践证明，在司法机关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尚没有全面完善的现阶段，要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单靠司法机关自身监督显然是不够的，人大依法开展个案监督，成为人大监督司法机关工作，督促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维护合法权利的重要形式，因此，完善和加强个案监督工作不仅有助于推进人大制度建设，更重要的是，有助于中国特色的法律监督制度的确立，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一切权力腐败包括司法腐败问题。

四、提高监督主体素质，增强监督实效面对新时期的新挑战，基层人大及其常委会只有不断提高自身依法监督的综合素质，才能切实担负起保证宪法、法律正确有效地贯彻实施的职责。一是要增强敢于和善于依法监督的意识。防止权力滥用的办法就是用权力来制约权力，对权力进行限制和约束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任务。人大依法加强对司法机关执法办案，公正司法，维护合法权利工作监督，是人大接受人民监督，代表人民管理国家事务，贯彻执行依法治国方略的职责要求。要从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司法不公的问题入手，依法监督司法机关从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地方做起，用人民授予的权力服务于人民。二是强化人大机关队伍素质建设。适应加强民主法治建设的需要，依法开创新世纪人大监督公正司法工作新局面，不仅要增强监督主体的素质，也要重视和强化新世纪人大机关队伍，使之能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开展对司法机关的工作监督，受理公民申诉控告与进行必要的个案监督，需要有能够与司法人员相对应的具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的专业人才。人大机关要通过各种途径，重视加强人大机关工作班子成员的职业道德、法律专业知识等综合素质教育和培训，抓紧培养和造就一支具有现代民主政治、法治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理念，具有法学理论素养、熟悉WTO的司法规则，勤学、重思、敬业，甘为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的精干队伍。为人大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依法督促公正司法，维护公民合法权利当好参谋与助手，以保证人大监督司法工作始终适应我国新世纪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