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关于XXX法院立案难的投诉建议
关于XXX人民法院立案难的
投诉建议书
事实和理由
2013年5月我代理的一审案件在XXX人民法院（以下简称XXX法院）立案，经审核告知回去等通知，回去后起初并未在意，因为以前在XXX法院立案，有一两周的审核期，期满后会主动通知交费，不知道是何原因这次一等就是2个月，后经催办称要看原件并补充材料，我及时从外地赶到贵院对所立的案件进行二次审核，之后一等又是个把月，多次电话催办，接电话的工作人员称领导很忙，再等等，就这样，我代理的案件至今没有音信，由于工作原因在经常在省高院及XX中院等省内法院代理案件并办理立案手续，在多数法院几分钟的事情，为何在贵院就这么难？由于民事案件往往有诉讼时效、证据等多种因素影响，所以立案的及时性对当事人非常重要，错过了诉讼时机或超过诉讼时效都会引起对当事人不利的后果，关于不及时立案的严重后果，在此不再敖述，在此敬请依法监督XXX法院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司法守法，出于保护当事人利益的考虑，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23条的规定依法及时立案！
投诉和建议
希望贵院能够正式接受投诉并依法监督XXX法院及时纠正其错误行为，及时立案，并建议开通与律师的良性互动渠道，让律师的投诉和建议能够通过正常渠道得到重视和处理，形成律师和法院的良性互动局面，共同为法治建设作出自己的努力，实现法院司法为民，维护公平正义的使命！
此致
律师
XX律师事务所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二十三条 人民法院应当保障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享有的起诉权利。对符合本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起诉，必须受理。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立案，并通知当事人；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作出裁定书，不予受理；原告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
投诉问题具体涉及案件名称及证据
第二篇：法院为何年底难立案（xiexiebang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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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为何年底难立案
立案难，年底立案更难。南方周末记者随机了解十多个基层法院，发现普遍存在立案难甚至不立案情况。
法院既想通过结案率提高审判效率，又希望力求消除其弊端，一些改革措施看似“科学”，最后仍滑向对数字的崇拜和追求，陷入“GDP式”怪圈。
司法是严重依赖于法官内心判断的职业领域，仅仅依赖于外部管理和控制是行不通的。
有些立案庭法官一到年底就“休假”或“出差”，当事人或律师只好知难而退。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考研大军，研究生就业问题近年来也成为热点话题。官方发布的研究生总体就业率高达95%以上，但有的专业首次就业率甚至低至5.56%。究竟什么才是真实的情况，也许永远也无法知道，但多几个渠道了解信息，或许能在作决定时提供帮助。七成高校研究生就业率超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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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提前到了
每个法院都有自己的一本“日历”。
徐伟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专职找茬者”。他是北京某区法院立案庭法官，但一到年底，他的工作就不再是立案，而是“挡差”——想方设法把案件拒之门外，“能不立，就不立”。
在法院内部，立案庭本是一个“清闲”部门，类似医院的“挂号室”。徐伟的工作也并不复杂，只需对材料作初步审查，将符合法律规定条件、应予受理的案件按不同类型分给不同的审判庭审理即可。
不过，10月之后，各审判庭庭长就陆续到立案庭打招呼，“案子太多，忙不过来，把严点儿。”
这并不是徐伟所在法院的独有现象。每年离年终还有一两个月时间，全国各地法院就不约而同地限制收案。法院系统内部称之为“挂小号”。
一年一度“年终立案难”，已持续多年，其背后主导因素，是法院系统内部追求年终结案率。
结案率，即结案数与收案数的比例，作为法院内部评价审判工作的主要指标，已沿用几十年。年终结案率被认为可最直观说明全年审判任务的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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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系统通常在每年12月20日统计全年的收案数和结案数，并计算出当年的结案率。法院往往提前一个多月控制立案，减少作为分母的收案数，且避免新立案件来不及审结。
于是，一近年终，全国同喊立案难。
今年，有些地方法院的“年底”比往年来得更早。
刚过完“十一”，河南律师徐大富去郑州某区级法院立案被告知，10月8日是今年立案的最后一天。律师尹富强去河北某法院办案，也被告知从10月起不再受理案件。
尹富强打听获知，河北那家法院早早停止收案，是因为今年要冲击99%的结案率，“如果10月份还立案，可能就完不成”。
河南一些法院10月8日起就不再立案，原因是该省今年的“年终结案期”提前到11月10日。相应的，年终立案难也提前一个月到来。
民诉法规定，法院如果不立案，必须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定。但现实中，法院不立案只是口头答复。有些案件等待两个月后，就超过了诉讼时效，但没有书面裁定，当事人无法向法院追责。
逼出来的“被动违法”
能劝撤就劝撤，不劝撤就想办法调，轻易不出判。
偌大的立案庭空空荡荡。记者最近在北京的几个基层法院看到，十来个立案窗口一般只开两三个，有的只派一名法官当班。每天立案排号的数量被严格控制，来立案的人非常少。
徐伟所在的法院地处首都北京，不能公开宣称不立案。于是，他变成了“找茬者”，比如法律规定立案需有“明确的被告”，仅仅提供姓名、住址和电话还不够，他会要求当事人拿出被告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他还会说，“证据不足，补齐再来”。
按照民诉法规定，立案审查是“形式审查”，只要符合“原告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有明确的被告，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属于法院受理和管辖范围”等四项“形式要件”，法院就应当受理。
立案庭法官徐伟的所为，有些已属“实质审查”——证据是否充分，有无法律依据等等，这些本应由审判法官审理调查。
“有时我觉得我已不是在审查能否立案，而是在帮原告考虑能否胜诉。”徐伟说。他曾因放过一个“形式审查没有问题”的案子进入审判庭，审判法官认为证据不足有可能判决驳回诉讼请求，而向立案庭庭长投诉他“把关不严”。
根据法律规定，“判驳”后，当事人可以上诉，案件很可能被上级法院发回重审，不仅将影凯程考研，考研机构，10年高质量辅导，值得信赖！以学员的前途为已任，为学员提供高效、专业的服务，团队合作,为学员服务，为学员引路。凯程考研辅导班，中国最强的考研辅导机构，http://www.xiexieb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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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结案率，还影响“案件发改率”。徐伟因此被庭长一顿痛斥，“你嫌审判庭的事还不够多吗？”
“实在无可挑剔”，法院则采取“收案不立案”，或“收案立次年案号”等办法避开年终计算结案率。
除了“找茬”，徐伟有时还得变身调解员。他所在的立案庭，专门成立了三人调解小组。法院正在试行诉前调解，即不立案，先组织调解，若调解成功，再补办立案手续。如此一来，既可缓解立案压力，又可提高调撤率，“一箭双雕”。
民事司法很重要的功能是通过审判确定社会行为的规范和标准。“这是调解不可能做到的。”北大教授傅郁林说。正在修订的民诉法，将诉前先行调解纳入，未加以严格条件限制，这让她感到担心。
立案庭清闲下来，审判庭却空前忙碌。立案数量较多的法院，法官们都加班加点，突击结案，有的法官一天开几个庭。当事人晚上、周末居然收到了开庭的传票。
审理程序上能简就简。个别法官二审案件根本不开庭，只询问当事人了事。某公司遭遇离奇状况：该公司数个不相关的案件被全部合并到一个庭同时审理。
“一般能劝撤就劝撤，不劝撤就想办法调，轻易不出判。”一位法官说。法官以判败诉或胜诉也拿不到赔偿威胁当事人接受调解，或以可退返诉讼费诱使当事人撤诉。
这样做，一方面可提高结案率和调撤率，另一方面，即使当事人撤诉后再次起诉，案子通常也不会回到自己手上。如作出判决，则要承担当事人上诉、被上级法院发回重审的风险。
执行局也想出变通的方法：以无财产可执行为由，中止执行，强行结案；等结案率指标完成后，再以当事人发现新的财产为由，重新申请执行。由此带来一个现象：法院每年向人大报告结案率达98%以上，执行局却年年都在清理积案。
一位基层法院法官坦言，年终立案难是“制度性违法”，法官其实也很无奈。
“工厂化管理”
如同GDP数字，结案率指标基本只提高不下调
以结案率作为法院主要考核指标，已沿用几十年。在北大教授傅郁林看来，这体现了在行政化管理思维之外，中国司法管理体制的另一特点——工厂化管理思维。
法院将法官当成计件生产的普通工人，片面追求数字和效率，意图通过数字管理实现对“司法产品”的质量控制。
在很长一段时间，法官的收入与收案数量直接挂钩，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结案率给法官带来的压力，刺激法官收案办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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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傅郁林从《人民司法》的一项司法统计发现，每年第四季度因追求结案率，已出现立案难问题。但当时诉讼总量相对较小，这一问题尚未激化。
进入2000年之后，中国社会转型加剧，矛盾日益激化，加上劳动合同法、新公司法等法律相继出台，在社会纠纷调解分流机制欠缺的背景下，法院的诉讼压力剧增。
徐伟所在的区级法院，是北京受案数量最多的基层法院之一，每年收案数量达3万件以上，平摊到每个法官，每年办案数量在两百件以上。在他看来，法官如果严格遵守法律程序，完成结案率指标几乎不可能。
案子数量越大，结案率指标难度越大，不管是办40件案子，还是办400件案子，结案率面前，一律平等。
“这明显不公平，”徐伟说，“所以，法院收案越多，年终立案就越难。”法院和法官作出的理性选择是，提前关闭立案大门。
案件压力不大的法院也不例外。
“结案率不尊重司法审判规律，”一位法官说，“如果12月20日为年终结案期，12月19日收的案子同样要算结案率，即使简易程序也要三个月，我怎么可能第二天就能结案？”
如同GDP数字，管理者提出的结案率指标，只有提高而几乎不下调，除了考核压力，也夹杂攀比因素。在北京某区法院，一位“非法官出身”的新任院长新官上任，提出了结案率100%的目标，结果当年该院的“年终立案难”直接变成了“年终不立案”。
结案率“难割舍”
“新指挥棒”在手，“旧指挥棒”还在用，而且更管用
2011年10月11日，河南省政协委员张弛收到了河南省高院的答复，称今年4、5月份该省已对绩效考核规定进行了修订，将2010年考核的“结案率”改为“法定审限内结案率”。他在年初提交了《法院应当改变案件结案率考核标准，解决人为造成的立案难问题》的提案。
可紧随这个答复，河南省各级法院年终立案难，今年如期而至。
11月3日，河南省高院院长张立勇率队到河南南阳视察，张弛提问，为何不取消考核结案率，只考核法定审限内结案率？旁边一位主管审判的省高院副院长起身回答，“我们两种结案率都要考核。”
2008 年，最高人民法院开始试行新的“案件质量评估体系”，考核指标多达33个，取代单一的结案率指标；2011年3月修订，考核指标调整为31个指标（俗称 “31率”），更取消沿用几十年的“结案率”，代之以“法定（正常）审限内结案率”，即法定正常审限内结案数与结案数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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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终结案率指标实际上并未被否定。最高法院法官在《人民法院报》上发表释疑文章称，“结案率指标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对结案率指标要“清醒、理智地对待”： 一方面弱化其评价功能，避免以偏概全；另一方面，仍可作为掌握审判进程的指标之一，用以发现问题、调整人员、整合力量，为科学管理提供依据。
基层法院的院长们，一手拿着“新指挥棒”，一手拿着“旧指挥棒”。今年年底立案难的法院，几乎都为了保结案率。
“每个月法院通报审判工作情况，首先说的是还有多少案子未结。”沿海某地级市中院一位法官告诉记者，该院已使用“31率”，但该省原来的14个指标（俗称“14率”）依旧有效，排在第一位的是“累计结案率”。
“基层的法院院长不可能不关心结案率。”曾在某中院挂职副院长的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游伟说，效率被认为也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体现，比如久拖不决现象当前依然突出，对当事人伤害巨大。上海的法院也强调“一定的结案率”。
目前法官的整体职业操守和专业精神，仍难如人意。“从法院院长的角度，还没有找到更好的内部管理办法。”游伟说。
外部评价标准，也令结案率指标难以被舍弃。
在考核体系中，结案率仍是最具标志意义的指标。在各级法院向人大所作的报告中，一般只有受案数、审结数以及执结数，才会醒目地出现在最开头，概述法院全年工作成绩。前两个数字形成的比例，即为结案率。
西部某省会一位新上任区法院院长，最近向上级抱怨自己分到了一个案件较多的区，担心结案率不保，“人大报告会不好看”，更会影响同级党委对法院工作的评价，竟整夜失眠。为此，他管辖的法院从10月15日起就提前扎紧了“立案口子”。
“结案率上不去，影响法院、法官的评先评优，影响奖金福利，也关系法院院长、法官的提拔晋升。”西部某省会中院一位法官说。
目前基层法院经费严重依赖地方财政。“现在不是说案多人少嘛，你辛苦了，办了多少案件就拿多少激励的钱。”游伟告诉记者，一些地方政府将办案数量与奖金挂钩，令法院难抑追求高结案率的冲动。
针对年底人为控制收案、季末年底突击结案现象，三令五申并不管用。2008年，最高法院提出“以均衡结案促进司法公正高效的新思路”，试行三年后，今年在全国法院正式使用。其逻辑是，将年终结案率的目标压力分摊到各季度和月度。
10月31日，最高法院法官在《人民法院报》发文，称不甚科学的结案率考评指标是影响均衡结案的直接原因，法院领导和法官不重视均衡结案，是主要原因。
“为了对‘上’负责，（法院领导）想尽一切办法提高结案率。”这位法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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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数字迷失”
消除数字崇拜，不是让数字消失，而是要尊重司法规律和司法独立，让法官像医生一样，真正以其职业精神办好案子
衡量结案是否均衡的指标是“结案均衡度”，也被纳入“31率”，有着极为复杂的计算公式。
“法官看不懂，领导也困惑，”上述西部省会中院法官告诉记者，“通俗地讲，各月结案数越接近平均结案数，说明结案均衡度越好。”他所在法院的司法统计人员想到一个便捷方法，即根据往年情况确定平均一年的收结案数，再均摊到每个办案法官。
结果，法官们掉头追平均数，有的法官想出点子——将已结案件预留不报，或拖延案件审结时间，以保持平衡。
强大的惯性让基层法院深陷数字崇拜，即使推出“客观、全面、科学”的新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31率”）也不例外。
上述沿海某中院的法官曾深入研究“31率”，他告诉记者，新指标体系直接使用确实存在问题，还需等待最高法院根据近年情况，确定评估指标的合理值、警示值，最终才能得出综合指数。
合理值应是一个区间，警示值则是必须要达到的最低要求。目前，法院采取的方式是对单个指标值进行排名，于是出现追求极端数值现象。
记者看到，不少地方法院向人大报告工作时，特别强调“审限内结案率”，而百分百的数字比比皆是。在审限内结案是法律基本要求，但在目前，这样的成绩单不免让人怀疑。
2010年年底，东北一基层法院与当地交通事故处理大队和劳动仲裁机构合作，将已处理的事故材料伪造成案件材料，搞假立案再撤诉，结果结案率和调撤率奇高，被中院和高院树为先进典型，甚至引起最高院注意，前往调研，事情败露，相关人员被内部处理。
数字的弊端众所周知，但完全取消也不现实。徐伟也不主张取消结案率，“一旦取消，法官就更没有办案的动力了”。
“现在是抽他鞭子，在数字高压的情况下，好像是不得不实现公正和效率，这就是一个非常麻烦的局面，也是不可能长久的。”游伟认为，法院内部的行政化管理体制需要改变，去除其行政机关和工厂色彩。“尊重司法规律，按司法规律办事，法院院长说了很多，但研究得太少。”
北大教授傅郁林认为，应该放弃对法官的一切负面考核指标，从追求司法效率回到对审判质量的真正关注上来，通过内部激励，激发法官的职业良知和职业荣誉感——这正如医生的医德一样重要，却是目前法官队伍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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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程考研成立于2005年，国内首家全日制集训机构考研，一直致力于高端全日制辅导，由李海洋教授、张鑫教授、卢营教授、王洋教授、杨武金教授、张释然教授、索玉柱教授、方浩教授等一批高级考研教研队伍组成，为学员全程高质量授课、答疑、测试、督导、报考指导、方法指导、联系导师、复试等全方位的考研服务。凯程考研的宗旨：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凯程考研的价值观口号：凯旋归来，前程万里 信念：让每个学员都有好最好的归宿
使命：完善全新的教育模式，做中国最专业的考研辅导机构 激情：永不言弃，乐观向上
敬业：以专业的态度做非凡的事业平衡：找到工作、生活、家庭的平衡点
服务：以学员的前途为已任，为学员提供高效、专业的服务，团队合作,为学员服务，为学员引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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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立案难
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民告官“三难”问题被社会久为诟病。“现行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旧法”)自1990年实施的25年来,‘三难’问题始终如影随形。”参与此次行政诉讼法修订的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说。
破解立案难：行政行为引发争议均可诉
来自最高法的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各级法院受理一审行政案件15.1万件,审结13.1万件,同比分别上升16.3%和8.3%。看似不低的案件量,但在8000万人口的德国,每年行政诉讼案件达30万件；我国信访案件中,约有三四百万件为民告官类争议。“这说明,目前只有很小一部分行政争议进入诉讼程序,立案难是把行政争议挡在诉讼大门外的主要原因。”
立案难的原因不外乎两种:一是法院不愿受理,因为行政争议相对比较复杂,解决难度较大,执行情况又不理想,法院持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二是法院不敢受理,一些地方党委政府或人大,以受理民告官案影响社会稳定、损害当地经济发展、有损政府形象等为名,向法院施压。
“由于旧法的一些条文制定得比较模糊,给法院找各种不立案的理由创造了条件。”旧法规定只有具体行政行为法院才受理,而哪些行为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则由法院来解释,这导致一些抽象行政行为、行政指导行为、行政合同行为等被排除在受理范围之外。
为此,新法制定一系列措施,系统破解民告官立案难问题。新法实施后,群众因行政争议投诉无门,有屈无处说、有冤无处申的情况将进一步缓解。
新法扩大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将“具体行政行为”修改为“行政行为”,删除“具体”两字意味着,只要是行政行为引发的争议理论上都可以被诉。同时,列举的受理案件类型从8类扩大到12类,增加了不满征地拆迁补偿决定、行政机关没有依法支付最低生活保障等内容,积极回应了社会和群众的关切。
旧法规定,提起行政诉讼的期限为3个月。实践中,因超出诉讼时效而无法立案的民告官案例比比皆是,往往当事人正在和行政机关交涉、谈判,起诉期限就过了,再起诉会被法院驳回或裁定不予立案。为此,新法将起诉期限延长至6个月,并明确不动产起诉期限为20年,更好地保障了诉权的实现。
“过去,对区县一级政府提起诉讼,只能到区县法院起诉,当时立法者考虑的是便民,就地解决矛盾。但由于基层法院人财物与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法院一般不愿意得罪区县政府,导致立案困难重重。”马怀德说,25年实践证明,这样的管辖制度有一定问题。新法明确以区县以上政府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案件,由中级法院管辖,即提级管辖；经最高法批准,省高级法院可确定若干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划管辖行政案件,即集中管辖。
为方便当事人诉讼,集中管辖还要辅之以巡回审判,并明确原告所在地法院可以代收诉状。
以前,不少当事人抱怨,有些法院要么干脆不收民告官起诉状,要么收了起诉状后,对是否立案不置可否,一句“回去等通知”,从此石沉大海。新法明确实行立案登记制,案件只要符合形式要件的,都必须立案。
新法不允许不收起诉状,对内容有欠缺或错误的起诉状,法院应当给予指导和释明,并一次性告知当事人需要补正的内容；不允许不给任何凭证,对当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的,法院应收下起诉状并出具书面凭证,7天内决定是否立案,不符合起诉条件的作出不予立案裁定,以便原告提起上诉。
“对不接收起诉状或接收后不出具书面凭证等情况,当事人可以向上级法院投诉,上级法院应责令整改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人民法院不立案又不作出不予立案裁定的,当事人可向上一级法院起诉,符合条件的,上一级法院应当立案。”他指出,这些内容以前的司法解释都有涉及,新法进一步明确,就是要全力打开民告官立案之门。
破解审理难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好不容易立了案,审理也是举步维艰。马怀德介绍说,旧法实施初期,曾出现过被告当庭抓原告、冲撞法官、中途退庭等各种藐视法庭的情形,反映出行政权力的傲慢,不愿接受监督和审判的思维定式。
虽然随着社会法治进步,情况有所好转,但审理过程中被告的抵制仍较为普遍,不应诉、不出庭、不答辩时有发生。“行政诉讼是一个审查被告行政行为合法性、有效解决行政纠纷的过程,如果被告始终采取抗拒的态度,诉讼的功能就得不到有效发挥。”马怀德表示。
在他看来,民告官审理难,还突出表现在裁判难上。行政诉讼是最容易受到干预的一种诉讼活动,裁判过程中,一些被告或其他单位通过明示或暗示,借助手中掌握的公共资源向法院和法官施压。法官一旦作出不利于行政机关的判决,往往招致很多麻烦,曾有法官因坚持原则,最终被调离岗位甚至被下岗的案例发生。
为此,新法通过多重制度设计,系统破解审判难,确保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其中,舆论认为最大的看点是: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即让民告官能见到官。
实际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要求行政诉讼案件行政机关负责人必须出庭应诉。但马怀德认为,在中国,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有其价值和积极意义。
他分析说,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不仅体现了诉讼双方当事人法律地位的平等,也有利于纠纷化解,无需代理人回去汇报、听指示,就能及时解决问题；有利于有效监督司法对行政机关行使职权,促使行政机关审慎用权,防止权力滥用；有利于提高行政机关负责人和公务人员的法治观念和依法行政能力。
“但制度仍然留有余地,新法规定,行政机关负责人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工作人员出庭。因此,要确保一定比例负责人出庭应诉,还需要制定详细的落实方案。”马怀德期待,有省部级负责人出庭应诉的案例出现。
破解审理难,提高审判效率是重要一环。新法在3个方面进行了改进:合理设置简易程序,政府信息公开等三类案件可适用简易程序速裁；在维持行政诉讼不得调解基本原则下,明确行政赔偿、补偿等案件可以调解,将实践中的变相调解即协调落实为法律规定,有助于及时化解纠纷,案结事了；在过去维持、撤销等4种判决基础上,增加确认判决、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等判决形式,处置各种行政争议更加有针对性。
过去,在审理民告官案件中,法院往往对一类诉求避之不及,那就是审查行政机关的规范性文件,即“红头文件”。新法明确规定,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可以一并请求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红头文件”不合法的,法院不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并可向相关行政机关提出撤销、变更该“红头文件”的司法建议。
对于行政干预民告官审理问题,马怀德表示,新法确立的提级管辖和集中管辖制度,有助于减少地方政府对行政审判的干预,加上近期中央两办印发的《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将为民告官排除行政干预创造良好的司法环境。
破解执行难
行政机关当老赖将予公告
有一起案例让马怀德印象深刻:群众不满拆迁补偿起诉地方建委,法院审理也认为补偿10万元太低了,撤销了建委的补偿决定,要求重新作出决定。建委随后作出一份内容一模一样的补偿决定。法院再撤销,建委仍坚持,一共来回11次。
“以前,法院对此没有太好的办法,新法实施后,这种拒不执行、反复做同样行政决定戏弄原告的行为,属于情节恶劣,法院可以拘留该行政机关直接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马怀德说。
可以对民告官案中行政机关主管人员实施拘留,已成为最近社会热议的话题。马怀德坦言,行政诉讼法修订过程中,他曾提出该条文可能不现实、不可行的疑问,但他认可该条文有一定震慑作用,“如果法院较起真来,真要实施拘留,现在是有法律依据的”。
据介绍,当前,民告官案中,行政机关拒不执行裁判现象较为普遍,成为法院执行的一大难题。为破解执行难,除了实施拘留外,修法时参与者们提出的进行公告和对行政机关负责人按日罚款的建议,均被新法所采纳。
马怀德解释说,将行政机关拒绝履行的情况予以公告,就像民事诉讼中公布老赖名单一样,可以形成社会舆论的压力,迫使他们履行相关义务。虽然每日仅处以50元至100元的罚款,但这是针对行政机关负责人个人的罚款,将迫使其督促行政机关履行义务。
马怀德相信,随着新法的实施,长期困扰民告官的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三难”问题将得到有效破解,民告官
新行诉法今日起实施 打通“民告官”七大关卡
2015年05月01日20:10 来源：中国新闻网 24年来首次大修的行政诉讼法今起正式实施。这部标志着中国“民告官”进入2.0时代的新版法律，有哪些重要变化？面对这些变化，人们的“民告官”之路该怎么走？为此，中新网记者特梳理出通关七则。
关卡一：立不了案？
通关法则：对依法提起的诉讼，一律接收起诉状！
旧版行政诉讼法是自1990年10月1日起实施的，规定了行政诉讼程序的基本规则，旨在为受到国家行政机关非法侵犯合法权益的公民和法人，提供法律救济途径，因此这部法律也被称为“民告官法”。但该法实施以来，中国的“民告官”之路走得并不顺畅。其中，法院受理难成为原告面临的第一道“拦路虎”。
为解决这一问题，此番新修订的行诉法增加条款：“人民法院应当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起诉权利，对应当受理的行政案件依法受理。”
该条款进一步明确，“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干预、阻碍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也将自今日起施行。媒体分析称，这是为了解决现实中立案难、立案慢、选择性立案等等不合理现象。旧有的“立案审查制”下，法院的职权处于绝对强势地位，而公民的起诉权则相对弱势，这显然不利于民众及时、公平地获得司法救济。且就具体操作而言，原先“审查立案”的机制设计，也给“法外因素”干扰法院独立履职提供了切入口和时间差——于此，“民告官”案常被以各种理由拒不立案，就是最典型的例证。
在立案登记制方面，新版行诉法明确，“人民法院在接到起诉状时对符合本法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应当登记立案。”
今起实施的关于行诉法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亦明确，“对当事人依法提起的诉讼，一律接收起诉状。”
对于不接收起诉状、接收起诉状后不出具书面凭证，以及不一次性告知当事人需要补正的起诉状内容的，新版行诉法明确，“当事人可以向上级人民法院投诉，上级人民法院应当责令改正，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关卡二：不立不裁？
通关法则：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起诉！
结合过去20多年的经验来看，在行诉法实施过程中，“不立不裁”也成为中国“民告官”路上的一道“拦路虎”。
为此，新修订的行诉法在第五十二条明确：“人民法院既不立案，又不作出不予立案裁定的，当事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起诉。上一级人民法院认为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立案、审理，也可以指定其他下级人民法院立案、审理。”
中新网记者注意到，旧版行诉法中的规定为：“人民法院接到起诉状，经审查，应当在七日内立案或者作出裁定不予受理。原告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
“以前遇到法院装聋作哑，既不立案又不作出相应裁定，当事人往往无能为力。”清华大学教授何海波说，新行诉法作出的规定，对破解“立案难”提供了有力保障。立案的门槛降低了，遭遇“推脱”也有了救济途径。
关卡三：告官不见官？
通关法则：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出庭应诉！
行诉法虽被称为“民告官法”，但在实践中却往往面临“告官不见官”的尴尬。有的案件只有律师代理行政机关出庭应诉。
为此，新修订的行诉法增加条款明确：“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
最高法发布的关于行诉法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上述条款规定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包括行政机关的正职和副职负责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可以另行委托一至二名诉讼代理人。
为了增强这一条款的约束力，新版行诉法在第六十六条指出，“人民法院对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将被告拒不到庭或者中途退庭的情况予以公告，并可以向监察机关或者被告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依法给予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处分的司法建议。”
关卡四：“红头文件”违法？ 通关法则：法院可认定“红头文件”合法与否！
除了“告官不见官”，一些“红头文件”违法，也成为“民告官”案件审理难的一大突出问题。
为破解这一难题，新版行诉法新增条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可以一并请求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
需要指出的是，条款中所指“规范性文件”不含规章。
最高法出台的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人民法院不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并在裁判理由中予以阐明。作出生效裁判的人民法院应当向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关提出处理建议，并可以抄送制定机关的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行政机关。”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副庭长李广宇解释说，“法院可以在判决书当中阐明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也就是直接认定它合法还是不合法。”
关卡五：行政复议时“官官相护”？
通关法则：维持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
在人们维权意识普遍增强的今天，“行政诉讼”已不再是一个陌生的法学字眼，可作为与行政诉讼并行的另一种重要的权利救济方式，行政复议却始终远离人们的视线，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
分析称，可能是由于老百姓对古来有之的“官官相护”的疑虑，所以发生行政争议时，宁愿选择信访或者干脆与行政机关对簿公堂。
为此，新修订的行诉法将相关条款修改为：“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
中新网记者注意到，原来的条款为：“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
李广宇对此指出，旧版行诉法这一规定跟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是类似的，但是在中国，这个制度带来了一些负面的效果，就是复议机关怕当被告，如果改变了原行政行为，复议机关就要当被告。
“这使得一些复议机关更愿意统统维持原有行政行为，被群众调侃为‘维持会’。”清华大学教授何海波说。
“在中国羞于当被告这一观念也不是短时期内就能扭转的。既然有这么一种情况，复议机关就倾向于尽量作出维持的决定，即使面对一些违法的行政行为，也很少去作出改变，所以使得行政复议的功能大打折扣。”李广宇说。
李广宇解释说，尽管修改后的制度设计跟各国的通行做法有些不太一致，但这是针对中国特殊的现实情况，是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相信能够发挥最初设计这个制度的初衷。
在何海波看来，这将鼓励复议机关积极履行职责。关卡六：地方保护主义？
通关法则：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
除了行政复议中的“官官相护”，地方保护主义也成为行诉法实施过程中备受诟病的一大难题。
为此，今起实施的新版行诉法新增条款明确：“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确定若干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
“‘民告官’难在哪儿？难在地方保护主义。”北京大学教授姜明安说，新行诉法确立“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这有助于法院摆脱地方干预，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也为今后条件成熟时成立行政法院提供了可能。
关卡七：行政机关当“老赖”？
通关法则：可拘留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除了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也成为行诉法实施过程中面临的一大难题。
《中国法律年鉴》数据显示，2007至2011年，行政诉讼案件一审判决162767件，同期行政执行案54572件，强制执行率33.53%，即有1/3左右的生效判决没有得到自动履行。媒体指出，行政诉讼的执行多难于行政机关败诉时。为此，新版行诉法将“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判决、裁定、调解书的，第一审人民法院可以采取的措施进一步丰富、细化。
譬如，“将行政机关拒绝履行的情况予以公告”。
再如，“拒不履行判决、裁定、调解书，社会影响恶劣的，可以对该行政机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拘留；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姜明安评价称“这一规定很厉害”，如果行政机关当“老赖”，拒不履行法院判决，法院不仅可以对单位负责人予以罚款，还可以将其拘留。
如上，仅是中新网记者从法律规定层面梳理出的“通关”七则，至于中国“民告官”之路能否真正通关，破解“信访不信法”的怪圈，还需进一步观察新版行诉法的落地实施情况。(记者 马学玲
第四篇：立案难
解决立案难的问题，刻不容缓
法院立案庭在立案时要求原告提供充足证据时（有些证据其实属于被告应提交或法院依职权或依申请调取的）才许可立案，否则不立案。
例如在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事故认定责任书已经明确所投保的保险公司及保单号码，但法院立案庭却非让提供保险公司保单（保险合同）才可以立案，实在令原告望而生畏。（保单在被告保险公司手中，原告及其代理律师索取时，被告拒绝，只好立案后申请法院调取，但是立案庭不立案）原告连申请调取的权利也没有了。
请法院领导落实解决，切实解决原告（受害人）立案难的问题。有些原告对此情绪将恶化，难道非要出个人命案才能引起政法各部门的重视？
故解决“立案难”刻不容缓，更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避免更多的社会矛盾激化。
第五篇：法院立案程序
法院立案程序
法院立案程序
一、人民法院收到当事人的诉状，应当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审查。
二、人民法院审查立案中，发现原告或者自诉人证明其诉讼请求的主要证据不具备的，应当及时通知其限期补充证据，并将通知补证情况记录在案，收到诉状的时间，从当事人补交有关证据材料之日起开始计算。
三、人民法院收到诉状和有关证据，应当进行登记，并向原告或者自诉人出具收据。收据中应当注明证据名称、原件或复制件、收到时间、份数和页数，复制件必须与原件核对无异后，由负责审查起诉的审判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原告、自诉人也应当签名或盖章，收据归入卷宗。对于不予立案或者原告、自诉人在立案前撤回起诉的，应当将起诉材料退还，并由当事人签收。
四、对经审查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原告坚持起诉的，应当裁定不予受理；自诉人坚持起诉的，应当裁定驳回。
五、不予受理和驳回起诉的裁定书由负责审查起诉的审判人员制作，报庭长或者院长审批，并由负责审查起诉的审判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
行政案件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的裁定书除应报庭长或者院长审批外，应由合议庭成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
六、经审查认为起诉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填写立案审批表，由负责审查起诉的审判人员决定立案，其中疑难复杂、新类型案件应报审判长核准以及庭长审批。重大疑难案件报院长审批或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七、经审查决定立案的，应当计算案件受理费通知原告，向原告或者自诉人发出案件受理通知书；将该案的当事人姓名、案由等情况统一编立案号输入计算机。
八、立案庭决定立案后，应当在二日内将案件移送有关审判庭审理，并办理移交手续，注明移交日期。经审查决定受理或立案登记的日期为立案日期。立案人员应当及时将立案日期、移交日期等输入计算机。
九、当事人的人民法庭起诉，人民法庭经审查认为起诉符合受理条件的，应报庭长批准立案；人民法庭决定立案后，应当及时填写收案卡片，报基层人民法院立案庭统一编立案号。人民法庭认为起诉不符合法院立案程序
受理条件，原告坚持起诉的，由基层人民法院立案庭决定是否立案，立案庭经审查，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起诉，交由人民法庭审理。
一、起诉
1、起诉的条件：（1）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其中自然人应提交身份证明（如系军人军属身份的，要注明）；法人应提交当经年检合格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工商部门、编委等其他登记部门出具的法人资格证明；其他组织应提交营业执照或其核准登记部门出具的资格证明。同时，原告应确认自己的受送达人和送达详细地址、联系电话、邮政编码，并承担送达不能的相应法律后果。（2）有明确的被告。有关主体资格证明材料的要求同上，同时应提供被告明确的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的详细地址、联系电话、邮政编码。（3）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原告应提供与争议事实有关的证据材料并填写证据清单，注明证据名称、份数及提交时间。（4）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2、基层法院受理范围：
1）第一审民商事案件，具体包括：
（1）当事人在同一基层法院辖区内的婚姻家庭、继承、物业、人身损害赔偿、交通事故、劳动争议、人事争议、土地征用、土地承包、环境污染、医疗损害赔偿等案件；
（2）争议金额不满500万元（不含本数）的合同纠纷案件和一般财产纠纷案件；
（3）争议金额不满500万元（不含本数）的房地产纠纷案件；
（4）争议金额不满500万元（不含本数）的涉外和涉港、澳、台的一般财产权纠纷案件和人身纠纷案件；
（5）适用特别程序、监督程序和公示催告程序的案件。
2）上级人民法院交办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3、诉讼代理
1）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必须向本院提交签名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记明委托事项和权限。
2）近亲属接受委托参与诉讼的，除提交授权委托书外，还应向法院提供亲属关系和受委托人身份等相关证明。
3）有关社会团体或当事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接受委托参与诉讼的，除提交授权委托书外，还应向法院提供受委托人身份等相关证明，并经本院审查决定是否许可。
4、诉讼材料和规格要求
法院立案程序
1）规格：诉讼材料的纸张大小为A4（210*297毫米），左侧应留边2.5厘米作装订线，证据材料应按清单顺序装订成册。
2）份数：诉讼材料除向法院提交一份外，还须按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
3）书写要求：必须用墨水笔（黑色、蓝黑色）书写或打印。
4）证据材料为外文的，必须提交有资质的翻译机构翻译的中文译本。
二、法院受理
根据法律规定，本院在接到原告提交的起诉状后，将依法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在七日内立案；对不符合条件的，在七日内裁定不予受理。
三、预交诉讼费
四、原告在接到受理案件通知书后的次日起七日内预交案件受理费，否则，按自动撤回起诉处理。被告在接到应诉通知书和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五日（涉外案件的被告为三十日）内提交答辩状，并确认自己的受送达人和送达详细地址、联系电话、邮政编码。被告不答辩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被告不确认受送达人和送达地址的，承担送达不能的相应法律后果。
五、举证
原、被告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
十、当事人不服第一审裁判直接向第二审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在五日内将上诉状发交原审人民法院。
十一、第二审人民法院立案庭收到第一审人民法院移送的上诉材料及一审案件卷宗材料，应当核对以下内容：
(一)上诉状、有关证据及收据、一审裁判文书是否齐全，一审卷宗数是否与案件移送函标明的数量相符；
(二)上诉人递交上诉状的时间是否在法定上诉期限以内；或虽然超过法定上诉期限，但是否提交了因不可抗拒的事由或者具有其他正当理由申请顺延上诉期限的书面材料；
法院立案程序
(三)是否附有上诉案件受理费单据或者上诉人关于缓、减、免交上诉费用的申请。
十二、上诉人提出缓交、减交、免交上诉费用申请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负责审查，提出意见，由庭长或院长批准；未予批准申请的，应当书面通知上诉人在指定期限内交纳；逾期不交纳的，裁定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并将案卷退回第一审人民法院。
十三、第二审人民法院立案庭应当在收到第一审人民法院移送的卷宗等材料之日起五日内决定是否立案。认为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在决定立案的二日内填写收案卡片，统一编立案号后，移送审判庭。
认为不符合受理条件的，报庭长批准后将案件及时退回第一审人民法院，或者通知第一审人民法院补充材料；第一审人民法院应当在三日内补充完后移送第二审人民法院，补充材料的时间不计入二审立案期间。
十四、应当由人民法院受理的其他案件的立案工作，可参照本节规定的基本程序执行。
民事审判流程：
1、起诉，宣布开庭，核对当事人身份、宣布合议庭成员、告知当事人权利义务、询问是否申请回避。
2、立案受理，法庭调查：当事人陈述案件事实并进行举证和质证，合议庭告知证人的权利和义务，证人作证，宣读未到庭证人证言，出示书证、物证和视听资料，双方当事人就证据材料发表意见，法庭辩论：当事人对有争议的事实和法律问题，进行辩驳和论证。
3、庭前调解：在法庭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协议解决纠纷。
4、业务庭开庭审理：1）调解成功：制作调解书，双方当事人签收后生效，当事人履行调解书内容或申请执行；2）调解不成：
法院立案程序
合议庭合议或独任审判，作出裁决，1））同意裁判：当事人自动履行裁判文书确定的义务或者当事人地法定的申请执行期限内向本院立案庭提出强制执行申请，2））不同意裁判：一是裁定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二是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裁定或判决已生效的向本院立案庭提起再审申请。
民事审判审理期限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第一审民事案件，期限为6个月，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本院长批准，可以延长6个月，还需延长的报请上一级人民法院批准。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第一审民事案件，审理期限为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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