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有政策,下有“顺策” 习骅doc

第一篇：上有政策,下有“顺策” 习骅doc

上有政策 下有“顺策”

——曹振镛的“成功之道”

文/习骅

清朝真是一个“奇迹”迭出的时代！算上当太上皇的几年，乾隆爷实际执政63年还多，创了世界纪录，至今无人打破。无独有偶，清朝的大臣中还有个叫曹振镛的牛人，在中央工作长达54年，历3朝、相2帝，一路春风：是乾隆培养的后备干部；受嘉庆委托当过3个月代理皇帝，他老家安徽歙县至今还有“宰相朝朝有，代君三月无”的俗语；道光在位30年，他居相位15年，如非不幸病逝于工作岗位，此公肯定会与皇帝共始终。当他归天的噩耗传来，道光皇帝难过得茶饭不思，哭诉说，你们哪里知道，他最了解我的想法，他贡献大呀！当场把他的二儿子提拔为副部级干部,给曹相本人加谥号“文正”。

“文正”是最高规格的谥号，大约是“学问大、能力强、作风正、立场稳”的意思。据严复统计，有清一代共有大臣2748人，死后谥“文正”的仅8人（曾国藩算一个），平均340多人才轮到一个，比凤毛麟角还金贵。生前占尽风流，身后极尽哀荣，曹振镛的“贡献”到底大到什么程度？

其实，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曹振镛都是公认的庸才。《清史稿》中曹振镛传也就700多字，跟他的政治地位很不相称，但作者也没办法，因为老曹实在没什么丰功伟绩可写，难怪他的名字这样陌生！

关于曹振镛的“成功之道”，有个年轻干部曾请教过他本人，当时曹老是这样回答的：“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多磕头，少说话。”

要是相信这句鬼话，那就太天真了。在封建官场上，谁敢不磕头、谁敢乱说话？可混到曹振镛这境界的，古来几人！听其言，不如观其行，还是来看看曹振镛是怎么做的吧。

“三张牌”，奠定了千古“名”相的基石

道光即位之初，康乾盛世余威已尽，国运日下，处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前夜。财政首现窘境，国库储备仅及乾隆盛时的四分之一，这还是账面数字。而官员却普遍失去国初的浩然之气，慵懒萎靡、声色犬马、贪污贿赂，以追逐奢华生活为业，社会风气污浊荒唐，时人多有记录。

在一次官场宴会上，有个客人出门上厕所时，看到几十头死猪横七竖八躺了一地，惊问何故。原来，厨师先将这几十头猪圈起来，拿棍棒追打，猪奔跑呼嚎，相继力竭而死。随后赶紧在猪的脊背正中割取一片肉，做成猪脯一盘，其味香脆无比。据说猪的其余部分腥恶难闻，不可再食，必须扔掉。

满足这类畸形消费钱从何来？羊毛出在公款和百姓身上。驻节今江苏淮安的南河总督，负责治理江苏境内河道，每年支取经费数百万两白银，用于治河的不到十分之一，其余都用在酒肉笙歌上了。

道光决心从杜绝奢侈浪费入手，逼迫干部队伍改变作风，振奋精神，以图重现昔日盛世。为此，道光刚一上任就做了两件事，第一是号召节约，第二是召来阅历丰富、人脉广泛的曹振镛，任命他为军机大臣兼武英殿大学士，即实际上的宰相，配合皇帝开展新政。

在开展节约运动的通知《御制声色货利谕》中，道光规定了3项纪律：节省财政开支，反对奢华浪费；停止各省进贡，减轻百姓负担；严控基本建设，严惩工程回扣。他自己以身作则，不添新衣，经常穿着打补丁的裤子上班；除太后、皇帝、皇后外，非节庆不得食肉。每人一碗打卤面为皇后祝了寿，买一只旧皮箱嫁了闺女。纪律严明，盛京将军被人举报常在家里看戏宴客，立即撤职。有一次检阅警卫部队，看到官兵衣着朴素，当场将几位负责人各升一级。道光不但廉政，还十分勤政，事必躬亲，夜以继日，对没有责任心的干部尤其讨厌，绝不重用。

曹相上台后十分低调，没烧“三把火”，只是闭嘴、磕头、旁观，等终于摸清了新老板的底牌，就循着领导思路，因势利导，顺水推舟，不慌不忙跟了三张牌，迅速获得了道光帝的绝对信任，奠定了千古“名”相的基石。

第一张牌。有一次开会，道光一眼就看到曹振镛的裤子打了补丁，便笑着问：“堂堂宰相的裤子也打补丁吗？”曹振镛从容作答：“做新裤子是很容易，就是太贵了，旧裤子打上补丁跟新的一样，何必浪费呢。”道光很高兴，挥笔给宰相题了4个大字：恭俭惟德！

那段时间，曹大人下班后就赶紧往前门外跑，去酒馆饭庄菜市场打听物价，第二天一早就给皇帝送经济情报，顺便再提一两条进一步厉行节约的建议。宰相在政治上跟自己保持高度一致，皇上自然满意，每天与他相谈甚欢，什么重要事情都一块商量。

官员们个个心领神会，人人学习曹相好榜样：上朝不穿没补丁的衣服，散朝不忙着回家，围着宰相热烈讨论节俭问题，久久不愿离去。由于曹相和他的同事们推波助澜，京城竟出现了违背市场规律的怪现象：破衣烂衫的价格一路飙升，品相稍好的比新的还贵！有些穷官实在买不起，就创新思路，自己动手，把好好的袍子弄旧弄破，再让老婆在醒目处打块大补丁，活像今天新潮仔裤的做法。眼见新政深入人心，皇帝对老曹更是离不开。这张牌顺势而为，轻松搞定了皇帝。

第二张牌。曹振镛最忌惮的人是云贵总督阮元，因为阮元是唯一同曹振镛资历相当的三朝元老，不但人品、文才俱佳，而且政绩斐然：在浙江巡抚、两广总督和云贵总督任上，阮元平海盗、禁鸦片、惩贪腐，打击分裂、垦荒固边，朝野无不折服，曹振镛与他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道光既然胸怀复兴大志，自然会想到阮元；皇帝既然重视干部的工作作风，老曹就有了办法。

有一天，在跟曹振镛谈干部工作时，道光说：“时间过得真快呀，阮元去地方担任主要领导快三十年了吧！当初三十几岁就官居二品，也真是人杰。你熟悉干部情况，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曹振镛马上跟上：“这个人我了解，可以说是才华横溢，工作能力超强，我是没法跟他比的。”

道光很有兴趣：“那你举个例子。”

曹振镛不紧不慢地介绍：“云贵地区山高皇帝远，环境险恶，经济落后，民族复杂，自古多事，而且没有小事，件件涉及边疆稳定、国家安全，在那里当总督，一般人不要说出政绩，就是不吃不喝不睡觉都忙不过来。但是阮大人却能应付裕如，再复杂的问题都能迅速解决，还能空出时间召集各路才子吟诗、论文、作画、弹琴，这几年光诗文集就出版了好几种呢，水准很高，洛阳纸贵。现在正是国家用人之际，我看这样的干部可以考虑了。”

道光听着听着，脸色由晴转阴，自言自语地说：“要是做诗能把国家做好，那我天天做诗！”

不久，一纸调令把阮元召回北京，安在一个不咸不淡的位置上发呆，直到退休。而道光对曹相的好感却增加了，他觉得老曹是个厚道人，对阮元那样工作态度不端正的干部都净看优点。这张牌因势利导，轻松自如地铲除了唯一对手，曹振镛自此高枕无忧。

第三张牌。道光初期，一些有志大臣受到新政鼓舞，苦心研究国家大事，热情提出改革建议，一时间各种请示报告纷至沓来。道光每天批阅到深夜，乐此不疲，但时间一长，身体有点吃不消了，心里左右为难，却又不好说出口：如长期这样一字一句地看，哪里应付得了；要是不认真看，又怕漏掉真知灼见，耽误工作。

等道光终于累病了，曹振镛及时跟皇帝谈心：“大家现在都在努力工作，材料多了，好点子也多了，这是国家兴旺发达的好兆头。怕就怕有的人打报告不是为了工作，只是为了愉悦皇上，最好留点心。”

道光深有感触，喟然长叹：“那有什么办法呢，皇帝是个苦差事啊。要是报上来的都是为国利民的好材料就好了！”

曹相微微一笑说：“我倒有个想法，不知行不行？您每天随机从报批件里抽阅几份，找出错字、别字、漏字、重字等等，用朱笔点出，该批评就批评。您连书写错误都能发现，下边研究工作自会更加认真，报告质量就上来了，注水文件就少了。”

此法果然灵验，道光不但省力省心，还给大家勤于政、敏于事的深刻印象。而大臣们从此“皆矜矜小节，无敢稍纵，语多吉祥，凶灾不敢入告”，至于发表对国是的见解和主张就更谨慎了，轻易哪敢下笔。这张牌顺水推舟，使得所有人都噤若寒蝉，而曹振镛从此则一言九鼎，权势冲天。

庸官误国，只因懂得下有“顺”策

曹振镛的3张牌贯穿了一条主线：上有政策，下有“顺”策！其操作规程看起来并不复杂：先琢磨清楚老板的基本思路，再顺着老板的心思紧跟，而且跟得很到位，甚至还超过预期一点，然后就静静等着领赏了。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古已有之，但以“对策”对付政策明显是对着干，成功率低，风险大，是下级与上级博弈的低级形式，只要态度坚决，一般不难破解。相比之下，上有政策、下有“顺”策隐蔽性强、技术含量高、成功几率大，基本属于稳赚不赔的买卖，是下级对付上级的高端技艺。古人云：“伴君如伴虎”，曹振镛能让三任万岁爷满意，能让道光帝“恩眷之隆，时无与比”，可见他玩弄这套把戏是多么出类拔萃。这个啥也不干的庸人，只因为读懂了人性的缺陷而位极人臣、居高不下，令人摇头叹息，徒呼奈何！

曹振镛孜孜以求的是个人的政治地位和家族荣耀，却以摧毁国家前程为代价，与经济腐败相比，这种政治贪腐行为，性质更恶劣，后果更致命。

曹振镛的荒唐成功，逐渐消解了整个干部队伍对国家的信心、对朝廷的期待，为清王朝的急速下坠加了油门。当时官场中人大都像曹相一样，苦心钻研如何应付皇帝、如何让皇帝高兴，对自己没好处的事没人想、没人干，能推就推，能糊弄就糊弄，逐渐造就了一个“不痛不痒“的天下。偶尔出现以天下为己任的好干部，也无出头之日。

龚自珍是一位力主革除弊政、抵制侵略的栋梁之才，眼看大厦将倾却没有用武之地，发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悲鸣，反而遭到嫉恨，被迫在48岁的盛年下岗回乡，不到一年活活气死！后来好不容易出了个林则徐，却被曹振镛亲自培养的接班人穆彰阿，扣上屎盆子，发配新疆，国家再无能臣。

正直的老干部王鼎实在看不下去，又使不上劲，干脆留下遗书，以自杀来劝谏皇上。本来曹振镛培养的人各打各的小算盘，如今却默契地抱成团，集体做局欺骗皇帝，比治国理政的本领高明多了：他们首先控制了王鼎的家属和同党，然后烧了王鼎的遗书，最后郑重给皇帝打报告说，老王年纪大了，家里遇到不顺心的事，一时想不开就自杀了。可怜王鼎白送一条命，皇帝蒙在鼓里，至死不知真相。面对突发事件，把上级作为“应对”对象，欺上瞒下、不择手段，是不负责任官员的共同表现、本能选择，目的一定是维护私利，古今概莫能外。

而大清此刻身处何世？蒸汽机已经问世百年，英国铁路总长度已与今天接近，欧洲工业革命已经完成，西方工业文明的巨舰，正开足马力撞向东方农业社会的小舟，清廷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中国社会风雨飘摇，如果没有开山填海的大手笔，国家和政权的崩溃毫无悬念。

而恰在此时，大清官场庸才遍地，没人想担当、没人能担当、没人敢担当。以中国之大，从来不缺人才，在这要命的时候却闹起了人才荒。鸦片战起、太平军兴，各级干部先是“互相隐讳，莫敢上闻”，后是手足无措，一退到底，一场本可打赢的仗打输了。《中英南京条约》，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签订的。

其实，早在曹振镛被谥“文正”时，就有明白人挖苦说，叫“不文不正”更恰当！但曹振镛这类长于上有政策、下有“顺”策的人，总是装出一副政治最正确、执行最坚决的样子，其实他们对政策的远大目标和精神实质根本不在乎，在乎的是如何作秀才能引起领导注意。即使是打击政敌，也要顺应上意，绝不蛮干自戕。这一切都是为了获取超级利润，至于政策、蓝图之类，顶多是蝼蚁之辈攫取功名利禄的顺手工具；虽贵为皇帝，也只是一座盛产功名利禄的矿山，不采白不采。什么江山社稷，与我何干！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明枪、是明伤，明枪易躲、明伤易治；上有政策、下有“顺”策是暗箭、是暗伤，暗箭难防，暗伤难疗。顺策造成的危害当时很难看出来，潜伏期又长，到了发作的时候，救都来不及。更绝的是，即使酿成天大的祸事，也追究不到曹振镛这类高人，自有一把手负责。直到好处都归了奸臣，恶名都归了皇帝，这类游戏才算结束，这是老曹们的高明之处，也是封建政治的吊诡之处，皇帝们泉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这不，现在大家都痛骂道光帝丧权辱国，有人想过曹振镛之流的“功劳”吗？另外，假如你遇到了曹振镛这样的下级，你有什么办法有效制约，超越道光呢？

（原载于2013年5月30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第二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从行政决策、执行、监督的角度看——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动因及解决

何睿清 40824036 汉语言文学

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概念诠释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我国现阶段政策执行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行政现象，随着时代的发展，其表现形式越发多样化。有人认为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上级政策的“创新性”灵活运用，是用足、用活上级政策，有利于政策的不断完善；也有人认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无非是对付上机政策之策，它实际上是“创造性地执行中央政策”而非把中央政策肢解、曲解为我所用；还有人认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政策变通的一种表现形式，如果运用得当，这样的“对策”不仅合理而且合法。撇开个人见仁见智的看法，导致此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也是复杂多样的，我国行政决策机制的不科学，政府政策执行过程存在缺陷，以及分散化的行政监督机制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行为的产生提供了条件，主要表现为政策敷衍、政策利用、政策附加、政策照搬、政策抵制等。因此，针对此种现象带了的负面影响，必须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

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动因分析

（一）、我国行政决策体制的不科学，导致政策制定中出现了问题；

总体而言，我国已经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行政决策框架，但科学性和可行性仍有待提高，如果决策机制缺乏科学性，政策也会缺乏合理性。具体表现在：

1.科学的决策机制尚未真正建立起来。各级党委、政府以及人大是行政决策的中枢系统。但是在实践中，三方的决策权、职责范围划分不清晰，关系不合理，人大和政府决策职能没有充分发掘。各级行政机关虽已组建由信息、咨询、决策和监督组成的决策系统，但目前而言，这一系统并未真正发挥其所应有的作用。由于在行政决策中对信息收集、处理和应用重要性认知的缺失，导致信息不畅，致使信息在传达过程中应具有的准确性、真实性、及时性没能得到很好的实现。此外，各级党政部门决策研究机构地位尴尬、职能未能充分发挥，名为辅助决策机构，实际并未真正履行其应有的研究决策职责。而民间的政策研究、咨询机构等发展缓慢，规模小，数量和功能都不完善，尚不能在政府决策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2.决策程序不规范。目前我国行政决策程序不严谨、规章不完整等现象仍然很普遍，不少行政部门和基层组织在行政决策中没有遵循“真实的调查、认真的分析讨论和缜密的论证”等决策步骤，“一言堂”现象严重，致使决策民主性缺失。地方政府和各部门领导人对于社会同步发展的科学决策理论和技术重视程度不够，且学习能力又不足，对各种先进的现代决策理论、手段和技术缺乏了解和应用，这种固步自封的做法一定程度上使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大打折扣。

3.科学的决策责任制度缺失。责任心淡化是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产生偏差行为的渊源，而其深层原因则在于科学、有效的决策责任制度的缺乏。一是决策力和决策责任相分离、决策成败和决策者个人的荣辱得失、升迁降免缺乏必然直接的联系；二是决策责任主体不明确，所谓集体决策、集体负责往往产生责任扩散效应，决策失误后无人承担实际责任;三是对决策失误责任追查不严格，每每以“交学费”作为护身符，逃避责任追究。

（二）、行政执行体制的缺陷成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滋生土壤；

执行是既定的决策目标得以实现的动态过程。合理的执行机制是政策有效执行的必要条件。当前我国政府的执行机制缺陷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行为的重要原因。

1.政策执行中某些环节的偏差导致政策执行不力。尤其是政策宣传以及信息沟通体制上的缺陷。在政策执行中，有些人不重视政策宣传，或者宣传出现失误，政府公共政策的传播渠道不通畅，缺乏一定的信息沟通和反馈机制，使得公共政策在宣传过程中受阻和歪曲，严重影响政策的有效执行。政策执行者与政策对象就政策产生误解，使得政策执行者无所适从。

2.政府执行力的弱化

政府执行力一般是指政府组织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依法使用、调度和控制各种公共资源，贯彻执行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以及上级的指示、决定、决议，实现战略目标和任务的能力。政策执行力是一种合力，政府执行力中各个要素的优化组合是形成高校执行力的关键。执行力弱就难以保证政令畅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政策本身存在漏洞

政策本身的缺陷，使得有空可钻。一是政策缺乏合理性，政策缺乏针对性，没有反映客观存在的实际情况，在决策执行时就没有实践的基础；二是政策缺乏合理性，盲目地将目标定的过高，在执行时会受到现实条件和政策资源的制约。三是政策缺乏明晰性，政策目标模糊不清、内容混乱、主体职权责任界定不科学，就可能给政策执行者带来对政策目标和内容理解上的困难，可能会给执行者扭曲或曲解政策提供可乘之机。

②执行主体的利益需求和能力缺失导致偏差

政策执行主体出于自己的理解和利益需要，可能会附加一些原来政策没有的内容，特别是公共政策与自身利益冲突时，一些政策执行主体就会寻找政策替代甚至曲解、变通；政策执行主体由于自身的能力和素质不够，也会造成他们对政策难以全面、正确地理解。这些都会妨碍执行主体准确地执行政策。

（三）、分散的行政监督体制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行为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行政监督机制过于分散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行为产生的前提。目前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监督机制在我国虽已形成，但仍不完善，行政部门在执行中经常出现“政出多门、政令不畅”等现象，从而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行为提供了条件。目前我国监督机制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缺乏监督合力。在监督的实践过程中，各种监督主体在监督权限、方式、程序、范围等方面上，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不够明确，不够具体的问题，这造成了各种监督主体之间的关系不顺，同时它们各自为战，彼此之间缺乏有效地沟通和联系，未能形成一个具有“严密有序、分工合理、协调互动、高效运行”的整体。因此，监督中出现监督区域的“交叉”或“空白”在所难免，而在解决问题时，便出现“多方插手”和“推诿扯皮、无人监督”并存的现象。这就导致了监督的整体功能减弱，监督机制弱化，监督合力缺失。

2.监督法规不完善，可操作性不强。行政监督隶属于法制监督，但目前我国的行政监督法制化程度仍较低。一方面由于监督法律法规空缺。如新闻机构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监督的相关法律并未出台，使监督活动法律依据缺失；另一方面在于现存监督规则措词笼统，标准和可供操作细则模糊，使监督主体很难准确裁量和及时查纠违法违规行为

3.专门监督机构缺乏独立性。目前，具有专门行政监督权的机构如各监察部门等，多为政府机关的内部机构。就领导机制而言，其受双重领导——同级行政机关和上级相关部门，从而导致了其受多重控制的现实，独立性缺乏。

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问题的解决

目前，我国离实现行政决策、行政执行和行政监督三者相互协调的目标，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要做的各方面工作仍然很多。只有实现了三者的协调一致，才能彻底消除“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第一，健全科学民主的决策体制。

事实证明，“好制度可以让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合理完善的政策，减少违反政策所带来的违规收益，加大政策违规的心理成本和被发现的几率，尽量消除“对策行为”产生的收益动机。合理的公共政策则需要科学民主的决策制度来予以保证。民主决策和科学政策评估是保证政策科学性的前提条件。要充分发挥专家学者以及广大政策目标群体的聪明才智，还要把基层执行人员纳入决策议程。同时，要在政策制定中吸收群众的合理建议，比如采取进行民意调查、举行听政会等方式广纳民意，反之，有可能导致政策脱离实际。

第二，加强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思想文化建设。

政策的执行落实要靠人来完成，包括政策执行者和政策目标所指向的群体。人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体，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思想意识的支撑，价值观和信念这种内化了的制约机制在某种程度上比其他制约方式更加有效，因为道德意识制约调节的是“理性经济人”的内心思想，进而影响其行为和方式，它的作用带有根本性。加强政策执行主体和目标群体的思想意识教育，具体来说就是要加强二者正确的利益观和政绩观的塑造。承认追求个人合理利益的正当性，同时也要认识到利益是一个矛盾体，包含了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个人利益的追求要以不损害公共利益为前提，在冲突的条件下，以公共利益为优先选择。

第三，完善权力制约体系。

任何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条万古不易的经验。由于历史和认识上的原因，我国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这种集权体制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方面具有优越性，但过分的集权，不利于权力的互相监督，没有监督的权力不能保障政策的有效执行。从现阶段来看，完善权力制约机制首先要合理分权，合理划分决策与监督等部门，使其互相监督，尤其是要提高监督部门的独立性，既保障了政策执行，又实现了监控有力。只有权力的互相制约，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权力寻租的空间。对权力寻租行为加大惩罚力度，增加腐败成本，使权力寻租腐败者“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思想上后悔莫及”；规范权力运作，使得官员的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从根本上保证政策的实施。

第四，完善政策执行监督机制。政策执行监督是保证政策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条件之一，也是减少“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行为的有效方法。首先，完善监督主体地位、权力与配置。其次，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构建政策执行监控系统，收集处理各种政策执行信息，建立完备的信息控制系统。最后，资金、技术设备、人员编制等方面应对监控部门适当倾斜，而目前监控部门普遍存在资源不足等问题，必须对这些问题加以改善，避免因资源缺乏产生“下有对策”行为，保证行政决策得以切实执行。

第三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精选）

作业：

怎样看待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

答：该问题应当从两方面来回答：

一、该现象是必要的。我们都知道上级制定的政策很多是科学的，但他并不意味着政策是适合每一个地方的，我们讲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说的这种情况，如果不从本地的实际出发一味的执行上级的政策，就可能会与当地的实际相冲突，反而会好心办坏事。就现实来说，文革时期我国农村实行的人民公社的制度，后来证明是和本国的生产力发展状况是不相适应的，故而就产生了后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大力推广，但是到迄今为止我国仍有一些地方在实行人民公社的制度，这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华西村，且发展的比现在的其它地区都要好很多。由此可见，“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很有必要的，只要是符合当地实际的就可以适当的灵活运用，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标准都可以并且应当拿来为人民服务。总的来说，上级制定的政策只是一个纲要是从全国范围来考虑的，而所谓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就要求我们将其应有到群众中去，这是一个共性与个性的问题，只有在应用的过程中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应用的过程中要灵活实际、活学活用，才能达到农民增收、农村富裕的目的。相对来说，如果上级的政策是错误的，就一定不能去执行否则就会带来重大损失。比如说“文革”时的政策就有些是不对的，而下级却不加辨认的执行，从而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该现象存在的必要性。

二、该现象是应当严厉打击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将导致上级的方针政策得不到全面充分地贯彻实施，在具体落实时扭曲、变样、走样，从而影响了目标的实现，也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党群关系、干部关系。不可否认，现如今社会中这一现象是相当普遍的，在有些地方上级的政策很少或根本得不到有力地实施，政策成了形同虚设之物，这对政府的公信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现象，我觉得问题是多方面的。首先，就政府来说，我们都知道政府人员的工资在社会上来说并不是很高，或者从他们的角度来说收入同身份不相匹配，故而贪污腐败时有发生，曲解政策、罔顾法律也是有发生；其次，有些人奉行“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理念，我们都知道新的政策的执行必定会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这就为他们以权谋私提供了便利：再次，现如今的干部考评制度的不完善，只以政绩来断定干部的升迁，这就导致一些利民政策的不到实施，而一些利于出现政绩的反而容易得到实施，不论是否对人民有利，或者干脆曲解上级的政策。而由于一朝权在手就成了一地的“土皇帝”“地主”，缺乏应有的监督机制，政策制定好了只要发下去就行了，这是大部分的情况，上级认为或者说相信下级能很好的贯彻执行上级的指示，或者应有的监督机制形同虚设，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这一现象在地方尤其严重。比如，由于现如今煤矿事故的频繁发生，上级规定领导要下矿坑，不久后矿场里的一些矿工都成了领导；再比如，有些城市的政策是常住非户籍家庭只能购买1套商品住宅，而下面的对策是突击补交一年的社保；或搞一张一年的缴税记录，找个单位挂靠一下，再去税务局补申报一下就行等等，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上级制定的政策是为了解决问题的，现在反而制造了许多问题，也导致了公众对政府的评价日益降低。所以我认为现如今的干部管理制度、绩效考核制度、行政监督制度、责任监督制度、财政管理制度、信息反馈制度都有待进一步完善，由于现行制度中的约束、监督、激励制度的缺从而所导致的这一现象，故而对出现这种现象必须严厉打击。

总的来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一现象的出现有其必要性，对他我们要从两方面来加以考虑，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看这一现象在特定的环境下是否是符合实际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然后才能判断它是否正确，而对于错误的我们要加以改正，正确的要加以推广。第七组小组成员： 马向辉刘洋汤磊裴建哲林怡潇

第四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面试题的原因、对策已经不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真正让大家关心的是何时才能走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怪圈。

曾经有一道公务员面试真题是这样的：两代会期间，有代表反映某些地方存在着“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的现象，请谈谈看法。

对于这样一道题想必各位考生都并不陌生，这反映的是一个上有政策而下有对策的问题。至于其原因、其对策已经不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真正让大家关心的是何时才能走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怪圈。毕竟在中国这样的现象还不胜枚举，“祸国”必然“殃民”，所以这种现象必须从根本上进行遏制。

自广西河池市朝阳煤矿突击提拔7名矿长助理下井带班的消息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披露后，便引起了舆论轩然大波，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问题再一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其实这种现象由来已久，或明或暗，一直是屡禁不止。其实靠出台一项政策，就解决应该解决的问题，这或多或少存在空想主义的色彩。因为一项好的政策在落实的过程中，经过层级的交接，必然会出现一些偏离初衷的问题。所以要想让政策落到实处，若没有强有力的执行，与更强有力的监督，定会有人从中钻政策的空子，正应了俗语所说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此举无疑会让人民的利益备受损失，无疑会使党和国家的形象再一次受到挑战。

又如高考(论坛)加分政策，这本来是不拘一格选人才、打破了“唯课程论”的一项非常好的举措，但是这项好的政策却被人们再一次以另外一种方式进行了解读和执行，“武术冠军”、“奥数冠军”等称号席卷中国的高考市场，这突如其来的旋风式的荣誉称号，无非都是为了响应这一政策，谋取自身的利益，这样一种以利益为导向的行为必然会让我们选拔综合型人才的初衷再一次扼杀在摇篮之中。所以这样的现象使我们不得不正视一个问题，就是上面有政策，下面永远有对策与之进行赤膊的较量，也使我们不得不认识到监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那么如何保证监督的有效性和真实性，首先，就需要执行者和监督者要主观上明确自身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更要从思想上意识到要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其次，客观上就需要我们的制度要更加完善，这个制度要保证我们的监督更加到位，反之惩治也应该更加到位。最后，监督不是一个人的事，我们一直在强调人民群众是我们监督的主体，是监督的主力军，所以作为人民群众的一员一定要善于行使手中的权利，不要个人自扫门前雪，更不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一定要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行使自身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利，让我们的政策得到更加有效的贯彻和落实、让我们的人民群众能更加切身的感受到党和政府对自己的关心、得到实惠，这才是我们制定政策的初衷。

“初衷不改，唯有监管”，希望通过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可以使我们彻底走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怪圈。

第五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析（模版）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析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我国公共政策执行中存在的一种非常典型和普遍的现象。说它“典型”，是因为相对于国外来说，中国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几乎是独一无二的;说它“普遍”，是因为各级、各部门几乎都存在一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问题。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哪些表现；分析一下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以及谈谈对这一现象如何防治。

一、“上有政策、下有政策”的表现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形象地概括了我国公共政策执行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顾名思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指下级在执行上级政策时采取回避、敷衍、变通、抵制或对抗策略的现象。它可以通俗 地用三句话来概括:一是“上级不让做的我偏要做”，二是“上级要求我做的我偏不做”，三是“上级要求我这样做的我偏要那样做”。它几乎可以囊括目前我国政策执行中存在的所有突出问题。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你有政策，我有对策”—替换性执行

替换性执行是指当需要执行的政策与负责执行的机关、部门存在利益冲突时，执行机关就可能制定出与上级公共政策目标表而上相一致，实际上相违背的执行措施，妨碍公共政策的全部实施。近几年来，我国政治生活中出现的“你有政策，我有对策”现象，就是这种执行的典型表现。这是政策执行者主观反对政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这种现象实际上是一些地方扩大权力、获取个人利益的反映。这实际上是钻政策空了，用“软施”、“硬泡”来对付党和国家的政策。它严重影响了党和国家政策的止确贯彻和有效实施，极大地损害了社会主义政策的严肃性和权威，损害了国家和人民利益。2.“断章取义，为我所用”—选择性执行

选择性执行是指有些地区和单位对所执行的公共政策进行“过滤”或者“各取所需”，或者“截留其中某些部分”，或者“曲解适用范围”，或者“打擦边球”。总之，只选择对自身“有利”的政策进行执行。公共政策的执行，本应是全而理解并不打折扣地贯彻执行，但有些地区或单位在大局利益和局部私利冲撞抵触时，合自己“利”的就执行，在执行中置国家政策原则于不顾，站在小团体利益的立场上钻政策的“空了”，“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妨碍了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

3.搞“土政策”—附加性执行

附加性执行是指在公共政策执行中，执行部常附加一些原目标所没有的内容，致使政策不能到位或政策失真。而“土政策”使执行复杂化，影响了目标的实现。也就是说，他们打着贯彻上级政策要结合木地实际的旗号，借口木地情况特殊，另立一套，各行其是，谋取私利。例如，我国普遍存在着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就与这种“土政策”的执行密切相关。这种封锁资源和市场，保护本地利益的“土政策”扰乱了市场秩序，严重阻碍了我们建立统一开放的社会主义大市场。

4.“软拖硬抗，虎头蛇尾”—敷衍性执行

当一项公共政策出台时，本地政府首先会从本地区、本部门的集团利益出发进行权衡，若执行该政策会损害木地区的私利，该执行机关既不敢明目张胆地拒不执行，又不愿认真负责地贯彻执行，他们往往会选择敷衍性的执行方式。通常的做法是:强调木地的特殊性，用地方政策来抵消中央政策，或者编造借口，久拖不办，等拖过中央政策的时效性便束之高阁;或者“雷声大，雨点小”，口头上说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政策，但在行动上却是“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还有的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虎头蛇尾，前紧后松，敷衍塞责。

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原因分析 1.中央利益与地方利益的矛盾

任何政策的实施，总要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这部分人出于个人私利，就要挖空心思，以种种“对策”对付党和国家的政策。这种现象在转轨时期的社会尤为普遍。当前，我国止处于社会变革之中，由于在制度上未能解决中央和地方、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利益分配机制，中央或上级政府以全局的名义依靠政治和行政的权威对地方资源的调动，有时侵害了地方利益。这种上下级侵权的行为是导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2.政策本身存在着缺陷

一项政策能否得到有效的推行，往往取决于政策本身是否利一学合理。毫无疑问，“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产生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政策本身存在着缺陷，有漏洞可钻。一般说来，政策是

否存在缺陷主要从以下两方而来考虑:一是政策是否合理。一项政策，如果不能反映客观存在着的情况，不符合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愿望和要求，那么这项政策就缺乏合理性。政策执行机关在执行这种缺乏合理性的政策时，理所当然地会选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方式来敷衍。有的政策在颁布时就不够规范、严谨，给了执行者有空了可钻。比如，政策条文中有许多“原则上”、“基本上”之类的用语，这就给执行者留下了很大的弹性空间，同时也为有关领导化解“风险”提供了口实。

3.政策执行人员的综合素质不高

政策执行人员政策水平的高低，对于政策执行有很大影响。我国有许多政策执行不力的情况，往往是由于政策执行人员，特别是政策执行的领导人员的政策水平不高造成的。4.政策执行监控不力

政策执行的监控不力，直接影响着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也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产生提供条件。从我国的现实状况来看，我国的政策监控机制止处于发育与完善之中，普遍存在着功能弱化现象，即存在着不敢监控、监控不力或失职之类的现象，这也使得一部分奉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政策执行者更加有恃无恐。

三、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防治

1.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协调中央利益和地方利益的矛盾(1)按照各级政府的职能要求合理划分事权，避免在权力分配中既有权力空间又有互相侵权的现象(2)按照各级政府承担的事权，合

理划分各自的支出和财权，兼顾中央利益和地方利益，尽量使政策执行人员的价值取向与中央政策的价值取向相吻合。

2.加强政策研究，制定利一学合理的政策

一项政策能否有效推行，往往取决于政策本身是否利一学合理。科学学合理的政策应当目标具体而明确。政策措施应具有有效性、完备性和可操作性，政策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制定利一学合理而又严谨的政策，才是克服政策执行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根本举措。

3.整顿行政机关，提高政策执行人员素质

政策是由行政机关来执行的，而行政机关又是由行政人员来操作的。想要使政策得到很好的执行，就必须提高政策执行人员的素质。加强对政策执行人员的培训，不断更新政策执行者的观念，提高其职业道德修养和政策执行水平，这些都是提高政策执行人员素质的重要举措。

4.建立完善的政策执行监督机制

对政策执行情况及时地跟踪评估，强化监督控制。一方而，我们应对政策执行过程与成果加以评估，及时纠止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种种偏差及“变形”现象，确认执行者所应承担的行政责任;另一方而，对于政府执行失败而造成损失的执行者，要追究其责任，以提高政策执行着的责任意识和效率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