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克服精神懈怠危险须清除思想尘埃
克服精神懈怠危险须清除思想尘埃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在“四种危险”中,精神懈怠是首要危险,是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思想根源所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是,如果精神懈怠,再好的前景也会落空。每一名中国共产党人都应清醒地认识到,身处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机会稍纵即逝,一篙松劲退千寻,必须大力克服精神懈怠危险,进一步振奋精神状态。
当前,大多数党员、干部的精神状态是好的,但也有一些党员、干部精神懈怠问题比较严重。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再次要求全党“深刻认识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这振聋发聩、催人警醒。克服“精神懈怠危险”,必须认清表象、找准根源。总体来看,精神懈怠主要有三方面的表现:
理想信念不坚定。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理想信念不坚定的主要表现有:对党丧失信心,不愿学习党的理论;信奉西方观念,放松思想改造;不信马列信鬼神;拉帮结派搞“小圈子”;等等。坚定理想信念,需要从营造社会大氛围、完善党内教育、加强党性锤炼乃至加强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各方面入手。
享乐主义伤意志。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个别党员、干部受到腐朽思想侵蚀,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出现扭曲。有的在利益与奉献面前奉行利益优先,在享乐与吃苦之间选择享乐在前;有的眼看升迁无望,产生“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想法,热衷于及时行乐,丧失自我约束。“总开关”出了问题,必然导致这样那样的思想行为出轨越界,导致享乐主义抬头,消磨革命意志。
明哲保身怕担当。干事创业的表现是衡量精神状态好坏的重要依据。在实际工作中,个别党员、干部没有把责任当作信任,精神不振、动力不足、不敢担当,工作不积极、不主动,习惯于当“传声筒”“中转站”;有的表面上干得热火朝天,实则以文件贯彻文件、以会议贯彻会议、以讲话落实讲话,“雨过地皮湿”,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有的一门心思为了个人升迁拉关系、搞设计,做工作只看眼前不看长远、只重显绩不重潜绩,一旦个人升迁遇到挫折就垂头丧气、牢骚满腹、怨天尤人;有的虽然对群众笑脸相迎,但办起事来“客客气气踢皮球”。这些实际上都是由怕担责任、怕出乱子、怕丢乌纱帽的错误思想造成的。
虽然精神懈怠是党内个别现象,但对党的事业、党的形象和党群干群关系的危害十分严重,会危害党的事业、损害党的形象、疏远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从根源上看,精神懈怠主要是理想信念出了问题,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因此,克服精神懈怠危险的首要任务便是清除思想尘埃、坚定政治信仰。
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其思想体系的精髓所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改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克服精神懈怠危险的根本举措。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x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认识到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宗旨意识,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对党和人民常怀感恩敬畏之心;自觉抵御不良思想和风气的腐蚀,干干净净做人,清清白白做事。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要融会贯通地深刻领会这一重要思想的核心要义和科学内涵,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不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高度的“四个意识”和“四个自信”激发昂扬斗志、增强责任担当,永葆共产党人本色。
用中国精神激励斗志。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人既是中国精神的弘扬者和代表者,也是中国精神的创造者和践行者。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我们党和人民创造了伟大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和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极大地丰富和升华了中国精神。传承好、宣传好、发扬好这些伟大精神,将激励广大党员、干部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净化心灵、涵养情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哲理和高远的人生境界,充满了精神力量。“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文天祥在《正气歌》中描绘的精神力量,千百年来流淌在中华儿女的血液里,镌刻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中。党员、干部要不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修养心性、提升境界,不断激励自己志存高远,始终做到心系党、心系人民、心系国家。
(转载自《共产党员网》)
第二篇:坚定理想信念、克服精神懈怠
坚定理想信念、克服精神懈怠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事,大家下午好!我是XXX,很荣幸能参加这次比赛,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坚定理想信念、克服精神懈怠》。
我之前做过几年老师,有一次我到一所学校听课,老师让一个同学谈谈自己的理想,结果引来了哄堂大笑,我当时就产生一个疑问,难道谈理想、谈抱负是一件丢人的事吗?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很值得我们思考。我在想,如果12岁的周恩来在今天的课堂上喊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时候,是否会同样引起哄堂大笑呢?同样!今天我们的党员还能否坚定地喊出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誓言吗?当然,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大家来回答。
通过两个月来的群众路线教育,想必大家已经非常清楚践行群众路线的及时性和必要性。在当今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的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的摆在全党的面-1-
前。为什么要把精神懈怠放在首位?因为理想的动摇是最根本的动摇;信念的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精神懈怠是一支“麻醉剂”,是一种“慢性病”,是精神上的“侏儒症”。它虽然不像能力不足那样表现得一目了然,不像脱离群众那样表现得尖锐可怕,也不像消极腐败那样表现得触目惊心,但是,它会慢慢蒙蔽你的双眼让你失去判断力,会渐渐消解你的激情让你失去执行力,它可以让你陷入温水煮青蛙的困境而不能自拔。精神懈怠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信仰出了问题,如果任其蔓延,就会引起人民的不满,就会动摇党的根基。
苏格拉底说: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理想信念是人的精神动力,而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更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政治灵魂。革命战争年代,无数先烈之所以能在敌人的屠刀面前大义凛然,靠的就是理想信念的支撑。
如何践行群众路线?我认为最起码的就是要坚定理想信念、克服精神懈怠!当接到工作的时候,我们是讨价还价,还是尽职尽责?当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我们是等待观望,还是自我激励?如果我们仅仅把工作当成一种谋生的方式,我们的人生就会失去方向,我们应当也必须坚定地相信:我们的人生是有价值的,我们的未来是有希望的,我们从事的事业是有意义的!-2-
雷锋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份黑暗?如果你是一颗粮食,你是否哺育了有用的生命?我相信,只要我们的辛勤工作,不懈努力,我们一定能创造出更加美好、灿烂的明天。
我的演讲完了,谢谢大家!
第三篇:四大危险精神懈怠最危险
四大危险精神懈怠最危险2011年07月20日 14:39 来源:人民网
字号:T|T0人参与0条评论打印转发在建党90周年庆祝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据7月1日新华网)
总书记指出的这四大危险,充分结合世情、国情、党情,可以说是影响和制约党继续保持先进性和保持良性发展势头的问题所在。但笔者认为,四大危险之中,精神懈怠最危险。
首先,精神懈怠就会能力不足。人活着是需要精神的,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一个人有精神,渴望进步、有进取心,那么他完全可以弥补先天能力的不足,进而通过后天的学习、交流、思考而使自身能力得到提升。但如果精神懈怠了,自然进取心不强,自然会忽视学习,而一个没有了进取心、不注重后天的学习的人自然会变得固步自封、思想僵化,长久如此自然无法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从而成为一个落伍者。
其次,精神懈怠就会脱离群众。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建党90年间始终保持不脱离群众呢?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中国共产党是讲精神的,老红军李文祥如此说:“党员就要起模范带头作用,战斗最吃紧的时候往上冲的是党员,不打仗的时候工作成绩最好的是党员。我这个党员不这样做,群众就会看不起我。打仗不带头,生产不带头,光凭关系好就入党,就是给党抹黑,降低党的威信。多为自己考虑,那党员就不合格。都想为个人考虑,那就毁了,社会主义干不成了”。显然,共产党员的精神就是这个时代最高尚的献身精神,就是那种为了人民的利益而不怕艰难、不怕牺牲的奉献精神。缺少了这种精神,共产党员就会脱离群众,就会感到陌生,感到失望。
第三,精神懈怠就会消极腐败。提起文强,可能大多数人都会说他十恶不赦、罪有应得,但客观的说文强这个人还是有一定政绩的,他获得的一系列荣誉其实就说明这一点,但如此一个备受组织关怀且有一定政绩的人会走上贪污腐败的道路呢?一个根本原因是精神懈怠了,面对荣誉,面对利益文强动摇了,虽然他已经身居正厅,但依然抱怨自己升迁太慢,文强谈起自己腐败之原因也提到自己因为升迁无望而腐败。精神懈怠了,党性缺失了,理想信念没有了,久而久之他开始脱离群众,开始消极腐败,开始习惯了醉生梦死的生活。
76年前,面对几十万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几万红军因何能始终团结一心并肩作战并克服难以置信的困难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其实一个最关键因素就是精神的力量,条件虽然艰苦,困难虽然很多,但是几万红军始终对革命充满信心,充满期待,所以他们不怕牺牲、不怕困难、敢于牺牲、甘于奉献,而正是这种精神,才使得他们战胜了困难,最终走向了胜利。所以,共产党人决不能精神懈怠,精神懈怠了,进取心就没有了,就会脱离群众,就会消极腐败,而长久如此党就失去了一切。
精神懈怠了,理想信念自然会缺失,党性自然会不强,服务意识自然不强,工作能力自然会下降,而久而久之,党员干部就会在发展过程中能力不足、脱离群众、就会消极腐败。所以,对于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说,精神懈怠最危险。
第四篇:精神懈怠与执政危险
精神懈怠与执政危险
【内容提要】 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教训,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精神状态对执政党能否始终保持先进性起着“灵魂”的支撑作用。我们党正是确立了“把思想上建党放在首位”的原则,保持了良好的精神风貌,才保证了90年来党的事业的发展壮大。在经受长期执政考验的过程中,我们党正面临四大危险,相对而言,精神懈怠的问题是执政党面临的首要危险,必须首先着力解决这个问题。
【关键词】 精神懈怠 执政党 先进性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大会上,胡锦涛同志指出,当前我们面临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大危险。这四大危险中的任何危险都足以造成亡党亡国的危害。总结我们党建立90年和世界上一些执政党长期执政的经验教训可以看出,精神懈怠的危险相对于其他三大危险更为首要,更为容易导致党的机体功能衰竭。精神相对于个体来说是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自觉的心理状态,包括人的情绪、意志、良心等。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党的精神状况就是党的“灵魂”,是党的理论和思想活动、党的意志力、党的生机和活力、党的风貌、党的作风的总称。如果党的精神状态出了问题,那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我们可以从9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经历和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政党的兴衰成败中,加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一
中国共产党在90年的奋斗历程中,党的精神风貌的产生、形成、凝练和发扬的过程是一个非常值得认真研究和总结的内容。中国共产党人在成长、壮大过程中所展示的精神风貌,是我们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在挫折中坚强、在失败中奋起的一大宝贵财富。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为主动。”①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就像一条红线贯穿了中国共产党成长、发展的全过程,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
一是理直气壮的底气。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付出艰辛的探索,还要受到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嘲笑、干扰、打击和错误处理。特别是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工作的干预,使不少党内同志对自己的理论创造产生了怀疑。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被说成是“山沟里不出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不懂马列主义的“土包子”;中国革命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等。但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定地相信新民主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取得独立、自由和解放的正确道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及后来的中央领导集体,坚定地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适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求的理论,具有“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理论自信,具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理论底气。他们以坚毅的理论勇气,顶住了来自国内外的压力,排除了来自“左”的或右的方面的干扰,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闯出了一片新天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②。
二是蓬勃向上的朝气。我们党在处于被围剿、被屠杀的地位时,任何摧枯拉朽的革命工作都充满了危险。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候,整个国家是一穷二白、千疮百孔,是西方政治家预言收拾不了的烂摊子。但是,革命根据地和新中国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人们不被眼前物质生活资料的匮乏和严酷的政治斗争环境所吓倒,而是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了希望,对自己的才能有机会展示而无限向往。中国共产党像一个巨大的磁场产生了一呼百应的感召力和海纳百川的吸引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像一轮喷薄欲出的朝阳点燃了人们心中的希望。一切追求进步和光明的青年和知识分子都向往延安,向往革命根据地。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一心向往新中国,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正是有了这么一股子蓬勃向上的朝气,社会主义革命和事业才欣欣向荣,蒸蒸日上。
三是奋发有为的锐气。近代以来我国是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加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有不少志士仁人为了民族复兴进行了各种改革尝试和社会革命,都因为找不到正确道路,找不到真正的依靠力量而失败,而苦闷和彷徨。由于中国共产党真理在手,正义在手,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对于前进中的艰难险阻无所畏惧,运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③ 的积极进取精神,干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壮举,做了常人做不到的事情。中国工农红军能够在围追堵截下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重大战略转移;地脊民贫、四面受敌的陕甘宁边区能够在13年内成为我党由弱变强、转败为胜的革命圣地;埋葬蒋家王朝的军事指挥部署竟然能够在西柏坡一间十几平方米的简陋小屋里完成;短短几十年新中国走过了许多国家要花数百年才走完的路,“东亚病夫”一跃成为“东方巨龙”。
四是大义凛然的正气。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自己的根本宗旨,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因而具有无私无畏的精神品格。他们对于腐败深恶痛绝,1926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就发布了第一个反腐败公告,并且对革命队伍中的腐败分子坚决清除,决不留情。共产党人具有闻过则喜、虚怀若谷、正身清心的自我批评精神,乐于接受人民群众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和批评,哪怕是十分尖锐和尖刻的批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④ 正因为这样,才能通过遵义会议,在革命的生死关头拨正航向;敢于彻底否定“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路线,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实行战略重点的转移,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先辈们率先垂范,发挥正身率下的强大榜样力量,在危险时刻冲在前,困难面前干在前,艰难岁月苦在前,用浩然正气树立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直形象。
五是攻坚克难的勇气。中国共产党从一成立就长期处于逆境和困境之中,强大的敌人、巨大的困难、复杂的矛盾、全新的问题像大山一般压在共产党人头上。但是共产党人具有压倒一切敌人(困难)而不被敌人所吓倒的英雄气概,就好像是天生为了战胜敌人和困难而存在的。正因为有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⑤ 的大无畏精神,共产党人敢于在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中点燃星星之火;在封锁和包围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发展“两弹一星”;在苏东剧变,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挫折,处于低谷的严峻形势下,“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抓住机遇,有所作为”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阔步前进。
六是苦中求乐的豪气。虽然我们党长期处于艰苦、清贫、恶劣的环境,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深邃眼光,深知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因而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艰苦奋斗的过程中,先辈们志存高远,豪情万丈,身处险境,放眼未来。1936年2月,经过一年长征的中央红军刚刚到达陕北不久,8.6万人的队伍已经到了“不到七千人,瘦成皮包骨”的状况,毛泽东同志却在陕北一个叫袁家沟的小村子里,坐在一尺多见方的小桌子边写下了“沁园春·雪”这样的宏伟诗篇,展示了“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充分自信。方志敏在慷慨就义之际依然憧憬“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前途”。在帝国主义封锁包围、苏联背信弃义、我国面临严重自然灾害的艰难时刻,党和人民表现了“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的壮志豪情。邓小平同志怀着“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⑦ 的坚定信心,满怀激情地设计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未来。正因为有了这种苦中求乐的豪气,无数先烈把砍头当成风吹帽,无数前辈把苦难当成磨刀石。
中国共产党在创造彪炳史册伟业中所表现出的精神风貌,一再证明了一个道理:保持充沛的、良好的精神状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能够披荆斩棘、所向披靡的一大法宝,是党能否始终保持先进性的首要前提。有了这个前提,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丢掉了这个前提,什么危险都可能存在。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所展示的精神风貌是党的一大思想文化优势。丢掉了这一优势,就丢掉了党之“魂”、国之“神”。
二
经过中国共产党60多年的执政和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物质基础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政权也十分巩固,然而,过去那种锐意进取、意气风发的精神状态却开始有所减弱,表现出精神懈怠的症状。所谓精神懈怠,作为个体来说就是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自觉的心理状态产生松弛,缺乏积极主动的心理状态,出现不思进取,情绪、意志、精力和活力开始下降,道德品质开始出现滑坡甚至蜕变的情况。这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弱化和丧失的表现。作为一个政党来说,精神懈怠是党的思想理论活动的活力发生递减,产生保守、迟钝、停滞或禁锢的状况,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开始弱化,体现党的性质的精神面貌和工作作风出现退化甚至败坏的情况。
精神懈怠的问题的确值得我们引起高度警觉。我们党内之所以会产生精神懈怠的危险,主要是因为客观环境的变化导致主观因素开始发生病理性的退化:第一,我们党作为执政党长期掌握国家政权,随着人民民主专政的日益巩固,全局性阶级斗争的消灭,没有了过去那种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没有了大难临头的致命威胁,没有了刀枪相向的凶恶敌手,没有了逆水行舟的艰难处境,警惕的神经开始松弛,斗争(竞争)的意识开始放松,顽强的毅力开始减弱,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在面临和潜在面临的各种危险,缺乏政治敏锐性和抵御、战胜各种风险的竞争(斗争)意识。第二,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我们党执政的条件有了极大改善,动用物质资源解决社会问题的实力也大大增强,于是一些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开始迷信于“用人民币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缺乏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不注意用真挚的感情、良好的作风、饱满的激情去解决群众的困难和社会发展的问题,甚至全然不顾群众的心理感受和心理状态,用物质的、简单的、粗暴的方法解决问题,用搪塞推诿的态度对待矛盾,带来一系列发展失衡的问题,使一些地方的国家机关同人民群众的感情逐渐疏远。第三,随着国家机器的逐步强大,党和国家应对突发性、群体性事件的能力有所加强,特别是制止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和制造**的能力大大加强。于是一些领导干部迷信用强制性手段解决问题的作用,动不动就动用国家机器来解决群体性事件,缺乏“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缺乏“人性执法”、“温情执法”的工作作风,而在采取强制性措施的过程中,不认真调查研究问题产生的原因,不深入了解人民群众的期待和诉求,不放下身段同群众平等地、心平气和地进行对话和沟通,遇到矛盾总是试图以势压人、以力服人、以权制人,甚至以拘禁、强拆、“被神经病”、“被自愿”、“被安居”的方式限制或者剥夺“不听话”群众的权利,“滥用警力”、“暴力执法”现象的存在,在一些局部地区造成人民群众与领导干部的严重对立。第四,进入和平年代,个人的提拔、使用和工资福利奖金的提高一般都是按照工作年限和制度规章有序进行,没有了革命战争年代和拨乱反正年代那种人生的大起大落和跨越式的变化,也没有了那种为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而挑灯夜战的群众运动式的激情。人们生活在有序、安康、稳定的环境中,在规则秩序下正常工作。在人们注重物质利益追求、注重生活质量提高、注重个人价值实现的时候,在一些党员干部中出现了所谓的“天花板现象”、“59岁现象”和“愤青现象”。有的已经没有提拔重用希望的干部,工作缺乏动力,上班无精打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有的快要退休的领导干部,“抱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理,为自己谋后路作准备,放松对自己的要求,甚至以权谋私;有的在官场上、工作上、生活上失意的党员干部,不能正确对待个人的得失,不深刻反省个人主观能动性方面的欠缺,把所有的不满归咎于社会和党组织,成天愤世嫉俗,骂骂咧咧,看什么都不满意,而自己又不愿意为改变社会作出必要的付出和努力,成为“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愤青”。第五,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党和国家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实体。尽管30多年来我们遇到了国内政治**、国际金融危机、特大自然灾害等不测风险,但我们都比较顺利地克服了,虽有风浪却波澜不惊。于是一些人对中国目前取得的成绩盲目乐观,自我欣赏,陶醉于“中国震撼”、“中国速度”、“中国之谜”、“中国奇迹”的满足之中,对我国目前尚未转型的粗放型、外向型、扩张型经济增长方式所造成的问题认识不足;对我国社会已经处于矛盾凸显期心理准备不足;对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面临“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世界性难题缺乏应有的警醒,对未来发展面临的风险和前进道路上潜在的艰巨性、风险性、危险性缺乏忧患意识,对应对未来艰难险阻的思想准备和心理调整也做得不够。
一些党员干部精神懈怠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九个方面。
1.思想糊涂,信念不坚,精神动力不足。对中国为什么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识模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等重大理论界限划分不清楚,缺乏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缺乏为捍卫和实现理想信念而不懈奋斗的精神动力,缺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工作的激情。不是积极主动地想做好工作,而是机械地、被动地或者仅仅为了得到领导满意而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不是为了社会主义事业而工作,而是仅仅把它作为谋生手段而工作。缺乏远大志向,精神萎靡不振,做事拖拖沓沓。有的领导干部甚至因为缺乏坚定的理想信念,对党和国家的前途悲观失望,为自己谋求后路而走上贪污腐败、蜕化变质的道路。
2.说得好、做不好,讲得多、做得少,实干精神不强。这些年我们党的执政理念、执政要求、执政目标应当说越来越准确,越来越细化,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却贯彻落实很不够,没有真正把这些执政理念落实到各项事业的具体发展中,落实到基层的每一个角落。在一些地方充斥大话、假话、空话、套话;工作是隔空喊话,隔靴搔痒,决而不行,行而无果。相反,形式主义、文牍主义、衙门作风比较浓重,用会议指挥会议,用文件贯彻文件,用汇报来检查汇报,人民群众越来越不满意“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状况。
3.自我满足,盲目乐观,自我解剖精神缺乏。改革开放30多年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绩确实前所未有,但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这种快速发展是因为抓住了一些机遇,带有粗放型、扩张型的性质,而今后我国的发展形势会更加严峻。因为中国发展起来了,别人跟你打交道就会更加算计和提防了;需要解决的矛盾会更加复杂,任务会更加艰巨,难度也会更加增大。然而,我们一些同志看不到这一点,对已经取得的成绩自我满足,对未来的前途盲目乐观。看不到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不深入查找目前和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不清醒地反省自己并严格地解剖自己;不能正确认识个人和组织、个人和群众、主观和客观、内因和外因的关系,对取得的成绩评价得过高,对个人的作用估计得过高。共产党就是在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成长壮大的,如果盲目自信,就会丧失襟怀坦白、闻过则喜、敢于揭短、勇于纠错的锐气和勇气。
4.固守陈规,求稳怕乱,创新和开拓意识不强。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百业待兴、百废待举,大家有一股子大破大立、敢闯敢干的精神。短短几十年我们就初步完善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领导体制和社会管理体系,初步实现了对社会有效的管理。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的同志开始习惯于按照既定的规章制度办事,习惯于在已有的制度框架下工作。对于社会发展的新变化,社会管理提出的新要求,社会进步提出的新任务不愿勇敢地面对,看不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基本矛盾还有很多不相适应的方面,不愿意不断适应新时期的新要求,用开拓进取的精神进行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机制创新。对于基层和群众蕴藏的巨大首创精神不够尊重、不够支持,甚至用现行的条条框框去阻止、扼杀基层和群众的改革创意和萌芽。
5.讲究排场,追求享受,艰苦奋斗的精神开始衰减。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有的党政部门和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开始讲究排场,追求享受,贪图安逸。“节省每一个铜板”的精神,“吃苦耐劳”的精神,“同甘共苦”的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在有的地方看不到了。一些领导干部追求奢华,办公楼成为当地的一道豪华风景;讲究级别等级、座次礼仪、官阶待遇,“官本位”观念全面渗透;对迎来送往、公务接待、圈阅文件乐此不疲;指导检查工作习惯于踩点彩排,边界迎送,警车开道,禁行戒严,走马观花,摆姿作秀;不发生突发性事件很难在急难险重的工作场合看到领导的身影。艰苦奋斗精神的衰减,不仅会导致严重脱离人民群众,而且会大大提高执政成本,大大削弱执政党的竞争力和执政效率。
6.争功诿过,搪塞推脱,责任意识较差。一些党员干部一扫过去那种争先恐后、奋勇当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责任感。在工作中,愿意做好事,不愿做难事;愿做风光的事,不愿做“擦屁股”的事;愿做独当一面的事,不愿做需要统筹协调的事;愿做有条件保证的事,不愿做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事;基本能完成领导布置的事,但不愿多想多干事;遇到矛盾不想真心实意地解决问题,而是以团结稳定为借口调和矛盾,掩盖问题;能听取基层和群众反映问题,不主动上门了解和调查问题;按照领导思路论证问题,不积极用自己的研究报告问题;习惯于用现成套路处理问题,不善于用改革创新精神破解难题;积极处理已经出了的问题,不去研究潜在问题;揭露问题慷慨激昂,解决问题畏缩不前等,致使一些问题和矛盾长期得不到处理,直至积重难返。
7.目光短浅,急功近利,忧患意识淡薄。为了得到提拔重用的显绩,片面追求个人政绩,置子孙后代的千秋事业于不顾,产生“唯GDP论”,“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破坏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搞“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不顾发展质量和人的生命,片面追求“高速度”等错误观念。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管理可能出现和潜在的隐忧缺乏深刻的认识,或者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忧患意识的淡漠、工作的短视、急于求成的功利观必然会造成对未来发展预见不足、准备不足、抗拒风险能力下降。
8.放纵个性,突出自我,团结协作精神淡化。团结协作精神是我党克敌制胜的法宝。这些年来我们在尊重个性、自由发展、强化责任、责任追究等方面有了比较大的进步,给每个人的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大的空间和平台。在这样的情况下,个性得到了张扬,自我价值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体现。这是好事。然而,我们没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好地把过去团结协作的精神发扬光大。有的党员干部过于看重自己,不相信同事,不相信群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把别人当成“阿斗”,看不起别人,不屑于与别人合作共事,或者在与别人合作共事时总是闹别扭,总是人齐心不齐,搞得单位乌烟瘴气,工作政出多门,严重影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力和贯彻力。
9.文过饰非,恐惧监督,政治勇气不够。中国共产党人襟怀坦白、不怕困难、不畏强权、敢于斗争、善于胜利的政治勇气来源于无私无畏。中国共产党除了代表和实现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所以,为了人民什么牺牲都可以承担,为了人民什么批评都可以接受,为了人民什么错误都可以改正。然而,长期执政的地位,使一些领导干部忘记了我们的权力是谁赋予的,忘记了党的根本宗旨,忘记了人民群众具有政治参与和民主监督的民主权利,忘记了人民群众才是国家和社会的真正主人。一些领导干部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为了掩盖矛盾,为了制造虚假政绩,对来自人民群众的批评采取粉饰太平、文过饰非、封堵言路、敷衍应付、威逼利诱、我行我素,甚至打击报复的态度。政治勇气的不足容易使执政党丧失吐故纳新、自我净化、自我纠偏、自我完善的功能。
三
虽然精神懈怠问题在我们党内的存在并不是全局性的,即使在出现问题的一些部门和单位,也不一定同时都存在上述问题。然而,精神状态具有极强的感染性、传播性和相对独立性,如果不重视这一问题的解决,局部问题可能很快会变成全局问题,精神懈怠的危险可能会导致精神崩溃的危险。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说,精神懈怠问题是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危险。之所以说它是首要危险,主要有三点理由。
第一,从历史上看,一些执政党的垮台都是从精神懈怠开始的。例如,苏联是世界上出现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创造了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建成社会主义,战胜德国法西斯,成为世界上第二超级大国等辉煌成就。但是随着执政地位的巩固,党的威信的提高,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党和国家组织领导自信心的增加,开始出现精神懈怠的情况。一是党员干部缺乏社会主义的信念和追求。苏共在长期执政过程中没能与时俱进地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错误地把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理念、制度和机制当作社会主义来坚持,造成理论与实际、原则与实践的严重脱节,使人们的思想混乱,理想信念错位,社会普遍缺乏正确的精神追求。宣传机器大量脱离实际、脱离生活的虚假高调使人们对社会主义普遍产生怀疑、迷茫、失望的情绪。特别是苏共领导人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逐步失去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逐步接受西方的核心价值观,思想理论的“失魂”,必然走向“思想自杀”⑧。二是改革创新意识越来越淡薄。从斯大林开始的历任苏共领导人盲目自满,自我陶醉,固步自封,缺乏自我解剖精神,缺乏纠正错误的主动自觉。苏共领导人自认为已经建立的制度是完美无缺的,越是后来越是墨守成规、固守教条,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的变化缺乏政治敏锐性,不愿意对僵化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动手改革,不愿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奶酪”。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政治局私下流行一句话就是:“不,我们什么都不需要改变”⑨,抱残守缺的惯性思维使社会发展越来越缺乏动力,日渐沉疴。三是苏共领导人制造个人迷信、个人崇拜,形成惟上是从、惟命是从的奴隶心态,党员干部事业心和责任感丧失殆尽。苏共领导人为了维护个人的威信,制造个人迷信,乐于接受个人崇拜,甚至不惜采用党内残酷斗争的方式维护威权体制,造成万马齐喑、噤若寒蝉、惟上是从的局面。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严重缺乏,使执政党面临“一人系天下之安危”的险境,广大党员干部事业心和责任感的缺乏,导致在苏联和苏共处于灭顶之灾的生死关头,竟没有几个人敢于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于既倒。四是贪图享受,追求特权,被人民群众所抛弃。苏共领导人在长期执政过程中逐步追求奢华和特殊享受,与人民群众艰苦奋斗、同甘共苦的精神日益淡化,党内形成了享受特殊利益的特权阶层。对领导干部搞“官职名录等级制”、“特供制”、特定工资和“钱袋制”;实行事实上的“终身制”、“世袭制”,严重脱离群众,逐步丧失党的先进性,以至于人民群众越来越不相信苏共是他们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1989年1月至1991年1月短短两年就有290多万名党员要求退党,不少人甚至成为苏共的掘墓人。五是官僚衙门作风日趋严重。形式主义、文牍主义满天飞,官僚机构叠床架屋,工作职能交叉重复,干部队伍冗员臃肿,党的干部高高在上,不思进取,互相推诿,不负责任。党的队伍一盘散沙,大家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漠不关心。执政党失去了应有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变成了丧失灵魂,轰然倒塌的‘泥足巨人’”⑩。剧变中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不少类似的例子。
第二,从我们党目前面临四大危险的内在关系讲,精神懈怠是首要的危险。这四大危险的关系是,精神懈怠是首要的危险,能力不足是最直接的危险,脱离群众是最大的危险,消极腐败是最致命的危险。精神懈怠之所以是最首要的危险,是因为它与其他三个危险之间存在某种因果关系。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干成别的政治派别没有干成的三件大事,首先是因为我们党有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良好的精神状态,而一个执政党要蜕化变质也是首先从精神懈怠开始的。有了好的精神状态,没有能力我们可以培养能力,能力不足可以笨鸟先飞,自我更新,自我完善。我们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在野党到执政党、从执政党到受人尊重的执政党,这种能力的巨大变化,不就是在良好的精神状态下取得的吗?邓小平同志曾经深刻地指出:“共产党的领导够不够格,决定于我们党的思想和作风。”(11)因此,我们只有很好地解决精神懈怠的问题,才能有效地消除我们党面临的其他危险,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始终保持先进性。
第三,精神懈怠的问题是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还没有解决的首要难题。苏联共产党作为一个具有建党93年、执政74年的政党,应当说创造了目前世界上一党执政较长的历史。但它还是垮掉了。现在世界上一些政党研究专家提出了一个所谓“80大限”的说法,即一个政党不可能做到长期执政,过不了80年的“生命极限”,在70多年内必然就要衰败和垮台。目前世界上执政时间最长的三个政党都没有超过80年。除了苏联共产党之外,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执政时间71年,蒙古人民革命党执政时间75年。这些政党突破不了所谓政党执政“生命极限”的首要原因就是这些党不能够始终保持开拓进取、奋发有为、攻坚克难、万众一心的良好精神状态。不是因为内部分裂削弱自己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就是在强劲的对手和重大的困难面前惊慌失措,精神崩溃,败下阵来。目前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采用两院制、三权分立制、多党竞争制、轮流执政制这样的机制,解决了由于执政党的政治精英不思进取、脱离实际、脱离选民、政治腐败等精神懈怠引起的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既要为避免西方民主政治的狭隘性、片面性和虚伪性而不采用西方的政治体制,又要在长期执政过程中始终保持永不言输、永不言败的良好精神状态,确实是一个十分严峻的考验。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应当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认真研究在新的客观环境下,通过建立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长效机制来消除精神懈怠危险的问题。
注释:
①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页,第1512页。
②⑦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8页,第382页。
④⑤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5页,第1101页。
⑥ 参见郑必坚、龚育之等主编《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344—355页。
⑧ 参见张树华《苏共“失魂”的教训》,载于《瞭望》2011年第26期。
⑨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24页。
⑩ 参见姚联合《苏共干部特权制度》,载于《文史参考》2010年第15期。
(11)转引自《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870页。
(作者系中国教育电视台党委书记,教授,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副会长)
第五篇:砥砺初心克服精神懈怠
有什么样的想法就有什么样的未来,有什么样的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那么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的是关于思想宣传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思想宣传范文】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刻认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深刻认识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只有永葆初心生机活力,才能始终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给中国先进分子注入了强烈的革命精神,给中国的无产阶级注入了自觉的阶级意识。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和掌握后,形成了强大理论动力,转化为对中国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伟大的物质力量。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研究解决各种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大成果。
坚持人民立场使我们党拥有不竭的力量源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以坚定的信念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指明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把历史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发展方向、进程、前途和命运,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以来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初心和使命是形成中国共产党伟大精神的思想根源和逻辑依据。“红船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无不与之有着渊源关系。随着实践的深化而不断丰富、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发展,“红船精神”培育形成了一系列彰显政党性质、反映民族精神、体现时代要求、凝聚各方力量的伟大精神。不同时代的伟大精神都是对“红船精神”的不变追求和不懈追求,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科学思想理论、崇高理想信念、高尚道德追求、优秀政治品质、优良工作作风和积极精神风貌,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互促共进。
必须时刻警惕精神懈怠
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和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有一段著名的谈话。黄炎培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执政党的历史性时刻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丢失了共产党人的远大目标,就会迷失方向,变成功利主义、实用主义者,最后意志消沉,奉行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甚至产生“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想法,把当干部作为一种谋取私利、巧取豪夺的手段。如何保持一颗赤子之心,保持初生年代的蓬勃和朝气,是一个永恒的课题。大量事实证明,个别共产党员及共产党干部出现问题,首先是精神世界出了问题,说到底是信仰迷茫、道德坍塌、精神迷失造成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必须时刻警惕,时刻谨记,充实精神世界,永远不忘初心使命。
实现初心使命和奋斗的内在统一
以首创精神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掌握克服精神懈怠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蕴含永葆生机和活力的基本理论品格,具有自我发展、自我超越、自我更新的内在要求与动力机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的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
以奋斗精神砥砺初心品格,强化克服精神懈怠的实践导向。不忘初心,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精神要和实践结合才能焕发出生机和活力,才能真正彰显其价值和意义。初心使命和奋斗目标都是人民幸福,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在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社会实践中努力奋斗,实现初心使命和奋斗的内在统一。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才能让中国共产党永远年轻。
以奉献精神坚定宗旨意识,汇聚克服精神懈怠的不竭力量。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列为自己的宗旨。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让党和人民的事业始终充满奋勇前进的强大动力。
【思想宣传范文】二
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面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及价值,明确要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得到全党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烈反响。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论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刻揭示了作为民族精神精华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这一历史主体的内在统一,系统回答了传统文化“从哪里来、向哪里去”“传承什么、怎样传承”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我们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遵循。
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实支撑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内在要求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必将深刻影响中国发展的高度、深度与广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强大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指出:“中华文明经历了5000多年历史变迁,但始终一脉相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民族在历史中形成和发展,历经战火、分裂、入侵等种种挫折,但仍然基本保持了国家的统一、版图的完整、民族的融合、文化的和谐以及传统的延续,形成了统一、连续、和谐的超稳定政治文化体,取得了世所罕见的文明成就。冯友兰先生曾经说过:“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中华民族能够在历史上摆脱文明断裂的危险,实现“亘古亘今、亦新亦旧”的持续发展,正是得益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支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既盛德日新又兼容并蓄的民族性格,使中华民族在追求宇宙、世界、国家、民族、文化、思想大一统的过程中,形成了强大的文化认同,激发了中华民族强大的民族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成为维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强大支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丰厚滋养。随着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广度与深度上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来越向世人表明,它不仅是中国作为民族国家走向富强的发展之路,更是中国作为文明体走向繁荣的复兴之路。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扎根于深厚的文明土壤之中,承载着中华文明的价值诉求,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模式,显示出持久的力量。今天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更加充分地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营养,更加自觉地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滋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人类未来发展提供重要指引。作为成熟开放的思想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注人类发展与天下秩序,表现出超越民族与地域的思想特点。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当代人类也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难题。要解决这些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今天发现和发展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要运用人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慧和力量。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这些重要论述向世界再次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今天中国提倡“一带一路”正是如此,中国以共商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维,带动了沿线各国的和平发展,极大提振了世界经济活力。中国向世界展示出的和平发展、多元对话的姿态,体现了中国古代“天下大同”“美美与共”的价值诉求,是对西方“大国必霸”“文明冲突”发展模式的质疑与超越,代表了人类更广泛的利益,受到了世界的普遍欢迎。
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求我们必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从文化自觉走向文化认同、文化自信,我们才能在世界文化的激荡中凝聚力量、站稳脚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正是因为独特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给每个中国人打上了精神烙印,成为每个中国人的精神基因。准确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性,首先要把握它独特的思想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体现了中国人关注整体、关注事物普遍关联、关注变化发展的思维倾向,成为区别于西方主客二分互相分离、关注个体的东方思维模式,体现了深邃的哲学智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基础。其次,在与思想观念的相互作用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了注重整体价值与和谐共生的价值取向,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展现出了高度成熟的道德文化形态。最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同于有宗教传统背景的文明,它在发展初期就形成了以人为本、关心社会人生的人文精神,“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深刻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使中国人形成了务实、入世的人生态度。可以说,思想观念、传统美德、人文精神这三个方面相互贯通、互为支撑,共同构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统一体,是今天我们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内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治国理政的重要镜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建设与巩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我们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成为把中华民族团结在一起的精神纽带,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根本来源。自觉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价值,形成中华民族的归属感,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目标,大力弘扬爱国主义,抵制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民族分裂主义、地方保护主义,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凝心聚力,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全面吸取中国历史上的治理经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向来重视从历史成败中总结经验教训,中国古代提出的许多思想观念,如以民为本、以德治国、天下为公、天下大同、怀柔远邦、万邦协和等观念都是在总结历史兴衰成败的基础上得出的,代表着中国古人对治国理政一般规律的基本认识,在当代仍然富有引领意义,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源泉。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关系民族健康发展。核心价值观不是凭空产生,它需要具备历史与现实的基础才能落地生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认真对待的历史基础。“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高度成熟的道德文化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在日用常行中追求道德价值,追求着现实世界与价值世界的统一,渴望着极高明而道中庸的道德境界。今天我们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要自觉地对接历史,接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脉络,使人们从日用不觉走向价值自觉与自信,充分激活中华优秀传统道德的时代价值,从而更好地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大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我们正确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指南。“双创”方针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在创造创新的基础上实现自身的转化发展,坚持辩证地、发展地、全面地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求我们必须深刻领会“两创”方针的科学内涵,不走歪路与邪路,努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健康发展。
坚定文化自信,礼敬珍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坚持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弘扬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文化自信的根本要求,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坚定的文化自信。礼敬珍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坚守文化发展民族性的立场,以中华民族为实践主体,更加自觉地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坚持实践标准,辩证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要复古倒退,更不是要照搬照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想要重新“在场”,必须坚持实践标准,将自身发展与当代中国实践紧密结合,以时代与实践的问题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生命。“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强调与时携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固有的观点,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要照着讲下去,而是要接着讲下去,就必须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基本方针,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维持社会稳定、培育时代精神、推动民族复兴的强大力量。
坚守文明互学互鉴,转化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要故步自封,更不是要敝帚自珍,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以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为前提,互学互鉴,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的大交流大融通。中国必须更加全面地总结中国历史与当代发展的丰富经验,深入探寻中华文明的实践智慧,提出面对人类共同难题的中国方案。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与世界交流,与世界人民共同面对世界挑战,中国才能获得世界人民的尊重,才能以更加自信独立的姿态融入世界格局之中;与此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借此实现了自我升华,收获世界性的广泛认可。
【思想宣传范文】三
内容提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准确判断国际形势新变化、深刻把握国内改革发展新要求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和具体体现。以全面开放新格局推动更高水平开放,需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深化双向投资合作,促进贸易双向平衡;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所有市场主体;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搭建更多贸易促进平台;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动我国对外贸易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造福人民,同世界各国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表明,开放推动改革,开放促进发展,开放带来繁荣。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成功举办,显示了中国支持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坚定决心。在开幕式上,习近平同志强调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的脚步不会停滞!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脚步不会停滞!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脚步不会停滞!”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是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和具体体现,将使中国发展动力更足、人民获得感更强、同世界互动更深,为世界发展创造更多机遇、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开放极大促进世界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不仅发展了自己,也造福了世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有助于促进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促进世界各国联动发展、互利共赢。
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动力。近年来,全球经济出现回暖迹象,国际投资、国际贸易趋于活跃,部分发达国家经济开始复苏。但是,世界经济持续复苏的基础并不稳固。一方面,世界经济结构失衡、债务高企、动力不足、需求不振、金融市场波动性增大等深层次矛盾尚未得到解决;另一方面,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受到冲击,大大增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风险挑战加剧。在世界经济深刻调整变革之时,只有开放才能使各国相互受益、共同繁荣、持久发展。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开放,有助于巩固世界经济复苏态势,有助于解决全球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有助于加速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进程,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动力。
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各国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程度之深前所未有,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同时,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为全球发展提供强劲动能,也带来一些新情况新挑战,提出了需要深入研究解决的新问题。应对新情况新挑战新问题,需要积极引导经济全球化发展方向,着力解决公平公正问题,让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增强广大民众的参与感、获得感、幸福感。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推动更高水平开放,以自身行动有力促进各国坚定开放合作信心、共同应对风险挑战,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取得了非凡成就。随着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对外开放需要更加注重提高质量、效率和效益,从数量型、粗放型发展转向质量型、创新型发展。习近平同志指出,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推动更高水平开放,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既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又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必要条件,同时也将推动各国开放合作、共同发展。
以全面开放新格局推动更高水平开放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准确判断国际形势新变化、深刻把握国内改革发展新要求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既包括开放范围扩大、领域拓宽、层次加深,也包括开放方式创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以全面开放新格局推动更高水平开放,应抓住以下重点。
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新发展理念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揭示出新时代推动更高水平开放、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根本要求:坚持主动开放,把开放作为发展的内在要求;坚持双向开放,使引进来与走出去更好结合;坚持全面开放,推进同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坚持公平开放,构建公平竞争的内外资发展环境;坚持共赢开放,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普惠共赢方向发展;坚持包容开放,探索求同存异、包容共生的国际发展合作新途径。当今世界,开放包容、多元互鉴是主基调。推动更高水平开放、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必须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各国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这是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有效途径。经过40年改革开放,我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同世界经济的互联互动变得空前紧密。在对外开放中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这是开放型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的重要特征,也是继续提高改革开放质量和水平的必然要求。要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着力提高引资质量,优化引资结构;鼓励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进一步挖掘双向投资潜力,深化双向投资合作,促进贸易双向平衡,为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注入新动能。
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这是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要标志。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构成一国对外开放的核心竞争力。要通过加强同国际经贸规则对接、加强产权保护等措施,形成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和公平开放、统一高效的市场环境,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所有市场主体。持续放宽市场准入,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继续精简负面清单,抓紧完善外资相关法律。稳步扩大金融业开放,持续推进服务业开放,深化农业、采矿业、制造业开放,加快电信、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开放进程,在外国投资者关注、国内市场缺口较大的教育、医疗等领域放宽外资股比限制。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是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制度保障。应优化市场配置资源机制,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全球高效配置、国际国内市场深度融合;形成经济运行管理新模式,按照国际化、法治化的要求营造良好法治环境,依法管理开放,建立与国际高标准投资和贸易规则相适应的管理方式,形成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机制;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化改革创新,加快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进程,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改革开放试验田作用;营造有利外部环境,坚定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和多边贸易体制,推动自由贸易区建设,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愿推动早日达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加快推进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加快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进程;支持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机制发挥更大作用。这有利于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优化区域开放布局。这是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在对外开放中走在了前面,近年来中西部内陆地区开放步伐有所加快,但相对于东部地区来说仍显缓慢。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要求改变东快西慢、沿海强内陆弱的开放状况,拓展和优化区域开放的空间布局,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不仅海上要对外开放,陆上也要对外开放;不仅东部地区要开放发展,西部和内陆地区也要开放发展。尤其是通过西部大开放推动西部大开发,加快我国西部开放发展步伐,培育若干新增长极;鼓励东部地区顺应产业转移趋势,遵循市场规律向西部转移产业,把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与发挥西部优势、推动产业优化升级结合起来。
加快建设贸易强国。这是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有力抓手。今天,我国已发展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但对外贸易大而不强、粗放发展、质量效益偏低的问题还比较突出。要加快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积极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加快转变贸易发展方式,优化贸易结构,从以货物贸易为主向货物和服务贸易协调发展转变。积极扩大服务业开放,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推动在管理体制、开放路径、发展模式等方面先行先试;大力发展新兴服务,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促进服务贸易健康发展。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培育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对外经济新优势,推动我国对外贸易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不断提高国际竞争能力与水平。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造福人民。这是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大举措,是我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经过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的5年,共建“一带一路”正在向落地生根、持久发展阶段迈进。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集中力量、整合资源,以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建设和产能合作为重点,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同沿线国家谋求合作的最大公约数,推动各国加强政治互信、经济互融、人文互通,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造福沿线国家人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习近平同志郑重宣示了进一步扩大开放的中国行动。在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的进程中,中国将始终是全球共同开放的重要推动者、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动力源、各国拓展商机的活力大市场、全球治理改革的积极贡献者。
【思想宣传范文】四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40年历程,有许多宝贵经验值得总结,其中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始终坚持“问题导向”。
问题倒逼改革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实际上并不简单。中国的改革是从破解一系列问题开始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回顾我国40年改革历程,可以发现,改革始终以问题为导向,每次大的理论突破和改革举措出台,都与“问题倒逼”相关。
1978年,面对“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讲话中尖锐指出,“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鉴于国民经济接近崩溃边缘,老百姓不得温饱、生活贫困的现实,邓小平同志认为,唯一出路就是通过改革加快经济发展。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再次强调,“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在邓小平同志看来,加快发展只能靠改革,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可见,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一个实践问题,而且是一个认识问题、思想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在旧的思想观念长期禁锢人们头脑的情况下,要改革必须先解决认识问题,于是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解放思想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以此为先导,改革从农村起步,然后向城市扩展,渐成燎原之势。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邓小平同志根据改革发展的新情况,开始思考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他在1992年9月的一次谈话中指出,“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12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在许多人对经济体制改革向何处去这样的问题产生迷茫时,邓小平同志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以南方谈话为指导,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由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问题导向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鲜明特色,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突出特点。习近平总书记曾做过一个生动比喻: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一比喻,生动诠释了全面深化改革其“深化”二字的含义。究竟如何深化改革?习近平总书记一针见血,“集中解决制度性的问题,集中解决社会矛盾比较尖锐的问题,集中解决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可见,“问题导向”始终清晰鲜明。201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坚持“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改革举措。两年后的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点明,“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其实就是贯彻了问题导向。”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改革进程中的矛盾和问题只能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将改革进行到底。
改革奔着问题去
坚持问题导向,既是我们党推动改革的一条重要经验和重要原则,也是我们党一贯的思想方法。
共产党人从来不回避问题,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重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马克思说,“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毛泽东同志说,“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邓小平同志说,“我们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寻找新办法、制定新制度,使整个国家的各种体制越来越完善,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够顺利进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问题是创新的起点,引导理论发展,问题也是阻碍前进的“拦路虎”,“一山放过一山拦”,社会就是在不断突破问题的过程中发展进步的,改革就是在解决一个一个的问题中往前推进的。在改革中,坚持问题导向的具体体现就是“改革奔着问题去”。
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问题导向的原则和思想方法在改革实践中得到了全面贯彻和充分体现。201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进国企改革要奔着问题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的会议也多次强调“改革要坚持问题导向”,“奔着问题去,跟着问题走,哪里出现新问题,改革就跟进到哪里”,“改革是奔着问题去的,要解决问题就要针锋相对,提出的措施要有针对性”……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改革思路和改革方案,可以说都是奔着问题去的。以问题为导向的全面深化改革,突破了一些过去认为不可能突破的关口,解决了一些多年来想解决但一直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取得重大进展。
经验表明,改革奔着问题去,落脚点是解决问题,坚持有什么问题就改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着力解决什么问题。改革奔着问题去的前提是研究和找准问题,即通过全面而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充分论证,弄清楚问题在哪儿,存在什么问题;搞明白问题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谋定而后动,避免不着边际、无的放矢。问题抓得不准,就会导致改革失焦,使改革方向和着力点摇来摆去,贻误战机或半途而废。
改革奔着问题去,目标是解决问题,但不能局限于解决既有问题,事关长远的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破”“立”结合,实现体制机制创新。问题是改革旧体制的突破口,也是新体制的生长点。如果改革奔着问题去仅限于解决既有问题,忽视体制机制创新,必然治标不治本,祛病不去根,问题暂时解决了,过一段时间可能旧病复发,矛盾重现。体制机制创新是破解难题、化解矛盾的根本途径。体制创新固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没有体制机制创新就不能最终解决任何问题。
改革奔着问题去,奔的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真问题”,而不是某些西方媒体、境外势力,或境内“推墙派”“砸锅党”基于攻击我国基本制度、诋毁党的基本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而臆造或炒作的“伪问题”。比如“党大还是法大”、“反腐败影响经济发展”、“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等。所以,改革奔着问题去,必须分清什么是“真问题”,什么是“伪问题”。为此,必须加强改革理论研究,深化对世情、国情、党情的认识,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以科学理论指导改革实践,防止改革偏离正确方向,出现重大失误。同时要认识到,即便是“真问题”,也不要以为认识清楚了,改革方案制定了,目标明确了,只要着力推动就能势如破竹,轻松、立马解决。问题总是复杂的,任何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一个过程。解决问题必须从实际出发,立足当前,着眼长远,要有耐心和定力,防止简单化、急于求成、萝卜快了不洗泥,做夹生饭,降低改革的质量。
改革奔着问题去,不是奔着所有问题去,或者说不分轻重缓急、不辨主次易难,“眉毛胡子一把抓”,而应突出重点,在关键问题上突破。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之后,各种利益关系交织,多种矛盾叠加,全面深化改革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抓住要害问题,牵住“牛鼻子”,以主要矛盾的解决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带动全局工作。全面深化改革强调“全面”,但在具体部署和推进的时候,并非面面俱到,而是全面而有重点地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善于抓住关键、纲举目张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站在时代前沿观察思考问题,把党和人民事业放到历史长河和全球视野中来谋划,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在解决突出问题中实现战略突破,在把握战略全局中推进各项工作。”
全面深化改革须着眼在解决问题上见实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要在解决突出问题上下功夫,让实践来检验、让基层来评判、让群众来打分。”这说明,坚持问题导向,不仅是思想方法,也是改革“实招”,必须落实到解决问题上,让人民群众“有感”。不以实实在在解决问题为结果的改革,无异于流于形式、滥竽充数的花架子,甚至可以说是打着改革幌子的“伪改革”。
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靠实实在在改革,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40年来,我们靠实实在在的改革,解决了温饱问题,达到小康水平,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以充分发挥;靠实实在在的改革,逐步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靠实实在在的改革,建立健全法治体系,推动国家治理体系步入法治轨道;靠实实在在的改革,重塑军队组织架构和力量体系,国防实力得到显著提高;靠实实在在的改革,解决管党治党宽松软问题,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等等。以问题为导向实实在在的改革,在不断深化中显示出威力。
全面深化改革要在解决问题上见实效,必须瞄着问题干,出真招实招。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改革不能搞形式主义,做华而不实的表面文章,雨过地皮湿,更不能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或浅尝辄止,使问题久拖不决,让老百姓失望,对改革失去信心。改革目标既定,关键在于落实。不落实,任何规划都是空话。全面深化改革,必然触动既得利益,任务艰巨而繁重,不真刀真枪、脚踏实地干是不行的。早在改革之初,邓小平同志就告诫全党,“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已经绘就,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是,“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改革蓝图有了,现在的关键是把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蓝图变现实的唯一办法是实干,作为“关键少数”的各级领导干部要身先士卒、带头实干、撸起袖子加油干。干得好不好是能力问题,干不干或好不好好干,则是态度问题、党性问题。为此,必须解决当下一些干部不作为或懒作为问题。一方面,通过完善干部管理和考核制度,对干事的干部进行激励,对不干事或少干事的干部问责;另一方面,发挥容错纠错机制作用,宽容干部在工作中特别是改革创新中的失误,形成鼓励干事担当的良好氛围,树立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的用人导向。
为避免在重大改革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以问题为导向推进改革并取得实效,需要经常回顾总结和研究。看看还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哪些问题解决得不彻底,哪些顽瘴痼疾还有待攻克;分析和预判哪些领域可能出现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做到心中有数,准确把脉,超前谋划,精准施策。对于负有领导和推进改革责任的各级党委和政府来说,面对纷纭复杂的现实,能不能把握大局,及时发现问题、客观分析问题和有效解决问题,勇立改革潮头“领之”“导之”,无疑是一个严峻考验。
以问题为导向推进改革并取得实效,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必须敢于担当,知难而进,奔着问题去。对一些重大改革、协调难度大的改革,要不畏艰困,不怕接烫手山芋,不能遇难而退,绕着问题走或放下问题去。如果说改革初期的体制突破因产生“帕累托改进”,即没有人受损但至少有人受益而被社会普遍接受的话,那么现阶段的改革将因导致“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即有人受益有人受损而显著增加难度和风险,从而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敢于直面问题,敢于涉险滩,敢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以更大决心和勇气推动改革。
以问题为导向推进改革并取得实效,必须更加注重运用科学方法。实践表明,问题的解决不仅取决于领导人的决心和魄力,而且取决于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各级领导干部要善于研究探索推进改革的科学方法,善于从基层和群众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马克思主义认为,“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手段同时产生”。只要用心,不管问题多复杂,总能找到解决的方法。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显然,全面深化改革离不开科学方法。方法对头,改革就能顺利推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方法错了,改革就会走弯路,陷入被动,使局面复杂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当领导人,必须在把情况搞清楚的基础上,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突出重点、带动全局,有的时候要抓大放小、以大兼小,有的时候又要以小带大、小中见大,形象地说,就是要十个指头弹钢琴。”这一方法论,对各级领导干部从全局出发破解改革难题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思想宣传范文】五
内容提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对于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重要意义。全要素生产率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效率,产业结构优化、企业竞争、创新竞争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都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完善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
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提出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紧迫要求。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出要求,凸显出这一指标对于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意义。正确理解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内涵和要求,有助于找准改革关键领域,更好推动高质量发展。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
经济史表明,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低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一国经济发展成败。我国改革开放前后发展绩效的对比,也显示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作用。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提高劳动生产率即单位劳动投入创造的产值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质量及可持续性的重要指标。这个指标具有高度综合性,可以作为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标准。同时还应看到,全要素生产率能够更好兼顾高质量发展的目的与手段,提供了可持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我们可以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三种途径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
一是提高资本—劳动比。通过使用更有科技含量、更有效率的机器设备可以提高资本—劳动比,进而提高每个工人创造的产值。然而,提高资本—劳动比是有条件和限度的,如果提高速度过快,超过了劳动者技能提升的限度,就会出现投资回报率下降,结果反而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近年来,我国劳动力人口数量下降,普通劳动者工资加快上涨,很多企业倾向于使用更多机器设备。但在一些企业,工人的技能水平等其他条件没有相应提升,反而导致投资回报率下降。
二是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经济学家通常用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度量人力资本,提高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可以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但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显著提高需要经历较长时期。例如,以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高校扩招为代表的教育大发展,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教育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即便如此,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的数据,在1990—2000年、2000—2010年和2010—2017年三个时间段,我国25岁以上成年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分别提高了1.7年、0.8年和0.5年。可见,人力资本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虽然显著,却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实现的。
三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学家在分解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时发现,资本、劳动、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并不能完全解释产出的增长,因而把生产要素贡献之外的那部分增长源泉归结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例如,我们对1978—2010年的平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进行分析,发现资本积累、劳动力数量和人均受教育年限这3个生产要素变量只能解释增长率的76.1%,余下的23.9%则是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由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在要素投入既定的条件下、通过更有效地配置和使用这些要素实现的,因此它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
我国改革开放的前30年与人口转变的一个特殊阶段相重合,这期间的人口变化特征是劳动年龄人口快速增长,非劳动年龄人口则近乎零增长。这种“生之者众、食之者寡”的人口结构开启了一个机会窗口,分别从高储蓄率和高资本回报率、劳动力充分供给以及资源重新配置等方面创造了人口红利,并通过改革开放转化为经济高速增长。随着2010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转向负增长,人口抚养比提高,传统人口红利加快消失,生产要素驱动的经济增长难以为继。因此,我国经济要保持中高速增长、不断迈上新台阶,就必然要转向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主要途径的高质量发展。
全要素生产率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效率
借鉴发展经济学研究成果,总结发展中经济体推动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可以发现,全要素生产率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效率。
产业结构优化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伴随经济增长发生的产业结构变化,是遵循生产率提高的目标和顺序演进的过程。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从低生产率产业进入高生产率产业,可以提高整体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很多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过程的计量分析也表明,在劳动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中,产业结构优化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1978—2015年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贡献合计为56%,而其余44%的贡献便来自于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的重新配置。
企业竞争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市场竞争机制下,有竞争力的企业生存壮大、没有竞争力的企业萎缩消亡能够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会更多地从产业之间资源重新配置中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而发达国家则更多地从企业之间资源重新配置中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在一些发达国家,企业的进入、退出以及生存、消亡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可高达1/3到一半。
创新竞争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学研究发现,创新会带来规模收益递增,企业能否扩大规模进而获得更多的生产要素等资源,在根本上取决于其创新能力。这就意味着,创新竞争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用非市场竞争的方法扩大企业规模或者人为挑选赢家,都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要求相背离。
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
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视角认识全要素生产率,为寻找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恰当抓手提供了有益启示。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正是围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改革所必须遵循的原则。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完善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
以政府“有形之手”构建和维护使市场“无形之手”充分发挥作用的体制机制。在宏观层面,应建立以鼓励企业创新和提质增效为导向的市场激励机制。在微观层面,政府无须寻找直接政策抓手,更不能人为挑选赢家。政府不能缺位也无法替代的职能是营造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允许自由进入退出的公平竞争机制和优胜劣汰环境。相关改革包括改善营商环境,消除经营许可和要素获得方面的所有制和规模歧视,打破行业垄断、进入壁垒、地方保护等。
消除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其中,户籍制度改革红利最明显。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可以促进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领域向高生产率领域转移,优化资源配置,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我们研究表明,从劳动力流动中每获得一个百分点的全要素生产率改进,可以实现同等幅度的经济增长率提高。
在继续加大技术研发和教育培训投入的同时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任何时候,技术进步都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源泉。而人力资本除了直接成为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源泉,还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必要条件。
完善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政策机制。如果各项经济政策分工不清晰、运作不协调,财政、货币政策等短期调控政策在执行反周期职能之外,被赋予刺激中长期经济增长的产业政策职能,往往会造成杠杆率高企、产能过剩等问题,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市场选择赢家的资源配置原则。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有利于从目标和手段上把财政、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区分开,使其各司其职、协同配合,更好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