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政府管理思维应加速转变

第一篇：新媒体时代政府管理思维应加速转变

新媒体时代政府管理思维应加速转变

戴建华

2012-8-28 14:28:26 来源：《学习时报》2012年08月27日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任务更加紧迫和艰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公平和差距扩大，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深刻调整，部分地区和一些领域社会矛盾有所增加，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一些领域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执法不公、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与此同时，公民参与意识和能力不断增强，新媒体高速发展，社会透明度越来越高。这些变化对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特别是新媒体的发展，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深刻影响。

新媒体作为在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支撑下的媒体形态，具有非线性（超媒体）、交互性、超时空、个性化、虚拟性、即时性等特征。伴随着新媒体无中心化和不确定的传播，社会问题可能变得更加敏感、胶着和复杂化，政府管理的社会环境空前复杂。作为社会公共权力执掌者，政府的管理思维亟需转变，应该坚持平等合作、对话共识和柔性阳光等新思维，以适应信息化时代社会转型的要求。

新媒体极大限度地解放了个体，个人不再被淹没在普遍性中，更多公民具有了自我实现和被尊重的强烈需要，法治和维权意识不断增强。因此，对于政府而言，需要树立平等合作的管理思维，通过新媒体搭建利益表达和沟通机制，实现公民的知情、参与和监督以及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协同合作。一方面，切实保障公民之间的平等，使得不同公民享有平等的国民待遇和均等的公共服务，充分调动和尊重公民个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让国家权力更多向社会回归，充分发挥社会本身的力量进行合作善治。另一方面，祛除社会组织的等级制和行政化，依据社会组织的行业性质实行分类指导和管理，实现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平等，尊重社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的主体性。尽管政府仍是最大的信息资源的掌控者，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全面渗透，特别是新媒体所具有的无中心化、高度互动性的特点，使信息流通从单通道向混合型渠道转变，让每个人成为信息的发布者和传播者。个体与社会组织均有了信息发布、分享与传播权，信息权力不断扩散，信息中心不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信息不再被个人或特定的机构垄断。随着信息互动和共享的民主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信息管理权力与方式也必须随之改变，通过集中管理信息的方式和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实施政府管理显得捉襟见肘。近年来一些地方的社会矛盾随着新媒体的传播酿成更大的群体事件，就是集中管理、命令管制让政府陷入被动和尴尬境遇的例证。

从根本上说，现代政府必须把不同阶层的民众意见和利益要求加以聚合、综合，变成政府的政治主张和政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民众拥有了更多自主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和途径。然而，受制于媒介体制和利益诉求渠道，民众利益表达依然障碍重重。进入新媒体时代，借助于互联网论坛、博客、微博等工具，自下而上的利益表达渠道开始畅通。民众开始便捷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真正的利益主张，利益诉求呈现出草根化和多元化的特点。民众借助于各种新媒体获得了更多的表达机会，也形成了自己的思维路径与话语方式，而一些官方的话语难以像过去一样获得民众的坚定信任和拥护，这尤其体现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网络舆论中，舆论导向有时呈现出民众对政府的严重质疑和不信任。这昭示着新媒体时代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代表者、维护者在方式方法上与民众利益诉求直接化、多元化的矛盾加剧。因此，对于政府而言，应该放弃主观专断思维和为民做主的旧式执政思维，树立对话共识思维，以新媒体为契机，站在他者立场上进行情感沟通、平等对话、理性讨论，达成共同的见解、判断或者结论，消弭民声与官声的断裂甚至对立。同时，高度互动化、个性化和及时性的新媒体也为官民沟通、消除分歧、误解，树立政府形象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沟通环境。一方面，新媒体为多元意见表达提供了一个多元化、去中心化的开放公共空间。多元意见是共识的前提，没有多元意见谈不上共识。多元意见既包括主流意见，也应该包括非主流“异见”，还有弱势群体的诉求。另一方面，新媒体提供了公共商谈机制。以互联网论坛、微博互动为代表的对话沟通机制，提供了传统媒体所无法提供的即时对话、沟通与回复机制，在民众中间以及民众与政府之间架起了双向沟通桥梁。另外，新媒体具有强大的聚合功能，为凝聚多元意见，寻求“公约数”、“公意”提供了技术条件。尽管新媒体使得信息越来越分散化和碎片化，但是，通过搜索引擎、网络论坛、社交网络、微博等却为寻求社会共识提供了技术支持，政府要充分利用网络技术收集、甄别民情民意，对话沟通，凝聚共识。

社会稳定和谐是政府和民众的共同愿景，也是政府考核中的一项重要指标。社会稳定无疑是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是经济建设和国力持续提升的前提和基础。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利益分配格局的深刻调整，我国进入矛盾多发时期，尤其是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借助于各种新媒体传播、发酵，社会问题和矛盾有不断被放大化的趋势。一方面，信息传播过程难以控制，线性传播模式呈现网格化传播、裂变式传播，原有的社会矛盾焦点借助于新媒体传播效应被强化和放大。另一方面，开放性的新媒体使信息传播暗箱化走向公开化，传统封闭路径信息传播走向开放多元，可能加剧信息控制失序。另外，由于表达内容审查的缺失，网络表达的随意性增加，感性化、情绪化、焦虑化的表达与传播，使得社会矛盾呈现“火上浇油”之势，极易产生极化效应，网络民意容易偏离正常的轨道而走向极端化和偏执化。因此，政府应从刚性压制转向柔性阳光治理思维，寻求社会的柔性稳定。

柔性稳定，就是动用一切社会力量，法律的、道德的、民俗的，尤其是新媒体的力量，进行有效沟通互动、劝服，推进社会治理中的阳光透明。正确对待新媒体时代民众的利益表达诉求。借助于微博、社交网络等新媒体，民众意见表达和利益诉求变得更加活跃，但并不意味着社会的剧烈冲突，应该习惯性地把群体诉求看成推动建立公平公正的利益表达机制和社会分配体制的正常推力和正面动力。承认社会中不同社会组织和群体的自主性自治要求，重视各社会阶层的利益表达，充分顾及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把群众利益诉求及群体事件作为社会转型中的正常现象。提升政府及各级官员柔性思维能力，放下对立冲突、压制管治的传统套路，真正站在草根民众的立场，把复杂的政治社会问题柔性化、人性化地解决。学会利用新媒体进行沟通互动，软化矛盾。新媒体在放大社会焦点的同时，也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一方面，应积极主动搜集和甄别互联网空间所反映出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做好网络舆情的收集和甄别工作，关注各大论坛的网络舆情，做好民情舆论的实时监测。尤其是对于各种突发事件，政府必须在第一时间做出回应和处理，把社会问题与隐患消灭于萌芽状态乃至未萌之前。另一方面，做好透明公开，依法依规向民众提供最新最快最全的信息来引导舆论。阳光开放的思维是畅通表达渠道，规范表达方式，让社会柔性化、稳定化的必要途径。在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和敏感问题上不缺席、不失语、不妄语，也不遏制网上的“众声喧哗”，“捂”、“压”、“盖”只会让真相变得扑朔迷离，并给谣言满天飞创造滋生的土壤，不仅无助于缓和事态、化解矛盾，相反可能恶化事态，导致舆论失控。应该利用新媒体平台充分发展民主，建立社会减压阀，充分发挥政府门户网站的作用，设置民主参与平台和政府与民众互动平台，垄断信息、暗箱操作的做法与思维方式将会受到网民的强烈质疑，如果继续在网络空间设置层级、障碍，沿用传统管理思维，只会激化社会矛盾，降低政府信用。

第二篇：新媒体时代政府社会管理思维的新转变

新媒体时代政府社会管理思维的新转变

2012年07月13日 14:27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12年1期 作者：赵春丽 字号

打印 纠错 分享 推荐 浏览量 161 【内容提要】 新媒体时代社会管理面临着突出矛盾：集权治理的惯性与分权善治诉求之间的矛盾、社会组织管理行政化与社会组织方式自治化的矛盾、自上而下的利益聚合与自下而上的利益表达的矛盾、社会稳定和谐的政治愿景与社会问题放大化的矛盾。在此背景下政府应实现社会管理思维的转变，要以放权服务思维取代集权命令思维，以平等合作思维取代单向监管思维，以对话共识思维取代主观专断思维，以柔性开放思维取代以刚性压制思维。

引言

社会管理是指“以维系社会秩序为核心，通过政府主导、多方参与，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促进社会认同、秉持社会公正、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治安、应对社会风险，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创造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基础运行条件和社会环境、促进社会和谐的活动。”①社会管理活动的最重要的主体是政府，社会管理思维是指政府所持有的管理社会生活、社会事务和社会组织的基本理念和方法。

所谓新媒体，主要是指以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移动通信技术为基础，以有别于传统的传播方式实现传播的新型媒体，具有非线性(超媒体)、交互性、超时空、个性化、虚拟性、即时性等特征。互联网、博客、微博、手机短信、彩信、手机报媒体、移动电视等各种移动媒体是新媒体的典型代表。新媒体不但是社会传播的重要载体，本身已成为特有的社会符号和景观，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事件交融、重构，成为推动社会前行的重要力量。在社会急速转型的今天，各种社会关系变得异常复杂，不同阶层的利益冲突可能激化，社会问题也日益增多，伴随着新媒体无中心化和不确定的传播，社会矛盾变得更加敏感、胶着和复杂化。如有学者认为：“在当今社会信息化，文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的网络文化问题日益突出，面临严峻挑战与威胁”。②然而，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难以适应新媒体时代社会发展的要求，社会管理制度的滞后与不断变化的现实之间的不协调已经日益凸显。作为社会公共权力执掌者，政府应该不断转变思维方式，创新社会管理方式方法，以适应信息化时代社会转型的要求。

一、放权服务思维取代集权命令思维

1.新媒体时代集权治理与分权善治的矛盾凸显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社会组织与团体涌现，民间社会开始自立于政府之外，构成了除官方和个体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呈现蓬勃生机。但是政府集权治理的惯性并未因此而消解，不少公共管理部门和干部却仍沿用计划经济体制下金字塔式管理方式，采用政府包办一切的思维和工作方法进行社会控制与管理，管理层级复杂，在面对突发性事件时，比较习惯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去推动工作，容易导致矛盾激化。社会治理中呈现权力过于集中、反应迟钝和被动、手段单

一、矛盾易激化、重管制轻服务、重审批轻监管、政出多门、惯于采取行政手段和强制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等特点。这种方式忽视或不信任民间社会力量在解决社会矛盾中的作用，导致政府集权治理与社会各种力量分权善治诉求的矛盾，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在社会【关 键 词】社会管理 新媒体 新思维 生活中的全面渗透加剧了这一矛盾。新媒体具有无中心化、高度互动性的特点，信息中心不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信息不再被垄断于个人或机构。尽管政府仍是最大的信息资源的掌控者，但互联网等新媒体的运用，使信息流通从单通道向混合型渠道转变，让每个人成为信息的发布者和传播者，“每一个人都是中心”③，个体与社会组织均有了信息发布、分享与传播权，信息权力不断扩散，权力的无中心化和分散化触及社会结构最深层，“分权心态正逐渐弥漫于整个社会之中……传统的中央集权的生活观念将成为明日黄花”④，信息等级结构和信息割据被打破，信息互动和共享的民主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信息管理权力与方式也必须随之改变，通过集中管理信息的方式和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实施社会管理显然捉襟见肘。近年来一些地方的社会矛盾随着新媒体的传播酿成更大的群体事件，表明集中管理、命令管制让政府陷入被动和尴尬的境遇。

2.以放权服务取代集权命令思维

一方面，要进行扁平化放权式改革，超越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二元对立思维，通过电子政府打造扁平化放权式政府结构，建立整合性、动态性、发散性的电子政府架构体系，压缩政府管理层级，实现现实政府与虚拟政府管理的结合。现实政府管理中，科层制不可或缺，是现代政府管理效率和执行能力的保障，然而，基于互联网的以电子政府为标志的“虚拟政府”组织，则须用虚拟化思维进行政府管理，致力于减少中间管理层级，推动政府的扁平化，减少审批事项和层级，减少不适当的规制。同时，建立网上虚拟社区，利用新技术帮助人们进行自我、自主管理，推进基层社区自治，引领民众直接参政议政。另一方面，放权的同时，利用新型媒体加强公共服务。对社会管理来说，管理是手段、服务是目的，而新媒体的精神就是免费、共享和服务，新媒体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提供了平台和技术手段，新媒体所提供的信息办公平台为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提供了技术条件。应充分利用虚拟组织的灵活性和便捷性，重新构建政府、企业、民众三者的互动关系，建立跨越时间、空间、部门的提供每天二十四小时、每周七天的全天候的“一站式”政府服务体系，实现无细缝化链接，一些临时性的业务可以通过建立虚拟机构，在网上进行办理；一些跨地区跨部门的业务也可通过网络进行协调整合，使公众只要登录某政府网站，就可以享受到政府提供的所有网上服务项目，民众不需要进入各个专门的职能部门，而是在统一的网站进行全面的服务。

二、平等合作思维取代单向监管思维

1.新媒体时代社会组织管理行政化与自治化的矛盾凸显

改革开放以来，新的经济成分和社会组织不断成长，然而，其管理方式依然具有强烈的行政化色彩，沿袭了以限制和控制为主要取向的民间组织管理体制，存在着大量不利于民间组织发展的制度性因素，如对民间组织寻找业务主管单位的要求、过高的登记准入门槛、年检的规定和请示报告制度、多头管理体制等等，导致我国民间组织发展中存在着官办色彩浓厚、规模实力偏小、资金缺乏、能力不强、效率不高、内部管理不规范等结构性缺陷，尚不完全具备组织性、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等民间组织应当具备的基本特征。⑤

近年来，依托于互联网，催生了大量不同于挂靠于政府部门的新民间组织，成为新的社会组织方式，深刻改变社会结构。一方面，社会不再以“单位”为纵向聚合纽带，而是出现太多的“横向”联系。新媒体强化人们的“弱纽带”联系，实现更多联系、更多交往，使得不同阶层、地域和文化背景的人可以因为相同的兴趣、爱好和主题而自发地聚合在一起，并从线上活动扩展到面对面的线下活动，打破人际交往与人际组织的社会阶层、地理界限和文化隔阂，产生全新的人际交往关系和交往模式。这种模式必将映射在现实的社会结构，并不断地构成社会关系结构重组和再造的动力。另一方面，各类社会组织借助互联网获得了更为强大的组织、协调、沟通等社会动员能力。“社会性软件让人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组建群体和共同行动的能力，我们的能力在大幅增加，这种能力包括分享的能力、与他人互相合作的能力、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所有这些能力都来自传统机构和组织的框架之外。”⑥共享、合作和集体行动的障碍被彻底消除，产生了新的集体主义，“人人皆记”且实时协调代替了事前计划，人和人可以超越传统社会和地理与物理空间的种种限制，灵活而有效地采用微博、即时通信、移动电话、网络日志和维基百科等新的社会性工具联结起来，一起分享、合作乃至展开集体行动，协同合作越来越成为这个时代和社会甚至企业的必需。“知识、权力和生产能力将比历史上任何时刻更加分散，价值创造将更快、流动性更高、变动更快。”⑦借助于新媒体，各种社会组织可以即时发布信息进行组织动员，短时间内即可发起由虚拟到现实社会的行动，“反应快、动员成本低、自我组织、互动性高以及对现实事件进程的干预性强；”⑧各种社会力量都拥有对社会事务的发言权，也昭示着政府作为单一力量进行社会治理的局限性。这一切使得靠垂直的行政管理的方式难以适应具有强大自组织能力的各类公民社会组织，社会组织管理的行政化方式亟需改变。

2.以平等合作思维取代单向监管思维

身处信息化时代的转型社会，更需要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与协同治理，让国家权力更多向社会回归，充分发挥社会本身的力量，进行合作善治。

一要在社会管理中以人为本，充分尊重公民个体的创造性，实现公民之间的平等。一方面，应充分调动和尊重公民个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新媒体以更大限度解放了个体，“后信息时代的根本特征是真正的个人化”，“个人不再被淹没在普遍性中，或作为人口统计学中的一个子集，网络空间的发展所寻求的是给普通人以表达自己需要和希望的声音。”⑨另一方面，新媒体时代更多公民具有了自我实现和被尊重的强烈需要，法治和维权意识不断增强，不同公民应享有平等的国民待遇，社会管理中要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二要实现社会组织的平等，实现社会组织无等级化，祛除社会组织的等级制和行政化，依据社会组织的行业性质实行分类指导和管理。三要实现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平等，尊重社会组织和NGO等的主体性。在平等基础上，实现公民在社会管理中的知情、参与和监督，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以及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在社会管理中的协同合作。在社会保障中，除了政府承担的责任外，发挥社会和市场力量的作用。在社会利益协调体系中，让新媒体的便利能够惠及底层弱势群体，通过新媒体搭建利益表达和沟通机制；在权益保障体系中，建立集体谈判和平等协商机制。在社团管理体系中，从政治上防范、限制和控制、由许可审判式的监管到事后监督。

三、对话共识思维取代主观专断思维

1.新媒体时代自上而下的利益聚合与自下而上的利益表达的矛盾凸显

现代政府执政必须要把不同阶层民众的意见和利益要求加以聚合、综合，变成政府的政治主张和政策，并且强化其汇聚、反映表达各阶层政治意向的能量与功效。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民众拥有了更多自主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和途径。然而，受制于媒介体制和利益诉求渠道，民众利益表达依然障碍重重。进入新媒体时代，借助于互联网论坛、博客、微博等工具，自下而上的利益表达渠道开始畅通。民众开始便捷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真正的利益主张，利益诉求呈现出草根化和多元化的特点。

一般而言，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利益表达应该具有一致性，然而，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社会急速转型期，建立于传统单一公有制经济基础上的威权式政治利益表达机制并未随之迅速完成转变，政治系统的特殊惯性和机制固化与新媒体时代众声喧哗的民众表达形成鲜明的反差，使得自上而下的民意聚合和自下而上的民意表达呈现一定程度的分裂性。这表现为两者拥有各自的话语体系和表述方式，政府拥有自己的话语套路，而民众借助于各种新媒体亦获得了更多的表达机会，也形成了自己的思维路径与话语方式。一些官方的话语难以像过去一样获得民众的坚定信任和拥护，而民众诉求未必能够全部倾听。这种分裂性尤其体现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网络舆论中，舆论导向呈现出民众对政府的严重质疑和不信任；而政府在公共突发事件处理时的遮掩和消息发布的滞后乃至话语应对方式都与民众诉求相距甚远。这既昭示出政府在处理社会问题上的失当，也反映着新媒体时代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代表者、维护者在方式方法上与民众利益诉求直接化、多元化的矛盾加剧。

2.以对话共识思维取代主观专断思维

新媒体在放大自上而下的利益聚合与自下而上的利益表达的矛盾的同时，也为政府转变观念，树立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提供良好的契机和政治沟通环境。一方面，在新媒体力量的倒逼下，官本位的思想和主观专断做法越来越难以畅行于社会管理之中，另一方面，高度互动化、个性化和及时性的新媒体又为官民沟通、消除分歧、误解，树立政府形象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沟通环境。因此，应以新媒体为契机，真正倾听民意，消弭民声与官声的断裂甚至对立。对此，应树立对话共识思维，共识思维不是主观武断，不是天马行空地臆想，更不是代替他人判断，是彼此站在他者立场上的情感沟通、平等对话、理性讨论、利益权衡上达成的共同的见解、判断或者结论。应放弃主观专断思维，转变为民做主的旧式执政思维，有效进行社会利益聚合。

新媒体为凝聚社会共识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一方面，新媒体为多元意见表达提供了一个多元化、去中心化的开放公共空间。多元意见是共识的前提，没有多元意见谈不上共识。多元意见既包括主流意见，也包括非主流“异见”，还有弱势群体的诉求。另一方面，新媒体提供了公共商谈机制。以互联网论坛、微博互动为代表的对话沟通机制，提供了传统媒体所无法提供的即时对话、沟通与回复机制，在民众中间以及民众与政府之间架起了双向沟通桥梁，“以商谈为形式，在辩论中产生的公共意见虽然产生在自主的公共领域中，但其影响力作用于制度化的政治系统中的协商活动，影响了法院、国务院、全国人大，并在正式决策中具有了权威的形式……这是一个政治影响转变为政治权力的过程。”⑩最后，新媒体具有强大的聚合功能，为凝聚多元意见，寻求“公约数”、“公意”提供了技术条件。尽管新媒体使得信息越来越分散化和碎片化，但是，通过搜索引擎、网络论坛、社交网络、微博等却为寻求社会共识提供了技术支持，政府要充分利用网络技术收集、甄别民情民意，对话沟通，凝聚共识。

要进行有效对话需要不断改进对话的方式方法。一要平民化。放低姿态，不说官话。新媒体扭转了传统的传播体系中传者和受众的不平等地位，受众分享了社会的话语权，政府及其官员以平等者与民众对话，才能换取民众理解。以居高临下的官话与民众沟通，势必引起民众的“围观”，造成新的隔阂。二要真心化。真话真情实意，说真话，讲实话，不虚夸，不夸海口，不说大话，言必信，行必果，获取民众信任。三要分众化。不同的受众群体应该有不同的对话方式和语言风格。新媒体时代受众是极度分化的，不同的受众群体的知识水平、社会阅历、认知评价、需求甚至兴趣爱好都有所不同，尤其是面对中国众多年轻的、充满政治热情而思维方式和文化认知都不同的80后和90后网民，使用传统的对话方式与语言表达可能会适得其反。四要行动化。对于政府和各级政府官员来说，不是为对话而对话，更重要的在对话的基础上，了解民情民意，以实际执政行为解决民众所关心的议题和正当合理的利益诉求。如果仅限于网络空间的“空对空”的沟通交流或是“高谈阔论”，则会失信于民。

四、柔性开放思维取代刚性压制思维

1.新媒体时代社会稳定和谐的政治愿景与社会问题放大化的矛盾凸显。社会稳定和谐是政府和民众的共同愿景，也是政府考核中的一项重要指标。社会稳定无疑是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是经济建设和国力持续提升的前提和基础。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利益分配格局的深刻调整，我国进入矛盾多发的高风险社会，尤其是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借助于各种新媒体传播、发酵，社会问题和矛盾有不断被放大化的趋势。

第一，新媒体时代，社会矛盾的焦点增多。新媒体时代是一个全民皆媒体的时代，信息源难以控制，人人都是一个小媒体，而能量大的意见领袖则成为一个大媒体。在无数媒体的合力之下，曾经单一的舆论空间成为众声喧哗、热闹异常的公共表达空间，成为意见和观点的自由市场。这就意味着社会问题和社会焦点被不断释放，呈现日益增多的趋势。第二，新媒体时代，社会矛盾焦点强化和无限扩大化。一方面，信息传播过程难以控制，线性传播模式呈现网格化传播、裂变式传播，原有的社会矛盾焦点借助于新媒体传播效应被强化和放大。另一方面，开放性的新媒体使信息传播暗箱化走向公开化，改变传统的信息传播的封闭路径，走向开放多元，加剧信息控制失序。再次，由于表达内容审查的几近缺失，网络表达的随意性增加，感性化、情绪化、焦虑化的表达以及人际关系的倍数传播，使得社会矛盾呈现“火上浇油”之势，极易产生极化效应，使网络民意越来越偏离正常的轨道，走向极端化和偏执化。第三，新媒体时代，社会谣言增多，加剧社会不稳定。把关人的缺失和网络伦理道德的淡漠，各类谣言的传播急剧增多，加剧社会民众心理的不稳定性。第四，新媒体时代，社会动员的力量增强，群体事件借助新媒体变得更加活跃。2011年初突尼斯、埃及等西亚北非国家的社会动荡甚至权力更替中，社交网络(Facebook)成为强大的助推工具，互不相识的人们也能在极短的时间内互相组织起来，因而这次社会动荡被称为“脸谱革命”。

这一切都使得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焦点放大化，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变得复杂化，当然也变得透明化、柔性化，而不少政府及其官员依然惯用刚性思维，追求社会的绝对稳定，习惯封堵、压制方式处理社会问题，对群体的请愿、动员等正当利益表达活动惊慌失措，把一切集体活动都视为违反社会管治秩序、政权颠覆的活动，对一些非政治团体的活动、一些亚文化群体聚会和思想学术交流活动等，抱以草木皆兵的警惕性，而采取强硬手段加以遏制。这些都难以获得公民认可，反而激发民众强烈的质疑和逆向心理，并借助新媒体传播引发更多的群体事件乃至暴力冲突。政府需要顺应新媒体发展潮流，顺势而为，借力新媒体，转变思维方式，革新社会管理方式方法。

2.以柔性开放思维取代刚性压制思维。面对社会矛盾不断放大化的趋势，政府应从刚性压制转向柔性治理思维，寻求社会的柔性稳定。柔性稳定，就是动用一切社会协同力量，法律的、道德的、民俗的，尤其是新媒体的力量，进行有效沟通互动、劝服，推进社会治理中的公开透明。

一要正确对待新媒体时代民众的利益表达诉求。借助于微博、社交网络等新媒体，民众意见表达和利益诉求变得更加活跃，但并不意味着社会的剧烈冲突，应该习惯性地把群体诉求看成推动建立公平公正的利益表达机制和社会分配体制的正常推力和正面动力。承认社会中不同社会组织和群体的自主性自治要求，重视各社会阶层的利益表达，充分顾及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把群众利益诉求及群体事件作为社会转型中的正常现象，“尽可能多地倾听社会各方面的声音，兑现社会公众的表达权……在众声喧哗中，尽可能打捞那些沉没的声音，是社会管理者应尽之责。以政府之力，维护弱势人群的表达权，使他们的利益能够通过制度化规范化渠道正常表达。”(11)用开放的思维，畅通表达渠道，规范表达方式，是让社会柔性化、稳定化的正确途径。

二是提升政府及各级官员柔性思维的能力。要能把复杂的政治社会问题的解决柔性化、人性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冷静应对，不是简单化、意识形态化，不上纲上线，就事论事。放下对立冲突、压制管治的传统套路，真正站在草根民众的立场，处理冲突柔和化、弹性化，解决问题人本化。着眼于深化改革，利用新媒体平台充分发展民主，建立社会减压阀，充分发挥政府门户网站的作用，设置民主参与平台和政府与民众互动平台，垄断信息、暗箱操作的做法与思维方式将会受到网民的强烈质疑，如果继续在网络空间设置层级、障碍，沿用传统管理思维，不仅阻碍信息、服务的畅通无阻，还会激化社会矛盾，降低政府信用水平。建立社会公平机制，从根本上和源头上减弱社会震荡，探索建立釜底抽薪式的有效减震模式，防范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区别性质，区分轻重。

三要学会利用新媒体进行沟通互动，软化矛盾。新媒体在放大社会焦点的同时，也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一方面，应积极主动搜集和甄别互联网空间所反映出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做好网络舆情的收集和甄别工作，关注各大论坛的网络舆情，做好民情舆论的实时检测。具备敏锐的研判力和预见性，尤其是对于各种突发事件，政府必须在第一时间做出回应和处理，社会管理最高水平是把社会问题与隐患消灭于萌芽状态乃至未萌之前。另一方面，做好透明公开，要依法依规向民众提供最新最快最全的信息，来引导舆论。在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和敏感问题上不可缺席、失语、妄语，更不能遏制网上的“众声喧哗”，“捂”、“压”、“盖”只会让真相变得扑朔迷离，并给谣言满天飞创造滋生的土壤，无助于缓和事态、化解矛盾，相反可能恶化失态，导致舆论失控。最后，做好沟通互动。政府主动回应媒体捕捉新闻的需要，主动配合、真实准确、平等尊重、积极引导；主动与意见领袖对话，借力意见领袖引导公众；主动回应舆论中民众最为重要的关切点。

注释：

①徐龙福、邓求发：《社会信息化发展的网络文化安全》，载于《江汉论坛》2010年第11期。

②马凯：《努力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载于《求是》2010年第20期。

③[美]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02页。

④⑨[美]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70、191页。

⑤何增科：《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分析》，载于《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6期。

⑥[美]克莱·舍基：《未来是湿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⑦[加]唐·泰普斯科特、[英]安东尼·D.威廉姆斯：《维基经济学(中文版)》，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页。

⑧陈立辉：《互联网与社会组织模式重塑》，载于《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6期。

⑩陈剩勇、杜洁：《互联网公共论坛：政治参与和协商民主的兴起》，载于《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11)人民日报评论员：《执政者要在众声喧哗中倾听“沉没的声音”》，载于《人民日报》2011年5月26日。

【作者简介】赵春丽(1982-)，女，安徽人，北京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法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网络政治与民主、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第三篇：新媒体时代

新媒体时代，教师该如何阅读

当下，随着手机、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已进入新媒体时代。作为教师，如何有效地利用新媒体阅读，提升专业素养，助力教育教学实践？

一些教师更看重传统的纸质阅读，排斥手机、网络等新媒体阅读。其实，新媒体阅读与纸质阅读一样，都是全民阅读的一种体现，以什么方式读书，读传统纸质书还是电子书，完全在于个人选择。两者并不冲突，阅读的深浅并不会因介质而决定。

碎片化的阅读方式并不一定是浅尝辄止的。从甲骨文、竹简书、帛书、手抄纸书到今天的大批量印刷书籍，人类阅读的介质在不断变化，但人类思想的传承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

作为教师，海量的知识存储十分必要。在传统教育中，教师只是知识的传播者，而在新媒体时代，获取知识和信息的通道变得平等而开放，学生也可以通过网络方便而快捷地获取大量的知识，教师不再拥有知识霸权，而是以“学习者”、“引导者”的身份出现。新媒体阅读可以扩大教师的知识存储量，拓展教师的阅读视野。教师只有广泛地吸收各门类知识，拥有丰富的知识和信息贮备，才能更好地为学生答疑解惑。

教师阅读需要分享，基于阅读的专业对话、合作互动，对于教师整体素质的提高有着促进作用。在传统阅读时代，阅读是一种相对独立和私密的行为，读者和作者之间缺少即时互动。但在新媒体时代，这种情况大大改变了，“私人笔记”变成了“公开日志”，读书的乐趣也从“好读书，不求甚解”变成了“评论”和“分享”。新媒体给教师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平台，教师足不出户就能“聆听”到教育大家的谆谆教诲，“观摩”到杰出名师的教育示范，从他们身上找到成长的路径，获取提升的力量，这是传统阅读难以做到的。志趣相同、有共同成长意愿的教师，无论身处何方，都可以建立QQ群、微信群等阅读群，共同制订阅读计划，同步完成阅读内容，读后分享阅读心得……借助新媒体，教师阅读由个人行为扩展为群体行为，让阅读更有动力。

作为新媒体时代的教师，一定要让阅读成为一种生命状态，坚持终身学习，不断提升自身的教育素养和能力，做新媒体时代的优秀阅读者，时刻成长自己，才能成就学生！

第四篇：新媒体时代如何密切联系群众

试论新媒体时代如何密切联系群众

中共内江市东兴区委党校 刘春雷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在全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央政治局随之出台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群众路线是党的基本路线，这条路必须坚持不懈的走下去。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已经正式成为广大党员干部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之一，同时也日益成为普通民众接受信息和利益表达的重要平台。新媒体丰富了群众路线的实践形式，也提高了群众路线的实践效果。如何充分把握新媒体的规律和特点，利用新媒体做好新时期的党群工作，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是各级党委政府决策者们思考的一个问题。

一、新媒体对密切党群关系的时代意义

数据显示，到2012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5.64亿，手机网民达到4.2亿。精彩的网络以其开放性、高速度、多媒体、交互式等特点，不可阻挡地走进了人们的生活。网络的不断普及，使人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极大变化。尤其是年轻一代，微博、微信、QQ群等新媒体正成为他们沟通联系、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新媒体成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已不可逆转。

1、新媒体的方便快捷，有利于快速组织动员群众。

新媒体实现了声音、文字、图像的即时传递，其超时空传播和资源共享的优势，既给人们提供了各种最新的信息资料，又为我党快速动员人民，传递党和政府声音提供了新的平台和重要渠道。如汶川特大地震，震后十几分钟，灾情信息就由新华社向全球播发，抗震救灾新闻发布会每天召开，电台、电视台、互联网24小时滚动直播抗灾进展，中华民族在巨灾面前万众一心、共克时艰的表现令世界动容。

2、新媒体的广泛覆盖，有利于正确实施舆论引导。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使各种信息通过各种渠道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不同群体、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年龄都可以通过新媒体及时准确地获得信息。在重大突发事件中，民间舆论常常在新媒体上迸发出强大力量，形成很高的关注度、号召力。充分利用新媒体，采取必要的抑恶扬善，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对舆论实施正确引导。

3、新媒体的信息集散，有利于占领思想文化阵地。

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打破了以往信息交流中的地域限制，已经成为思想文化信息和社会舆论的集散地，这为党的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资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各级党政机关在各大网站开辟专栏、设立论坛，传播先进文化、先进思想，积极抢占这一舆论阵地，可以有效地抵制不良思想侵袭，避免外部敌对势力和消极思想对群众的误导。

4、新媒体的公开透明，有利于接受人民群众监督。新媒体的开放性和互动性，不仅使信息公开化、行政透明化，而且拓展了群众的监督空间和渠道。现在，每个受众都可以成为记者、编辑，可以进行现场连线和现场直播。信息的公开透明和全社会的集体监督，使党政机关在用权谋事上必须更为谨言慎行，更加注重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开展工作，更加注重、尊重与维护群众的权益。

二、新媒体对密切党群关系的挑战

1、新媒体发展迅猛，对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形成挑战。

有的党员干部认为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作用大同小异，做好党群工作无需开辟新的路径，没必要费时间、花力气去学习掌握，没有必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建设；也有的仍把新媒体看做是驯服工具、传声筒，不去深入研究新媒体给党群关系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

有的党员干部对网络的交互性、开放性、民主性知之不深，只是被动盲目地接受，不能从海量信息中获取关键有用的信息，对群众参与公共事务和政治生活认识不够，对网民提出的意见建议不能及时充分地回应，导致群众产生意见甚至是偏激情绪，对待网络信息简单地删、封、堵，甚至在发现不良信息时，置若罔闻、任其发展，缺乏警觉性和敏感性。

有的党员干部在发生公共事件后不愿、不敢及时公开信息，给别有用心的人煽动群众留下机会；不敢面对记者，导致流言遮蔽真相，正确的信息被堵塞；特别是在处置突发公共事件中，个别党员干部对媒体隐瞒事实真相，致使简单问题复杂化、局部问题全局化、一般问题政治化、国内问题国际化，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2、新媒体监督广泛，对党和政府的形象维护形成挑战。

新媒体广泛透明和资源共享的特点，使党员干部公开透明地暴露于媒体和公众监督之下，如果党员干部能力不强、作风不实，就很容易失去形象和权威，难以有效地发挥新媒体教育引导群众的作用。目前存在的问题有以下三方面：

一是作风转变不力。经济快速发展，在提高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引发了如征地拆迁、环境污染、贪污腐败等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人们很容易利用新媒体提供的交流平台，寻求思想共鸣、宣泄不满情绪。这就迫切需要党员干部加强与群众的沟通联系，做好群众教育疏导工作。但少数党员干部意识不到新媒体的力量，不能与群众平等交流，仍习惯于高高在上、我说你听的说教，不仅降低了群众对领导干部的信任，更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和权威。

二是工作方式落后。少数党员干部不重视新媒体的建设与运用，党群工作方式相对滞后，互动交流渠道不畅，常常出现与发展形势、工作任务、群众思想脱节的现象，这必然给党的形象和威信带来损害。

三是监督意识淡薄。新媒体传播多元、广泛，人们通过各种信息渠道了解、监督党员干部及其亲属的举动，借以衡量党和政府的公信度。少数党员干部漠视网络声音，导致群众对党和政府失去信任。

3、新媒体复杂多元，对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形成挑战。

第一，主导地位遭受冲击。新媒体既是信息传播工具，更是一块争夺异常激烈的思想舆论阵地。西方发达国家借助经济实力和网络技术优势，大肆传播资产阶级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势必对我意识形态领域造成影响和冲击，对我们党一元化指导思想构成挑战。

第二，信息真假难以辨别。新媒体传播信息的多元复杂，使人们接受的信息量很大，这些信息有的是真实有效的，有的是虚假甚至是恶意的，更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新媒体，散布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客观事实的反动言论，给人民群众的思想带来混乱。

第三，控制能力有所削弱。新媒体传播的虚拟性、隐蔽性和开放性使其信息的传递、交流具有很大的自由空间，人们不再仅仅听从单方面的报道和阐释，传播的教育色彩被淡化，传播的娱乐价值上升。所以，在各种信息传播中，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要说服群众，为民众所接受，发挥其教育引导群众的功能，其难度越来越大。

三、运用新媒体密切党群关系的对策思考

各种新媒体迅速发展和在群众中的广泛普及，使群众的权利意识和文化素质得到不断提高，其对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需求不断增强，对党政权力的公开透明、便民高效运行，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的日常活动都处在群众的关注和监督之下。新媒体多向即时互动、去中心化耗散传播和交互关注的问政、反腐，无不彰显出新媒体在沟通和动员方面的强大威力，这就需要我们在当前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善于运用新媒体，进行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落实和建章立制。

1、积极应对，提高党员干部对新媒体的认识

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是通讯社，个个都有麦克风”。网络舆论虽不是主流的声音，但它是整个社会的一个“晴雨表”。所以，如何做到对网络舆论既重视，又不片面迎合，这是领导干部需要重视的一个问题。

第一，不害怕。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了传统媒体的单向传播、单向灌输的模式，习惯了舆论环境的单纯和“大一统”，而新兴媒体的兴起，使过去被动接受信息的受众变成了今天的报道员和评论员，过去许多被沉默的声音在今天也许会引起轰动，成为关注或焦点，这样使得有些同志感到惶恐和害怕。其实我们要看到，这些问题都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关注的问题，民间表达总是需要渠道，所以领导干部应该要研究面对不同声音的包容心态，同时也要征求人民群众提出的各种意见和建议，主动打造交流的平台，了解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改进我们的工作。

第二，不轻信。我们常说网络创造了眼球经济，要吸引眼球，所以网络舆论常常比较敏感化、情绪化，有时还带有非理性色彩。网络传播的即时性也往往让人不经仔细思考、深入分析就发表意见。领导干部要提升把握舆情焦点的洞察能力，从表面深入事情的本质和核心，要密切关注网络舆情的变化，关注社会公众的议论和关注的问题，主动进行提示，进行有效的引导。

第三，不逃避。应该说全面网络时代的到来是不能改变的现实。我们只能顺应潮流，争取主动，才能在开放的舆论空间中树立起主旋律的风向标。这就要求我们领导干部要树立引导舆论的责任意识。一是在各种文化交流、交融、交换中要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和立场。二是要掌握新媒体的使用方法；三是要主动运用新媒体，引导舆论，领导干部比普通群众应该掌握更多的信息，我们要善于运用新媒体发挥官方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占领信息发布的制高点，及时为群众解疑释惑。

2、广开渠道，利用新媒体密切联系群众

网络是一种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之上的这样一种手段、一种平台。领导干部应该经常上网倾听群众的呼声。比如人民网的“观点”，光明网的“光明观察”，新华网的“言论”。领导干部还更要重视本单位、本地区自己的网络，了解来自网络上的批评建议，更好地改进自己的工作。

各级党员干部要通过个人网站、论坛、博客，开辟“民声通道”、“网上信访”、“人民心声”等栏目，拓展和畅通社情民意表达渠道，使人民群众能够真实表达所思、所忧、所怨、所盼，从中了解民情民意，汇集民心民智。针对重大新闻事件的前端征兆，在政府网上设置热点问题在线调查，广泛听取网民心声和诉求，对群众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和需求，层层跟踪督办，回访落实情况，确保群众反映的问题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要利用新媒体提供的便捷条件，创新多种监督方式和手段，依靠公众舆论力量规范党员干部行为，增强拒腐防变能力。

政府网站建设是利用新媒体建立通道的重要措施。现在政府网站和官方媒体的网站建立很完善，但是应用得很差。政府网站运用的效果以及老百姓对它们的期待反差非常大，甚至群众指出网站 “撂荒”。“撂荒”指重建设、轻管理、内容陈旧、对群众吸引力不强。某些政府网站信息和服务的覆盖面不够，实用性程度比较低。有的政府网站，现在看到的还是多年前对网友的一条反馈，再往下就没了。一些政府网站已经沦为了一种摆设，空有其壳，少有实质内容。各级政府官员要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为群众服务的意识，把网络、政府网站作为关心群众疾苦、了解民意、解决问题的重要平台和通道，努力做到来信、来电要给一个回复、给一个反馈，从而树立起良好的形象。政府网站要真正活起来、运作起来，要和对各级政府的考核挂起钩来。

政务微博是一个新生事物，近一两年的时间发展非常快，爆发式的增长。政务微博的创办应该说拉近了机关和老百姓的距离，成为党和政府与网民之间的新的沟通和政民互动的新渠道，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从长远发展来看，政务微博将会成为今后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一个主渠道，也可以成为政府对于网民有效服务、有效互动的一种桥梁。但是也出现一些情况，在发展当中需要进一步完善。一份专业报告称，当前的政务微博当中，80%患上了“痴呆症”，既盲又聋，一直在自言自语，起不到和群众沟通的作用。

3、完善制度，建立危机预防和应急机制

新媒体的开放性和隐匿性，使公众舆论往往呈现出一定的盲目性和不确定性，甚至以偏激和非理性的谩骂与攻击来表达观点。如果我们不能有效管理网络媒体，一旦遭遇重大事件就可能失语或失控，势必对社会稳定带来灾难性影响。

首先，要建立沟通协调机制。新媒体的管理涉及宣传、广电、通信、公安、安全等多个部门。建立多部门沟通协调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责任不明、效率不高、推诿扯皮等现象。因此，要整合新媒体管理的相关行政资源，形成党委统一领导、统一部署、协调各方、共同管理的体制机制，改变“多头管理、都管都不管”的情况。要严格落实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管理的要求，建立权威、协调、高效、完整的管理责任链。各省市新闻网站、商业网站和公安网监要形成互动机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通报各自掌握情况，在重大事件和敏感问题上，及时沟通，统一步调，形成合力。

其次，要建立信息监管体系。加强对互联网舆论的监管和引导，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监管机制，是规范网络秩序、净化网络环境的重要保证。各省市要设立信息传播研究中心，建立一支专业民意调查队伍，负责对社会各类信息的监测、收集和研判，确保在第一时间报送事态发展情况。还要建设一支有影响力、有说服力、贴近网民、令人信服的网络评论员队伍，引导公众舆论、宣传党和政府主张。各级领导应定期听取舆情综合分析报告，针对舆论热点敏感问题，及时发布权威信息，正确引导媒体舆论，遇有重要舆情和敏感信息要随时进行分析和处理。要通过立法规范、网络实名等形式，建立完善监控举报体系，大力消除不良信息流通。要会同公安有关部门，严厉打击发布恶意信息和非法内容的个人和网站，公开进行宣传报道，警示和引导公众自觉遵守网络道德，共同营造文明健康的精神家园。

第三，要建立应急处理机制。实践证明，处置突发公共事件，正确引导舆论是一个关键；一旦舆论引导不当，就可能造成舆论危机，引发社会危机。因此，党员干部在处置突发公共事件中，要把握好先机，第一时间抢占信息制高点，不给谣言和小道消息以传播空间。要按照信息公开原则，采取新闻发布会、记者专访、网上答记者问等形式，随时与媒体记者保持密切联系，及时、公开、透明地提供权威信息和解释，形成媒体监督和群众监督的合力；要采取协商对话、现场交流、沟通引导等形式，积极疏导公众情绪，有针对性地化解社会矛盾，尽早赢得广大公众的谅解和信任。

习近平指出：领导干部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联系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服务群众、团结群众的工作，不断提高群众工作水平。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不断给执政党做好群众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挑战。新媒体技术以其独特的方式介入到社会各个领域，成为政治、文化、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成为党群沟通的有效渠道。必须高度重视这一时代特征，不断深入研究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党的群众路线才能真正落到实处、收到成效。

参考资料：

1、《新媒体与党群关系研究》（党政干部论坛）

2、《中央党校地厅班谈“新媒体时代党的群众工作”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3、徐宝义：《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运用新媒体密切党群关系初探》

4、《走好群众路线要善用新媒体》（求是理论网）

5、《中共中央办公厅通讯*党的群众教育实践活动专刊》（2013第9期）

第五篇：论新媒体时代政府形象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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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媒体时代政府形象的塑造

名称：论新媒体时代政府形象的塑造 文章整理：

上海代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日期

2014 年

07 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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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媒体时代政府形象的塑造

摘要：在媒介高度融合的全媒体传播时代，政府形象塑造作为常态的沟通与传播管理，使执政理念得以流通，让百姓在知情的前提下参与社会管理。本文将重点讨论在新媒体时代对政府形象的影响以及如何塑造政府形象。关键词：新媒体

政府形象

塑造

近几年来，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政府执政环境也相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媒体是新的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鉴于当前网络融合、媒介融合的发展态势，从广义的网络层面说，新媒体也可以称之为网络媒体。而政府形象塑造与网络媒体之间关系密切，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政府执政能力建设与形象塑造都受到新媒体的巨大挑战。

一、新媒体在塑造政府形象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公众社会，政府形象如何，对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特别是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媒体在这方面有不可替代的责任。现代社会的不断进步，进一步凸现了公民社会的地位与作用，而公民社会的日显重要与新闻媒介的社会参与及舆论监督是密不可分的。作为政治国家相对独立的社会自治领域，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在相当程度上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等传媒，以‘公众舆论’的形式与代表政治国家的官方进行沟通、对话，进而实现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良性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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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广大公民享有充分发表自己意见和观点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可以对国家公职人员的职务行为进行评议和监督，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包括领导干部）的腐败现象进行揭露、谴责和控诉，因而公众的舆论监督可以形成一种无形而又巨大的舆论压力，督促国家机关切实履行其为公民服务、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承诺和职责，同时对有被滥用危险的公共权力进行有力的制约，对关涉国计民生的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进行有效的监督。显然，在这里，媒体作为具有一种特殊性质的社会公器，是一个舆论载体，而公民社会中的公众，则是一个民间的舆论场，两者共存于当下这个社会中，形成了特殊的公共部分。媒体通过自身的得天独厚的舆论监督加大增进了公众对媒体的介入和信任；反过来，公众通过媒体的舆论监督，促进了现代公民社会的形成。这两个舆论场的重合、互动，构成了现代社会健康文明发展的有效机制。新闻舆论监督通过公民社会的形成促进社会文明进步，新闻媒体已经成为建构公民社会的重要机制之一。而这种机制，在今天，已经通过媒体、网络，包括手机短讯等领域，深入到社会，深入到千家万户，深入到人的思想、行为之中。

二、新媒体时代对政府形象的挑战

自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引入我国以来，以互联网和手机为主要载体的新媒体日益成为社会舆论集散地和放大器，不论是国内重大事件还是国际重大事件，都能马上形成网上舆论。从2003年的“网络舆论年”、2006年的“网络暴力”到2008年的“网络监督”，新媒体在舆论形成和传播过程中已完成了从配角到主角的转换，互联网成为新闻舆论独立源头，网络结合手机成为最强舆论载体。特别是由于我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变革时期和矛盾凸显期，作为社会矛盾和社会利益冲突表现形式的突发公共事件频频发生，互联网作为一种便捷而有效的工具，与各类突发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使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少有的舆论超强磁场。与此同时，新媒体舆论关注的议题正在向社会议题、政治议题快速转化，新媒体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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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化、政治化、现实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一）影响政治上的安定团结，危害意识形态安全

新媒体作为公共信息传播技术平台，很容易成为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和腐朽文化传播的新渠道，思想交锋和舆论斗争的新阵地。近年来，境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借助国内重大政治活动、公共突发事件、热点问题等机会，不断地肆意夸大和歪曲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矛盾，煽动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民族团结，挑动民族分裂，宣扬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企图达到“西化”、“分化”中国的目的。比如在2008年的藏独事件等，借助新媒体的意识形态斗争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很容易误导不明真相的群众，这一点尤其值得警惕。

（二）损害政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容易造成信任危机

政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失去了公信力的政府无法得到公众支持，也无法实现对经济社会的有效治理，甚至难以为继。我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时期，由于非物质文化总是滞后于物质文化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快于观念和制度的变革，因而人们总是生活在不适应状态中，极易滋生诸如浮躁、失衡、焦虑、空虚、郁闷、偏激等不良心态。如果这种新媒体时代政府所面临的舆论挑战及应对策略的心态得不到有效引导，往往会形成“仇官”、“仇富”等情绪化舆论，从政府及其官员身上找到“渲泄口”，而新媒体正好提供了这样的条件。

（三）舆论引导的难度加大，舆论领域的秩序较为混乱

新媒体消解了国家对媒体的绝对控制以及传统媒体对话语权的垄断，使传统的“把关人”作用弱化以致丧失，导致舆论的源头不可控，传播速度不可控，内容分散不可控，舆论容易放大不可控。由于传统的舆论引导模式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失灵，而新的引导模式又未建立，联系电话;0451-51806797 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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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舆论引导空白环节，舆论失范现象时有发生 ：比如社会舆论分散、网络色情泛滥、隐私披露、谣言增多导致妖言惑众、偏激和非理性、谩骂与攻击、群体盲从与冲动、国外文

［3］舆论引导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的失控、失范现象，造成了思想意化入侵等问题相继出现。识领域的混乱，也给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风险和隐患。

（四）网络群体性事件频发，危害公共管理秩序。

凭借手机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微博等载体，新媒体舆论已具备社会动员效应，“组织化”、“落地化”成为现实，网上虚拟社会和现实社会相互影响，特别是病毒式传播的情绪舆论极具感染力和煽动性，能在短时间内形成较大声势，引发群体性、政治性突发事件。政府为了处理这些事件不得不耗费大量的行政资源，影响正常的公共管理秩序。此外，涉官、涉法、涉富的“人肉搜索”的滥用，导致诸如“网上审判”、“网上罢官”等极端个案的出现，干扰了社会秩序，影响了政府权力的正常行使。

三、政府运用新媒体塑造政府形象的对策

（一）建立健全政府的信息公开立法

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目的在于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进一步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是塑造政府形象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满足受众知情权的必需。但如果没有信息公开立法的保障，并不能必然使公众拥有知情权和监督权。从全国范围看，信息公开的法律保障方面还很不完善。但由于缺少统一的法律对有关问题进行明确和规范，许多所谓的政务公开和新闻发布只是停留于形式和表面。政府是信息公开的义务人，公众是信息公开的权利者，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制度来限制、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也就无从谈起。2003年的非典和2004年的禽流感事件都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在现代社会，突发性事件越来越多，隐瞒公开信息必将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因此必须保证突发信息在内的所有信息的自由、全面、联系电话;0451-51806797 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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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地公开。

（二）引人并强化政府公关意识，创新政府对媒体的监管调控方式，营造相对宽松的媒介环境，促进媒介健康发展

当前正处在政府职能转换的时期，政府由过去的大包大揽，转向服务型政府。要由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威性的政府到一个廉洁、高效、透明、亲和的政府，这其中政府公关行为和公关意识的引人和强化至关重要。所谓政府公关，就是政府为了更好地管理社会事务，争取公众对政府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运用各种传播手段，与社会公众进行信息沟通的过程。政府公关意识的引入，也还意味着一种积极主动的意识和平等意识。避免随便动用政府的行政命令，而是主动去掌握和适应新闻传播规律，使自身具备主动利用新闻媒体的基础。具体而言，就是不能用新闻宣传来取代信息传播，而是选取二者的交叉处人手，使宣传更潜移默化。在公共信息传播方面，与媒体形成良好的合作机制。

（三）推动新闻立法，将政府与传媒的关系纳人法制化轨道

构建政府与媒体的良性互动关系要依靠法制的力量。十七大报告指出，要进一步加强新闻舆论监督工作，同时在报告还首次写入了公民的“表达权”。目前我国还没有出台《新闻法》，政府对传媒的管理主要还是以行政手段为主，依据的主要是行业协会以及有关主管部门制定的相关规定。有的法规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已不适应今天的传媒实践，有的规定不具有强制性，形同虚设。如禁止有偿新闻的规定。一方面，新闻媒介的报道权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另一方面，在多重利益的争夺下，传媒有失操守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因而加快新闻立法，保障新闻传媒的权利，使传媒在反映民清民意，代表公众行使舆论监督权方面有法可依，同时也规范传媒的操守，监督其行为，确保其作为政府与公众之间沟通的平台。

为此，对于新闻媒体在政府形象建构中的作用我们也必须有个清醒的认识。首先，新闻媒体在政府形象构建中并不居于主体位置，它只是对主体(政府)形象的传播。对政府形象起 联系电话;0451-51806797 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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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源性、基础性制约的是政府的实际运转。因此决不可能不顾及政府的实际运转状况，一味地去谈论和追求政府的所谓良好形象。另外新闻媒体对政府形象的构建有时也可能起负面效应：一种情况是新闻媒体对政府形象大发脱离实际的、溢美之词，导致公众的反感；另一种情况是在政府形象建构中采取偏激或歪曲态度，导致公众对政府的厌恶和排斥。故政府在利用媒体宣传自身的同时还要加强自身建设，首先“做出个好形象来”。媒体在政府形象建构中，既要自觉维护，更要实事求是，要把自身利益与社会责任意识结合起来，真正的造福于社会，造福于人民。

参考文献：

［1］田卉，柯惠新.网络环境下的舆论形成模式及调控分析［J］.现代传播，2010［2］钟瑛，余秀才.1998—2009重大网络舆论事件及其传播特征探析［J］.新闻与传播，2011，（1）.［3］董天策.网络新闻传播学［M］.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4]周洋.打造全媒体时代的核心竞争力[J].新闻前哨，2009(11).[5]彭兰.媒介融合方向下的四个关键变革[J].青年记者，2009(2).[6]郭庆光.传播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14.联系电话;0451-51806797 第 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