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改革司法体制根治司法腐败
司法公正是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 社会 话题。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依然存在着许多执法不严、有法不依、司法腐败的现象,影响 了我国的司法公正,笔者就根治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谈一谈自己的见解。
一、正确认识司法腐败的含义
司法公正一直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理想和价值目标,许多 政治 家和仁人志士、专家学者,都曾为寻觅和实现司法公正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千百年来,司法公正一直是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话题。司法公正是司法机关工作的永恒主题,也是全社会的价值取向。社会对司法机关的期望,是司法机关的价值取向和工作目标。有些人认为,凡是法院错判就是司法不公正,凡是不公正就是司法腐败,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尽管公正是人们的主观判断,公正作为人们的价值追求,它不但与人的主观需要相关,而且它还与客体的客观属性相联系。对于凡是法官没有利用审判职权谋取私利的,而是由于法官认识错误或者业务水平不高造成所办案件错误的,都不是司法腐败。反过来说,如果法官在审判过程中收取了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即使判决结果是正确的,也属于司法腐败。
司法腐败,“当之无愧”是司法公正的头号敌人。在各种腐败当中,司法腐败的实际危害性最大,也最令老百姓痛恨。法官是掌握审判权的人,是社会正义和公信的守护者。司法是社会正常秩序的最后一道保护屏障,司法一旦与腐败结缘,社会秩序就会陷入不公、不正、不义之中,失去了健康有序,失去了公平正义。为了维护司法的公正,我们的反腐败矛头应毫不犹豫直指司法腐败。“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是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 问题,这些寄生于权力土壤的司法,成了滋生腐败的“温床”。腐败有许许多多的表现形式,但最主要的 内容 是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或权官交易)、权色交易和权力对司法的干涉。其实质不是出于对 法律 的忠诚,而是以权谋私、对于既得利益进行权衡,徇私枉法、贪赃枉法的结果。
二、司法腐败的来源。
第一某些领导干部借着手中掌握的党、政权力,对触及本部门或者个人或者亲属的利益向司法机关发号司令,在法律面前搞特殊化,向司法机关的领导施加压力,干扰司法机关的正常办案,致使司法发生扭曲变形,而走向腐败,这是最大的司法腐败行为,由于这些人的特殊身份,一般人是奈之如何。第二在我们的司法队伍中,也确实存在着一些人为了某些 经济 利益,丧失法律的原则,徇私枉法、贪赃枉法。第三社会外部司法环境的恶化,有一定社会背景的人,现在只要案件一进来,就想方设法托人说情,有几个案件没有“人”找过?甚至给人造成一种错觉,没有托人说情是不正常的。如果没有人说情好象就不正常。
三、要健全完善防止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的保障机制
防止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社会方方面面,不仅司法机关应当重视,全社会都应当重视司法公正问题。健全完善司法公正的保障机制,主要应加强和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建立一支高素质职业化法官队伍
1、建设一支适应司法公正要求的司法队伍,是实现司法公正的保障。司法队伍素质不高,是出现司法不公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这里面一个关键的原因在于执行法律的司法人员的素质问题,其中的素质包括了法律专业知识的缺乏和政治道德素质的欠缺及法官执法的社会环境。我们抓法官职业道德,抓法官行为规范,抓法院廉政建设,就是要从思想 教育 和制度建设等方面防止出现司法腐败。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司法队伍,就是要提高司法人员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法官要有崇高的思想境界,要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培养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金钱观,做到自尊、自爱、自重、自警、自省、自强;要有良好的精神风貌。清贫面前不眼红,困难面前不动摇,挫折面前不低头,待遇面前不攀比,责任面前不推诿,成绩面前不骄傲,始终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尽职尽责;要有高尚的道德修养。要一心为公,摒弃私心杂念。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警惕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要不断加强自我修养,远离低级庸俗;要有强烈的法制观念。要勤学法,学透法,守好法,用准法,摒弃“人比法高”、“权比法大”、“钱比法灵”、“情比法重”等陈旧观念。坚决不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真正为人民掌好权,执好法,实实在在为百姓祛邪气、惩丑恶、扬正气。
2、法官要树正气
众所周知,法官是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天使”。忠于职守、秉公执法、弘扬正气是法官神圣的职责,除恶压邪、为民解难是其义不容辞的义务。正气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正大光明,公正无私,正直坦荡,刚正不阿,坚持真理,秉承正义。倘若法官不讲正气,是非就无法评判,曲直就失去标准,公平就没有尺度,正义就无处伸张,邪恶就势必蔓延。只有讲正气的法官,才能不为金钱所驱使,不为名利所惑,不为酒色所诱惑,不为人情所动,不为权势所迫,不为腐败所奴役。才能真正廉洁奉公、执法如山。才能真正让百姓放心,使人民满意。
(二)健全完善司法公正保障机制
要遏制司法腐败现象,关键是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建设高素质的司法队伍,建立分工合理的司法机构、司法监督机制和司法保障机制,司法腐败将会得到有效遏制,司法公正就会大步向前迈进,靠制度才能治本,从制度上设计出符合 时代 的保障机制。
司法不公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般都认为主要原因是地方保护主义,重点又是各级各部门领导的干预。应该说这种干预是比较普遍的,法院、法官长期工作、生活在一定区域,形成了许多关系包围着法院和法官,司法活动不可能完全摆脱它们的影响。在这种环境中你只要求法官“中立”、“公正”、“刚直不阿”来解决问题是不现实的。
1、实现法官的独立
法官独立是 现代 司法制度的核心和基石,它包括两重含义,即“外部独立”和“内部独立”。前者是指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不受来自司法外部的诸如立法机关、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社会集团的指示、命令和各种形式的干涉;后者是指法官在审判时不受来自法院系统内部的干涉,主要是上级法院和法官的压力,法官独立不仅是一种司法正义的价值目标,更是一套司法独立的制度体系。
第二篇:司法腐败、司法不公正的制度性因素及其改革.
司法腐败、司法不公正的制度性因素及
其改革(1)
司法是一个国家和平时期的一道防线,是社会公正的最后屏障,如果放任司法不公,司法的腐败现象继续滋生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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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官、检察官制度还不够健全且有的相互矛盾或重复。
(四)司法公开制度还未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
四、我国防治司法腐败的改革性措施
结合前述现行我国防治司法腐败的各项制度及制度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弊端,特提出以下几项改革措施:
(一)改革法官、检察官选任制度
随着法官法、检察官法的修订和我国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实行,我国的法官、检察官选任制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进。但客观地说,我国的法官、检察官选任制度还很不完善,以至于严重制约和影响着法官、检察官队伍的优化和素质的提高,即不利司法公正的实现,也不利于司法腐败的防治。因此,还需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并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对我国现行的法官、检察官选任制度进行进一步的改革。
1、提高法官、检察官的任职条件
在多数国家,担任法官、检察官的学历都被限定为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这是因为法官、检察官作为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作为法律的守护者,必须具备专门法律知识和独特的思考论证方法;而这只有通过专门的培养和训练才能获捍。从2001年开始,我国的法官、检察官任职的学历条件必须达到本科毕业以上。同时;修订后的法官法和检察官法规定建立统一的国家司法考试制度,任何人获得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资格必须参加国家司法考试并且成绩合格,获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当前,进行司法改革,实现司法公正,防治司法腐败已成为人民群众的强烈求,而达到这一求,其根本的途径就是提高法官、检察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以素质促公正、防腐败,因此,进一步提高法官、检察官的任职条件已是时代的求、人民的期盼。国家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将法官、检察官任职的学历条件进一步提高的法学本科专业毕业。这样,既可以极大的提高法官、检察官的专业素质,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防治司法腐败,有可以促进高等法学教育的健康发展,真可谓一举两得的上上策。
2、建立法官、检察官任前培训或研修制度
在国外,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在参加司法考试合格后,还必须经过一定时期的培训或实习,才能出任法官或检察官。例如,在法国,未来的法官必须在大学读完4年法律课程,通过大学毕业考试后,还必须通过有政府主持的考试,考试合格者便可进入国立法官学院进行为期31个月的专业培训,然后通过第二次考试,合格者还进行6个月的专业培训。
国外对法官、检察官实行任前培训或研修制度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实行这一制度,可以依法学专业的毕业生在参加国家司法考试合格后受到相应的业务培训,获得从事实际工作的专业技能,从而更好的适应司法工作专业化的求。
3、建立从律师或法学教师中选任法官、检察官的制度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如果说法院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法官就是这道防线的守门人。因此,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一般都从律师中选任,取得律师资格并且有一定期限的律师执业经验是担任法官的必条件。例如,在美国,只有在大学法学院毕业并获得JD学位(即法律职业博士),经过严格的律师资格考试合格,并有若干年从事律师工作经验的律师或法学教授才具有担任联邦法院法官的资格。全美2.8万名法官几乎都是从律师(特别是出庭律师)中选拔出来的。在澳大利亚,县级以上各级法院的法官,不仅求必须是法律职业的合格成员,而且法律明文规定必须具有从事该职业的最低年限的学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从律师队伍中吸收过来的。
许多国家从律师中选任法官的做法,是他们长期经验的积累,实践证明是十分成功的,起实际效果也是十分明显的。同样的道理,也可以考虑从法学教授或副教授中选任法官、检察官。
4、建立法官、检察官逐级晋升制度
司法职业是一项神圣的职业,在司法活动中,不仅法官作出的裁判具有权威性,而且法官个人也具有很高的社会声誉和威望,深受民众的尊重。法官的这种威望和尊严,往往与其年龄与阅历有着很大的关系。这就是英美法系国家求法官“年长、经验、精美”的重理由。他们认为,法官必须“具有法律知识和经验,判断和分析能力,有良好的决定和交流技巧。富有权威、道德、公正;能够理解普通人 社会,性格温和,有礼貌和尊严,对社会服务具有责任。法官这种知识、经验、能力、技巧、性格及尊严的获得,除了依赖于长期的律师工作经历或大学法学教学工作经历外,在一些国家还依赖于他们建立和实施的法官及检察官逐级晋升制度。这种逐级晋升的制度有利法官、检察官受到各种审判、检察岗位的训练,不断积累工作经验和提高工作水平,从而为司法公正打下坚实的基础,提供充分的保障,同时也使法官、检察官感到其职位来之不易而倍感珍惜,保持谨慎而有效地预防司法腐败的发生。
5、实行法院院长、检察长只能从法官、检察官中选任的制度
长期以来,我国各级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和各级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副检察长从党政机关调任的情况比较普遍。法院院长和检察长从党政机关调任,由于其知识、经验和能力所限,显然无法真正地承担起对案件进行审批和最后把关的重任,从而也就无法保证案件质量和实现司法公正。因此,我国可以考虑规定法院院长和检察长只能从法官、检察官中产生,将有力地推动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和司法公正、司法独立的真正实现。
(二)司法公开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我国法院的公开审判制度现在基本上是流于形式,造成“暗箱操作”,进而产生司法腐败,破坏法院的公正形象并导致人们对法院的信任危机。因此,真正贯彻审判公开原则,必须对现行的审判体制进行改革,如取消案件审批制度、案件请示制度、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制度,转而实行法官独立审判制度。同时,还需建立证人、鉴定人出庭人作证制度、法庭当庭评判制度、人民检察院起诉公开制度、执行公开制度等一系列与司法公开制度相配套的制度。
(三)回避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古今中外从程序制度上防止司法不公,防范司法人员枉法裁判,尽可能减少司法腐败的典型做法就是加强及完善司法人员的回避制度。在我国的司法制度中,无论是刑事诉讼、民事诉讼,都实行回避制度,即审判人员和其他有关人员遇到法律规定不宜参加案件审理的情形时,而退出案件审理等诉讼活动的一项制度。该制度的实行,即从程序上保证执掌司法权利的人员,能不受厉害关系的影响,保障诉讼的客观公正。但从具体实践操作来看,我们还需从增设职权回避,明确未依法回避的法律后果,建立法官、检察官简历、家庭情况公告制等等一系列改革与完善我国现行司法回避制度的措施。
摘司法是一个国家和平时期的一道防线,是社会公正的最后屏障,如果放任司法不公,司法的腐败现象继续滋生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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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避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可以从程序上确保与案件有厉害关系的人不介入到诉讼。避免损害一方后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实现程序公正以及是否受到其他因素影响,进而有利于防止司法腐败的发生。
(四)审级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我国在审级制度上实行的是两审终审制,近来有学者提出在我国实行三审终审制,认为两审终审制造成了我国刑事诉讼、民事诉讼中终审法院级别较低的状况,会产生多方面的负面影响,如终审法院的审判水平较低,一、二审法院由于业务往来,导致两极法院情感上亲近,二审法院会更多地倾向一审法院,易于产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象。同时终审法院接近案源地,受到各种人情网影响较大,终审法院也容易形成地方保护主义等不良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司法腐败及司法不公。而从程度制度出发,设置三审终审制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下级法院在审理一些案件中出现的错误,加大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审级监督力度,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三审终极制度的设立,并不是彻底否定现存的两审终审,而是在两审终审制下,辅之以三审终审作补充,以充分完善各审级法院之间的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实行法院系统之间的制约关系,确保司法廉洁公正。
(五)建立评估司法制度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本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进行监督的形式之一就是听取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对该工作报告进行审议、评议并最终表决是否通过。该项制度其实就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法院、检察院工作的评估,而且是最有力、最有权威性的评估,体现了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所行使的监督职能。
近几年来,我国新闻媒体及社会各界都极其关注司法腐败及司法不公问题,许多人对司法工作表现出极大的不满。据了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代表们围绕司法腐败、司法不公发表意见的频率很高,反应了代表们对两院工作的不满意。这无疑可以作为两院工作的评估指标之一。
人民代表大会对两院工作报告的审议制度是一项很重的评估司法的制度,长时可完善该制度仍有待我们进一步控索。如代表们在大会期间的意见、讲话,代表们对两院工作的质询案,代表们对两院工作报告表决的通过率,代表们对两院工作提出的建议等各个方面,都可以说是体现了代表们对两院的评估意见。建立、健全上述相关制度及措施是必的,也是可行的。我国指定相关的法律;一方面也可以健全人大代表对两院工作报告的评议制度;更好的监督两院工作的合法有效进行。
(六)建立财产申报制度
建立公正独立的司法制度,就必须给予司法者相当的物质保障。正如美国思想启蒙人汗密尔顿所说,薪俸固定是除职务固定之外,最有助于维护法官独立者,而且“对某人生活有控制权等于对其意志有控制权”。为了能及时准确地掌握法官、检察官对利益的需求及其标准,有必实行法官、检察官财产申报制,公开法官、检察官的财产,这才是养廉防腐的重防线。现在;许多西方国家早已对国家公务员实行财产申报制。随着我国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斗争的不断深入,对司法腐败进行防治的议案也层出不穷,实行财产申报制就是其中之一。我国实行财产申报制已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
(七)建立法官、检察官的身份和物质保障制度
1、对法官、检察官实行有任期前置的终身制
在国外,大多数国家对法官实行终身制,当然也有少数国家实行任期制或兼采任期制与终身制。
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日本、泰国、印度、巴西、墨西哥等许多国家都对法官实行终身制,且规定有退休年龄,法官达到退休年龄时应当退休。借鉴多数国家的做法,我国亦应实行法官、检察官终身制。这是因为,实行这一制度,即有利于解除法官、检察官的后顾之忧,维护和保障司法独立,也有利于法官、检察官珍惜来之不易的优越地位,从而放弃贪心和贪行,进而有力地预防司法腐败的发生。
2、对法官、检察官逐步实行高薪制
由于我国经济上不发达,税收有限,财政困难,加之国家公职人员队伍庞大,法官、检察官数量众多而整体素质偏低,因而国家难以在短期内只对法官、检察官实行高薪制。但从国外的成功经验来看,对法官、检察官逐步实行高薪养廉是客观求和必由之路。
在我国,随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司法机关和法官、检察官的地位将不断提高,相应地,法官、检察官的工资与待遇亦应得到较大幅度的提高。国家较大幅度地提高法官、检察官的工资待遇,这是做的到的,也是值得的,对实现司法公正、社会公正具有特别重的意义。从优待“司”,从而提升其社会地位,无疑应是防止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的基本条件之一。
总之,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的产生有着复杂的主观和客观原因,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通过长期不懈地努力,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才能加以根治。
主参考文献:
1、王利民《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出版,2001年第2版,第5页
2、北京大学研究生院《法治之路:司法改革的对话〈陈瑞华的主题发言:司法权的性质〉》,载于《北大法律信息网》
3、邝少明《论司法公正与我国司法体制改革》,载于《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2期,第122页
4、肖扬《人民法院改革的进程与展望》,载于《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第8页
5、邓思清《论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载于《中国法学》2003年第3 期
左卫民《司法改革的十大理念》载于《中国律师》2003年11期
第三篇:体制内司法改革的法理思考
体制内司法改革的法理思考
祁建平
(肇庆学院政法系,广东肇庆526061)
摘要:司法改革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性问题。立足于现行宪政体制,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价值目标,是我国司法改革的务实思路。对我国目前而言,司法改革,除了内在体制、理念的变革外,也包括外在形式的各种符号性变化。“法官职业化”凸显了司法改革对“人的因素”的关注,它与司法外部构造上的“非地方化”和内部管理上的“非行政化”—起构成了目前和今后我国司法改革的方向。程序是司法之特殊所在,故司法程序改革应当是司法改革的基础性问题。司法改革的理想是实现现代司法理念引领下的公平与正义,追求司法权的独立,然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必然是—个渐进的漫长过程。
关键词:司法改革;符号性形变;法官职业化;程序改革;渐进性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Jurisprudential Thoughts about Judicial Reform within Current SystemQI Jian-ping
(Political and Law Department, Zhaoqing Institute, Zhaoqing, Guangdong, China 526061)
Abstract: Judicial reform is now a common problem facing the countries in the world.Based on the current constitutional system, it is a practical plan to make it a value goal to protect the whole social interest.For China today, besides the changes of system and conception, judicial reform should include all kinds of external symbolic changes.Giving prominence to judicial reform’s great attention to personnel, judiciary professionalism, along with the non-localism in external judicial figuration and the non-administrations in internal managements, represents the direction of China’s judicial reform of the time and in future.Since procedure is characteristic of jurisdiction, judicial procedure’s reform should be a rudimentary problem.Directed with modern judicial conception, the ideal of judicial reform is to realize equity and justice.The realization of objective abovementioned, however, must be a long progression.Key words: Judicial reform;Symbolic external changes;Judiciary professionalism;Procedural reform;Progressiveness
自上世纪开始,世界各主要国相继开始了旨在提高效能、维护司法公正的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司法改革,我国的司法改革也已经开始进行了十几年。司法改革,是一个涉及到国家政治体制和司法运作的根本性、制度性问题,多年来我国学者在这方面已有诸多探讨并取得共识,这些共识的核心点即司法改革的主要障碍来自于体制性因素。故此,本文拟从另一个角度思考问题:司法改革不能等到所有条件尤其是政治体制条件成熟后再进行,在现有体制框架内我们能做些什么?事实上,这些年来,我国的司法改革就是在现行体制框架内进行的,尽管这些体制内的有限的渐进性改革距离司法改革的价值目标还相差甚远,但是以一种务实的眼光来看,这种有限的渐进性改革意义同样重要。
一、司法改革:全球化背景下法制现代化的大势所趋
当代以经济全球化为先导的全球化运动给法律制度也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因为法律作为文化现象不可能脱离社会存在,法律思维方式的全球化,正是全球化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各国司法都面临着诉讼迟延、成本较高、整体运行效率低下等共同问题,所以自上世纪开始世界各主要国即开始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司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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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祁建平(1965-),男,汉,甘肃徽县人,肇庆学院副教授,法学硕士,主要从事法理、宪法研究。在很长一段时期,英国一直奉行彻底的当事人主义,法官在诉讼中角色十分消极,作用极为有限,英国法官也常以此为荣。但是进入20世纪以来,英国司法诉讼制度固有弊端日渐突出,所 以早在1953年,拉蒙德•埃弗西爵士等法律界人士就直言不讳地建议改革“现行法院规则”。1998年12月,英国公布了《司法现代化》白皮书,阐述了政府对民事司法改革的一般性观点。作为奉行彻底的当事人主义的另一个主要西方大国国家,美国司法制度长期以来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诉讼迟延,二是费用高昂。因此自80年代以来,美国对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先后进行了几次大的修改,1986年美国法律协会提出了简化民事诉讼和降低诉讼费用的具体建议,1990年美国联邦法院研究委员会也成立类似组织,针对民事诉讼制度尤其是联邦民事诉讼制度进行讨论。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的代表,德国民事司法改革始于20世纪70年代,其指导思想比较明确,即在审判机构和审判人员数量有限的情况下,保证在合理的期间内完成对数量不断增加的诉讼案件的及时和充分审理,同时将成本耗费控制在国家可以承受的范围内。意大利则从20世纪70年代起开始对民事诉讼制度进行改革,主要是扩大适用简易裁决的范围以替代普通诉讼程序,以应付越来越重的案件压力。在我国台湾地区,目前民事诉讼制度仍以1935年南京政府颁布的民事诉讼法为基础,但已历经多次修改,而最近一次修改则在1999年2月3日,主要针对调解程序、简易程序以及人事诉讼程序进行修正,并增加小额诉讼程序,遂使民事诉讼程序更臻完备。
国家司法体制作为一种组织制度,从本质上说是对国家司法权力和职能的一种授予和配置,而司法权作为一种运用法律裁判案件的权力,则在于其必须具有中立性、正当性和终极性。因此,确立司法体制,就必须满足司法权的这一特质,只有确立了这样一种体制,才有可能保证司法权的良性运行和司法职能的正常发挥。世界上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基本都是按照司法权的这一特质来构建其司法体制的,它们的司法实践也有力地证明了按照这一特质构建的司法体制是完全适合司法工作的本质要求和内在规律的,是行之有效的。而深入分析我国现行司法体制的结构,其实不难发现,它与其本应具有的中立性、正当性、终极性的本质要求是有相当差距的。所以,我国现在进行的司法改革,我们既可以认为是世界性大趋势的一部分,也可以认为是顺应司法体制本质规定性的客观必然。
不存在绝对完善或永远完善的司法制度。任何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即使原来形成的时候是“完善”的,但随着社会进步和发展,也会落后于现实需要,从而由“完善”到“不完善”。因此,司法改革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性问题。作为一个努力实现法制现代化、大力推进“依法治国”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也不例外。
二、我国司法改革的务实思路:立足于现行宪政体制,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价值目标
如果超越现行宪政体制进行“体制外司法改革”,那么不能回避的问题是:第一,何以为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实质性目标?是西方的司法独立、某些国家的作法还是其他目标?第二,如何处理司法体制与政治体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兼容问题?第三,司法机关本身是否具备根本性司法改革的能力和具备实行创新司法制度的素质?显然,现行体制外的改革,目前条件还不成熟。
所以,我国司法改革的务实思路:立足于现行宪政体制,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价值目标。为此,应科学地制定、设计体制内司法改革目标蓝图,立足本国,适度借鉴西方社会已成为的法治经验,使我国的司法改革逐步走向深入。具体而言,这种体制内司法改革可以从两个阶段进行:
(1)在最高人民法院的5年司法改革方案的基础上,主要进行以下制度的改革:法官制度、法官人事制度、上下级法院关系制度、法院经济制度、审判组织制度、陪审团制度、建立专家咨询机构制度、建立违宪诉讼审判制度等。(2)在第一阶段取得成功的基础上,以法官地位中立为目标,对司法管辖区、法官地位、法官角色、审级制度、任命制度等进行改革。
司法的价值取向是决定司法体制改革价值取舍的基础。在我国,法官代表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理论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人们一直认为,司法权本来就是国家权力的一部分,法院只能是国家利益的维护者,当国家、社会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法院只能站在国家立场上。然而,20世纪以来,在全球法治主义日盛、权利意识觉醒的时代背景下,国家主义注定了日渐衰微。在法治国家中,国家利益泛指一切国家法律予以保护的利益,也就是说,某一利益,一旦经国家法律规定和确认,就成为国家利益并受法律保护。因此,国家利益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所有法律保护的利益都可以称之为国家利益。在一个特定的案件或某一纠纷中,法律所保护的所有国家利益之间会发生冲突,需要法官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做出裁定,判断和阐述哪一个利益超出了法律保护的范围。如果在此情况下,法官不分青红皂白地判定所有以国家为主体的利益都必须受法律保护,排斥保护那些非国家为主体的利益,那么势必既损害了案件中非国家主体一方的具体权益,也破坏了法律的威严,更长远的说也滋生了可能危及社会和谐的潜在因素。因此,并不是只有那些以国家为主体的利益才可以构成国家利益,必须区分国家利益和以国家为主体的利益之间的区别。只有当个人利益、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受到同样保护,才可以说该社会是一个民主、法治、和谐的社会,才是在更深刻的意义上维护国家整体利益。所以,司法的任务就在于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对纠纷进行裁断,在涉及到国家利益的是非中,不能够为了以国家为主体的一方的利益而忽视甚至损害个人和社会的利益。在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司法体制改革中,尤其应该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应把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价值目标。只有如此,才能发挥司法在维持社会和谐方面的盾牌功能
三、“符号性形变”:同样展示司法改革深刻内涵
近年来,我国司法运作的外在形式出现了一些较大变化,从法袍、法槌等“服饰道具”,到法院的建筑、法庭的设施、开庭的程式、裁判文书的样式等许多方面,都与以往“传统”有了显著不同,从而展示了我国司法的崭新形象。然而,所有这些外在的“符号”性变化,都是为了表达一些不同以前的新的现代司法理念,如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司法透明、司法效率、司法权威、司法专业化,等等。符号是象征性的,它是表达意思的工具、意思的载体,因而“符号”性变化只是意思的表达而非意思的实现。换言之,穿上了法袍、敲响了法槌、拿上了高薪、行走于专用通道等,绝不等于就实现了法官的独立、公正、权威、专业化。但是,后者的实现涉及复杂的政治、文化、社会环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因此应该充分肯定“服饰道具”等外在符号性变化作为司法改革的成就所具有的意义。
符号是表意的,但符号和意思并不是一一对应关系:一种符号可能有多种甚至截然不同的意 思,一种意思也可能用不同的符号来表达,符号的确定意思往往是选择、界说、合意的结果。比 如,在一个贴满白色瓷砖的建筑中由一群身着黑袍的法官审理案件,我们可以解说为“黑白分明”,也可以说成是“黑白混淆”;究竟是前者还是后者,显然只能视具体情形而定,而这“情形”诸项指标中,裁判结果的公正与否最为重要。另外,符号意思常常处于流变之中,这就提出了因循与创新的问题。比如,狮子是威猛权威的象征,许多国家法院门前都立石狮以示法之威严。但是,我国法院门前的狮子的确让许多人觉得有以民为壑的旧式衙门的味道。为什么有力量、有权威的东西总会使人产生疏远民众的感觉呢?其实。这是—种文化现象,说明我们有—种脱离民众的狮子文化或法律文化,有—种视法律为国之利器、视民众为法之对象的法律文化。因为在西方国家,狮子并没有被解释为脱离、惊吓民众的官方或法律权威,而是象征着在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中法律、司法所应该具有的权威。所以,与其讨论狮子的存留,不如创新我们的“狮子文化”。狮子如此,司法亦然。
如果持一种比较理性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到:司法改革除内在体制上的改革外,也包括外在形式上的各种符号性变化,且这些符号性变化同样展示了司法改革的深刻内涵。比如,穿法袍、敲法槌.使法官获得尊荣感,同时强化法官的责任感;法院建筑和法庭设施的改善,则营造了司法庄严肃穆的气氛,表征了我国走向法治的进程。对于司法改革来说,最终的目的是求得“神变”,但“形变”本身的意义也是非常重要的。
司法改革所有的举措都可以归结为“形变”或/和“神变”,都需要考虑两者的互动关系。“形”与“神”的关系是外与内、表与里、名与实的关系。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以形传神、以神定形,那么就能够在内外和谐、表里统一、名实相符的状况下进行司法改革并成就斐然。
四、提高法官素质的主导路径:有别于“法官精英化”的以职业主义理论为基础的“法官职业化”
在对目前我国司法改革困境进行分析的各类说辞中,法官素质问题可谓老生常谈,于是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之一,“法官职业化”成为热门话题。“法官职业化”的提法显然承继了此前
①法院内部流行的“法官精英化”的提法。它们都体现了我国法治建设和司法改革中—种反思性、批判性的视点转换:从—味地注重“规则因素”、强调建规立制转换为对变动不居的“人的因素”的重视。“徒法不足以自行”[1],这一古训在新的时空条件下复苏于人们的记忆,不仅体现了在任何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中,都包含了规则因素和人的因素之间一种内在的逻辑关联,而且反映了在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和法治进程中,人们正在寻求并努力建立两种因素之间新的动态平衡关系。
针对长期以来我国在法官素质问题上忽视职业特性和专业要求从而造成法官素质整体欠佳的状况,果敢地提出“法官精英化”的口号,选择走“法官精英化”的道路,体现了顺应时势的认识飞跃。但是,“精英”(elite)与“民众”相对应,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民主共和、自由平等观念的风行和深人人心,任何在社会成员中间区分“精英”和“非精英”的做法,都会招致人们高度的警惕和下意识的抵制。所以较之于“法官精英化”,“法官职业化”的提法显然更为稳当、妥帖。
“法官职业化”以职业主义理论为学理基础,作为—种刻画法官素质要求和职业特性的通行表述。按照职业主义理论的阐说,在现代法治社会,包括法官、检察官、执业律师、大学法律教师等在内的法律职业是—类必须具备特殊品质的专门职业(profession)。这种品质植根于一代代法律人的努力而积淀的职业传统,并经由长期的法律学习、法律训练和法律实践而悟得。概括说来,这种职业品质可以分解为职业能力、职业精神、职业自治和职业声望有机联系的四个方面。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在于:职业能力使法律职业握有影响社会的强大力量,职业精神使法律职业具有高尚情操,而职业能力和职业精神的结合,又使法律职业在社会中享有令人羡慕的自治“特权”,进而赢得为社会其他成员所尊宠的崇高职业声望。法官职业是法律职业的—种,因此当然也应具备以上四个职业品质。
“法官职业化”这—提法,包含了对法官职业品质的系统要求。在这诸多方面的要求中,法官为社会谋福祉、为公众服务的职业精神,可谓至关重要。因为正如上面所述,法官作为国家司法权的载体,尽管其职业能力使他们掌握了影响社会的强大力量,但只有将这种力量与法官为民众谋福祉、为了社会担道义的高尚职业精神相结合,法官职业才可能与社会公众具有亲和力,才有可能在社会中求得充分的身份和物质保障,并在司法独立的意义上获得令人羡慕的自治“特权”,进而赢得为社会大众所尊宠的职业声望。
可见,“法官职业化”是一个在我国司法改革整体格局中不可缺少的命题,它凸显了司法改革对“人的因素”的关注,它与司法外部组织构造上的“非行政化”一道,构成了目前和今后长时期内我国司法改革的完整取向,是现代司法理念下对法院队伍建设的认识飞跃。从实证角度而言,近年来为媒体所披露的“三盲院长”、“舞女法官”以及佘祥林案件等等,都以不同的方式证明了“法官职业化”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法官职业化”:任重而道远。
五、正当程序下的公正:司法的专业性客观上要求重视“程序”
对于司法改革来说,司法程序的改革是基础性问题,因为程序是司法之所以特殊的原因。从法学角度分析,程序是从事法律行为做出某种决定的过程、方式和关系。“程序一方面维持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又‘使无限的未来可能性尽归于一己’。”[2]
虽然人们常常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这三种权力行使运作的差别归结为:行政追求效率,立法讲究权衡,司法强调公正,但事实上这种说法有片面性。因为,立法也同样需要强调公正和
②效率,行政同样不能忽视公正和权衡;而效率也同样是司法不可或缺的,至于司法裁判对利益的权衡,更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可见,司法不同于立法和行政之处主要在于:司法以特定程序为基础实现公正、追求效率、讲究权衡。也就是说,正是司法程序的特殊性,使司法不同于立法和行政。“公正的司法活动是通过科学、合理的程序,正确、及时地适用法律解决争议的过程。”[3]因此,如果司法改革的目标是提高实现公正的水平、增强追求效率的能力、讲究利益权衡的艺术,那么就应当从完善司法程序入手,将司法程序改革作为司法改革的基础问题。“审判程序和法律应该具有同样的精神,因为审判程序只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的内部生命的表现。”[4]
“正当法律程序”是英美法律中有关程序的最高原则。就正当程序的最低标准而言,它要求:公民的权利义务将因为决定而受到影响时,在决定之前必须给予他知情和申辩的机会和权利。对决定者而言,就是履行告知和听证的义务。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司法的特殊性缺乏认识,将司法混同于行政权力,司法机关也曾一概称之为“专政机关。”[5]法律所选择的司法程序对行政有极强的依附性,几乎没有显示出其特定的方式、方法、专业技术。在司法未脱离行政等国家权力的古代,这并不会成为问题。古代入仕儒士虽然读的只不过是圣贤之书,但其行司法之权却并不会产生什么问题。原因就在于,古代司法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特殊程序以及由此而来的特定方式、方法。程序,是时代发展对司法提出专业化要求的结果。行政与司法合一,法官与大夫通行,这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事,在古代则并不反常,显然是因为古代的司法专业化水平与现代大不相同。如果今天的司法专业化水平仍然像古代那样低下,那么要求执掌司法权的应是法律专业化人士就显得毫无意义,而所渭“法律专业化人士”,不仅意味着其精通实体法,而且意味着其深谙程序法。因此,只有在司法强调其特殊的程序以及由此而来的司法的特定方式、方法之时,对司法人员素质的特别要求、司法体制的专门没置等,才会是有意义的。司法程序的完善因此是司法改革的基础问题。
应当指出:司法绝不仅仅是个对案件事实的认识问题,而是一个按照特定程序、根据法律规定认定和裁判事实的问题。换句话说,司法程序具有极强的专业性这一命题并不主要是指认识事实、判断事实的技术意义而言,而是指其在认识事实、判断事实时有法律程序意义上的特殊性。例如,证据规则作为程序规则,一方面应以科学意义上的认识事实、判断事实的方法为基础,另一方面还应以司法程序的特殊要求为基础。后者是指:基于司法公正、效率、权衡所提出的要求,如果收集证据违反法定程序,那么即使所获得的证据符合科学意义上的认识要求,该证据也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可见,“缺乏程序要件的法制是难以协调运行的。”[6]
六、热望中的冷思考:司法改革的渐进性
在司法改革的热潮中,不少人试图采取“拿来主义”,实现司法模式的移植,毕其功于一役,这种愿望无疑是良好的。但是,任何实质性改革的成功均有待于相关社会条件的成熟,条件不具备即意味着某—目的和计划只是“乌托邦”。我国司法实质性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于法律制度本身,而在于支撑制度的条件不具备。因此,目前司法改革只能采取一种渐进的、逐步改良的方式。不可否认,我国目前司法改革,离不开中国现阶段的国体、政体、历史传统、思想观念、社会发展水平等条件。无视客观条件,试图一蹴而就,简单地采取“拿来主义”,囫囵吞枣地接受西方政治学和法学主张,硬性搬运国外法律制度和条文,只能导致理论与实践脱节,法律条文执行走样。这样,不但不能达到预想的司法改革效果,反而还会因为司法体制过早的或不适当的伤筋动骨和司法环境的陡然变化,影响司法程序正常运作,最终动摇法治权威和稳定。所以,“任何其他国家依法治国的经验都只能作为一个参照系”,[7]或者说“他国法治模式在任何情况下都必然是‘参照’。”[8]
那么,我国进行实质性司法改革的条件究竞有何欠缺呢? 第一,我国缺乏一个法治的理性文
③化环境。尽管“依法治国”作为治国方略早已“写入宪法”,但是现实中依然普遍存在着轻法治、重“关系”的人治情结和心理定势。在此人文环境下,相关配套法律制度很难建立起来或发挥作用,司法机关也很难理直气壮地独立司法,外界对司法的干涉也就必然无孔不入、肆无忌惮。第二,党对司法的领导方式和人大对司法的监督机制还有待完善。党委政法委参与具体司法事务、领导人以党委名义过问案件、人大乃至代表个人随意干预司法机关办案等现象,依然司空见惯。这种情况,必然影响司法独立的实现。第三,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重行政轻司法、重效率轻公平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表现在权力格局中,就是行政权具有绝对优势,司法权多方受制,以致宪法“不受行政机关干涉” 的明确规定根本难以落实。因此,要想使司法改革迈出实质性步伐,就必须改变司法机关依赖于行政机关的体制格局。第四,法院尚无独立的财政支撑体制。目前我国
地方各级法院财政收入要靠地方政府供给,因此在行使司法权时不可能不受当地政府意志的左右,而当地政府总是以地方经济利益而非法律规定为第一考虑,所以地方保护主义对司法改革构成重
④大现实威胁。第五,行政本位的思想观念在司法机关建设和司法“官员”意识中有着很深的影响
力。诸如司法机关、司法“官员”一律套用行政级别,法院内部按照行政首长负责制决定办案事务,乃至法官判案要听从于并未直接审理案件的庭长、院长等“行政长官”,乃至出现“判而不审,审而不判”现象。在这种体制下,不可能实现司法改革的精髓——法官独立。第六,我国现阶段司法人员的学识水平、业务素质、职业道德水准距离司法改革的实质性要求还差得很远。构建“和谐社会”已经成为我国当下政治生活的主题词,而“和谐”是一种有序状态——“一种用法律来
⑤规定的秩序”,这种秩序离开有效、公正的司法是难以想象的。
由此可见,对司法改革,既要充满信心,又要冷静思考,要看到改革还缺乏许多主、客观条件。这些条件的实现,涉及到我国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人们思想观念的真正变革以及许多制度性和技术性难题的破解。它不可能按照人们的愿望以“拿来主义”的方式予以解决。相反,必须积极稳妥地创造条件,以渐进的方式推进改革,逐步实现司法改革的各项预定目标,从而最终达到司法改革的实质性目标,即使司法权真正成为维护社会正义的工具。
注释
①法官精英化是西方法文化的产物,是司法权独立的必然要求。
②所谓“迟来的正义非正义”这句针对司法的谚语,鲜明地揭示了司法应追求效率的特点.③在我国,“写入宪法”往往被人们认为是表征重要性程度的首要指标,即在人们看来,某个口号或政治主题词被“写入宪法”,就认为党和国家对其高度重视。
④尽管严格说来,司法人员不应该被称为“官员”,但在“官本位”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下,人们习惯将司法人员看作是“官”,而且2006年1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将司法人员纳入公务员范畴并设定与行政机关相同的职务与级别序列。
⑤康德语,参见《法的形而上学》第48页。但是,康德这里并未使用“和谐社会”一词,只是在谈到国家时认为,国家或“文明的社会组织是唯一的法治社会”,在这种国家或组织中,人们过着“一种用法律来规定的秩序”的生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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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俄罗斯司法体制概述
俄罗斯司法体制概述
俄罗斯全称俄罗斯联邦,它是1991年12月以后由原来的苏维埃
社会主义国家联盟中“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更名而来。俄罗斯实行三权分立,司法权由法院行使,其他参与司法活动的机关,如司法部、内务部、检察院、联邦安全局、联邦保卫局、联邦边防局、对外情报局、国家海关委员会、联邦税务警察局以及律师组织等统称为“护法机关”。检察机关作为一种特殊的国家机关,与法院的关系密切。由于目前俄罗斯的司法制度正处于改革与完善之中,许多重要的司法制度和司法原则还没有定型。
一、审判体制
俄罗斯联邦的司法体系由联邦法院和联邦主体法院两部分组成。仲裁法院、普通法院和军事法院在全联邦境内都实行统一的等级体系;宪法法院系统则分别由联邦宪法法院和联邦主体宪法法院组成,两者互为独立。
(一)法院设置及管辖
1、宪法法院。宪法法院只在联邦一级设立。内设两个分院。主要职权:(1)审理法律文件是否符合宪法的案件;(2)解决职权纠纷案件;(3)根据俄联邦公民的投诉或法院的询问,对具体案件中适用或者应予适用的法律是否符合联邦宪法进行审查;(4)解决俄联邦宪法;(5)对指控俄联邦总统叛国或者犯有其他重大罪行是否符合法定程序作出结论;(6)立法提案权即向联邦国家杜马提出联邦宪法划归宪法法院管辖的问题的立法动议;(7)行使联邦宪法、联邦条约、联邦宪法性法律、联邦国家权力机关与联邦主体所赋予的其他职权。担任法官的条件是:必须是年满40岁、未满70岁的公民;受过高等法学教育并具有15年以上的专业工龄;在法律界享有良好声誉。
2、普通法院。俄罗斯联邦普通法院由联邦最高法院、各联邦主体、区(市)法院、治安法院以及军事法院组成。联邦最高法院是普通法院体系中的最高审判机关。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有司法监督权。联邦军事法院由各军兵种、军区、集团军、舰队军事法院和各军、卫戍区、兵团、分舰队军事法庭组成,不仅接受军事法院的垂直的司法监督外,还要接受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监督。
(1)治安法官:实行独任制审理。主要审理法定刑不超过2年监禁的案件和其他轻微的民事、行政案件。法官的工资直接由中央财政预算,由联邦财政预算拨付给联邦最高法院司法财政管理局,再由后者下发。
(2)区法院:按照行政区划与行政层次设置的基层法院,除受理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外,还受理对治安法官的判决或裁定提出的上诉的案件,是治安法院的上诉法院。
(3)联邦主体法院:各联邦主体法院系统分为联邦主体宪法法院与地方治安法官两种。各联邦主体宪法法院的职权与组织方式由各主体相关法律规定,与联邦宪法法院相互独立,各自管辖范围不同,无上下级及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联邦主体法院除直接受理各类案件外,还受理下级法院的上诉案和抗诉案件。
(4)联邦最高法院:是普通法院中的最高审判机关。最高法院下设3个审判庭:民事审判庭、刑事审判庭、军事审判庭。直接受理案件的范围很广泛,还受理军事法院和下级普通法院的上诉、抗诉案件以及对这些法院有司法监督权和司法解释权。
俄罗斯审理民事、刑事和行政案件,实行三审终审。最高法院对普通法院体系的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和指导,也可作为有关案件的一审法院。主体共和国最高法院和边疆州区等法院可作为一审和二审法院。区法院在自己辖区可作为一审法院,同时也是治安法官的上级审法院。
3、仲裁法院。分为高等仲裁法院、上诉审法院、二审法院、一审法院等四级法院。各级仲裁法院是审理经济争议和行政处罚争议等纠纷的司法机关,按仲裁程序行使审判权。必须接受联邦最高仲裁法院的监督。各级仲裁法院法官由联邦总统按照联邦法律规定的程序任命。
(1)基层法院:审理案件一般实行独任制,只有在特殊案件中才由3名法官组成合议庭。基层仲裁法院集一审、二审于一身。
(2)高等仲裁法院:俄罗斯的最高仲裁法院,下设经济审判庭和行政审判庭。负责审理俄罗斯联邦与各主体之间的经济争端和联邦主体之间的经济争端,确认联邦最高机关的规范性文件违法和侵犯组织、公民利益的案件。
(3)上诉审法院:由跨行政区的大区仲裁法院行使。审理案件时不涉及到案件的事实部分,而是就上诉案件的实体法和程序法的适用是否合法作出裁判。
(二)法官的选任及待遇
1、法官的条件。法官必须是年满25岁、具有高等法律教育程度和5年以上法律职业资历的俄罗斯公民,经过考试后可以担任法官。法官不得兼职。法官的任命有严格的规定。各级法官任职资格不一样,审级越高要求越严。
2、任命程序。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的法官与联邦最高法院院长、副院长、法官由俄总统提名。院长、副院长由法官集体选出;联邦主体最高法院及以下法官均由俄总统任命;俄联邦仲裁法院院长及法官,由联邦委员会根据俄总统提名及最高仲裁法院法官鉴定委员会出具的结论书任命,其他各级仲裁法院院长及法官均由俄总统任命;在联邦主体内,主体宪法法院院长及法官根据各主体相关法律任命;治安法官由其司法辖区居民选举产生。
3、法官待遇。各级联邦法院法官实行职务终身制。法官的审判活动独立;法官不可随意撤任;法官的退休不受任期和年龄限制;法官不受侵犯。法官的经费由联邦财政统一预算。法官的工资待遇大大高于法院机关工作人员;对法官及其家庭成员和财产提供特殊保护,如向每位法官发放公务用手枪自卫。
(三)法院判决的执行
俄罗斯的刑事、民事及行政裁决强制执行统一由司法部管理。刑罚执行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制度,监狱系统和劳动改造统一由司法部管理,监狱部门还要负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和押送,并负责缓刑人员的监控等工作。
民事判决的执行机关是隶属于俄罗斯司法部的司法警察——执行员执行。如果申请人对司法警察提起的执行程序决议有异议或因执行人员的原因没有完成执行时,申请人可以向法院提出控告。债务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执行民事判决的,将被处以一定数量的罚金和承担执行费用。
强制执行机关执行依据主要有:法院发出的执行通知书;法院命令;经过公证的关于支付赡养费的协议;劳动争议委员会根据其裁决发出的证明书;在债务人账户上没有足以满足债权人要求的钱款的情况下,实施监督职能的机关按照规定程序提出的关于追索钱款的要求,该要求应当指出银行或信贷组织全部或部分不执行追索的情况;有权审议行政违法案件的机关(或公职人员)作出的决议;司法警察——执行员作出的决议;其他机关依照联邦法律规定作出的决议。
(四)法院的行政工作
俄最高法院直属的司法司负责法官及法院其他文员的教育、培训、法官职能空缺的重新分配,并负责向联邦政府提出各级法院和治安法官的拨款建议,负责法院建筑及其他物资保障工作,有权检查和监督各法院的财政经济活动。各级法院的非法官的工作人员的录用、培训和管理由各级法院自行负责。各级法院维持正常的司法活动的经费完全由联邦政府制定预算和保障。俄最高法院直属司法司司长由最高法院院长任命,直属司法司工作人员为国家公务员,不参与审判活动,与法官并列为两个不同的管理体系。法院其他司法行政工作由司法部管理。
二、检察体制
俄罗斯联邦检察体系由联邦最高检察院,各共和国、边疆区、州、联邦直辖市、自治州、自治专区以及相当于该级别的军事检察院和其他专门检察院,以及区(市)检察院,以及其他的区域性检察院、军事检察院和专门检察院构成。各级检察院独立行使司法权,不受其他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职人员的干涉。各级检察机关都由检察长负责,上下级检察院之间实行垂直领导,下级服从上级,最终受总检察长监督。下级检察院的检察长隶属于上级检察院的检察长。
(一)检察院的设置及职能
1、检察院的机构设置:
(1)区(市)检察院:区(市)检察院和同级别的区域性检察院和专门检察院都由其检察长领导。检察长由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任命。
(2)联邦主体检察院:各联邦主体检察院、同级别的专门检察院都由其检察长领导,检察长由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同相应联邦主体的国家权力机关协商后任命。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对联邦主体检察长享有领导和指挥及任免权。
(3)联邦总检察院:总检察长由俄罗斯联邦会议联邦委员会根据俄罗斯联邦总统的提议任免。联邦总检察院下设总局、局和局级处。总检察长不仅向议会两院,而且向总统负责,每年向他们汇报工作。
(4)军事检察机关:由三级机构组成,即设在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中的军事检察院;军区、集团军、舰队、战略火箭军、联邦边防局检察院以及相当于联邦主体检察院级别的其他军事检察院;军、分舰队、兵团、卫戍部队检察院和相当于区(市)检察院级别的其他晋升检察院。俄罗斯联邦军事总检察长由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一名副总检察长兼任,他领导俄罗斯联邦军事检察机关体系。
2、检察院的职能。检察机关是护法机关,其作用是保障法律的至高无上和国家的利益、人民权益的实现。目前,检察机关的具体职能有:
(1)监督职能:检察机关是法律的监督机关,对联邦主管部门和联邦主体的立法机关和执行机关、地方自治机关、军事管理机关、监察机关颁布的法律是否合法及这些公职人员是否执行法律进行监督;遵守人和公民权利与自由情况的监督;侦查机关、初步调查机关、执行刑罚和其他强制措施机关执法情况的监督,并有权对上述机关的违法行为提出控告;对民事、刑事判决提出异议。
(2)参加法院案件审理的职能:主要是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在法律侵犯公民的宪法权利和自由时,有权就该法律的合宪性问题向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提出询问。检察长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出庭支持公诉,并对法院的民刑事判决、裁定和决议提出异议;对法院判决的抗诉。
(3)刑事侦查职能:协调护法机关反犯罪斗争的职能;参加完善法律活动的职能;对联邦刑事诉讼法典规定管辖的刑事案件进行刑事侦查。
(二)检察官的任命
1、任职资格。凡具有高等法学教育程度、具备必要的业务和道德素质、身体健康、能胜任工作、有工作经历的俄罗斯联邦公民可以被任命为检察官和侦查员。经过6个月的试用期后即可成为正式的检察官和侦查员,检察官和侦查员不能兼职,不能参加政治活动。刚从高等院校毕业的学生只能当助理;年满25周岁,且具有3年以上检察机关工作经历的人可被任命为区(市)检察长;年满30周岁,且具有5年以上检察官和侦查员工作经历的人可被任命联邦主体检察长。
2、检察官的任命。俄联邦总检察长由联邦委员会根据俄总统提议任免。俄罗斯总检察院的其他检察官由总检察长任命。各联邦主体检察长(包括与其平行的军事检察长和专门检察长)检察长、副检察长由俄总检察长任命。区(市)检察院的检察长由俄罗斯总检察长任命,其他检察官由该检察院检察长任命。
3、检察官的保障。检察机关法对检察官的保护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如:对检察官提起的刑事诉讼必须由检察机关行使侦查权;检察官享有持有、携带、使用枪支和特种武器;享受国家提供的人身保险,保险金由国家预算支付,保险金额相当于180倍的月平均工资。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的工资包括特种工作补贴等在内的各种福利,工资待遇相当高;每年享受1次在俄罗斯境内连续30天的带薪休假;有权免费乘坐除出租车外的交通工具;房租、水费、电话费等享受减半优惠;家属的退休费支付、医疗费用报销等诸多保障。
4、检察官的培训。俄罗斯检察院有一套内部的检察官培训制度,包括检察人员到上级检察机关、检察院系统内部的科研教育部门或地方教学中心定期培训。
5、检察机关的预算。检察系统的机构设置、机构规模、人员配置和工资待遇等,由检察机关根据联邦预算自主决定。
三、警察制度
(一)警察机构的设置:俄罗斯有3种警察:刑事警察、安全警察和司法警察。其中刑事警察和安全警察归内务部管理,主要任务是保护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利和自由;保护财产、捍卫社会与国家利益;打击犯罪行为和其他违法行为。内务部管理的警察机关分为刑事案件警察局和公共安全警察局,公共安全警察局同时隶属于地方自治机关。警察局长由内务部长任命。俄罗斯司法警察归司法部管理,分成3个独立机构:(1)警卫系统,负责警卫法院、保证审判秩序及人员安全、拘传证人到庭等;(2)执行系统,负责各级法院民事及行政裁决的强制执行;(3)国际债务执行系统,负责保证国际法庭和外国法院判决的执行。
(二)警察的职能:警察享有的权利十分广泛,凡是有利于与预防、查明、制止犯罪的强制行为都可依法采取,如:有权制止公民和公职人员的违法行为;有权检查嫌疑人的各种证件;有权拘留违法人并进行搜查、制作笔录;有权传唤与警察局侦查的案件有关的公民;有权依法使用警力、戒具、枪支等。
四、司法行政体制
(一)司法部的机构设置:俄罗斯司法部、各共和国司法部和边疆区、州、联邦直辖市、自治洲、自治专区司法局。司法部内设机构有:政策法律局、经济立法局、宪法立法局、司法登记局、法律教育局、民事立法局、刑罚执行总局、司法警察司等。
(二)司法部的职能:司法部行使的职权相当多,主要职责有:(1)主管国家的行政立法,对政府各部门起草的法律草案进行审核,并作出司法鉴定;成立、改组或撤消司法部系统的司法鉴定机构;向联邦总统、联邦政府和联邦其他执行权力机关提供法律信息;负责司法统计工作、法规编辑及管理联邦政府规范性文件库。(2)承担国家登记工作。(3)管理法律服务。(4)负责公民法律教育及中央机关干部法律培训。(5)指导其他法律服务工作。(6)管理监狱及劳动改造。(7)负责司法人权保障工作,审查政府各部门的政策、法规是否符合人权原则。(8)在职权范围内对公民提出的与司法机关和组织相关的各种控告和申诉进行审议。(9)负责在自己管辖范围内与外国相关机关、国际组织进行司法业务交流和组织履行其他的国际条约、协定、公约和司法协助。(10)负责民事执行。根据《司法警察法》的规定,司法警察归司法部管理,司法警察司是司法部的新设司局。各级司法局相应设立司法警察局或分局
第五篇:司法改革
中国法院网讯(张先明)7月9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在山东省济南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向社会发布《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以下简称“四五改革纲要”)。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贺小荣应邀出席发布会,全面介绍了“四五改革纲要”的总体思路、主要内容和推进措施。
一、总体思路和主要特点
谈及“四五改革纲要”的制订起因时,贺小荣表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作了全面部署。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意见及贯彻实施分工方案》,明确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原则,确定了各项改革任务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对若干重点难点问题确定了政策导向。为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最高人民法院结合法院工作实际,在深入开展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研究制定了“四五改革纲要”,并报中央审批同意。
作为指导未来五年法院改革工作的重要纲领性文件,贺小荣指出,“四五改革纲要”明确了改革的总体思路,即:紧紧围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始终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工作主线,着力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着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2018年初步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审判权力运行体系,为建设法治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贺小荣表示,“四五改革纲要”在谋篇布局与内容设置上体现了四个重要特点:一是整体性。纲要提出的改革举措严格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中央司改意见“对表”,是对中央改革任务的分解、延伸与细化,兼顾了人民法院牵头和参加的各项任务。凡是人民法院牵头的改革任务,纲要表述较为详细,并提出了明确要求;凡是人民法院配合中央其他部门推进的改革任务,纲要表述较为原则,侧重协同推进。二是系统性。纲要充分考虑了改革举措之间的关联性,在内容设置、进度安排、成果形式上能够相互呼应,确保改革稳妥有序推进。三是科学性。纲要内容主次分明,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将建立符合司法职业特点的法院人员管理制度作为重要抓手,将健全审判责任制作为关键环节,做到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四是连续性。纲要立足中国国情,科学研判形势,在总结梳理人民法院之前三个“五年改革纲要”的成果经验基础上,结合前期试点工作,确定了需要继续推进的项目和需要调整的内容。
二、主要内容
围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审判权力运行体系这一关键目标,“四五改革纲要”针对8个重点领域,提出了45项改革举措。
1.深化法院人事管理改革
长期以来,我国对法官沿用普通公务员管理模式,不能充分体现司法职业特点,也不利于把优秀人才留在审判一线。针对上述问题,“四五改革纲要”提出,要坚持以法官为中心、以服务审判工作为重心,建立分类科学、结构合理、分工明确、保障有力的法院人员管理制度。
贺小荣指出,为了深化法院人事管理改革,“四五改革纲要”提出的主要改革措施有:一是配合省以下法院人事统管改革,推动在省一级设立法官遴选委员会,从专业角度提出法官人选,由组织人事、纪检监察部门在政治素养、廉洁自律等方面考察把关,人大依照法律程序任免。二是推进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将法院人员分为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实行分类管理。与之配套的,则是拓宽审判辅助人员的来源渠道,建立审判辅助人员的正常增补机制,减少法官事务性工作负担。三是建立法官员额制,对法官在编制限额内实行员额管理,确保法官主要集中在审判一线,高素质人才能够充实到审判一线。四是完善法官等级定期晋升机制,确保一线办案法官即使不担任领导职务,也可以正常晋升至较高的法官等级。五是完善法官选任制度,针对不同层级的法院,设置不同的法官任职条件。初任法官首先到基层人民法院任职,上级法院法官原则上从下一级法院遴选产生。
2.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
为维护国家法制统一,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四五改革纲要”就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作出了安排。
贺小荣表示,这一制度的主要措施有四项:一是在管辖制度方面,通过提级管辖和指定管辖,确保行政案件、跨行政区划的民商事案件和环境保护案件得到公正审理。二是在法院管理方面,巩固铁路运输法院管理体制改革成果,将林业法院、农垦法院统一纳入国家司法管理体系,改革部门、企业管理法院的体制。三是在机构设置方面,建立上级法院在重大、疑难、复杂案件较多的地方派出巡回法庭工作机制。进一步推动环境资源审判机构建设。四是在法院设置方面,推动在知识产权案件较集中的地区设立知识产权法院。
3.健全审判权力运行机制
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这是司法规律的客观要求。近年来,司法机关为完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进行了许多积极探索,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内部层层审批,办案权责不明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四五改革纲要”将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作为关键环节,推动建立权责明晰、权责一致、监督有序、配套齐全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
贺小荣指出,在完善审判责任制方面,主要措施有五项:一是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机制。选拔政治素质好、办案能力强、专业水平高、司法经验丰富的审判人员担任主审法官,作为独任法官或合议庭中的审判长。完善合议庭成员在阅卷、庭审、合议等环节中的共同参与和制约监督机制。二是改革裁判文书签发机制,主审法官独任审理案件的裁判文书,不再由院、庭长签发。三是建立科学合理、客观公正、符合规律的法官业绩评价体系,实现法官评价机制、问责机制、惩戒机制与退出机制的有效衔接。四是科学界定合议庭成员的责任,既要确保其独立发表意见,也要明确其个人意见、履职行为在案件处理结果中的责任。五是建立法官惩戒制度,设立法官惩戒委员会,既确保法官的违纪违法行为及时得到应有惩戒,又保障其辩解、举证、申请复议和申诉的权利。
贺小荣表示,主审法官、合议庭审判责任制与院、庭长的审判监督制约机制并不是对立关系。为了确保司法公正,“四五改革纲要”提出要进一步完善审判监督制约机制,主要措施有五项:一是在加强专业化合议庭建设基础上,实行随机分案为主、指定分案为辅的案件分配制度,建立分案情况内部公示制度。二是对于变更审判组织或承办法官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公示。三是规范案件审理程序变更、审限变更的审查报批制度。四是规范院、庭长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监督机制,建立院、庭长在监督活动中形成的全部文书入卷存档制度。五是依托现代信息化手段,建立主审法官、合议庭行使审判权与院、庭长行使监督权的全程留痕、相互监督、相互制约机制,确保监督不缺位、监督不越位、监督必留痕、失职必担责。
4.加大人权司法保障力度
为强化对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司法保障,“四五改革纲要”提出要建立和完善以庭审为中心的审判机制,有效发挥审判对侦查、起诉的制约和引导作用,确保司法公正。
贺小荣表示,为了加大人权司法保障力度,“四五改革纲要”主要制订了五项措施:一是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一步明确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和标准。二是建立对被告人、罪犯的辩解、申诉和控告认真审查、及时处理的机制。完善审判环节重视律师辩护、代理意见工作机制。三是健全司法过错追究机制,统一司法过错责任认定标准。四是规范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明确人民法院处理涉案财物的范围、标准和程序。五是进一步完善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在立法机关的授权和监督下,有序推进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改革。
5.进一步深化司法公开
最高人民法院已于去年启动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和执行信息公开三大平台建设。在前期工作基础上,“四五改革纲要”对深化司法公开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贺小荣表示,为了进一步深化司法公开,“四五改革纲要”主要制订了四项措施:1.完善庭审公开制度。建立庭审公告和旁听席位信息的公示与预约制度。推进庭审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规范以图文、视频等方式直播庭审的范围和程序。
2.完善审判信息数据库,方便当事人自案件受理之日起,在线获取立案信息和审
判流程节点信息。3.继续加强中国裁判文书网网站建设,严格按照“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要求,实现四级人民法院依法应当公开的生效裁判文书统一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4.整合各类执行信息,方便当事人在线了解执行工作进展,实现执行信息公开平台与各类征信平台的有效对接。
6.明确四级法院职能定位
为合理定位四级法院职能,“四五改革纲要”提出要建立定位科学、职能明确、监督得力、运行有效的审级制度。
贺小荣表示,这一改革的主要措施有四项。一是进一步改革民商事案件级别管辖制度,逐步改变主要以诉讼标的额确定案件级别管辖的做法,将绝大多数普通民商事一审案件的管辖权下放至基层人民法院,辅之以加强人民法庭和诉讼服务中心建设,强化基层人民法院化解矛盾的职能。二是规范上下级法院审级监督关系。完善提级管辖制度,明确一审案件管辖权从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转移的条件、范围和程序,充分发挥中级、高级人民法院通过提级审理重大、疑难、复杂和新类型案件,指导类案审判工作,确保法律统一适用的功能,压缩个案请示空间。三是改革法院考评机制,废止没有实际效果的考评指标和措施,取消违反司法规律的排名排序做法,消除不同审级法院之间的行政化。四是推进最高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建立真正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法律职能的机构设置模式。同时,最高人民法院还将建立将本院作出的裁判转化为指导性判例的机制,充分发挥其确保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职能。
7.健全司法行政事务保障机制
贺小荣表示,“四五改革纲要”立足审判权的中央事权属性,就健全法院司法行政事务保障机制推出了一系列有力举措:一是配合中央有关部门,推动省级以下地方法院经费统一管理机制改革。二是严格“收支两条线”管理,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收取的诉讼费、罚金、没收的财物,以及追缴的赃款赃物等,统一上缴省级国库。三是推进法院内设机构改革。建立以服务审判工作为重心的机构设置模式和人员配置方式。完善人民法院购买社会服务的工作机制,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四是深化司法统计改革,以“大数据、大格局、大服务”理念为指导,建立司法信息大数据中心。
8.推进涉法涉诉信访改革
贺小荣指出,“四五改革纲要”提出建立诉访分离、终结有序的涉诉信访工作机制,主要措施有四项。一是完善诉访分离工作机制,明确诉访分离的标准、范围和程序。二是建立就地接访督导机制,创新网络办理信访机制。三是探索建立律师为主体的社会第三方参与机制,增强涉诉信访矛盾多元化解合力。四是推动完善司法救助制度,研究出台人民法院司法救助实施细则,切实发挥司法救助在帮扶群众、化解矛盾中的积极作用。
三、落实和推进
贺小荣透露,为认真贯彻中央决策部署,有重点、有步骤、有秩序地抓好落实和推进改革工作,最高人民法院成立了司法改革领导小组,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同志担任组长,负责研究确定改革要点、审议改革方案、听取进度汇报、讨论重大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作为具体办事机构,负责“四五改革纲要”的组织协调、实施推进、试点管理、督促检查和评估总结工作,并及时向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改革进展、请示重要事项。
贺小荣表示,“四五改革纲要”发布后,最高人民法院将配套推出贯彻实施方案,明确各项改革措施的牵头部门和参加部门,科学确定路线图和时间表,建立情况通报、督导检查、评估总结制度,做到每项改革任务都有布置、有督促、有检查,确保各项任务不折不扣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