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关于提振地方政府公信力若干问题的研究
关于提振地方政府公信力若干问题的研究
[摘要]构建和谐社会不能缺少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本文阐述了现代政府公信力的主要来源及其变动机制,分析了我国政府公信力的现状和影响因素,并依据公信力的变动机制。试图指出在现有条件下快速、有效、可持续地提高我国政府公信力的方式方法。
[关键词]政府公信力;公信力现状;提高 导语:地方政府的公信力该如何挽救?
近年来,中国社会的群体事件在逐渐上升,而大多数是因政府扮演主角而引起的。不管是江西宜黄的自焚事件,还是最近发生在温州的钱云会之死事件,都突现出政府的公信力在民众眼里丧失。温州钱云会之死,政府的公信力不及两个村民,宜黄的自焚事件,政府的公信力不及当事人亲人的述诉。这说明了什么呢?是民众麻木偏信,还政府的公信力在民众眼里下降的原因造成的呢?其实,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只不过,很多的时候,民众面对政府的威慑,不敢言,不敢批评,因为我们的政府都喜欢听喜鹊叫春,鹦鹉学舌的声音,不喜欢听乌鸦的鸣叫,破坏和气一团的好心情!为此,我们从官方的媒体报告中,总能听到很多悦人耳目的声音,看到很多喜气洋洋的画面。仿佛人们都沉浸在幸福中不可自拔!
不可很可惜,民众不是傻瓜,他历来都是审时度势的清醒者,也是历史上公平的评判者,政府的公信力是否值得信赖,还是在忽悠众人,他们都看的很清楚!现在,在我们的国家,有些政府工作人员都喜欢霸权主义,把权力握在手中,便胡作非为,认为老子拥有权力,就等于拥有一切,你们都要听我的。这些人就如安徒生童话里的屎克郎,很自大,不知量力。可能直到有一天,被人从位置上拉下来,方才明白。
我曾听人言道:“中国政府的公信力在下降,是因为民众的觉悟越来越高了。”初听此话,可能觉得有理,实则不然,要知道,历来民众的觉悟都很高,只不过平慑于政府的威严,不敢吐露心声,如你说两句与主旋律背道而驰的良言警语,很可能会遭遇到不白之冤。可能你心中有万丈雄心,有啄木鸟的精神,想为政府医治病根,可有政府工作人员心里就不高兴,因为你治好了政府的病根,等于阻碍了他们的升高发财的机会,于是找来猎人,暗地里“口平”的一响,瞬间便把你的万丈医治政府病根的决心打碎。历来,我们只听闻,有伯乐才会识的千里马,有千里马,没有伯乐,也只能孤独的奔跑在草原,与众多普通马并没有区别。
而对于政府公信力来说,如果想在民众树立威信,首先要乐于充当伯乐,善于接听各种不同的批评声音,只有这样,各方千里马便会从四面八云集过来,为政府出谋划策,力挽狂澜拯救丧失的公信力。如果政府还只是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暗中施权,权力膨胀,这公信力便如同街头泼妇的骂言,竟管你说话很高声,声情并茂,没有人会把你的话当真,依然无法挽救民众对政府失去信心。犹如“狼来了”故事的孩子,当一次两次习惯性欺骗众人的时候,当第三次狼真的来了,也没有人相信,而政府的公信力,何尝又不是如此呢?
一、政府公信力的内涵和变动机制
政府公信力,即政府获得公众的信任度,是政府能力在公众心中的综合评价和公众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满意度,也是政府对公众的凝聚力和动员力的重要决定因素。
政府公信力同政府能力、满意度、动员力既有联系又有区别:(1)公信力不同于政府能力,公信力的评价主体是公众,政府能力只有转化为行为和行为结果才能获得公众的评判。一般而言,政府能力和公信力是正比关系。如果政府能力越强,社会发展越快,人民物质生活水平越高,那么政府公信力就越强,但前提是政府能力必须主要去满足广大公众的利益需要。
(2)公信力与满意度基本相同。正常社会状况下,公信力来源于公众对政府的满意程度。满意度越高对政府也就越信任:两者稍有差别,满意度更多是公众对政府在物质利益提供方面的感受,而公信力是对多种方面和长远利益的综合感知,特别是在强意识形态下的社会,公信力可能更多地源于对敌人的仇恨和未来美好的梦幻。
(3)公信力与动员力有区别,动员力依赖于政府公信力,但政府公信力并不能完全转化为动员力,其中要受到多种中介因素的影响,比如社会组织程度、公民的政治心理等。公民社会发达、社会组织程度高及民众参与意识强,公信力在转化为动员力的过程中就流失得较少。
现代政府的公信力源于三个方面:(1)政府产生的公信力,即政府合法性问题。依据社会契约论,政府的权力源于民众授予。民众形成公意产生政府,民众也可以因对政府不满按照法定程序来变更政府,一切违背这种委托代理关系而建立的政府都是不合法的,都不能获得民众的认可和支持。可以看出政府产生的合法性是公信力来源的最为根本的基础。
(2)政府行政过程的公信力。随着公民社会日益强大,公共服务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和个性化,公民已不满足于以投票选择自己代言人的间接性民主,更多地关注政府日常行政过程。要求政府阳光行政、依法行政,还倾向于依赖社会组织参与和影响具体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来争取自己的权益。政府行政过程的公信力是当今政府公信力不可忽视的重要来源。
(3)政府行政绩效的公信力。政府产生的目的就是维护公民合法权利,现代社会中政府“一是为市场主体创造平等竞争环境,二是为人的生存和发展创造良好、和谐、可持续的环境”。这些行政结果是民众切实需要的,也是能够切身感受到的,政府行政绩效如何直观地影响到公众对政府的评价和政府公信度。
公信力三个方面之间的关系是相依存互促进的:政府产生的公信力是基础性公信力,它是促进政府行政过程透明、民主化和政府绩效提高的制度性保障,同时它具有缓冲和部分地释放因政府行政过程不合理和政府绩效低下带来的民众不满情绪:政府行政过程的公信力是对政府合法性的重要补充,它对政府绩效具有直接促进作用:政府行政绩效公信力的提高可以短时而有效地弥补政府产生和政府行政过程的公信力不足,相反政府行政绩效公信力下降可能立即引起民众对政府合法性和政府行为过程合理性的质疑和追问,从而促进后者的改革和完善。
二、提振 政府公信力的重要意义
政府公信力的重要性显而易见,目前的研究基本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提升政府公信力,有助于强化政府的政治合法性。政府的合法性主要取决于政府产生的合法性和存在的合法性。“人民主权”的宪政原则是政府诚信的法理依据,政府及其公务人员在行使公权力时作到诚实守信、尊宪守法、践行承诺,才能实现人民组建政府的目的。政府公信力实质上是群众对政府履行公共职责情况的评价,也是对政府合法性的检验,信用政府能够增强群众的社会信任感和归属感,增强政府存在的合法性。
第二,提升政府公信力,有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效运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赖于政府维护市场规则和秩序、弥补市场的缺陷和不足。政府作为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和社会信用的引导者,对规范和引导全体社会成员遵守市场规则,建立普遍信任有重要作用。政府的诚信行为可以为市场提供“有形”调节和统一的评判标准,平衡社会主体间的利益冲突,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第三,提升政府公信力,有助于先进文化建设。政府在建设先进文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政府诚信一方面可以使公共管理者慎言敏行,言出必践,使制度有信,法规有信,作到取信于民,形成良好的行政诚信文化;另一方面对建设社会诚信文化也起着主导作用。
第四,提升政府公信力,有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政府公信作为一种主观自愿机制,同公共权力的强制机制一起维持社会的稳定和秩序。它可以通过信任的简化程序在政府与公民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复杂的风险社会中维持政府与公众关系的持续性,构成整个社会稳定的中枢。一旦政府失信,社会成员就会普遍放弃通过国家公权力来维护自身的权利,而转向使用私权力寻求自我保护,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就会增多。
第五,提升政府公信力,有助于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提高国际竞争力。加入WTO对政府诚信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政府只有按世贸规则办事,积极践诺,才能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
三、地方政府公信力存在问题及原因
从总体上看,我国政府的公信力是高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政府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政府公信力不断提高。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也存在着政府失信现象,影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健康发展。其主要原因,一是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由于没有很好地履行政府职能,一些地方政府还是管了一些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需求不断上升,对政府的期望值不断提高,但政府职能尚未及时转变,导致人民群众对政府信用度的主观评价降低。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增长,过多地充当了市场竞争主体的角色,忽视了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二是传统的政府管理方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要求。深化改革涉及面较广,触及深层次利益调整,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明显加大,对各级政府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要求较高。一些政府官员由于不善于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应对复杂局面和危机管理的能力较差,致使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失去了群众的信任。由于一些政府部门的决策缺乏科学化、民主化和透明度,行政效率不高,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腐败问题突出,致使政府缺乏亲和度和感召力。
三是政府依法行政还存在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由于没有很好地解决有法不依、执法不公和多头执法、执法扰民,以及执法监督不力的问题,致使有的地方政府缺乏权威性。由于行政责任追究制度不明确,一些政府部门及公务员的违法行政行为不能得到应有的惩罚,使公务员责任意识淡化。上述情况不仅损害了政府的声誉和形象,而且削弱了政府执政的基础。
四、提振 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途径和措施
政府的公信力历来受到中外政府的重视。在古代,孔子提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要当政者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来提高公信力。贞观之治时的唐太宗说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认识到了民为邦本的道理。总的说来,封建社会维护的是官僚集团和地主阶级的利益,思想家的大同和谐理想在中央集权体制和庞大的官僚集团面前大失水准和严重扭曲。
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认识和工作路线。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总结革命经验教训,指出“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是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准之一,是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党失去人民支持就如同水之无源、木之无本。在从革命党转变成执政党后,党和政府更加重视党群、干群关系,对此毛泽东曾警示性地说。“共产党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在改革开放中,邓小平坚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推动者和走群众路线的马克思主义观,以“三个有利于”和“人民满意不满意、支持不支持、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评判各项改革工作成功与否的根本标尺,并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最终价值目标来汲取改革动力和破除改革阻力。
面对当前我国政府公信力状况不容乐观的境况,我们要根据社会发展现状和民主政治自身发展的特点,深刻认识政府公信力的增长机制,按照成本、风险、迫切度原则有主次有缓急有系统地推进政府公信力建设。
(1)严惩权力腐败和克服官僚主义,加强廉政建设。重树政府清廉、高效和亲民的良好形象,这是争取民众信任最快捷、最有效的途径。严惩腐败能够一振耳目、大快人心。目前权力腐败比较严重,呈现出官员集团性腐败、腐败官员年轻化、手段日益隐蔽等特点,腐败多发的根源是权力没有受到严格监督。近来中央加大了对腐败的查处决心和力度,正逐步推进和完善由中纪委派驻机构、巡视制度、中央提名地方纪委书记、官员任职回避和交流制度、任期限制制度等构成的权力监督体系。笔者认为,还应该针对基层官员(县、乡)建立一套权力监督体系并进行有效监督,因为基层官员直接面对着广大民众,他们的廉政情况直接影响着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当前官僚主义严重,对人民的福祉漠然视之、对百姓的利益从不关心、惟上是从、形式主义、弄虚作假都是官僚主义的表现。如果说权力腐败是急性病,那么官僚主义则是慢性病,它带来的危害更大。克服官僚主义必须转变理念走服务性和责任性的公共政府途径,尤其要扩大民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权利,增加政绩考核体系中的民意权重,迫使官员走群众路线,以满足民众的利益需求为根本工作宗旨。
(2)建设服务性政府,努力提供足够和优质的公共产品,满足人民生活和发展需要,提高政府行政绩效公信力。当前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已经影响到民众的生活和发展,因此努力和尽快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是政府提高公信力的主要途径。例如,医疗和教育的市场化倾向改革和我国财政支出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公共资源在区域和民众中的分布非常不均,导致人民看病难、上学难。另外住房问题现在也凸现出来,房价水平同人均收入发生脱节使百姓购房难。农村地区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已影响到农村地区的生活和生产。近几年来中央实施了一系列民生政策,如“以工助农、城市反哺农业”、建设新农村等,力图解决医疗、教育、住房领域存在的民生问题,正在逐步提升政府的公信力。
(3)加大力度推进阳光行政和依法行政,拓展群众参与政府决策的途径,提高政府行政过程公信力。当前人们的利益日趋多元化,市民社会日益独立和强大,人们直接参与行政的要求更加迫切。然而,许多政府的行政理念还没有完全转移到服务性政府上来,认为政府就是管人、管事和管物,把民众排斥在政治之外。政府决策往往是少数领导拍板定夺,民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得不到尊重,这样的决策往往引起民众的不满。要进一步加强政府行政法律化、制度化和程序化,严格实施政务公开制、听证制、决策公示制、专家咨询制等等制度,加强行政的公开性、科学性、民主性和法治性。从而增强政府公信力。
(4)依照宪法,稳步推进人大制度的规范和完善,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在官员任免、升迁和绩效评估上应起的作用,提高政府产生的公信力。建国后的实践表明,发挥人大的作用同加强党的领导是相辅相成的,每当人民代表大会能积极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时,我国就能获得经济发展、政治清明和社会稳定,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就能得到更好的实现。近年来,中央正在循序稳步地推进人大代表选举制度、人大工作制度、人大对政府的监督制度和质询制等的建设和完善,在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和升迁上,也在适时地加大民意的权重,让真正德才兼备的人得到提拔和重用。这些举措不仅推进着我国的政治文明。也是增强政府公信力的不可回避的重要方面
第二篇: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公信力下降主要表现
地方政府公信力下降主要表现在行为信用、政策信用、绩效信用三大层面。地方政府公信力下降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表现为:政府失信与社会低信用均衡,从而导致区域经济所需要的社会信用系统难以建立;影响公共产品的提供,并促使人们丧失对公共政策的信任;严重影响投资环境。
[关键词] 地方政府 公信力 区域经济 影响
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培养人们的市场意识和法律意识是地方政府在发展区域经济中的首要任务,为区域经济发展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是地方政府行使行政权的出发点和归宿,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是地方政府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搞好区域产业结构优化是地方政府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政府转变观念、提供优质服务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地方政府发挥这些作用的最基础保障是其信用和公信力。政府的信用度在国内外都在不断提高,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有的地方政府信用失范,公信力下降,已严重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一、信用、政府信用与政府公信力
信用,广义上说,就是二元或多元经济主体之间,以某种需要为目的,建立在诚实守信基础上的心理承诺与约期实践相结合的意志和能力。较为简单地可以理解为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能力。所谓政府信用,指的是政府履行其对公众承诺(包括法定的政府职责、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所包含的信用责任等等)的状况,它是现代民主和法治条件下的责任政府的重要标识。它既包括民众对政府整体形象的认识、情感、态度、情绪、兴趣、期望和信念等,也体现出民众自愿地配合政府行政,减少政府的公共管理成本,以提高公共行政效率。政府信用的具体表现形式复杂多样,如民众信赖政府和政府的行政决策、行政计划,行政执行能获得民众的理解、支持与配合;民众支持、拥护政府的公共管理行为;政府与社会组织及民众之间形成融洽、和谐的关系等。政府公信力体现的是政府的信用能力,它反映了公民在何种程度上对政府行为持信任态度。政府公信力的强弱,取决于政府所拥有的信用资源的丰富程度。这种信用资源既包括意识形态上的(如公民对政府的政治合法性的信仰,公民对政府制度及公共选择过程的公正性、合理性的认可程度等等)、物质上的(如政府的财力),也包括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在公民心目中的具体形象等等。
二、政府信用的特点决定了其对市场经济的作用
江泽民同志指出:“没有信用,就没有秩序,市场经济就不能健康发展。”而在所有的社会信用中,政府信用的地位与作用最为重要。
1.政府信用是社会信用系统的核心与支柱。一个完整的社会信用系统是由国家信用、政府信用、政党信用、社会组织信用、企业信用、团体信用、行业协会信用及公民个人信用等构成的。而政府信用是其他信用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因为政府信用贯穿于政府与公众的整个互动关系之中。政府的每一项决策,公务员的一言一行,都在展示着政府信用。在社会信用系统中,政府信用是最关键和最基本的信用。
2.政府信用是政府职能顺利实现的保障。转变政府职能是近几年来我国政府机构改革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其职能能否顺利实现,既需要从人、财、物等有形方面提供保障,也需要从制度、规则、信用等无形方面提供精神支持与动力。如果政府信用存在缺失,政府职能的实现就必然遇到阻碍,政府信用度低,其法令、决策就不可能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就必然出现“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的,现象。失信于民,政府行为就得不到社会和民众的支持与配合,甚至还会引起民众与政府的对抗,危及到政府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3.政府信用能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经济,是一种依靠秩序、规则和信用维系其存在与运行的经济。但市场竞争中的信用规则的确立和维系单靠竞争者的自身行为往往是无济于事的,而必须依赖于政府和政府信用。因为政府要为市场竞争制定“游戏规则”“信用规则”。同时市场“游戏规则”“信用规则”的遵守与履行离不开政府。
三、地方政府公信力下降的主要表现
地方政府公信力下降主要表现在行为信用、政策信用、绩效信用三大层面。
1.行为信用下降。主要包括由于政府行为(包括政府工作人员的行为)不规范,不负责任而导致的信用危机现象。如一些地方政府角色错位,直接介入市场交易的具体过程,或者自己以市场主体的身份从事经济交易活动,或者随意以政府的名义为某些市场主体的交易活动提供担保,滥用政府的财政信用,一旦交易失败或经济纠纷引发支付危机便往往以赖账了事。由于现行的自上而下选拔委任政府官员的权力资源配置方式,客观上形成了官员只需对上负责的局面,这种制度约束条件,使得一些机会主义官员将对公众负责排斥在自己的信用责任范围之外,为取悦上级官员不惜欺下瞒上,信口开河,出尔反尔,愚弄百姓,这些都极大地损害了政府及政府官员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直接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
2.政策信用下降。主要包括公众对公共政策合理性、正当性、科学性、有效性信任程度降低的现象。主要有如下一些突出表现:一是由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缺乏必要的民主性和公开性,一些地方政府在自身利益驱动下制定出违背民众利益和意愿的公共政策,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和利益取向与民众相背离;二是一些地方政府在盲目制定出某些脱离实际的公共政策,并造成严重失误之后,拒不兑现其承诺的责任。如一些地方政府基于所谓的“逼民致富”,盲目出台政策,强制农民种植某种经济植物,对违反行政命令的农民进行粗暴的处罚,同时又不切实际、不计后果地大开空头支票,一旦市场行情发生变化,无力支付农民的损失,不得已就以“打白条”的方式,推卸责任;三是一些地方政府规制无度,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缺乏必要的规范性和稳定性,形成“一个班子一套思路,一届政府一个政策”的局面,公共政策变更的随意性很大,导致公众无法对政府的行为作出合理的预期;四是一些地方政府基于地方及自身利益,随意制定同上级政府的政策相抵触的土政策,导致公众因国家公共政策体系的相互矛盾而逐步失去对公共政策的信任。
3.绩效信用下降。反映的是地方政府绩效追求的价值取向背离公众利益,以及这种绩效本身的真实性受到公众怀疑所导致的政府公信力下降。如一些地方以简单的经济增长数字作为官员业绩考核的主要参数,导致一些官员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短期绩效,行为取向惟经济指标是从,为了在经济绩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一些官员在行政过程中重汲取轻服务,甚至置百姓生活实际于不顾,乱集资、乱摊派、乱罚款,使公众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对立情绪不断加剧。更有甚者,少数地方政府官员为达到个人升迁的目的,大搞所谓的形象工程,热衷于做表面文章,在统计数字上弄虚作假,这些都严重破坏了地方政府的信用形象。
四、地方政府公信力下降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政府信用缺失及公信力下降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尤其是以下几方面都直接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发展。
1.政府失信与社会低信用均衡,从而导致区域经济所需要的社会信用系统难以建立。确立稳定、有效的信用秩序是保障社会稳定,促进区域经济不断走向繁荣的重要前提。在制度经济学看来,信用秩序的主要功能在于建立和保持一种可以大致确定的预期,以便降低交易成本,并使市场主体的相互信任和合作成为可能。政府信用是其他信用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地方政府公信力的下降,严重损害了社会信用体系的制度支撑,加剧了社会秩序的瓦解,它将导致社会陷入一种低信用均衡,即在低信用的社会约束条件下,机会主义者将以不讲信用、坑蒙拐骗作为实现个人收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而那些自身利益受到机会主义行为严重损害的行为主体,在不能指望政府挽回自己的利益损失时,为防止老实人吃亏的现象再度发生,也会纷纷调整自己的博弈策略,加入失信者的行列,以行为短期化和不讲信用作为自己的理性选择,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这样的地方政府如何培养人们的市场意识和法律意识?又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所以,这种信用缺失的环境势必会影响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
2.影响公共产品的提供,并促使人们丧失对公共政策的信任。地方政府公信力的下降与地方政府规制无度,法无常规,导致公共政策发生信用危机有着直接的关联。首先,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多元化的利益格局的形成,各级地方政府具有了越来越多的自身利益,个别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演变成了一种利益型政府,一种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社会行为主体。为此,一届政府在自身利益的驱使下,就可能随意地变更和废止上届政府的政策,并在不顾及下届政府的信用能力的情况下制订具有短期效益的公共政策,形成一届政府朝政策的现象。其次,由于不少地方政府官员的行政理念还停留于单纯管制的层面上,依然满足于计划经济时代那种一切围绕着政府转的权威感,习惯于运用行政权力,发号施令,强制性地推行自己的行政目标,所以注意力的转变,甚至心血来潮的冲动都可能促使地方政府官员随意变更公共政策。再次,由于地方政府制订公共政策的权限与程序还没有得到严格界定,地方政府根据自己的意愿随意更改和实施公共政策的行为选择客观上也很难得到有效的控制。这样的政府只能是“任性”政府而非守信政府,权力政府而非责任政府,必然会极大地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3.严重影响投资环境。切实提高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已成为当前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改善地方投资环境面临的最重要和最迫切的问题之一。对于投资主体来说,信用秩序的缺失特别是政府信用的短缺,足以将政府许诺的任何政策优惠抵消得干干净净。相反,一个地方形成了良好的信用秩序,树立了良好的政府信用形象,就意味着这个地方在吸引投资等方面拥有了巨大的社会资本优势。据经济日报报道(2032年1月17日),我国市场交易中的无效成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至少为10%—20%。我国企业经营中的无效成本更是居高不下,如剔除制度性变化和利率调整等因素,我国企业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和销售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为14%,而美国企业只有2%-3%。另外,与WTO的规则接轨和落实我国政府的承诺,都意味着地方政府必须尽快熟悉和适应国际规则,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必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信用政府,切实承担起自己所有行为的全部责任。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目前一些地方政府所存在的信用问题,不仅会使我们丧失入世给区域经济带来的种种机遇,而且还会产生大量的国际纠纷
第三篇:公务员形象关乎地方政府公信力
公务员形象关乎地方政府公信力
2012年11月15日 14:45 来源:学习时报2012年11月12日 作者:陈朋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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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表明,政府的公共管理活动主要依靠两种力量:一种是强制性的硬权力,它通过行政、命令性的方式和强制化的手段,以国家暴力工具为后盾,实现刚性管理;另一种则是所谓的软权力,它通过潜在的影响力、理性的说服力和内在的吸引力,实现柔性管理。因软权力而来的柔性管理,影响力更为深刻、持久和深入。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中国,现在都越来越重视软权力的重要作用。政府公信力是一种软实力,它反映了政府在公众心中的地位。对于政府而言,缺乏公信力的危机是最深刻的危机。
政府的公信力除了同政府治理绩效、意识形态宣传等因素密切相关以外,还维系于公务员点点滴滴的行为和见微知著的作风之上。换言之,公务员形象是政府公信力的最直观反映。然而,一些调查发现,当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并不理想,尤其是地方政府公信力不容乐观。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固然异常复杂,但最直接的因素仍在于不良的公务员形象伤害了地方政府公信力。为此,深入思考公务员形象塑造与地方政府公信力提升具有显见的现实意义。
哪些不良的公务员形象正在损害地方政府的公信力
虽然从理想层面说,公务员形象是地方政府公信力的生命线。但是,现实生活中,诸多因素还是很残酷地表明,当前一些不良的公务员形象正在损害地方政府的公信力。
懒惰懈怠。一些公务员思想懒惰,工作劲头不足,整天无精打采,得过且过。在工作面前,能躲就躲,能推就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是其处事准则。相反,对应尽的职责却是讨价还价,偷工减料。
彪悍无比。这些人虽然在口头上宣称是人民的勤务员乃至服务员,但其所作所为完全不是这样,相反是彪悍无比。前段时间网上流传的“咆哮哥”就是这种类型。这种人无论在口头上还是在实际中,都是官气十足、急功近利、居功自傲、脱离群众甚至悍然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
自私自利。这些人最大的特征就是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个人或少数人牟取私利,比如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公费旅游等假公济私行为。一事当前,想的是自己、亲属、小集团、小圈子的利益能否得到满足。他们虽然政绩平平甚或寥寥,但“私”绩卓著。
奴性十足。少数人想当然地认为,其职位是某个“政治恩人”给的。于是,极力讨好、迎奉上司,搞政治依附。结果,只亲近上司而不亲近群众,只关心上司而不关心群众,只密切联系上司而不密切联系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方法被其抛置脑后。
态度恶劣。其典型特征是仗势欺人,强取豪夺,以权压民、欺民、害民。尤其是在农村,特别是那些老少边穷的农村,少数干部还自我得意地认为,那种恶狠狠的做法“很管用”,因而很喜欢用这种硬办法来对待群众。其通用的工作方法就是“通不通三分钟”,“行则行,不行也得行”。然而,这些方式方法都是不理性的,是对党的群众工作方法的背弃。
塑造良好公务员形象,提升地方政府公信力
以人为本。当前地方政府公信力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公务人员没有很好贯彻这一理念,有的甚至是以官为本、以权为本,不深入群众,不了解民情,对群众习惯于管、控、压、罚。为此,迫切需要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对于公务员来讲,以人为本说到底就是要坚持执政为民的理念,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惜人的生命,关心人的幸福,维护人的尊严,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服务为先。建设服务型政府,根基在于建设服务型公务人员。公务员不能做到很好的服务,服务型政府不可能建立起来。公务员的服务态度、服务水平,最终直接决定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绩效。所以,在日常工作中,要始终铭记“服务”理念,明白自身就是群众的服务员,工作合不合格不是领导说了算,而是要由群众来检验。
勤政廉洁。这是群众对政府的基本要求,也是公共权力运行的最底线。因此,毫无疑问也应该是公务员必须坚持的底线。但是,一些人仍在公权私用,官商勾结,讲排场、比阔气,奢侈浪费严重。凡此种种,都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近年来,还出现了“小官大贪”的新动向。这些人级别不高,权位也不大,但是所做的事情却与党纪国法格格不入。实现勤政廉洁,除了公务员自身要努力提高品德修养、遵纪守法以外,还要积极构建公共监督机制。“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公众监督、媒体监督,将有助于公务员队伍的勤政廉洁。
诚实守信。真诚实在、信守诺言,不仅是对一个公民的基本要求,更是对政府的基本要求。现代管理学的“破窗理论”表明,一扇窗户被打坏以后,如果得不到及时的修理,打坏窗户的人也得不到应有的惩罚,那么,就会有更多的人去打坏更多的窗户。这对公务员树立良好形象,进而提升地方政府公信力具有很强的启迪意义:树立诚实守信的形象,就必须严厉处罚失信者,让失信者付出应有代价。只有这样,才能构建诚信文化,进而推动地方政府公信力提升。
既在岗更在状态。前不久,陕西绥德县林业派出所民警上班时间玩游戏、看电影的视频在网上流传。这实际上反映了一些公务员“在岗不在状态”的现实问题。在岗不在状态是一种典型的“履职病态”。表面上看,他们在上班,但只是在打发时间,效率低下。告别这种在岗不在状态的慵懒形象,根本之处在于提起精气神,以饱满的热情和务实的工作作风投入到日常工作之中,坚持今日事今日毕。
第四篇:地方政府审计职能软化问题研究
地方政府审计职能软化问题研究
政府审计是指国家审计机关对中央和地方政府各部门及其他公共机构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公允性,运用公共资源的经济性、效益性、效果性,以及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进行审计。我国政府审计包括中央、地方以及行政单位预决算审计。审计理应把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作为一项重要职责。从审计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来看,查错防弊——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一直是政府审计的主要工作。政府审计要在制约和监督权力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是新时期党和国家赋予审计机关的新职责,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地方政府审计职能软化的表现
从现阶段政府审计所处的法律地位、拥有的审计资源、审计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等各方面看,均表明政府审计已发展到能对权力监督和制约的水平。但是,着审计难、反映难、处理更难的现象,地方审计机关,难以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审计职能软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二是依法独立实施审计监督缺乏必要的保障。特别是基层审计机关经常容易遇到以权压审计的现象,“维权”工具,同时,由于缺乏必要的审计干部保护机制,离,甚至降职、免职的情况。
《审计法》要求对审计机关履行职责所需经费,但在实际操作中,地方各级这在客观上有些审计机关的审计经
有些经济监督部门如财政、物价、工商以及政重复审查,问他们的主要内容为工程造价审核、财务最后由财政就实质内容和评审对象而言,财政部门对建设项目的评审工作与审计机而在新的基建财务制度中,规定了建设项目财务竣工换言之,今后国家建设项目的竣工决算将面临审计完后再审批,还是批完后再审计的问题;对建设单位来说,也存在重复审查之嫌。
五是大规模审计派出机构与地方审计机关重叠。由于审计机关用人权、财权都集中在各级政府手中,财政部门、地方政府的意见自然一言九鼎,甚至大面积损害了基本审计数据的可靠性。据统计,多年来,审计署特派办(特派员办事处)查处的单位违纪金额都高于地方审计机关所查出的金额,最低的为27倍,最高则达到113倍。为解决这一问题,审计署不得不用变通的方法加以解决,大规模派出审计特派员,并在特派员的领导下设立特派办。审计署特派员行政级别高——正司级,并接受审计长的直接领导。这一类似于巡抚大员的制度尽管能发挥相当大的作用,但这一作用的背后掩盖的问题却是地方审计部门的废驰和国家财政的浪费,以两套班子行同一职责,反映的是普遍的制度性导致的地方审计的职责缺失。
二、强化地方政府审计职能的对策
第一,强化政府责任。我国自设立政府审计机关以来,审计影响逐渐扩大,但从审计效果看,虽然宪法和审计法赋予了政府审计机关相应的职责,但审计的开展还要依赖于领导的重视程度。
对政府审计机关指出的问题,多数被审计单位积极整改,但在有些情况下,有些被审计单位对审计问题过度自我辩护,或对审计问题置若罔闻,即使执行审计建议,也最多是一些行政处罚手段,审计效果和社会期望相差很大。究其原因是一些政府部门缺乏责任意识。我国正处在改革的关键时期,政府改革也正在攻坚阶段,只有政府部门充分认识到并勇于承担自身责任,立法部门和社会公众积极监督,政府审计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第二,转变政府审计形象。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审计侧重于财务审计,主要履行审计监督职能,人们对审计的认识是:只有查出大案要案审计才算成功。因此,经常处于尴尬境地,审计效果也有失众望,法型体制,加强审计与立法的联系;转变政府审计职能,组织和政府部门重复监督的现象,减少资源的浪费,内部控制和风险预警等体制问题,审计向绩效审计、政
第三,构建审计文化。当前,审计精神培育、审计价值取向、审计形象树立,审计文化建设就是在信念和行为准则,审计组织提倡什么,崇尚什么,这比强迫命令更有效。第四,提升审计人员素质水平。对审计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新的、在此过程中,强化战略思维,培育辨证思维,解决审计人员更新观念和思维高度
第五,更好地发挥政府审计“防火墙”、及时调整审计工使每一个审计项目和审计专项调查项目的质量都经得起时间的
第五篇: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研究文献综述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研究文献综述
摘要:关于政府性债务问题的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并已经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而关于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的研究则相对较晚,国外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有所涉及。受政府性债务演变进程的影响,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的研究主要开始于1994年分税制的改革。近年来随着地方政府举债融资形式不断丰富和债务规模不断增加,尤其是在应对2008年底因美国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急剧增加。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近几十年来急剧攀升,财政隐患巨大,国内外从不同的角度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多。
关键词:地方政府 债务 风险
一、国内研究现状
(1)如何看待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争论
刘尚希在《如何看待地方债务》一文中认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可控与否,和政府偿债的公共资源、政府债务的体制机制等相关因素有关,单纯的看债务的数字化指标是不能正确判断债务的风险的。对地方政府债务持乐观态度的有:巴曙松在《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宏观考察》一文中指出,“根据国际惯例,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水平总体上处于可以承担的水平,个别地方政府存在过度举债行为”。吴晓灵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国总体负债规模占GDP比重仍不超过 50%,无须对地方债务过度担忧。持担忧观点的人则认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魏加宁博士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指出,“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在某种意义上讲实际上已经超过了金融风险,成为威胁我国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头号威胁”。呼显岗(2004)则认为“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在局部已经显现,未来潜在的风险很大,如不积极防范和化解,向中央政府转嫁,将会严重威胁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2)地方政府债务特点的研究
地方政府债务特点多样化,但代表性的观点表现如下。陈静在《地方政府债务的探究及建议》一文中认为地方政府债务的现状有三个特点:地方政府债务信息不透明,债务数目缺乏准数;地方政府债务缺乏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地方政府债务数额大。王克群发表的文章《地方政府债务的特点、成因及化解》则认为地方政府债务成因和形式多样化、举债方式隐蔽、还款时间长、地方融资平台项目多由地方政府提供隐形担保。审计署审计科研所课题组的报告《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成因及对策研究》指出地方政府债务增长过快,规模失控、主体不明、责任不清。孙勇在文章《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初步分析》中通过对辽宁的直接显性债务的分析得出,债务结构发生明显变化,主权债务和中央再贷款债务比重下降,其他债务提高;地区间债务负担率差异较大,个别地方债务率过高。牟放则认为为了规避法律责任,地方政府负债日益隐性化。(3)对地方政府债务形成原因的分析
地方政府负债的主要原因可以概括为两个,一是体制性原因,二是政策性原因。报告《中国经济中长期风险和对策
(六)》指出,体制性原因包括财政体制、投融资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其中财政体制的原因表现为中央和地方财权和事权不均衡,地方政府财权小,事权大,导致地方政府不得不举债。支持这一观点的还有张莉、王克群、李显杰、冯树建等。张莉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初探--基于分税制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研究》一文中提出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担保状况不佳、责任主体不清晰、投资回报率低等情况是增加地方政府债务的助推剂。冯树建认为银行信贷种种违规行为也使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更加严重。在接受《小 康》杂志采访时,陈穗红认为地方政府治理不善是地方政府负债的一个重要原因;孙明非认为政企不分、政府经营企业亏损导致的债务占县乡债务比重最大的一块。上述都是体制性原因的表现。而政策性原因表现在国家出台的很多政策不能落实,或者是在实行过程中管理和控制不严格,或者是加重了地方政府的负担而引发的政府债务的上升。魏加宁(2004)认为,地方政府负债的原因如下:①各级政府之间财权事权划分不清,地方政府收入减少、任务加重;②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行政机构繁杂、人浮于事;③地方政府行政层级过多,地改市后财源匾乏;④财政金融体制不健全,地方政府缺乏必要的正规融资渠道;⑤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缺乏地方政府的信用评级;⑥行政管理体制缺乏约束机制,地方政府官员行为短期化。(4)集中于研究如何化解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
李冬梅在其著作《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研究》中着重从发行地方公债的经济学分析角度和发行地方公债的理论必要性和现实必要性角度论证了发行地方公债是化解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有效途径之一。王建国则认为解决地方政府负债问题首先必须要以法律区分各级政府的事权与财权,使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合法化规范化。崔斌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范问题探索》文章中提出充分利用外汇储备来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并且控制新增债务,建立偿债基金。张子荣在《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研究》中提出加强对地方债务监督管理,规范地方各级政府的融资平台公司,从而使资金落实到实处,减少浪费,从而减轻债务。
总体来看,国内的研究,对进一步认识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提供了一定的指导,对从实践中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由于很多研究侧重地方债务的某一个方面,并且缺乏完整、规范、统一的数据,因而不利于我们对地方债务问题从总体上把握。
二、国外研究现状
(1)对于地方政府是否应该举债的问题,西方理论界经历了一个发展阶段。世纪 30 年代以前,经济学家们大多主张政府无为而治,古典经济学派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否定政府借债的作用。他认为“最初债权者贷与政府的资本,在贷与的那一瞬间,已由资本的机能而转化为收入的机能了,换言之,已经不是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而是用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他还认为“政府债务会增加国家负担,因为偿债时将会加重人民的税收负担”。这些原因使得亚当·斯密极力反对政府举债。另外,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之一李嘉图也认为“政府借债对经济的发展无贡献,反而存在较高风险。”因而,李嘉图也反对政府举债。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大衰退之后,大多数经济学家开始赞成政府举债。这个时期的代表人之一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指出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了经济衰退,为了刺激经济繁荣,必须实行赤字财政,这样必然会产生债务。他认为“举债支出虽然浪费,结果倒可以使社会致富”。因此他鼓励适当举债。美国经济学家勒纳“抛弃了预算平衡的原则,把公债的功能从弥补财政赤字拓展为调节经济发展的政策手段的高度”。总之,凯恩斯学派认为政府举债有益于经济发展,因而支持举债。(2)很多外国学者认为适度举债对经济是有好处的,但是要把握好这个“度”就
涉及到债务应该怎么管理的问题。Elizabeth Currie、Jean Jacques Dethier 和 Eriko Togo(2003)研究了政府债务管理的制度安排,将OECD国家政府债务管理经验总结为:把战略性的公共政策目标而不是战术性的贸易目标放在首要地位;在金融资产管理和有关债务管理的公共政策方面,应加强制度建设,使债务管理现代化;建立相关机制,以保证权利下放的成功和对财政部和议会负责。国外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研究具有明显的的时代烙印,相应地也具有时代局限性,面对我国日益上升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我们还是要依据中国国情,实事求是地提出可行性对策。
三、对地方政府债务研究成果的评价
综合来看,国内外已有文献在基础理论、现状解释以及对策方案等方面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这为进一步系统研究财政分权视角下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有力的技术支撑。但从体制基础层面认知当前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特殊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研究,基于财政分权和政府行为的视角性并构建一套与中国经济、社会体制转轨客观实际相契合的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机制而言,还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分析和探讨: 1.关于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系统性研究还有待深入
在转轨背景下,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具有阶段性特征,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形式、形成原因、债务规模以及债务风险的影响因素等都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息息相关,因此,就债务而论债务并不能说明问题,理性看待和分析当前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需要我们从历史的纵深视角来探寻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发展历程。
2.关于地方政府性债务系统规范的实证研究还有待加强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现有大多数关于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的研究集中在策论方面的理论探讨,仅有的实证分析也大都是基于当前地方政府性债务某一方面的研究,因而难以为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提供总体的建议或有价值的结论。因此,需要我们立足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基础数据构建规范的实证研究体系,从中找寻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内在规律,为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3.对造成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的体制性根源的认知还有待加深
在转轨背景下,地方政府性债务的产生和发展既有财政体制改革等深层次的体制背景,又是中国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创新的客观结果。财政体制的分权化改革本质上是对政府间关系的重新调整,这种调整在纵向上表现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纵向财政不均等,在横向上则表现为地方政府之间的相互竞争,进而对地方政府性债务产生影响。因此,需要我们系统地探讨影响地方政府性债务的体制性根源,为构建科学的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体系提供理论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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