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我国政府面临的公信力危机问题研究

第一篇：新形势下我国政府面临的公信力危机问题研究

新形势下我国政府面临的公信力危机问题研究

【摘 要】本文以“塔西陀陷阱”为引子，分别对政府公信力的内涵以及当前我国各级政府普遍面临的公信力危机的表现、危害、原因与破解对策进行了分析探讨。

【关键词】政府公信力；危机；政府行为；公众

普布里乌斯?克奈里乌斯?塔西佗是古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曾担任古罗马最高领导人――执政官。他曾经这样谈论执政感受：“当一个政府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这一见解后来成为西方政治学里的定律之一“塔西陀陷阱”。2014年5月9日，总书记在参加兰考县县委常委扩大会议时就曾以该“陷阱”为引子就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可以说，“塔西陀陷阱”是政府深陷公信力危机的直观反映与体现。政府公信力的概念

何谓公信力？商务印书馆新修订第6版《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使公众信任的力量”。延伸到政府公信力层面，概括来讲，笔者认为，政府公信力指的即是政府获得公众信任、支持与拥护的能力。它内在地包含了政府对公众信守承诺与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两个层面，在本质上体现了政府与公众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我国政府公信力危机的表现

公信力问题已成为当前我国各级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普遍面临的问题，厦门大学胡荣教授2011年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把受访者对政府的信任度从“很高”到“很低”依次赋值5至1分，农村与城镇居民对乡镇一级政府的信任度平均值分别为2.73分、3.07分，对县一级政府的信任度也仅仅为3.21分、3.27分。

长期以来，公众已经普遍形成了对于政府归责的习惯性、意见的整合性和态度的刻板成见，对政府制定的政策、发表的言论和政府工作人员均不信任：官民冲突时，错误肯定在政府；官员出错时，肯定是贪赃枉法；政府出台新的政策，肯定会与民争利„„诸如此类，使政府的很多良苦用心得不到支持，好心办不成好事甚至好心办坏事。政府公信力危机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危害

3.1 动摇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基础

托马斯?潘恩说：“政府不是任何人或任何一群人为了谋利就有权力去设立或经营的店铺，而完全是一种信任，人们给它这种信托，也可以随时收回。”――按照社会契约论的观点，公众将管理国家的权力委托给政府而获得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而政府在此过程中通过履行相应的职责获得相应的权益，也就是说，政府与公众二者存在一种契约关系，若二者丧失信任，契约关系将失去效力，导致政府的存在得不到公众的承认，失去行使权力的合法性。

3.2 阻滞和谐社会建设进程

陷入公信力危机的政府将丧失价值引导的能力，导致整个社会陷入信任危机。公众会想法设法采取各种方式与政府周旋，抵制有关政策的依法贯彻并竭力规避法律法规的制裁。特殊情况下，一些民众在感觉个人权益受到侵害却无法得到来自政府的依法保障时，会转而寻求非法组织的庇护，甚至爆发反社会行动，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而为应对这种困局，政府就必须投入更多的行政资源予以处理，往往付诸于更为强硬的管理措施，反而导致公众与政府之间陷入相互牵制的恶性循环。

3.3 阻碍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进程

一方面，公信力的缺失将使政府在引进外部资金、项目和人才时丧失说服力和竞争力；另一方面，企业的市场行为将会更多地付诸制度外的非法手段如行贿、偷漏税等手段以维持利益获取的稳定性，从而扰乱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同时，因缺乏对政府的信任，公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务必会受到遏制，而公众的抵制与无视，又将继续拉大官民隔阂，固化一些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的思维与行动模式，导致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与调整陷入困境。引发我国政府公信力危机的主要原因

4.1 客观环境使然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正发生深刻变革与调整，利益主体及其价值取向日趋多元化，各种利益主体相互之间的关系相较以往也更为复杂。以此为背景，利益分配不均衡、社会治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的存在是难以避免的，并由此滋生出各种矛盾和纠纷。

4.2 政府行为失范

4.2.1 政策制定的随意性

由于公共决策系统不健全，我国一些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往往缺乏综合性、系统性、长远性、可行性的考量，有些时候甚至仅仅依靠“一把手”的主观臆断，从而导致政策决策的不稳定，常常出现相似问题却依据不同标准处理的情况，增加了政策执行的复杂性，也造成了公众对政府出台的新的政策决策的不信任。

4.2.2 行政伦理缺失

现实中，我国各级政府由于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上处于垄断地位，便常常颠倒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主仆关系，变服务为掌控。一些政府基于部门或个人利益，在行政管理过程中，或者只做表面文章，搞形象工程；或者强行贯彻某些政策，破坏公平正义；或者只追求短期效益而不论长远发展，严重侵害了群众利益。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当前我国各级政府的主导思维，而经济建设型政府本具有与民争利的自然趋势――这是我国当前官民隔阂与冲突的症结。

4.2.3 政务信息不透明

社会学家G?阿尔伯特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流言传播公式：流言传播的强度=问题的重要性×不了解程度。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日趋多样化，政府在信息垄断方面的优势正在不断减弱。但一些地方政府仍然没有对政务信息的公开透明给予重视并采取措施，特别是在群体性事件、突发性责任事故发生时常常欺骗、隐瞒，导致各种流言与负面情绪在公众之间传播与传染，削弱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

4.2.4 约束监督机制不完善

首先，权力资源自上而下的流动方式导致一些领导干部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往往只对上级负责，忽视了民声民意，而所谓民主测评、民主生活会常常是走过场、走形式，虚有其名；其次，一些行政监督制度与办法往往只是原则性地指导，不能具体量化，或者量化指标不规范、不科学，缺乏可操作性；第三，社会组织的双重管理、传播媒介的严格管控等顶层设计问题客观上限制了社会组织、媒体与普通公众民主监督作用的充分发挥。

4.2.5 政府工作人员作风不正不实

一是官僚主义。受官本位意识的影响，一些党员干部仍旧存在特权思想，把做官升官当作个人成就的体现和发财致富的渠道，把权力变成了谋取私利的工具，能贪则贪，对群众需求推诿扯皮、敷衍塞责，甚至故意刁难、吃拿卡要；二是能力不足。由于忽视理论学习与调查研究，一些政府官员在治理一方的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能力不足问题，习惯照搬照抄，按文件办事、按领导要求办事，而在制定本地政策时，又喜欢搞“一言堂”、“家长制”，导致决策失误，损害公共利益。三是权限不明。受计划经济思维残存的影响，一些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习惯上大包大揽，不该管的也要管，管又管不好，造成了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越位，固化了公众“万能政府”的观念，也打击了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开创性发展。

4.3 公众认识的错位与狭隘

一方面，“万能政府”的观念导致公众习惯上把所有社会问题解决的希望放在政府身上，一旦政府无法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对政府产生怀疑。另一方面，随着主体意识和利益意识的不断增强，公众对政府公共政策和服务的期望也在不断提高，因此往往会忽视政府有利于自身的行为而专注于政府政策法规带给自己的负面效应，从而无法对政府绩效和行政行为进行客观真实的评价。

此外，在一些突发公共事件特别是群体性事件发生后，很多商业媒体为了制造噱头，吸引公众眼球，常常会故意夸大政府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负面形象，也因此加大了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我国政府走出公信力危机的路径选择

5.1 加强制度建设

“用制度管权、管人、管钱，给权力涂上防腐剂，戴上紧箍咒”，这是李克强在就任国务院总理后于国务院第一次廉政会议上提出的要求。强化制度建设，首先要确保制度的科学性、明确性、可操作性，杜绝为了完善制度而制定制度，杜绝语言模糊、标准笼统，杜绝给予制度执行人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

5.1.1 构建政府信用体系

首先，建立教育培训常态化开展机制，加强对政府工作人员的诚信教育，强化其信用意识、观念和思维，增强其履行职责、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其次，建立健全对政府及政府工作人员的诚信考核机制，推行信用评级，建立官员诚信档案并提高对档案的信息共享。第三，强化失信惩戒机制，对凡涉及弄虚作假、贪污腐败的党员干部依法予以严惩，对即使是无心失信或能力不足造成损失的官员也必须及时纠错与问责。

5.1.2 完善监督制约体系

首先，必须提高监督部门与机构的独立性，依法保障其独立行使监督权的职能，避免控制媒体与公众舆论。其次，要不断健全民主选举制度以及与之相配套的监督机制，建立责任政府，实现各级政府对上和对下负责的有机统一。第三，完善公共权力的监督制约制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防治公权的裂变与倾斜，形成不敢腐、不能腐的权力运用与认识体系，确保行政行为的公平、公正、廉洁、高效。

5.1.3 健全干部政绩评判、选拔任用体系

一方面，必须打破官员考核自上而下的封闭性，加大“下评上、民评官”在评价体系中的比重，加大民生事业指标考评比重，重点关注政府及其领导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方面的成效。另一方面，应建立激发领导干部提升履职能力的动态管理机制，对政府岗位需求及各岗位所必须的基本素质进行科学分析，对不符合岗位要求的人员坚决予以调整，大力选拔使用那些业务能力强、政治素质好、道德水准高的好干部。

5.1.4 构建政治宽容机制

一方面，政府必须走出传统的唯我独尊、封闭决策的管理意识，落实好政务公开，完善民众参与公共决策的渠道，充分发挥人大、政协、政法机关及社会组织的作用，逐步实现民主决策的公开、公正和透明化。另一方面，要开发利用多种媒介特别是网络媒体的功能，增强与民众的有效互动，积极听取来自广大群众的意见、建议和批评，确保民众话有处说、怨有处诉、难有处解，提高其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5.1.5 优化政策决策系统

在制定政策决策过程中，政府绝不能闭门造车，必须充分发扬民主集中的精神，通过集体决策、专家咨询、社会听证等多种方式确保不同方面政策的相互照应与新旧政策之间的有效衔接，从而使整个政策系统能够保持长远的协同性与完整性，降低政策随意变更带来的社会风险，降低行政成本，同时使公众能够对政策变动趋向有一个合理地预期，对政策的后续变动做到处变不惊。

5.1.6 优化信息公开机制

为适应自媒体时代地到来和话语权的平民化，政府必须充分发挥信息主场的优势，纠正过去一味遮掩、隐瞒的做法，并完善相关的信息公开责任制，通过信息公开击退谣言与误解，以揭示真相、讲述真话和体察民情争取主动，赢取公众信任。

5.2 调整职能定位

5.2.1 划清权力边界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其核心就是要划清政府权力边界，改变过去大包大揽的做法。具体办法就是实施清单管理，在横向层面界定不同部门的权限，在纵向层面界定不同层级政府的权责边界，从而建立起事权与财权相适应的的运行机制，提高政策执行的效率与质量，避免失位与越位。

5.2.2 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政府退出必然带来的问题是谁来接收原先政府的责任、填补公共服务的空白，这有赖于社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作为政府治理赖以实现的“关键加入者”，社会组织提供了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种力量介入公共事务，从而有利于通过有组织的社会动员和社会参与，帮助公众实现更为多元化的社会价值与共同利益。

5.2.3 建立现代服务型政府

政府职能的让渡并不意味着全面放手公共事务。我国正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情、传统政府的强势地位和老百姓对政府的强烈依赖都决定了当前的社会治理不可能无限制弱化政府角色。

事实上，与其说政府退位，不如说政府重新定位来得更关键、更现实、更紧迫。自2010年以来，我国GDP已稳居世界第二，与此相左，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利益冲突不断加剧。因此，政府必须尽快从经济建设的错位中摆脱出来，把主要精力放在提供公共服务上，把解决民生问题作为行政行为的着力点，把为人民服务的理念贯彻到日常工作的每个环节、每个部门、每个层次，以制度化的方式整合资源并通过服务供给社会。特别是在公共危机发生时必须有所担当，凭借充分的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赢取民心。

5.3 转变工作作风

各级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必须提高依法行政意识，知法守法，以法律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以法的精神来约束公权力的行使，绝不允许有领导批示、文件指示超越法律现象的存在。在行政行为触犯法律法规时，必须启动相应处罚机制，从而通过严格执法来维护法律的权威、尊严和政府的良好形象。

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来讲，作为政府形象的直接代表，首先必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牢记手中的权力来自人民，不断强化依法用权、规范用权的意识，以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为主要工作目标，切实把权力用在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上；其次，要充分认识与理解学习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勤于学习，乐于发扬民主集中的精神，善于汲取群众智慧，努力提高自身的领导能力与道德水准；第三，应重视物理形象与话语形象的塑造，以朴素大方的着装、干净整洁的外貌、心平气和的神态、富有智慧的语言获取公众好感，树立个人威信。结束语

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政府公信力的高低已经成为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关乎党的执政地位。

近年来，党和政府就公信力的重塑制订了一系列科学的指导方针，采取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举措――《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保障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其目的之一亦是通过推进依法治国，维护公共利益，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此外，八项规定的提出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地扎实开展、反腐败斗争地持续深入„„无不体现了党中央对当前我国各级政府普遍面临的公信力危机的正视与倾力解决的决心和勇气，“抓铁有痕，踏石留印”。

我们有理由相信，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官民共治”的生态管理格局将在我国逐步得以建立，而我国各级政府也必将彻底走出深陷“塔西陀陷阱”的危机，实现官民互信。

【参考文献】

[1]汪大海.社会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2]胡荣，胡康，温莹莹.社会资本、政府绩效与城市居民对政府的信任[J].社会学研究，2011（01）：96-117.[3]许宁.提升政府公信力途径分析[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4（01）：15-17.[4]赵冬晶，骆正林.自媒体时代我国政府如何应对“塔西陀陷阱”[J].阅江学刊，2013（05）：113-119.[责任编辑：薛俊歌]

第二篇：我国政府公信力研究展望（写写帮推荐）

4.政府公信力建设研究展望。

政府公信力建设研究尽管取得了可喜成果,但其局限性也较明显,主要表现在下列四个方面:(1)虽然有了不少零散的研究成果,但系统研究的成果少;(2)重视政府公信力与政府信用、政府诚信的相关性研究,政府公信力的特殊性研究比较薄弱;

(3)比较注重定性分析,定量分析比较欠缺;比较注重规范研究,实证研究比较欠缺;(4)就政府公信力来研究政府公信力,没有系统、深入研究政府公信力与政府管理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把政府公信力研究从政府管理理念的层面提升到政府管理制度的层面,实现政府公信力研究与政府管理发研究的双向互动。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背景下政府公信力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与政府公信力建设的关联性论证。通过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概念、理论起源、基本特征、主要内容的分析提出政府公信力研究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研究的应有之义的观点,并阐述政府公信力建设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之间的关联性。

(2)(政府公信力的历史源起与历史演进探讨。通过对信用、诚信、公信力等概念的历史性分析,从中探寻政府公信力概念的历史源起,并探讨不同历史阶段中政府公信力的内涵及意义,最终描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阶段政府公信力的时代内涵。

(3)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政府公信力的理论基础分析。政府公信力的建设需要坚实的理论基础,通过研究社会主义法律内涵、中国共产党的宗旨、社会主义的宪政文明理论、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理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从中总结和归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政府公信力建设的理论基础。

(4)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政府公信力结构研究的多维视角。主要从多学科视角来分析政府公信力结构本身,主要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行政学、哲学、伦理学等学科视角来对政府公信力结构进行深层次透视,努力寻找政府公信力建设的新维度。（5)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政府公信力现状。主要通过总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以来我国政府公信力建设的成就和缺失、指出我国政府公信力缺失的表现、找出我国政府公信力缺失的原因、认识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义,从整体上把握我国政府公信力建设的现状。

(6)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政府公信力提升策略。主要从战略构建、道路选择、动力支持、制度安排等方面入手,结合现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并借鉴国外政府公信力建设的成功经验,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政府公信力提升寻找一条具有较强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途径。

(7)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政府公信力评估与实证分析。主要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背景下省级、地市、县级政府的公信力建设状况为评估对象,通过构建政府公信力评估指标体系,并借助于政府公信力评估模型来测算评估对象的政府公信力绩效水平。

第三篇：我国资源面临的危机

我国资源面临的危机

资源现状；

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能力较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我国自然地理条件复杂，资源种类齐全，但资源质量不高，自然生产力低。我国资源分布不平衡，资源之间不匹配，资源分布与生产力布局不协调。众多人口对有限资源的压力将愈来愈大。后备资源供给不足，潜伏着更大的资源危机。如果不能在地质勘探方面强化投入并取得突破性进展，我国石油、天然气、关健矿产资源将严重衰竭。

人口持续增长，耕地不断减少，供水能力紧张，能源紧缺愈加深重，矿产资源不足，后备资源基础薄弱，资源总需求迅速扩大，各类资源供应长期紧缺，是我国人口与资源、经济增长与资源供给矛盾的基本格局，资源短缺将长期成为遏制我国经济发展

资源危机的乌云多次在世界的上空弥漫。1973年、1979年两次能源危机，人类至今惊魂未定。资源危机的冷风曾多次悄悄掠过中国疆土，而国人几乎无动于衷。中国没有经受1973年和1979年危机冲击，国人至今未有资源危机的切身体会。

然而，1988年中国科学院的国情报告却昭示，中国的资源危机十分严重。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却有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分母。其结论 如下

（1）中国是缺水大国，水资源并不丰富，地下水开采过量，用水浪费，供需问题十分突出。

（2）耕地贫乏，后备耕地资源不足。

（3）中国是贫林大国，森林面积不断减少，成熟林赤字采伐消耗，森林资源锐减趋势十分明显。

（4）中国是贫草大国，长期重用轻养，超载放牧，盲目开垦草原，退化草原已达可利用草场的1/3。

（5）我国矿产资源并不丰富，浪费程度惊人，目前我国对矿产的需求正处于高速增长时期，如不采取有力措施，矿业资源形势将会走向全面严峻。

（6）我国稀土资源虽然在世界上是储量大国，但也面临着枯竭的危机。

中国是世界资源小国。有关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潜在水资源总量为2.7万亿立方米，在世界上仅次于巴西、前苏联、美国和印尼而居第6位，绝对量是丰富的。但由于人口多，人均资源非常少

水资源。土地资源。

矿产资源。

海洋资源一直是我们引以为豪的，我国海域辽阔，总计300万平方公里；海岸线长，总计32647公里；岛屿众多，达6536个；大陆架宽广，黄、渤海全部位于大陆架上，东海大陆架宽200-600公里，南海大陆架宽180-250公里；海深资源丰富，现有海深面积计14.07万平方公里；鱼类繁多，经济鱼类捕捞量400-470万吨；海底石油可观，总面积100多万平方公里，石油地质储量100亿吨；海滨矿砂矿床多，达124个，探明储量4.36亿吨，等等，绝对数量都不少。但与上述情况一样，若按12亿多中国人口的人均计算，上述各项指标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仍然是很低的。

我国资源环境问题的对策与措施

我国是正在发展中的大国，必须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倡导科学的发展理念和合理的消费模式，在发展理念上不能依据发达国家的消费水平来判断我国的现代化与否，在消费模式上不能以发达国家的消费模式来衡量我国的消费水平。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如果人均消费水平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消费水平，不仅我国自身的资源环境支撑不起，全世界的资源承载和环境容量也难以支撑。根据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对不足、资源环境相对脆弱的基本国情，我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应致力于考虑以下方面：消除贫困，缩小贫富差距，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建设节约型社会包括发展循环经济、保护资源环境、发展交通等领域的公共服务、适度节制消费。

3.3 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加强资源环境破坏与污染的源头控制

3.4 完善管理体制和机制，积极、稳妥地探索管理机构的调整改革

推进资源环境管理工作的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应在国务院统一领导下，加强各资源环境相关管理部门间的协调配合，统筹协调我国内陆和海洋自然资源的开发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自然灾害的监测预报与防灾，统筹负责资源环境保护工作的政策制定和监督管理。必要时对涉及全局性工作的资源环境保护的主要管理部门予以行政级别升级，实行部门垂直管理，甚至考虑整合调整部门间的职能和机构设置，提高我国资源环境保护工作的管理效能。通过相关政策的制定，打破不同部门对监测数据的垄断，促进监测数据和信息共享，促使政务公开和决策的科学化。

3.5 健全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政策和法律法规体系建设

资源环境工作的市场化监管、行政审批、行政许可、责任追究、行政复议、政务公开等一系列权力运行和监督都应纳入法制化和规范化操作的轨道，应加强资源环境方面的法规体系和标准体系以及科学民主决策制度的建设工作。

3.6 加强和完善市场化调控手段

第四篇：新形势下我国财政支农问题研究

新形势下我国财政支农问题研究

【摘 要】财政支农政策是政府为改善农村环境、促进农业发展、提高农民收入而采取的有效手段。随着公共财政框架模式的初步建立及财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调整优化财政支农政策，建立支农资金持续、稳定的增长机制，扩大公共财政对“三农”的覆盖范围，是新形势下财政支农的关键所在。本文对新形势下我国财政支农问题进行研究与探讨，分析政策实行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并提出财政支农发展模式新思路。

【关键词】财政支农；“三农”问题；政策补贴；措施

一、引言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既关系到我国几亿农村人口的生存和发展，也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更关系到整个社会稳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近些年来，我国把“三农”的发展作为全党各项工作的重点，围绕财政支农施行了一系列重大强农惠农改革措施。中央财政按照党中央、国务院要求，不断增加“三农”在国民经济中的投入比例，积极调整财政投入支出结构，确保财政支农资金持续、稳定增长。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的改革措施。

2014年在财政“三农”支出比例继续增加的基础上，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按照稳定存量、增加总量、完善方法、逐步调整的要求，积极开展改进农业补贴办法的试点试验。同时，继续实行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政策，新增补贴向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新型农业经济经营主体、主产区倾斜。2009年至2013年，中央财政对“三农”发展的投入比例逐年增加，年均增长13.8%。

二、财政支农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财政支农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推动作用，在促进农业发展、提高农民收入和改善农村环境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我国财政支农资金在结构、投入支出总量规模以及管理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限制了财政支农政策的有效发挥。主要问题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财政支农资金比例不均衡，分配不合理

我国财政支农资金在支援农业生产、农业科技三项费及农村救济费分配比重由2001年的35.88%下降到2009年的28.80%，农业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仅为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的1/3至1/2。最近几年，虽然财政支农支出投入占农业总产值有较大幅度提升，但由于结构矛盾突出、使用效率低下等原因，相对于我国农业的发展而言，资金投入仍严重不足。目前我国支农资金在分配上还存在着严重的不合理性。对于救济费投入用而言，只能暂缓农民生活困难处境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科技三项费用的使用则可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促进整个农业的发展。然而，财政支农资金在两者分配上的不合理性体现在，自2006年至2012年，财政用于农村救济费用平均为95.21亿元，科技三项费用平均为21.18亿元。

2.财政农业税费改革隐患诸多

合理科学的农业税费制度是财政支农的重要手段之一。近几年，我国农业税费改革虽取得了巨大成效，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但税费改革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诸多问题。乡村负债数额大，债务化解困难、基层收入甚微，机构正常运转困难、历史欠账较多，遗留问题难解决和税费改革政策滞后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极大地制约了财政农业税费的改革。

3.财政支农资金管理体制不完善

现阶段的财政支农资金管理体制基本上还是延续投资、建设、管理、使用四位一体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的弊端是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而且，涉农管理部门繁多，势必将造成统筹协调困难、资金使用分散、办事效率低等现象，以至于财政支农资金的管理实施效果不理想。同时，还存在着支农资金监督力度弱等问题。资金在使用过程中，被截留、挤占、挪用的现象较多。

三、深化财政支农政策改革，探讨发展模式新思路

新时期新形势下发展“三农”、深化财政支农政策，既要坚守底线意识，更要融入时代精神。发挥财政职能，支持“三农”发展，就是要坚定不移的将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作为主线，将探索创新财政措施和工具，解放发展农村生产力作为财政支农的主旨。

1.建立健全资金管理各项规章制度，规范支出行为，保证资金及时、合理、有效使用是推进支农资金整合工作的保证。建立健全农业财政资金管理各项规章制度，改革和完善项目立项管理，推行项目招投标制、公告制、专家评审制等制度，建立项目库制度，规范资金分配办法，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强资金的监督和检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2.扩大财政支农范围，强化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增加农民补贴性收入，发展现代农业。提升科技对农业的支撑，加大农业技术创新，侧重新品种、新技术的试验，完善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建设，推动农村经济产业升级。重点培育一批起点高、规模大、带动能力强的制造加工企业，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扩大农民就业和农民增收空间，提高农民收入。加强农村环境治理，支持耕地质量建设，强化增殖放流等水生生物资源养护，推进林业生态建设。

3.支持推进综合扶贫和收入倍增，扩展农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广度。首先，健全扶贫开发体系。由输血保障型扶贫向造血发展型扶贫转变，由点上推进型扶贫向面上综合型扶贫转变，由分散扶持型扶贫向整合立体型扶贫转变，由投入带动型扶贫向绩效考核型扶贫转变。其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提高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劳务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提高惠农补贴政策的落实质量，增加农民补贴性收入。

参考文献：

[1]陈共.财政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2

[2]年丹丹.我国财政支农政策的研究[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科学版），2013，（6）

作者简介：

王雄飞（1990―），男，汉，河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2012级财政学研究生，研究方向：财政理论与政策。

第五篇：政府公信力及其提升研究

南开大学现代远程教育学院考试卷（专科、专升本）

2011-2012春季学期期末(2011.8)《行政管理学》

主讲教师： 沈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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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公信力及其提升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社会的经济运行方式、社会管理机制、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的法制观念、公民意识日益增强，主体自觉性普遍提高，社会公共生活领域正在形成，这对于转变政府工作的职能、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为加速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我们应该充分抓住这一机遇，以提高政府公信力为抓手，树立廉洁、高效、公正的政府形象，促进社会公共生活的良好秩序的建立，这本身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一、我国政府公信力建设现阶段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行政行为方面

首先，政府行政权力行使过程中，权大于法现象严重。相当一部分地方存在着行政不受法律约束的现象。政府的违法行政行为屡屡发生，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其次，政府行政权力行使过程中，存在大量错位、越位现象。政府在经济活动中随意干预企业的行为，或者干了本应由企业干的事，甚至直接以政府的名义从事独立的经济活动，导致市场机制的扭曲和市场秩序的紊乱，对政府公信力产生不良的影响。

（二）政府政策、决策缺乏稳定性、统一性和连续性

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后任政府不对前任政府制定的政策、决策负责。在政策、决策没有法律化和制度化的情况下，政府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人的工作变动，往往会给政府工作的连续性、统一性带来潜在的破坏，使政府的公信力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大打折扣。同时，一些地方政府及部门长期处于唯我独尊的地位，决策时

考虑出政绩的多，考虑当地实际情况的少，凭经验和习惯办事，动不动一个政策，经常拍脑门决策。由于制定政策缺乏规范，使得政策经常是模糊的、不透明的、易于变动的。政策不确定性使人们对未来缺乏信心，缺乏稳定的预期，自然就容易为追求眼前利益而不择手段，从而降低了企业或个人讲信用的积极性，同时也使政府的信用削弱。

（三）行政政策和决定的透明度依然很低

在我国加入WTO以后，尤其是《行政许可法》颁布实施后，我们逐渐建立了行政公开制度，行政透明有了很大的改善。但现实中，更多的是对宏观政策的公开，而对于具体的行政依据、决策程度、行政结果很少公开。一些地方政策为达到某种目的虚报浮夸社会经济发展数字；一些地方在发生重大公共安全事件以后，故意虚报、瞒报、漏报，被媒体曝光后又随意找借口搪塞；还有些地方在决策与公众利益息息相关的政策时不与公众交流，常常推出不符合公众利益的政策，在工作受到阻碍时要么强行实施，要么中途夭折。政府资讯不透明的现象，使得公众对政府资讯持怀疑态度，造成政府工作的被动。

（四）行政人员存在权力寻租的腐败问题

我国市场经济的开放性、制度体系的不完善、官本位思想导致的一些政府行政职权部门利用权力在制定政策和决策中设租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尤其在诸如招投标、政府采购、土地使用权转止、项目招商、项目审批、税收征管等领域中，行政命令更容易代替行政政策。行政裁量权的不恰当设定，使得“寻求政府官员干预来解决问题”依然是某些社会主体，企业或个人取得竞争优势和满足利益的主要手段，从而也为“设租”提供了可能性，为“寻租”提供了市场空间。权力设租的结果是权力寻租，它是破坏政府公信力和社会和谐的主要因素。

二、提升我国政府公信力的措施

（一）拓宽公众参与公共决策的渠道

参政党、人民团体、法人组织、民间思想库和公民，既是公共决策的主体之一，又是公共决策的客体。他们参与公共决策的方式主要是以民间主体和政策对象的双重身份，发挥利益表达和智力支持作用。其中参政党、工会、共青团等政协组成单位，主要以政协为主渠道，代表所联系的群众表述其利益和愿望，并就

某些重大问题与政府对话，对公共政策施加影响。随着信息技术和电子科技的发展，建立在互联网络之上的“电子化政府”作为新的公民参与手段，其触角还需要广泛而深入地伸向机构、公民和所有服务对象。这样一个全新的，类似企业——客户沟通的政府在技术上就建立起来。为了进一步推进公众参与，政策制定者可以多采用一些公民参与的渠道，创造更新的参与方式。如深入交流法、在政策组织中加入公民代表、公民训练、基层意见搜集法、价值取向法等。此外，公民自己应懂得运用不同渠道去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如个别接触、舆论扩散、集体推动、游说工作等政策参与渠道。

（二）建立有效的政府回应机制

公共决策回应机制是当前政府决策制度转变与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公民有意愿也有能力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公民意愿与政府行政行为的选择就处在一种互动的关系中，从而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政府的每一项决策都离不开民主的基础。政府公共决策回应是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积极有效的合作机制，这种合作成功与否的关键是公民参与政治管理的权力。公民必须具有足够的政治权力参与选举、决策、管理、监督，才能使政府并与政府共同形成公共权威和公共秩序。在公共决策中的公众参与提升了公民对公共政策和对国家权威的认同及对社会的信任感，提升政府公信力。

（三）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牢固树立诚信观

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一些政府部门尤其是地方政府对诚信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认为守不守信无所谓，甚至为了行使公益职权，可以不考虑信用问题。所以，解决政府诚信缺失问题，要在政府工作人员中普及诚信教育，加强诚信宣传，更新观念，由轻视诚信到重视诚信，把诚信融入到政府的执政理念中。要使政府工作人员深刻认识到：政府诚信是最宝贵、最重要的资源，是行使文明的重要标志，是市场经济的润滑剂，是和谐社会的主要保障，是凝聚民心、号召民力，推动改革开放与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同时，建设政府诚信，还要向政府官员灌输和普及现代公共政治理念，使他们在思想观念中完成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神秘政府向透明政府、任性政府向守信政府、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管治政府向服务政府、利益政府向和利益中立政府的一系列重大转变，逐步提高他们的信用责任意识，形成恪守信用的行政思维方式和操作习惯。

（四）建立健全政府诚信的法律机制

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信用法律法规体系。我国的信用立法工作在短期内还难以完成，但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客观上又需要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作为保障。因此，我国应陆续出台《征信管理条例》、《信用信息互联互通管理办法》、《企业信用管理条例》、《个人信用管理条例》等。同时，抓紧修改《商业银行法》、《商标法》、《保密法》等相关条款及制定颁布《信用法》、《公平交易法》。

（五）构建合理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政府公务员一旦获得相应的职位，就比较稳定，在缺乏竞争的压力下，可能会安于现状。因此，要在公务员内部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即采用公开考试、严格考核的公务员录用制度，严格公务员的培训制度；严肃公务员的考核制度，将考核结果同奖惩、土作职务升迁等环节相挂钩，采用竞争上岗制度和跨部门论岗制度等等，通过有效的竞争，达到入力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激发整个公务员队伍的活力，提高公共服务的能力。

三、结语

高绩效的政府能够以相同或更少的资源实现公共产出的最大化，并能追求公众满意，积极回应公众的要求，提升公共服务的能力，从而促使政府公信力的提高。

参考文献

1． 邹东升，政府诚信缺失与重建探究[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03期 第3页

2． 何显明,汪水波，地方政府公信力与政府运作成本相关性的制度分析[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S1期 第2页

3． 张云龙，论公民参与意识的制度保障[J]，理论月刊，2006年03期 第4页.吴威威，良好的公信力:责任政府的必然追求[J]，兰州学刊，2003年06期 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