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府危机应急管理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5篇）

第一篇：我国政府危机应急管理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我国政府危机应急管理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论文提要：本文从公共危机的角度出发，深入分析了转轨时期的社会经济特点，指出转轨时期社会经济所具有的过渡色彩和诸多不稳定、不平衡因素，加剧了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公共风险，增加了公共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双重转轨的特殊时期，存在诱发公共危机的潜在的制度及非

制度因素。高度重视公共危机管理、建立公共危机的预警机制和干预公共危机尤为必要。论文强调，公共危机管理是政府应提供的公共品，政府应成为公共危机管理的主体；转轨时期政府应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发挥主导作用。最后论文提出，转轨时期政府加强公共危机管理的建议：

1、完善公共危机立法；

2、建立公共风险的监测、预警机制，提高公共风险的分析和预警能力；

3、完善公共危机的管理机制；

4、积极推动各项改革，化解和消除转轨经济中公共危机的各种诱因。

一、公共危机的表现和特点

公共危机是来自社会经济运行过程内部的不确定性及由此导致的各种危机。公共危机有多种表现和类别：按危机的具体性质划分，公共危机可分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在现代社会，各种公共危机互为因果、相互叠加、传染和扩展，单一性公共危机常常演变成复合性危机。

（一）公共危机的表现

经济危机包括财政危机、金融危机、资源危机和全面的经济危机。如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000年底的土耳其财政金融危机、2001年的阿根廷经济危机等。当一国政府因无力筹措足够的资金维持政府运转，无力偿付到期的内外债务而陷入危机，造成财政事实上的破产时，即爆发财政危机。当金融风险累计到一定程度，超出金融体系或经济体系的承载力时就会爆发金融危机，出现金融体系和金融制度的混乱和动荡，由于金融在经济中处于核心地位，金融危机时间持久且处置不当，不仅会在金融系统内部扩展成为全面的金融危机，还会向金融领域以外传递，向经济、社会、政治领域扩展，并进一步扩展为经济危机甚至社会政治危机。金融危机主要表现为：强制清理旧债，商业信用剧减，银行资金呆滞，存款者大量提取现钞，部分金融机构倒闭，有价证券行市低落，发行锐减，货币饥荒严重，借贷资金缺乏，市场利率猛烈提高，金融市场动荡不宁，本币币值下降，资金迅速外逃。由于战争或其他原因导致资源供求矛盾锐化，资源价格飞涨，对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严重影响，直至对整个社会经济运行产生影响，即爆发资源危机。如伊拉克战争引发的石油危机。当全面的经济危机爆发时，一国整体经济运行陷于危机。全面的经济危机具体表现为国内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本币币值不稳，对外贸易失衡，债务危机严重，整体经济状况恶化。

社会危机包括自然灾害和人为原因引发的危机。具体有：自然灾害引发的危机，如地震、气候反常引起的大涝、大旱引发的危机；生态环境恶化引发的生态危机；社会公共领域发生的危机，如城市市政设施供求矛盾引起的缺水、缺电事件引发的城市公共危机；不知名的传染病引发的公共卫生危机，如非典危机；恐怖主义活动引发的公共安全危机，如美国“9.11事件”等。

政治危机包括由于战争、政变以及其他政治原因引发的政府信誉危机、外交危机、国家安全危机以及社会骚乱、国际恐怖主义等等。这类危机会直接危及到社会的安定和国家政权的稳定，影响巨大。

（二）公共危机的特点

1、公共危机具有普遍存在性。在现代社会中，公共风险是普遍存在的，因而公共危机具有普遍存在性和不可避免性。如，金融风险广泛存在于现代社会各国的开放经济中，几乎所有实行开放政策的国家与地区都曾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据统计，从1980年到1996年，共有133各国家发生过银行部门的严重危机或问题（IMF，WorldEconomicOutlook，May，1998）。好范文版权所有

2、公共危机具有较强的突发性。由于各种公共风险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和或然性，往往不易发觉或被隐匿而被推迟和掩盖。比如信用循环性、金融机构的创造信用功能、利益诱导机制和非经济因素，使得金融风险的显露和释放更为复杂，往往不能察觉或发现过晚。由于公共风险的这种隐蔽性和不确定性，导致公共危机的爆发具有突发性强的特点。公共危机是突发的偶然事件，其发生时间难以预测，过程难以控制，结果难以估量。

3、公共危机具有高频发性。公共危机的出现频率在不断提高。近20年来，各种国际间、地区间的危机从来没有间断过，1974年和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1990年波斯湾危机、1991年美元危机、1992年欧洲货币危机、1994年墨西哥货币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2000年底的土耳其财政金融危机、2001年的阿根廷经济危机、震惊世界的美国“9.11事件”，还有各种地区间的冲突

和恐怖活动，伊拉克战争引发的石油危机以及2003年爆发的非典危机等。不能忽视的是，由于污染的日益严重和生态环境的恶化，洪涝等自然灾害发生越来越频繁，大型和特大型城市由于缺水、缺电等产生的公共危机时有发生。

4、公共危机具有较强的扩散性。由于社会经济领域潜伏的各种风险很少为某种孤立的系统内风险，大部分会扩散辐射到社会

经济运行的各个方面。如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导致系统性的和全局性的金融动荡，而且影响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各个方面。全球化加剧了这种扩散性，如个别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会迅速波及到全球范围。在目前全球化、全国化的趋势下，社会系统的精密程度也在提高，社会利益主体之间交往和冲突也在增加，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说，系统越复杂，它的可靠性也越差。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诱发危机的渠道可能更多，危机的蔓延可能更严重（

5、公共危机的波及面广。现代社会的公共危机越来越突破地域限制。如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先从泰国发端，很快波及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中国的台湾、香港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又逐步向北波及至韩国、日本，进而危及俄罗斯、中东、欧洲和美国，足见危机的波及面之广。

6、公共危机的影响力大。在现代社会，公共危机所产生的影响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大大扩大了。公共危机的爆发会导致社会脱离正常轨道而陷入危机的非均衡状态，极易威胁社会公共安全，影响社会稳定。无论是经济危机、社会危机还是政治危机，如果在危机爆发初期没有及时予以控制，就有可能意味着更大危机的爆发。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转轨时期的公共危机日益具有全球化的特征。全球化不仅加速了公共危机的传播，而且会增加控制危机的难度。如2003年爆发的非典危机从局部地区发现病例迅速演变成全球性的危机。“9.11事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和冲击是全球性的。它不仅对美国的经济社会产生影响，而且由于美国经济衰退，对世界各国经济带来连锁反应。

二、转轨时期潜伏着公共危机的诱因

转轨时期是新旧体制并存，各种矛盾激化、分解的时期。在转轨时期，由于新的经济体制本身尚未成型，旧体制的惯性运作仍在某些领域发挥作用，整个社会经济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由于市场机制尚未发育成熟，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法律制度不健全，处在转轨时期的大部分国家潜伏的体制性矛盾和冲突较多。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各环节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分离是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基础，并为公共危机的产生埋下隐患。

作为发展中大国，我国具有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经济结构比较落后，经济社会发展中二元结构特征明显，市场体系不完善，法律制度不健全的特殊国情。我国转轨时期经济社会呈现的特点表明制度变革中潜伏着公共危机的诱因。

（一）宏观经济结构不完善，对外开放度增加，潜伏着公共危机的诱因

转轨时期，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推动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动。放权让利、价格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各项改革举措，对国家宏观经济结构全面平衡产生巨大冲击，影响国家财政和国际收支状况。宏观经济结构的不平衡，整个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可能使整个国家面临金融或经济风险，甚至引发金融或经济危机。上世纪80年代广泛发生于转轨国家的通货膨胀（部分国家发生恶性通货膨胀）及90年代发生的通货紧缩，与转轨国家宏观经济的严重失衡紧密相关。拉美和东南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也在于其国内经济结构失衡。

对外开放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由于金融市场不够发达，资金缺乏，我国在改革开放中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积极引进外资，不可否认，外资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国家不断推动对外贸易体制改革，市场开放度逐年增加。市场开放程度提高，意味着发达国家强势市场力量渗入的程度加深，与世界市场的关联度日益紧密。唇亡齿寒，一旦国际市场出现风吹草动，国内的市场极易受到冲击。换言之，在经济和金融日益全球化的条件下，对外资和国外市场的依赖度越强，诱发经济和金融动荡的可能性越高。80年代以来，频繁发生的债务和金融危机，均是在那些开放程度较高的国家，这固然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较弱有关，但其广泛的市场开放度也是诱发危机的重要原因。

（二）城乡、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均衡，潜伏着公共危机的诱因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着严重的二元结构，即发达的城市与落后的农村、现代的工业与传统的农业并存。这种二元结构造成经济和社会结构内部的严重不均衡，突出表现在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均衡。

1、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多年来，我国一直强调城市优先的发展战略，分配政策也向城市倾斜，造成城乡之间发展极不平衡。城市较好的公共服务水平和农村几乎为零的公共服务形成鲜明的对比，城乡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公共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方面存在天壤之别。

2、地区间发展差距扩大。2000年东部地区人均收入是西部的2.26倍，最高的省与最低的省差距超过3倍，而且平均数掩盖了实际差异，全国尚有22.8的县未上温饱线，86的县未达小康线，5的贫困县与5的富裕县人均GDP差异为16.4倍（于祖尧，2002）。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均有大幅增长，居民生活水平也有很大提高，2001年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下降为0.379和0.477.与此同时，收入分配的不均衡性日益显现。我国居民收入总体性差距逐年拉大，基尼系数从1990年的0.282上升到2000年的0.458，超过国际公认的承受线0.40.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001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90倍。即便是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也明显加快，2002年1季度对城镇居民的收入统计表明，20的高收入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46.2，20的低收入者的收入仅占总收入的6，高低收入差距为7.66倍（白景明等，2003）。转轨时期是利益格局重新调整和急剧变动的过程，必然出现利益分配的冲突和矛盾。分配方式的变革与收入分配的无序，导致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和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会对人们的思想、信念和价值体系造成严重的冲击，导致社会冲突和秩序失范，威胁社会稳定和安全。

（三）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同步，人与自然的发展不和谐，潜伏着公共危机的诱因

一方面，由于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政府与市场的责任边界不清，存在政府职能的越位和缺位现象。政府包揽了一些与政府社会职能无关，本应由市场承担的事业，不合理地增加了财政负担，而一些真正与政府社会职能有关，具有社会公益性的事业难以获得足够支持。另一方面，由于转轨时期强调经济高速增长，对社会事业的发展与建设重视不够，加之这一时期出现诸如通货膨胀、失业、国有企业改革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需要政府予以关注和引导解决，客观上分散了政府的财力，使得政府无力顾及或较少顾及很多公共领域，如对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义务教育、社会保障、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关注不够，投入较少，从而导致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同步。

我国是发展中大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人口生存压力大，已探明的资源储量贫乏，生态环境恶化，环境污染严重。据估计，每年因破坏性“高速增长”而支付的资源环境成本超过21万亿人民币，为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3倍以上（易正，2001）。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发展加大了原有不均衡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张力，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和社会稳定的潜在隐患。在大中城市具有普遍性的缺水问题、频繁发生的洪涝灾害等已表明在目前的发展格局中人与自然相处的不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四）市场体系发育不健全，微观经济主体境况不佳，潜伏着公共危机的诱因

由于转型时期市场经济正处于发育成长阶段，还存在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如市场结构和市场功能发育不完善，各种市场尤其是要素市场缺乏良好的组织，市场信息不够灵敏和准确，不能及时、正确地反应产品、劳务和资源的真实成本等。由于这种不完善性，许多市场本来应该具有的资源配置功能就发挥不出来或不能有效地发挥。而法律制度的供给短缺，强化了市场的这种不完善，加剧了市场秩序的混乱状态。市场体系的不健全和市场秩序的混乱可能会掩盖社会经济中潜伏的风险和隐患，一旦风险和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将会一触即发，引发社会公共危机。

相当多的国有企业仍处困境，生产经营效率低下，资金积累和投资严重不足，许多设备急需更新，基础设施的建设严重滞后，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技术更新慢。尽管许多企业已经实行股份制改造，但企业经营机制转换滞后，产品和服务无法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要。仍有一大批企业经营陷于困顿，下岗失业增多，表明参与市场的企业、个人等微观经济主体活力不够，预期不佳，在经济上和心理上对公共危机的承受能力差，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任何危机的爆发都将使微观经济主体遭受重创。

（五）法律和制度建设滞后，传统道德文化体系失稳，潜伏着公共危机的诱因

转轨时期法律建设滞后，制度基础薄弱表现在多个方面：

1、法律制度不健全。表现为很多旧有法律规定的过时和社会经济诸多层面法律的缺位。如对紧急状态下政府及相关部门职责权力没有法律规定等。

2、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行政管理制度不健全，行政管理水平有待提高。诸侯经济、行政性垄断产生的制度等阻碍资源自由流动的因素依然存在，政府获取信息和发布信息的渠道不够畅通等。

3、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经济管理制度和体系尚未建立。金融外汇体系等存在脆弱性，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发育不成熟，国有银行经营机制转换不到位，现代市场体系初步建立，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市场秩序需要进一步规范。这种法制建设滞后，制度基础薄弱的状况不利于完善市场体系，维护市场秩序，调整利益分配格局。尤其是没有完备的在紧急状态下的法律规范，不利于应对公共危机。

由于转轨时期社会秩序紊乱，价值观念多元，建立在传统的儒家思想体系和伦理道德观念上的信仰面临一定程度的冲击和危机。加之在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教育发展滞后，社会道德、公共伦理出现失范，腐败的社会风气使道德基础发生动摇，网络时代新的生活方式和交际手段严重冲击着旧有的道德规范体系。严重的规范缺失和规范偏离现象、社会结构变迁的加剧以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导致人们在不断出现的新的行动内容和选择标准方面缺乏必要的规范、引导和约束，造成了人们在具体行动中对道德规范的严重偏离和越轨（薛澜等，2003）。社会信用秩序混乱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对传统道德规范的背离，大量失信行为破坏了经济主体之间以合同契约为基础的正常信用关系，造成了社会风气败坏，道德水平滑坡等社会问题。传统道德文化体系的失稳可能加剧经济社会领域的公共风险，成为公共危机的爆发的诱因，而这种来自非正式制度方面的诱因往往容易被忽视。

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双重转轨的特殊时期，上述这些特征构成诱发公共危机的潜在的制度及非制度因素。换言之，转轨时期社会经济所具有的过渡色彩和诸多不稳定、不平衡因素，加剧了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公共风险，增加了公共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在既定的制度安排下，风险日益集中在社会经济活动的某些环节上，一旦受外部因素的作用或内部风险累积超过一定的限度，就可能爆发危机。由于没有健全的机制和渠道反映公共风险的累积程度，干预和化解公共危机的相应机制尚未建立，一旦发生公共危机，社会将遭受重大的乃至毁灭性的打击。

三、转轨时期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

（一）公共危机管理是政府应提供的公共品，政府应成为公共危机管理的主体

公共危机管理具有公共品的特点。一方面，由于公共风险具有不可分割性和隐蔽性的特点，其责任边界不清晰，市场机制难以承担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的使命，企业、个人等微观经济主体很难有积极性去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当公共风险超过其临界点变成现实时，公共危机爆发，公共危机的快速蔓延和危机的严重破坏性，决定了市场机制不可能在干预和消除危机的影响方面发挥主要作用，也决定了民间部门不可能在干预和消除危机的影响方面承担主要责任。换言之，公共风险和公共危机是市场失灵的领域，带有公共产品的特征，在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以及干预公共危机方面，政府责无旁贷，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另一方面，不论出现何种性质的公共危机，都会影响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甚至触发长期形成的社会痼疾，形成危机的叠加效应，导致更大范围、更加复杂的公共危机，引发巨额的突发性支出。个人、家庭、企业等民间部门没有能力承担。因而，社会公共危机是个人、家庭、市场机制本身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需要政府着力动员社会资源和公共力量加以解决。因而政府应成为公共危机管理的主体，参与公共危机管理。

公共危机管理并不是新事物，几乎所有国家都会遇到大型交通事故（如飞机失事、火车出轨）、自然灾害（如地震、干旱、洪水）以及流行病等突发事件引起的公共危机管理。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由于政府具有其他社会组织和团体所不具有的优势、权威和强制力，所以政府必须成为公共危机管理的主体。由于公共危机的爆发时间短，传播速度快，反应的时间非常有限，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非常大，需要政府做出快速反应，积极予以干预。

（二）转轨时期政府应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发挥主导作用

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发挥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的同时，由于市场机制存在失灵和失效的领域，为克服市场机制的盲目性，缓解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需要政府发挥适度的宏观调控作用。由于转轨时期市场体系不发达，市场机制不健全，调节经济的功能不完善，政府必须履行一些原本应该由市场完成的资源配置任务和宏观调控职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还必须加强其在基础设施、文教卫生、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投入，以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社会公共服务水平。

现代社会的实践，证实了公共风险和公共危机在不断扩大，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解体，使全球公共危机蔓延到“转轨国家”。处在转轨时期的国家发生公共危机的可能性更大，因而在我国这样一个快速转型的现代社会，公共危机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

首先，转向市场经济意味着公共风险增加，公共危机发生的频率提高。随着经济体制的逐步转轨，社会经济中市场的比重逐步增加。而社会经济的市场化发展方式，使分工和技术所引致的经济运行内部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由此导致的公共风险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市场经济中，经济的高度货币化和信用化带来了经济的金融化。渐趋成熟的资本市场的发展，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加快了要素的流动与重组，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和有效性。但资本自身一旦成为商品，成为交易的对象，将极易促使整个经济泡沫化和金融危机的形成其次，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使社会分工细化，公共风险和公共危机扩大。社会分工带来效率，计算机、通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使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成为可能，也推动了社会分工的技术化、生产的全球化和贸易的电子化和全球化，由此导致经济和社会运行过程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公共风险扩大，公共危机发生的概率增加。

再次，处在经济全球化潮流中的转轨国家会面临来自国内外的各种危机的侵袭。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势不可挡，身处其中的转轨国家几乎不可能将本国维持在相对孤立和封闭的形态，因而其面临的公共风险与公共危机也不可能具有传染性相对较弱、时间上较慢、空间上较小和爆发频率低的特征。转轨国家不得不面临时空范围广、传递速度快、爆发频率高的前所未有的公共风险和公共危机。

最后，由于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自然灾害危机和生态危机将呈上升趋势。城市市政资源供给的有限性与城市扩展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由此引发的缺水、缺电危机将更频繁地发生。由于跨国的恐怖主义组织和活动日益增多，恐怖主义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大，由恐怖主义活动引发的公共安全危机造成的破坏性和杀伤性日益增大。

由于受经济实力的制约，在危机发生时调集资源的能力和应对危机的机制不健全，资源的有限性和对资源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更突出。因此，转轨国家的政府必须对公共风险和公共危机予以密切关注，并在防范公共风险和管理公共危机中发挥主导作用。对于处在转轨时期的我国政府而言，高度重视公共危机管理、建立公共危机的预警机制和干预公共危机就显得尤为必要。

（三）转轨时期政府加强公共危机管理的建议

1、完善公共危机立法。我国目前缺乏统一的公共危机的基本大法，各级政府以及政府各部门的权利和责任缺乏明确的界定，不利于在突发事件或公共危机爆发时的统一指挥和管理。为加强对公共危机事件的管理，应尽快制定出台《公共危机法》（或《紧急状态法》），并在《宪法》中明确规定紧急状态制度。统一规定在紧急状态中各法律主体的法律责任和行政权力，规定对公共危机的监测预警制度、应急报告制度、信息公布制度、举报制度、应急处理制度等。完善各部门的专门法律，明确规定在公共危机时各部门在人财物调度和问题处理方面的权责。

2、建立公共风险的监测、预警机制，提高公共风险的分析和预警能力。建立公共风险的预警指标和分析体系，全面监测各个领域公共风险的走向和程度。建立政府或有负债的统计指标，提高政府或有负债的透明度。实行权责发生制的政府会计，建立政府财务报告制度，全面反应政府的或有负债及未来支出责任。

3、完善公共危机的管理机制。建立一整套包括组织、决策和指挥，信息传输和处理、物资准备和调度，人员培训和技术储备在内的公共危机管理系统。建立综合协调公共危机管理的常设机构，制定长期的反危机战略和应急计划，制定紧急预案和应急管理程序，建立公共危机的快速反应机制。完善信息披露机制，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形成政府和社会的良性互动。

4、积极推动各项改革，化解和消除转轨经济中公共危机的各种诱因。加快金融制度改革，完善国有商业银行的治理机制，降低金融系统的潜在风险；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加强就业培训和就业信息发布，降低失业率，关注下岗失业引发的贫困人口增加问题；合理划分各级政府在基础教育方面的支出责任，保障基础教育投入的合理增长；增加环保支出，改善生态环境，弥补生态环境方面的欠账。推动和完善各项改革，切实解决转轨经济运行中面临的矛盾和问题，积极化解公共风险，防患于未然。

主要参考文献：

1、刘尚希、陈少强，《构建公共财政应急反应机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报告2003年31期。

2、薛澜、张强、钟开斌，《SARS事件与转型期危机管理》，改革，2003年第三期

3、冯舜华、杨哲英、徐坡岭，《经济转轨的国际比较》，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好范文版权所有

4、王维安，《经济发展中的金融安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5、臧景范，《金融安全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

6、从亮，《从非典防治看我国政府危机管理的现状与未来》，7、路洪卫，《公共危机管理启示》，8、易正，《中国抉择关于中国生存条件的报告》，石油工业出版社，2001年

第二篇：应急管理机制存在的问题

应急管理机制存在的问题

地方政府以往的管理实践中，暴露出管理理念、体制机制等方面的缺乏和不足。主要表现在应急管理机制方面的构建，仍旧不够完善： 第一，应急预案建设不够完善。应急预案是在突发事件发生时，作为纲领来指导突发事件的处理。第二，缺乏常设性应急管理机构。我国现有的政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中, 主要是依赖各级政府的现有行政机构或是几个其他部门机构兼管应急管理工作,缺乏专门机构、专业人员和应急管理规则。当危机出现以后,临时机构不具有延续性, 因此危机处理后的经验不能够有效保留;危机的应急处理需要政府各个机构的合作, 临时机构每次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相关的机构进行协调，同时事先没有一个有效的应急计划和一套成熟的应急操作方案。这种方法处理危机成本很高, 矛盾不少, 而且往往还留下不少后遗症。并且应急指挥小组或者是应急办公室通常是由别的部门人员来兼任，同时应急管理存在着部门化倾向。对于突发事件处理的方式经常是临时成立一个指挥部或领导小组,因此在处理突发事件时通常需要进行跨部门协调，专业性差、工作量大等问题暴露无疑，突发事件的处理效果自然也不明显。第三，法律制度建设滞后。法律制度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种稀缺资源,法制建设也是突发事件管理制度建设中关键的一环。地方政府在处理突发事件的过程中，仍然采取的是人治的方式，忽视法治的重要性，应急管理的适用法律和管理制度缺失。第四，信息传递滞后。由于地域的不同特点，各级政府更倾向于把突发事件控制在自己的区域内，这种情况极易导致报喜不报忧的状况。同时由于网络信息管理体制的不健全，信息传递不通畅。突发事件发生时，未能够及时地进行信息汇报和资源共享，导致突发事件发生时，政府和相关管理机构反应迟缓，错过突发事件处理的最佳时期。第五，社会应急处置应变力不够，民众应对危机能力薄弱。

主要表现在：—是突发事件中的指挥和决策者的素质不够高，应急决策的制定、指挥、协调能力还不足。领导者缺乏全局性思维、专业人士缺乏等问题凸显。同时部门分布不合理，职能划归不明确，导致危机发生时无法统一协调，具体划归职责，从而贻误处理突发事件的最佳时机。二是社会参与的程度不高。政府对社会应急管理的培训、演练工作，多停留在口号上，可操作性不强。同时，公众普遍缺乏危机意识，对突发事件的的的警惕性不高。当面临突发事件时，承受力和应对性低下。此外，公众风险防范意识、自救互救能力和合作精神也十分薄弱。第六，过于重视领导经验，轻视专家理论。突发事件的决策者需要具有专业性、综合性和高技能的专业人才，由于领导缺乏相关的专业经验，往往在突发事件发生时，没有重视其发生的严重性。相关的专业处理知识缺乏，处理突发事件时就难以做到准确、专业的分析和决策。第七，公共财政配置目标不清。地方政府的公共财政更多地是用来投资重大建设项目, 政府部门把过多精力放在了招商引资和经济增长上,没有对政府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给予足够的关注。

第三篇：我国社会管理机制创新问题及对策

我国社会管理机制创新问题及对策

作者：程艳敏 孙海英

【摘要】在目前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要想更好、更快地发展，必须在社会管理方面付出努力，以维护社会稳定，这是世界化进程中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推进社会建设的重要手段。创新社会管理机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提高社会管理水平，是我国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全球化 社会管理 机制创新

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必然的历史趋势，过去的三十年间，我国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主动融入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强力实施改革开放，推动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否认的，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和经济的迅速发展，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增多，社会关系复杂程度加剧，社会管理体制的深层次问题逐步显现，不可避免地引发更多的问题和矛盾。在融入世界经济的步伐中，国际间的交流与往来不可避免地会彼此产生影响，改革开放打开了我们朝向世界经济的大门，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一些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不安定因素，社会问题和矛盾增多，社会关系更加复杂化。例如众所周知的2008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就对全世界的经济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在这样的世界经济背景下，我国也难免被波及到，导致我国的经济增长步伐放缓、就业群体压力增大、通货膨胀，物价走高，居民生存压力增大。而这些经济发展和民生问题背后隐藏着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危险因子，必然会导致更多的社会问题和矛盾，这就要求我国必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以更好地适应时代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我国社会管理机制存在的问题

随着经济社会建设步伐的加快，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就业结构和社会组织形态都发生着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对社会建设与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人民群众也对社会建设和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胡锦涛同志也强调，社会管理实际上就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因其涉及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所以必须在社会管理中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当前，只有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切实加大社会管理机制创新的力度，才能从源头上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不断巩固党的领导和执政的思想基础、工作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但是，目前我国社会管理机制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民生规划和预算制度不健全。民生工程大部分是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建设的主体是公益性公共服务项目，民生工程的实施，标志着社会事业的发展进入了规模有序推进的阶段，这就对财政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由于我国部分地区还存在经济实力不强、弱势群体数量比较大、城市基础设施不健全等问题，依靠过去那种临时性、短期性安排资金或在预算外追加经费“办实事”的做法，显然已经不适应当前发展需要。

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完善。虽然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但还远未达到健全的程度，在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方面，不仅存在社会保障体系整体覆盖面不全的情况，而且存在着显著的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城镇居民基本能被划入社会保障范围之内，但诸如农民工等城市外来人口、农民以及失地村民却徘徊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而他们恰恰又是目前我国最需要保障的人口。

利益协调机制存在问题。社会管理就是对人的管理，因此，社会管理要最贴近人民群众的需要。而我国目前的社会管理机制中，人民群众的需要却被不同程度地忽略了，尤其是底层社会群体利益往往因表达渠道不畅通而难以实现。现实生活中频频出现的侵犯农民工群体的利益，侵犯失地农民的利益，城市拆迁中的强拆现象等等，这些弱势群体因其文化程度低、维权意识淡薄、法律维权成本过高、找不到或找不起利益诉求渠道等等而不得不忍受自身利益的丧失。同时，不同的社会阶层和集团之间特别是强势社会群体和弱势社会群体之间缺乏集体协商和沟通的有效平台，由此导致利益分配格局的进一步失衡，富者更富贫者更贫的现象出现。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导致社会不安定的事件必将频繁出现，势必会影响到社会有序管理的实现。

社会应急体系建设存在很多不足之处。我国的社会应急体系建设还只处在初步阶段，主要是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负主要责任，群众更多的是被动配合，对社会应急事件缺乏了解，没有必要的防范知识，往往造成难以有效应急对社会应急事件的局面出现。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社会应急体系的建设存在问题，比如信息公开性不足、信息传达渠道不流畅，群众因不了解必要的信息而盲目行动，也致使应急管理中的社会参与严重不足。同时政府的应急管理方式有待改善，政府的科层化管理方式束缚了政府的应急管理能力，削弱了重建复原能力，这些都成为构建科学有效的社会应急管理体系的障碍。社会中的矛盾、摩擦、冲突、风险时刻存在，只有正视社会应急体系的缺点，才能更好地处理好突发事件。

我国社会管理机制创新的途径

当前，我国即将跨入“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时期，既面临重大战略机遇，又面对各种风险和挑战，对创新社会管理机制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胡锦涛同志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对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就要抓住重点，大胆探索，敢于和善于破解各种难题，努力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力争早日建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管理机制。因此，我国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创新管理理念，推进职能转变。坚持“民生为先、高效便民、公平正义”理念，筑牢“执政为民”思想基础，以正确政绩观检验工作成效，保障人民根本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顺应时势，优化完善机构设置，理顺社会服务管理机制，规范创新社会管理，推进职能转变，加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使社会管理工作成效更多惠及普通民众。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体系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谐社会也难以构建。我国现在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基数庞大，但社会财力不足，因此，不同于西方国家的高福利，我们的社会保障非常有限，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建立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但是整体社会保障只处于初步阶段，远未完善。部分群众生活困难，在遇到生活或工作的挫折时，很容易滋生对社会和他人的怨恨与不满情绪，成为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只有重视和维护与人民群众联系最密切的、最现实、最直接的利益问题，才能使人心稳定、消除不稳定因素，实现社会的安定团结。因此，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社会管理机制的创新，在符合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建立、健全有我国特点的社会保障体系，争取在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失业保险、社会救助等各方面均能更多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同时要增强社会服务功能，提高社会服务水平，形成社会服务网络化的新格局。

创新科学、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和诉求表达机制。良好的社会管理的实现，离不开对不同利益群体正当利益诉求的满足。利益诉求既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杠杆，也是引发社会矛盾的最终根源。社会越是发展，越是要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因为他们表达自身权益的机会和渠道相对有限，获得的社会资源相对欠缺，他们就越需要获得关注。唯有如此，人民群众才会感觉到社会的温暖，才会感觉的社会公正的真正实现，才能尽可能地减少社会矛盾，降低社会不安定事件的出现。因此，要建立健全包括利益导向、利益表达、利益约束、利益调节、利益补偿等内容的利益协调机制，建立健全畅通、有效的诉求表达渠道和完善的沟通反馈机制，及时了解、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需求，形成一种维护社会和谐的常规性的社会管理机制。

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创新社会应急机制。要构建严密的社会应急体系，以有效应对各类突发公共事件，这就要求我们要增强对社会危机事件的敏感性，及时发现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征兆，以有效应对自然灾害、突发性公共事件等应急事件，做到有备无患，临危不乱。要建立和完善信息发布和传达机制，使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渠道畅通，在应急事件出现时，要做到信息公开，使群众心中有数，不盲目行动;要加强政府的应急管理能力，在应急管理上，不仅要做到科学有效，行动迅速，而且要重视社会的自我管理及自我救助能力，同时要动员社会非营利组织、社会公益组织、企业以及各级群众积极参与，改变传统由政府全面主导负责、群众被动配合的应急管理体制。要加强善后恢复的能力建设，以保证在重大事件发生时，社会秩序不会因此陷入全面混乱的状态，这一点，“日本强震”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不仅要加强政府的能力建设，而且要加强群众的应急事件恢复能力，从而保证在灾难等应急事件面前，社会秩序井然有序，人民群众心中安定。同时要加强司法保障和法律服务，为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提供必要的服务。(作者单位：东北林业大学;本文系黑龙江省教育厅2011人文社会科学指导项目《和谐社会视阈下的社会公平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12514036，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supported by“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

第四篇：当前我国政府审计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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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政府审计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作者：王学龙

来源：《财会通讯》2003年第09期

第五篇：论我国政府危机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概要

论我国政府危机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内容摘要]近年来,大量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在不同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原有社会的正常秩序，影响了人们的身体健康与正常生活,同时也对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提出了挑战。应对公共危机事件是一项系统复杂的社会工程,而政府在这项社会工程中无疑担任着主体的角色。政府如何应付各类危机事件,如何进行有效的危机管理,将直接关系到政府形象,也影响着国家政治经济的稳定和发展,甚至关系到国家政权的生死存亡。而公共政策的制定则是政府危机管理的起点和基本手段,换句话说,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可以通过不断改造落后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和执行手段,通过提高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执行的有效性,作为应对公共危机的重要手段。因此,对政府危机管理中公共政策制定问题的研究在当前就有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政府危机管理问题对策

一、危机和政府危机管理概述(一危机管理的概念

危机是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能够产生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大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的事件。危机具有结构不良、突发性、紧迫性、不确定性的特点,使人们无法在短期内确定危机性事件的演变趋势。危机既能起到社会安全阀的积极作用,又有破坏性、消极性的一面,而从社会现实来看,危机往往对经济和社会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危机从发生到消亡,一般要经历潜伏期、暴发期、持续期和解决期四个时期,因此,建立危机的预警机制,在危机潜伏期及时发现并遏制,是危机管理的第一要义。

对应于危机的四个阶段,危机管理也包括四个方面的工作:危机前的预防、危机前的准备、危机暴发期的应对、危机结束期的恢复,这四个阶段通常简称为PPRR,即指预防(Prevention、准备(Preparation、反应(Response和恢复(Recovery。尽管危机管理是一个综合性、多元化的复杂工程,但仍应遵循一些普遍性、规律性的原则，包括第一时间原则、全局性原则、主动面对原则、科学合法原则、预防第一原则等。

(二政府危机管理的目的

通过提高政府对危机发生的预见能力和危机发生时的自治能力,及时有效地处理危机,恢复社会稳定和秩序,恢复公众对政府的信心。政府危机管理是与企业危机管理相对应的概念,但与企业危机管理在管理主体方面不同,政府危机管理面对的利益关系和危机影响的范围更为广泛。

(三我国政府危机管理的原则

1.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原则。这可以说是政府危机管理的最优化原则。正如戴维斯•杨所说,“面对任何危机,你首要的目标是尽快结束危机。而比这更重要的是要做到防患于未然”。因此,最成功的危机管理要求政府采取超前的行动,及早发现引发危机的线索和原因,预测出将要遇到的问题以及事情发生后的基本发展方向和程度,从而制定多种可供选择的应变计划,将危机扼制在萌芽状态。

2.公众利益至上原则。公共利益至上是现代政府管理的普遍原则,在危机管理中,这一原则的地位显得尤为突出。危机的不可抗性和一般公众在危机面前的脆弱性,迫切需要政府在危机管理中将公众利益作为一切决策和措施的出发点和依归。尤其是危机事件给公众和社会造成的损失,政府必须对受害者表示同情和慰问,及时解决危机所带来的困难。这种公众利益至上原则,有助于政府赢得公众的信任、支持和合作,共同致力于危机的解决。

3.透明度原则,即政府在处理危机的过程中要充分利用一切有效渠道与公众保持良好的沟通和不断接触。当社会危机发生时往往会伴随出现一定程度的社会恐慌,而这些恐慌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公众获得的信息不全或者受到歪曲,造成对社会危机的认识偏差。所以在发生社会危机时政府要及时与媒体和社会公众沟通,发布权威的信息,让人们了解政府在治理社

会危机时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现在危机的处理状况以及最新的危机演变情况,将危机的真相公诸于众。在非典型肺炎爆发的初期,公众缺乏官方信息,所以造成了一定的社会恐慌,随着政府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将事实真相通过多种渠道向社会发布后公众又慢慢恢复平静,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4.真诚坦率原则。通常情况下,社会危机发生都会使公众产生种种猜测和怀疑,有时新闻媒介也会有夸大事实的报道。“以诚相待”是危机管理工作中取信于民、转危为安的最佳手段。

5.快速反应原则。危机具有很大的危害性,甚至是灾难性,如果不能及时控制,将会“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危机发生后,一方面应以最快速度派出有关人员调查事故起因,安抚受害者,尽力缩小事态范围;另一方面应主动与新闻传播媒介,尤其是与在公众心目中具有公正性和权威性的传媒联系,说明事实真相,尽力取得传媒的支持和谅解。

二、我国政府危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在数十年的危机处理实践中积累了一些经验,初步建立了一套危机管理体系,该体系在预防危机发生、减轻危机损害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目前我国危机管理体系不健全,在协调社会安全包括公众健康在内的多层次、多类型的综合危机管理体系的建设方面尚无实质性的进展。

(一我国政府危机管理缺乏完备的法律保障体系

在立法方面,我国缺乏一些跟政府危机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导致了我国采取的大部分紧急对抗措施一般都无法律依据。我国已制定了《戒严法》、《防灾减震法》、《传染病防治法》、《防洪法》等,但这些单行的法律只能适用于一种紧急状态,覆盖面单一。在执法方面还存在执行不到位的情况,依法行政尚待加强。另外,在政府处理危机过程中,防止公民权利受到侵害的执法监督方面,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尚是空白。

(二我国政府危机管理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

危机管理是一个跨区域、跨时段的综合性系统管理工程,通常不是一个政府部门就能有效完成的,在很多情况下,危机的处理需要社会各个部门通力协作,积极配合。虽然我国在一些领域设立了专业的危机检测和预警机构,但社会各部门在面对危机时还不能有机结合、团结协作,缺乏有效的内部协调机制。政府各职能部门间条块分割,权责不明晰,造成危机应对效率低下。只要将各阶层都协调起来才可以,如果没能把握好将会带来不可计量的后果。

(三政府危机管理中缺乏信息通报和公开机制

由于传统历史原因和官僚作风的影响,我国政府在信息公开方面存在很大的缺失。危机事件发生后,一些政府官员出于各种考虑,采取封锁消息等手段,增大了政府危机处理的难度。

三、对我国政府危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的改进

危机不可能绝对避免,但却可以管理、控制和化解,尽可能减少危机的发生,降低危机损失。西方发达国家非常重视政府危机管理的研究和实践,我国必须在立足于本国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和吸收国外成熟的政府危机管理经验,切实提高我国政府危机管理的水平。

(一建立和完善国家危机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

2006年1月8日国务院颁布了5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6,并明确了政府危机管理的机制与系统,这就为我国政府有效地应对公共危机确立了法规与制度依据。当然,这方面的工作还需进一步完善和补充,以便在应对各类公共危机时,增强政府依法行政的合法性和规范性。

1.应制定统一的紧急状态法。我国宪法已对紧急状态制度做出了原则性规定,但对于在何种情况下,如何行使紧急状态权力,法律尚未做出明确规定。尽快制定一部紧急状态法,作为我国危机管理的纲领性法律文件和制度框架,对于提高我国政府危机管理水平具有重要 的意义。

2.应当在紧急状态法的基础上,制定和完善有关危机管理的专门法律法规,以保证政府危机管理权的合法行使,避免肆意侵犯公众权利。

3.要强化执法,建立危机管理执法监督体系。危机管理执法评价工作应由各级人大常委会和人民政府统一领导,监察部门、审计部门以及新闻机构等共同参与,评价结果及时反馈和向社会公布,对于评价低的,应责令限期整改,直至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建立和完善政府危机管理体制

为快速高效地处理危机,我国必须建立一个职能明确、责权分明、组织健全、运行灵活、统一高效的危机管理体制,并用法制化的手段明晰政府各职能部门的职责,以实现应对危机时这些部门间的高效协调运作。因此,需要建立合理完备的危机管理体制,即危机管理的指挥决策机构、职能组织体系、信息参谋咨询组织体系、综合协调部门和辅助部门。这些不同的组织部门,在危机应对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三进行信息沟通机制改革,完善危机信息管理系统

良好的信息沟通机制可以保证信息准确、及时地传递,以便政府快速制定危机应对的政策和决策。以“哈尔滨水危机事件”为例,正是由于初始阶段信息沟通不畅,地方政府对松花江污染信息的隐瞒、封锁,导致了社会舆论和民众行为的失控,甚至在国际上也造成了不良影响。因此,应建立有效的危机管理信息沟通机制,以实现舒缓危机、降低危机损害的目标。当前建立完善我国危机信息管理系统必须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政府要增加透明度,畅通渠道。要重视和发挥媒体在危机管理中的积极作用,在处理危机事件时,政府应与媒体作深入地沟通、协调和合作,使媒体在政府的正确引导下充分介入危机事件中。

2.要完善危机信息管理的联动机制。在危机管理中,信息往往是决定性的因素,对于灾情汇集、灾情研究、求援指挥都是不可或缺的。危机一旦发生,政府部门应迅速率先发布事件的过程,以防混淆视听。要创造媒体公正介入的秩序,保持适度的新闻自由,让公众了解事件真相。要运用信息网络技术,实现各部门信息及时沟通以及整个社会资源的协同运作。

(四危机管理的素质教育,提高社会公众的危机应对能力

1.把危机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政府危机管理应该是在法律系统支持下的管理,我国虽然已经制定和颁布了一些应对危机状态的法律和法规,但是我国尚没有一部完整的危机或者紧急状态管理法。

2.促进危机管理的多边合作和国际合作。随着人们的经济、社会生活联系日益全球化,危机的产生和发展不可能仅仅局限在一个国家范围之内,国际危机国内化、国内危机国际化的情况将越来越多,有效地预警和解决危机均有赖于国际合作的加强。政府有责任与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和国家在危机管理方面开展广泛合作。在危机管理上,既要积极争取国际性组织在资金、技术、教育和培训、以及道义上的支持,加强与国际组织在信息方面的沟通,同时我们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也应该向其他遭受危机和灾难的国家提供应有的援助和支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3.应进行危机的警示宣传,使公民树立正确的危机意识。

4.对普通民众开展危机管理知识和技能培训,增强公民自救互救能力,形成比较强的社会整体危机应对能力。

5.组织开展危机应对演习,提高整体防控危机的能力。

总之,加强政府危机管理,提高领导干部应对危机的能力,是我们党提出的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通过加强政府危机管理,及时化解矛盾,消除危机,才能维护社会稳定,人民生活才能安定有序,人与自然才能和谐相处,这个社会才是和谐的社会。

主要参考文献: [1]毛寿龙.西方公共政策的理论发展之路及其对本土化研究的启示.社会学研究.2004(1.[2][美]卡顿.帕顿、大卫.沙维奇。孙兰芝、胡启生译.政策分析和规划的初步方法.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3]刘刚.危机管理.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1.[4]王福生.政策学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1.[5]宁国良.论公共政策执行机制问题.求索.2004(6.[6]李经中.政府危机管理管理.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