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制度建设提高政府公信力

第一篇：完善制度建设提高政府公信力

完善制度建设 提高政府公信力

“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了”，日前，突然爆发的郭美美事件，让多年来一直热心公益事业的人们有些茫然无措，以前觉得具有官方背景的红十字会是最安全的捐款通道，现在看来或许远不完全是那么回事。政府专家媒体等公信力受损，导致社会信任度不断降低，在一系列热点事件面前，老百姓成了“老不信”，在通常情况下政府专家媒体的信任危机并非各自孤立。他们往往都是拧合在一起出现，现实中，一些政府部门在应对公共事件上的非真诚表态往往难以第一时间解除大众心中的疑惑，这时某些所谓的专家便会站出来通过媒体管道发表一些非公正的言论，试图平息民众的质疑，但结果却常常适得其反，引发连锁信任危机，老百姓成了“老不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公信力的构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破坏起来一夜之间就可能丧失殆尽，如果不能有强大的社会公信力做保障，就难以形成有效合作的社会局面，这将极大地提高社会做事的成本，影响改革发展的顺利推进。

一、政府公信力的现状

所谓政府公信力，是指政府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信守对公众的承诺，从而获得公众对政府的运作方式、政府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以及与政府行为相关的整个社会制度的理解和信任。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基础，是政府治理社会的基本要求，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前提条件，是执政党立足的根本，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政府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示范者、倡导者和组织者，只有具备较高的公信力，才能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统一起来，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对于我国政府公信力的现状，学者们用多种方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张旭霞在 互联网上就政府公信力问题对网友评论进行了追踪调查并得出以下结论：对政府持“信任”态度的约占20％，持“不信任”态度的约占80％。另外,据《小康》研究中心调查显示，2006—2007年度中国政府公信力指数为60．6分，刚过及格线。由“政府信任程度”调查的结果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很相信中央政府，逾70％的受访者表示不相信地方政府。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的子刊《小康》杂志中，公布了2008—2009年度中国信用小康的指数为61．1，比上年提高了0．7个百分点。政府公信力指数虽然微弱上扬，但也刚刚及格。与此同时，政府官员以80．3％的绝对多数被网民选为信用最差的群体，这大大影响了政府形象。尽管各种类型的调查或统计存在一定程度的随机性和误差，但总的来说，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政府失信问题比较突出。

二、我国政府公信力缺失的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经济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其中，各级政府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政府是负责任的政府，是取信于民的政府。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政府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政府公信力也不断提高。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一些政府失信于民的现象却影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健康发展。比如：2009年，上海相继发生两起“钓鱼执法”事件，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有人认为，政府打击非法营运无可厚非，但事实上，黑车“合理不合法”式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对出租车营运市场的行政管理制度不健全。各地方政府利用行政许可手段“寻租”，高价出售出租车准运证，政府成为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导致了这个市场的非竞争性垄断，其中巨大的利益差是黑车难以杜绝的直接诱因。政府在出租车营运市场的公共服务方面明显“缺位”。政府在随后打击非法营运过程中又未能依法行政，“钓鱼执法”甚至被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当作整治 非法营运的“创新之举”。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规定不得以引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调查收集证据。以此为依据，“倒钩”、“钓鱼”等取证方法无疑是不正当的执法手段。由此看出，政府在“钓鱼执法”中确实有权力滥用之嫌。一项调查足以说明此伤害之大。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公布的“2009年第三季度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显示，上海市因为交通行政执法部门的“钓鱼执法”，成为排行榜上十大“舆情热点事件”中最有损政府公信力的事件。此外，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也说明政府公信力面临一定程度的危机。

三、从制度的角度看我国政府公信力弱化的原因

（一）权力监督制度不健全，某些政府官员以权谋私、滥用权力，监督机制作为监督制度的组成部分是其关键内容。当前，我国的监督制度建设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但长时间以来某些问题仍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一方面，某些政府官员滥用职权、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现象时有发生；另一方面，某些政府部门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个人化现象较严重，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利益，随意扩大自身的处罚权、审批权、收费权等，行政行为随意化、人格化，使法律的严肃性、权威性受到了极大的破坏，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

（二）行政管理体制不健全。当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建设的步伐并没有跟上社会大环境变化的需要，在某些领域尚不健全甚至流于形式。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⒈信息公开制度不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于2008年5月1日开始实施，但有了信息公开条例并不意味着该制度很完善，其法律层次还不够，对于公民知情权和隐私权因信息公开与否而带来的侵害情形划分不清，对于公开后的救济还难以实现。⒉行政问责机制不完善。建设责任政府，必须建立起一个有效的问责机制，但目前的现状与此相距甚远。不少地 方行政问责的成效仍取决于媒体与社会的关注程度，只有像“钓鱼执法”、“躲猫猫”这样的事件引起强烈的舆论反响时，有关部门才会启动问责制，处理几个官员给公众舆论一个交代。大多数人认为如果缺乏舆论关注或压力较小，问责程序就很难正常运转起来。这样导致的结果是：对一些舆论关注的渎职、失职事件，往往问责力度较大，但即使追究责任也是高调问责，低调升迁，或是追究执行者不追究决策者，“追下不追上”对于那些未受公众关注的渎职、失职事件，问责就显得力度不够，往往只是象征性地让当事人写个检讨或是写个事情经过说明，就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并且忽视问责那些在渎职、失职事件中明哲保身、不作为、无作为的官员或当事人。行政问责机制停留在形式上，制度的不健全导致行政行为过程缺乏有效的规制和约束，长此以往，不仅弱化了政府的凝聚力、号召力，影响政府的合法性，也会降低政府的公信力。⒊公民的参与机制落后。公民参与是指公民个体或公民组织依法投票选举政治代言人，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和公共事务的管理，充当政府的合作伙伴，共同供给公共产品和服务，并对政府实施监督的活动与过程。从新公共行政到新公共治理理论都要求将公民参与纳入到公共管理的过程中来，公民参与的形式和内容日趋多样化。随着公民参与的兴起和发展，其存在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出来，尤其是在我国，公民参与还面临着许多困境：由于受政治、经济及传统文化的束缚，我国公民表现出普遍的政治冷漠，即使参与也是被动的参与；由于信息不对称、参与成本巨大，致使公民不愿参与或者不愿积极主动地参与。当前，公民参与的动力机制不健全，更重要的是公民参与的能力远远不够，包括参与的方式、途径、参与的有效性是否得到了保证。在我国，只有部分普通公民能以合法的形式、制度化的渠道理性地参与公共生活并影响行政行为及过程，这就使公民参与的积极性严重受挫，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政府公信力的 下降。

四、提高政府公信力的对策

（一）完善行政权力监督制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制度公信力大于政府公信力。制度的意义就在于以刚性规定及其后果设定来提高违法的机会成本，并通过严格的操作程序进行责任预期和认定，有效遏制恶性违法行为。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制度的安排和国家法治化程度。正如哈耶克所说：“法治意味着政府的全部活动应受预先确定并加以宣布的规则的制约。”如果政府在法律制度规定的轨道上运营，人民就会在心中对政府产生一种稳定感、安全感和依赖感，从而会更加信任政府、支持政府；反之，如果政府行为受不到法律的有效约束，人们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就会降低。一个国家的行政制度作为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一定社会环境的产物。改革开放30多年来，行政管理进入了历史新时期，行政制度的发展目标有了巨大的改变，它要求政府在治理社会事务过程中实现高效化、公正化、民主化、科学化、廉洁化和法制化，只有做到这些，才能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实现行政管理活动的目的，最终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要扼制权力的滥用，建立法治政府，需要做到以下两点：⒈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和资信制度。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曾强调说，不受制约和监督的权力将导致腐败。因此，要保证人民赋予权力的正确行使，使权力置于法律和制度的范围之内，就必须进行有效的制约和监督。首先，要健全人大监督的法律制度，真正发挥国家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作用。这就需要加强人大的自身建设，落实监督内容，完善人大的质询制度、代表视察制度、信访制度，以增强监督效果。其次，加快司法体制改革，发挥司法机关的监督作用。当前，最重要的是赋予司法机关独立的权力和地位，提高司法队伍的整体素质，尽快出台完备的反贪污法、监督法，实行审务公开、检 务公开。最后，充分调动社会监督力量。社会监督包括民主党派监督、人民群众监督、社会团体监督、新闻舆论监督，这是不容忽视的体制外监督形式，对政府行政行为的监督作用最为重要。但目前仍存在诸多问题，一是主体的监督意识以及监督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有待提高，二是因监督主体和客体地位的非对称性、资源的有限性而无法具体操作。比如：公众面对强势的行政部门难以得到有力的法律支持，要追究政府失信责任需付出巨大的物质和心理成本，从而导致政府失信行为不能得到及时制止和纠正。与此同时，建设民主法制社会，提高政府公信力，让公民自由地表达民意，反映民情，使政府施政更有针对性，更能满足民众的利益需要，建立资信制度也是十分必要的。民意表达的方式和方法有许多，但是否能为政府所重视并成为其施政的依据则值得商榷，政府对民意要求的解决是否使民众满意也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这是因为在民意表达及政府信息收集———信息反馈上缺乏规范的制度约束，使其在施政过程中成为了可有可无的内容。所以，我们必须建立资信制度，用法律法规予以规范，使之成为政府施政过程中必须认真关注的环节，它包括民意表达制度和信息收集———反馈制度。例如：建立以人大为中心的民意表达平台，形成以点带面呈辐射状的机构设置和制度体系，完善资信制度的制度协调等，给民众创造一个敢于说真话、说实话的良好制度环境，从而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⒉建立评议考核制度和政府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度。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构建一套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引导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树立正确的绩效观，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为此，要将权限、职责、义务分解落实到个人，建立行政人员责任制，实行分科目设置指标体系、分类别制定考核标准、分层次规范考核方式、分优劣运用考核结果，并将群众满意度测评和民意调查等方式方法引入考核机制，让群众对干部绩效评 估拥有一定的话语权，使政府工作真正向群众满意目标迈进。此外，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在世界各国被普遍视为反腐败最有效的手段之一。申报的财产范围不仅应包括静态的财产，也应包括动态的收入及支出。应合理确定财产申报的主体范围，应当与刑法有关“贪污贿赂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主体相适应，所有的国家工作人员都应申报一定范围内的亲属的财产。为严密法网，县（处）级以上的干部和法院、检察院以及公安、安全、财政、工商、税务、海关等特殊机关的公务人员在职以及离退休后若干年内，也应进行财产申报。

（二）健全行政管理体制，完善行政管理制度

⒈建立行政问责制度。责任行政是现代法治的必然要求，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应该对自己的行政违法行为承担应有的责任，否则，依法行政，政府公信力与执行力都无从谈起。在以往的实践中，弱化的义务和责任已经为我们的行政管理带来了难以承受和难以根治之痛，因此，我们必须从制度层面加以解决。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必须大力加强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设，“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对此，笔者认为，明确公务员问责界限，制订和完善与问责制相关的法律及程序，健全法律体系，制订权责关系清晰、具有可操作性、能分别适用于常态和紧急状态的责任追究制度是建立政府问责制度的重要环节。只有明确责任认定标准，严格行政问责程序，推进干部人事制度的配套改革，才能将质询制度化。

⒉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公开是行政程序的基本原则，是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也是提高政府公信力、执行力的重要途径。政府信息公开合法化、规范化对保障公民知情权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知情权是指社会公众获得自身所处环境及其变化的信息，保障社会生活所需的各种权利。我国宪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公民的 知情权，但我国宪法规定了人民主权、人民参与权和公民对政府的监督权。信息公开制度正是保障公民上述权利的最好手段。信息公开是主权在民的体现，信息公开有利于公众参与，有利于公民维护自身利益。从“非典”、“松花江污染事件”到“5．12”汶川大地震，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只有公开信息，让人们了解重大事件的真相，才能唤起民众的力量。可以说，理解缘于了解，沟通建立互信，因此，必须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机制，建立统一的政务信息发布平台，积极探索实行行政会议公开，重大行政决策公开，规范性文件公布，执法依据公开，行政听证，执法听证等制度，为政府行政设立“透明的窗口”，以遏制暗箱操作，维护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首先，知情权的法制建设仍需进一步加强，这是信息公开的法律依据和保障。其次，要加强对新闻记者采访权的规定，通过相关的制度建设来维护记者的相关权利，使其采访权能正常、有效地行使；同时，也要明确规定新闻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应遵守的原则，防止涉及国家秘密、商业机密和个人隐私的泄露，规范其采访行为，以发挥其最大的社会功用。最后，要尽快修改和完善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相关的法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构建需要有与政府信息公开相关的法律加以配合。⒊建立行政赔偿制度和过错责任追究制度。行政赔偿制度是法制国家不可缺少的制度，它规范了政府因合法的原因对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财产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形下予以国家补偿的机制，从而保障公民的基本财产权益不仅因行政机关的不法行为而得到赔偿，也能因行政机关的合法行为得到补偿。确立行政赔偿制度，对于防腐倡廉、提高行政效率有积极的推进作用。反腐倡廉是一项系统工程，需多方面的努力才能奏效。行政赔偿制度通过确立国家对违法行政行为的赔偿责任，特别是通过国家对违法工作人员保留追偿权的规定，有助于增强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责任感，纠正不正之风，克服官僚主义，也有助于鼓 励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大胆处理各种纷繁复杂的公务，从而提高工作效率。但从目前看，我国尚未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符合依法治国方略的行政补偿法律制度，有关的行政补偿内容只散见于单行法律法规中，且各单行法律法规对行政补偿的表达多是原则性的，对行政补偿的主体、范围、程序等缺乏制度安排，缺乏可操作性。而目前大量的社会问题如房屋拆迁等问题都是由于行政补偿制度不健全而未能处理好，大大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对此，我们可以根据《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制订《行政执法人员个人追偿制度》，界定过错责任追究范围，规范过错责任追究程序。在行政执法活动中，对因故意或者过失造成的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依据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超越或者滥用职权等情形，要追究科室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对执行公务态度不好、影响政府形象的，特别是对服务对象有吃、拿、卡、要行为的，必须给予纪律处分。

总之，提高政府公信力，重塑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已成为世界性命题。政府公信力的提升主要依赖于各种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以及政府官员自身素质的提高，所以，这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工程，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第二篇：提高政府公信力方法

大力提高政府公信力（本周话题）

《 人民日报 》（2011年07月15日 07 版）

编者的话

提高政府公信力是政府建设中的一个重大课题，不仅关系政府工作的权威性和有效性，而且涉及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我们党和政府长期以来高度重视政府公信力问题。“十二五”规划纲要再次强调要提高政府公信力，并将其作为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政府公信力指的是什么？为何如此重要？怎样才能提高政府公信力？本期“本周话题”的3篇文章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把握提高政府公信力的着力点

南开大学教授 朱光磊

一个政府要保证稳健运行并让公众满意，取得公众信任至关重要。政府公信力，就是政府取得公众信任的能力。如何面对公众对政府公信力的多样化评价，是各国政府普遍面临的问题。我国也把政府公信力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就提出了提高政府公信力的问题，党的十七大又明确强调“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的要求，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更是把提高政府公信力作为转变政府职能和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落脚点。这充分说明我们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政府公信力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政府公信力建设。提高政府公信力涉及的问题很多，目前可在以下几方面下功夫。

增强制度创新的自觉性，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制度建设对政府公信力具有根本性影响。制度法源明晰、构架合理，衍生的行政体制、工作程序才有说服力，政府才有公信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连续上了几个大台阶，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巨大变迁，但制

度创新总体而言相对滞后。这是影响我国政府公信力的重要因素。增强制度创新的自觉性，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特别要处理好政府与人大两院、与社会组织的关系。首先，人大工作要适时“前移”。现在，在重大事项决定、预算、监督等方面，人大发挥更大作用的条件已经比较成熟，让人大工作适时“前移”，可以分散行政方面的压力。其次，法院、检察院工作要适度“后移”。遵循司法工作自身的规律，不宜鼓励法院、检察院过早介入经济活动，以防止公信力问题复杂化。最后，鼓励社会组织“上位”。社会组织的积极作为可以分担一些政府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提高政府公信力。应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变政府的“单边主义”为“双向互动”，建设服务型政府。所谓政府的“单边主义”，就是一切由政府说了算，很少让其他主体参与到政府工作中来。这很容易导致政府的一些决策偏离公众利益，也容易导致政府工作缺乏连续性、随意性强、工作人员态度粗暴等，从而损害政府公信力。事实上，取得公众信任的公共政策、政府行为等应该是政府与公众“双向互动”的结果，尤其是在制定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政策时必须提高公众参与度，听取公众意见。提高政府公信力，政府应该变“单边主义”为“双向互动”，建设服务型政府。在许多时候、许多情况下，政府更多的应该是以议程设定者、重要参与者和促成公共问题解决的中间人身份发挥作用，而不应在“单边主义”思维指导下以“单边行动”方式面对社会和公众。政府大包大揽的方式既不合理，也会让政府力不从心，因为政府行为也是有成本的，当政府需要“经营”、管理和服务的内容在数量和投入上超过合理边界时，必然导致政府的低效率，损害政府公信力。当然，变政府的“单边主义”为“双向互动”，并不是要淡化政府的作用，而是要合理配置政府职责，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建设服务型政府。这是政府面对社会急剧变迁的能动适应。

改善政府工作流程，提高政府工作效率。这是提高政府公信力的经常性任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不可能一步到位，但政府工作流程的改善则是每时每刻都

可以做的。政府工作流程的改善也是影响公众对政府服务水平评价的一个关键因素，对于提高政府公信力具有重要作用。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注意不够，政府运作的线条“太粗”，对工作流程的研究和设计不充分，总觉得形式问题无所谓。比如，关于办公区域划分的研究基本上是空白。现在看来，县级政府各部门集中办公、统一报账，对于提高效率、强化规范、节约经费、改善政府形象是有积极作用的。又如，我国政府的纵向层次与横向构成都不可能太少，怎么处理这种关系？议事协调机构应如何工作？区域合作和部门协调为什么很难？“条块矛盾”为什么解决不了？这些主要都不是体制问题，而是过程性问题、工作流程问题。在经济社会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的阶段，政府管理粗放的痼疾正日益暴露。我们应主动实践新的东西，在这方面尽快完善。这对提高政府公信力会大有帮助。

适应时代要求，讲究政府管理艺术。政府管理是一门艺术，需要更高的智商和情商，而不仅仅是时间和体力的消耗。比如，当前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范围相比以前都有了质的提升，但政务信息的传播在技术上和策略上都没有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许多地方还是重宣传轻沟通、重发稿量轻传播力。再如，一些政府部门在统计、政策分析工作中搞“部门主义”，对诸如农民工数量、干部（含公务员）规模、民营经济规模、财经现象解读等，各部门在概念、口径、重点、视角上都不尽一致，这就难免导致公众对“官方信息”的怀疑，损害政府的公信力。还有，施政目标是政府交给老百姓衡量自己的尺子，要注意目标适当，避免提不切实际的目标和简单化的口号。否则，往往会适得其反。总之，一定要讲究政府管理的艺术，有良好的沟通技巧、充分的透明度，这样才能不断提高政府公信力。

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提高政府公信力

山东大学教授 王韶兴

政府公信力是政府通过行政行为赢得公众信任的能力，它从本质上展示着国家与公众的关系。政府公信力直接体现政府工作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显示政府对社会公众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急剧转型、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并日渐凸显的关键阶段，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提高政府公信力，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事关社会和谐稳定。我们应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努力提高政府公信力，以不断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

进一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全面提高政府公信力创造根本前提。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决定政府的行政能力，直接影响政府公信力。因此，提高政府公信力的根本在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确立执政理念、明确执政任务、夯实执政基础、确定执政方略、健全执政体制、选择执政方式、培育执政资源以及优化执政环境等诸多内容。基于提高政府公信力的现实需要，突出以下几点很重要。一是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坚持人民创造历史的根本观点，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奠定思想基础；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价值指向；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实践要求，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实现机制。二是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在正确把握社会主义社会政党政治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基础上，深刻认识和自觉遵循党的建设规律，以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建设，以科学制度保障党的建设，以科学方法推进党的建设。三是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为目标要求，理顺党政关系，优化权力结构，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为全面提高政府公信力提供必要条件。政府职能是政府活动的逻辑起点。政府职能定位科学与否，是政府是否具有公信力的关键所在。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急剧转型的背景下，转变政府职能是全面提高政府公信力的必要条件。一要牢固树立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目标。社会本位、权能有限、廉洁高效、依法行政，是服务型政府的基本特征；

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是服务型政府的基本职能；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是服务型政府的价值指向。二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完善决策体制和决策机制，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等。三要坚持政府职能法定原则。政府职能的法定性是现代行政的基本要求，是政府公信力的基本保证。坚持政府职能的法定原则，就是要依法界定和科学规范政府职能，防止政府职能转变中的随意性。四要培育行业协会和中介组织。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和中介组织的桥梁作用和协调作用，有利于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和降低行政管理成本。

进一步加强法治政府建设，为全面提高政府公信力提供有力保障。法治政府是指以国家宪法和法律作为政府活动的总规范，国家宪法和法律对行政权力实行全面规制的政府治理模式。法治政府是政府赢得公信力的基本前提。一是强化依法行政意识。通过不断强化法律和制度信仰，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自觉养成依法行政习惯，增强根据法律精神、运用法治思维、通过法律手段处理行政事务的能力。二是推进行政法制建设。围绕法治政府建设的目标，加强行政立法，健全行政责任体系，强化行政法律责任机制。三是严格遵守法定权限和程序。完善公众参与政府立法的制度和机制，保证人民群众的意见得到充分表达、合理诉求和合法利益得以充分体现。

加强行政道德建设，为全面提高政府公信力奠定坚实基础。行政道德作为一种政治道德，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政活动中形成并应遵循的道德准则的总和。它渗透在国家治理与公共行政的各个方面，体现于行政工作的整个过程之中。行政道德与政府公信力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行政道德建设是政府公信力建设的基础性建设。一是增强自律意识，使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树立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至上的理念，增强荣誉感和使命感，为提高政府公信力创造良好的思想文化条件。二是加强公共监督，通过公众舆论压力促使行政机关工作人员

遵循行政道德。三是实现行政道德法律化，即将那些需要借助于法律强制力来维系的行政道德规范转化为行政法律规范，并建立健全相应的管理机构与运行机制。

公信力：政府的立身之本

北京大学教授 燕继荣

政府是行使公共权力、从事公共管理的专业部门，它的一切行为都要以公众信任为基础和前提。提升政府公信力，既是加快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设步伐的客观需要，也是提高政府行政能力的重要途径。

信任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信任，是指对他人的言说、承诺和行为预期持相信的态度，是人与人之间互动的结果，是一方给予另一方的信赖。信任历来为人们所重视。从经济学角度看，信任是所有交易的前提，没有信任就难以发生交易，难以形成市场。经济学家认为，信任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因为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基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如果没有信任，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就不可能实现。从社会学角度看，信任是社会的粘合剂，信任的水平反映社会凝聚力的程度。社会成员之间缺乏信任，诚实合作的行为预期将大为降低。从政治学角度看，信任是社会合作的基础。没有信任，人与人之间、群体之间、组织之间、国家之间就不会有共识，社会冲突就会接连不断，和平也难以实现。根据来源的不同，信任可区分为基于认同的信任、基于制度的信任和基于信誉的信任三种类型；根据对象的不同，信任可区分为对个人的信任、对组织的信任和对政府的信任三种类型。无论哪种类型的信任，对于社会发展都是极其重要的。尤其是对现代社会管理而言，其成效如何主要取决于社会成员、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合作情况。如果合作主体之间缺乏信任，合作便难以达成；即便能达成合作，也要付出高昂代价。

公信力是政府的立身之本。人无信不立，业无信难兴，政无信必颓。公信力是政府的立身之本。一般而言，政府的力量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强制力；二是因公众信任而产生的社会影响力和支配力，包括权力与非权力的影响力、凝聚力、感召力、支配力等。政府获得公众信任、拥护和支持的能力越强，公信力就越高，其基于非强制力之上的执行力也就越强。因此，公信力从来都是衡量一个政府执行力的首要指标。只有不断提高政府公信力，才能有效减少社会治理成本，优化社会管理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提高政府公信力是转变政府职能和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落脚点。政府公信力主要涉及两个主体之间的关系：一是从事公共管理的政府，二是对政府活动予以评判的社会公众。从政府角度讲，公信力是政府赢得社会公众信任的一种能力，反映了政府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从社会公众角度看，政府公信力是社会成员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这种信任依赖于政府所拥有的信用资源。在实际生活中，政府不仅以其政策和行为的公共性而树立社会公众对自身的信任，而且以公共认同、公共制度和公共规则等的提供者和守护者的身份获得社会公众的普遍信任。政府在这两个方面表现得如何，都直接影响政府公信力。

提高政府公信力是一项系统工程。考量政府公信力的指标和要素众多，具体来看主要包括意识形态是否具有感召力，政府制度及公共政策是否公平合理，政府领导力和执行力是否强大，政府及其公务人员的正面形象是否鲜明等。当前，着眼于提高政府公信力，需要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建设“信用政府”。信任以信用为前提和基础，信任的流失与信用的匮乏直接相关。政府应坚持依法行政，切实兑现各项承诺，将“信用政府”建设寓于每项政策的落实过程中。二是提高政府“纯度”。政府公信力的提高与政府的“纯度”息息相关。这里所谓的“纯度”，既包括政府行政动机的公共性，也包括政府行政过程的公正性、透明性和政府信息的公开性。因此，恪守政府公共性，本着“公共事务公共治理”的原则，不断提高政府的“纯度”，就成为政府公信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再次，做到既“相信自己”又“相信他人”。政府公信力是一种互动的结果，反映的是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合作关系和合作程度。它像人

与人之间的信任一样，可以分解为“相信自己”与“相信他人”两个方面。“相信自己”，要求政府及其公务人员必须具有自信心，保持独立，勇于担当，甘愿承担责任，并做到开放、公开、透明。“相信他人”，要求政府及其公务人员从思想上真正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充分发挥人民在促进社会繁荣进步、追求和谐幸福生活中的主体作用。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到权力下放，守住政府权力的边界；才能尊重公众权利和尊严，善于平等交流、协商合作。

第三篇：试论政府公信力建设

试论政府公信力建设

江南大学 李猛

指导老师 杨宝国

摘要：政府公信力体现了政府的信用能力，反映了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我国政府公信力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公信力是政府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它是政府行政能力的客观结果，体现了政府工作的权威性、民主程度、服务程度和法治建设程度。清楚认识政府角色定位、强化政府信用行为、巩固升华行政文化，以提升政府的公信力，是现代文明社会发展和民主政治自身发展的必由之路。稳固的公信力也是一种执政资源。当前我国政府公信力建设存在着地方政府的权威流失、公共政策的执行乏力、腐败违法现象时有发生及政府信息缺少透明度等问题,提升政府公信力应从理念转变、制度完善、职能转变、政策制定、流程优化五个层面着力。从而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关键词 政府公信力 信任危机 重塑

一、政府公信力的基本理论

（一）政府公信力及其主要特征

（二）政府公信力的价值定位

（三）政府公信力的评价标准

（四）政府公信力的效应分析

二、目前我国政府公信力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一）目前我国政府公信力的现状

（二）目前我国政府公信力流失的问题分析

三、重塑我国政府公信力的对策思考

结论 参考文献

【1】唐铁汉.提高政府公信力，建设信用政府[J].中国行政管理，2005（3）.【2】崔光胜.我国政府诚信问题研究[J].公共行政，2005（1）

【3】高卫星.试论地方政府公信力的流失与重塑[J].中国行政管理，2005(7).【4】唐铁汉.提高政府公信力，建设信用政府[J].中国行政管理，2005（3）

【5】朱光磊、周望,在转变政府职能的过程中提高政府公信力.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3 【6】吴晓峰,近年来政府公信力研究综述.中国行政管理,2008.05.一、政府公信力的基本理论

（一）政府公信力及其主要特征

所谓“政府公信力”，是指政府依据于自身的信用所获得的社会公众的信任度。它体现的是政府的信用能力，反映的是公民在何种程度上对政府行为持信任态度。因而，这一概念事实上囊括了政府信用与政府信任这两者的全部内容。具体地说，政府公信力这一概念包含以下三个要素：

第一要素：理念。理念是一种向导，它告诉人们如何从事。正确的理念自然引导恰当的行为，这说明理念具有指导性。政府公信力不仅与政府自身表现有关，而且与信任投入者密不可分。众所周知，现代政府的产生基于人民的授权。有了政治合法性，便有了政府的行政资格。合法性“是对统治权力的认可”，是国家公民对现政府的认同与遵从。这种认同和遵从是建立在一系列条件基础之上的：被统治者的首肯是合法性的第一要求；第二要求则涉及社会价值观念和社会认同，但认同需要社会满意度；第三要求与法律的性质和作用相关联。在马克•夸克看来，如果上述因素能够很好地结合，那么政府在制定规章制度的时候，合法性带来的将不仅仅是秩序和效率，还有司法的公正。[3]由此看来，政治合法性是政府公信力的第一要件。人民至上理念是政府题中应有之义。政府能否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关系到它的政治合法性与公信力。

第二要素：行为。行为根植于理念。而行为愈正当，行为主体获得的信任值就愈高。较之于统治行政阶段和管理行政阶段，更高一级的公共行政阶段才是迄今为止我们追求的、最理想的状态。政府的职能已不再是统治，也非管制，而是服务。政府提供的是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是治理而非统治。治理所追求的是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政府通过不断地满足国家公民的利益需求，将权力和威严升华为能力和威望，从而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第三要素：结果。政府管理效率是政府管理行为的必然结果。政府管理效率是指政府提供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的有效性。政府的非赢利性及产出的公共性与服务性，决定了政府的职责只能是满足社会公众的合理需求。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这种需求，是社会公众审视政府能力与表现，乃至政府公信力的一个主要尺度。效率高低决定结果好坏，而结果好坏又决定政府公信力的强弱。

（二）政府公信力的价值定位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古有商鞅立木为信，推动变法，一统六国。“千金一诺”、“君子一言”、“言必信，行必果”、“一言九鼎”、“信守不渝”等成语比比皆是，言犹在耳。然而，随着当前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诚信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假证、假药、假奶粉、假学历、假老虎”等事件不一而足，社会诚信、政府诚信不断受到拷问。

那么，何谓“诚信”呢？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意思是说，诚是天和人的最高原则。“诚”就是真实不欺，既不自欺，也不欺人。“信”是遵守诺言，实践成约。古代先哲们认为，诚是一切道德行为的基础和道德修养的前提，无诚则无德。诚也是一个人为学和立业的根本，无诚则事难成。而信以诚为基础，以义为准绳。诚信要求人们守信履约，不弄虚作假，不欺诈为恶。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诚信又意味着什么呢？在经济建设方面，诚信意味着公平与效率，彰显的是企业文化和市场竞争力。在政治建设方面，诚信意味着公信力，意味着政府的影响力、号召力，彰显的是政府的执政效能和为人民服务的基本理念。在文化建设方面，诚信意味着不浮夸，不虚构，不作假，科学发展，实事求是，我笔写我心，我行无愧我心。在社会建设方面，诚信意味着道德和风貌，彰显的是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精神实质。

在不同层面、不同角度的诚信概念上，政府的诚信是基石，是基础，是带动社会诚信、企业诚信和个人诚信的排头兵和先锋队。因为政府是社会秩序与市场秩序的维护者，政府不守信用，将会破坏整个社会信用的基础。在打造诚信政府、提升政府公信力的问题上，诚信不仅仅是呼吁公民或者公务人员个人的诚信观念。政府公信力的建设是在执政过程中，与企业、团体、公民等多方力量在政治、社会和市场等不同领域通过互惠、习俗、强制、行为等博弈活动逐渐形成的。公信力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公信力的形成非一时之力，非一事之功。

首先，公信力的建设要以法律为准绳，坚持依法行政，严格执法。这里有一个公权力的问题。毫无疑问，公权力本身来自于人民，人民赋予政府公权力，政府又把权力授予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行使。在整个过程中，为规范公权力的使用，法律以其震慑性、权威性、强制性划定了一条刚性的制约红线。作为政府，建设公信力，最核心的任务是建设法治政府，弘扬法治观念，杜绝执行过程中的公权力异化滥用、执行不力、越位缺位错位等现象，真正实现依法治权，职权法定，越权无效，从而在公权力的制约和规范运行中提升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

其次，公信力的建设要以制度为保障，坚持按章办事，照章执行。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章制度是工作中实践经验的理性归纳和运行规律的科学

总结。规章制度以其权威性、严肃性、稳定性为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规范管理提供了一个比较科学公正的框架。但是，规章制度毕竟不是万能的，规章制度的质量受到制定时的客观环境制约，再好的规章制度随着时间的流逝、客观环境的发展也必然会有一定的局限性或片面性。这就使规章制度成为公信力建设中一道柔性的屏障。在执行的过程中，既要保持制度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又要与时俱进，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和实际需要对制度进行修订和完善，从而保持制度的实效性。最后，公信力的建设要以坦诚为基础，坚持信息公开，坚持沟通与交流。在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政府的坦诚、政府与民众间信息的沟通与交流尤为重要。因为坦诚是信任的基础。没有沟通，没有交流，何来的信任？更何况理解与合作。谣言，止于智者，更止于勇者和诚者。没有沟通与交流的信息公开，是被动的、机械的信息公开，至于信息公开的及时性、有效性，不过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镜中花、水中月罢了。因此，要建设政府的公信力，就要着力打破“神秘”政府观念，打破“潜规则”，大力倡导信息公开，因地制宜，因时因事及时做好信息公开，从而保障民众的知情权，维护政府的公信力。

诚信是一种美德，是个人品质、思想道德的升华，更是政府、企业、公民间协调相处的一种机制，一个体系，一道刚柔相济、相辅相成的防护网，对公务人员是规范，是约束，是保护，对于广大的人民群众则是实打实的维护和保障。只有秉承客观、公正、科学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求真务实，坦诚相待，树立由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神秘政府向透明政府、管制政府向服务政府、利益政府向利益中立政府转变的现代政府理念，大力推行制度创新，增强政策的透明度，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才能不断提升政府公信力，在全社会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好风尚。

（三）政府公信力的评价标准

对于政府公信力的评价标准，应该从政府的诚信程度、服务程度、依法行政程度及民主化程度四个方面对政府公信力进行评价。[4]也有研究者为政府公信力设计了更为具体、可测量的评价指标，如熊光富将政府公信力的影响因素划分为四个部分，分别为行政主体、体制因素、政府实力和绩效、管理因素等，每一因素均设置了相关的具体衡量指标。

（1）政务公开与透明

按照现代国家理论，政府是由社会公众授权而承担管理社会的职责的，作为代理人的政府有必要及时向作为委托人的社会公众提供自身能力及所代理事务等方面的信息，当公众满意之后，政府与社会公众间的这种委托代理关系才具有存续下去的依据。基于此，政府及时对政务进行公开，使其透明化是取信于公众的重要方式和举措。因此，政务的公开和透明化是对基层政府公信力的重要评价标准之一。而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这一标准可细化为基层政府决策听证情况、政务网站建设情况等。（2）依法及廉洁行政

法治政府的建设是我国政府建设的重要理念及目标之一，其基本要求是建立完善的宪法和法律体系，做到行政过程中“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的行政氛围。违法行政的政府无诚信可言，因为它首先违反了最基本的社会规范。对于基层政府而言，它更多担任着执法者的角色，它是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与社会公众进行对接的端口，基层政府对法律的执行状况，将直接影响着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作为对基层政府公信力的评价指标之一，依法及廉洁行政在实践中具体可细化为，政府行为是否有合法的依据，执法是否到位，行政人员是否清正廉洁等。

（3）科学及民主决策

决策是基层政府各类行政行为的起点，而决策的质量、效率及效果将会对自身的公信力产生直接影响。合乎民意、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决策将增强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而一个不科学的决策则会损害公众的切身利益，进而降低其对政府的信任。决策的科学和民主体现了决策的确度和广度两个维度，前者用于表示决策的准确性，即该决策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所要面对的问题，后者用于表示决策的民意来源，即该决策能够代表多大范围内的声音。作为基层政府公信力的评价标准，它在政府实践中体现为决策制度是否健全、程序是否规范、调动下级及群众参与的积极性等。

（4）公共服务供给力

政府合法存在的重要理由之一是向公众供给公共服务，既包括国防、治安等 安全类公共服务，也包括教育、医疗等保障类公共服务。基层政府作为政府直接面向群众的重要窗口，能否优质高效地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将直接影响公众对其的评价。这在政府运行的具体环境中，既表现为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又表现为其政府供给公共服务的运作效率。

（四）政府公信力的效应分析

目前，我国各级政府的公信力整体上处于下降态势。形势比较严峻。近些年来，针对政府的各类群体性事件多次发生，针对政府官员的恶性犯罪案件也不少，民众参与政治普遍冷淡。于此可以看出，政府的形象不再那么光辉高大，其公正性和为人民服务的无私性遭受质疑，其凝聚力和号召力略显苍白。虽然政府和人民保持一定距离，人民对政府存有一定程度的不满和质疑是正常的，适当的民众 独立性可以推动政府建设与时俱进，避免像上世纪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那种运动式社会动员给全社会带来的巨大破坏。但政府和人民如果始终处于相互怀疑、不信任和敌视状态，最终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只有百弊而无一利，具体来看，各级政府的公信力水平是不一样的。从横向比较看，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政府公信力一般高于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地方经济发展状况好，政府有财力去为民众提供充足又优质的公共产品，也能够更好地去执行“多予少取”的惠农政策：另外东部地区市场化水平高，市场和社会对政府建设提出了高要求，政府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服务性政府的理念进行改革和建设。通过机构精简优化、政务公开、听证会等拓宽民众参与政治的渠道。获取民众的信任和支持。而在中西部经济落后地区，基层政权财政收入不足，尤其在农业税费改革后，地方财政更加入不敷出，基本成了“吃饭”财政，甚至负债累累。在这种状况下，地方政府不仅不可能去为百姓提供公共服务，有时甚至还挪用上级拨下来的各种款项。再加上政府行政理念落后，行政方式僵化，政府和人民的关系趋于紧张，政府公信力急速下降。从纵向比较看，中央政府的公信力高于省政府，省级政府的高于基层政府的，基层政府的公信力最低。

不可忽视，我国政府公信力下降有其宏观的社会大环境。以市场经济体制为主轴的改革开启了中国社会转型。由农业社会、村落文明向工业社会、城市文明变迁，这种整体性社会转型正如邓小平所说的是“第二次革命”。在转型过程中，旧有的社会秩序遭到迅速解构，而新的社会秩序正在慢慢建立，新社会规范因其认同基础薄弱而显得软弱无力，而旧的社会规范正在失去社会基础而对新社会失去足够的效力。整个社会处在新旧因素相互交错、冲突和共同作用情况下，社会容易出现失序和失范。各个领域存在许多不公正和丑恶现象，诸如因政治权力缺乏足够监督导致贪污腐败，市场经济机制扭曲出现坑蒙拐骗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人人自危和自保，彼此信任程度整体下降，这种社会人文环境必然影响和削弱政府的公信力。

政府公信力受众多因素的影响，但我国政府公信力下降主要源于政府因素，各级政府应该为公信力下降承担直接的责任。首先，对政府公信力产生致命性伤害的是权力腐败和官僚主义，是形形色色的腐败行为和作威作福的官僚主义作风。其次，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水平低，无法满足民众生活和发展需要，而公共产品直接关涉到群众利益。低效服务致使政府行政绩效的公信力大幅下降。再者，政府行政的合法、透明性不够，决策中的民主性不高。民众的知情权和参政要求 没有得到尊重，也导致政府行政过程的公信力不够。最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受 各种主客观原因影响，没有发挥其应有的法律效力，政府官员任免、升迁没有更好地体现民意，政府合法性受到部分质疑导致政府产生的公信力不足。

二、目前我国政府公信力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在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社会的复杂性、开放性和多变性已经很突出,国家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这也构成了我国政府公信力下降的背景条件。由于新旧体制的摩擦冲突、社会利益分化、价值取向多元化以及外来文化冲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水平、质量和意识,与社会和公民的价值期待还有一定的差距。多种非理性

行政行为的存在,又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行政能力,损害了政府权威, 影响了政府形象,降低了行政效益,使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能力与公众不断增长的行政需求之间形成了较为严重的矛盾。公民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和不信任感有了相当程度的增长。

时代及社会因素。随着工业化和科技发展,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的社会问题, 如人口膨胀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环境恶化问题,失业问题,健康问题,犯罪问题,交通问题，层出不穷,旧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出现。政府所面临的公共问题的复杂性,动荡 性和多元性环境,导致政府不可治理性的增加。另外,社会信用缺失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严峻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成为我国目前经济乃至社会整体面临的最严峻问题之一。失信行为涉及范围从商品生产者到销售者,从普通老百姓到政府要员,从政治、经济到科学、文化 和艺术,从国内到国外,其足迹可以说是遍及社会的角角落落,方方面面。在社会诚信缺失的大环境下,政府信用也必然呈现出下降趋势。

政府因素。第一、政府行为缺乏公开性,透明度差,暗箱操作使行政神秘化。在我国,政府信息的透明度往往被忽略、忽视或有意模糊,恶意封堵政府信息的行为也是屡见不鲜。长期以来,我国的地方政府部门习惯了发号施令,习惯了“关门制定政策”。一些人在维护政府形象的 旗臶下维护着某些地方或某些个人的私利,而臵公共利益于不顾,千方百计封堵真实信息。政府信息渠道的不畅通、信息 不透明带来政府公信力的弱化所付出的代价是极为沉重的。第二,政府职能定位不合理, 经常出现“越位”、“缺位”、“错位”现象。第三,公共行政缺乏有效的绩效评价体系, 并且责任机制薄弱。一些行政形式理性化的结构要素如“功绩制”原则等被形式化地加以利用, 成为部分官员获取政治机会的工具。至今我国还没有建立一整套完整的行政责任追究赔偿制度，在对行政人员的责任追究上,往往只追究其主观过错,而对其客观过错则较少追究或不予追究。法律的惩罚力度太小,失信成本远小于守信成本。尽管目前开始采用行政重大责任的问责制,但制度运行尚不规范, 最终将会导致权力与责任的不对等状况。第四, 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不强,难于应付突发事件。一旦出现危机,政府应该全力解决问题。如果危机爆发后,政府不是全力解决危机, 而是先掩盖问题,隐瞒基本的信息,甚至提供虚假信息。这不仅侵犯了公民的知情权,也会加剧公民的心理混乱,甚至引发过激行 为。在危急的关键时期,政府不能有效地号召和引导全社会,必然导致公

众不信任感的蔓延,威胁其合法性基础。

公众因素方面。首先期望过高。公众对政府的期望太高,要求政府解决其不能解决的问题,要求政府承担更多的事情。许多人一方面要求政府削减税收和减少开支,另一方面却希望政府提供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和福利。其次认识不准。受种种因素的影响, 公众很难全面地认识政府,而更多地将目光聚焦于政府的负面,并且夸大了这些负面的东西。

三、重塑我国政府公信力的对策思考 1 强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理念

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的唯一执政党，其基本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国的各级人民政府必须牢记党的基本宗旨，牢固树立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理念。唯有如此才能无愧于我们人民政府的称号。各级地方政府的官员，只有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强化公仆意识，才能恪尽职守，做到权为民所用。但遗憾的是，我们有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的主要官员，把党和人民群众赋予自己的权力，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把其变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贪污腐化，堕落奢侈，严重败坏了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威信;还有一部分地方政府 的主要官员，由于学习不够，不能正确贯彻落实中央的方针政策，不能严格依法行政，工作决策主观武断，随意性强，经常造成工作的重大失误;还有一部分地方政府的主要官员，好大喜功，为了制造个人工作政绩，不顾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不惜劳民伤财搞形象工程，搞形式主义，这些都严重败坏了地方政府的形象，损害着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因此，要提升我国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必须要强化各级地方政府及主要官员的服务意识、公仆意识，这是提升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基本前提。强化地方政府的行政监督力度，提高政务公开度

地方政府应围绕行政行为的规范化、行政过程的监督和制约、政府信息的公开等工作深化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健全和完善行政监督制度建设。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高度集中的国家和社会一元化组织结构的经济基础，国家与社会逐渐分离。社会角色中的“公民”与传统国家角色中的“公民”相比有了较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社会公众对公共事务管理的参与和对政府公共权力的监督。“现代政府的要求给公民更多的发挥影响提供了机会，并引入了制约行政力量的机制。”在这两者之中，社会公众对政府行为监督的作用日益凸显。

在传统政府行政过程中，虽然制定了比较完善的内部行政监督机制，并鼓励社会监督，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却难以真正发挥作用。地方政府内部行政监督机制的有效运作需要加强贯彻落实力度，完善监督机制实施的监督工作，形成制度化，提升监督工作的有效性。同时，还需要充分利用现代网络、媒体工具，提高社会公众的参与积极性，调动社会监督的力量加强对地方政府行政行为的有效监督，切实推进地方政府依法行政。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完善权力分配

推动政府还权于社会和民众，政府只管大政方针和做好社会服务工作，能够提高社会公众对地方政府的认同程度和信任感。第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 下，政府的职能范围有所缩小;第二，公民积极参与社会事物，并能积极影响政府行政行为;第三，从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来看，既要确保政府职能与社会职能有效分开，又要使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建立一种伙伴关系，能积极产生良性互动，从而有效提升政府的绩效。

同时，随着我国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深入推进，理顺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及其他上级政府间的关系，明确各级地方政府的具体职能、权利、责任等问题，成为重中之重。

地方政府是社会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下层政府常常处于非常尴尬的被动状态，一方面上级政府将为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责任给了下级政府，一方面却没有赋予下级政府相应的财权，这样一来造成了下级政府在相关问题上陷入“，自

有余而力不足”的艰难境地，这无疑降低了地方政府在公信力建设方面的成效。下级政府与上级政府间的关系顺畅还需要严格规定各自在地方发展过程中担负的职责，享有的权利，否则很容易造成不同层级间的政府职能交叉重叠，同一事件却多头负责，甚至会造成政府间“踢皮球”的不良后果。基本原则即是要保证下级政府在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中职、权、责、利相统一，在服从上级政府指导、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保持必要的独立性。只有划分清楚下级政府的具体职责，地方政府才可能将有限的资源应用到自己所管辖内的事务中去，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才能让社会公众充分感受到一个高效能、负责任的地方政府，才能提高地方政府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从而提高地方的公信力。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

要解决政府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问题，首先要积极引进高素质人才。必须将岗位设置标准制度化、规范化。政府工作岗位的设置是有严格规定的，职责也是非常明确的，所以对于考生的具体报考条件限制也应该有统一设置的标准，从源 头上杜绝“因人设岗”和不恰当的条件限制。面试环节的方式方法也应该得到规范。在东部发达地区，公平有效的公务员面试操作己经得到有效实践，即在面试过程中尽力使用回避原则，考官与考官之间应该是互不相识的，考生在面试过程中不能暴露任何个人身份信息。从而确保进入公务员系统的工作人员的能力和素质，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整体决策能力。

在引进高素质人才的同时，应注意对在职工作人员的培训。对在岗工作人员进行培训是提高公务员体系整体素质的必由之路。应对现代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提高地方政府工作人员的基本素质成为极为紧迫的工作，工作人员的素质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及时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因此，必须对政府工作人员思想观念、技术技能进行全面的培训。服务型政府建设是当前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只有让“服务理念”深入工作人员头脑，内化为工作的指导思想，服务型政府建设才可能切实开展;技术技能的提高是建设服务

型政府的技术支撑，工作人员拥有先进的技术技能才能提高工作效率，顺利完成各项职能，从而有效提高地方政府的公信力。

结论

政府公信力的缺失将对我国社会经济政治的稳定和发展造成影响。因此，如何提高政府公信力已经是一个关键又急切的问题。加强地方政府诚信的建设，提高地方政府公信力，促进社会诚信，保持和维护全国政治稳定和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加快全面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作用。只有不断加强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不断完善各种法律和制度建设，建设具有高度诚信的地方政府，是当前地方政府建设重要内容。提升地方政府的公信力，任重而道远。因此，加强地方政府公信力研究，这既是一项迫切的政治任务，也是一个长期和复杂的社会课题，我们只有从多个角度、多学科，学习和借鉴国外提升政府公信力的经验和研究成果，调动社会公众对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的参与热情和责任，不断探索，才能探寻到有效提升政府公信力的理论和路径。

第四篇：推进依法行政提高政府公信力

国务院：推进依法行政提高政府公信力 http://.cn2010年11月09日04:30人民网-人民日报

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进一步加强法治政府建设，国务院日前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意见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不断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为保障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发挥更大的作用。

意见要求，高度重视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意识与能力的培养。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自觉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切实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能力。要重视提拔使用依法行政意识强，善于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优秀干部。

意见强调，提高制度建设质量。严格遵守法定权限和程序，完善公众参与政府立法的制度和机制，保证人民群众的意见得到充分表达、合理诉求和合法利益得到充分体现。坚决克服政府立法过程中的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倾向。

意见指出，规范行政决策程序。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系统全面地掌握实际情况，深入分析决策对各方面的影响，认真权衡利弊得失。要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

意见还明确提出，严格行政问责。对因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行政不作为、失职渎职、违法行政等行为，导致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发生重大责任事故、事件或者严重违法行政案件的，要依法依纪严肃追究有关领导直至行政首长的责任，督促和约束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严格依法行使权力、履行职责。

第五篇：加强行政管理提高政府公信力

加强行政管理提高政府公信力行政“文明”——加强行政法制化建设

政府讲不讲诚信，有没有公信力，一条重要标准就是看政府能不能严格执法，依法办事。各级政府及部门必须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严格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要围绕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全面实施依法行政纲要，继续加强行政立法，努力健全行政责任体系，强化政府法律责任机制。要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进一步清理、取消妨碍市场开放和公平竞争以及实际上难以发挥有效作用的审批事项，继续推进审批方式改革，减少审批环节，提高审批效率。要切实加强和改进行政执法，做到严格执法、公正执法和文明执法，加大行政综合执法改革力度，加快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改革工作，切实解决层次过多、职能交叉、人员臃肿和多重多头执法的问题。要强化行政监察，及时处理和纠正行政不作为、滥用职权、执法不公、以权谋私等行为。要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统一，加强信用法规建设，加大失信惩罚力度，在全社会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好风尚。行政“科学”——加强行政规范化建设。

要改革和完善行政决策机制，努力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要规范决策程序，健全决策制度，优化决策环境，强化决策责任。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制定涉及全局性、长远性和公众性利益的重大行政事项，都必须依据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措施的要求和规定的权限、程序进行决策。要拓宽人民群众参与决策的渠道，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全面推广重大决策事项公示和听证制度，制定重要经济社会决策事项公示办法，对事关全局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决策事项，必须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要强化行政决策责任制。对因违反决策程序和决策失误给国家和群众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必须追究部门主要领导和当事人的责任。同时，要全面推进政务公开。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增加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建立政府与公众对政府有关信息的互动回应机制，提高政府的反应能力和社会回应能力。行政“人性”——加强行政文化建设

政府的公信力，应主要通过其代表—公务员自身的行政品性来表现。诚信廉明、公道正派、甘于奉献的公务员队伍，才能很好地代表政府，获得公信力。行政管理需要先进的文化领航，要明确行政队伍的文化素养直接关系到政府的形象。要用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发展观、政绩观来规范行动，创建文明有序的行政环境，营造诚信和谐的人文环境，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各级政府及领导干部应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的思想。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是建设信用政府的思想基础。政府的—切工作，都要以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领导干部要脚踏实地，有诺必践，讲究信用，靠自己求真务实的作风，在群众面前树起良好的诚信形象。要在政府部门和公务人员中树立诚信观念和责任观念，加强公务人员职业道德建设，使其恪尽职守。同时，还要完善政绩考核办法，建立健全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和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坚决反对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