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简政放权更要做好事中事后安全监管

第一篇：【评论】简政放权更要做好事中事后安全监管

【评论】简政放权更要做好事中事后安全监管

据“新华视点”微博报道，李克强总理4日，在湖南株洲考察简政放权时说： “政府放了权不等于可以‘甩手’不管，还要注重提高工作效率!”

他强调，下阶段，政府要对“放权”的经验总结推广，也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还要督查上述工作落实到位，切实提高政府办事效率。

全面深化改革，简政放权开弓没有回头箭，必须善作善成、善始善终，这是推动改革的必备能力。李克强总理强调对简政放权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切实提高政府办事效率的论述。提出正确处理改革进程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唯一的途径就是增强各级政府的执行意识。政放权既要管宏观，也要统筹好中观、微观”，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提高政府办事效率上。就需要各地领导干部在安全生产简政放权落实和积极配合做表率。

笔者认为，安监管理改革同样，下放审批事项，决不意味着政府对这些领域放任不管了。简政放权与加强安全监管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一体两翼，不能偏废。放和管是两个轮子，只有两个轮子都做圆了，车才能跑起来。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限以后，要切实加强对安全监管运行活动的事中和事后监管。只有把该管的管住管好，使政府管理能够贴近基层、贴近企业、贴近实际，才能真正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各级安监干部尤须在安全监简政放权实践中不断增长解决问题的新本领，要摆脱“新办法不会用，老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的困境，抓紧成为推动安全监管领域改革的“行家里手”。

推进安监体制简政放权已在运行之势。无论是提高安全生产管控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都有了根本遵循，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单位都要打足精神铆够劲儿，坚定不移稳妥推进，无论是协调推进，还是重点突破，如果能力上不去，就不可能把安监改革的战略向实践的纵深推进。着眼于当前的实际，各级安监系统的领导干部务必以一往无前的进取意识要敢于担当拿得出魄力善作善成，发挥好政府事中事后监管善抓的能力、善于统筹的能力、善于突破的能力。

当下，千忙万忙，政府放了权甩手不管，不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使其工作走偏、效率低就是是瞎忙；千条万条，不去落实都是“白条”。政府放了权后如何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对于各级安监干部来说是一门功夫。安监审批事项虽然达不到千头万绪，但凡事都要有人去管、去盯、去促、去干。只有将安监总局取消或下放19项安全生产行政审批，超过现有审批项目数的50%。创新安全监管模式，实行分类指导，扎实推进重点领域安全专项整治。改进安全生产大检查方式方法，使“四不两直”制度化、常态化。深化安全监管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探索建立区域性执法机制，强化安全生产基层执法力量。这样才能落实李克强总理强调对简政放权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切实提高政府办事效率的急切关注。

以最大的勇气推进安全生产改革创新的号角已经吹响，容不得还在那里观望等待；军令状已经下达，领导干部不能只挂帅不出征。面对具体改革措施，不允许当“磨盘”，不推不动甚至推而不动，也不能用会议落实会议、用文件落实文件，尽做虚功。不切实际，不做实功，不见实效，再科学的部署、再美好的蓝图也只会成空。惟有凭实立身、以实为尺，向实处着力，用实干说话，方能积跬步致千里。（评论员崔伟）

第二篇：(评论)简政放权系列谈

简政放权下好改革“先手棋”——简政放权系列谈之一 【光明论坛】作者：罗容海

在5月12日举行的全国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职能转变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李克强总理这样解释“大道至简”中的“简”字：“要‘居敬行简’，可解释为心里牵挂着百姓，做事有敬畏，但行为是‘简’的，不扰民、不烦民，这是政府应该做的。但同时又讲，不能‘居简行简’，可以解释说，如果心里没有百姓，已经很‘简’了，再去‘行简’，那就太‘简’、不负责任、没有法度了。”这样的阐释，让公众感受到了关于“简”的辩证法。

如果说本届政府执政有其独特的哲学思想的话，相信这条融合了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精髓、带有鲜明时代风格的“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一定能占有重要的一席。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是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的“先手棋”。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的粗放高速发展，让各方都受益的“帕累托最优”已经到来，通过另辟疆域再开疆拓土，从而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已不再可能。要实现全面深化改革，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就必须瞄准自身，在自身上下功夫，破立并举，先破而后立。作为政府，简政放权，就是在自身上下功夫的第一步。

通过简政放权，政府放弃自身的部分权力，集中精力提升服务水平，以提高市场的自由度、活跃度、繁荣度，这是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必由之路，也是在国富民强、繁荣昌盛的愿景中实现政府和市场双赢的必由之路。在这个不破不立的过程中，各级政府必须主动，必须要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自我革命的勇气魄力，不能被时代“倒逼”着走，更不能中央推着也不动。唯有主动，才是“先手棋”的真谛。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言：“简政放权实质是政府的自身革命，自我削权限权就像割自己的肉，更为困难。”简政放权犹如“顶风逆水搏激流，不仅不进则退，慢进也会退”，当前的形势，已经不容许我们有任何的迟疑或犹豫。为了国家发展和人民福祉，为了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我们必须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坚持开门搞改革，坚持上下联动，坚持由人民群众和实践评判改革成效，把该“放”的彻底放开、该“减”的彻底减掉、该“清”的彻底清除，不留尾巴、不留死角、不搞变通，着力把简政放权加快向前推进。同时，要做好深化简政放权的统筹谋划，因地制宜，讲究策略和方法，确保改革顺利推进和取得更大成效。

做好加减法谋求公平与效率——简政放权系列谈之二

民之所往，施政所向。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就是要规范行政审批等行为，提高行政效率，激发市场社会活力、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减少权力寻租空间、消除滋生腐败的土壤，确保政府权力在法治轨道运行，进一步提升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创新政府、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然而在有些地方，“公章”仍让老百姓跑断腿、磨破嘴，仍在干预经济、制约社会活力，成为阻碍创新发展的“堵点”和市场监管的“盲点”。一些地方、部门继续在身份证明、资格认定等事项上设置重重关卡。

简政放权，顾名思义，首先是“简政”，尽量简化管理环节，节约行政管理成本；其次是“放权”，不该管的不管，把这部分权力交给市场、社会。经济改革的内在逻辑是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改革的关键点就是要切断政府直接干预企业微观事务这只“手”，做减法；社会改革的内在逻辑是政府服务社会组织，社会组织管理社会成员，改革的关键点就是要加强政府公共服务这只“手”，做加法。总之，“不能干了市场的活儿，弱化甚至失了政府的责”。为此，首先要摆正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善治政府应该是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因此，政府要在审批中放权，在监管中到位，有效防止政府越位、缺位、错位，真正激发市场主体创造活力和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放权对政府的管理水平提出更高要求，要求政府加强事中和事后监管，这比事前审批难度大得多。服务型政府建设，旨在真正改变政府在与市场、社会关系中的管不了、管不好、管不过来的不正常状况，建立服务型、创新型、公平高效的政府。

腐败往往是公权力运行的伴生物。因此，简政放权就是要“管住权力”。行政审批制度的实质是政府的管制，它在市场经济不成熟的早期起到了维护正常市场秩序的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这项职能依然集中在政府手中会抑制市场活力，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也直接导致政府强硬，市场弱小。行政审批制度不下放，很多东西有可能变成交易，腐败就会频发。公章、手续，都体现着权力，而行政审批的每一道关隘，都足以扼杀一个项目，甚至可能诱发一次腐败。简政放权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已毋庸置疑，难点在于切割掉的是一些部门的权力和利益。随着审批制度改革的深化，将使权力结构发生变化，决策、执行、监督这三种行政权力逐步分开，并相互制约，审批“寻租”的现象将得到遏制，腐败的温床将减少。加快推进公共资源交易市场化改革，同时以完善的规则和严格的法律制度来约束和规范权力运行和政府行为，从源头上减少和治理腐败。

行简政之道，就必须牢记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增强法治、公平责任意识。只有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才能切实做到以敬民之心行简政之道，提升全社会的运转效率，更多惠及公众。

用政府权力“减法”换市场活力“乘法”——简政放权系列谈之三

再砍掉一批审批事项，再砍掉一批审批中介事项，再砍掉一批审批过程中的繁文缛节，再砍掉一批企业登记注册和办事的关卡，再砍掉一批不合法不合理的收费。这五个“再砍掉”是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对今年简政放权工作的部署安排，旨在推动简政放权向纵深发展，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简政放权作为政府行政和财政资源的一种并购重组，其核心目的正在于此。真正有效厘清政府与市场、社会的边界，理顺市场规则，摆顺政府位置逻辑。同时同步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做到权力有所为、有所不为。放开搞活，从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政府自我削权咬牙“卸胳膊”，勇下简政放权“先手棋”，一招招“减法”都是在给企业松绑减负，给创新创业清障搭台。解除原本就无须加之于身的束缚和捆绑，打破原本就不适应市场规则的门槛和关卡，权力“减法”让市场中的主体舒展筋骨、轻装前进、大展拳脚，让社会创新创业的内生活力竞相迸发和涌流，让更多民众收获新的改革红利和沉甸甸的获得感。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简政放权是激发市场活力、调动社会创造力的利器，是减少权力寻租、铲除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两年多来，国务院部门共取消或下放行政审批事项537项，投资核准事项中央层面减少76%。注册资本认缴制、先照后证、年报公示制等一批高“含金量”的新政策真正放权给企业和市场。有质量的“减法”不仅刺激新增市场主体呈现“井喷式”猛增，并且带动就业增长。今年一至四月份，新注册企业保持每天1万户，城镇新增就业445万人。自贸区“虹吸”效应、中关村创业潮涌等都一再印证，简政放权的力度有多大，职能转变的速度有多快，市场和企业的活力就有多强。

当前我国经济形势错综复杂、下行压力较大，但压力里面也蕴藏着活力。这个活力就是中国市场还是有着巨大的空间和潜力，关键在于创造。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有赖于政府继续以敬民之心行简政之道，坚决把该放的权力放开、放到位，同时把该管的事务管住、管好。中央和各级政府要用放权让利的“减法”，去调动社会创新创造热情的“乘法”，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所有社会成员各得其所、各展其能，使国家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这是历史的启示，也是必然的选择。

理顺政府职能激发大众创造力——简政放权系列谈之四

前不久，一场证明“你妈是你妈”的事件搅动了舆论漩涡，一时间网络上晒出各类“奇葩证明”„„可以想象，每一次艰难审批的背后，必定有一场让人耗费精力的折腾，有几声关于简政放权的呼唤。

审批难，是一种看似勤政实则懒政的行政痼疾。看似勤政，是因为行政机关在审批之路中横插一道，多了一道工序，还打着“认真负责、消除隐患”的旗号；实则懒政，是因为一些部门只想着自己省事，把本该自己做的事情推给了办事群众。比如证明“你妈是你妈”，相关部门只要到户籍部门的信息库里敲几下键盘即可。这样的懒政惰政，拖长了审批流程，也硬生生地拽出了贪腐的空间。两年多来，国务院部门共取消或下放行政审批事项537项，本届政府承诺减少三分之一的目标提前两年多完成，力道可谓很大。但简政放权不是一放了之，为社会托底的双手要支撑在恰当的位置。如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大幕正徐徐拉开，民间活力不仅要排除烦琐审批的滋扰，还需要政府恰到好处地激活。简政放权更像一次行政思维的升级换代，砍掉的是权力，揽下的是服务，是向服务型政府的现代性转变。消除烦琐审批与现实需求之间的摩擦力，要坚持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三管齐下”。有些不必要的审批，政府要放；有些省不了的责任，方式要变。即使有的审批确实必要，那么相关部门也应主动一点，打掉部门间的信息壁垒；冗余的权力砍掉了，“最后一公里”打通了，但能不能再把服务跟上，把这一公里修建得平整、开阔坦荡；审批是没有了，但监管责任依然存在，事后监管更得查缺补漏。李克强总理日前强调，“地方各级政府认真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积极做好‘接、放、管’工作”，这为简政放权提出了更高要求，仅仅壮士断腕还不行，还得长出扶持民间力量的双手。

第三篇：简政放权后如何加强文化市场事中事后监管

简政放权后如何加强文化市场事中事后监管

简政放权，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取消或简化前置性审批，充分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推进投资创业便利化。“简政放权”背后的原因是中国面临发展瓶颈，现在的情况是政府管的太多，而我们要改的就是减少政府的管制，减少行政审批事项。这从理论上讲就是要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过去一年，涉及政府自身利益的改革有重大进展。政府改革一突破，其他改革一通百通，市场与社会的活力就蓬勃释放。

简政放权是为了激发市场活力,但这不等于政府可以当“甩手掌柜”,从此只能无所作为。政府放权,放的是前置的行政审批,但在这时,政府则应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要义应该是“放管结合”。所谓“放管结合”,就是政府不再随便干预正常运转中的微观经济,但放活不是放任,而是要利用政府的力量,建立起一个公平竞争的、健康的市场。在政府职能转变的推进过程中,在取消事前审批的同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是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只有当它们一起运转的时候,社会经济才会展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在取消和下放了大量行政审批事项后,如何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以此来营造和维护公平、公正、法治的文化市场秩序,这就要求政府管理要更加透明、规范、高效,为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支持和保障。

在放宽市场准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过程中，要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体制。既要创新文化行政执法方式，强化执法监督，确保依法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又要强化文化企业的市场主体责任，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等社会力量的作用，促进市场的自我管理、自我规范、自我净化。

(一)改进文化市场监管执法。随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深入推进，文化行政部门在简政放权、放宽准入的同时，要坚持以管促放，放管并重，宽进严管，权责一致。必须强化市场行为监管，做到防范更加严密、管理更加到位、打击更加有力，确保审批、监管无缝衔接，协调一致。要坚持依法平等、公开透明，杜绝监管的随意性，保障公平竞争，明确各类市场主体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要着力推进文化市场 “阳光执法”，做到执法标准公开、程序公开、结果公开，保障市场主体和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要完善文化市场监管体制机制，推进中心乡镇文化市场执法队伍建设，进一步健全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文化市场监管网络，不断推进市场监管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逐步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制。(二)进一步强化文化企业的市场主体责任。各级文化行政部门要牢固树立市场主体是第一责任人的意识，将部分由政府部门承揽的文化产品内容审核和管理责任归由企业承担，进一步厘清政府监管边界，给市场主体松绑。在确保执法力度的基础上，多渠道、多方式加强宣传和培训，加强对企业的实地指导，提高企业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和对相关法规、政策的理解水平，增强企业的自主管理能力和自律责任，形成企业自我约束、自我管理，政府加强服务和后续监管的良好机制。同时，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自律作用、舆论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努力实现社会共同治理。

(三)加强文化市场诚信体系建设。各地要总结完善“娱乐场所阳光工程”、“诚信画廊”、“星级网吧”评定等经验和做法，形成有效的机制和制度，促进诚信守法，维护市场秩序。建立文化市场信用档案，加快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平台建设，健全完善文化市场数据库，建成覆盖全省、联通全国、数据共享的一体化网络监管与服务平台。进一步强化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积极促进信用信息的社会运用。特别是通过“黑名单”制度的建立，在市场监管领域强化信用监管，让失信者寸步难行。

文化行政部门要充分认识当前文化市场管理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在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加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逐步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体制，切实解决本地区文化市场管理的突出问题，建立起文化市场管理的长效机制。

第四篇：新闻评论——做好事要留名

做好事不留名才高尚？

在深圳打工的河南驻马店小伙李帅，拾到一内装2200元现金的钱包，随后亲自送到失主家中。事后，李帅自制锦旗，“挨家挨户”找媒体希望求报道。该事件一出立刻在网上引起热议，很多网友认为做好事不应如此高调地宣传自己，原本高尚的行为成了获取个人荣誉的工具。

做好事不留名才高尚吗？受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导向影响，国人从骨子里是内敛、谦逊的，“做好事不留名”已然成为中国人心中的一项道德准则。做了好事不留名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而留名就成了“见利勇为”、“居心叵测”。不留名固然无可厚非，但留名难道就没有丝毫正面影响吗？难道自然而然获得别人肯定的才是“正能量”，自我肯定、宣传就是“吹捧”和“荒唐”吗？

回顾事件本身，李帅在锦旗上自己的名字前面加上“河南人”，这一细节值得关注。如果仅仅为了宣传个人，获得个人荣誉，他大可在名字前面添加华丽的褒奖，以抬高身价，而他现在的做法似乎在刻意强调自己是河南人的这一身份。也就是说他所期待的宣传效果不仅是：李帅做了好事，而是：河南人做了好事。从他的出发点来看，他只是希望通过自己的个人行为来提升河南人的整体形象，唤起人们对家乡、国家、民族的荣誉感，带动更多人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结合。即使他没有加上“河南人”这三个字，单纯地宣传自己，这也可以说明他对自己的行为充满自豪感，认为这样的事迹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和认可。

但凡事都讲究张弛有度，大概是缘于他过度执着于被社会认可，做出一些背离大众价值观的事情，才导致最终影响不良，适得其反。

抛开李帅的个例，做好事留名应该值得肯定。有时个人光环比集体光环更具影响力，集体中需要有人站出来作为标杆，引起人们心中“他能做到，我为何不可？”的思考与反省。在物质文明建设远远超越精神文明建设的时代，社会上诸如“老人跌倒无人敢扶”、“虐童”、“暴打女司机”等频发的道德滑坡、暴戾事件，不仅让社会道德底线不断触礁，更加给社会带来了不和谐之音。因此，我们迫切需要真实、具体的好人好事为社会带来正能量，扬清激浊。

做好事不仅该留名，更应该大张旗鼓地宣扬。同时切忌自我膨胀，做到出发点与落脚点的统一。

第五篇：最新时政热点评论：简政放权,打造善治

汕头中公教育

最新时政热点评论：简政放权，打造善治

范正伟 周人杰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语境中，经济领域向市场、社会的放权，本质上是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的回归

一项自我削权的改革，能成为本届政府“开门第一件大事”，其意义自是非比寻常。简政放权，正是从这样的高度和视野，诠释着现代治理的基本逻辑，蕴含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明晰思路。

过去一年，全国新注册企业增长27.6%，民间投资比重上升到63%，城镇新增就业1310万人，一张张稳中有进的答卷上，写满了简政放权的红利。“向深化改革要动力”，动力从何而来?中央政府去年共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416项，取消和免征行政事业性收费348项，减轻企业负担1500多亿元„„事实证明，简政放权的力度有多大，职能转变的速度有多快，市场和企业的活力就有多强。

在这场大刀阔斧的改革中，一个词日益为公众所熟知。“负面清单”，成为简政放权的一个醒目标志。这一行政审批的管理模式，不仅从根本上为市场松绑、为企业减负，更体现了政府的法治思维：对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自由”;而对政府，“法无授权即禁止”。这种对法治的尊崇与遵守，这种“宽待市场，约束权力”的理念，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行政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总书记这一掷地有声的论断，不正说明，作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简政放权、转变职能，承担着多重使命么?

除了打造法治政府的目标，简政放权同样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必由之路。抗战时期，《解放日报》刊发“精兵简政”社论指出，简政不是“简陋”，也不是粗枝大叶的“简略”，而是“建立正规制度和提高工作效率”。今天的简政放权，同样如此。简政放权，不仅要取消和下放权力，还要创新和改善政府管理。“放和管是两个轮子，只有两个轮子都做圆了，车才能跑起来。”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限以后，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实现责任和权力同步下放、放活和监管同步到位，体现的正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根本要求：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当然，作为一项攻坚改革，作为一场自我革命，放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简政放权不会毕其功于一役。九三学社中央一份提案指出，近年来，与行政审批相伴而生的中介评估，存在项目不断增设、费用日趋增加的态势，如施工图审图费就比5年前增长近4倍，这在另一个方向上加重了企业的负担。一位省人大代表制作“行政审批长征图”，显示一个投资项目在当地从获得土地到办完手续，历经30多个环节、要盖上百个公章，最少需要272个审批日。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语境中，经济领域向市场、社会

汕头中公教育 的放权，本质上是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的回归。调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部分，建设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需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运行与政治文明的自我完善，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两只手命题”，是中国改革进程中的核心命题。从党的十四大以来的20多年间，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从“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到“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再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两只手”的关系不断优化、作用更加明确。在未来改革征程上，让“看不见的手”更有效，让“看得见的手”更有为，我们必能更好地改善公共治理、打造现代政府，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现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