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人大工作与政治文明建设大家谈

第一篇：基层人大工作与政治文明建设大家谈

基层人大工作与政治文明建设大家谈

张钦：提升人大代表审议地方性法规的能力

湖北省荆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钦撰文说，设区的市行使地方性立法权之后，作为立法重要参与者的人大代表（含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地方性法规，成为其一项新的重要职责。在审议法规案的过程中，一些人大代表很快进入角色，很好地履行了法律职务。但是，也确有部分代表在审议时发言要么大而化之，漫无边?H，不得要领；要么观点十分苛刻，让入无所适从；要么错话笑话连篇；要么一言不发，场面十分尴尬。为此，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首先，应当明确地方立法的基本原则。其一，是不抵触。即与上位法（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省级地方性法规）不抵触，为的是维护法律的统一和尊严。其二，是少重复。上位法有明确规定的，除非十分必要，一般地说地方性法规不再作规定。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可以在上位法设定的行政许可范围内对实施行政许可作出具体规定，但是，不得设定应当由国家统一确定的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资格、资质的行政许可；不得设定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登记及其前置行政许可；不得限制其他地区的个人或者企业到本地区从事生产经营和提供服务，不得限制其他地区的商品进入本地区市场。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吊销企业营业执照以外的行政处罚，但是应当在法律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幅度范围内规定。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且属于地方事务的，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以及扣押财物的行政强制措施，但是，应当主体法定，上述主体之外任何机关都无权设定。其三，是有特色。符合本地实际，有自己的特点，有与其他地方的法规不同的地方。其四，是可操作。即法规可用、好用、管用、实用。其次，应当掌握设区的市审议法规案的方法。鉴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非特殊情况通常每年只召开一次，因此设区的市立法职能一般由常委会行使，基本上实行“两审三表决制”。内容重大、分歧较大的法规案也可以进行三次审议后再表决；内容单

一、形成共识容易的也可以进行一次审议后表决。在提交常委会审议前，先由有关的人大专门委员会进行初步审议，然后提交常委会进行统一审议。常委会第一次审议（简称一审）时，常委会全体会议听取提案人作法规草案的说明，对制定该法规的必要性、可行性及主要内容作介绍，然后在分组会上常委会组成人员对法规案进行初次审议。常委会第二次审议时听取法制委员会关于法规草案修改情况和主要问题的汇报，这个汇报是法制委根据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对法规案进行修改后作出的，包括对法规草案修改了哪些内容、为何修改、有何不同意见，还存在哪些问题等。法制委的审议叫统一审议。二审时应当围绕着法规草案二次审议稿的重点、难点问题和分歧意见，进行深入审议。如果有三审的话，在常委会全体会议上听取法制委关于修改法规案结果的报告。如果只有二审，那么这些内容将在二审会议上一并提出，也有的在二审之后的表决环节提出。第三，应当掌握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基础知识。设区的市提出法规案的主体。人大会议期间，设区的市人大主席团可以向人大会议提出法规案，人大常委会、政府、人大专委会可以向人大会议提出法规案；人大代表十人以上在人大会上联名，可以向人大会议提出法规案。由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法规，主任会议、市政府、人大专委会可以向常委会提出法规案；常委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也可以向常委会提出法规案。设区的市立法的范围。立法法第七十二条规定，设区的市可以在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制定地方性法规。城乡建设与保护的立法范围主要有：城乡规划、城乡建设、城乡管理方面。环境保护的立法范围主要有水环境、大气环境、土壤环境保护等。历史文化保护的立法范围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物质文化遗产（含不可移动文物和可移动文物）。不可移动文物包括古建筑、古遗址、古墓葬、历史文化建筑、革命（红色）遗址遗迹等；可移动文物人们都很清楚，不赘述。另一类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基本程序。主要有七道程序，即调研、立项、起草、审议、表决、批准、公布，其中第六项为省级人大常委会行使的职权。这些程序都很重要，调研是基础、立项是前提、起草是关键、审议是重点、表决是条件、批准是关口、公布是告示。刘入兵：支持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提高人大监督工作实效

2015年8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进审计查出突出问题整改情况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机制的意见》。会议指出，改进审计查出突出问题整改情况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的机制，目的是健全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制度，推进审计整改工作制度化、长效化，增强监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更好发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重要作用。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刘入兵撰文说，人大要把宪法法律赋予的监督权用起来，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把听取和审议审计查出突出问题整改情况报告，同开展专题询问等监督形式结合起来，把督促审计查出突出问题整改工作同审查监督政府、部门预算决算工作结合起来，改进报告方式，加强督促办理，增强监督实效。文章说，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支持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工作，采取多项措施确保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到位。要充分发挥好人大的监督作用，提高人大监督工作实效，依法支持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到位。一要不断优化人大监督手段。要做好“两个结合”，即：一是将人大的监督重点工作与审计部门的年度审计项目计划安排相结合，集中监督力量，突出监督重点；二是将人大的专项调研与审计部门的项目审计相结合，提高人大对各项审计工作查出问题整改的监督实效。二要督促审计部门审计监督关口前移。要进一步改进监督方式，督促审计部门开展工作由事后监督向事中和事前监督进行前移。在预算工作审计中要跟踪监督从预算编制到执行的全过程，加大对预算编制的完整性、真实性、合规性、合理性的监督力度。督促审计部门做好重点工程、重点项目审计工作的关口前移，增强审计监督的系统性和时效性。三要督促审计部门重点领域审计全覆盖。要督促审计部门突出重点，高度关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点资金、重点项目和重点领域的审计监督，推动财政资金合理配置和高效使用。高度关注涉农资金的使用情况审计，高度关注新农村建设、卫生城市建设、文明城市建设、农村综合环境整治等方面资金的使用情况审计，高度关注土地出让、房地产开发、城市建设等方面资金收管用情况审计。逐步扩大审计监督范围，强化对非公经济中财政性资金的审计监督力度及政策执行情况的审计监督，逐步实现对财政性资金在使用范围、内容、环节上的审计监督“全覆盖”，更加有效地发挥审计监督的作用。四要依法支持审计部门对查出问题的整改。要依法支持审计部门进一步加强审计监督，建立和完善长效监管机制，对审计报告反映的问题及提出的整改意见，督促有关部门和单位认真研究分析，限期整改到位。对整改未完全到位的部门和问题，要督促找出未能整改到位的原因，督促有关单位拿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确保查出问题整改到位。对于一些屡审屡犯的问题，要加强跟踪审计，找出问题根源，建立防范措施，从源头上加以解决，避免问题的重复发生。五要加大审计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要督促政府及相关部门广泛学习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等国家有关审计工作的法律法规，听取和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在当地的贯彻和落实，为审计工作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从而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的法制意识和对审计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依法理财，依法行政，做到知法、懂法、守法。

第二篇：浅谈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与地方人大工作

人类文明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主观和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所取得和积累的成果和财富的总和。自人类脱离蒙昧和野蛮时代以来，人类文明就大体可划分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个组成部分。物质文明是构成人类文明的基础内容，体现的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构成人类文明的上层建筑内容，其中精神文明体现的是一定社会条件下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发展水平，而政治文明体现的是一定社会条件下政治法律制度的发展水平。但由于一定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不仅取决于该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而且都是在该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的制约和指导下进行的，都是靠大多数社会成员认同、服从、遵守和维护该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的行为实践来实现的。因此，更确切和完整地说，政治文明是指由一定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形态、在该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和政治行为实践规范和体现的社会文明。也就是说，政治文明在结构上，包含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三个层次，其中政治制度文明是政治文明的核心。

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看来，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依次出现过奴隶社会的文明、封建社会的文明、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文明。政治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不同的发展形态和表现形式。因此，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政治文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发展形态，它具有社会主义和政治文明的双重属性。首先它是政治文明，与之前人类社会的政治文明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它又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政治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组成部分，与之前的政治文明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须体现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必须体现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必须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最根本的是必须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我们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

立法、行政、司法是国家政治的主要构成，与政治文明有着紧密联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立法是统治阶级为使本阶级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的过程；行政、司法则是保证国家意志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服从、认同、遵守和维护的手段。一般来说，现代政治文明具有立法理性、行政高效、司法公正三个方面的主要特征。这些特征也应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所具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所在。地方人大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为根本任务，其每一项职权的行使、依法开展的每一项工作，都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息息相关，都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因此，在地方人大实际工作中，必须体现和显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立法理性、行政高效、司法公正特征。

立法理性

所谓理性，是指人的与感性相对的概括、判断、推理等思维和认识状态，也包含规则、规律、内在必然性的内容。法律是调整行为关系的规范的总和。从法律的规范意义上说，法律是人认识规则、运用规则的产物，也就是人的理性发展的产物，体现着人类理性发展状况。因此，“法律决不能违反理性，以及法律之所以成为法律，不在于其文字也就是不在于其每一部分结构如何，而在于其是否符合立法者的意向”(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立法，从它的理性原则来看，是国家意志的表达，在社会主义国家，表达的是人民的联合意志。我国是单一制的国家，立法权统于中央，地方人大的立法权来自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宪法和法律的授权。中央和地方分别享有不同的立法权限，分别制定具有不同法律效力的法律规范性文件。这种立法体制更有利于人民意志的充分表达。

我国立法法规定，“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改革开放”，“立法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立法应当从实际出发，科学合理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这些规定既是我国立法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理性立法的基本内涵。由于地方人大的立法权是从属性、限制性的，所以除上述基本原则外，地方人大立法工作还必须遵循三个原则：一是要有宪法和法律的根据；二是不得与宪法和法律的原则相抵触；三是不得超越立法权限。

党的十六大提出，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是我国新时期法制建设的重要目标，也对我们地方人大加强新时期的理性立法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要在立法工作中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1、立法项目要有科学性。法律的贯彻执行是建立在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并自觉遵守的基础上的。因此，立法工作要坚持突出重点，为民所用，防止法繁扰民。地方人大的立法要以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迫切需要的、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项目为重点，建立立法项目可行性报告制度和立法项目论证制度，对申请列入立法计划的立法项目，要求起草单位就该立法项目制定的必要性、立法依据、指导思想和需要规范解决的主要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并附具法规草案。加强对立法项目的可行性分析论证，在调查研究、综合论证的基础上对申报项目进行科学和严格的筛选，坚持区别轻重缓急，突出重点，急需先立，需要与可能相结合的原则，确定立法项目，安排立法计划。

2、起草渠道要有多元性。法律法规体现的是人民意志。地方人大在立法工作中要充分发挥人大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牢牢掌握立法的主动权，防止和克服立法中的部门利益倾向。建立多渠道的法规起草体制，对一些重大的、专业性较强的立法项目，可以采取委托专家学者或社会团体起草方式；对一些关系到部门利益调整以及综合性较强的法规，由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直接起草或邀请专家学者以及政府部门富有实践经验的同志组成专门的立法起草小组起草。

3、立法程序要有公开性。立法程序的公开性是公民行使知情权的必然要求。现代社会的公民享有充分的知情权，有权了解和知晓立法机关及立法人员的所作所为，并以行使知情权作为间接参与立法的前提条件。作为民意代表机关的人大亦有义务为公众提供有关立法活动的信息，有义务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地方立法要坚持开门立法，建立和完善公开征求立法项目建议、公民旁听人大常委会会议、立法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相关制度，并积极探索开门立法的新途径、新举措，保证和扩大公民更广泛有序的政治参与。

4、法规审议要有程序性。程序是民主的体现。地方人大要坚持和完善立法工作中的审议程序。坚持法规案提前送达制度，保证常委会委员在审议前可以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最广泛地集中民智，体现民情，反映民意。坚持和完善立法审次制度，在坚持和完善法规草案两审制的基础上，对重要法规草案实行三审制，保证委员进行充分审议、发表意见，提高审议质量。

5、执法监督要有强硬性。法律的生命在于有效实施。如果制定出台的法律法规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最后只能是一纸空文。地方人大在立法工作中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立法，一手抓执法监督，使立法工作和执法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建立法规跟踪问效机制，通过有计划、分阶段地开展“立法回头看”活动，了解、收集和整理法规实施中的实际运作情况，做好法规实施情况的跟踪调查和信息反馈，并从中进一步校正立法思路，改进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

行政高效

加入世贸组织，不仅给我们带来各种机遇，更带来了各种挑战。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23项协议中，只有两项提到企业，其它都是对政府行为的规范。因此，世贸组织规则的影响，首先而且最主要的就是对政府管理制度的影响。

行政效率是行政管理的核心，也是行政管理的基本原则。管理学家邓肯曾说过：“如果说人们把一个词与管理联系得最为紧密的话，那么这个词就是效率。事实上，科学管理运动……可以称为效率管理。……正是人们对效率的渴望导致了近代管理思想的诞生”。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世界各国都对公共管理部门尤其是的政府管理模式进行了改革，一个被称为“新公共管理”的政府管理模式被逐步确立。这种模式的基本价值取向就是效率优先。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政府的职能是订计划、分指标、分项目、分资金、分物资，抓微观活动，甚至直接进入市场充当“运动员”，干预经济发展，是“万能政府”、“保姆政府”。很显然，这种以审批和管制为主导的政府管理模式，与WTO体系下以市场为主导的政府管理模式是背道而驰的。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们必须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政府管理模式转型的积极成果，对我国政府原有的管理模式进行改革。

众所周知，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我国的政治管理体制改革是滞后的。然而，我们有幸看到，在今年上半年爆发的“非典”危机中，我国各级政府部门出现了现代政府管理模式的新气象。一是高效。“非典”改变了我们习以为常的行政工作方式，促进了政府工作的提速提效。长期以来，我们囿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形成的行政工作模式，习惯于、热衷于布置工作靠开会、传递决策靠文件，而“非典”时期，灾难当头，缓不济急，迫使政府工作打破常态、删繁就简，工作流程大大缩短，工作效率空前提高，形式主义荡然无存。二是公开。“非典”催生了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机制，加快了建立透明高效政府的进程。建立真实、全面、权威的疫情信息报告和披露制度，将疫情和政府的工作动态信息在第一时间直接通过媒体公之与众，架起了公众与政府同声共气、共渡时艰的桥梁，使广大群众逐渐由慌恐不安、责难埋怨，而转为沉着应对、科学防治，继而出现了群防群控、万众一心的局面。中国政府也因坦诚面对疫情、坦诚面对世界，赢得了国际舆论的高度评价。三是服务。“非典”危机校正了政府施政理念上的偏差，有助于政府进一步找准角色定位。以往我们过多地强调和追求政府的发展经济的功能，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政府的社会服务功能，在促进经济建设上舍得投入，而在为大众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方面却认识不足，导致了一些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严重不足。这次“非典”危机，就使得我们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方面的问题暴露无遗，促使政府在角色定位上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行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这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我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和要求。对地方人大来讲，就要依法履行职能，加大监督力度，督促地方政府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构建高效、透明、服务型的政府。具体来讲，要着重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加强行政立法工作，规范政府行为。依照地方立法权限，地方人大的行政立法主要是指二个方面：一是地方性法规的创制。根据上位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制定出台本行政区域的实施细则或管理条例。对国家行政法律规范尚未规定而WTO规则要求制定的特别是行政管理程序方面的事项，也要根据本行政区域内的实际，积极制定相应的地方性法规，为我国行政法制建设发挥先导作用。二是现行地方性法规的清理。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根据有关协议内容，国家对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进行了清理。地方人大也要积极做好衔接性的清理工作，对上位法已经修正或与WTO规则不相适应的地方性法规，该废止的废止，该修正的修正。同时，积极督促同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做好规章和政策清理工作。

2、加强对政府决策行为的监督。一是加强对政府决策合法性的监督。政府是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其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的决策行为必须以有效执行本级人大的决议、决定和上级政府的决定、命令为前提。地方人大有权撤销同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二是加强对政府决策规范性的监督。督促政府建立决策调研、论证、咨询等各项制度，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防止决策行为的随意性。三是加强对政府决策责任的监督，督促政府建立和完善行政问效机制，防止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三拍”现象的发生。

3、加强对政府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加强对政府规范性文件的审查，规范政府执法行为。加强对政府实施行政执法责任制情况的监督，推进政务公开，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认真组织开展执法检查、执法评议工作，运用听取汇报、审议、调查、视察等多种方法，对执法检查、执法评议的意见建议落实情况，加大跟踪督查力度，确保政府执法工作走上“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治轨道。

4、加强对行政干部和权力的监督。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提高政府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牢固树立公仆意识、服务意识。充分行使人事任免权，加强对干部履职情况的监督，促使政府官员按照“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

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是一个国家在和平时期实现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它维系着公民的生命、财产和安全，关系到社会的安宁、国家的稳定。博登海默曾说：“如果纠纷是以不适当的或不公正的方式解决的，那么社会肌体就会留下一个创伤，而且这些创伤的日益增多，很有可能危及对令人满意的社会秩序的维护。” 非公正的司法必然会损害民众对司法制度的期望，进而引发民众对整个社会制度的否定性评价。所以说，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

司法公正和公正司法不是一个概念。公正司法是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司法活动中保持公正，准确适用法律，不偏袒纠纷的任何一方，有较大的弹性，很容易受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主观倾向的影响；而司法公正的概念范畴则不仅包括了公正司法的内容，还指司法制度的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方面。司法公正特别是司法制度的公正带有较大的刚性，其中包含了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司法权内部制度的约束，包括诉讼程序规定、法律监督制度、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等方面的内容；二是宪政体制的分权保障，是指在统一的宪政体制下，司法权与立法、行政的相对独立。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深入发展，我国的司法体制暴露出了许多与司法公正要求不相适应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司法体制行政化。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能划分、人员配备基本上是行政模式的翻版，不是根据司法活动的客观规律和实际需要来设定，在管理上普遍实行庭长、院长、检察长审批案件等制度，层层报批，“办案的不审案，审案的不办案”，带有很强的行政色彩。二是司法权力地方化。地方司法机关的司法官由党委组织部门提名，同级人大任命，只有检察长的任命需要通过上级检察院的同意。甲地任命的司法官如果到乙地任职，需要重新任命。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存在机构、人员和经费上的依附关系，使设在地方的国家司法机关实际上成为地方的司法机关，处于一个行政机关之下的地位。这成为行政权对司法权进行干预的资本，从而导致现在司法活动中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现象。三是重实体轻程序。主要是指司法理念上的价值偏差，认为只要实体公正，程序是形式主义，无关紧要。正是由于这些体制弊端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现阶段有些地方司法不公、司法腐败问题比较严重的局面。

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加强对司法工作的监督，惩治司法领域中的腐败。在对司法机关的各项监督工作中，人大的监督是最具法律性和权威性的监督。因此,重视、完善和规范人大对司法机关及其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切实提高监督实效,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维护和实现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途径和必备手段。

1、完善监督程序，健全监督机制。完善的监督程序，必须包括实施监督的三个层面:一是监督职权适用的条件和范围，如何启动监督活动即监督如何提起；二是监督的具体组织及运行，监督与被监督双方的权利义务；二是监督的法律后果，监督可采取的法律强制手段、奖惩措施等等。健全监督机制，是要依据不同的条件和情势，充分运用现有的监督手段，既包括听取工作报告、个案监督、提出批评建议等监督方式，在必要的时候，也不放弃对质询、罢免等刚性监督手段的运用。

2、提高监督质量，实现有效监督。为了实现有效监督，除了适当使用强有力的监督手段之外，必须认真搞好实质性监督，注重搞好重点监督。所谓实质性监督是相对形式监督而言的。只有抓住实际问题的本质进行监督，才能保证监督不流于形式，从而实现有效监督。搞好重点监督，是指在众多的监督工作中，突出重点问题进行监督，并带动全面。要综合运用听取审议报告、开展调查、视察、检查、评议等方法，对重点问题进行连续监督和系列监督，并善始善终地抓好监办落实和跟踪反馈。

3、改善监督条件，优化监督环境。人大常委会及专门委员会要加强自身建设，要力争熟悉和掌握法律、法规以及检察、审判等诉讼业务，每个人大代表也要力争学习、掌握法律知识和诉讼业务。充分发挥专门委员会独有的作用和优势，使其能联结常委会和广大人大代表，对两院进行更经常、更有效的监督。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增强被监督者的国家意识、法律意识、公仆意识，增强全体公民的人大意识、法律意识，营造一个良好的法律氛围和监督环境。

4、重在启动、完善司法机关的内部监督机制，促进司法公正。要从根本上解决司法不公的问题，必须从改革现行司法体制着手，这就要求各级人大正确处理监督与支持的关系，在对司法机关进行严格有效的监督的同时，把监督重心放在启动司法机关内部监督机制上，而不能代替司法机关行使实质性的司法权。

5、加强、改善党的领导，强化、优化人大对司法机关的监督机制。我们党是国家政权的领导核心。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发挥包括法律监督在内的各项职能的根本保证和最重要条件。为了保证人大对司法机关实现有效的监督，一定要理顺党组织和同级人大的关系。地方人大要积极争取同级党委对人大依法开展的监督工作的支持，这对人大加强对司法机关的有效监督，维护和实现司法公正至关重要。

第三篇：浅谈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与地方人大工作

人类文明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主观和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所取得和积累的成果和财富的总和。自人类脱离蒙昧和野蛮时代以来，人类文明就大体可划分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个组成部分。物质文明是构成人类文明的基础内容，体现的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构成人类文明的上层建筑内容，其中精神文明体现的是一定社会条件下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发展水平，而政治文明体现的是一定社会条件下政治法律制度的发展水平。但由于一定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不仅取决于该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而且都是在该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的制约和指导下进行的，都是靠大多数社会成员认同、服从、遵守和维护该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的行为实践来实现的。因此，更确切和完整地说，政治文明是指由一定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形态、在该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和政治行为实践规范和体现的社会文明。也就是说，政治文明在结构上，包含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三个层次，其中政治制度文明是政治文明的核心。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看来，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依次出现过奴隶社会的文明、封建社会的文明、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文明。政治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不同的发展形态和表现形式。因此，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政治文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发展形态，它具有社会主义和政治文明的双重属性。首先它是政治文明，与之前人类社会的政治文明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它又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政治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组成部分，与之前的政治文明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须体现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必须体现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必须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最根本的是必须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我们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立法、行政、司法是国家政治的主要构成，与政治文明有着紧密联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立法是统治阶级为使本阶级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的过程；行政、司法则是保证国家意志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服从、认同、遵守和维护的手段。一般来说，现代政治文明具有立法理性、行政高效、司法公正三个方面的主要特征。这些特征也应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所具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所在。地方人大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为根本任务，其每一项职权的行使、依法开展的每一项工作，都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息息相关，都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因此，在地方人大实际工作中，必须体现和显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立法理性、行政高效、司法公正特征。立法理性所谓理性，是指人的与感性相对的概括、判断、推理等思维和认识状态，也包含规则、规律、内在必然性的内容。法律是调整行为关系的规范的总和。从法律的规范意义上说，法律是人认识规则、运用规则的产物，也就是人的理性发展的产物，体现着人类理性发展状况。因此，“法律决不能违反理性，以及法律之所以成为法律，不在于其文字也就是不在于其每一部分结构如何，而在于其是否符合立法者的意向”(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立法，从它的理性原则来看，是国家意志的表达，在社会主义国家，表达的是人民的联合意志。我国是单一制的国家，立法权统于中央，地方人大的立法权来自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宪法和法律的授权。中央和地方分别享有不同的立法权限，分别制定具有不同法律效力的法律规范性文件。这种立法体制更有利于人民意志的充分表达。我国立法法规定，“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改革开放”，“立法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立法应当从实际出发，科学合理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这些规定既是我国立法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理性立法的基本内涵。由于地方人大的立法权是从属性、限制性的，所以除上述基本原则外，地方人大立法工作还必须遵循三个原则：一是要有宪法和法律的根据；二是不得与宪法和法律的原则相抵触；三是不得超越立法权限。党的十六大提出，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是我国新时期法制建设的重要目标，也对我们地方人大加强新时期的理性立法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要在立法工作中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1、立法项目要有科学性。法律的贯彻执行是建立在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并自觉遵守的基础上的。因此，立法工作要坚持突出重点，为民所用，防止法繁扰民。地方人大的立法要以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迫切需要的、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项目为重点，建立立法项目可行性报告制度和立法项目论证制度，对申请列入立法计划的立法项

目，要求起草单位就该立法项目制定的必要性、立法依据、指导思想和需要规范解决的主要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并附具法规草案。加强对立法项目的可行性分析论证，在调查研究、综合论证的基础上对申报项目进行科学和严格的筛选，坚持区别轻重缓急，突出重点，急需先立，需要与可能相结合的原则，确定立法项目，安排立法计划。

2、起草渠道要有多元性。法律法规体现的是人民意志。地方人大在立法工作中要充分发挥人大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牢牢掌握立法的主动权，防止和克服立法中的部门利益倾向。建立多渠道的法规起草体制，对一些重大的、专业性较强的立法项目，可以采取委托专家学者或社会团体起草方式；对一些关系到部门利益调整以及综合性较强的法规，由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直接起草或邀请专家学者以及政府部门富有实践经验的同志组成专门的立法起草小组起草。

3、立法程序要有公开性。立法程序的公开性是公民行使知情权的必然要求。现代社会的公民享有充分的知情权，有权了解和知晓立法机关及立法人员的所作所为，并以行使知情权作为间接参与立法的前提条件。作为民意代表机关的人大亦有义务为公众提供有关立法活动的信息，有义务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地方立法要坚持开门立法，建立和完善公开征求立法项目建议、公民旁听人大常委会会议、立法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相关制度，并积极探索开门立法的新途径、新举措，保证和扩大公民更广泛有序的政治参与。

4、法规审议要有程序性。程序是民主的体现。地方人大要坚持和完善立法工作中的审议程序。坚持法规案提前送达制度，保证常委会委员在审议前可以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最广泛地集中民智，体现民情，反映民意。坚持和完善立法审次制度，在坚持和完善法规草案两审制的基础上，对重要法规草案实行三审制，保证委员进行充分审议、发表意见，提高审议质量。

5、执法监督要有强硬性。法律的生命在于有效实施。如果制定出台的法律法规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最后只能是一纸空文。地方人大在立法工作中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立法，一手抓执法监督，使立法工作和执法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建立法规跟踪问效机制，通过有计划、分阶段地开展“立法回头看”活动，了解、收集和整理法规实施中的实际运作情况，做好法规实施情况的跟踪调查和信息反馈，并从中进一步校正立法思路，改进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行政高效加入世贸组织，不仅给我们带来各种机遇，更带来了各种挑战。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23项协议中，只有两项提到企业，其它都是对政府行为的规范。因此，世贸组织规则的影响，首先而且最主要的就是对政府管理制度的影响。行政效率是行政管理的核心，也是行政管理的基本原则。管理学家邓肯曾说过：“如果说人们把一个词与管理联系得最为紧密的话，那么这个词就是效率。事实上，科学管理运动……可以称为效率管理。……正是人们对效率的渴望导致了近代管理思想的诞生”。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世界各国都对公共管理部门尤其是的政府管理模式进行了改革，一个被称为“新公共管理”的政府管理模式被逐步确立。这种模式的基本价值取向就是效率优先。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政府的职能是订计划、分指标、分项目、分资金、分物资，抓微观活动，甚至直接进入市场充当“运动员”，干预经济发展，是“万能政府”、“保姆政府”。很显然，这种以审批和管制为主导的政府管理模式，与WTO体系下以市场为主导的政府管理模式是背道而驰的。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们必须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政府管理模式转型的积极成果，对我国政府原有的管理模式进行改革。众所周知，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我国的政治管理体制改革是滞后的。然而，我们有幸看到，在今年上半年爆发的“非典”危机中，我国各级政府部门出现了现代政府管理模式的新气象。一是高效。“非典”改变了我们习以为常的行政工作方式，促进了政府工作的提速提效。长期以来，我们囿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形成的行政工作模式，习惯于、热衷于布置工作靠开会、传递决策靠文件，而“非典”时期，灾难当头，缓不济急，迫使政府工作打破常态、删繁就简，工作流程大大缩短，工作效率空前提高，形式主义荡然无存。二是公开。“非典”催生了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机制，加快了建立透明高效政府的进程。建立真实、全面、权威的疫情信息报告和披露制度，将疫情和政府的工作动态信息在第一时间直接通过媒体公之与众，架起了公众与政府同声共气、共渡时艰的桥梁，使广大群众逐渐由慌恐不安、责难埋怨，而转为沉着应对、科学防治，继而出现了群防群控、万众一心的局面。中国政府也因坦诚面对疫情、坦诚面对世界，赢得了国际舆论的高度评价。三是服务。“非典”危机校正了政府施政理念上的偏差，有助于政府进一步找准角色定位。以往我们过多地强调和追求政府的发展经济的功能，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政府的社会服务功能，在促进经济建设上舍得投入，而在为大众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方面却认识不足，导致了一些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严重不足。这次“非典”危机，就使得我们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方面的问题暴露无遗，促使政府在角色定位上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行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这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我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和要求。对地方人大来讲，就要依法履行职能，加大监督力度，督促地方政府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构建高效、透明、服务型的政府。具体来讲，要着重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加强行政立法工作，规范政府行为。依照地方立法权限，地方人大的行政立法主要是指二个方面：一是地方性法规的创制。根据上位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制定出台本行政区域的实施细则或管理条例。对国家行政法律规范尚未规定而WTO规则要求制定的特别是行政管理程序方面的事项，也要

根据本行政区域内的实际，积极制定相应的地方性法规，为我国行政法制建设发挥先导作用。二是现行地方性法规的清理。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根据有关协议内容，国家对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进行了清理。地方人大也要积极做好衔接性的清理工作，对上位法已经修正或与WTO规则不相适应的地方性法规，该废止的废止，该修正的修正。同时，积极督促同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做好规章和政策清理工作。

2、加强对政府决策行为的监督。一是加强对政府决策合法性的监督。政府是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其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的决策行为必须以有效执行本级人大的决议、决定和上级政府的决定、命令为前提。地方人大有权撤销同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二是加强对政府决策规范性的监督。督促政府建立决策调研、论证、咨询等各项制度，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防止决策行为的随意性。三是加强对政府决策责任的监督，督促政府建立和完善行政问效机制，防止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三拍”现象的发生。

3、加强对政府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加强对政府规范性文件的审查，规范政府执法行为。加强对政府实施行政执法责任制情况的监督，推进政务公开，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认真组织开展执法检查、执法评议工作，运用听取汇报、审议、调查、视察等多种方法，对执法检查、执法评议的意见建议落实情况，加大跟踪督查力度，确保政府执法工作走上“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治轨道。

4、加强对行政干部和权力的监督。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提高政府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牢固树立公仆意识、服务意识。充分行使人事任免权，加强对干部履职情况的监督，促使政府官员按照“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是一个国家在和平时期实现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它维系着公民的生命、财产和安全，关系到社会的安宁、国家的稳定。博登海默曾说：“如果纠纷是以不适当的或不公正的方式解决的，那么社会肌体就会留下一个创伤，而且这些创伤的日益增多，很有可能危及对令人满意的社会秩序的维护。” 非公正的司法必然会损害民众对司法制度的期望，进而引发民众对整个社会制度的否定性评价。所以说，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司法公正和公正司法不是一个概念。公正司法是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司法活动中保持公正，准确适用法律，不偏袒纠纷的任何一方，有较大的弹性，很容易受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主观倾向的影响；而司法公正的概念范畴则不仅包括了公正司法的内容，还指司法制度的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方面。司法公正特别是司法制度的公正带有较大的刚性，其中包含了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司法权内部制度的约束，包括诉讼程序规定、法律监督制度、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等方面的内容；二是宪政体制的分权保障，是指在统一的宪政体制下，司法权与立法、行政的相对独立。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深入发展，我国的司法体制暴露出了许多与司法公正要求不相适应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司法体制行政化。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能划分、人员配备基本上是行政模式的翻版，不是根据司法活动的客观规律和实际需要来设定，在管理上普遍实行庭长、院长、检察长审批案件等制度，层层报批，“办案的不审案，审案的不办案”，带有很强的行政色彩。二是司法权力地方化。地方司法机关的司法官由党委组织部门提名，同级人大任命，只有检察长的任命需要通过上级检察院的同意。甲地任命的司法官如果到乙地任职，需要重新任命。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存在机构、人员和经费上的依附关系，使设在地方的国家司法机关实际上成为地方的司法机关，处于一个行政机关之下的地位。这成为行政权对司法权进行干预的资本，从而导致现在司法活动中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现象。三是重实体轻程序。主要是指司法理念上的价值偏差，认为只要实体公正，程序是形式主义，无关紧要。正是由于这些体制弊端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现阶段有些地方司法不公、司法腐败问题比较严重的局面。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加强对司法工作的监督，惩治司法领域中的腐败。在对司法机关的各项监督工作中，人大的监督是最具法律性和权威性的监督。因此,重视、完善和规范人大对司法机关及其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切实提高监督实效,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维护和实现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途径和必备手段。

1、完善监督程序，健全监督机制。完善的监督程序，必须包括实施监督的三个层面:一是监督职权适用的条件和范围，如何启动监督活动即监督如何提起；二是监督的具体组织及运行，监督与被监督双方的权利义务；二是监督的法律后果，监督可采取的法律强制手段、奖惩措施等等。健全监督机制，是要依据不同的条件和情势，充分运用现有的监督手段，既包括听取工作报告、个案监督、提出批评建议等监督方式，在必要的时候，也不放弃对质询、罢免等刚性监督手段的运用。

2、提高监督质量，实现有效监督。为了实现有效监督，除了适当使用强有力的监督手段之外，必须认真搞好实质性监督，注重搞好重点监督。所谓实质性监督是相对形式监督而言的。只有抓住实际问题的本质进行监督，才能保证监督不流于形式，从而实现有效监督。搞好重点监督，是指在众多的监督工作中，突出重点问题进行监督，并带动全面。要综合运用听取审议报告、开展调查、视察、检查、评议等方法，对重点问题进行连续监督和系列监督，并善始善终地抓好监办落实和跟踪反馈。

3、改善监督条件，优化监督环境。人大常委会及专门委员会要加强自身建设，要力争熟悉和掌握法律、法规以及检察、审判等诉讼业务，每个人大代表也要力争学习、掌握法律知识和诉讼业务。充分发挥专门委员会独有的作用和优势，使其能联结常委会和广大人大代表，对两院进行更经常、更有效的监督。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增强被监督者的国家意识、法律意识、公仆意识，增强全体公民的人大意识、法律意识，

第四篇：浅谈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与地方人大工作

人类文明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主观和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所取得和积累的成果和财富的总和。自人类脱离蒙昧和野蛮时代以来，人类文明就大体可划分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个组成部分。物质文明是构成人类文明的基础内容，体现的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构成人类文明的上层建筑内容，其中精神文明体现的是一定社会条件下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发展水平，而政治文明体现的是一定社会条件下政治法律制度的发展水平。但由于一定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不仅取决于该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而且都是在该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的制约和指导下进行的，都是靠大多数社会成员认同、服从、遵守和维护该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的行为实践来实现的。因此，更确切和完整地说，政治文明是指由一定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形态、在该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和政治行为实践规范和体现的社会文明。也就是说，政治文明在结构上，包含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三个层次，其中政治制度文明是政治文明的核心。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看来，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依次出现过奴隶社会的文明、封建社会的文明、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文明。政治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不同的发展形态和表现形式。因此，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政治文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发展形态，它具有社会主义和政治文明的双重属性。首先它是政治文明，与之前人类社会的政治文明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它又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政治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组成部分，与之前的政治文明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须体现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必须体现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必须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最根本的是必须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我们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立法、行政、司法是国家政治的主要构成，与政治文明有着紧密联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立法是统治阶级为使本阶级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的过程；行政、司法则是保证国家意志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服从、认同、遵守和维护的手段。一般来说，现代政治文明具有立法理性、行政高效、司法公正三个方面的主要特征。这些特征也应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所具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所在。地方人大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为根本任务，其每一项职权的行使、依法开展的每一项工作，都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息息相关，都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因此，在地方人大实际工作中，必须体现和显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立法理性、行政高效、司法公正特征。立法理性所谓理性，是指人的与感性相对的概括、判断、推理等思维和认识状态，也包含规则、规律、内在必然性的内容。法律是调整行为关系的规范的总和。从法律的规范意义上说，法律是人认识规则、运用规则的产物，也就是人的理性发展的产物，体现着人类理性发展状况。因此，“法律决不能违反理性，以及法律之所以成为法律，不在于其文字也就是不在于其每一部分结构如何，而在于其是否符合立法者的意向”(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立法，从它的理性原则来看，是国家意志的表达，在社会主义国家，表达的是人民的联合意志。我国是单一制的国家，立法权统于中央，地方人大的立法权来自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宪法和法律的授权。中央和地方分别享有不同的立法权限，分别制定具有不同法律效力的法律规范性文件。这种立法体制更有利于人～志的充分表达。我国立法法规定，“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改革开放”，“立法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立法应当从实际出发，科学合理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这些规定既是我国立法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理性立法的基本内涵。由于地方人大的立法权是从属性、限制性的，所以除上述基本原则外，地方人大立法工作还必须遵循三个原则：一是要有宪法和法律的根据；二是不得与宪法和法律的原则相抵触；三是不得超越立法权限。党的十六大提出，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是我国新时期法制建设的重要目标，也对我们地方人大加强新时期的理性立法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要在立法工作中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1、立法项目要有科学性。法律的贯彻执行是建立在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并自觉遵守的基础上的。因此，立法工作要坚持突出重点，为民所用，防止法繁扰民。地方人大的立法要以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迫切需要的、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项目为重点，建立立法项目可行性报告制度和立法项目论证制度，对申请列入立法计划的立法项目，要求起草单位就该立法项目制定的必要性、立法依据、指导思想和需要规范解决的主要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并附具法规草案。加强对立法项目的可行性分析论证，在调查研究、综合论证的基础上对申报项目进行科学和严格的筛选，坚持区别轻重缓急，突出重点，急需先立，需要与可能相结合的原则，确定立法项目，安排立法计划。

2、起草渠道要有多元性。法律法规体现的是人～志。地方人大在立法工作中要充分发挥人大常委

政府决策规范性的监督。督促政府建立决策调研、论证、咨询等各项制度，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防止决策行为的随意性。三是加强对政府决策责任的监督，督促政府建立和完善行政问效机制，防止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三拍”现象的发生。

3、加强对政府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加强对政府规范性文件的审查，规范政府执法行为。加强对政府实施行政执法责任制情况的监督，推进政务公开，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认真组织开展执法检查、执法评议工作，运用听取汇报、审议、调查、视察等多种方法，对执法检查、执法评议的意见建议落实情况，加大跟踪督查力度，确保政府执法工作走上“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治轨道。

4、加强对行政干部和权力的监督。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提高政府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牢固树立公仆意识、服务意识。充分行使人事任免权，加强对干部履职情况的监督，促使政府官员按照“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是一个国家在和平时期实现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它维系着公民的生命、财产和安全，关系到社会的安宁、国家的稳定。博登海默曾说：“如果纠纷是以不适当的或不公正的方式解决的，那么社会肌体就会留下一个创伤，而且这些创伤的日益增多，很有可能危及对令人满意的社会秩序的维护。” 非公正的司法必然会损害民众对司法制度的期望，进而引发民众对整个社会制度的否定性评价。所以说，司法～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司法公正和公正司法不是一个概念。公正司法是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司法活动中保持公正，准确适用法律，不偏袒纠纷的任何一方，有较大的弹性，很容易受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主观倾向的影响；而司法公正的概念范畴则不仅包括了公正司法的内容，还指司法制度的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方面。司法公正特别是司法制度的公正带有较大的刚性，其中包含了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司法权内部制度的约束，包括诉讼程序规定、法律监督制度、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等方面的内容；二是宪政体制的分权保障，是指在统一的宪政体制下，司法权与立法、行政的相对独立。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深入发展，我国的司法体制暴露出了许多与司法公正要求不相适应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司法体制行政化。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能划分、人员配备基本上是行政模式的翻版，不是根据司法活动的客观规律和实际需要来设定，在管理上普遍实行庭长、院长、检察长审批案件等制度，层层报批，“办案的不审案，审案的不办案”，带有很强的行政色彩。二是司法权力地方化。地方司法机关的司法官由党委组织部门提名，同级人大任命，只有检察长的任命需要通过上级检察院的同意。甲地任命的司法官如果到乙地任职，需要重新任命。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存在机构、人员和经费上的依附关系，使设在地方的国家司法机关实际上成为地方的司法机关，处于一个行政机关之下的地位。这成为行政权对司法权进行干预的资本，从而导致现在司法活动中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现象。三是重实体轻程序。主要是指司法理念上的价值偏差，认为只要实体公正，程序是形式主义，无关紧要。正是由于这些体制弊端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现阶段有些地方司法不公、司法～问题比较严重的局面。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加强对司法工作的监督，惩治司法领域中的～。在对司法机关的各项监督工作中，人大的监督是最具法律性和权威性的监督。因此,重视、完善和规范人大对司法机关及其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切实提高监督实效,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维护和实现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途径和必备手段。

1、完善监督程序，健全监督机制。完善的监督程序，必须包括实施监督的三个层面:一是监督职权适用的条件和范围，如何启动监督活动即监督如何提起；二是监督的具体组织及运行，监督与被监督双方的权利义务；二是监督的法律后果，监督可采取的法律强制手段、奖惩措施等等。健全监督机制，是要依据不同的条件和情势，充分运用现有的监督手段，既包括听取工作报告、个案监督、提出批评建议等监督方式，在必要的时候，也不放弃对质询、罢免等刚性监督手段的运用。

2、提高监督质量，实现有效监督。为了实现有效监督，除了适当使用强有力的监督手段之外，必须认真搞好实质性监督，注重搞好重点监督。所谓实质性监督是相对形式监督而言的。只有抓住实际问题的本质进行监督，才能保证监督不流于形式，从而实现有效监督。搞好重点监督，是指在众多的监督工作中，突出重点问题进行监督，并带动全面。要综合运用听取审议报告、开展调查、视察、检查、评议等方法，对重点问题进行连续监督和系列监督，并善始善终地抓好监办落实和跟踪反馈。

3、改善监督条件，优化监督环境。人大常委会及专门委员会要加强自身建设，要力争熟悉和掌握法律、法规以及检察、审判等诉讼业务，每个人大代表也要力争学习、掌握法律知识和诉讼业务。充分发挥专门委员会独有的作用和优势，使其能联结常委会和广大人大代表，对两院进行更经常、更有效的监督。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增强被监督者的国家意识、法律意识、公仆意识，增强全体公民的人大意识、法律意识，营造一个良好的法律氛围和监督环境。

4、重在启动、完善司法机关的内部监督机制，促进司法公正。要从根本上解决司法不公的问题，必须从改革现行司法体制着手，这就要求各级人大正确处理监督与支持的关系，在对司法机关进行严格有效的监督的同时，把监督重心放在启动司法机关内部监督机制上，而不能代替司法机关行使实质性的司法权。

5、加强、改善党的领导，强化、优化人大对司法机关的监督机制。我们党是国家政权的领导核心。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发挥包括法律监督在内的各项职能的根本保证和最重要条件。为了保证人大对司法机关实现有效的监督，一定要理顺党组织和同级人大的关系。地方人大要积极争取同级党委对人大依法开展的监督工作的支持，这对人大加强对司法机关的有效监督，维护和实现司法公正至关重要。

第五篇：制度建设与政治文明

江泽民同志在“5·31”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一定要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既立足于经常性工作，又抓紧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这是新世纪新阶段开创党的建设新局面的新思路。

（一）把党的制度建设提到统领全局的关键地位，是胜利回应党面临的严峻挑战和考验的内在要求。

经过长期发展，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个具有根本意义的新变化，给党的建设带来了新的活力，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考验，迫切要求全党以对全国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着重从制度层面切实解决好能否执政、如何执政的重大课题。

首先是世界格局大变革大调整的挑战和考验。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愈益凸现，政治多极化不可逆转，文化多元化方兴未艾，现代科技革命突飞猛进。在如此丰富多彩而又错综复杂的世界格局大变化中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迫切要求我们党必须改革那些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在相对封闭状态中所形成的某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尤其是体制和制度，真正按照现代化大生产规律和经济全球化趋势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时要适应各国文明的多样性和人类文明发展的总趋势，提升我国社会主义进程的现代文明内涵，以真正地巩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推进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显然，这是我们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面临的一个时代性课题。

其次是经济市场化深刻变革迅猛发展的挑战和考验。经济市场化的伟大变革，是我们党的伟大创举，正在全方位地加快着我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然而这仅仅是走了第一步。究竟如何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真正创造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崭新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形态？究竟如何运用现代市场经济规则搞活国有企业，增强公有制的生机和活力？究竟如何把现代市场机制追求经济效率的优势与社会主义制度维护社会公平的优势结合起来，形成既有高效率又有真公平的社会主义真正优势？如此等等，都是摆在我的党面前的，既关系到社会主义发展的全局，又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大局的历史性课题。

第三是经济社会多样化的挑战和考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社会转型的深入，我国社会生活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在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和就业方式多样化的条件下，党怎样才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思想文化多样化、各种思想观念相互激荡条件下，党怎样才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在利益结构和利益分配多样化、甚至某种利益矛盾剧化的条件下，党怎样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持社会稳定，领导人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等等。如何适应这种多样化的发展态势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面临的新的重大课题。

以上三大挑战和考验，都涉及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否以高超的能力和水平执政兴国。而解决好这个问题的关键，不仅取决于我们党以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和作风对待马克思主义、对待发展变化着的世界、对待发展变化着的实际，而且取决于我们党以什么样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以及一系列运作体制和工作机制来适应形势，承负起时代的考验和历史赋予的重任。

（二）把党的制度建设提到统领全局的关键地位，是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的迫切需要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就鞭辟入里地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方面的问题解决不了。这一精辟论断，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当前党内存在的种种突出问题，尤其作风问题，都可以从制度层面找到原因；切实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制度的建设和完善。

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八个坚持、八个反对”，虽然直接地是解决党的作风问题，然而无论是哪一个方面，都离不开积极完善的制度建设作为基础和保障。要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作风在全党蔚然成风，除了要切实加强全党同志尤其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提高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外，一项重要的基本建设就是必须在党的各个层面建立和完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和各项工作制度，由此使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注重实践、与时俱进者获得制度保障和张扬，使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照抄照搬、本本主义者受到制度制约和谴责。否则，某些制度中的堕性，某些体制中的漏洞，就有可能形成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强大滞障力量。江泽民总书记反复强调要进行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这三大创新是相互联系的整体，理论创新是前提，关键因素又在于制度创新。不从那些不合时宜的体制和制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不切实地推进党的各项制度创新，理论创新就很难有大的突破，甚至有可能因某些制度的阻碍而扼杀创新理论的生命。这是历史与现实所反复证明了的。要使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作风真正成为各级领导干部自觉遵循的原则，除了要在党内经常进行党的宗旨教育和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教育，使各级领导干部真正懂得手中的权力从何而来、为谁而用、归谁所有等基本问题外，关键是在于建立健全一整套有利于促进各级领导干部密切联系群众、有利于保持清正廉洁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尤其是权力运行制度。否则，权力运作制度不严谨、不规范，甚至存在严重漏洞，则有可能直接诱导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以权谋私等不正之风，这也是历史与现实所反复证明了的。党的建设中的关键环节——发展党内民主，维护党的团结和纪律，更直接地包含着制度建设方面因素，更需要从制度层面改进和加强。只有进一步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进一步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和工作机制，从制度体系上保证民主集中制的正确执行，才能在党内形成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自由又有纪律的生动活泼局面，有效地抑制和防止独断专行、软弱涣散、自由主义、任人唯亲等不正之风的滋生。这样一种规律，同样是历史与现实所反复证明了的。总之，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内在地包含着制度建设因素，亟需把制度建设提到关键位置。党风建设的实质是制度建设。

从当前在党的作风方面存在的种种突出问题看，也必须十分重视和加强制度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作风建设始终。因为许多作风方面的问题，是与某些制度、体制中的弊端有着密切联系的。比如，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滋长，一些领导干部不是把功夫下在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上，而是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照抄照搬、得过且过，这固然与这些干部的理论素养和精神状态有关，但是归根到底，是由于在领导干部选拔、评价、考核体系中，民主、竞争机制还不到位，现行的干部人事制度对那些思想平庸者和懒惰缺乏应有制约力。再比如，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盛行，弄虚作假、虚报浮夸严重，这些都与现行的某些干部选任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还比如，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以权谋私、贪图享乐现象蔓延，甚至出现领导干部集体腐败的严重现象，这就需要我们从制度和体制方面深入思考、寻找原因。以上种种，归结到一点，无不是“官本位”的体制弊端。“官本位”即是一个意识问题，又是一个体制和制度问题；既是一种历史积淀，又是一种现实弊端；“官本位”意识归根到底来自于“官本位”的体制和制度。以上分析深刻警示我们，党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归根到底是制度和体制的问题。党风建设的要害是制度建设。

（三）把党的制度建设提到统领全局的关键地位，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现实选择

近年来，江泽民同志在多处场合强调政治文明问题。在“5·31”重要讲话中，他又一次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政治文明的明确提出与实际推进，表明了我们党与时俱进的品格和追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征途上，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不仅是因为，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政治文明，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封建政治残余的深重影响，由于民主政治实践还较短，我们在政治领域还存在着不少漏洞和弊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还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历史与现实反复警示我们，不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就会遇到来自政治领域的障碍而难以顺利进行，甚至会延缓现代化的步伐。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实质是高度民主政治，实现政治资源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地合理配置。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关键是实现政治运行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由于工人阶级执政党在整个国家政治运行中的特殊地位，因而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实现制度文明，就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最关键部位。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仅表现为从理论原则上确认人民群众在民主政治中的主体地位，而且表现为以健全的政治运行机制确保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实现，这就是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规范运行原则包括：(1)社会原则。即党和国家的各项政治运行必须同社会发展保持一致，为社会发展服务。(2)民主原则。即按照民主程序实现大多数公民对一小部分专门从事政治管理的公民的选择，并施之以严格的监督。(3)公开原则。即增强政治运行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严格防止公共权力被少数人滥用而产生的专制政治和“暗箱操作”行为。(4)程序原则。即遵循选举、协商、讨论、监督、罢免的程序，使政治运行进入程序化状态。(5)法制原则。即实现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在充分民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上述原则的实际贯彻，也就是党和国家制度建设的实际推进，其结果必将有力地提高党和国家政治文明的程度，从根本上保证和促进党的优良作风的形成和发展。

在党的制度建设体系中，关键是实现和发展党内民主。江泽民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发展党内民主，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保证”，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制度建设的核心内容。面对严峻复杂的挑战和考验，面对执政兴国的伟大使命，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党内民主意识和制度建设意识，不断提高以体制改革和体制建设促进党的建设的自觉性。所谓党内民主，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严格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和发展党内民主生活，确保广大党员民主意愿和民主权利的实现；二是严格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实现党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管理。这两个层面是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前者是后者的前提，没有党内民主生活的形成和巩固，也就很难有国家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发展；后者是前者的目的，发展党内民主，归根到底是为了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高度统一性。只有通过切实有效的党内民主建设，才能有力地促进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适应人民当家作主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自觉地始终如一地保持党的优良作风。

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推进党的制度建设的强大动力。江泽民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多处强调要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和改进党的制度建设。在“5·31”重要讲话中，江泽民同志再次强调：“必须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是按照“三个代表”要求推进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根本意义和全局意义的方面。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出发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制度建设，需要从多层面着手，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深入推进三个方面的改革和建设：一是深化干部选任制度改革，完善以公开、平等、竞争、择优为实际原则的干部选任制度。这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党的作风建设的最重要环节。通过制度和体制改革，真正把人民的意愿贯彻到一切干部选任过程中去，逐步扩大“民选”的广度和深度，以健全的制度体系实现“用好的作风选人、选作风好的人”。二是深化组织领导制度改革，完善以党员民主权力为基础的民主集中制制度。这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党的作风建设的最重要保证。通过制度和体制改革，消除权力高度集中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切实发展党内民主，严格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从根本制度上反对和防止独断专行、软弱涣散、自由主义、任人唯亲现象。三是深化权力运作制度改革，完善以权力监督和制约为根本内容的权力运作制度。这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党的作风建设的最重要任务。通过制度和体制改革，使人民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意志在权力运行中真正发挥作用，把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置于严格的有效监督之下，以健全的制度和体制时刻警示和促进领导干部清正廉洁、执政为民，防止和消除以权谋私腐败现象的滋生。实践已经表明，只要我们既积极稳妥而又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致力于党内制度的规范和完善，致力于党内民主的实现和提升，党的作风建设就一定能得到彻底改善，在健全完善的制度基础上，我们党就一定能出色地完成时代赋予的两大历史性课题，经受住严峻挑战和考验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