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本案性质是借款还是串标成功好处费
本案性质是借款还是串标成功好处费 兼谈证据优势规则的运用
作者: 陈启华 石晓利 发布时间: 2010-05-05 11:24:44
一、案情
原告郑某诉称,2008年1月16日上午10时左右,被告翁某通过我姑父吴某的关系,向我借得现金50万元周转。当时被告翁某向我出具了一张欠条。在翁某走后,发现被告写的是欠条觉得不妥。于是,我姑父吴某就在晚上6时左右,找到被告更换借条。借条载明款于2008年1月20日前归还。但借款到期后,被告未还款,于是我于1月21日上午就打电话催收,但未果。为此我诉到法院要求被告归还借款50万元,并从起诉之日起计付利息。
被告翁某辩称,我与原告素不相识,双方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我出具给原告的借条是在参加南康市新南康中学北侧土地招标过程中串标所发生好处费,该借条应属无效,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具体情况是:2008年元月18日,南康市国土资源局对南康市南水新区新南康中学北侧地块进行挂牌出让。案外人吴某(原告郑某的姑父)以原告郑某的名义参加竞标,被告翁某以案外人周某的名义参加竞标,另外还有外地二家公司共四家参与竞标。由于竞争强烈,我就与吴某约定在元月18日公开拍卖时互相串标,即叫他不要举牌,让我卖下来,我给50万元的好处费给吴某,但付50万的前提就是我必须中标。元月16日晚6时左右,吴某电话通知我写一份借据,以便串标成功后好处费的支付。当时我正开自己的车与我儿子及朋友明某从赣州回来。于是我就在车上写了一张欠条,但吴某却要写借条,我提出如果要写借条的话只能写欠郑某的,因为参加竟标的人是郑某,吴某同意后我就把欠条撕了重新写了一张借条。根本不是原告所述的当日上午10时借给了我50万元的现金。2008年元月24日向南康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报了案,要求追查此事。原告郑某用于起诉的借条内容是违法的,是在串标过程中所产生的,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1月16日晚6时30分左右,被告翁某向案外人吴某(原告郑某的姑父)出具了一张借条,借条载明:今借到郑某同志人民币伍拾万元整(¥500000元);今借人:翁某;此款在2008年1月20日付清。”出具该份借条时,案外人吴某未向翁某交付50万元现金或其他有价证券。
另查明,2008年1月18日原告郑某及被告翁某(以周某的名义)均参加了南康市新南康中学北侧土地的竞标,最终双方均未中标。2008年1月24日被告翁某以参加新南康中学北侧土地竞买时与他人串标为事由向南康市公安局进行了报案,2008年5月7日南康市公安局作出了《不予立案通知书》。
证人陈某等四人出庭作证的证言,均证明2008年1月16日上午9时至下午3时被告翁某在赣州。
二、分歧
第一种意见: 原告据以证明被告欠款的证据充分、合法。被告辩解所依据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应确认原、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由被告偿还原告借款50万元并从起诉之日起计付利息至还款之日止,并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用。理由:
1、借条是书证和原始证据,其证明效力大于证人证言等其它证据的效力。本案原告只须陈述借款的基本事实,无须提供其他证据来证明借款的合法性。
2、被告翁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清楚向他人出具借条后的法律后果,且被告在出具借条时并无受胁迫的情形,也无民诉法第52条规定的民事行为无效的情形。故借条应属合法有效。
3、假如被告与人串标是事实,但被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借条与串标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4、被告向公安机关报案的行为,不能证明双方就存在串标的事实。被告据此证明借条内容的违法性,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
第二种意见: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起诉时,虽然提供了借条以证实被告欠款的事实,但因原告无法提供足够的证据来反驳被告的辩解,虽然被告的辩解证据也并不是十分充分,但根据民事诉讼法现有的“以事实为依据”的原则,只要有一丝的怀疑,在原告无法完全排除被告辩解的情形下,原告用于起诉的证据就处于明显不足状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证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的证据,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所以本案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具体表现理由:
1、被告向原告出具了一份借款50万元的借条是事实,但原告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向被告交付了现金,而不能合理解释为何要欠条改成借条的原因。2、50万是一笔巨款,原告说以现金的形式支付给被告不符合交易常规和习惯做法。
3、陈某等四人当庭证明翁某在2008年1月16日上午10时左右在赣州市。原告在无证据证明四位证人所作证词不真实的情况下,仅以被告与证人系朋友关系作抗辩理由不充分。即可以认定1月16日上午被告翁某没有到原告处取款,从而推定借条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疑异。
4、翁某是以周某的名义进行竞标的。本院依据被告的申请,对有关参加土地竞买人员进行了相应的调查取证。证实翁某曾与其他二位竟标人谈论过串标的事。可以说明翁某作为竞买人之一或者是竞买人的代理人实施了串标的准备行为,所以也就不排除翁某找郑某或吴某协商进行串标。
5、原告对其提供50万元现金的
第二篇:本案是刑事犯罪还是民事侵权?
Script>案情:
2000年7月,沙某的父亲赊欠邻村刘某猪款8000余元,刘某多次向其催要无果。2004年7月15日上午,刘某再次到沙家找沙父索债时,见沙家大门紧闭。刘某便直奔沙某家里,碰巧沙某也不在家,刘某见沙家猪圈里有20多头生猪快要出栏,便带人强行将沙某饲养的17头生猪拉走顶替沙父欠款。沙某获悉此事后,立即报警,虽经公安机关出面处理,但沙某仍未能要回被扣生猪。他遂将刘某起诉到法院,要求刘某返还所扣生猪。
分歧:
此案在审理过程中,对刘某的行为是民事侵权还是涉嫌刑事犯罪,存在不同认识。
一种观点认为,刘某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构成盗窃罪。因为,刘某实施了非法行为,且其主观上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也非法占有了沙某的财物,故刘某的行为符合了刑法规定的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刘某的行为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侵权行为,人民法院在以民事案件受理此案后,经审查认为刘某的行为涉嫌犯罪,应依法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处理。
一种观点认为,刘某的行为涉嫌犯罪,构成抢劫罪。因为,刘某在光天化日之下,强行将不属于自已的财物拉走,并占为已有,主观上非法占有的目的很明显,客观上也实施了非法行为并达到了占有的目的,故,其行为符合了刑法规定的抢劫罪的构成要件。刘某的行为不属于民事侵权行为,人民法院在以民事案件受理此案后,经审查认为刘某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的,应依法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处理。
一种观点认为,刘某的行为属民事侵权行为,不构成刑事犯罪。
审判结果:
审理此案的法官在对此案进行初步的调查了解后,即前往刘某家里进行调解,并邀请当在派出所民警和村委会负责人出面协助调解。法官向刘某指出其私自强扣沙某生猪行为的违法性和将要承担的法律后果。最终促成沙某与刘某自行达成和解协议,刘某将所扣生猪返还了沙某,沙某对此案申请撤回了起诉。
评析:
笔者认同第三种观点,即也认为刘某的行为属民事侵权行为,不构成刑事犯罪。因为,刘某所实施的行为,从目的上看不是纯粹的非法占有,而是扣物抵债,在主观上,刘某所实施的强行抢猪行为唯一的目的是用于清偿沙父欠其的债务,并不具有其他非法的目的,从客观上看,在刘某将沙某的生猪拉到自已家后,并没有进行处理,而是放在家中,在沙某向其索要时,其拒付的原因也是因沙父欠其债未还。从刘某实施的行为看,其是在白天将沙某的生猪拉走,主观上没有偷的意思,所以不构成盗窃罪;另外,刘某在拉沙某的生猪时,并没有任何人进行阻止,而是很顺利在将沙某的生猪拉走,故,也构不成抢劫罪。但刘某的行为,在客观上又确实侵犯了沙某的权利,因为一方面沙某不欠刘某债,其父欠债不应由其偿还(自愿偿还的除外),另一方面即便是沙某欠债,在其没有同意以物抵债的情况下,债权人也是无权强行拉走沙某的财物用以抵债的,故,刘某的行为侵犯了沙某的合法财产权,属民事侵权行为。沙某再向刘某要求返还生猪无果的情况下,通过诉讼程序来维护自已的权利,是应当受法律保护的,沙某的请求应当受到法律的支持。法院对该案的处理是合法的,处理的方式和方法也是非常得当的,既解决了纠纷,又化解了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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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本案是无效婚姻还是构成重婚罪?
本案是无效婚姻还是构成重婚罪?
2009年8月,陈某提出与吴某离婚的诉讼请求,吴某则提起刑事自诉,状告陈某犯重婚罪。自诉人吴某诉称,其于2002年10月20日与被告人陈某登记结婚,同年生育一子陈某某。2006年5月自诉人发现被告人与兰某某同居生活,自诉人多次找被告人和兰某某,说明自己是被告人的合法妻子。但被告人陈某与兰某某却于2007年6月25日公然登记结婚。自诉人吴某的诉讼代理人提出:被告人陈某的行为,符合重婚罪的四个要件,已构成重婚罪,要求依照《刑法》、《婚姻法》的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人陈某辩称,其与吴某的结婚属无效婚姻,因当时被告人尚不到法定结婚年龄,向婚姻登记机关出具的出生年月日材料不真实,因而其行为不构成重婚罪。经本院审理查明:被告陈某与吴某及兰某某的两吴结婚证都是用虚假结婚证明材料领取。2002年10月20日,年仅18周岁的陈某采取提供虚假身份证明的方法与比他大3岁的吴某领取了结婚证,二人结婚后一直居住在一起,二人结婚之事亲戚朋友都知道,并于同年生育一子陈某某。2006年5月,被告人陈某与兰某某相识,以夫妻名义先后长期在出租房非法同居。2007年6月25日,被告陈某又用虚假证明材料与兰某某登记结婚。
余婧婚姻家庭律师团队专业律师分析:
律师认为以重婚罪对被告人陈某定罪判刑是有充分法律依据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前述《批复》,事实婚姻仍可作为重婚罪的构成要件;同时,按照《批复》,陈、兰的行为属于“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形态的重婚行为,符合重婚罪的构成要件。重婚行为构成的前提是,符合婚姻法规定的法律婚或者事实婚的形态,只有在确定其为一种婚姻的条件下,才能进而认定其为一种非法的婚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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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本案是反诉请求还是抗辩主张
本案是反诉请求还是抗辩主张
案情:
赵某(女)与耿某(女)系邻居。2002年9月19日双方因宅基地发生口角既而相互撕打。赵某头部受伤,支付医疗费2000元,耿某胸部受伤,支付医疗费1600元。2003年8月,赵某提起诉讼要求耿某赔偿医疗费等损失4000元。10月3日(在举证期限内),耿某提出反诉,要求赵某赔偿各种损失3800元,请求法庭合并审理。
分歧:
本案反诉能否成立?
一种意见认为,反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反诉请求不应予以支持。理由是民诉法第136条规定,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民诉法第137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本案耿某至2003年9月19日反诉的诉讼时效期间界满,没有法定的中止,中断事由,故反诉请求不应予以支持。
另一种意见认为,本案反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应与本诉合并审理。理由是民诉法第137条规定,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69第规定,权利人由于客观的障碍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不能行使请求权的,属于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的“特殊情况”,该司法解释第175条
规定,民法通则第135条、136条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可以适用民法通则有关中止、中断和延长的规定。另外按照现行司法实践对诉讼时效从宽掌握的精神,结合本案具体情况合并审理更能体现公正、公平的司法理念,故对民法通则137条规定的特殊情况应扩大解释,对被告的反诉诉讼时效期间适当延长。
点评:
第一种意见法律依据明确,被告无法律规定的中止、中断情节,适用有关延长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太过勉强,但按第一种意见判决,判决结果不合理,不能体现公正、公平原则,实不可取。第二种意见力争从法官的裁量权入手,以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的精神作依据,力争使案件处理结果公平、公正,但法律依据模糊,不能使当事人信服。
笔者认为诉讼时效制度确立的目的是为了督促当事人及时行使诉讼权利,避免因时间过久造成诉讼举证的困难。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不能通过诉讼取得胜诉权,但当事人自愿履行的则不受限制。本案的反诉请求实质为抗辩主张,抗辩事由亦不受诉讼时效制度的制约,这样的理解更符合法律精神、法律原则。本案中,原被告因同一事实引起相互伤害,也正因为双方均有过错和明知对方的伤害要由已方按责任比例赔偿或抵销,耿某才没有提起诉讼。赵某起诉后,耿某不提起反诉则不能实现抵销权。由于双方受到损害是同一事实引起的,故对打架的事实是清楚的,双方互欧各自过错责任也是易查明的。但耿某的反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应依法对反诉请求不予支持。但反诉内容作为抗辩说由确是能说通的,我们应从诉讼时效制度的本身找到突破口,耿某虽然不能通过反诉取得胜诉权,但耿某可通过反诉确认抵销权,这种抵
销权在双方互为侵权后即已存在,通过反诉程序法院予以明确。比如耿某应赔赵某2000元,赵某应赔耿某1500元,法院应确认相互抵销后耿某赔赵某500元。另一种情况耿某应赔赵某1500元,赵某应赔耿某2000元,相抵后赵某应赔耿某500元,但由于耿某反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不能取得胜诉权,同时赵某因耿某的反诉抵销也没有取得胜诉权。这样的结案符合法律规定,法律依据明确,能使当事人信服。
按照上述抵销的原则,结合本案具体情况,承办人主持了调解,双方达成了谅解,自愿和解,本案最终以双方撤诉结案。
第五篇:本案是土地承包合同经营权还是土地使用权纠纷
本案是土地承包合同经营权还是土地使用权纠纷
[案情]
原告黄裕昌诉称,2005年6月7日,作为农村集体土地发包方的被告启东市惠萍镇长兴村村民委员会,对原告承包土地进行调整,以原告女儿已出嫁,其户口不在本村为由,将原告承包土地中属于原告女儿的部分由被告调整给其他农户经营。被告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的有关规定,为此起诉要求被告返还其1.03亩承包土地。
被告启东市惠萍镇长兴村村民委员会辩称,其与原告之间的纠纷属于土地使用权纠纷,而不是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故应当由政府予以处理,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
[裁判]
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纠纷是土地使用权纠纷,应当由政府予以处理,而不是农业承包合同纠纷。因此,原告的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四项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黄裕昌的起诉。
宣判后,原告黄裕昌不服,向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本案是因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的当事人因土地承包经营而发生的纠纷,并非土地使用权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有关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发包方的当事人因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和侵犯承包经营权竞合而发生的纠纷,不属于政府处理范围。因此,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侵权发生的纠纷,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于2005年8月25日裁定:
一、撤销启东市人民法院(2005)启民二初字第0448号民事裁定;
二、指令启东市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
[评析]
事实上,本案是因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的当事人因土地承包经营权而发生的纠纷,但在法院审理过程中,又涉及两个主要的争议焦点:1.本案是土地承包合同纠纷还是土地使用权纠纷;2.本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
一、本案是土地承包合同经营权还是土地使用权纠纷
从民法角度讲,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物权性质,并有一定的社会保障性,是农户的生存依靠。根据本案案情,原告对1.03亩土地拥有合法承包经营权。对此由其向法院提供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予以证明。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在一般情况下,该承包经营权应当保持30年不变。因此,在承包人依法承包土地的期限内,如因特殊情况确需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那么必须征得承包人的同意并由承包人在流转手续上签字认可。当然,法律也允许承包方自主流转承包经营权。但是,由于以转让方式流转必将改变发包方与承包方之间原有的土地承包关系,承包方因此将丧失在承包期内的相应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因此,以转让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必须履行相关的审批手续。而且,以转让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应当由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报村、乡审批并办理有关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变更等手续。而本案被告显然没有履行相关的手续,且原告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也没有任何变更的记载。因此,原告至今仍是讼争1.03亩土地的合法承包经营权人。
综上所述,本案被告村委会未经过原告同意,擅自以其女儿出嫁,户口已不在本村为由,将属于原告承包经营的1.03亩土地变更至其他农户名下,这一行为侵犯了原告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此外,原告起诉要求被告返还已调整的承包土地,从形式上看,是因承、发包的合同当事人之间因该合同而发生的纠纷。而从权利属性上讲,这一纠纷又属于因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和侵犯承包经营权竞合而发生的纠纷,并非土地使用权纠纷。
理由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的争议是指因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权属不明发生的争议。即在无法确定所有权和使用权归谁所有或者谁享有使用权的情况下,那么对于这种争议,则应当首先由当地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争议双方的当事人如果对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这种诉讼在性质上属于行政诉讼,而且是一种将行政复议作为前置的诉讼程序,而非民事诉讼。本案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属明确,因而不属于土地使用权纠纷。
二、本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
如上所述,如果本案当事人之间有关的土地纠纷属于土地使用权争议,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首先应当由当地人民政府先行处理。亦即人民法院不能直接受理本案。假如人民法院已经受理,则应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综观本案,原告对讼争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故对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应予保护。而且,本案中并不存在原告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转让的事实。因此,原告起诉要求返还原属其承包经营的土地,属于维护其自身合法权益的行为。
更需要指出的是,原告以村委会将其承包土地中属于其女儿的部分调整给其他农户经营,违反法律规定和承包合同的约定,被告的行为侵犯了承包经营权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已经向人民法院提供了主要证据《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因此,这种纠纷实质上是农村土地承、发包方的当事人,因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和侵犯承包经营权竞合而发生的纠纷。本案原告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对承包土地享有合法使用权,权属非常明确。原告现因其承包的土地被村委会发包给其他村民承包而起诉村委会,要求其返还承包经营的土地,系因土地承包经营权发生的纠纷,原告黄裕昌和被告村委会是该土地承包合同的平等民事主体。因此,原告起诉认为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被侵犯,应属民事诉讼受案范围的理由是成立的。当事人在此情况下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5]6号)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就已作出了明确规定。
综上分析,本案是农业承包合同纠纷,而非土地使用权纠纷,因此,应当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二审法院的处理符合法律规定。至于本案在受理后如何在实体上进行处理,则是另外一个概念,故笔者在此不予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