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参 地方官员和平积习严重[五篇模版]

第一篇：总参 地方官员和平积习严重

总参

地方官员和平积习严重

除了军港、军用机场以及相应军事活动等与经济建设的矛盾外，困扰军事设施保护工作的主要有三大问题：核心要害军事设施安全环境恶化；军用无线电设施面临“失聪”“致盲”危险；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设施安全环境堪忧。

据介绍，解放军的重要指挥工程、导弹阵地、舰艇基地等核心要害军事设施，直接关系国家战略指挥稳定、战略力量安全和战略威慑有效，但其周边安全环境却在日趋恶化。在北京某重要军事禁区，每当组织重大军事活动时，周边不明人员增多，还多次发现外国人抵近禁区的情况。

我军的雷达、技侦、通信、导航等军用无线电设施，对电磁环境有着严格要求。随着军地用频和建设矛盾日益突出，有些地方在军用电磁环境保护范围内建设无线电台站和高大建筑，降低了军用装备的使用效能，直接影响部队完成战备训练任务。

同样是在北京，某通信枢纽天线场区陆续建起数十家企业、果园、菜园和大量出租房，这些违章建筑将天线场分割侵占，天线设施遭破坏受损达40余次，使用效能大大降低，安全保密隐患极大。

解放军在广西北海的一个雷达站，控测方向被越来越多的高层建筑遮蔽，探测距离由400公里缩短至100余公里，使用效能丧失约60%。

上海的一个地空导弹雷达，因商务楼、高压线路遮挡，预警跟踪距离由100公里缩短为20公里，导弹阵地作战使用效能基本丧失。

重要国防军工单位也存在类似问题，安全防护空间越来越小。特别是一些涉及国家核心秘密的战略武器研制单位，周边高层建筑、涉外项目大量增加，间谍窃密活动猖獗。

总参有关部门分析认为，产生上述问题，主要原因之一是和平积习严重。部分地方官员习惯于“和平建设”，认为仗打不起来，军事设施浪费资源、阻碍发展，安排建设项目不考虑军事设施保护需要，对保护工作不重视、不作为。也有个别军事设施管理单位“打仗”意识不够强，保护措施不力。

我国已经建立起军事设施保护军地共管机制和一系列工作制度，但相关的法律规定过于原则，缺少刚性规范，其执行力相对疲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级领导的主观意志。

马翼飞局长说，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矛盾不可避免，需要按照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原则，加强军地协调。但是，确保军事设施安全关乎国家利益，不能侵犯。

美军军事基地：一年开放一天参观

（美军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

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美军曾经一度在全球拥有超过5000个军事基地，在冷战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军事战略的调整以及驻在国人民的反对，美军事基地的数量大大减少。据新华社2014年报道，美军目前的军事基地数目大约有800个左右，分布于本土和全球各大重要军事战略要地。

美国本土的军事基地地理坐标都是对外公开的，并且大部分美军基地都有每年一天的“对外开放日”，一些不太重要的军事设施甚至可以随便出入。不过，即便是对外开放，也只是在基地内部军事人员的允许范围内参观，在空军基地欣赏飞机的起降则需要在远离跑道3英里（大约4.8公里）的距离才可以。

在互联网上，可以查阅美军基地的资料更多，你甚至可以查到哪条军舰上今天来了几个新兵以及他们的身份。一份罗列了美国海军全部现役军舰的简况的宣传单，会在各种民用游艇上发放。

“911”之后，军事基地成为恐怖分子袭击的重要目标，美军也逐步加强了对军事基地的管控，甚至连基地内部的“擦枪走火”也会进行严格的闭门调查。2014年8月25日，一名持枪女兵在李堡军事基地指挥部办公室朝自己开枪自杀身亡，就造成该军事基地短暂关闭，随后进行了大批的安保人员调整。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人民网、新华网、中国新闻网）

本期军事猜猜看：提示一：她年轻貌美，对艺术很着迷；提示二：曾长期居住在美国；提示三：凭借个人特殊魅力令一位名人魂牵梦萦；提示四：功成身退后被迫隐居；提示五：E=MC2猜猜这是谁，答案下期揭晓。

上期军事猜猜看：提示一：年轻时当过童工，也被日军抓为劳工；提示二：29岁才加入八路军；提示三：曾一人威逼400敌人投降；提示四：创造多次深入匪巢以少胜多的范例；提示五：在追击郑三炮时逝世；提示六，跟近期热映电影有关。

上期答案揭晓：杨子荣（1917-1947）原名杨宗贵，1945年参加八路军，历任战士、班长、团侦察排长等职。参军只有一年多时间。从1946年2月进驻海林剿匪，他参加大小战斗上百次，多次立功受奖，并被评为“侦察英雄”、“战斗模范”。1947年，一举将“座山雕”及其联络部长刘兆成、秘书官李义堂等25个土匪全部活捉，创造了深入匪巢以少胜多的战斗范例。在继续追剿丁焕章、郑三炮等匪首的战斗中英勇牺牲，时年仅30岁。

第二篇：对官员的处理有没有严重违规

提拔过程没有严重违规

调查结果称，经有关部门调查，“没有发现人为操作、弄虚作假及其他严重违规问题”，但在提拔徐韬为湘潭市岳塘区建设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过程中，岳塘区委组织部只进行了谈话推荐，没有进行会议推荐，没有就破格提拔事项向上级组织部门报告；在运用郴州公开选拔的考试成绩和考察成果提名其为湘潭县副县长人选过程中，湘潭市委组织部未严格履行推荐和考察程序。

基于上述调查结论，湖南分别作出以下处理：对湘潭市粮食局副局长、时任岳塘区委组织部部长郭春凯给予诫勉谈话；对湘潭市岳塘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时任岳塘区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肖国元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对湘潭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彭雁峰，湘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时任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徐亚健进行批评教育；对湘潭市委组织部干部一科科长陈柱、副科长戴旺给予诫勉谈话。

第三篇：一些地方公车改革变味 官员每年

一些地方公车改革变味 官员每年“车补”达七、八万

时间：2013-12-08 14:03 来源： 新华网 作者：南辰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对党政机关经费管理、国内差旅、公务接待等方面作出规范。取消一般公务用车，保留必要的执法执勤、机要通信、应急和特种专业技术用车及按规定配备的其他车辆。新华社发商海春作

公车改革需要“临门一脚”精神

中共中央、国务院前不久印发《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其中涉及公务用车的重大改革举措包括“取消一般公务用车”“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不得以车改补贴的名义变相发放福利”“取消的一般公务用车，采取公开招标、拍卖等方式公开处置”等。记者认为，这意味着“史上最严格”公车改革终于要启动触及利益的“临门一脚”，改革效果值得期待。

应当看到，此次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实际上是依法搭建了公车改革的顶层设计。《条例》的下发，首先有助于克服各地公车改革多年来依靠行政命令“摸着石头过河”的弊病。从顶层设计的高度，以更科学的法规制定带来的长期强制执行效力为公车改革强有力地定调、护航。例如，《条例》指出“坚持社会化、市场化方向，改革公务用车制度，合理有效配置公务用车资源，创新公务交通分类提供方式，保障公务出行，降低行政成本，建立符合国情的新型公务用车制度”，为中国公车改革下一步如何深化、往何处去勾勒出蓝图。

此外，《条例》规定“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不得以车改补贴的名义变相发放福利”也是非常有针对性的一招。回顾近些年各地公车改革进行的摸索和试点，不乏“阳奉阴违”“扭曲变味”的反面典型：例如，一些地方曾经把公车改革弄成赤裸裸的“分钱”，区委书记、区长每年“车补”居然高达七、八万元。消息被曝光后，这种背离公车改革初衷，排排坐分果果式的“车改”被果断叫停。至于如何在执行过程中体现“适度”，记者认为离不开几个参考系数：一是参考公车改革控制行政支出的总体数字目标；二是参考当地综合交通出行成本水平；三是参考当地困难群众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也就说辩证考量“适度”二字，既不能演变成“土豪”式福利，也不能变成一个公务员的车补等于数十份当地“低保”的怪事。

《条例》指出，改革公务用车实物配给方式，取消一般公务用车”，“取消的一般公务用车，采取公开招标、拍卖等方式公开处置”。记者认为，取消一般公务用车，体现出“史上最严格”公车改革是动真格的。在落实的过程中，要尤其注意相关信息的公开，让整个过程公开、公正、透明。例如，各级部门应当向社会明示需要取消、拍卖的一般公务用车数量。而且相关部门应当阶段性公布全国取消一般公务用车的进度数据。各级监督部门应当严格监督，避免一般公务用车拍卖出白菜价、萝卜价给国有资产造成流失。对于北京等购买二手车也需要指标的地方，应当考虑能否参考法院拍卖车辆特殊对待，避免因为指标问题在拍卖中给国有资产造成损失。

《条例》指出，“公务用车实行政府集中采购，应当选用国产汽车，优先选用新能源汽车”，这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是重大利好。在雾霾重重的大环境下，公务车优先选用新能源汽车是应有之意。同时，可以借助公车新能源汽车的使用，在充电桩等基础设施的布网上大力推进，让新增公务用车尽快变成零排放的绿色车辆。

《条例》指出，“公务用车保险、维修、加油等实行政府采购，降低运行成本”。记者认为，这些有针对性的条款对此前，媒体报道有地方曝出一辆公车一年换40个轮胎，4S店出售的高档奢饰品也可以开维修保养的发票等顽疾可以起到监督作用，但需要在执行中严格落实，杜绝一再变通和下不为例。

应当看到，与公车改革一样，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越来越多的民生重点改革的深化都“挂上弦”了，杜绝拖泥带水，不再瞻前顾后。其实，中国改革的全面深化正是由方方面面的细分改革的深化汇聚成的，面对人民对改革深化的期待，急需公车改革这种果断的“临门一脚”精神。(记者南辰)

人大代表：公车改革最大的阻力在单位部门的领导

时间：2013-11-27 16:17 来源： 羊城晚报 作者：尹安学

“终于要在全国推广车改了，我很兴奋。”26日下午，《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公布已近一天(详见本报昨日报道)，连续10年提公车改革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叶青，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仍然很激动，他说，中央推进车改的力度，比他预想的要大很多。

叶青分析，这次中央的规定很明确，副省级以下干部没有专车了，“之前杭州就是这么做的，一句话，上下班交通问题你自己解决！”

最大阻力在领导

羊城晚报：中央出台的关于公车改革的新规定，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叶青：中央规定，取消一般公务用车，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这实际上是将副省级以下干部的专车全部取消了，不仅取消了专车，搞车改的“车补”也要“适度”，这次改革力度太大了，我估计公车数量会大幅消减。

羊城晚报：你怎么理解“一般公务用车”？

叶青：在公车中，除了专车就是一般公务用车，而中央规定，要取消一般公务用车。不过，中央也规定，会“保留必要的执法执勤、机要通信、应急和特种专业技术用车及按规定配备的其他车辆”，除了特殊用途的车之外，其中有“机要通信”的提法，我估计一个单位可能有一两辆车会被保留下来。我想经过这次改革，省部级以下单位、部门，不再养车队，在市内办事一般都要自己解决。

羊城晚报：你觉得公车改革最大的阻力在哪里？

叶青：车改后一般会搞车补，普通干部欢迎，因为他们之前没有享受专车福利，现在还能变相涨工资，当然高兴。车改的主要阻力在单位、部门的领导，因为他们习惯坐专车了，习惯公车私用，一下子不用公家东西，不习惯。

支出短期或增加

羊城晚报：一些地方车改后，财政支出不降反升，你怎么看？

叶青：车改后，财政支出增加，是客观事实，不应该回避，这主要是以前公车主要是领导享受，现在车改了，按人头，每人都有车补，费用必然增加。我觉得，一方面，我们要规范车补标准，不能随意发；另一方面，也要客观看，车改是大方向，必须改，改革后财政支出增加了，也是改革的阵痛，应该忍受，再过10年看，很多人对车改评价肯定会很高。

羊城晚报：取消一般公务用车，必然涉及司机安置，你有何建议？

叶青：我建议，对正式工安排转岗，对合同工在到期后不再续签，对部分司机可以采取买断工龄等办法。(记者尹安学)

湖南岳阳公车改革：难说改革的改革

时间：2013-12-09 14:28 来源： 齐鲁晚报 作者：朱洪蕾

公车消费一直是我国“三公”消费的重头戏。

2011年，中央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用当年财政拨款开支的“三公”经费支出合计93.64亿元，其中车辆购置及运行费59.15亿元，占“三公”经费总数的六成以上，是公务接待费的四倍。

自1994年以来，已有十多个省份陆续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公车改革试点。在长达20年的公车改革历程中，湖南岳阳的改革似乎是这些改革的缩影——

拍卖公务用车，发放车补，给公务用车装上北斗车载终端，张贴公务车标识，常见于其他试点地区的这些举措，在这里一一呈现。不过，这些举措对“公车腐败”到底能起到多大制约作用，仍需观察，至少，在过去20年各地的试点中效果不容乐观。

近日，《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的印发，对党政机关公务接待、公务用车等方面作出全面规范，其中最抓人眼球的就是“取消一般公务用车”。对于消费公帑最多的公车消费，刮骨疗伤也许真的来了。

岳阳进行的公车改革虽然“全面”，但在一直致力于推动公车改革的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看来“还不够彻底”，甚至不应该叫“改革”。

“90%的车都应该卖掉”

“做得已经很好了，有制度管着，没见过公车私用。”王师傅是岳阳市的一名公车司机，在财政局开车已经四五年了，在他看来，目前的公车使用还是非常规范的。

出车前，王师傅会接到办公室电话，确保公车是因为公事出去。如果需离开市区，则必须由分管办公室的局领导签字，否则，王师傅可以拒绝用车人的要求。

加油也有限定。每周一，王师傅都会和办公室一位副主任去加油站给公车加油。周四，如果公车的油不够后面几天用的，会再加一次。一起去加油的办公室副主任把加了多少油、跑了多少公里都记录在专门的本子上，防止出现虚报。

周末两天，除了一辆用来值班的公车外，单位所有的公车都被封存，停放在指定位置。

王师傅说，送单位相关人员外出开会，他把人送到地点后会直接开车回财政局，而不是在外面等着会议结束，“其他人也许会用车，单位不允许等。”

会议结束的时候，如果公车闲着，王师傅会再回去接人，如果没空，开会的人员就只能自己想办法回单位。一次，一位科长开完会，自己打车回单位，这位科长回来后告诉王师傅，打车花了十几元，还好不多，懒得去报销了。

去年开始，岳阳市20家市直单位推行公务用车改革，多家单位把公务用车卖了不少，甚至有两家单位把车都卖完了，一些司机没有编制，被解聘了。

这些单位卖车，是根据岳阳市下发的《关于市直单位公务用车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性意见》，对于各单位的非保留车辆统一交给岳阳市财政局进行拍卖或报废，所得返还原属单位，用于补贴“车改公务交通费”，其额度依级别而定，正处实职干部每人每月不超过2600元，司机进行分流或者解聘。

对于岳阳市20家市直单位拍卖公务用车，一直致力于推动公车改革的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表示认可，“应该拍卖，‘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出来后，更应该这样。”不过，在叶青看来，岳阳市做得还不够彻底，“90%的车都应该卖掉。”

现在，王师傅的公车上多了两样东西：一样是岳阳市统一安装的北斗车载终端，通过电脑，能随时监控公车动向；还有一样是贴在右前方挡风玻璃上的“公车标识”，上面印有岳阳市纪委的监督电话。多了这两样东西后，不管是内部监督还是外部监督都更容易。

一个部门省了十几万

岳阳市公车改革，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节省公务开支。

2013年7月16日，岳阳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公务越野车拍卖，25台越野车拍卖成功22台，成交金额546万元。10月17日，岳阳市公务越野车竞拍，共有市直49家单位的49台越野车参与拍卖。此次拍卖成交车辆为40台，成交车辆的评估价617.8万元。

财务报表显示，车改之前，岳阳市长江修防处公务用车支出为57万元，车改后缩减为42万元；岳阳日报社车改前公务用车支出为62.2万元，车改后缩减为49.8万元。

2012年，岳阳市在市科技局等20家市直单位中推行公务用车改革，实际参与的有16家。到目前为止，岳阳市市直单位一共拥有公车1600多辆，王师傅所在的财政局有十几辆。

公车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车改期间，还是有一部分政府机关公务人员私心作祟，顶风作案。

岳阳市越野车进行统一处置后，湘阴县政府还存在一台超标越野车，后被收缴；而在平江县交通局，则有一辆侵占的下属湘东路桥建筑有限公司的越野车，后被责令退回企业。

此外，岳阳市容环境卫生收费管理所罗某公车私用遭举报，罗某被停工一个月，补缴油费100元，行政记过处分。

岳阳市纪委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今年已经查处了五起公车私用案件，其中一起司机是酒后驾车，影响恶劣，已被开除。

内外监督

在岳阳市纪委的强力推行下，从2013年9月初开始，全市范围的公车陆续安装北斗车载终端，到11月底，全市4000多辆公车已经基本安装完成。这一系统得到了强力推崇，被认为可以实现对公车的实时监控，相比较人的监督，更为全面、准确。

在公务车上安装北斗车载监控管理系统也被视作岳阳市车改的内容之一。财政局一位工作人员估算，每台安装费150元，第一年免服务费，这样的话，全市4000多辆公务用车第一年的成本为60多万元。从第二年开始，每台车每月收取80元的服务费。安装北斗系统后能够加强对公车的监控，按每台车每年可以减少0.5万元运行经费来计算，4000多台车每年可节约经费2000万元以上。

在国信军创(岳阳)六九零六科技有限公司北斗运营中心，工程师黄杰演示了如何对岳阳市的公车进行监控。

“图标位置代表车辆所在位置，图标箭头表示车辆行驶方向，图标颜色代表车辆不同的行驶状态。蓝色表示车辆正在行驶中，绿色表示车辆处于停车而未熄火状态，红色图标表示车辆曾经发出过警报，灰色图标表示车辆已经熄火，不管点哪种图标，都可以查看车辆的信息。”在运营中心大屏幕上，黄杰点开一辆车的图标介绍，“可以通过点击图标，查到车辆的录入信息，包括车牌号、车型、车辆所属单位、车辆管理人(车主)及司机的姓名和联系电话。如果需要跟司机联系的话，司机也能通过‘一键通话按钮’直接与中心通话。”

黄杰向记者介绍说，系统平台可以查看所有车辆的详细定位数据、此前的运行轨迹，还能看车辆每天的里程统计、去过哪、跑了多少公里。历史记录可以保存一年，如果认为哪辆车有问题，其间纪委可以随时检查。“比如一辆车只允许在岳阳市区内行驶，如果汽车开出了市区，系统会报警提醒；还有就是禁止驶入的区域，如果车辆违规进入，一方面可以通过系统平台进行自动语音播报，还可以联系车辆管理人员，后期通过行政措施进行处分。”

这一系统平台还可以管理各单位节假日用车，是否使用的情况能清晰地在屏幕上显示。“如果司机想要强行拆除设备的话，设备将会自动报警，屏幕上也会显示。”

相较于很难看到的北斗系统，公车前挡风玻璃右侧张贴的公务用车标识更让岳阳市民认可。“有些车看上去像公车，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了这个标识就好认了，能监督他们。”一位市民表示。

在岳阳市纪委，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展示了要求所有公车张贴的标识，标识正面印着“岳阳市公务用车”字样和监督电话“0730-8889295”，反面则印有“公务用车八不准”。

这位工作人员介绍，2013年11月7日，岳阳市发布《关于做好公务用车统一标识张贴工作的通知》，要求整个岳阳市的公车都必须在公车前挡风玻璃右上侧张贴下发的公务用车统一标识，并于2013年11月18日前完成。

为了保证标识能够被社会监督，“通知”中明确规定，发放的标识必须张贴在指定的位置，而且每辆车只发放一张，这就限制了一些司机将标识撕下来，之后再贴上的情况。

“上面没同意”的 公车专用牌

安装公务车北斗车载监控管理系统之后，岳阳市公车使用率明显下降，在北斗运营中心，记者注意到，大屏幕上方显示：在线：1014(25%)，这是岳阳公车的运行数据。“在线率确实不高，4000多辆车里就1000辆左右在跑，别的车应该是没有执行公务，都停在单位。”

这一系统虽然已经装好，但并没有把公车纳入真正全面的监督中。“已经在岳阳市纪委安装了客户端，但是他们还不太会用，还得进行培训。如果需要查询公车的情况，纪委的人都是到这边来。”黄杰介绍。在岳阳市纪委，一位工作人员表示，要查车辆使用情况的话，得去北斗运营中心查看。

被认为能够监管公车的标识也遭到了市民的吐槽：“标识太小了，真难找。”在一辆贴着各种标识的公车上，记者注意到，岳阳市公务用车标识是很不起眼的一个，标识边恰好贴着“强制保险标志2014”的同为蓝底白字的椭圆形标识，公车标识小了好几圈，很容易被忽视。

虽然纪委要求一定要贴公车标识，并通知会进行检查，但是还有一些人并不太想在车上贴标识，纪委一位工作人员介绍，每辆车只发了一个标识，有些司机却将标识弄坏了，目前已经有一些司机到纪委来，希望能再拿一个。

事实上，与别的地方在公车上喷涂公车标识相比，纸质标识还有一个隐患，那就是容易被仿造，岳阳公务用车标识并没有专门的防伪措施，只是一张纸片而已。对于想要公车私用的人来说，仿造公车标识并不是什么难事，随时可以撕下来，再贴一张新的上去。

“这个公车标识意义不大，老百姓看不清楚。”叶青也对岳阳市公车标识很不满意，他认为，能真正落实监督的方法应该是“两个方法：装北斗，装专用的车牌。这样，老百姓看得见，内部也看得见”。

叶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岳阳的公车改革不应该叫做改革，而应叫加强管理。“我们说的改革是指跟现在的制度不一样，真正的公车改革，首先要取消一般公务用车，应该都卖掉，然后再在剩下的车上安装北斗系统，实现内部监督，相较于装上北斗之后再卖车，还能节约成本。在车外部喷涂公务用车标识或者是采用专门的车牌，这样更便于外部监督。卖车的钱可以用来作为公车补贴，不过要对这笔钱加强监督，避免产生新的腐败。”

叶青表示，一些乡镇部门的一把手都没有资格用车，按规定，他们没有资格坐车，都应该卖掉。

为了加强对公车的监督，岳阳市在2012年曾经向公安交警部门提出，希望在全市所有公务用车上使用“湘FG”字母开头的车牌号。“F”代表岳阳，“G”代表政府，易于民众识别和监督。可惜的是，到现在为止，“湘FG”开头的车牌号都没有被批下来，纪委一位工作人员称“上面没同意”。(深度记者朱洪蕾实习生张冠楠张菁菁).中国青年报：不省钱的公车改革是伪改革

时间：2013-11-27 11:08 来源： 中国青年报 作者：舒圣祥

公车改革改了近二十年，“车轮上的浪费”依旧是“三公经费”中的大头。在严格限制公车使用、提高公车使用成本的背景下，改变公车泛滥的现实，既是必需的以身作则，也是公众的迫切愿望。“取消一般公务用车”的规定，给停滞不前的公车改革挂上了挡，只待踩油门加速前行。

《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依然保留了省部级以上的官员专车，这和自1994年《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以来的相关文件一脉相承，同时也是地方性车改的普遍做法，让车改更具可行性。出于公共服务的需要，《条例》还保留了必要的执法执勤、机要通信、应急和特种专业技术用车及按规定配备的其他车辆。除去这两类车辆，其他一切皆在取消之列，一般意义上的公车即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堪称“革了公车的命”。

在相当程度上，《条例》中涉及公车改革的内容，与之前备受关注的杭州车改方案很相似。根据杭州车改的经验，“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必然会成为最受关注的内容。《条例》规定“不得以车改补贴的名义变相发放福利”，这一条应该得到严格落实，不然，就有可能像一些地方此前的车改一样，虽然取消了一般公务用车，却增加了动辄几倍于当地平均工资的公车补贴，让车改变成了一种变相福利。对此，显然需要有专门的细致规定来严格约束。

各地进行车改时，公车补贴一般是按级别来发放，这其实并不合理。决定公车补贴多寡，应根据部门和岗位的性质，如果基层岗位用车明显比领导岗位更多，则基层公务员的公车补贴就应多于领导。此外，公车补贴应该禁止货币化发放，规定公务出行卡不得提现，只能用于乘坐公交车、打的、加油等交通事务支出；而且，非工作时间应禁止刷卡，特殊情况先自掏腰包，作出充分说明后再报销。一定级别以上官员，公务出行卡每月使用的详细记录，应在固定网站公开并接受监督。

取消一般公务用车，是公车改革迈出的实质一步。我们期待公车改革能被严格落实，而不至于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公车改革必须能给纳税人真正省钱，而不能取消一般公务用车之后，公车补贴所花的钱反而更多——是否减少“三公经费”，是评价公车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公车改革之难，从来不是难在具体的改革方式与途径，而是难在改革建立在“确保既得利益不受影响”的前提之下。不能省钱的公车改革是伪改革，真正的公车改革必须让既得利益者“伤筋动骨”。舒圣祥

广东省级层面公车改革正研究完善

时间：2013-11-27 11:07 来源： 南方日报 作者：赵杨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指出，坚持社会化、市场化方向改革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公务用车实物配给方式，取消一般公务用车。《条例》势必将推动全国展开新一轮公车改革。

南方日报调查发现，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公车改革已经持续推进了20年，经历了从基层自发改革到货币化改革再到多元化改革三个阶段，积累了丰富经验，为下一步全面开展公车改革提供了有益借鉴。

记者昨日从广东省纪委获悉，目前广东省车改办在省公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正在对省级层面的公车改革指导意见和方案作进一步修改完善和征求意见。

基层自发改革

取消或减少公车

改发交通或购车补贴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仿照前苏联的做法按照领导干部的级别配备公车。当时公车滥用、私用的现象并不突出。但是改革以后随着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及地方自主管理权限的提升，涉及公车泛滥的各种问题频发，导致行政成本不断攀升，使得公车管理和改革问题引起了基层公共部门决策者的注意。”长期研究广东公车改革问题的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院长倪星教授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在此背景下，广东省的公车改革实践领全国风气之先，从1993年沙田镇的改革算起，至今已持续了20年。

最早一批发动改革的单位不是基层单位就是事业或者国企单位。在没有上级和其他外部直接压力的情况下，它们自发性地尝试进行车改。主要的做法是取消或减少单位公车数量，通过发放交通津贴或购车补贴来补偿单位员工。代表性的单位包括东莞沙田镇、深圳特区报社、珠海格力集团等。

东莞市沙田镇是目前记载的广东省公车改革的第一个“探路者”。该镇原有14辆公车，自1993年起，该镇为减轻财政负担，取消了领导干部公务用车，改为每年发放一定的交通补贴。据称这一改革使得该镇机关每年交通费用从84万元减少至38万元，经济效益可观。深圳特区报社为了解决业务发展与公车不足的矛盾，从1996年起给业务骨干发放一次性购车补贴，鼓励私人买车用于公务，以期在节约单位购车养车费用的同时，也能促进业务发展。珠海格力集团从1997年开始，在集团总部和下属大、中型企业领导干部中实行“自备工作用车，发放交通补贴”的改革。

随后，深圳、东莞、珠海、中山、佛山和广州等地的一些基层单位也进行了公车改革。

货币化改革

改革进入地市级

据级别定车补标准

此后，广东公车改革驶入了快车道，迅速扩散到珠三角地区的多个地市。各地政府改革均以货币化补贴模式为主。2003年广东省纪委、省监察厅出台了《关于积极稳妥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对公务用车实行市场化、社会化、货币化改革，取消或减少公务用车，改为发放交通补贴，公务交通问题通过个人自购交通工具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等方式解决”。

专家观点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院长倪星

可试货币补贴与公务用车卡组合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院长倪星表示，相比全国其他省市，广东公车改革具有起步早、持续时间长、扩散地域广、发展更充分的特点，显示出自下而上，从基层破冰到地市扩散再到全省谋划的持续发展趋势，堪称是近年来中国地方廉政改革的样本和缩影。尽管公车改革依然仅仅局限在珠三角的部分地市、部分政府层级和部分公务员群体中，但公车改革市场化、货币化的方向为全国的公车改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不过，倪星也表示，“取消一般公务用车”后，如何发放补贴？发多少补贴这一系列问题考验着政府的智慧。为了防止“肥私”，他建议建立更加精细化的管理模式，比如统计一下各部门近年来的用车量以及各个岗位的用车情况，然后根据具体情况划分补贴金额。同时，他“建议制定一个折中方案：对公务员进行少部分交通补贴，然后为他们发放一定金额的专用于加油、修车、坐公车的公务卡，让补贴真正地用到公务之中。

“这就为各地试水公车改革创造出了既具有允许鼓励性又要求渐进平稳性的制度环境，且明确了货币化改革的总体方向。”倪星说。

记者通过惠州市相关部门负责人了解到，2004年6月2日，惠州公车改革率先启动，分三批进行改革。他们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制定了最高正处级每人每月2300元的标准。2011年初，惠州启动了第五批次的公车改革，对象是惠州市公安政法单位3000余人700多辆车。

佛山在南海区进行车改试点后于2004年7月1日在全市顺德、高明等五个区进行了货币化模式的改革，将补贴标准细分为最高(副处级领导职务)每月2700元到最低(技工、普工)每月200元共11个档次。据车改后第一年的统计，各区的财政节约率约在16%-32%之间。

中山于2004年8月启动了主要针对市直机关的公车改革，当年包括市直行政机关和参照依照公务员管理的市直事业单位等139个单位参加了车改，但不包括市公检法机关和一般事业单位。车改后该市每年可节约财政资金2200万元。

“东莞2005年已完成车改，最近两年至少为财政节省了6000万！”时任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在2011年广东省两会上说。据了解，东莞于2004年11月份开始进行市直单位车改。

珠海于2005年4月实施公务用车改革试行方案，分期分批在市、区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开展公车改革，暂不包括公检法机关、城市管理执法局等。车改后取消财政供养车辆1117辆，车改后财政支付费用与车改前持平，遏制了交通经费的逐年增长趋势。

“这些改革具有很多共同的特征，它们造就了广东公车改革的基本模式。”倪星说。

多元改革模式汽车加装GPS+RFID车载电子监控

盘点发现，大约2008年以后，广东公车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除了原已改革的地市沿袭着既定路线拓展货币化补贴的单位范围外，其他地市几乎没有再进行统一的货币化改革，而是探索了其他类型的车改模式。比如2010年，广州市黄埔区、市财政局、市城管执法局三单位试点GPS+RFID车载电子监控系统，通过GPS全球定位系统和射频识别等技术监控措施控制公车使用。2011年8月至9月，广州全市各级党政机关、参公事业单位车辆安装北斗车载终端设备，应用公务用车使用管理信息系统。据称，每台车安装定位系统后可节省7000元左右费用，据广州市公车1万辆保有量来计算，每年可节约7000万元的开支。

广东还认真研究了省级层面的公车改革。2011年3月，广东成立了省公车改革领导小组，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已起草了《关于全面推进我省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意见》和《广东省公务用车改革实施方案》。记者昨日从广东省纪委获悉，目前广东省车改办在省公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正在对公车改革指导意见和方案作进一步修改完善和征求意见。(南方日报记者赵杨)

评论：要公车改革顺利推进需追本溯源

时间：2013-11-28 15:27 来源： 成都商报 作者：朱四倍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其中规定，国家推进社会化、市场化公务用车制度，将取消一般公务用车，普通公务出行实行社会化提供，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

公车改革是社会舆论持续关注的大课题，但多年来进展缓慢，而且一些地方的公车改革试点也出现了不少争议。因此，上述消息给了我们诸多期待。不过，从舆论的关切程度来看，还有不少工作要做。

“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的合理性是无疑的，但这种合理性如何取得民众的支持与拥护却是另外一个问题，并且靠什么做到交通补贴的适度而非“过度”，更是一个必须直面的问题。尽管有“不得以车改补贴的名义变相发放福利”的规定，但在公车改革牵涉众多利益纠葛的当下，不厘清“适度补贴”和“福利”的边界，恐怕补贴就难以取得正当性、合理性与合法性。

所谓适度，至少有三重含义，一是不能超出民众的认可界限，二是能保证正常工作开展，三是要以社会效益而非公务员利益得失作为评判标准。此前曾有报道披露，某地车改前一年，公车费用为133万元，车改后一年发放的车贴总额为162万元。完全有理由认为，这其中就存在过度发放的问题。如果发放公车补贴的出发点是只对公务员有利无害，那么，这样的补贴就无法取得正当性与合法性，甚至成为一种变相的福利发放。

毫无疑问，改革进入深水区，将越来越困难和复杂，任何利益关系的调整都可能遭遇反弹。但是，任何改革的判断标准都应是清晰的、科学的，是可以接受大众检验和舆论评议的。任何绕开民众检验的改革，都难以得到民众支持，甚至难逃夭折的命运。“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这个“度”由谁把握，是事关此项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

进一步说，要使公车改革顺利推进，就不能只盯在公车浪费的后果上，而要追本溯源，弄明白公车制度的真正弊端在哪里，公车为什么总是成为浪费公共资金的黑洞。从买车到用车、管车的全过程中，我们还缺乏必要的权力制约，这才是公车滥用、公车腐败的根源。原本只具有方便工作和正常待遇意义的公务用车，日益成为官员福利，且公车在使用中被权力符号化，这种状况不改变，完全有可能让“适度”的补贴异化为过度的福利。

而对这个“度”的把握权，必须交给公众，并由他们去检验。(朱四倍)

第四篇：一名编余人员眼中的“和平积习”：愿书生敢仗剑,武夫能执言

一名编余人员眼中的“和平积习”：愿书生敢仗剑，武夫能

执言

提笔写下这个题目，或许有不少人便会揶揄，你不过是一名远离战争的人，还是收好那颗不安分的心吧，整天想着仗剑执言，还不如考虑考虑被“摸底”后去哪能安顿下来，这个来的更实在些。的确没有什么用，以笔者的身份和现状，为使命操心换不来银子和前途，为生活操劳才会让自己和家人更有安全感。

奈何参军入伍时的心头热血始终没有被部队磨人的生活彻底浇灭，在沙场阅兵中、在军旅片中、在朋友圈中时不时冒出来的小红点中，顽强的舔舐着我，激起的涟漪积聚成前进的波浪，心潮澎湃；内心的英雄主义情结如星火燎原，在“向我开炮”和“理解万岁”声中沸腾了战场，无数英勇无畏的青年军人浴血奋战、拼死冲杀，他们呐喊、冲锋、倒下。处于对热血的怀念和使命的不安，将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书写下来，直抒胸臆。

一、战场打赢，到底谁需要谁、谁依靠谁。现在有个现象，高学历人才不愿意留队、大学生士兵不想转士官，硕博军官不迷恋军营、青年们不崇拜英雄，年底干部转业留队已经从“留不下”变成了“留不住”，从“劝走”变成了“劝留”。形势发生如此大的变化，而我们还在用过去的思维看待问题，总想拍着脑袋从“重点人”身上找答案、从思想上找根源，试图以最简单、最直接、最省事的方式把问题解决掉，这既没有抓住根本、也解决不了问题，最后人才仍在流失。

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从军队发展依靠谁的高度来思考问题，没有想清楚究竟是人才需要军队、还是军队更需要人才；没有想清楚究竟是人才来适应军队、还是军队靠人才改变；没有想清楚这些优秀的青年来部队当兵是军队的选择、还是战争的选择。

毛主席曾说：正确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我认为，要站在培养坚定举旗人、可靠接班人、出色圆梦人的高度，发自内心的对新时代强军事业的热爱，端正对人才的根本态度，尊重他们的主体地位。只有做好了人的工作，才能使我们的事业有人来继承、发展和创造。

二、严格管理，到底能不能管出战斗力、凝聚力。管理管理,要管在理上；制度制度，要治在度中。聊天中常会听人抱怨：现在兵不好带，高学历的人才不好管，想法多、个性强。

我心中不免会问：难道过去就好管了？难道现在正规院校毕业，有着正确价值观和完整知识体系的干部，比过去那些提干的、凭着初高中文化自学成才的还难管？难道现在条件好了，比过去风餐露宿时的还难管？难道现在由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有着家国情怀的青年，比过去从白军、土匪、流寇改造过来的乌合之众还难管？

之所以管理难，是难在不会管、管偏了，强调了从严，忽视了科学。管理的基础是教育，是统一思想。部队是所大学校、大熔炉，带队伍就是要教育人、培养人、塑造人。实现这些有志青年的价值追求，实现他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这和依法从严治军出战斗力并不矛盾，反而是相互促进的。“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抢掠”、“撼山易，撼岳家军难”，戚家军纪律之严厉更是到了变态的地步，这些冷兵器时代都能达成的效果，千百年后的现代化军人却做不到了。为什么？因为只有了从严却没有依法，只管了权利却不管义务、只管了工作却不管生活、只管了任务却不管待遇、只管了使用却不管培养，依法从严治军变成了逆淘汰的狂欢，让打仗之人每日惶惶于开私家车出行和签订安全责任书之中。管理者只管不育，因为“管”比较简单直接，实施起来难度小、不用费脑筋、不需要懂业务，而“育”比较复杂艰难，是一项长期的、艰苦的、系统的工作，需要有本领、下功夫、伤脑筋，而且短期还看不到明显成果。事实上，育人比管人更重要更有效，是管长远管根本的。激活了内因，外部条件再差，管理也是顺畅的。

三、直面未来，到底是能力够了、还是弱了。

你不拥抱这个时代，这个时代也会对你紧闭大门。有的上位者感到当了十几年兵，反反复复从事的就这么几件事情，就是简单的重复、重复着简单，觉得学好一门专业只要装备不换型，管用二十年；觉得抓好部队管理，就是进门看内务、出门看队列这么简单；觉得做好自己手头的事情，不需要过多关注外面的发展，想当然的认为，这么多年都是这么干过来的，出不了问题，运气好了还会出成绩，惯性思维的问题作用在能力上面，导致我们花费巨大资源培养出来的打仗之人，在集中文印君和迎检君面前却束手无措。

能力强是相对的，能力弱是绝对的，都会因为时间、地点、任务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对于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军队，不学习就认不清形势、看不到差距、找不到问题、想不到办法，就会依然沉浸在已经成为历史的成绩当中、依然迷信已经不适应时代的经验、依然徘徊在低层次思维和旧知识体系上，这样下去，或迟或早会都被时代所抛弃，能打胜仗更是无从谈起。

四、目标荣誉，到底是当兵打仗、还是当兵打工。军队是要打仗的，打仗离不开行军。然而在长期和平环境下的我们，逐渐养成驻军安家的过日子思想，心里想着妻子孩子，嘴上说着是房子车子，怀里揣着水电卡银行卡，当兵打仗蜕变成了当兵打工。

种种现象举不胜举，说明心思和精力向实战化聚焦差距还很大，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在我们的头脑中还没有完全立起来。家庭连着战场，军人来自百姓。破除过日子思想，关键在于上级领导和组织，在于管理者。

让军人打仗有压力、训练有动力、打赢有能力，从表面上看，是要进一步加强军队职能教育和战斗作风培养，抓好经常性的训练演练、训练监察、训练考评；从根子上说，还是要切实主动作为有所担当，改善单位人文环境、切实解决后顾之忧，把“驻军安家”变为“走到哪里都是家”，让“行军打仗”成为职业军人的职业选择，真真像个“打起背包走天涯”的军人样子。

军队从八五年的“要忍耐”到“成为全社会受尊崇的职业”，几字之差却时隔了30多年，这背后是几代军人初心的薪火相传，我们有幸见证了和参与到这个伟大的新时代。诚如领袖所讲，“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自豪地讲出，我为之奋斗过的这个光荣集体，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世界一流军队。

世界一流军队呼唤一流的军事人才，一流军事人才需要荣誉感的回归和价值观的转变。虽然军人的工资一涨再涨，待遇大幅提升，但那些真正的回归和转变，用钱是买不回来的。当那一天来临，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义无反顾，都会勇于牺牲，只是希望这些义无反顾能少些无奈，这些牺牲能少些不应该，所以我仍然期待着，破除和平思想的桎梏不在会议中文件里，而在真学真打真备真练中；期待在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伟大事业中，书生敢仗剑，武夫能执言，人人尽其材。转发是一种传递，点赞是一种鼓励

第五篇：中国多地整治庸官懒政部分官员“隐性失职”严重

中国多地整治庸官懒政部分官员“隐性失职”严重 2011-04-18 10:45 来源：东北网

一些领导干部在岗不在状态,“在其位不谋其政”,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尽力。少数副职领导干部在同一岗位同一职务上从“青春期”干到“更年期”,思想上产生了惰性、工作上产生了惯性 竞争“短缺”问责“短路”考评“短腿”滋生庸官懒官 干部考核与提拔挂钩是治理庸官懒政的有效方法

继贪官之后,庸官、懒官、散漫官,近日来成为众矢之的,全国各地相继出台办法剑指庸官懒政。“庸官懒政是我国的一个吏治难题。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大治懒治庸力度,着力解决干部管理不严问题‟,全国一些地区进行了有意义地探索。有些举措对治理干部队伍中的庸懒现象产生了较好效果,但其治理的对象主要是一般干部,解决的问题也主要集中于„显性问题‟,对领导干部中的„隐性失职‟问题鲜有触及。”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党建研究室主任周湘智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制度建设解决“庸”“懒”好处多

“被诫勉谈话或受到通报批评的,当年不得参加评优评先,一年内不得提拔使用。”近日,《武汉市开展“责任风暴”、“治庸计划”的暂行办法》正式出台。

根据暂行办法的规定,将解决好职能交叉重叠、责任不清、事权分离、多头管理和管理真空的问题。同时,武汉市将优化指标体系设置,分层分类建立考评指标体系,将责任落实到岗到人。

此外,暂行办法还规定,将通过组织集中检查、明察暗访、日常考核、民主评议和群众举报等形式,实现监督检查的经常化和制度化。

上述办法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追捧。为此,武汉当地还开通了“治庸”投诉热线,接受群众电话举报投诉庸官、懒官和散漫官。据报道,这部热线电话自4月11日开通后,3天内就接到了市民的投诉举报600余件次。

除了武汉外,全国多地都对庸官懒政采取了高压态势。

据公开资料显示,从2010年8月开始至当年11月底,山西省连续9次开展“整肃工作纪律、狠刹不良风气”专项检查行动。在此次专项检查行动中,一批“享乐官员”因上班期间“吃喝玩乐”被查处；一批“权力寻租官员”因“吃拿卡要”被追责。据统计,山西省共有421名官员被处分,30名官员被摘“乌纱帽”。

而湖南省此前出台的《关于影响机关效能和损害经济发展环境行为处理办法》,则对需要问责的行为及处理方式,作了十分具体详尽的规定。具体包括,“对企业和群众的投诉、检举等无故不予受理或拖延的,对强买强卖、敲诈勒索、偷盗等行为不制止、不查处或查处不力的……都应当处理”。

“上述规定或办法受到好评,说明了社会各界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积极履行职责有一个期盼,对庸官懒政和不作为的行为也有一定的抱怨,一旦政府部门动真格地拿出一定的办法来治理这个问题,来促使各级政府机关积极履行职责,严格依法行政,群众当然是欢迎的,也是期待的。”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对《法制日报》记者说。

马怀德进一步分析说,通过制度建设来解决庸官懒政现象的好处就在于,“面对群众的一些要求或是社会责任,行政机关有时会发生一些不作为,导致社会秩序混乱、群众权益受到侵害，也会影响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如何能够保证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维护公共利益,是长期以来行政管理要面临和解决的一个问题。但是,以前通常的做法是发生了不作为行为后,群众可以申请附议,提起诉讼,这种事后监督成本比较高,往往也很难举证,很难打赢这种官司。而事先监督检查的权力又不在群众手里,而是在政府部门机关内部,所以说政府部门内部通过规章制度形成这样一种监督机制,督促工作人员积极履行职责,这等于是抓到当前行政管理的一个症结、一个病根”。...全文>>(来源：东北网)28条相同新闻>> 部分官员“隐性失职”严重

据了解,各地积极整治庸官懒政的背后有着深刻的背景以及所面临的严峻形势。

周湘智告诉《法制日报》记者,近年来,庸官懒政问题逐渐成为我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一个突出矛盾。一些领导干部在岗不在状态,“在其位不谋其政”,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尽力,“领导召见不献一计,同级会商不见一词,下属请示不发一令”；一些人“混”字当头,无所用心、无所作为；一些干部办事拖拉、工作推诿、纪律涣散、追求安逸,集中表现为“心懒、嘴懒、手懒、身懒”。

对于上述庸官、懒官,一些群众将其概括为“平平安安占位子,忙忙碌碌装样子,疲疲塌塌混日子,年年都是老样子”,并将这些人形容为干部队伍中“占着位子不干事,拿着工资不出力”的“南郭先生”、“山寨领导”。

“特别是一些单位的极少数副职领导干部认为自己‘上有一把手,下有帮手’,‘站着不长,绊倒不响’,存在满于现状、贪图安逸、作风漂浮、得过且过的现象,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保守主义、生活上的享乐主义、工作上的形式主义。同时,副职领导干部‘一纸文件定终身’的现象也很普遍,不少副职领导干部在同一岗位、同一职务上一呆就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从‘青春期’干到‘更年期’,思想上产生了惰性,工作上产生了惯性,给部门工作的顺利开展与政府部门形象的有效塑造带来不利的影响。”周湘智说。

而对于庸官懒政不断滋长的原因,周湘智认为主要有三大原因。

“首先是竞争‘短缺’,动力不足。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方式缺乏民主性和科学性,尚未形成竞争择优的管理机制,特别是未能真正做到干部能上能下。”周湘智说,第二个原因是问责“短路”,压力不大。现有制度对于那些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得过且过的“隐性失职”行为,尚未实行有效问责制度。

周湘智说,第三个原因在于考评“短腿”,活力不强。庸官之所以能混,懒官之所以能撑,跟目前比较模糊的考核方法不无关系。现行的干部考核往往体现在年终的本人述职上。一个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只要不做太出格的事情,往往很容易通过群众和组织的测评和考核。同时,公众对领导干部的任命、升迁乃至考核、评价缺乏实质性的权力,甚至投诉无门,使那些没有“硬伤”的干部没有压力、没有敬畏之心、没有危机感。

治理庸官需与干部提拔挂钩

在仔细对一些地方的治庸样本进行了考察之后,周湘智认为,湖南省平江县的作法较有代表性。

据介绍,平江县在全县40个县直单位实施了名为“差额竞职”的系列改革措施,其具体做法包括:班子副职全员参与竞职考验。平江县在此次改革中,要求全县所有县直单位的副职必须参与此次公开竞职,接受考验；民主集中严格筛选差额“挑战者”,对参与差额竞职的非班子成员设定了较为宽松的条件,为保证参与正式竞职人员的高质量与代表性,该县采取了“一初审二考察三测评四公示”的筛选办法；公开竞职演讲,平等接受挑选。由组织部门组织召开单位全体干部职工大会,全体现任副职与1名差额竞职人选进行施政演讲,公开陈述其德才表现、工作业绩、对岗位的认识以及今后的工作打算等。

据了解,通过改革,平江县先后有8名不合格副职领导干部被淘汰,5名优秀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尤其是规定各级干部只有考评达到“优等”等次才能具备被推荐提拔的资格,做到“平者让、劣者下、能者上”,使庸官失去生存的土壤和市场。

“干部考核直接与提拔挂钩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指向性很强。官员提拔与干部考核直接关涉到每个官员的切身利益,通过建立‘要么干得好,要么交枪’的明确‘买单制’,能有力地提高庸官懒政行为在官员提拔与干部考核的权重,增加失职行为的风险,成为撬动官员加强工作主动性、示范性与创造性,促进模范履职的‘阿基米德支点’。”周湘智说。

周湘智还认为,可以考虑运用体制外的互联网络举报以及体制内的与官员考核相结合。“通过互联网,广大官员被置于人民群众监督的汪洋大海之中,强大的外部压力迫使他们不断地努力改进工作、改进作风、为民履职”。

马怀德则认为,庸官懒政的治理要依靠制度体系的建设:在行政程序方面,有些法律明确规定要集中处罚权和行政许可权,要“一站式服务”、“一个窗口对外”、“一次性告知”,用这些制度保证公务人员不至于推诿、拖延,保障相关人的利益；在问责制度上,现在国家也提出了凡是决策失误、工作失职造成重大财产损失等情形的,都要被问责。被问责的方式除了公开道歉以外,还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被免职等方式。在奖励制度方面,要和政绩考核、评价体系联系在一起,如果积极履行职责,从政绩考核的角度来讲就应该是被肯定的,应该与晋升提拔挂钩。

“只有通过这样全面的制度体系的构建,才能促使公务人员积极行使权力、履行职责。这其中虽然还涉及公务人员的素质、精神等因素,但主要还是要靠制度来抓。”马怀德说。（记者杜晓 实习生谷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