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一体化”治理驱散京津冀的雾霾

第一篇：让“一体化”治理驱散京津冀的雾霾

让“一体化”治理驱散京津冀的雾霾

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最近指出，北京一定要自觉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之中，并强调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强调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合作，完善防护林建设、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治理、清洁能源使用等领域的合作机制”。这表明了政府希望借京津冀一体化之手改善首都环境的决心。

但是，北京市越来越严重的雾霾现象不但影响到了广大城乡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甚至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如果单从宏观的角度分析，国家之所以把京津冀一体化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也与北京市治霾难见实效的现状不无关系。作为北京本土研究环境行政法问题的专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焦志勇教授对北京治霾有自己的独特见解，最近，本刊记者就京津冀一体化和北京治霾等问题对焦志勇进行了专访。

雾霾成为北京市的公害之一

北京的天空难觅蓝天，身为老北京的焦志勇也感同身受，“当下北京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么严重的雾霾，如果说烧煤吧，我们小时候，一到冬天，家家户户也都烧煤取暖，但是北京的天空照样是湛蓝的；说是人口和汽车急剧增加造成的，那为什么世界上同样发展情况的国际大都市却没有北京这样严重的雾霾天气？现在，为了躲避持续的雾霾天气对身体造成的伤害，甚至有北京人全家南迁的极端个案发生了。这对北京人来说是一种很痛苦的选择，因为我们都很爱北京。”说到雾霾天气，焦志勇很是焦虑，“现在，中央把京津冀一体化作为一个重要的国家战略提出来，我觉得北京从根本上防治雾霾的时机真正到来了。”焦志勇告诉记者，就在不久前，他的最新研究成果《构建行之有效的雾霾防控体系》被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2014年度第9期采用，成果已报送北京市领导、市委宣传部、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等机构。

在这份研究报告中，焦志勇对北京市治霾工作中存在的5大问题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批评，指出北京市存在着“节能减排，防治雾霾的技术指标不明确、攻坚力量分散不均、防治雾霾的综合协调能力较弱、不能有效地扭转被动式防治雾霾的状况、缺乏有效的区域联防联控责任制”等问题，至今未能构建起行之有效的雾霾防治防控体系。

“靠天吃饭”还是治霾的“有效手段”

当然，把雾霾严重的所有原因全部归于北京市也是不公平的，如果周边的环境恶劣，空气质量很差，光北京一家卖力地治霾，肯定不会有太大的效果，这一点，学界已经有了共识。

“但是北京市治霾的这些问题确实是存在的，我们必须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北京市治霾存在的最关键问题是缺乏有效的统一治理体制，‘九龙治水’怎么治得好？治霾涉及发电、供暖、城建、交通等多个部门，也牵涉到不少部门利益，如果互相之间扯皮推诿，那就不会有任何进展。事实上，面对越来越严重的雾霾天气，目前北京市的应对措施总体上是乏力的，基本上是在等待自然力量将雾霾驱散，老百姓开玩笑说：老天爷成了治霾的环保局长。”对于北京市治霾目前存在的这种被动式治霾模式，焦志勇认为必须要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雾霾天气的形成成因十分复杂，治理难度也极大，北京的雾霾肯定不是依靠北京一地的治理能见成效的，必须与周围省市联动，“以前由于行政区划的原因，也可能是地方利益的关系，一些高污染的项目很难整治，现在，中央把京津冀一体化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相信这会对构建治霾区域联防联控体系非常有利。”焦志勇说。

提出七个对策防治雾霾

在焦志勇最新研究成果《构建行之有效的雾霾防控体系》一文中，他提出了七点对策和建议：

一是设立专门机构总体负责雾霾防治工作。

建议成立北京市大气污染综合防治办公室或在市环保局设立相关的协调机构，探索协同、综合、联动的管理体制，并建立相应的决策机制，将市发改委、环保、经贸、城管、交通等部门的“专业治理”决策有机地协调起来，打破利益格局和部门壁垒，“由市级领导亲自挂帅，京津冀一体化治霾也可以参照这种模式。”焦志勇说。

二是建立完善的行政法规，让防治雾霾的行为规范真正“落地”。建议市政府在《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框架内，尽快制定其实施细则，特别是各相关职能部门在治霾过程中要解开管理模式中的“纵向”和“横向”死扣，大家奔着同一个目标去努力。

三是强力推动防治雾霾的科研工作，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破解难题，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民间治霾有高人，也有高招，可以重奖悬赏企业、研究机构或个人在科技治霾领域的突出成就。

四是做好防治雾霾的宣传教育工作，群防群治，全民参与治霾，这需要调动各种宣传手段，特别是使用包括微博、微信在内的新媒体手段广泛进行宣传，让全民感到治霾的迫切性、重要性和必要性。

五是做好防治雾霾的预警和防护工作。在让市民及时、准确地了解到空气质量，并采取相应的自我防护措施的同时，我们还应加强以防治雾霾、市民健康为中心的公共卫生建设，以切实维护市民的环境权和健康权。

六是明确各个区域内的权利与义务，加强区域联防联控的责任制。建议在京津冀区域联防联控过程中，对于产业结构、能源效率、尾气排放和扬尘等关键环节建立起互检、互查机制，明确权利与义务，加强区域联防联控的责任制。举区域之力，聚万众之智，施法制手段，还一片蓝天。

七是借鉴国际上防治雾霾的先进做法，英美等国在工业经济发展过程中治理环境的经验是非常价值的，可以动用法制的、科技的、行政的以及社会服务的各种力量，为建设大首都圈提供中国版的“泰晤士河治理”模式。

治霾要充分依靠群众

“我研究这个问题时主要侧重于北京市范围，其实这些建议也适用于京津冀范围，在治霾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有大北京、大首都圈的意识，眼下当务之急是要成立两市一省的治霾联席工作会议制度，据我所知，长三角和珠三角一体化进程中早已实行了这种协调和决策机制，这种做法对于打破区域壁垒、部门壁垒和行业壁垒很有效。”在焦志勇看来，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对于治霾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焦志勇强调说，京津冀在共同治霾的路上不可忽略群众的力量，还必须做到群防群治，去年北京的一些群众组织和媒体自觉加入了对禁放烟花爆竹的宣传行动，一些社会有志之士还在媒体上公开呼吁禁放烟花爆竹，这达到了很好的效果，北京市民去年春节前后购买和燃放烟花爆竹的数量有明显减少。“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方式也肯定会随着发生变化，政府要尊重老百姓的环境权、健康权、知情权，同时在监管方面也要充分发挥群众的力量，只有当各界都意识到环境的破坏将直接影响到自己的生活时，合力监管的局面才能真正形成。”焦志勇说。

对于记者提出的关于提升老百姓整体素质的问题，焦志勇认为这需要加大宣传力度，“不可否认的是，北京市民关注社会问题、参与社会活动的意识在全国都是排在前列的，但是如果在京津冀一体化战略推进过程中能充分调动各种宣传手段，及时公开政府管理部门的各种信息，以此唤醒公民的社会责任意识，相信京津冀两市一省的广大群众最后都会积极参与到治霾的行动中去的。”焦志勇指出，动员社会力量治霾肯定比政府各自为战更有效，“比如京津冀政府各个部门在治霾方面已经在采取的互查互检模式，可以考虑吸纳城乡市民一起参与，有了这支生力军的参与，可能在监管方面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焦志勇最后说。

第二篇：京津冀雾霾问题的创新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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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雾霾问题的创新治理

摘要: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发展的势头，但是同时，相应的生态环境问题不断出现，尤其是近期频发的强雾霾天气，更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挑战和考验。本文综述了雾霾的产生机理，并结合京津冀的特殊条件，提出了一些创新治理的方案。

关键字：雾霾，京津冀，区域联合，创新治理

近年来，雾霾天气频频出现于我国大部分地区，其中以京津冀最为严重。雾霾的出现，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活与健康，而且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甚至上升到颇为敏感的政治、社会乃至国际影响问题[1]。

京津冀地区作为中国版图的心脏区域和近两年雾霾肆虐的重灾区，有多达1.07 亿、占全国 1/

13、占全球 1/60 的人口在此生产生活。在全球环境持续恶化的大背景下，创新机制，从根治雾霾、清洁天空着手，全力改善京津冀地区环境质量，并引领带动整个中国发展方式和环境质量的根本跃升，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关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

1.京津冀雾霾的影响因素

雾霾是对大气中各种悬浮颗粒物含量超标的笼统表述，尤其是PM2.5（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小于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被认为是造成雾霾天气的“元凶”。

根据《雾霾真相——京津冀地区PM2.5污染解析及减排策略研究》显示，以煤炭为主导性燃料的能源供应结构是造成京津冀地区雾霾的重要原因，燃煤排放出的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等是京津冀地区雾霾的主要污染物来源。统计显示，京津冀地区的 PM2.5 则主要来自燃煤（34%）、机动车（16%）、工业（15%）、其他（13%），周边地区的外来输送占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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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业排放

工业排放是工业城市最大的污染源，特别是水泥，钢铁以及炼油等企业，在雾来临的时候，必须停产。长期来说必须通过改造这些企业的污染源，达到零排放的目的。此外还涉及到北方地区冬季的燃煤供暖，虽然大部分设备正在煤转气升级改造，但离全面升级还有一段距离，供暖燃煤带来的影响仍然不容忽视。（2）汽车排放

这是任何一个城市常见最大的污染源之一，特别是汽车在行驶过程造成的马路街道的扬尘和浮尘以及汽车尾气等。在大雾来临时，除了必要的公共交通车辆，大量的汽车必须禁止行驶。同时必须通过马路二边的植树绿化，底下草地绿化相结合的立体绿化吸收粉尘，以及改变马路结构，尽量让泥水污水排入二边草地或下水道，以免汽车造成扬尘污染。对入城汽车一律做去尘处理，尾气不达标不能入城等强制措施。

其次，大力提倡公共交通出行，健全公共设施的升级发展，为广大人们带来更便捷、更舒适的出行体验，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尤其以近期出现的城市公共自行车租赁，是极好的绿色低碳出行方式。

（3）城市建设施工

城市建设施工中产生大量的扬尘，如果不及时处理，也将是雾霾的来源之一，因此建筑工地必须进行及时的喷雾加湿以及遮盖处理。

（4）裸露地表的扬沙和扬尘

大量的裸露的地表(没有森林的地表)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污染源。特别平时的扬尘随气流进入市内所污染的公路，一旦雾来临，汽车跑动的气流所带起的扬尘也是一个汽车污染之一。短期通过洒水来解决一些马路扬尘，但大部分裸露地表和长期的解决必须采用绿化森林来解决，只有森林才能立体防控，森林植被能覆盖裸露地表。

（5）其他污染源

节日庆祝时燃放爆竹烟花、楼盘装修等产生的烟雾，应该制定城市的污染源排放规则。同时，城市建筑物和水泥路面反射的能量构成“热岛效应”也是不能忽视的一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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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京津冀雾霾的分布特征和气候因素

2.1京津冀雾霾的分布特征

雾霾的产生不是一个区域性问题，它是在整个大环境下的分布，它会随气候而发生迁移，因此雾霾具有明显的分布特征。

（1）时间动态变化特征。

在时间序列上，总体变化趋势呈现出秋末至冬初骤然上升、春初骤然下降的特征[2]。

（2）空间分布特征。

空间分布总体特征表现为从西北向东南逐渐增高，南北差异巨大[2]。

2.2京津冀雾霾的气候因素

京津冀雾霾的产生也受气候因素的影响，雾霾的时空分布特征与气象要素密切相关，影响雾霾集聚、转移与扩散的主要因子有风、湿度、温度和降水等。

根据马晓倩等的研究显示，PM2.5 浓度的日变化与北京、天津和石家庄的气温日变化呈负相关的关系，说明气温对京津冀地区 PM2.5 浓度具有显著的正效应。

北京、天津和石家庄的相对湿度与 PM2.5 浓度日变化呈显著负相关，说明相对湿度对京津冀地区的雾霾有显著的正效应。

北京、天津和石家庄的气压与 PM2.5 浓度日变化呈显著正相关。说明气压对京津冀地区的 PM2.5 浓度有显著的负效应。[2]3京津冀雾霾问题的创新治理方法

京津冀地区的地域跨度大，跨越省份多，各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这对于雾霾的综合治理都是相当严峻的挑战和考验，短期内的停产虽然可以改善气候状况，但长久稳定的治理需要引入新的治理方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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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强立法执法，为区域联防联控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3]。我国的环保立法进程明显滞后与经济社会发展，立法不全、执法不严、贯彻不力等，导致许多环保法规形同虚设，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因此，必须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立足实际，制定切实有效的相关法律法规。2012年12月国家环保部正式发布《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北京市也出台了《北京市2010-2020年大气污染治理工作方案》。

（2）树立区域协同治理理念，建立联防联控机制[4]。首先，要建立联防联控的区域管理机构。由于雾霾污染是跨区域的，单个城市无法独立完成污染的全面防治，这就必须打破各自为政的传统行政区域规划的限制，积极实行区域联防联控。而要保证区域联防联控真正能够取得实效，必须建立一个具有权威的区域管理机构，统一协调管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并赋予其相应的执法权和监督权。其次是树立联防联控的理念，增强合作意识和责任意识，各地区要从保护区域内大气质量的大局出发，通力合作，克服地方保护主义。

（3）调整能源结构，构建清洁能源体系[5]。为应对雾霾治理，京津冀三地首先应进一步调整能源结构和优化用能方式，坚持能源清洁化战略，构建以电力和天然气为主、太阳能和地热能等为辅的清洁能源体系。其次，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大力推行节能环保的低碳生产技术，积极鼓励能源的阶梯利用技术和节能减排技术。最后，推进企业生产用能清洁化。从企业的角度出发通过清洁能源改造等方式对能源利用率低下企业进行调整，减少煤炭使用量。其中，北京应结合首都的资源禀赋现状推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并积极引进外埠优质清洁能源。天津市应在确定燃煤消费总量控制目标基础上，制定燃煤消费总量控制方案并组织实施，逐步削减燃煤消费总量。同时，应发挥海洋潮汐能、海洋波浪能的储备优势，发展一批海洋潮汐能、海洋波浪能的大型发电企业，有效增加能源供给。河北第二产业比重偏高，能源以煤为主，耗能多，污染重，应对保留的燃煤锅炉进行节能环保综合改造，并逐步提高煤炭洗选比例，划定城市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域。

（4）实施环境质量目标下的污染物总量减排和多污染物协同控制《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规定到 2017 年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取得明显进展，在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为此，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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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冀地区应合理确定区域环境质量目标，并根据环境质量目标核算相应的环境容量为实现大气污染物的综合治理提供支撑。一方面，通过污染物总量减排，可以倒逼企业使用清洁能源，开展节能减排行动，并积极参与排污权交易市场交易。制定严格的排放标准、实行在线监测、清洁生产审核等手段实现三地的总量控制[6]。同时，充分发挥区域合作机制，基于区域的联合防控将产生环境治理的正外部性有助于以较低成本来实现污染控制目标[7]。

（5）建立跨区域环境监督机制，推动公众参与机制。应加强信息的公开化，京津冀区域内信息公开的主体之间须做好协调工作，及时跟踪调度三地大气污染治理项目进展情况，并将信息及时反馈于跨区域的环境监管机构，确保公开的信息准确和统一。其次，应统一监管标准，区域内应协商并统一相关执法的规章制度以及管理措施，形成一致的执法标准和尺度[8]。

4结论

目前我国大气污染区域合作治理仍面临诸多障碍，地方政府间深化合作、协同发展需客观面对区域合作的多种困境，理性选择优化区域合作的有效途径。引入政策网络管理理论作为新的分析工具，可以发现京津冀雾霾合作治理面临的困境主要是地方政府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存在机会主义因素；区域合作的制度规则不完善，信息与技术共享机制不健全，合作型信任水平较低。缓解合作困境的主要对策有：激活协调者角色，将构建者的合作意识转化为合作行动；完善合作规则，强化区域合作的制度约束；拓展信息与技术资源共享空间，培养合作型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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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周强.京津冀雾霾产生的根本原因及如何治理[J].科技资讯, 2014(8): 125-127.[2] 马晓倩, 刘征, 赵旭阳, 等.京津冀雾霾时空分布特征及其相关性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6, 35(2): 134-138.[3] 甄春阳, 赵成武, 朱文姝.从京津冀雾霾天气浅议我国能源结构调整的紧迫性[J].中国科技信息, 2014(7): 45-46.[4] 赵洪超.雾霾的跨区域治理——以京津冀为例[J].改革与开放, 2016, 7: 032.[5] 李云燕, 王立华, 王静, 等.京津冀地区雾霾成因与综合治理对策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 2016(2016 年 07): 59-68.[6]丁峰，张阳，李鱼． 京津冀大气污染现状及防治方向探讨［J］． 环境保护，2014，42(21): 55 ～57 [7] 张世秋，万薇，何平． 区域大气环境质量管理的合作机制与政策讨论［J］.中国环境管理，2015，(2): 44-50 [8] 常纪文.京津冀环保调控和共治如何实现一体化[N］．北京日报，2014-11-24.

第三篇：让阳光心态驱散心中的雾霾

让阳光驱散心中雾霾

李 辉

人的情绪有两极性，即好心情和坏心情。好心情就如灿烂阳光，会让我们喜悦、沉着、生机勃勃，身边呈现一派和谐景象；坏心情就像沉沉雾霾，会让我们悲观、失望、颓废，甚至会导致身边硝烟弥漫，并像瘟疫一样向四周传染开去，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陷入坏情绪笼罩之中。所以，虽然有时心情不好是难免的，我们也要尽快让阳光驱散心中雾霾。

心中雾霾有时来自自身，有时受外界影响。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因为身陷迷雾中，才张惶失措。其实有些事情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更多的往往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我们都是平凡的人，过着平凡的生活。谁又能免得了不受些委屈，不承受些失败呢？有时或许把面子看得太重了，有时或许把包袱背得太重了。太阳不会因为哪一个人停止东升西沉，大自然不会因为哪一个人而停止四季更替。

就像天气有阴有晴一样，坦然接受自己有时会出现坏心情就是了，然后再期待晴空的到来。如果改变不了环境就学着适应环境，如改变不了事情就尝试改变对事情的态度，如果改变不了别人就先改变自己的应对方式，把欣赏生活中的美好养成一种习惯。积极的心态就像阳光，照到哪里哪里亮，照到哪里哪里温暖，照到哪里哪里阴霾就会消失。

白岩松安慰柴静时曾说过一句话：“人们声称的最美好的岁月其实都是最痛苦的，只是事后回忆起来的时候才那么幸福。” “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辛勤劳作的付出与绚丽多彩的身姿是生命两种不同的姿态。该忙碌时要忙碌，静下来时就要展示与欣赏美丽。“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们追求在意的东西有时就在一旁静静地等待，等待着我们把目光转过去。

境由心生，尽力保持阳光灿烂的心态吧，让自己在名与利、得与失中能够快乐、平和地面对。

第四篇：治理雾霾

治理雾霾。减少或消除雾霾天气，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大幅削减主要污染物排放。中国巨大的污染物排放量，减排绝非一朝一夕之事，单一减排手段也绝难奏效，必须在国家层面上立即采用强有力的综合措施，方有成功可能。

一、加快能源结构调整

一是下大力气搞好煤炭的高效清洁利用。煤炭占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的近70%，短期难以大幅改变。因此，煤炭的高效清洁利用为重中之重。

二是实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各地制定煤炭消费总量实施方案，把总量控制目标分解落实到各地政府，实行目标责任管理，加大考核和监督力度。

三是加快清洁能源发展。大力发展水电、常规天然气、非常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生物质能、风能、太阳能、地热等清洁能源，加大管输天然气、LNG等进口。

四是继续控制煤化工发展。煤化工属于高能耗高水耗高污染产业，其产生的废水(COD很高)和炉渣极难处理。

二、关键是解决煤炭燃烧污染问题

一是强制要求所有燃煤电厂、燃煤锅炉、煤化工装置安装脱硫脱硝和除尘设施。在现有大部分独立火电厂已安装脱硫设施的基础上，将进一步要求所有独立火电厂、自建火电厂、燃煤锅炉以及煤化工装置尽快安装脱硫设施。同时，还将要求所有大型燃煤电厂、燃煤锅炉及煤化工装置安装脱硝和除尘设施。

二是加快出台火力发电、炼焦、建材、燃煤锅炉等燃煤设施污染物排放新标准，增设污染物排放指标，进一步严格污染物排放限值。同时，通过在线监测大力加强污染物达标排放检查。

三是加强脱硫脱硝和除尘等环保设施运行检查，确保相关环保设施正常运行，起到应有作用。

三、加强钢铁、炼油等排放管理

加强钢铁、炼油等行业主要污染物达标排放监督检查。强制要求钢铁行业烧结机、炼油行业燃煤/燃焦锅炉及催化裂化等主要污染物排放源加快建设脱硫脱硝和除尘等环保设施。

四、加大机动车污染治理

一是尽快完善成品油定价机制和提前实施下一阶段国家油品质量标准的税收优惠政策，加快成品油质量升级步伐，落实《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要求。2013年底前全面供应国IV车用汽油；2014年底前全面供应国IV车用柴油。

二是严格加强成品油质量监督检查，严厉打击非法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和地方标准要求车用油品的行为。

三是加快新车排放标准实施进程。实施国家第IV阶段机动车排放标准，适时颁布实施国家第V阶段机动车排放标准，鼓励有条件地区提前实施下一阶段机动车排放标准，大幅降低新入市汽车尾气排放。未达到国家机动车排放标准的车辆不得生产、销售。2015年前全面淘汰黄标车。

四是大力发展公共交通，降低城市道路拥挤，降低尾气排放。

五、加强环境污染监管工作

一是各级政府环保部门必须作为，切实担负起严格的环保监管职能，特别是加强对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密切监管。

二是修订环保法规相关处罚条款，大幅提高惩罚力度，彻底改变过去环保处罚无关痛痒的局面。对于敢于违反相关环保法规的行为，果断加大惩罚力度，大幅提高其违法成本，使其不敢再犯，直至取消经营资质或追究刑事责任。

三是狠抓环保大案、要案、典型案例。深深刺激和触动违规超标排放废水、废气和废渣企业的神经，促使其加快环保治理设施的建设，努力实现达标排放。

四是严格控制建筑施工场所扬尘。如，施工现场必须全封闭设置围挡墙，严禁敞开式作业；施工现场道路、作业区、生活区必须进行地面硬化；市区施工工地全部使用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杜绝现场搅拌混凝土和砂浆等。

五是控制道路扬尘污染。推行城市道路机械化清扫；增加城市道路冲洗保洁频次，切实降低道路积尘负荷；减少道路开挖面积，缩短裸露时间；加强道路两侧绿化，减少裸露地面；所有城市渣土运输车辆实施密闭运输等。

六是全面推行排污许可证制度。排放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工业烟粉尘、挥发性有机物等主要污染物的重点企业，必须在2014年前向环保部门申领排污许可证。排污许可证将明确允许排放污染物的名称、种类、数量、排放方式、治理措施及监测要求，作为总量控制、排污收费、环境执法的重要依据。未取得排污许可证的企业，不得排放污染物。

七是加快推动排污权交易。针对电力、钢铁、石化、建材、有色等重点行业，建立区域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指标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用市场手段降低污染物排放。

治理雾霾。

【三网看两会】环境问题备受关注，环境治理任重道远。适逢“两会”，中国水网、中国固废网及中国大气网特别推出“三网看两会”专题，以系列文章为广大读者奉献最新行业信息、相关观点及政策解读。

今年两会期间，“雾霾”是代表委员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环境保护和治理方面的提案甚至超过反腐，成为2014年全国两会的“第一议题”。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中唯一的一位环境企业家，湖南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正军的两会提案也将“矛头”直指雾霾，从政策、市场、监管多个方面提出来自己对雾霾治理的建议。

刘正军在提案中指出，解决雾霾的根本办法是减少污染源，削减大气污染物。在雾霾面前，很难靠单个城市单打独斗来彻底治理，区域间的传输和影响需要区域合作，也就是常说的联防联控。

针对我国雾霾现状，刘正军提出如下建议：

一、成立国家层面的环境保护领导小组，由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组长，以解决当前最急迫的环境问题。

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提高环保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积极推行排污权交易、弱化审批、减少政府直接环境公共服务、增加环境服务采购等。

三、创新治理模式，持续加大环保资金的投入力度。积极探索环境治理的市场化机制，发展环保服务业，积极推广合同环境服务模式，大力鼓励民营资本进入环境治理领域。

四、加大环境执法力度，进行污染源总量控制。建议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完成环保法的修订，制定治霾的法规体系。

五、进一步明确雾霾治理的责任主体。建议建立治霾的问责机制。落实最严格的企业主体责任、属地政府监管责任、部门执法责任，进一步强化环境监管工作。

六、发挥经济手段在大气污染治理中的作用。综合运用环境税收、污染者付费等经济手段，实现标本兼治之效。完善经济政策、价格、税收体系，充分运用经济杠杆作用实现调控。

七、着力创新驱动，强化区域联控机制。利用技术创新引领区域性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组织开展城市群大气污染防治技术研究，切实推进污染治理而非污染转移。

八、建立全国性的污染物排放交易平台。建议进一步规范排污权交易市场，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如利用税收、信贷等对排污权交易市场进行相关宏观调控，加强财政、金融等扶持，提高相关技术水平，使其更科学规范。

九、倡导低碳生活，提高公众环保意识。

十、制定雾霾治理进度时间表，让全国人民看到希望。

以下附《关于持续推进雾霾治理的建议》提案全文

2013年1月以来，我国中东部地区多次出现大范围、持续性的雾霾天气。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气象局2013年11月4日联合发布的《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3)》指出:近50年来,中国雾霾天气总体呈增加趋势。其中，雾日数呈明显减少，霾日数明显增加，且持续性霾过程增加显著。

2014年2月20日起，北京地区的空气质量一直处于重度污染和严重污染状态，政府部门于21日发出雾霾橙色预警。据环保部通报，此次灰霾天气持续7天，覆盖中国中东部地区大部分省份，影响面积约143万平方公里，重霾面积约81万平方公里，主要集中在北京、河北、山西、山东、河南、辽宁等地。形成雾霾的原因很多，主要原因包括汽车尾气排放、城市建设污染、煤炭燃烧排放等。PM 2.5是形成雾霾最重要的直接内因，而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及烟尘又是形成PM2.5最重要的污染物。根据环保部发布的《2013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2012年我国二氧化硫排放总量2118万吨，氮氧化物排放2338万吨，烟尘排放1234.3万吨。而美国环保署的统计数据表明，美国2012年二氧化硫排放为562万吨，氮氧化物排放1116万吨，烟尘排放约为443万吨。欧洲环境署统计显示，2011年欧盟28国二氧化硫排放458万吨，氮氧化物排放884万吨，烟尘排放487万吨。可见，我国的各项大气污染物排放量是美国和欧盟28国的2—3倍，其中二氧化硫排放接近欧盟28个国家总和的五倍。这样的排放背景下，雾霾很难避免。世界上一半的煤炭在中国消耗，我国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及烟尘的排放，绝大部分来自于煤炭燃烧。因此，我国大面积雾霾的最主要原因是巨大的煤炭消耗并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

减少污染源，削减大气污染物是解决雾霾的根本办法。霾污染最典型的特征是污染源的多样性，同时由于介质的流动性使其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跨区域的状况。这些特征增加了霾污染防治难度。京津冀地区空气污染治理的难点不仅在于各地空气污染情况不容乐观，而且区域传送和相互叠加影响特点日益显著。有数据显示，北京PM2.5主要污染物来源于区域输送占25%左右。在特定气象条件下，区域输送可能达到40%左右。所以，在雾霾面前，很难靠单个城市单打独斗来彻底治理，区域间的传输和影响需要区域合作，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联防联控。

但目前区域的联防联控机制通常是建立在政府间或政府部门间的行政协议基础上，各主体之间没有相互的行政隶属关系。因各地的工作重点和模式不同，步调很难统一。同时区域发展不平衡，补偿与激励机制未到位，缺乏联防联控的后续保障，无法形成长效机制。该情况下，就会产生个别地区“搭便车”的现象，只污染不治理或多污染少治理，在享受其他地区污染治理外部正效应的同时将自身的污染成本转移给相邻地区，最终损害的是整个区域内的大气质量，雾霾呈现反复治理但治理效果仍不佳的局面。

针对上述现状，提出如下建议：

一、成立国家层面的环境保护领导小组，由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组长，以解决当前最急迫的环境问题

目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已成立六个专项小组，其中第一个是经济体制与生态文明改革专项小组，但仅靠工作小组明显不够。由于当前雾霾、水污染和土壤污染的形势十分严峻，建议成立国家环境保护领导小组，由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组长，以解决当下最急迫、最突出的环境问题。在国家环境保护领导小组的带领下，各个部门形成合力，齐心协力打好“雾霾治理”这场攻坚战和持久战。

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提高环保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环境市场经济地位的强化意味着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尽可能地通过市场机制调节经济活动，尽量发挥市场自身作用，积极推行排污权交易、弱化审批、减少政府直接环境公共服务、增加环境服务采购等。由政府为雾霾治理做好标准规范和机制设计的基础建设，确定总体控制目标，对相关技术进行核准，逐步建立环保碳排放交易市场机制和惩罚机制。

增强环保企业活力，以适应宏观环境的变化和市场经济的要求；以采购服务为切入点，打破资本驱动特别是政府主导投资带来的相关市场垄断，激活环境市场；让环境治理资金、环保科研资金在市场手段下合理分配。大力发展环境服务业，培育一批产业链完整、具有较强投融资能力和技术水平的企业进行资源和产业链整合，增强综合服务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三、创新治理模式，持续加大环保资金的投入力度

环境污染已是全国性问题，无论是治理雾霾还是地下水污染，都需要在多个地区、多个行业范围内进行协同治理。环保产业发展离不开政策扶持，要实现环境改善，大规模的投资必不可少。我国过去10年的环保投入大致在3万亿到3.5万亿之间。对照国外的治理经验，要实现“美丽中国”，环保方面的投资至少提高到3%以上。据测算，按照经济增长率和环保程度，未来10年环保投入大概需要10万亿元，其中中央政府投入2万亿元，平均每年2000亿元。

目前，资金已成为制约环保产业发展的一大瓶颈是，仅靠国家财政的投入显然不够。在此形势下，建议尽快完善相关政策，创新治理模式，积极探索环境治理的市场化机制，发展环保服务业，积极推广合同环境服务模式，大力鼓励民营资本进入环境治理领域，在准入条件、税收、技术、人才等方面予以积极扶持,为环境治理提供强劲的发展动力。

四、加大环境执法力度，进行污染源总量控制

坚持立法先行，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完成环保法的修订，制定治霾的法规体系，如在现有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中增加区域联防联治内容，通过立法修订机动车尾气排放标准等。进一步落实执法责任，统一执法标准，规范执法程序，加大执法力度，严肃查处各类环境违法行为；加强与有关部门的联合执法，强化环保行政执法的合力和实效。继续开展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专项行动，突出对污染防治重点地区、敏感地区的执法监营；对重大环境违法案件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问题，要联合监察部门实施挂牌督办，限时办结。

不断加强污染的源头控制，全面推行削减存量与控制增量相结合的“双控制度”，在治理大气污染的措施上实现了由单纯的浓度控制向浓度与总量控制并重转变，明确对机动车数量和燃煤总量进行控制。此外，控制排污总量是排污权交易建立的基础，只有实施了总量控制，排污指标交易制度才可能有效降低大气污染物排放。

五、进一步明确雾霾治理的责任主体

纵观近年来国内诸多突出的环境问题，与污染治理的权责不明和职能交叉有很大关系，雾霾治理本身存在治理周期长、专业性强、涉及面广等特点，应进一步明确和细化治理的责任主体，建立治霾的问责机制。科学划分区域职能，摈弃以恶化环境的巨大代价谋取短期利益，强调落实最严格的企业主体责任、属地政府监管责任、部门执法责任，进一步强化环境监管工作。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考核职责，提出“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将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作为重要的内容明确提出来，并且要求加大权重。在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方面，明确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在地方层面，各参与主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如何追责等，需要环境主管部门与组织部门、纪检监察部门共同制定包括政治、法律、行政、绩效在内的问责体系。

六、发挥经济手段在大气污染治理中的作用

遏制环境的恶化，单方面依靠“关停并转”等行政手段根本无法实现，需综合运用环境税收、污染者付费等经济手段，实现标本兼治之效。与行政手段相比，经济手段通过利益导向来改变和驱动污染企业的行为，既提高了污染企业的环境意识和积极性，也能确保政策的相对弹性和灵活性。

大气污染治理，改善空气质量，还应注重改革创新，解决相关机制问题，解决排放主体治污的主动性问题，采取措施，完善经济政策、价格、税收体系，充分运用经济杠杆作用实现调控。出台产业经济政策，推进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的市场准入，对煤层气发电等给予税收政策支持；全面推行大气污染防治“以奖代补”机制；制定重点行业能效、排污强度“领跑者”标准等，引导排污企业在越来越完善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下，出于成本效益考虑主动参与环保工作。

七、着力创新驱动，强化区域联控机制

经测算，“十一五”期间，科技进步对我国污染减排的贡献率为50-60%左右，在推进环保产业发展方面的贡献率为70-80%左右。当前，环保产业越来越成为技术驱动型产业，研究与开发的投入相当高。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为了解决当前和未来污染治理中面临的新领域、新问题，推动环保产业又好又快发展及环境管理战略转型，迫切需要加快推进环境技术创新。

利用技术创新引领区域性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组织开展城市群大气污染防治技术研究，切实推进污染治理而非污染转移。在当前，对霾污染采取的措施，往往是在区域内部转移污染源而非强化污染源本身的治理。应根据科学的环境规划对污染源分布进行调整的同时，更应当追根溯源，将重点放在污染源根治上。从全局出发，联合建设全国统一布局、覆盖全国以及重点地区加密的国家环境空气监测网，实时监测数据和空气质量指数等信息，切实推动雾霾治理。

八、建立全国性的污染物排放交易平台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发展环保市场，推行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制度，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目前国内很多省都已成立了污染物排放权交易平台，在激励企业开展绿色低碳技术改造，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出现“零供给”、技术、交易等困境。因此，加快引入市场机制这一无形的手，重点打造基于总量控制、又以经济利益激励为主的全国性污染物排放权交易平台，是我国创新节能减排路径、高效完成有关约束性指标、实现全社会污染治理成本最小化的现实选择。此外，尽快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排污权交易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各方权利与义务，确立配套的监督管理机制, 保证总量控制指标的全面落实；进一步规范排污权交易市场，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如利用税收、信贷等对排污权交易市场进行相关宏观调控，加强财政、金融等扶持，提高相关技术水平，使其更科学规范。

九、倡导低碳生活，提高公众环保意识

每个人既是环境的消费者，又是环境恶化的成本支付者。节能减排需要全民参与。改善空气环境的最终出路，就在于公民治理。公民治理，既包括良好环保习惯的养成，也意味着对于环保的积极参与。个人环保意识越强，企业的外部监督就越大，政府治污能力也就越强。环境保护，离不开超出利益盘算的社会合力。借鉴英国的治理经验，政府鼓励环保，人人做好环保，环保理念的普及和发扬是保证伦敦摘掉“雾都”帽子的深层次因素。结合我国目前严重的雾霾现状，需要每个公民增强减排意识，全面实施绿色转型，包括发展观念、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型。鼓励民众合理利用能源，节约使用资源，努力做到低碳生活、绿色出行、绿色消费，自觉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十、制定雾霾治理进度时间表，让全国人民看到希望

雾霾治理，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社会福祉。李克强总理明确指示：要下更大的决心、以更大的作为，同呼吸、共奋斗，铁腕治霾，打一场治理雾霾的攻坚战、持久战。雾霾形成是一个长期过程，治理起来也不会一蹴而就。目前，我国针对雾霾治理出台的政策有的针对当下，有的着眼未来，但没有制定出明确的治理时间表。只有确定了治霾时间表，分阶段、分地区、分类别积极推进，实现治理目标，把监督权和选择权还给公众，实现重点区域空气质量逐步好转，消除人民群众“心肺之患”，让人民切实看到希望。

第五篇：雾霾治理

雾霾天气及其治理

中国雾霾成因极为复杂，对雾霾（PM2.5）的来源与构成，大部分研究认为主要来自于化石燃料，但具体研究数据分歧较大。国际绿色和平组织的数据显示，49% 的PM2.5 来自燃煤，16% 来自于机动车燃油。北京大学环境模拟与污染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研究表明，化石燃料（包括煤和汽油）燃烧占到PM2.5来源的60% － 70%，其他还包括工业与建筑扬尘、居民生活燃料等。然而就本质而言，雾霾不仅是一种自然现象，更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对于雾霾的具体成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雾霾持续频发与中国进入重化工快速发展时期密切相关。近十多年来，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为中国经济不断创造增长奇迹。2003 年以来，中国有6 年实现了10% 以上的增长速度。然而，高经济增长背后的生态成本和代价也十分高昂。产业结构重型化特征明显，单位产出的污染物排放强度高，污染物排放量大。2011年，中国工业部门耗能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约为70%，排放的二氧化碳为61.9 亿吨，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粉尘排放总量为0.59 亿吨。在工业结构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建材、冶金、石油炼化、火力发电、化工等占工业总比重达79%，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工业污染占全国总污染的60% 以上，尤其是五大高耗能产业聚集地的京津冀地区雾霾情况相当严重。2.雾霾持续频发与化石燃料消耗的大量激增密切相关。根据英国石油公司（BP）最新的世界能源统计，中国能源结构中煤炭与石油占比分别达到65.9% 和17%，清洁能源占比仅为17%。与之相对，全球能源结构中煤炭与石油占比为31.1% 和22.5%，清洁能源占比达46%。2000 － 20123.雾霾持续频发与快速粗放的城镇化进程及发展模式密切相关。公开资料显示，2009 年全国机动车排放污染物5143.3 万吨，其中氮氧化物583.3 万吨，颗粒物59.0 万吨。2012 年，汽车尾气至少排出二氧化硫11 万吨。根据中国环境科学院的数据，2013年最新研究发现，上海的机动车尾气造成的大气中细颗粒物污染的“贡献”在全国最高，已达50%。此外，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工业与建筑扬尘导致PM2.5 大量产生，对大气环境造成较大污染，特别是在人口聚集、资源聚集、生产聚集的（特）大城市，雾霾更成为无法避免的“负外部性”。

1、雾霾持续频发与环境治理理念和管理体制滞后密切相关。对于日益严峻的雾霾形势，近几年环保部门也采取了诸多治理措施，但空气中PM2.5 浓度并未得到实质性改善，这与环保管理体制滞后有很大关系。中国环保体制凸显“九龙治水”的特点，根据《环境保护法》规定，现行环保管理体制是以行政区域和部门分工为基础，比如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主管，而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等空气污染物则主要由环保部主管。此外，由于法律规定各级环境保护执行主管部门对本辖区环境保护实行统一监管职责，但由于没有权威的协调机构作为保障，环保部门很难进行有效管理。

2、立法理念滞后。《大气污染防治法》在立法目的上持“目的二元论”，即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这对范畴中，既要“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还要“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二者并行不悖，并无主次之分。然而在现实的法律运行过程中，经济利益和环境保护很难协调一致，往往是牺牲环境利益保障经济利益，从而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恶性循环，加大了环境治理的成本，这是大气污染防治法甚至是我国当前整体的环境保护法律不能得到有效落实的根本原因。同时，PM2．5法律规制出现空白。PM2．5作为雾霾天气的主要诱因，亟需法律加以规制。然而，现行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并没有针对PM2．5的具体规制措施，这与当前的雾霾治理要求严重脱节。此外，包括PM2．5在内的各类环境质量标准并不属于法，只是“行政规范性文件”。只有将环境标准和援引的环境法规一起适用，才能判定环境行为合法抑或违法的根据，单纯的环境标准难以作为事实判定的准则。

3、政府环境责任缺失。大气环境是一种典型的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及非排他性显著特征。在公共物品的治理上，经济人的自利性决定了环境公共物品的维护离不开政府的公权力干预。然而，如果政府缺乏监管，权利寻租、渎职懈怠、徇私舞弊、贪污腐败等弊端便随之而来，导致“政府失灵”现象。政府部门在战略规划以及专项规划的制定(比如产业结构的调整战略)、项目的审批、具体监管执法等领域，受地方利益、个人政治前途因素及信息不足、认识能力有限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往往重视经济利益而忽视环境利益，政府执政思路的迷失对雾霾的形成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尽管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制定有“政府环境责任”的相关规定，但是在具体的问责机制上却缺少“细则性”的规定，最终导致“政府对环境质量负责”沦为一句口号。

4、5、公益诉讼特别是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缺失，使得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毒瘤难以根除，大量环境法律法规如同虚设，严重影响了现有的大气环境的治理效果。

公众和企业社会责任缺失。雾霾的频发不仅是“天灾”更多的源于“人祸”，公众社会责任感的缺失亦是导致环境生态恶化的主要诱因。民众的范围不仅包括对环境污染负有直接责任的中小企业，还包括现实生活中以邻为壑的环境污染者个人。比如，企业为了经济利益逃避环境治理责任，直排偷排未经处理的废气。公众个体在环境保护面前亦虚伪而缺少行动力，高能耗的生活方式如豪宅、高排量汽车等，成为大多数人竞相追逐的炫耀目标追求。

6、机动车尾气监管有待完善。机动车尾气排放是造成PM2．5超标的主要诱因，现有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在机动车污染源的规制上还存在诸多问题。首先，环保部门机动车处罚权缺失。作为法律授权的机动车尾气的主要治理机关，环保部门虽然享有“委托年检”和“监督抽测”的权限，但是实际的处罚权仅掌握在公安交通部门。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拒绝机动车检测行为处罚法律适用问题的复函》指出对于“拒绝接受机动车排放污染检测的”的对象，“环保部门对此行为不宜进行行政处罚”，只能“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予以处罚”。其次，对于法律赋予环保局的“监督抽测”权，也仅仅只是针对“场检”，即只能在机动车的停放地进行检测而排出了行驶中的检测，权力行使范围过窄不能更好地发挥其监管职能。

7、区域联动治理机制缺失。雾霾的发生具有区域性特点，但是，现有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律并没有建立区域联合治理的管理模式。雾霾的防治策略离不开区域联动治理的机制，单靠个别省、市的努力无法根治雾霾现象。

8、大气污染企业处罚力度不高。随着经济的发展，现有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对违法排污行为的处罚力度明显偏轻，不能有效震慑违法排污。对于造成大气污染事故的企业事业单位，法律规定对其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处以直接经济损失50％以下的罚款，但上限不能超过50万元。在处罚力度上，现行的法律明显偏轻。50万元的顶格罚款，会使高利润的污染企业认为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完全不具震慑力，容易纵容企业的排污行为。

9、环境保护经费不足。大气环境质量的改善需要充足的经费作保障。从发达国家治理环境的经验来看，只有环保经费投入占GDP总量的2％，才能维持环境质量现状；投入占3％以上，环境质量才能改善。当前我国环保经费的投入总额仅占GDP总量的1．5％左右。经费的短缺不能保证法律的有效落实，这是我国当前环境立法虽多，但是治理状况依然不尽人意的主要原因。

10、公众参与机制有待落实。当前，公众参与环节在大气污染防治法律制度实施中还存在诸多问题，不能有效对政府执法进行监督。比如在项目审批阶段，公众参与的覆盖面十分有限，环境影响评价法只规定了战略环评和制作环境影响报告书的项目才有公众参与的环节，而将环境报告表和登记表排除在外，使得大量对大气产生污染的中小项目立项，加大了总量控制的难度；其次，公众参与在实际运作中也经常被政府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由而架空。目前我国在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的密级范围，以及密级主体的确定方面还存在诸多漏洞，这往往成为政府逃避监管的挡箭牌或者遮羞布；此外，公众参与在程序保障和意见的采纳上，缺乏具体有效的法律规制措施，导致建设单位“只听取、不采纳”现象的频发，使得大量污染企业立项，预防为主的制度实施效果被大打折扣。

针对雾霾形成的原因，我们可以有以下治理措施：

1、加快推动环保体制改革，成立“大环保部”。雾霾现象只是中国生态环境恶化的缩影，除此之外，水污染、土壤污染等也已非常严重，迫切需要建立以综合生态系统管理为职能的 “大环保部”，或设立高级别的环保协调机构改变多头管理、分散管理的局面，实现全国环境保护垂直管理，区域管理和综合管理，研究拟订国家大气治理发展战略完善生态建设咨询评估机制，并统一发布大气污染分析评估报告。

2、加快推进环保立法，加强法律和行政监督。我国不论是环境基本法还是单行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开篇伊始都将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协同发展作为基本立法目的予以表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必须在二者间寻求恰当的利益平衡点，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当前，要把《大气污染防治法》的各项措施落实到位。同时，要进一步落实《环境影响评价法》、《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和《循环经济促进法》等相关法律，加大污染治理的法律保障，以及环保部和其他部门的联合执法。

3、引入“第三方治理”和市场化环保手段。当前环境污染治理效率低下与“谁污染、谁治理”的政策导向有关。要按照“排污者付费、治污者赚钱”的原则，推行 “把治污权交给第三方”的管理模式，并可以通过合同能源管理、能源管理师制度等节能服务新机制改善能源管理，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和脱硫、脱硝设施运营基本实现专业化、市场化、社会化。

4、加快调整重化工业结构，推动产业升级转移。重化工业总体分布在东北、华北以及沿海地区，具有明显的集聚性。“过密”的工业布局，使有限的资源难以得到合理分配，加重地区环境污染的隐患。要通过推动产业布局调整，逐步疏散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大气污染严重地区的重化工业产能，逐步降低大气污染严重区域的煤炭消费量。建立产业分工和转移的利益协调机制，加大重化工产业的技术创新和升级，避免产能转移“重化扩散”。并制定退出企业的经济补偿措施，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从源头上防控雾霾。

5、重新谋划能源布局，坚持实施能源消费总量控制。中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但能源匮乏，而西部地区煤电、水电、风电资源充沛，建议一方面可以通过特高压西电东送，另一方面，凡具备条件的地区可集中建设坑口电站，加大煤炭就地转化为电力的力度，实现输煤输电并举。坚持“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能耗总量分解上，应综合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节能目标等因素，把能耗指标差别化分配给各地区；引入市场机制，建立能源量指标交易置换制度，实现不同企业、不同地区间的配额交易；建立健全能源与碳排放监测平台，真正发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对能源结构转型的倒逼作用。

6、设立雾霾防治的专项基金，整合环保系统科研机构的优势力量，推动相关基础性科学问题研究和人才培养提升大气环境保护的科技水平，建立一支大气污染监管队伍，加强重点污染源控制和监管，以科学研究成果支撑大气污染防治法律法规的完善，促进空气污染的协同控制从成品油消费税中划出一定比例资金用于弥补生产销售使用高标油而多出的成本以此刺激高标油品普及在具体补贴方式上有三种方式可供选择：第一、补贴给销售高标油品的企业，鼓励其平价甚至低价销售高标油品。第二、直接补贴使用高标油品的私家车主特别是对于大巴、出租等公共交通行业，可以强制其使用高标油品并对其加大补贴力度。第三、可以考虑补贴给高标油品炼油企业，减少其亏损额度，不过对于终端补贴更有利于通过市场的倒推力量，迫使炼油企业升级设备淘汰落后工艺，生产市场需求更大的高标汽油。

7、建立雾霾防治的税收体系。启动绿色税收转型,逐步实现征税重点由流转税向能源环境税的转移通过开征综合性和专门的能源环境税,完善能源环境税体系,扩大能源环境税收规模,提高其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使之成为促进资源循环利用节能降耗减少排污的有效激励机制和重要资金来源.提高能源消费税，抑制能源需求。制定实施差异化的税收政策对高标油品生产者和销售者及低排放汽车生产者和销售者可适当减免部分税收，对仍旧生产和销售低标油品的企业则采取一定的惩罚性征税措施。

8、拓展雾霾防治的融资渠道。对能减轻环境污染的环保设施给予贷款，这种贷款利率低于市场利率，而偿还条件又优于市场条件且借贷周期长、利率固定，头几年不需偿还，必要时还可以给予补助让全社会都来关心大气污染问题

9、提高机动车污染防治的力度。机动车污染是造成雾霾的重要来源之一，加强机动车污染防治成为当务之急。利用经济手段切实提高机动车污染防治的力度是较为有效的措施。实施老旧汽车淘汰更新方案，对上路行驶机动车尾气排放开展路检路查，加强对非道路柴油机械的管理，加大摩托车尾气排放控制和抽查力度处罚，违规车辆，劝返外地违规车辆，严控超标排放机动车上路。

10．建立雾霾区域联防机制。雾霾的治理离不开政府间的合作，应尽快建立地方政府问的区域联防联控机制。可以考虑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设立由环保部和发改委共同牵头的区域雾霾防治联席会议制度，制定统一工作计划和方案，明确区域内各政府部门的职责和分工，共同推进雾霾的防治工作。此外，还应借《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之际，在法律中明确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将这一管理机制法定化。

11、完善政府问责机制。依据美国萨克斯教授的“公共信托论”，公众和政府之问在环境公物问题上是一种“信托”关系，共有人委托国家来管理。国家对环境的管理是受共有人的委托来行使管理权，因而不能滥用委托权。公众环境权以及政府环境责任的理论基础就源自这样一种信托关系。当前，我国大量大气污染防治立法的实施效果不能彰显，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环境责任的缺失。因此，在宪法和法律中明确公众环境权益和政府环境问责机制，是保障大气污染防治法在内的环境法律得以有效落实的根本保障。首先，应在在宪法和法律中落实公民环境权，公众环境权益有了法律保障才能更好地监督政府，一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导致环境损害现象的发生。其次，在政府大气环境责任的具体追究范围上，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问责：(1)擅自改变大气防治专项规划；(2)违法审批立项，将那些不符合产业政策以及违反大气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项目予以审批通过；(3)政府环境信息未按照法律要求如实公开的；(4)违背环境行政执法程序的；(5)在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法定职责领域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行为的；(6)未完成政府大气污染物节能减排考核指标的，等等。

12、完善司法诉讼机制。完善的诉讼机制是实现公众环境权益和追究政府环境责任的最后保障。因此，除了和大气污染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个人直接提起环境诉讼之外，还应尽快启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2013年新修订的民诉法增加了该项制度，对污染环境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尽管民诉法的修订，实现了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立法上的破冰之举，但是原告资格规定的模糊不清，使得该项制度根本不具有现实可操作性。适值大气污染法修订之际，应在法律中明确环境行政机关、相关环保组织提起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此外，如果在合理期限内，没有主体对损害大气环境的行为提起公益诉讼的，应规定检察机关可以直接提起诉讼。只有完善公益诉讼在内的各种诉讼制度，才能有效保障公众环境权益，督促政府环境责任的落实。

13、加大违法行为处罚力度，增加环保经费的投入。当前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刚性约束机制缺乏，应加大对违法排污企业的处罚力度。可以参考《美国清洁空气法》的做法，对违法排污者实行按日计罚；而且对于主观上故意排放或隐瞒排放，以及篡改、捏造排污数据的行为予以刑法追究。要彻底改变“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处罚现状，只有重典治污，才能震慑违法排污行为。

14、完善现有的排污权交易制度，启动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在严控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前提下，如果企业增建或扩建项目，肯定会超指标排放污染物。设立污染物排污权交易制度，超指标限量排污的企业可向排放量少的企业购买排放量。在市场机制激励下，企业会主动采取节能降耗技术降低自己的排放量，在获取企业利益的同时，也保护了大气环境。

15、强化企业和公众的环境责任。企业环境责任和公众环境责任二者在责任的落实程度和要求上应有所不同。除了加强对企业强制性规范遵守的监管之外，还应注意经济手段的调控作用，比如酝酿开征碳税。征税对象范围主要针对那些导致雾霾频发的高能耗排放企业，比如钢铁、石化、电力等企业。当然，由于涉及国计民生，还应设立财政补贴等激励机制，对那些采用清洁生产以及节能减排突出的单位予以财政补贴，鼓励和引导企业实施节能减排。在公众环境责任的落实上，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不能仅仅停留在宣传和教育上，还应通过法律调节和经济激励的方式予以保障。在日常消费领域，对于高能耗的消费行为，可在法律上设置消费税，比如将那些破坏臭氧层的氟利昂产品纳入到消费税的征税范围，提高高排放交通工具的消费税税率等。

17、建立雾霾灾后评估制度。尽早对雾霾事件所造成的损失进行及时评估，可以积累历史数据，增强应对的经验，以便在未来同样事件来临时，将不利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雾霾灾害评估内容应包括：交通伤亡、不同行业的经济损失以及对群众健康造成的不利影响。当前雾霾评估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各地并没有对雾霾发生期间所采取的停产、限产、限行等措施进行有效评估，到底哪些措施能达到最佳预期治理效果，缺少科学数据统计。因此，应急方案实施后，应加快进行后续评估工作，从而在下次雾霾发生时可以调整治理手段，完善相应的应急预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