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宗教政策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民族纲领政策形成和发展研究之十六

第一篇：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宗教政策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民族纲领政策形成和发展研究之十六

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宗教政策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民族纲领政策形成和发展研究之十六 【作 者】金炳镐/汤金松/龚学增

【作者简介】金炳镐(1950-)，男（朝鲜族），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民族理论政策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理论政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理论政策研究所，北京 100081；汤金松(1973-)，女（满族），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理论政策研究所法学硕士；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理论政策研究所，北京 100081；龚学增(1945-)，男，中共中央党校社科部民族理论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理论、宗教理论研究。中共中央党校社科部，北京 100091 【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明确提出了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在红军长征时期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政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党非常重视宗教工作。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在曲折中发展。进入90年代以后，党的宗教理论和宗教政策有了新的发展。【摘 要 题】民族政策

【关 键 词】少数民族宗教政策/形成和发展/90年代新发展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22(2002)03-0021-04

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 1.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宗教的认识和政策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有关宗教的初步的主张和政策。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决案》提出：“只要是赚工钱的工人，不论信仰，都须加入工会。”[1]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首次在党的文件中正式提出宗教信仰问题，并把它与“种族”并提。这一文件规定隐含着宗教信仰自由之意。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决案》提出：“为工人们目前利益的奋斗，我们共产党人要随时与国民党、无政府党甚至于基督教合作。”[2]这是很重要的政策策略主张。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中，首次提到“教育与宗教绝对分离”，[3]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提出的很重要的宗教政策。而且这里提出“绝对”分离，强调了我党对这一主张的强烈性。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在“基督教、天主教传播势力所及之地，应特别鼓动农民反对教堂霸占田庄，反对教堂勾结地痞欺压良民”。[4] 1927年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破除迷信观念和反对神权。他说迷信观念的破除，“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5]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和影响范围主要在大城市和汉族地区，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接触和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宗教情况和宗教问题，并提出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

2.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宗教的态度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联合各阶层革命力量，针对当时反帝、反军阀的斗争目标，对宗教和教会采取慎重态度。

中国共产党在1922年虽然提出为了工人的利益可以与基督教合作的主张，但是认为教会是用金钱来收买人民信仰的一种宗教组织，其性质是欺骗和压榨人民的。因此，在政治思想宣传上，坚持对基督教不做让步。“如果遇着教会明显的为恶（如霸占田庄、强买民房、包搅词讼等）的时候，我们便须鼓动公愤，群起反对，我们在此时努力参加。”[6]也就是，我党对基督教采取了既可以合作，但在原则问题上“不做让步”的策略。关于对教会学校的态度，采取“只能攻击教会教育，不必攻击教会学校，更决不能攻击整个的教会学校的学生。”[7]这里把教会、教会教育与教会学校、教会学校的学生严格区别开来，表明了政策的严谨性和态度的慎重性。

总之，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宗教的态度处于不确定阶段，对宗教的政策处于初步提出阶段。

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形成的重要时期，大体分两个阶段加以论述，即：中华苏维埃时期(1927.8-1934.10)和红军长征时期(1934.10-1937.7)。

1.中华苏维埃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的主要内容(1)政教完全分离，真正信教自由。

1930年5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法（宪法）大纲草案》规定：“对宗教问题是绝对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一切公民可以自由的信教，但一切宗教不能得到国家的任何保护及供给费用。”[8]

1930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工作计划大纲》中提出了“内蒙的民族政纲草案”的内容11条，其中第10条规定“政教完全分离，信教自由”。[9]这是我党根据1930年5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法（宪法）大纲草案》提出的有关宗教的规定，为少数民族地区制定的对少数民族宗教的政策。而且根据当时内蒙古蒙古族信仰喇嘛教比较普遍的情况提出政教“完全”分离的问题。1931年11月7日、1934年1月，第一、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都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真正的信教自由为目的，绝对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一切宗教不能得到苏维埃国家的任何保护和供给费用，一切苏维埃公民有反宗教宣传之自由，帝国主义的教会只有在服从苏维埃法律才能许其存在。”[10]

(2)信教和不信教的工农民众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都享有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利。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的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汉、满、蒙、回、藏、苗、黎和在中国的台湾、高丽、安南人等）宗教，在苏维埃法律前一律平等，皆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为使工农劳动群众真正掌握着自己的政权，苏维埃选举法特规定：凡上述苏维公民在十六岁以上均享有苏维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直接选派代表参加各级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大会，讨论和决定一切国家的地方和政治事务。”[11] 我党提出对宗教职业者“应各依其成份分别待遇，不得一律取消选举权，或者一律不分土地。”[12]

(3)没收寺庙教会的土地归农民分配使用。

1930年5月，根据中共六大的“十大要求”制定的《中国苏维埃的十大政纲》第四条规定：“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没收庙宇、教会、祠堂占有的土地与反革命的富农的土地，分配给无地与地少的农民使用。”[13]

1930年8月14日，《中国共产党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提出中国革命的总要求29条，其中第16条规定“没收一切教堂、庙宇及各种公地”。[14] 中国共产党把上述的有关宗教团体土地的政策贯彻到民族地区，提出了相关的政策措施，成为我党对少数民族宗教政策的一部分。1930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古工作计划大纲》中规定：“没收一切王公地主垦牧公司寺庙教会的土地归农民分配使用”，“没收王公寺庙的牲畜归牧民分配”[15]等。(4)帝国主义教会服从苏维埃法律才许存在。

在1931年11月和1934年1月的第一、二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明确指出，“一切宗教不能得到苏维埃国家的任何保护和供给费用。一切苏维埃公民有反宗教宣传之自由，帝国主义的教会只有在服从苏维埃法律才能许其存在。”[16]这一政策在1934年4月20日《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中予以重申。

2.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宗族政策的主要内容 红军长征开始后，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理论和已提出的我党的宗教政策，结合当时各少数民族群众宗教信仰的实际情况，先后发布了一系列有关指示、决议和布告，制定了比较完整的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

(1)宗教与政治必须分离，宗教不得干涉政治。1935年6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康藏西番民众书》中提出：“宗教与政治必须分立”，又重申：“政教必须分立”，“喇嘛寺绝不能干涉政权机关”。[19]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把政教分离的原则具体化为宗教与政治、政权分离，宗教不得干涉政治和政权机关，而且强调“必须”分离，“绝不能”干涉。这与少数民族地区宗教信仰的普遍性和宗教影响深重有关。(2)宗教信仰自由，当喇嘛听其自愿，不愿当喇嘛的准许还俗。

1935年6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康藏民众宣布：“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20]在红军长征经过四川时，进一步强调：“彝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信教自由，准许人民信奉菩萨，不愿当喇嘛的准许还俗！”[21]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政治部的宣传口号也指出，“回人信教自由”[22]，“番人信教自由，念经、敬佛、当喇嘛听其自愿。”[23] 1936年5月2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对番民的策略路线的提纲》中提出了对于番民中几个实际问题的策略，其中关于宗教问题，我党和红军提出了比较全面、系统的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5.宗教问题：(1)保护喇嘛和喇嘛寺以及经书神像；(2)喇嘛寺土地不没收，可以出租；(3)信教自由，不得强迫信教，已当喇嘛的，有还俗的自由，并可分得土地；(4)政教分离，喇嘛寺不得干涉政府行政，但喇嘛个人有参加政权的权利；(5)在法律上，僧俗一律平等，喇嘛犯法一样依法处理；(6)改进喇嘛教；(7)宣传无神论（但不要伤害番民的宗教感情）。”[24]

从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文件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涵义逐渐全面、完善。

此外，我党还提出争取接近宗教上层人士、团结信教群众，保护清真寺及其财产，建立喇嘛改进会。

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具体、详细地分析了蒙、回、苗、瑶、黎等民族的宗教状况，制定了切合实际的宗教政策，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全面正确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逐步深化对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认识，分别在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习惯、允许各派宗教存在、保护遵守人民政府法律的宗教信仰者以及保证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等方面予以强调，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既保护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也保护各派宗教信仰者正当的权益。

1938年5月20日，周恩来专程拜访了基督教人士吴耀宗，指出：“马列主义者是无神论者，但是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并愿意和宗教界人士合作，共同抗日。”[25]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特别提到要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习惯，等等。确定“凡十八岁以上的公民，除犯罪者外不分阶级、男女、民族、信仰与文化程度，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国家给予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并在政治上物质上保证之。”[26] 1939年4月4日，《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提出“尊重蒙回民族之信仰、宗教、文化、风俗、习惯，并扶助其文化的发展。”[27] 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向第二届边区参议会报告与建议书》提到“在回民建立清真寺时，政府给予土地经费，各方面之帮助与便利”。[28] 上述文件规定表明，中国共产党不仅理论上尊重各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而且在物质上还予以援助，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宗教的真诚态度。2.正确处理宗教土地政策

为了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对宗教用地的政策有了比红军长征时期更全面的规定。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决定的附件》规定：“宗教土地（基督教、佛教、回教、道教及其他教派的土地），均不变动。”[29] 3.加强对少数民族宗教职业者的文化教育，团结宗教上层人士

1940年4月的《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1940年7月的《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提出这一主张。[30] 4.保护正当的宗教活动及宗教活动场所

1940年2月的《抗战建国中的回回民族问题》和1941年4月的《回回民族问题》以及1941年11月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向第二届边区参议会报告与建议书》中，对此作了具体规定。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较全面地论述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且在认识上有了一个飞跃。第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适用的对象是“人民群众”，而不只是“工农劳苦民众”。第二，强调了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宗教或那种宗教的都有自由，并且提出外国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可以从事宗教活动。第三，强调宗教信仰自由是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和民主权利之一，必须作为一个原则予以坚持和贯彻。[31]

四、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继续贯彻执行既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除了更加系统地分析少数民族的宗教状况外，对于宗教政策的规定也进一步完备了。

中国共产党结合这一时期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需要，对少数民族制定了更加具体的宗教政策、措施，涉及到保护宗教职业者、保护合法宗教活动及宗教场所、宗教寺院土地处置等方面。1.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团结信教群众 1946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回民工作指示》中提到：“回民民族他的特质是在宗教形式下保存起来的。”“对于宗教和生活习惯是尊重的，……不要在这些地方刺激群众的民族和宗教的感情。”[32]“对汉民干部应消除其大汉族主义，歧视回民和讥笑其生活习惯，避免对其宗教正面批评。”[33]

除了对回族的宗教政策，中国共产党针对东蒙地区的工作实践，总结经验，制定了相应的宗教政策。1947年4月27日，内蒙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中规定：“内蒙古自治区域内蒙汉回等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互相尊重风俗习惯、历史文化、宗教信仰、语言文字。”[34]还明确规定：“实际信教自由与政教分立，保护庙宇，提倡喇嘛自愿投资经营农工商业与各种合作事业，奖励喇嘛自愿入学与参加劳动、行医、识字。”[35]除一般意义上的对蒙古民族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外，在保障喇嘛人权、财权方面，在提倡喇嘛自愿投资方面，在奖励喇嘛自愿学习、工作方面都作了规定。2.保护合法宗教活动和宗教场所

1947年9月，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回民问题的通知》中规定：“不得侵犯各地清真寺，军队不许住清真寺，汉人不得利用清真寺集会。”[36]“保护清真寺、拱北及回民一切文物古迹。”[37]

在解放西北的战争中，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尊重回民宗教信仰的重要性，因此积极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对保护清真寺和拱北、回教经典、礼拜等方面，都作了详细的规定，产生了良好的作用。1949年5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制定的《回回工作简要手册》，就对这些方面作了最完善的规定，在回民居住区的宗教工作中起了重要的参考、指导作用。3.妥善处理宗教土地

1946年9月，《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土地改革的指示》中，明确规定：“凡祠堂、庙宇、天主教、基督教的土地，应根据当地情况，农民公意及族人意见妥为处理。如农民要求分配时，除留下一些地作为祭祀、传教和居留人维持生活外，其余一律分配。凡清真寺的土地应以回民公意解决之。”[38]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十三条就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39]这是解放战争时期，乃至于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的总结和概括。

五、新中国建立初期宗教政策的制定及实践 1.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宗教政策

1950年10月1日，周恩来在庆祝建国一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对于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和其他群众性的风俗习惯，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坚持不干涉的原则”。同年12月2日，政务院发布通令：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三大节日（尔代节、古尔邦节、圣纪节）食用的牛羊免征屠宰税，并放宽检验标准。1951年5月23日，在《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办法的协议》中规定，对西藏现行的政治制度不予变更；对**喇嘛和**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和职权，应予维持。1952年11月22日，毛泽东在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时重申“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宗教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总之，新中国一成立，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就明确宣布了充分尊重各民族宗教信仰的政策，这不仅表现在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言论之中，而且载入有关处理民族问题的重要文献之中。2.新中国建立初期宗教的工作实践

为了贯彻实施新中国的宗教政策，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第一，在各族群众，特别是信教群众中广泛深入地宣传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加深他们对宗教政策的了解，消除反动势力散布的“共产党是消灭宗教的”谣言。第二，为了全面正确地贯彻宗教政策，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设立宗教事务工作机构。为了更好地开展宗教工作，团结广大信教群众，1952年和1953年，由伊斯兰教界和佛教界知名人士发起，相继建立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和中国佛教协会，在这些宗教团体的协助下，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逐步得到贯彻。第三，制定了一切从少数民族实际出发的慎重稳进的工作方针。如果在宗教问题上急躁冒进，就会严重影响民族关系，甚至会引发事端，造成严重后果。这在新解放的地区，尤须特别注意。

第四，加强领导，及时纠正工作中的偏差。这一时期，由于处理新社会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问题缺乏经验，在一些地区的宗教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偏差，主要是急躁情绪，对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尊重不够。1950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慎重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指示，指出关于各地少数民族内部的社会改革，特别是有关少数民族的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的改革，必须从缓提出，不经中央批准，各地党委不得作出并发布有关这方面改革的口号并进行宣传。同月，中共中央批转了乌兰夫、刘格平同志对处理新疆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正确意见，指出少数民族的宗教问题，是一个历史性、民族性的群众思想信仰问题，它与少数民族落后的经济、文化及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联。因此，对于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态度应该十分审慎，切忌急躁，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信教自由政策。在少数民族广大群众的觉悟未提高前，不要轻言改革。少数民族中的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在有了初步的觉悟以后，往往产生一种盲目的反宗教情绪，必须加以教育和制止，绝不要把他们的这种情绪当作少数民族广大群众觉悟的表现。1951年11月，针对西北地区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偏差，中共中央指示，对甘肃、青海、宁夏三省回族地区内的属于藏族、蒙古族、土族的喇嘛寺庙，一律不予征收，亦不接受寺方献地，寺庙过重的租额及苛索等可用协调及调解方式酌情减免。并同意西北局提出的对于伊斯兰教清真寺及拱北、道堂土地的处理意见。3.新中国建立初期宗教工作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

建国初期处理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实践是整个民族工作的组成部分。1953年6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制定，1954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系统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几年来民族宗教工作的经验。

第一，首次提出关于宗教具有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等“五性”的重要思想。第二，突出强调在几乎是全民信教的少数民族地区，宗教问题是整个民族问题不可分离的一个重要部分。尊重了少数民族的信仰，就能在政治上取得主动，反之，则会被动。第三，对待宗教信仰问题，必须长期地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

第四，强调努力进行上层统战工作，争取、团结一切可以争取、团结的少数民族宗教上层人物。

第五，对少数民族共产党员信仰宗教的问题要采取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处理的态度。第六，进行系统的调查工作和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与党的宗教政策的研究。

六、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少数民族宗教政策在曲折中发展 1.中国共产党关于宗教问题观点的新发展

进入社会主义时期，面临中国宗教状况的新变化，特别是少数民族宗教方面的新情况、新问题，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关于宗教问题的观点。

(1)明确表明在社会主义时期宗教还将长期存在。1957年8月4日，周恩来在《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中指出，思想方面的变化，不会像政治制度的改革那样发展。思想变化的过程是最慢的，信仰宗教的人，不仅现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有，就是将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是不是就完全没有了？现在还不能说得那么死。当社会还没有发展到使宗教赖以存在的条件完全消失的时候，宗教是会存在的。

(2)在处理宗教问题时，汉族首先应该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1956年5月30日，周恩来在接见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两国的伊斯兰教代表团时指出，汉族之中虽然也有很多人是信仰宗教的，但是由于汉族人口最多，而且不像有些少数民族几乎全民信教，这样，汉族首先应该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其次是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3)提出宗教在教义上有某些积极作用，对民族关系可以起推动作用的观点（见周恩来1956年5月30日接见外宾时的谈话）。

(4)首次提出在宗教问题领域，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上的矛盾已经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4月4日，李维汉在全国第七次统战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现在，由于民主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除个别民族地区外，宗教矛盾的矛盾背景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除个别地区外，宗教矛盾已经从既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又是敌对阶级的矛盾，转化为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矛盾。2.少数民族地区宗教制度的重大改革

为了顺应少数民族的要求，促进少数民族的发展进步，从1958年起，陆续开展了废除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中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制度的工作。

1958年5月，杨静仁在中央八大二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回族宗族问题的发言。指出要消除宗教封建剥削制度的残余和宗教特权，逐步使宗教在人民中真正成为个人的思想信仰问题，真正实现宗教信仰自由。为了进一步研究宗教制度的改革问题，中共中央统战部于1958年5月和9月，先后分别召开了回族伊斯兰教问题座谈会和藏传佛教问题座谈会。李维汉就伊斯兰教同回族发展的矛盾、民族与宗教应当分开、宗教制度的改革等问题，作了重要的讲话，做好了改革前的准备工作。在宗教制度改革中，有关地区从当地民族和宗教的具体情况出发，采取了不同的改革方法、步骤，改革的具体内容有所增减。宗教制度的改革，总体上是成功的，但是由于受到“左”的指导思想的干扰，也出过一些较为严重的偏差。到1960年，宗教制度改革的基本任务全部完成。宗教制度的改革，使中国少数民族的宗教在使自己适应社会主义社会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对民族、对国家、对宗教自身都是有利的。3.“左”倾错误的纠正及宗教理论的深化 进入社会主义时期的最初几年，对少数民族地区宗教问题的处理进一步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宗教问题理论上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主要表现以下几点：

第一，全面完整地阐述了宗教“五性”论，以科学的语言表述了长期性、民族性、国际性、群众性和复杂性。这是在1958年12月至1959年1月召开的第十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汪锋同志《关于民族工作及少数民族地区宗教工作方面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讲话中论述的。第二，提出了无神论教育问题。1958年5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和中央民委党组《关于在回族党员中进行无神论教育》的报告指出：无神论教育，首先要在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干部中进行。其次，为了巩固宗教制度改革取得的胜利，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向群众适当地进行无神论的教育是必要的。

第三，重申宗教问题上的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第四，提出要辩证地认识宗教的前途。

总之，从建国到6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处理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理论和实践尽管有过一些曲折，但总的来说还是正确的、稳妥的，成就是大的。可惜，这种局面未能正常健康地向前发展。1962年以后，随着全国性的政治上“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10年间，少数民族的宗族工作遭到彻底的破坏。

“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江青等诬蔑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政策是“保护落后”，蛮横禁止少数民族宗教职业者和信教群众的正当宗教活动，甚至把大批寺庙和宗教设施加以毁坏、关闭或改作他用，对于少数民族中宗教上层爱国人士，统统当作“牛鬼蛇神”予以打击，其中有些人被迫害而死。

七、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少数民族宗教政策的恢复、发展和完善

从1978年到1982年，宗教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拨乱反正。同时，中国共产党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以来在宗教问题上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在1982年3月印发《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即19号文件）中，全面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宗教问题特别在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在全面贯彻19号文件的过程中，宗教活动逐步正常化。中共中央1982年19号文件，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纲领性文件。它阐明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观点和政策走向成熟，集中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重大发展。

第一，宗教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有它发生、发展和消亡过程。改变了以前把宗教仅仅看成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观点。第二，全面阐述了宗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必然长期存在的根源。社会主义时期宗教存在和发展的原因主要表现为，宗教信仰作为一部分人们的意识不会在社会制度发生根本变革后短期内彻底消除；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水平的提高，是一个长久的奋斗过程；某些严重的天灾人祸还会给人们带来种种困苦；一定范围的阶段斗争和复杂的国际环境对于宗教的发展还将产生着一定影响。

第三，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我国宗教的状况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宗教问题上的矛盾已经主要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处理好宗教方面的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宗教工作的主题。

第四，要善于体察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区别和联系。在宗教同民族的关系问题上，各个民族和各种宗教有不同的情况。有些少数民族基本上全民信仰某一种宗教，如伊斯兰教和喇嘛教，那里的宗教问题基本没有联系。因此，要善于具体地分析各个民族和各种宗教的不同情况，正确处理好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区别和联系。

第五，处理好宗教问题主要反对“左”的倾向，又要防止和克服放任自流的倾向。第六，明确了处理我国社会主义时期一切宗教问题及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使全体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联合起来，把他们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共同的目标上来，并强调，任何背离这个基点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都应当受到党和人民的坚决抵制和反对。并强调，任何背离这个基点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都应当受到党和人民的坚决抵制和反对。这就根本改变了在极“左”年代单纯把促进宗教消亡，甚至消灭宗教作为处理宗教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错误观点。

第七，重申和充实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全面完整地表述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涵义；强调保证信教自由的同时，也应当强调不信宗教的自由。绝不允许宗教干预国家行政、司法、学校教育和社会公共教育，不允许强迫18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入教；绝不允许恢复已被废除的宗教封建特权和宗教压迫剥削制度；绝不允许利用宗教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国家统一和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争取、团结和教育宗教人士是贯彻执行宗教政策的极其重要的前提条件；合理安排宗教活动场所，是落实宗教政策、使宗教活动正常化的重要物质条件；充分发挥爱国宗教组织的作用，是落实宗教政策、使宗教活动正常化的重要组织保证；正确区分和处理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在宗教外衣掩盖下的违法活动，以及不属于宗教范围内的迷信活动。

1982年以来，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不断推进，处理宗教问题的实践也进一步深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又提出了关于宗教问题的一些新观点、新论断。这些新观点、新论断和1982年19号文件集中反映出的对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创新观点一起，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理论。

这些新观点、新论断主要是：

第一，正确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的课题，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是1990年12月5日李鹏总理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首先提出来的。这标志着中共中央将宗教工作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新高度。第二，政治上团结合作，思想信仰上互相尊重，是党和政府处理同宗教界朋友之间的关系的原则。这是江泽民总书记在1991年1月30日邀请各宗教团体领导人到中南海做客时的讲话中提出来的，是关于同宗教界建立爱国统一战线思想的新发展。第三，明确提出要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这也是1990年12月5日李鹏总理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首先明确提出来的。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是不违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而是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需要，是维护安定团结和各民族人民利益的需要。第四，以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新论断，科学地表述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1991年，中央在一个文件中曾指出，要动员全党、各级政府和社会各方面进一步重视、关心和做好宗教工作，使宗教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1993年11月7日，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明确提出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新论断。这可以说是目前为止对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互关系的最科学的表述。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的长期实践中，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与中国的宗教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宗教理论。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一系列观点和政策。这些将指导着中国宗教工作，特别是少数民族宗教工作的实践进一步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收稿日期〕2001-10-31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0.([2]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0.[3]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22.[4] 中共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515.[5]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3.[6]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前.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617.612.[7]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前.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617.[8]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24.[9]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38.[10]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208-209.[11]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66.[12]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35-636.[13]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19.[14]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29.[15]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38.[16]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208.[17]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218.[18]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289.[19]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359.[20]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289.[21]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489.[22]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488.[23]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489.[24]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374.[25] 文史资料选辑第92辑[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130.[26]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597.[27]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22.[28]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941.[29]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94.[30]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54.667.[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92.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001.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050.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111.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1113.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130.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338.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063.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290.

第二篇：民族的形成、发展和消亡

第三章 民族的形成、发展和消亡

第一节

民族的定义及其特征

一、以往的民族的定义

关于什么是民族这个问题，从来就有着各种不同的看法。例如：瑞士政治学家布伦奇里，他在1851年写的《普通国家法》一书中，就给民族下过这样一个定义：

他说：“民族者，民俗沿革所生之结果也。民族最要之特质有八：

（一）其始也同属于一地；

（二）其始也同一血统；

（三）同其肢体形状；

（四）同其语言；

（五）同其文字；

（六）同其宗教；

（七）同其风俗；

（八）同其生计，由这八种因素相结合，并传之子孙，久而久之，则成为民族”。布伦奇里的民族定义，我们称之为“八要素说”。梁启超先生非常赞成他的观点，并把它介绍到中国来。

在我国解放前，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民族定义，孙中山先生在他的《三民主义》一书中就说：

“我们研究许多不相同的人种，所以能结合成各种相同民族的道理，自然不能不归功于血统、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这五种力。这五种力，是天然进化而成的，不是用武力征服得来的”。孙中山先生的民族定义，我们称之为五要素说。孙中山先生的民族定义，在我国的民国时期影响很大。解放前，我国出版教科书、字典、典、辞典等，采用的都是孙中山先生的民族定义。解放后，我国使用的是斯大林的民族定义。

1913年，斯大林在考察欧洲各民族实际情况的基础上，综合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观点，给民族下了一个完整的定义。他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

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我们称之为“四要素说”。它包含了三层含义：

1、民族是在历史上形成的，而不是一有人类就有的；

2、民族有四个基本特征，是四个特征的总和；

3、民族是一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

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影响很大，过去，在社会主义阵营，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采用斯大林的民族定义。解放后，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就是以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为指导，结合我国民族的具体情况来进行的。当然，我国没有完全照搬斯大林的民族定义，而只是以这个定义为指导。如回族、满族„„。

二、建国后我国学术界关于民族定义的三次大讨论

关于民族定义，我国学术界在建国后曾进行过三次大的讨论： 第一次讨论是在1954-1957年。这次讨论的起因，是1954年6月，范文澜先生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在这篇论文中，范老认为汉族在秦汉时期已经形成为封建时代的独特民族。

这篇论文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学术界强烈的反响，当时发表了很多文章，但没有一篇文章是赞成范老的，所有文章都是批判范老的。这些学者认为，范老违背了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因为斯大林在阐述他的民族定义时，认为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的，所以，这些学者认为，在封建社会，汉族不可能形成为一个民族，只有到明清的时候，或者认为只有到鸦片战争以后，汉族才能形成为一个民族。这次讨论到1957年反右时就停止了。

到1962年-1964年，我国学术界又进行了一次讨论。这次讨论的起因，是由牙含章先生的文章引起的。当时，牙含章先生是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所长。第一次讨论消沉下去以后，他们组织人力，认真查对马恩列斯的原著，经过多年的努力，他们发现，斯大林说的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的民族，应该翻译为现代民族，而斯大林说的封建时代的部族，也应该翻译为民族。他们还在恩格斯的著作中发现，恩格斯早在自然辩证法中就指出：“由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的论断。基于这样的发现，牙含章等同志陆续发表文章，提出最初的民族应该是由部落发展而来的观点。这一观点，当时得到学术界多数同志的赞同。当然，当时也有一些学者仍然坚持斯大林的观点，认为在资本主义以前，不可能有民族，资本主义以前的人们共同体，只能称为部族，不能翻译为民族。

到上世纪80年代，学术界又进行了第三次讨论。这次讨论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思想解放的背景下展开的，因此，学者们纷纷发表文章，阐明自己的观点。在这次讨论中，主要有三种观点：

1、有些学者认为，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是最科学、最完整的，不能修改。

2、有些学者认为，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已经过时，应该另立一说。

3、有些学者认为，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是有缺陷的，但经过修改，仍然可以使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三种观点当中，有的学者提出了一些难能可贵的观点。例如：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世界民族研究室的阮西湖先生，他在民族研究1986年第五期发表了“关于民族形成几个理论问题”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说：“以下我提出关于构成民族的四个要素。甲、共同的民族意识。乙、共同的文化。丙、共同的语言。丁、共同的历史渊源。”这一观点很有独到见解，当时被学术界称为阮氏定义。又如：云南大学的熊锡元先生,他在“风俗习惯应否列为民族构成要素---关于民族定义的一点看法”一文中，提出应该把风俗习惯列为民族构成的一个要素，也很有见地，当时被学术界称为熊氏定义。

三、中央的民族定义及其六大要素

2005年5月，党中央在“12条”的第一条中指出：“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这不仅回答了什么是民族，而且也是对我国学术界长期以来关于民族定义讨论的一个总结，它既吸收了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合理要素，也吸收了我国学术界长期以来的研究成果。它认为，民族由六个要素组成：

1、共同历史渊源

所谓共同历史渊源，是指民族起源的地域渊源和族体渊源。地域渊源也叫共同地域，它是指组成一个民族的人们具有一定的共同居住、生活的地区。一般来说，民族的其他要素，即共同语言、共同文化、共同心理认同等，都是在共同地域上形成的。人们只有在共同的地域之内，世世代代密切交往，共同生活，才能形成一个民族。相反，如果人们没有一个确定的共同居住、共同生活的区域，而是分散在不同的地方，那么，他们要形成为一个民族是不可能的。

例如：在历史上，壮族和傣族的先民，都属于百越族团，后来傣族的祖先迁徒到云南。由于这两部分人长期居住在不同的地域里，彼此之间没有密切的经济联系，语言、心理、气质、风俗习惯的差异，也越来越大，这样，就形成两个不同的民族。

当然，共同地域虽然是民族形成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但并不是说，凡是住在一个共同地域之内的人都必定是一个民族。在实际生活中，就是一个民族的人，也不是始终固定居住在一个区域不动的，由于种种原因，人们会迁徙流动，从而形成民族杂居的情况，或是大分散、小集中的格局。

族体渊源也就是共同族源，比如说苗族，他们分布很广，主要居住在贵州、云南、湖南，其余分布在广西、四川，少数分布在海南、湖北，但他们都起源于“五溪蛮”或“五陵蛮”。他们居住很分散，但族源是相同的。

2、共同生产方式

所谓共同生产方式，是指组成一个民族的人们在经济活动方面的社会联系，是在物质资料的生产、交换和消费过程中的组织形式、联系形式和行为方式的总和。共同生产方式是组成一个民族的人们，在一定地域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等的影响下，在经济活动领域形成的独特的方式。经济生活、经济上的联系是把人们聚拢在一起纽带，也是共同语言、共同文化、共同心理认同形成的基础和物质条件。物质的力量，经济的联系，才能把组成民族的各部分联合成一个整体，并在其他要素的同时作用下使它巩固。民族就是许多不同部落由于物质关系和利益而结成的。当然，在民族形成以后，共同生产方式也是会发展变化的。

3、共同语言

所谓共同语言，是指组成一个民族的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彼此之间交流思想感情，交往联系所共同使用的言语。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共同语言，没有共同语言，人们就不能结合成为一个民族。

但是，这并不是说，不同的民族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用不同的语言；也不是说，凡是用同一种语言的人类群体，都必定是同一个民族。例如：英格兰人、美利坚人、爱尔兰人都说英语，但他们却是不同的民族。我国的汉族、回族、畲族、满族都讲汉话，但也不是同一个民族。这种情况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造成的。比如：美利坚民族„„又如满族„„，当然，这些都是特殊的现象。这种特殊的现象毕竟是少数。而绝大多数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语言，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就有52个民族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这是普遍的现象，没有这个普遍现象作为前提，共同语言就不能成为民族的一个特征。

4、共同文化

所谓文化，它是指人们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称。但这里所说的共同文化，按照阮西湖先生的解释，是特指文学、艺术、音乐、舞蹈、教育、科技等等。他认为，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有其共同文化。不少同志虽不是音乐家，但能分辨出不同民族的舞蹈、音乐。在汉族人当中，也会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汉族有共同文化，正如一位海外华人说的：“我深深感到，无论在大陆、台湾，还是在海外，我们都是炎黄子孙，都有共同的文化根源。”因此，共同文化是把人们联系在一起的精神纽带，是民族统一性和继承性的最显著的标志，也是一个民族发展进步的内在动力。

5、共同风俗习惯

共同风俗习惯，按照熊锡元先生的解释，它是指组成一个民族的人们在衣着、居住、饮食、娱乐、节庆、礼仪、婚姻、丧葬等方面所特有的喜好、风尚、传统和禁忌。风俗习惯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产物，受生产活动、经济生活、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等的影响。它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很大一部分是约定俗成、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因此，具有很大的稳定性的特点，是显露于外的民族特征之一。在一般群众看来，语言和风俗习惯不同，也就是民族不同，这就是他们识别民族的最简易的办法。

6、共同心理认同

它是指组成一个民族的人们的相同的心理素质。主要表现为对同一民族的自觉的归属感，包括民族成员对民族整体的认同心理和民族成员之间的认同心理。我们经常看到，在火车上，两个互不相识的人，当他们用本民族的语言交谈之后，很快就熟悉起来，这是相同民族成员之间，通过民族语言达到的心理认同。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随着人口流动的不断增多，共同心理认同在民族特征、民族认同方面所起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

总之，民族六要素或六个特征都有特定的内容，每一个特征都在民族特征总体中处于一定的地位，起着一定的作用，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共同地域、渊源与共同生产方式、经济生活，在一般情况下是互为条件的，是民族形成、存在和发展的物质条件和基础。地域是空间场所，经济是联系的纽带。共同族源与共同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心理认同密切相关，语言是交往的工具，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的精神纽带，心理认同是这几个特征的必然结果，但它不仅仅是消极的结果，而是起重要作用，是民族稳定性的重要条件。民族的六个共同要素或共同特征是民族形成的关键条件，也是构成一个民族的基本条件。

此外，民族的六个共同要素具体到某一个民族身上，并不是都同样突出的，并不是都是那么完整的，有的特征可能淡化了，有的特征可能消失了。所以，在识别一个民族的时候，要把民族的各个要素综合起来考虑，综合起来考察。

四、民族与其他人们共同体的区别

民族的六要素或特征，既是民族与民族之间区别的标志，又是把民族与其他人们共同体加以区分的界限。

1、民族与氏族、部落的区别

民族和氏族、部落都是人们共同体。民族是从氏族、部落发展而来的，但是民族与氏族、部落又有本质的区别。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氏族、部落是以血缘关系纽带的人们共同体，它们都是血缘集团。从严格的意义来说，同一个氏族或同一个部落的人，原先都是同一祖先所生的，他们之间都是有血缘关系的。

而民族则是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人们共同体，同一个民族的人，并不一定是同一祖先所生的，也就是说，民族不是一个血缘集团，同一个民族的人，不一定有血缘关系。可见，民族和氏族、部落是两个不同的科学概念。

2、民族与种族的区别

民族也不同于种族。种族是指在一定的区域内，在体质形态上具有某种共同遗传体质特征的人类群体。种族是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形成的，它属于生物学的范畴，而民族则属于历史的范畴。

种族的标志是在体质形态上具有某些遗传特征，一般是以肤色、头发的形状和颜色、面容、眼色等生理特征为标志的。如：

欧罗巴人种

蒙古人种

尼格罗人种

肤色

白色

黄色

黑色 发形和颜色

波发、直发

直发

波发、丛发

各种颜色

黑发

黑发

还有头型、鼻型等等。种族正是以这些体质特征来划分的。而民族则不同，它是以语言、地域、文化和心理认同为特征的，它不管人们的肤色、面容、体格和头发如何，只要具备民族的这些要素，就可以都划为一个民族。所以，生理特征不能作为识别民族的科学依据。

3．民族与国家的区别

在西方国家中，民族和国家经常混淆在一起。学过英语的人都知道，英文中原来没有民族这个词，后来用people来代表，但people的原意为人民。后来经常用nation来代替民族一词，而nation原意即是国家，所以两个词经常混淆。其实，民族和国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国家是一个政治概念，它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而民族仅仅是一个人们共同体，它不是一个统治机构。

国家不一定要有共同的语言，如瑞士，以德语、法语、意大利语、雷托罗曼语为国语，以德语、法语、意大利语三种语言为官方语言。而民族则必须要有共同的语言。一个民族可以建立一个国家，也可以建立几个国家，许多民族也可以共同生活在一个国家内，如中国、俄罗斯、印尼、印度等。由此可见，民族和国家是有明显区别的。

第二节 民族的形成和发展

一、民族的形成

1、民族不是从来就有的

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并不是一有人类就有的。在人类最初的长达数百万年的历史上并没有民族。民族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才产生的。

人是社会的动物。在原始社会初期，人类刚从类人猿进化过来，为了生存和生活，人们只能过着集体的即社会的生活。

人类最早的社会集团，是原始群。这种原始群，靠采集和渔猎生活，并随着生活资料取得的难易，时分时合，因而极不巩固、极不稳定。

到了蒙昧时代的中级阶段（相当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的需要，人们才结合成一种稳定的集体，这种稳定的集体就是氏族。氏族的人口不断增加，不断分裂出新的氏族。几个有亲属关系的氏族又结合成部落。在同一氏族、部落中，人们都有血缘关系，都有同一祖先。

恩格斯说：“氏族在蒙昧时代的中级阶段发生，在高级阶段继续发展起来，就我们所有的资料来判断，到了野蛮时代低级阶段，它便达到了全盛时代”。

往后，氏族就逐步走下坡路了。

到了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人类社会发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即游牧部落从其他野蛮人中分离出来，从而使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游牧部落生产的产品比别的野蛮人多，并且很不相同，这就第一次使交换成为必要和可能。这种交换起初是在部落与部落之间，由各自的酋长来进行，进而才成为个人之间的交换。在交换中，牲畜成为最早的“货币”。为了储备牲畜的饲料和人的食物，发展了原始的农业。同时，在手工业方面，也出现了两大成就，即发明了织布机，发展了冶金术，开始炼铜、锡和它们的合金青铜。

由于生产的发展和生产的增加，一方面产生了超过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产品，即产生了剩余产品；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原始公社或个体家庭成员的劳动量，这样就需要寻找和吸收新的劳动力。而战争恰好提供了这种新的劳动力的来源，这时，俘虏不再被杀掉，而是变成了奴隶。于是，社会从此分裂成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氏族制度出现了第一个裂口。

往后，进入了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由于炼铁技术的出现和铁器的使用，更大规模地发展了农业、手工业的生产和生产力。特别是由于生产越来越多样化，技术要求越来越高、越精细，许多生产和产品已经无法由一个人从头到尾来完成了。这就发生了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即手工业和农业分离，生产分为农业和手工业两大部门，出现了海外贸易。这时，贵金属成了货币。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贸易的扩大，货币和高利贷、土地私有权和抵押制随之产生，财富迅速聚集到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手中，这时，社会上不仅有自由人和奴隶和差别，而且又有了富人和穷人的差别，就是说产生了阶级的划分。

私有制的出现和阶级的划分，就使当时的人类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前，一个氏族、部落的人都是共同居住、生活在一起的，血缘关系很纯，这时，由于私有财产和商业的发展，奴隶的增加，外来人的流入，本氏族、部落成员的外迁等，使氏族、部落到处都出现杂居的现象，从而破坏了它原有的血缘关系，破坏了氏族、部落赖以存在的基础和前提。

从前，在氏族、部落内部是没有阶级的矛盾和对立的，这时，由于阶级的出现，富人、穷人同住在一个氏族、部落里，这就把矛盾和对立带进了氏族、部落内部，使氏族、部落分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当富人集团与穷人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到了不可调和的时候，国家就产生了。从表面上看，国家是凌驾于社会各阶级之上的，对各阶级的利益一视同仁的，但实际上，它只是富有阶级的代表，是这个利益集团的工具。国家的产生，导致了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的转化，于是，国家机构取代了氏族机关，氏族制度彻底瓦解了。

2、民族是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生长的 民族是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生长起来的。

由于生产和交换的发展，产生了商业和交换市场，人们彼此之间的经济生活日益密切、加强，来往越来越频繁，强大的经济力量就把人们结合成一个整体，使人们有了共同的生产方式，这就为民族的形成奠定了经济基础。

由于产品交换的经常化，人们彼此之间的接触越来越密切，越来越频繁，原来的部落语言已无法满足人们交际和从事经济活动的需要。如在交换方面，人们在交换产品的时候，如果你说你的部落语言，我说我的部落语言，那么交换是难以实现的，这就要求大家都说谁都能听得懂的某一种语言。这样长期发展下去，就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共同的语言，这就为民族的形成创造了语言基础。

由于人口的大量增加，也由于生产和经济利益的要求、占有财富和保护财富的要求，使得人们对内对外都不得不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于是，几个亲属部落溶合为一个整体，各部落原有的地域“溶合为一个民族的领土”（地域）。这就为民族的形成提供了地域条件。

有了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和共同经济联系，作为经济基础的反映的共同文化，以及表现在这种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认同，也就逐步形成了。民族的基本特征，就是这样在氏族、部落日益瓦解、在人类社会由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的时期形成的。这就是最初民族形成的一般过程。

二、民族的发展

如上所述，初始民族是在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时期形成的。但这并不是说，迄今一切民族都是那时产生的，也不是说从那以后，再也不会形成新的民族了，而只是说，人类划分为民族的现象，是从那时开始的，在那以前没有民族。至于在往后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可能而且都曾经形成过许多民族。我国的一些少数民族，例如回族，就是在封建时期形成的。北美的许多新兴民族，如美利坚民族、英裔加拿大民族、法裔加拿大民族，则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的。这就说明，民族并非一经形成就不再变化发展了，恰恰相反，民族从它产生的时候开始，就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民族的发展变化是受社会发展制约的，它往往沿着社会发展的序列而发展变化。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与社会发展阶段相对应，民族大体上也经历了如下几个大的发展阶段：

1、前资本主义民族阶段 前资本主义民族就是指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民族，包括奴隶制民族和封建制民族。在这个阶段，民族的特征还很不成熟，加上其它一些原因，例如战争、迁徙、自然灾害等等，民族的界限变动很大，许多民族曾经历了复杂坎坷的瓦解、同化或者重新组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些民族结合在一起发展成一个新的民族；有的民族分化成几个分支，其中有的分支被其他民族同化，有的分支形成为单独的民族。如苗瑶的祖先武陵蛮在宋代一分为二，东迁福建的形成畲族，南迁两广、云贵的形成苗族和瑶族。又如古代百越民族，西迁云南者形成傣族，北迁贵州者形成布依族、水族。有的民族甚至整个民族被其他民族同化。如我国古代的匈奴、契丹、乌桓、鲜

等民族，都曾经是强大的民族，后来被汉、蒙、女真族同化了。这一时期民族界限的变动性，说明了前资本主义阶段民族幼稚性和不成熟性，也表明了它们是在不断成长之中。

2、资本主义民族阶段

资本主义民族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时，民族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即资本主义民族阶段。由于资本主义首先是在西欧发展起来的，所以资本主义民族也首先在西欧形成。随着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发展，商业和交通日益发达，大城市不断出现，形成了一个个统一的民族市场，于是有的地方就以原来的民族为基础，发展成资本主义民族，英格兰民族就是这样形成的。有的地方则由一个民族为主，吸收几个不同民族的成分，结合成一个新的资本主义民族，例如，意大利民族就是以罗马人为主，结合德意志人、希腊人、阿拉伯人等组成的。

资本主义民族，由于内部经济联系十分紧密，民族的特征发展得空前成熟，从而成现代民族的一个类型。

3、社会主义民族阶段

社会主义民族，是民族发展的一个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民族是在剥削制度被消灭，在旧的民族，包括前资本主义民族和资本主义民族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这种民族，由于内部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建立了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以，它比旧式民族更加团结、更能健康的发展。乐于同其他民族建立友好的合作的关系。

社会主义阶段，是民族得到充分发展和繁荣的阶段，特别是那些原先处于被压迫地位的，更是得到无限制的发展和繁荣。

一般来说，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外力的作用，它都会沿着社会发展的序列，由奴隶制民族发展为封建制民族，封建制民族发展为资本主义民族，再由资本主义民族发展为社会主义民族，如果民族按社会发展的顺序向前发展，这就是民族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事物的发展都是错综复杂的，民族的发展也是如此。有的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就没有经历奴隶社会这一发展阶段，如壮族，有的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甚至跨越数个发展阶段，直接由原始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如怒族、独龙族、基诺族等等；有的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被别的民族同化了，当然也就没有经历以后的发展阶段了；有的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分化，或重新组合，这些重新组合的民族，当然也就没有经历以前的发展阶段了。民族发展中的跨越、同化、分化、重新组合等等，这就是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

第三节 民族的消亡

一、民族的消亡是民族发展的必然结局

民族不是从来就有的，它也不会永恒存在，它也和阶级、国家、政党等社会历史现象一样，最终也是要走向消亡的。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如前所述，民族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上产生的，它比氏族、部落更高级、规模更大。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民族也在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人类之所以分成许多不同的民族，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因为生产力和科学发展水平还不够高，还不足以克服社会和自然条件的局限性所造成的。人们之间的差异，包括民族差异，是人们各自在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下独立发展的结果。随着人们的生产力和科学水平不断发展达到了某种程度，它就要促使人们冲破原来的狭隘范围，走到更加广阔的天地里去，从而消除原来的许多差异，建立和扩大共同的东西。这种地区之间、民族之间的差异的消失，共同性、统一性的增长，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文化水平的每一步的提高，都要有所前进，而且前进的速度越来越快。如服饰等，变化极快。

到了社会主义，特别是到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以后，由于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极大发展，人们之间的各种偏见和不信任因素的消除，地区之间、民族之间的差异，将在各地区、各民族高度发展繁荣的基础上逐步消除，共同性、统一性将越来越多。最后，在人类进入共产主义以后，各民族将融为一体，从而使民族走向自行消亡。

二、民族融合有别于民族同化

所谓民族同化，就是一个民族或一个民族的一部分，接受另一个民族的特征，逐渐丧失本民族的特征，变成另一个民族的组成部分的现象。

民族同化有两种，一种是强迫同化，另一种是自然同化。强迫同化，就是同化的过程是用暴力或特权等强制手段来实现的。如历史上的统治者往往强迫被统治民族，改变自己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所以，强迫同化实际上是民族压迫的表现，任何强迫同化都会引起被同化民族激烈而顽强的反抗。相反，如果同化的过程是在自然而然的情况下实现的，就叫自然同化。自然同化是社会发展中的进步现象。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如南北朝时的鲜卑族。到了资本主义时代，自然同化就以更加空前大的规模进行了。当时，列宁充分估计了这种民族同化的进步性，教导无产阶级应当正确对待它。他说：“无产阶级不能赞同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相反地，它赞同一切帮助消除民族差别、打破民族壁垒的东西，赞同一切促使民族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和促使各民族溶合的东西”。可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是支持自然同化，反对强迫同化的。

民族同化，虽然也是民族界限、民族差别的消失，但它仅仅是一个或几个民族的消失。同化的结果通常是一方消失，一方壮大，总是一胜一负、一存一亡。所以，民族同化不同于民族融合。民族融合是指一切民族差别的消失，一切民族的最终消亡，人类从此不再划分为民族。它没有胜者，也没有失败者。可见，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三、民族消亡的条件、进程及时间

1、全世界阶级消亡是民族消亡的首要条件

民族消亡是民族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民族消亡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毛泽东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就曾说过：“首先是阶级消亡，而后是国家消亡，而后是民族消亡，全世界都是如此”。中共中央“12条”的第2条也指出：“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民族的消亡比阶级、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这就指明了全世界的阶级消亡，是民族消亡的首要条件。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民族消亡是在民族高度发展基础上的自行消亡。而在阶级社会里，剥削阶级实行民族压迫政策，限制被压迫民族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阶级对抗造成的种种偏见和不信任，也阻碍着各民族之间的亲近，阻碍着民族融合因素的增长。因此，在阶级社会里，只能出现局部范围的民族同化现象，而不可能实现民族融合，只有在全世界阶级消亡之后，民族之间的壁垒被打破，建立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各民族之间互相交往、互相联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发展，这样，共同性、统一性才能不断增多，才能为民族消亡创造条件。

2、民族消亡是在民族繁荣的基础上实现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时期还不是民族消亡的时期，而是民族发展繁荣的时期。这首先是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各民族特别是后进民族，才第一次获得充分发展的机会。其次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第一次为各民族的发展、繁荣，提供了极为优越的条件。社会主义国家和先进民族，在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大力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这就为各民族的发展、繁荣，提供了极为优越的条件。

那么，民族既然要消亡，为什么又要发展繁荣呢？这是因为，只有让各民族的聪明才智完全发挥出来，只有使各民族的经济、文化得到极大的发展，才能消灭因发展不平衡而产生的民族差异和其他差别，才能造就各民族共同的语言和文化，才能实现民族的自行消亡。

3、民族消亡是漫长的发展过程

民族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它不是在最近，也不是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实现的，而是要到全世界都实现共产主义之后才能实现的。

关于民族消亡的过程，斯大林曾有过一个预测，他认为这个过程大致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全世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初期阶段，在这一阶段，民族压迫将被彻底消灭。以前那些被压迫的民族和民族语言，将得到发展和繁荣，各的平等权利得到保证，各民族之间的国际联系得到建立和巩固。

第二阶段，是先形成几个大的地域经济中心，这样的地域经济中心，包括一批民族在内，具有这一批民族的共同语言。

第三个阶段，也就是全世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后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即共产主义体系）已经充分巩固，共产主义深入到各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各族人民已经在实践中体会到，全世界的共同语言优越于民族语言，民族语言就开始消亡，而被全世界共同语言所代替。

民族语言的消亡和全世界共同语言的确立，就标志着民族的最后消亡，即民族融合的最终实现。

4、小结

1）民族是在人类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时期产生的。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此，民族只是一个历史范畴。

2）民族之间的相互接近，民族差别的逐步消失，一方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各民族学习先进的，改变落后的；学习别人的长处，弥补自己的不足，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进步现象。与此相反，故步自封、狭隘保守和民族孤立主义的态度，则是违背这一规律的，因而是有害的。

3）民族的产生、发展、消亡，有它自身的规律，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因此，人们在这一规律面前，必须采取正确的态度。既不要在左的方面，超越这一规律，过早地强迫人们放弃民族差别，人为地实现“民族融合”；也不要在右的方面，去限制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接近，人为地扩大民族差别，人为地制造民族特点。在这个问题上，过左或过右的做法，都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都会给民族带来灾难。

第三篇：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班级：日语082姓名：高越学号：2008083007指导老师：吴艳玲

内容梗概：

在本节知识中，我们需要掌握以下三个问题：

1.邓小平理论的定义

2.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条件

3.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正文：

一：邓小平理论的定义：邓小平理论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据有关资料的解释，邓小平理论也有另外一种含义，就是邓小平理论是以邓小平为主要创立者、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的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获得的与苏联模式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理论总结。并且是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发展而成。他们的说法不同，但是意思基本上是一样的。后边会给大家讲解邓小平理论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到底是什么关系。）

二：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条件：（总结起来共有四点）

1.历史前提：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

可以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来看。

国内：中国的经验教训来看，1957年后由于对国际和国内形势做出了过分的反映，政治上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经济上急于求成，急于过度导致1966年-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而文化大革命运动，又彻底地暴露了中国社会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弊端。

国际：苏联模式中，经济上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单一的共有经济，政治上又政部分，政企部分。其实苏联和东欧的解体直接原因是政治上的动荡，而根本原因在于延误改革，严重脱离人民，丧失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

2.时代背景：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

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科技革命和世界经济不断发展，国际形势和世界政治格局生了重大的变动。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时代的主题，而时代主题的转变又成为了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条件之一。

3.现实依据：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实践

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反思，必然进一步深入到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反思，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从苏联学来的。邓小平理论最大的成果就是改革开放。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了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现实依据。

4.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它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还有就是邓小平理论的基本问题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么样建设社会主义？从这一点上来看它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所以说邓小平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应该是一脉相承的。

三：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邓小平理论从形成到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

程，它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是体现大会上的各种报告和讲话中的，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提出理论命题的阶段（1978年-1982年）

1978年，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

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由此开创了我国历史发展的新时期。

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正式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

2.构建理论轮廓的阶段（1982年-1987年）

1987年，党的十三大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叙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些观点就构成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

3.形成理论体系的阶段（1987年-1992年）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做了系统概括，指出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和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4.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1992年-1997年）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上正式提出了“邓小平理论”这一科学概念，郑重的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确定为党在一切工作中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

四：注意知识的纵向联系：

1945年，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1997年，党的十五大将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确定为党在 一切工作中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思想并写入了党章，2004年又写入了宪法。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将科学发展观写入了党章。

第四篇：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生存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生存和发展

中国网 china.com.cn时间： 2011-05-31发表评论>>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执政62年，历经风雨，党员人数从50多人发展到近8000万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全面推进，覆盖面不断扩大，呈现出生机与活力。9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不畏牺牲，领导人民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克服重重困难，走强国富民之路；放开手脚，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在她的有力领导下，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实现了巨大飞跃，已成为GDP总量居世界第二、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的经济体；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更加和谐进步。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保持强大的凝聚力和执行力，不断发展和壮大呢？第一，准确把握自身所处的历史方位，是中国共产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再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90年间，党所取得的一切重大胜利，其前提都离不开对历史方位的准确认识和把握。党根据不同历史条件下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做出了相应的调整。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地分析了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且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基本国情，以及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这一历史方位，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并将它运用到革命实践中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做出了我国还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历史方位判断，认为要用50年到100年左右的时间，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遗憾的是，由于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党对自身所处历史方位的认识出现偏差，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经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失误随之发生。失误的教训使全党痛切地认识到科学地把握自身所处历史方位的重要性。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廓清迷误、认清历史方位起步。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此后，改革开放全面启动。这一时期，邓小平同志多次向全党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由此产生了“三步走”、“两个大局”、“小康社会”、“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经济特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等重大新概念。党逐步开辟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邓小平同志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认清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新世纪伊始，江泽民从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如何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出发，首次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基本问题，解决了新世纪我们党自身发展的历史方位问题。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不仅是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同时也是事关改革开放的成败、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是我们党的立党之

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胡锦涛同志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不断探索和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明确提出了发展之本、发展方式、发展规律这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它不仅是我国当前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指导思想，而且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

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第一副主席穆·卡比罗夫曾说，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和成功的措施，来改变中国的社会状况。同时，中国共产党能够通过改变自己来适应形势变化，这就是它能生存下去和发展壮大的原因。

第二，保持党的先进性，是中国共产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依据。

党的先进性，是工人阶级政党的本质体现和根本特征。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是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党章》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表现在思想理论上的先进性。共产党

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在十七大上，党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党的事业取得新发展的思想理论上的根本保证。党通过宣传教育，努力把党的指导思想大众化，让更多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了解和接受党的理论。二是组织上的先进性。严格的入党条件和考核程序保证了党组织是由先进分子组成的。战争年代，党通过对入党条件的几条通俗易懂的规定，使文化素质较低的工人、农民明白共产党是一个先进的党。后来，党章以条文形式强调从先进分子中吸收党员。有意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要经过17个程序才能成为正式的中共党员。中国共产党在很多行业设立党员先锋队，树立党内模范人物，号召广大党员向其学习，并使群众相信党员的先进性。三是作风和纪律上的先进性。中国共产党具有优良的传统作风和严明的纪律，这是党保持先进性的重要保证。革命时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在军人和党员间广为传颂。共产党严明的纪律性与国民党形成鲜明对照，这也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一项直接保证。毛泽东将民主革命的胜利部分归功于党有三大优良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视察西柏坡。在此，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指挥了举世闻名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这就是为了重温党的优良传统，告诫全体党员，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燥的作风，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现在，党纪党规有上百种之多，约束着党员的行为。党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面临的考验是严峻的，挑战是巨大的，必须发挥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和纪律严明这个优势。四是制度上的先进性。中国共产党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将其视为党内的根本政治制度，它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是胜利推进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保证。延安时期的良好的民主风气和“三三制”原则，使民主集中制得以充分发挥。但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由于权力过分集中，民主集中

制名存实亡。邓小平复出后，1975年整顿时他就开始强调这个原则，大力呼吁加强民主。30年来，我国在制度建设和体制的改革方面下了不少工夫，取得了不斐的成绩。首先废除了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其次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逐步走上制度化；再次是领导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的程度大大增强，并朝着建立一套民主科学的决策制度前进。这些都有助于提高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先进性问题，从来就是党能不能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依据。只有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才能带领中国人民在现代化建设道路上不断前进。

第五篇：成人高等教育的形成和发展

成人教育的社会调查报告

一、成人高等教育的形成和发展

成人教育是国家现代教育体系的一组成部分，其主要任务是：对已经走上各种工作岗位的从业人员进行相应的岗位培训，是他们在思想，道德，文化知识，专业技术和实际能力等方面达到岗位要求。其最早出现的是电视大学、成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育部门的省地两级教育学院，再后来各类普通大专院校也先后办起了成人教育学院，纷纷涉足成人高等教育，此外职工大学、函授大学也应运而生。成人高等教育的兴起有其社会原因。我国从1966年文革开始到1977年正式恢复高考整整10年，社会上积压了大量人才，他们渴望知识，渴望受更多的教育，而一两年的高考，不可能容纳那么多人对高等教育的渴求（1977年高校招生不足30万人），各类成人高校的兴办给更多的人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满足了社会对知识和学历的需求，也为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培养了人才。

我国的成人高等教育分为两种，一种是成人高考，一种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成人高考是组织成人高考，相对正式高考适当降低要求。根据考试的成绩，由各类成人高校，比如电大、职大、函大或正规高校的成教学院录取，经过几年的学习，经考试合格后毕业的一种教育方式，整个流程与正规的高考和高等学历教育相似，相对正规一些，一般只要能考上，大多数能毕业。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由考生直接自行报名，然后自学，每通过

一门课程的考试结业一门，所报考专业的全部课程结业，就由自考管理机构发给文凭。由于全靠考生自学，所以较难通过，自考开始初期，大多数课程的合格率只有百分之十几。

成人高等教育的产生，极大的弥补了我国高等教育力量的不足，为广大求学者在高考“独木桥”之外，另辟了一条接受高等教育的图径，为文革后急需人才，又极度缺乏人才的社会提供了大批人才。改革开放后的20年中，成人高等教育共毕业本、专科生924.21万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建立以来，报考人数累计已达到2000多万人。

二、成人教育的教育利弊情况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逐步形成。但是，重学历、轻能力，唯学历论，把学历与就业、工资、职称、提升挂钩的现象也随之产生。这些现象就使得人们被迫要想方设法给自己搞一个高学历，高考的独木桥过不去，只好到成教这边想办法。

从九十年代初开始，一些大学及其所属的系，也纷纷开始开办自考助学，并利用本身的场地、师资优资，后来居上。高校附属的成教学院和自修学院成为成人高等教育的主力，而传统的电大、职大等退居次要地位。

对在各种学习设置中所获得的能力，包括非正规和非正式的学习和获得的经验的承认，认证和生效的机构和措施有待建立。如前所述，中国的成人教育和非正规教育已经建立了各种证书和学历认证制度，但这些证书与正规学校的学历仍完全是两个独立的系统，相互不

能转换与贯通。非正式学习和获得的经验也不能得到承认。从而也使成人教育的地位和社会认可度难以提高。

由于社会对文凭的畸形需要，也导致了成人高等教育的畸形发展。学制越来越短，价格越来越高，反正是你出钱，我帮你拿文凭就是了。各教学机构之间为了争取生源，也就是为了钱，不择手段，成人高等教育，越来越背离当初兴办的初衷。

三、成人高等教育已经失去了社会信用

教育产业化在今天是一个很热门的词，但其实在成教方面，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就已经开始产业化了。成人高等教育机构，就如工厂一样，一批批的把学生招进来，走过场一样的让他们上上课，然后毕业发文凭。

成人高考再一次成为香饽饽，因为只要考进去，一般出来不成问题，与自考的门门难过，年年着急相比，成人高考可谓一劳永逸，成人高考参加人数逐年猛增。但成人高考必境要先考，虽然其标准已经不高了，可还是有很多人考不上，于是又有人办成教预科，据说，只要上过预科，一般都能成过，其实就是花钱买一个成人高考通过。有的成教生考试前凑份子给老师送礼，老师也就顺水推舟，透透题，放松监考，评卷抬抬手，反正是你拿文凭我得好处，皆大欢喜。相对于自考，成教还算是比较规范的，因为成教院校还要对自己发出的文凭负一点责。自考这边就更混乱了，因为自修学院是不发文凭的，只管上课，没有任何责任。为了争生源，很多自修学院纷纷向学生承诺包毕业、我们这里只要不是傻子都能毕业。那怎么包呢？

1、争考点。有的大学系里办了“短线”班，而大学本是考点，本校“短线”班的学生安排到高楼层或偏僻的考场，外来的巡视员，在本校人员陪同引导下，根本不到这些考场去。

2、有的大学本身就是自考出题学校。大办什么卖票串讲，不论本校、外校，只要你买100元一张的高价票，我就给透点题，考试时说法变一变，换汤不换药。

3、学校有招，学生也有招，自考期间，考点附近的复印点异常火爆，都是复印作弊条子的。“高科技手段”纷纷应用，各种专业排版软件大显身手，七号字分栏排的小条子成了考生必备。很多考生买两本教材，考试时交上一本，身上还有一本。手机、呼机、快译通齐上阵。有的考生戏称，“抄的是好汉，不抄的是傻蛋，自考不是考学习，是考抄的手段”，一些诚实的考生感叹道“天天上课的，不如从不上课的，半夜起来背书的，不如考场上会抄的”。

就是这样的考试，在《大学英语》、《高等数学》等课目中还是有人过不了，有的人抄都不知到抄那里了！没办法，请枪手，一到考试，找枪手代考的广告遍布大学和网上，更有人组织代考公司，笔者在考场外等人，一个人塞给笔者一张宣传单，居然是提供代考的广告。近年来，一再强调考场纪律，可是集体作弊，枪手代考有增无减，不论是考生自己还是社会，对自考、成教其实是怎么一会事，心里都有数，真正凭本事考出来的，没几个。

与自考、成教真实性下降的同时，社会对成教、自考的认同度也大大下降。报纸广告招聘在学历要求中往往明确表示，只要全日制学

生或五大生除外。国家承认的文凭，已经渐渐得不到社会承认了。

四、针对成交存在不足的建议

目前，成人高等教育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意义，逐渐蜕变为金钱和学历的交换。而且随着大学的扩招，人才高消费现象的发展。成教、自修已经从专科发展到本科，现在已经向研究生教育进军，从自发文凭向文凭、学位双发转变。向这样下去，名不符实的研究生、学士、硕士将越来越多，谁能保证有一天不会出现自修的“水货”博士呢？

中国的成人教育在规模和效益上都获得了很大发展，为提高国民素质，满足成人多样化的学习需求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我们也清醒的认识到，成人教育面临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来自知识经济时代对终身学习的需求，来自提高劳动者素质、适应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需求，来自国名对优质，高成次教育的需求；来自国民文化科技素质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需求；来自建设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的需求。为此成人教育仍需要努力，发挥更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