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腐败之我观[五篇]

第一篇：共产党腐败之我观

共产党腐败之我观

多媒体1013 何瀚 1045607043 腐败不是与生俱来，腐败有他的生存土壤，毛泽东主席处死两个红小鬼，并告诫全党，革命胜利了，要适当保持革命气节，必须经受住糖衣炮弹的袭击，只有这样才是人民的政党，为人民服务的政党。脱离了人民群众的政党是没有希望的。

现在将腐败，往往和有权的人联系在一起，社会上流传“无官不贪，无官能正”，共产党人怎样远离腐败？

现在社会上盛行，不腐败不能当官，不腐败不算有本事，共产党不是一个腐败的党！历史上许多教训，社会的覆灭都是从腐败开始，如果对腐败热忠而不觉，大家都熟识无度。国家会怎样，我们的后代会怎样？

美国征收高额遗产税，中国也应该实行，我看这是中国腐败的根源。人不能传万代，富不过三代，没必要给自己的子女留太多财富，中国人如国都成了吃老族，中华民族也不会又希望。社会发展离不开奋斗，离不开进去，离不开探索和进去！

我们的政策应该激发全民族的分发进取的干劲，不能养太多的寄生群体，庞大的寄生人群会腐蚀中华民族的。

社会只有在公平环境下才能激发大多数人的积极性，一个失去公正的社会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一个腐败横行的社会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

中国是一个“人拉人”的社会，想必世界其他国家也是这样，因为人毕竟是一种全体动物。但我想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与人之间的“裙带”关系恐怕都没有中国这么厉害。中国古代有句话说得好：“一人飞天，仙及鸡犬”。“苟富贵，勿相忘”的誓言伴随着多少人的一生。“相忘”了，那也就没啥大不了的事了。如果不“相忘”，那么伴随而来的就是贪污腐败问题。如果没有这么厉害的“裙带”关系，中国的贪污腐败恐怕要少不知多少倍。越古老文明越久的民族优秀的东西也越多，但同时腐朽的东西也越多。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五千历史文明就很能证明这一点，但同时许多积病却扎根很深，诸如贪污腐败等问题也久治不好.当今社会，民众对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痛恨之极，虽然中央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来治理腐败，因此社会上有这样的说法：“当官的是一个一个挨一个杀有冤枉的（极少数），隔一杀一有漏网的，中国贪官每年弄的钱可以盖好几个三峡”。可见中国的贪污腐败问题有多严重。许多民众对政府有意见，找不到合适的说理的途径，只好把怨气化作“国骂”，骂完了政府骂当官的，骂完了当官的，又开始骂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我不和他们进行辩论，我只是在讲一个简单的道理。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年经久不衰，许多优秀的成分恐怕是想丢都丢不掉，而许多糟粕的东西是真想丢，可就丢不掉。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一个人的习惯都难以很快地解决，何况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这么长的历史当中形成的习惯呢？中国共产党是人组成的一个组织，不可能像党章里说的那么十全十美，只要有人参加的组织，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人类的瑕疵。我们对人况且都不可能要求其十全十美，更何况是近8000万的一个大组织呢？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可以这样说，贪污腐败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不太优良的传统。学过历史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自有国家以来，从来没有哪个时代是没有贪污腐败现象的。再看看世界上其他的国家，有哪个国家又没有贪污腐败现象呢？2003年10月7日，总部设在柏林的透明国际公布了2003年度的腐败指数。透明国际对全世界133个国家和地区的公务员及政治家的腐败程度进行了排名。得分最高即腐败程度最轻的依次有芬兰、冰岛、丹麦等。其中芬兰以9.7分的得分连续第四年成为全球最廉洁政府。这里没有说这些最廉洁的国家不存在贪污腐败。世界上有将近二百个国家，可以说贪污腐败是一个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的问题。为什么现在总有人把这个小辫子强加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呢？

我们的国家才刚起步没多久。我们应该看到，中国能发展到这个程度，应该把归功于中国共产党，虽然这个党仍然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和民国比，我们再和改革开放以前比，我们可以和十年前相比，我们今天的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应该感谢中国共产党。

我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所以我不是以党员的身份来说这些话的，应该不存在我作为党员来包庇党的嫌疑。我只是说一些我个人的看法。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曾经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正在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即处在体制转轨中。这类体制转轨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经历着腐败滋生蔓延的侵蚀，腐败成了收入分配不公最明显的形式，经济及社会的发展受到腐败的困扰。因此，在较短的时期内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防腐败、反腐败的制度，以保持政府的廉洁，是这个时期各国政府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什么是腐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腐败定义为：“滥用公共权力以谋取私人的利益。”国际透明组织将腐败定义为“公共部门中官员的行为，无论是从事政治事务的官员，还是从事行政管理事务的公务员，他们通过错误地使用公众委托给他们的权力，使他们自己或亲近于他们的人不正当地、非法地富裕起来”。因此，我们可以一般地认为，腐败是指公共权力代理人违背委托人的意愿，滥用自己掌握的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

腐败的本质是对人民赋予的权力、对公共权力的滥用。腐败和权力是依存关系。权力过分集中,权力行使不当都容易产生腐败。而腐败就其表象来看,又表现为多种形式,概而括之,表现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生活方式上。若细分起来,政治上腐败又可以分为用人的腐败、用权的腐败,腐败者信奉任人唯亲的选拔原则,滥用职权,欺上压下,离间党群关系,放弃共产主义信念,抛弃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最终蜕化变质。经济上的腐败形式多样,常见的有贪污受贿、权钱交易,新兴的有利用“合法” 形式掩盖其非法目的,如在奖券,信用卡上大做文章,也有麻将桌上送礼等等。经济犯罪目前猛烈之势在于团伙犯罪,许多大案要案所涉及的并非三、五人,一网就是一帮、一伙,这种形势更令人心惊胆寒。生活方式上的腐败表现在挥霍公款、吃喝玩乐、买别墅、养情妇,完全丧失起码的生活道德。不难看出,这三方面的腐败是相联的,政治信念丧失不可避免地转向经济上的腐化,生活方式也会随之变得奢侈靡烂,因此,腐败现象也就有增无减。

毫无疑问，在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腐败现象，但有所不同的是，有些国家能够将腐败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和程度内，而有些国家，特别是体制转轨国家，腐败日盛，以致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一般而言，腐败不仅亵渎了公众的信任，损害了社会公平，而且侵蚀了社会资本，浪费了资源，降低了效率，因而其危害是不容忽视的。就体制转轨国家而言，日益滋生蔓延的腐败对转轨进程、现代化进程及经济社会的稳定造成严重影响。各种研究表明，在市场化进程中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与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有着显而易见的负相关关系，因为腐败降低了投资并进而降低了经济增长率，减少了对教育和健康领域的支出，降低了公共投资、税收收入和直接投资。进一步讲，腐败还会扭曲市场和政府的功能，间接地影响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比如，腐败使政府难以有效地实施必要的管制和监察，降低了政府矫正市场失灵的能力；围绕腐败展开的竞赛扭曲了激励机制；腐败大大降低了政府在契约履行和产权保护方面的基本功能；腐败还会降低市场经济制度或民主制度的合法性；腐败也会加剧穷人的贫困。

然而，也有相当一批人持不同观点，认为腐败是经济车轮的“润滑油”，如果没有腐败，也就没有交易和增长。这种观点似乎在腐败程度和经济业绩一同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得到印证。经济学家试图用腐败的可预见性来解释这一现象，认为可以预见的腐败不一定导致效率的损失。腐败的可预见性是指对必须支付的金钱数额与获得的好处的预测，在腐败程度既定的条件下，对腐败更容易作出预测的国家，其投资率也高，经济业绩也优于其它国家。但是可以十分肯定地说，不论一个国家对腐败的可预见性有多大，如果能够有效地减少腐败，其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会更高。腐败的可预见性即使存在，也是相对而言的，完全的可预见性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围绕腐败并不存在完全竞争。退一步讲，即使存在腐败的可预见性，日趋严重的腐败也会带来无穷的后患。在腐败严重的情况下取得高经济增长率的国家，会在不远的将来发观自己正在为此支付更为昂贵的代价。腐败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就会不断地蔓延和增长。如果对侵吞的贿赂平均而言达到10%的腐败行为听之任之，就会使人们产生出一种将受贿额提高到15%或20%的冲动。腐败能自我助长，使非法所得呈螺旋形上升，最终使发展受到损害，多年的进步被逆转。围绕腐败与贿赂而展开的活动是一种非生产性活动，因此日趋严重的腐败本身就意味着资源的浪费。不仅如此，日趋严重的腐败还会使社会的合法性遭到破坏，如果人们（包括所有的官员和民众）都认为贿赂是提高办事效率的必要条件，而没有必要遵循法律所设定的运行规则的话，“腐败”有可能成为一种社会运行机制，并在相当程度上替代正规的“法律”或“规则”。其后果是规范的市场秩序难以建立，使体制转轨受阻。

许多经济学家用经济指标来衡量腐败造成的严重经济后果。我国经济学家胡鞍钢通过对税收流失、国有经济投资和财政支出流失、非法经济“黑色收入”、垄断行业租金四个方面的初步合计，认为从1995年到1998/1999年，仅上述四个方面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亿—12570亿之间，占全国GDP总量的13.2%-16.8%之间。

在当今社会，腐败的存在已成为全球性问题，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把腐败归结为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侵蚀的观点已经过时了。实际上，只要存在下列条件，腐败就会产生，这些条件是：1.一些人掌握着能够自由支配好处和惩罚他人的权力（或者称为可以任意处置的决策权）；2.掌握权力的人具有强烈的以权谋私的欲望；3.权力失去有效的约束而被滥用。我们知道，公众不可能去直接行使权力，只能将公共权力委托给一些人来行使；而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自利的“经济人”，再加上公众对权力代理人的约束并不总是有效，所以腐败就成了全球的普遍问题。

首先,让我们分析一下滋生腐败的土壤——存在过多的任意处置权。腐败的普遍存在说明腐败的滋生有着广泛的适宜其生长的基础，这就是一切可以“金钱化”的权力。比如公共部门的官员所拥有的许多权力都可以金钱化，他们可以通过给予办事人以方便从中获得好处，也可以通过自由地掌握惩罚他人的程度而受益。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个市场经济发育还不完全的转轨国家中，更容易滋生腐败，比如有些政府官员在签订重要合同、私有化、颁发许可证、分配进出口配额、对自然垄断实施管制、给予补贴或软贷款、税收减免、控制外汇、为某些企业提供垄断权、制定并影响价格等方面，拥有很大的权力，这是大量产生被经济学家称之为“寻租”的现实基础。因此，一个市场机制扭曲严重的国家，腐败的猖獗是不言而喻的，原因是这种滋生腐败的土壤，不仅范围广阔，而且“肥力”很高。所以，转轨国家腐败的泛滥与转轨本身是分不开的。

在中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中长期缺乏有效制约的权力在市场化改革中得以金钱化，因而腐败就被凸现出来。中国的经济体制转轨进程具有明显的渐进式特征。渐进式的改革经历较长的双轨体制共存，双轨体制本身就是“寻租”的沃土，这个时期的政府官员或改革的设计者既要制定“游戏规则”，又要参加“游戏”，而且他们制定的规则往往是不稳定的、不公正的和不透明的，所以改革资源极易被规则的制定者们垄断地加以利用；另外，分权化和改革的不断“试错”带来地方和部门权力的扩张及过多的任意决策权，甚至围绕腐败形成了利益集团。

其次，掌握过多任意处置权的人往往具有自利动机，存在强烈的腐败的冲动或欲望。在政府行为理论研究方面卓有建树的公共选择论认为，传统理论在研究政府行为时通常隐含着一个“道德人”假设，把政府官员当着慈善的道德高尚的而又完全理性的执政者，他们无私地追求社会公众利益，把社会公众利益最大化看成是自身的目标，而且他们是明智的，能够自觉地从整个社会的福利出发，科学决策，对社会的运行实施有效的调节。然而，在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中，“道德人”假设并不具有普遍性，它是难以成立的。团为在现实中，政治家和公务员的行为同经济学家研究的其他人的行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都是“经济人”，即都以个人利益为动机，都以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表现为权力以及由权力带来的收入、地位、荣誉等）为行为准则。具有自利动机并掌握着某些权力的政府官员们客观上存在着以权谋私的冲动，这是不言而喻的。政府官员的“经济人”假设在现实生活中具有统计性质，是可以普遍成立的，因此，使用“经济人”假设并不意味着我们是用有色眼镜来看待政府官员。

最后，如果公众把治理国家的种种权力交给一些人来行使，而又不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权力就会被滥用，腐败就必然会生长出来。因此约束软化是腐败产生的总根源或症结所在。

行贿者和受贿官员的腐败行为能否被揭露和惩罚，是影响腐败程度的决定性因素。政府官员们在决定是否进行腐败活动时，要权衡腐败的预期收益和腐败被揭露及惩治的可能性与代价（我们可以称之为腐败的现实成本）。腐败的现实成本越高，说明对政府官员的外部约束越是有效，腐败程度就越低。反之亦然。

腐败的机会成本的高低也是影响腐败程度的重要因素。所谓腐败的机会成本，我们可以描述为政府官员因其腐败行为可能被处理而放弃的合法收入。因此，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政府官员的合法收入越高，其腐败的机会成本就越高，因腐败而可能带来的损失也就越大，此时的动机就不那么强烈；反之，如果政府官员的合法收入较低，其腐败的机会成本不高，因腐败可能带来的损失不大，就容易诱发腐败。政府官员合法收入的高低，实际上是一个激励的问题。权力的委托人对权力的代理人激励不足，是产生腐败甚至使腐败普遍化的重要诱因。1997年世界银行在《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中对这一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该报告指出，如果公务员的工资不能反映出可比的私营部门工资，他们就更容易从事腐败。由于公务员工资低，官员试图用非法的收入来增加其工资，以达到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如果私营部门有许多高薪而合法的工作，那么，因从事腐败而被开除低工资公职的风险并不是一个有力的威胁。因此，腐败常与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工资的差距（或曰“诱惑率”）成正比例关系。但是，仅仅提高公务员的工资并不能减少腐败行为。基于个人才干的聘任和晋升的机制能限制政治上的任人唯亲，并创造出一个更为公正无私的公共服务体系，这种机制也能减少腐败。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官员相对收入（合法）下降与政府官员日趋普遍的腐败并存，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严酷现实。我认为，低工资与腐败之间存在某种必然联系。首先，在对付腐败问题上，假定或执意认为政府官员的思想境界高于其他人的想法是不能成立的或不明智的。政府官员也是人，同样追求名利，要求取得与自己的政治地位或社会地位以及付出的辛劳相称的经济收入，这个收入应当大致相当于他们在非政府部门工作的工资收入。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保持与自身地位相称的生活，才能体面地做人，才有可能守得住“节”。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从逻辑上讲，给予政府官员与非政府部门相当的可比收入，是保持政府官员廉洁的必要条件。这样一种收入不一定必然导致廉洁，但得不到这样的收入，腐败的滋生就是难以避免的。政府官员的低工资是产生灰色收入的重要诱因，也是以权谋私日益普遍化的重要基础。在低工资条件下，政府官员捞取额外收入就显得心安理得。

对于政府官员的激励，从静态看是一个工资级别和工资高低的问题，从动态看是一个如何不断晋级的过程，因此，激励问题还包括晋升机制是基于能力和业绩，还是基于血缘关系、人际关系、利益关系，甚至基于是否提供贿赂及多大数额的贿赂。

我个人认为对反腐败的几点建议: 1把住用人关口

反腐的关键在“用人”上,以“任人唯亲,任人唯近,任人唯明、任人唯庸”为用人原则,非但腐败不能除,还有丧民心、殃政权的可能。中纪委委员、江西省纪委书记马世昌在总结反腐败的经验教训时指出:“要知道,提拔一个好干部,能激励一批干部,树立正气;反之,提拔一个坏干部,便打击一批干部,带坏风气。”可见,从严治党首先还是要搞好干部选调。在干部的推荐选拔任用过程中真正贯彻中央提出的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原则以及“四化”的方针,干部队伍纯洁了,腐败之风也就会渐小渐消。2划定权力界限

腐败与权力是休戚相关的,腐败多表现在滥用职权、权钱交易,因此对于领导干部的权力进行一定的规范限制是很有必要的。中纪委书记尉建行同志尖锐地分析道:“从陈希同,王宝森问题来看,一是对领导班子成员授权不能太大,更不能形成一个人大权独揽,„„二是个人行使权力,要严格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办事,不得越权,不得擅权,更不能侵权。”在日常政务活动中,要十分注意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只有将权力界限划分清楚,才能保证干部执行职权时的合法合理。3发挥合力作用

许多学者在提出反腐败对策上都强调监督机制及教育的重要作用,但我认为应充分发挥“合力”作用,亦即监督与自我监督相结合,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监督与自我监督是监督机制中两个重要方面。监督主要指民主监督,主指人民群众监督党的组织和党员是否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同志在同黄炎培先生谈话时指出:“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可见,民主监督意义深远。如何更好地发挥民主监督的作用呢?第一,要建立健全监督体制,要赋予人民群众监督的权力,要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要动员群众勇敢检举揭发腐败分子,要同腐败分子作坚决斗争。这同时也要健全保障体系,使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作用得到极大地发挥。第二,领导干部也要为民主监督开道,要真诚主动地接受群众监督,广开言路,听民声,察民意、知民情,要建立健全以“公开化”为主要特征的公共权力运行程序,公开办事制度,公开办事过程,公开办事结果,以此来更好地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谈及自我监督,当然是指领导干部依靠其内在的、主观自身的力量对其道德品质和行为的监督。自我监督的标准只能有一条,即是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有坚持以此标准作为自我监督的衡量尺度,才能使自我监督实现其真正意义。对于广大干部来说,坚持自我监督,不断地自省自律,是能够起到拒腐防变的作用的。

教育和自我教育的作用也绝不容忽视。邓小平同志指出,对贪污腐化和滥用权力的现象,“我们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来解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教育在这里主要指对党员干部进行人生观、世界观的教育。其核心问题是坚定共产主义理想、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真正过好“名位关、权力关、金钱关、色情关和人情关”,拒腐防变。努力使领导干部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对于教育和自我教育,我认为自我教育作用尤为重要,这正如同外因和内因这两个要素,内因是起决定作用的。党员干部的自我教育是自省自律的重要手段,党员干部应依据党和国家的有关规定不断地进行对比检查,与先进找差距,深入持久地学习马列理论,增强爱国主义热情,在内心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并力争自己成为先进、典型。由此,教育与自我教育的作用才算真正地发挥出来。因此也可以看出,中纪委所提出的“要不失时机地通过我们的卓有成效的宣传教育工作,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持久、有效地开展”的要求,是具有战略意义的。4适度提高收入

就目前中国国情而言,对于领导干部尚无法做到高薪养廉。但在我国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可适当提高公务员的收入,使其能以合法收入满足其正常消费。另外,对于国家公务员,应大力增强其收入的透明度,将他们享受的待遇公之于众,使其隐性收入明朗化,而一旦他们牟取暴利或其他非法收入,就应将其免职。因此,公务员制度的完善也是反腐败的一计良策。5加大处罚力度

目前,国家已经制定出台了许多政策、法令来约束惩治腐败分子,但腐败现象似乎仍在蔓延,可以看出,惩治腐败的力度仍要加大,强度更要增强。当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法律面前不能人人平等的事件时有发生,使法律成为一纸空文,失去威慑的本色,应有的强制作用没有得到发挥。因此,对于腐败分子,绝不能姑息迁就,而应毫不留情,从严惩处。诚然,反腐败是一幅短期内难以勾勒完成的图画,它的艰巨性、长期性、复杂性是众所周知的,但我们坚信,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下,一定会铸就一座反腐倡廉的丰碑。

第二篇：我之鲁迅观

我之鲁迅观

一、鲁迅之初认识

对于鲁迅，我作为一个绍兴人，该是对他有着一份更亲切的情愫吧！依稀记得第一次接触鲁迅是在小学课本上，那时听老师说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绍兴人。顿时，年幼的我，自豪之感油然而生——伟大的绍兴人！我，是与他同乡的！也因了年幼，当时并不了解鲁迅，只知道他是个大作家，他是个绍兴人，他和我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我们竟有这样的关系！也是在当时，一下就喜欢上了鲁迅先生与他的作品。

二、鲁迅之再认识

渐渐长大了，受当时的语文老师影响，更多地开始接触鲁迅，然而喜欢归喜欢，他的作品是真的很难懂。虽然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之上，似乎更能很好地理解鲁迅小说中提到的场景——热闹的社戏，戏台下孩童的玩闹的乐趣（《社戏》），在下雪天用畚箕捉麻雀，在菜园子里抓小虫子（《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神圣的祝福（《祝福》），就算是《少年闰土》中提到的沙地、西瓜地的场景也是有机会去稍远一些的海涂见到的。只是那些本在我眼中平凡的小事，一些儿童简单的乐趣与平常的小游戏，在他的眼中就是能看出异于常人的东西来，在他的笔下愣是被赋予了别样的意义，让人读来或怀念，或向往，或叹息，或惆怅，或迷惘——这便是他这样的大文豪与我这样的小虾米（或许小虾米都算不上）区别吧。

爱他的小说，爱他的散文，爱他短小的诗，爱他尖锐的语言，但每每需要挖掘作品的思想时，我总是沉默了——他的作品，有太多的内涵，有太多的批判，那些简单的文字或许很多时候是晦涩的语言包含了太多民族的、历史的东西，我浅薄的历史知识和单纯的思想模式，品不出那深刻的内涵，每次都只能是无奈地想到其中的一点两点，至于还有三点四点，我是望尘莫及的。所以我偏爱他的小说与散文，诸如《呐喊》与《朝花夕拾》，至于他的杂文之类，如《野草》我是不敢轻易拜读的——因为读不懂。

套用陈树鸣先生的一段话：“如果说，《野草》的境界有如崇山峻岭，深径幽谷，这里有峥嵘突崎的峰峦，万丈陡峭的绝壁：这里的流水是山上的瀑布，从山顶倾泻而下，激起万丈的汹涌的波涛，发出声闻百里的轰鸣；而《朝花夕拾》所展示的境界，只是我们常见的村落和田畴，这里没有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可是她赋予了葱苍的生命，这里的阳光是这样明洁，植物是这样茂盛，一切并不瑰奇，无须震骇或惊叹，但她是那样的亲切和淳朴。这里的流水只是一湾清澈见底的小溪，她用缓慢而匀称的节拍奏鸣着永恒的乐章，在那里淙淙有声，汩汩地流动着。在这里我们正如同一眼就能辩识清澈见底的小溪里的卵石的颜色和水草的针杉

那样接触到诗人的明洁的淳朴的崇高的心灵。„„”①

我一直深谙自己是个小女人，做不到大气，所以在如崇山峻岭、万丈峭壁的《野草》与如淳朴、平静的村落和田畴的《朝花夕拾》之间，毫无疑问的，我选择后者。《朝花夕拾》就如绍兴这座古城，温婉、柔和，适合你平静的过活，却不善于容纳你想要闯荡的心。我偏爱它的宁静与祥和，童趣与率真，温馨与亲切——当然，暂时抛开作品中实际包含的悲欢爱憎、批判与讽刺，暂时把鲁迅想成是一个年幼的绍兴小少爷，一个单纯的孩童，而不是作为一个极具战斗性与批判性的文豪斗士，或许这是一种误读，是一种错误的做法，但姑且让我这么认为吧。

三、鲁迅之我见

对于鲁迅，文坛上似乎从来都是褒贬不一。有极力反对的，也有无上推崇的。曾经在“风则江大讲堂”听过一个关于鲁迅与胡适之争的讲座，那时才知道有人曾是那么的反对他，虽然听到别人对鲁迅的批判，但是从小到大根深蒂固的乡土荣誉感明显的占了上风，没有丝毫的犹豫，我还是站在鲁迅这一边的，就如当初来到绍兴文理学院时，本是满怀不甘的，但是当我进了东大门，看到鲁迅先生的塑像时，心在那一刻平静——他曾是这儿的校长，曾为这所学校努力付出过——这或许就是一种崇拜吧！

既是崇拜，那么便是不能允许别人来亵渎的。曾在课堂上听某老师慷慨激昂、喋喋不休地批判鲁迅，在那老师看来，鲁迅的文章除了《药》便没有好文章了——即便是《药》，也只一个情节是好的，就是结尾处那个烈士的坟上出现了一圈小黄花——仅这一个情节是好的。当时听了很是震惊——只有这一处好？那为什么每年还会有数不尽的国内外的旅客与文人骚客来绍兴游玩，且来绍兴必看的是鲁迅故居？为什么还会召开国际性的鲁迅研讨会？为什么绍兴打着鲁迅的名号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与向往？为什么他的作品在那么多年之后还是被那么多人分析研读？

一直是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和看法，别人的看法与自己的不同，你可以不接受，但是也不能否定人家。每个人有自己独到的角度，从不同的角度看一个事物，那么其结果很有可能就不一样了。众所周知，胡适与鲁迅两人，争议不断，但就算是这样两个矛盾人物，邵建先生在《胡适与鲁迅》一书中如是说：“胡鲁之间，胡之长则鲁之短，胡之短则鲁之长。胡适和鲁迅作为中国二十世纪两位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他们以各自的人格、思想和走过的道路，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但也是不同的价值遗产，面对这些遗产，作为后学，我们自当① 陈树鸣 《鲁迅小说论稿》 上海文艺出版社

有所择而承继之。”②这话在我看来是很公正、很客观的，因为你和别人所处的位置、生活的环境、接受的思想知识、人生的阅历不同，那么对同一人或事的看法就有可能不同，你不一定要接受别人的看法，但是义正言辞地否定别人恐怕也不妥吧！

最近的一次家教中，在学生的阅读题中看到鲁迅先生写的《风筝》，看到“但我是向来不爱放风筝的，不但不爱，并且嫌恶他，因为我以为这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对于他弟弟周作人的惊呼于远处的风筝突然落下来了，或为两个瓦片风筝的缠绕解开了而高兴跳跃，“在我看来都是笑柄，可鄙的”。当他发现弟弟在偷着做风筝时，“在破获秘密的满足中，又很愤怒他的瞒了我的眼睛，这样苦心孤诣的来偷做没出息孩子的玩艺”，“我即刻伸手折断了蝴蝶的一支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当时的鲁迅占了年龄、力气的优势，“当然得到完全的胜利”，“于是傲然走出，留他绝望地站在小屋里”（鲁迅《风筝》）。这便是他的独特之处，他与周作人不同，身处特殊的年代，鲁迅的身上肩负着别样的使命，他是一个斗士，是一个在枪林弹雨中抛头献血的冲锋陷阵者，而他的笔就是他强大的武器！所以，他的性格是刚毅的，一如他的塑像，哪一个不是棱角分明，线条冷峻的！

“我之鲁迅观”，一开始觉得这个题目有些大了，怕自己驾驭不了，可又想不出什么别的题目来，最后还是用了这个。其实我也知道，文中有许多需要更加理性对待的地方，或许只有真正遭遇生命困境和社会黑暗的人才能更深切地走进鲁迅、理解鲁迅吧。也因了老师的一句“说真话，要写自己的真实想法与感受”，我才敢在这里写下这一些幼稚的文字，没有过多的参考别的一些关于鲁迅的论文——纯粹地，只是写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不为别的，只为我想在这里谈谈我对鲁迅的一些粗浅的看法，不成熟，也谈不上什么价值，但它是属于我的真实的想法。② 邵建 《鲁迅与胡适》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8年1月p26~27

第三篇：我之鲁迅观

我之鲁迅观

本学期，我的限选课选的是现当代文学，通过这学期的学习我了解各大作家的文学成就以及他们的文学社，同时对文学作品有了更加浓厚的兴趣，更重要的是我又进一步的了解了鲁迅先生的作品，也对鲁迅先生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随着老师的讲解，我在鲁迅先生的作品里，随着老师一同凝望逝去的历史，解读上个世纪中国最忧患的灵魂，同时在课堂中，我开始渐渐了解这个伟大人，有人说，鲁迅先生的作品很难懂得，走进他的内心深处，是相当困难的，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使得后人在接近的时候，常常会陷入表述的尴尬。对于我们学生而言，在老师的讲解下去品味、体会，仍然是被置入另一种无地的尴尬中，我只能记下那些在我的成长中慢慢风化却又自信弥坚的感想，来告慰先生的伟大，以及见证一些当年的状况。

毛泽东评价说，他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叶圣陶：与其说鲁迅先生的精神不死,不如说鲁迅先生的精神正在发芽滋长,播散到大众的心里。他于1924年在北京同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林语堂、冯文炳、俞平伯等人成立了文学社团---语丝（散文随笔）；起社团的文学主张为进行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任意而谈，无所顾忌。他们的主要刊物为《语丝》周刊。

鲁迅一生创作无数，他的代表作主要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阿Q正传》等皆收于《呐喊》中）散文集：《朝花夕拾》（原名《旧事重提》）（含《藤野先生》等）文学论著：《中国小说史略》；散文诗集：《野草》（含《风筝》、《雪》等作品)《故乡》论文集：《门外文谈》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自选集〉自序》〕，比较完整地记录了鲁迅从幼年到青年时期的生活道路和经历，生动了描绘了清末民初的生活画面，是研究鲁迅早期思想和生活以至当时社会的重要艺术文献。

这些篇章，文笔深沉隽永，是中国现代散文中的经典作品。

（一）《阿长与〈山海经〉》——阿长是鲁迅小时候的保姆。记述儿时与阿长相处的情景，描写了长妈妈善良、朴实而又迷信、唠叨、“满肚子是麻烦的礼节”的性格；对她寻购赠送自己渴求已久的绘图《山海经》之情，充满了尊敬和感激。文章用深情的语言，表达了对这位劳动妇女的真诚的怀念。

（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描述了儿时在家中百草园得到的乐趣和在三味书屋读书严格但不乏乐趣的生活，揭示儿童广阔的生活趣味与束缚儿童天性的封建书塾教育的尖锐矛盾，表达了应让儿童健康活泼地成长的合理要求。

（三）《藤野先生》——记录作者在日本留学时期的学习生活，叙述在仙台学医专受日本学生歧视、侮辱和决定弃医从文的经过。作者突出地记述了日本老师藤野先生的严谨、诚、没有民族偏见的高尚品格，表达了对藤野先生深切的怀念。

（四）《朝花夕拾》写到他年少时代以至于到日本前后的若干生活片段，展现当时的世态人情、民俗文化，流露了鲁迅先生对社会的深刻观察和对家人师友的真挚感情。叙述情切感人，又有机的糅进了大量的描写、抒情和议论，文笔优美清新，堪称现代文学史上最高水平的回忆散文。

（五）《狂人日记》：横截面 第一人称主观抒情（日记体），象征手法，反讽结构。

（六）《孔乙己》：三个层面看与被看的结构。

（七）《阿Q正传》：对全知视点的嘲弄与视点的转移——视点由远及近，由全知到限制，体现主观抒情的特征。

（八）《伤逝》：第一人称独白——选择的两难，生存的困境。《在酒楼上》、《孤独者》：叙述者与人物成为“自我”内心矛盾的外化。

（九）《故事新编》

1、把古代英雄圣贤拉回到日常生活情景中，抹去了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的神光，还原于常人、凡人的本相。

2、表现“古”与“今”之间深刻的联系。

3、“庄严”与“荒诞”两种色彩与语调（旋律），互相补充、渗透与消解。

（十）《野草》

1、“独语体”：自言自语的灵魂独白。

2、象征主义手法：独特的意象

3、思想内容：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

4、语言：奇峻的变异。陌生化。

而对于鲁迅的杂文特点总结有如下几点

1、批判性、否定性、攻击性特色。

2、在“反常规”的“多疑”思维烛照下批判的犀利与刻毒。

3、杂文思维中的“个”与“类”：通过谈论个别的人、事，表现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类型。

4、强烈的主观性。

5、自由创造的杂文语言。

在我浅薄的学识中，从我读到的文章中，他应该时常穿一件朴素的中式长衫，头发像刷子一样直树着，浓密的的胡须形成了一个隶书的“一”字。一张瘦削的脸庞，透露出刚毅与坚强；两道犀利的目光，仿佛能刺透那沉沉的黑夜；一头不屈的硬发，要根根显示着与恶势力的不调和的一位伟大的作家。鲁迅先生没有莎士比亚的累累巨著，没有卢梭的长篇自传，也没有屠格涅夫那清新优美诗一般的笔调，没有雨果那曲折动人的小说情节。然而他的确是位伟大的作家，因为他首先是伟大的战士。他生活在一片混沌的世界中，却异常地清醒与敏锐。

总的来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先生他敢骂，骂苟延喘、阴险狡诈的“落水狗”，骂奴颜卑膝，貌似中庸的伪君子；他敢论，论国民众生的劣根本性，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悲剧之源；他敢抨击，抨击狂人眼中“吃人”的世界，抨击把孔乙己推上绝路的封建礼教；报敢呐喊，为艰辛而麻木地生活着的闰土。他嫉恶如仇，使那些反动御用的文人们捉襟见肘，心惊肉跳，使病态社会的千疮百孔暴露无遗。他的幽默中闪烁出睿智与深刻，内中包含的是一颗忧愤深沉的爱国之心！

他“俯首甘为孺子牛”，他一生都为改变整个民族的命运忙碌着；年轻时看到整个民族病弱的状态激发了他学医救国的志向，后来在日本学习过程中认识到中国人的病不在身体上，而是在心理上。于是他决定拿起笔，通过自己的文章来呼吁所有的中国人，所以有的人说：“鲁迅先生的笔是同黑暗作斗争最厉害的武器。”他用自己手中的笔改变中国人的思想；他的著作无数，其中《阿Q正传》、《孔已己》、《药》、《狂人日记》等都深刻反映了当时畸形社会下人们真实的生活状态和思想状况。他的著作对当时的社会尤其是青少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促进人们为改变中国落后状况而努力奋斗。他总是不屈地战斗着，抗争着，以思想作剑、寸笔为枪，划破漫漫长夜，带来丝丝曙光！

鲁迅在“进洋学堂”，认识到了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直到现在，我想鲁迅先生那深沉的目光依然会在你迷茫时使你幡然醒悟。当你醉心享乐，虚度光阴时，“浪费时间无异于慢性自杀”的警告，会使你猛然从梦中惊醒。当你钻入虚无主义的圈子里而不能自拔，对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历史产生怀疑甚至自卑时，那一句“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的诘问，又使你重新挺起胸膛„„。总之，他的精神可以用三个字来形容——民族魂，这也是当时的人们在追悼会上盖在他遗体上的三个字。

这学期的公选课就这样结束了，感觉过的好快，又有一丝不舍，徜徉在文学的海洋里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可以陶冶人的情操，教育人们成长，而鲁迅先生正式把这做到了极致。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有一分热，发一分光。”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的文章永远是中国历史上最璀璨耀眼的光芒。虽然课已结束，但是我对文学的喜爱追求不会停止，相信它也会陪伴我的一生。

第四篇：我之节育观

我之节育观

标签： 路卫兵文化计划生育看到一则新闻：人民网东兴7月23日电（记者张芳、见习记者罗世立）今天，记者接到东兴市网友爆料称，今天（7月23日）早上8点左右，一男子持刀闯入广西东兴市计生局，当场行凶，致2死4伤。目前，伤者已被送往东兴市人民医院进行救治。

随后，记者致电东兴市宣传部核实此事，相关人员回应，确有此事件发生，但具体的伤亡情况和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暂不便透露。

目前，该事件起因有两种说法：

1、计生局不给该男子第二个儿子入户；

2、事件缘起计生局强行给男子妻子结扎。

近几年，因为计划生育引发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类似上述恶性事件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笔者曾从事过多年基层计划生育工作，对此深有体会。

先说事件的起因，第一种说法，“计生局不给该男子第二个儿子入户”，这是外行话，不可信。上户口是派出所的事，计生局没有这个权力和职能。按我国户籍法规定，孩子出生，只需持有妇幼保健院或医院开具的出生证明即可——当然还需父母双方的户口本结婚证等其他证件，计生局根本没有阻止其上户口的权力，公安局或派出所也没有义务为计生局做什么，这毕竟是两个部门。

计生主管部门控制超生户上户口的情况，严格说也有过，不过是上个世纪的事了。当时计划生育如火如荼，为了加强执行力度，地方计生部门和公安户籍管理部门，在当地政府的授意下，曾一度搞过合作，即：孩子上户口，必须由计生主管部门开具证明，证明此孩子属计划内出生，否则不予上户口。此举确实效果明显，让一些超生户很挠头，但同时也给国家统计真实的人口数量制造了障碍，出现大量黑户口。随着《计划生育法》的颁布（2002年9月1日实施），此项规定就禁止了。虽然禁止，但有些地方为了开展工作的方便，还是战战兢兢、变换花样和形式地维持了一段时间，到2004年初，便基本没人再敢冒此大不韪了——我们这是这样，不知东兴如何？而且计生用词也发生了变化，计划内出生改称政策内出生；计划外出生，改称政策外出生。温柔了许多。

第二个原因，“计生局强行给男子妻子结扎”。倒是有可能。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的，一般会采取两个措施：一是进行经济处罚，也就是向其父母征收一定数额的社会抚养费；再就是采取节育措施。

社会抚养费，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超生罚款，征收原因是：因为你的孩子不按国家规定和规划出生，会给将来的社会造成了一定负担，加大了消耗社会资源的基数，而你是始作俑者，所以你要为此买单，承担一定费用。

社会抚养费征收的标准，国家《计划生育法》没有具体规定，只要求各省、市、自治区，按照法律规定、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省、市、自治区《计划生育条例》，做出具体的征收标准。这个条例是要经过省、市、自治区人大常委会通过，并由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布实施的，同样具有法律效力。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一般有农村户口和非农户口之分。是农村户口的，按本地上年人均纯收入来计算，以河北为例，是征收夫妇双方上年人均纯收入的2.5倍，也

就是5倍，假如上人均纯收入是5000元，那么社会抚养费就是2万5；非农户口，有工资或其他收入的，按夫妇双方工资或实际收入的5%，各征收10年，也就是夫妇总工资或总收入的10%的20倍，如果夫妇二人年工资总收入为4万元，那么社会抚养费就是8万。（由于时间久远，加之往事不堪回首，记忆或有偏差，具体可参看相关条例）

以上征收标准指的第二胎超生的，如果是第三胎，则要加倍重罚。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张艺谋超生案，生了7个，应该6个属于超生，这种情况我还真没遇见过，如果按他的实际收入罚款，二胎之后按几何倍数递增，罚个几亿应该是正常的，因为他赚得多。

计生主管部门与超生户的矛盾，其实主要集中在两方面：征收社会抚养费和采取节育措施。先说第一点，征收社会抚养费。这是个令人挠头的问题，非农户口，特别是有工作的，比如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还好处理，可以申请冻结工资，可以给与行政处分，是党员的，还可由纪检部门请去喝茶，给予党内处分，加上其本人入党提干问题萦绕心头，属于被戴着紧箍咒的，好处理些。城镇的商贩，开门脸，开工厂的，也相对容易。注意，是相对容易，不是绝对容易，所谓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这些人也不是吃素的，他们会调动一切社会关系，将对自己的处罚降至最轻。

不好处理的是农村户口，和那些城镇中没有固定职业的人。

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点，就是计生工作人员征收社会抚养费，只有做工作的权力，没有强制权，不能打骂，也不许搬东西，像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拆房、烧房的情况更不允许。也就是说，他们只能凭一张嘴，依据一本《条例》，去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这一般会遇到三种情况：

1、不讲理的。爱咋咋地，反正你不能拿我怎么样；

2、打游击的。你来我走，你走我归，从不给你正面交锋的机会；

3、讲理的。承认超生不对，但对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不满，问你这人均纯收入是怎么来的，说我们没那么高。你只有反复强调“人均”二字了，说别的你自己都不信。

经过一番思想对阵，你会把工作重心放在讲理的那批人那里。会遇到四种情况：

1、她一边哄着孩子，一边听你说教，间或给孩子喂奶、把把尿，等你口干舌燥了，给你来一句：我不是不交，我真的没钱；

2、先缓缓，给我点时间准备准备；

3、痛哭流涕，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4、你们就会欺负老实人，谁谁谁你们怎么不敢去找。

为了达到教育效果，也为了社会抚养费征收顺利，你只能降低标准，先罚个几千意思意思，多数地方就是这么干的。但就这几千元的罚款，也会出现三种情况：

1、一次性付清，这个占极少数；

2、须得去他们家里多次，在他们在家的情况下，每次拿个几百或一两千，这个也不错；

3、每次都说给，而且积极想办法，比如去亲戚邻居家借，但每次都空手而归。

4、托关系。这个几乎每个超生户都可以做到。有句话说，只要通过七个人，就能和奥巴马拉上关系，一点不错。他们找来的人你都惹不起，而且人家根本不理你，直接向你的顶头上司施压，最后少交或者不了了之。

或问：你的上司或是你本人，就不可以铁面无私吗？答：世上已无包拯。

在少交或不了了之之前，一般要交代一番，不要向任何人说，但第二天全村人就会知道。因为靠一己之力打败政府，是个值得自豪的事。

最后你要想将社会抚养费征收上来，只有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一条路（当然是对那些既不交钱又没托关系的）。在反复做工作未果，且发放缴纳通知书到期之后（这两个时间叠加，最快也要三个月），可以起诉超生户，如果再没有效果，法院便可强制执行。

届时，乡镇计生干部会提前踩好点，摸清行进路线，待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时，实施突然袭击，将“肇事男”抓回法院，然后交公安机关。这会出现两种情况：

1、交罚款。但不一定是交清，这个很难。

2、仍旧不交。拘留15天。会出现三种情况：

（1）、待足15天释放；

（2）、中途扛不住，交一定的罚款，回家；

（3）、上午进、下午出，你懂的。

也就是说，向法院起诉这条路也不是万能的，许多该收的社会抚养费还是收不上来。有人不禁要问：既然国家不让超生，为啥出现这么多超生户？你们都是吃干饭的？问得好，这就涉及到第二个矛盾：节育手术。

按理想状况，确实不该出现过多的超生户，因为国家说了，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而且国家还说了，育龄妇女在生完第一个孩子后，要积极采取节育措施，也就是避孕。可惜的是，理想代替不了现实。单说避孕，就极不好控制。避孕的方法有三种：

1、药具。也就是避孕套，这个是免费发放的，但用不用自己说了算。

2、上环。就是宫内环。这会出现两个问题：

（1）环自行脱落。这个无须解释。

（2）人为取出。这个也不难，去任何一个私人诊所，都能办到，尽管这个也是国家明令禁止的。

所以上环也不保险。最保险的是结扎，也就是输卵管结扎术。但结扎会对二次生育有影响，这个一般适用于不允许再生，比如按规定政策已经生有两个孩子的，或那些违反政策的超生户。

做结扎手术，是谁也不愿意的，包括那些超生户。即便是做，也不能强迫，需在超生妇女自愿的情况下，签字画押才行——鬼才自愿。而且结扎有时会出现术后症，虽然比例不大，但不是百分百，不用多，一个县有一例，负面影响就不可估量。

结扎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给男人做输精管结扎术，亦即男扎。这个更没人喜欢，也更不好落实，因为不光是挨一刀的问题，还涉及一个男人的无尚的尊严。

上环、结扎不能落实，自己又不避孕，当然很容易出现“意外”怀孕的情况。有人又问：怀胎需十月，难道不能及时发现吗？没错，对于育龄妇女，是要定期检查的，就是防止意外发生，但

1、十月中，前三个月是看不出来的；

2、谁也不会明目张胆地挺着大肚子招摇过市。

最重要的是：底层情况你根本摸不透。这是因为：

1、人口流动性。外出打工的多，行踪不好掌握。亲戚多，她会在准备生育时，自动消失在茫茫人海中，很难把握。

2、人手有限。城镇社区干部只有几个，管计生的也就一个；乡镇一般只有30几名干部，其中有十来个是专职计生干部，算多了吧？但一个乡镇少则十来个村，多则二十几个村，一般有2——5万人不等，一个计生干部要负责两到三个村，要掌握真实情况，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此外，工厂、饭店、旅馆还有流动人口，要负属地管理的责任。另外，乡镇一般只配备1——2名四术员，也就是搞上环、结扎工作的，他们也只长了一个脑袋。

3、此外，你还要应付计划生育检查。计划生育的检查是很频繁的，省市县三级，分半年检查和全年检查，甚至还有季度检查，也就是说最少要六次，有时还要接受国家计生委的抽查。每次检查，都要准备一周甚至更长的时间，几乎是24小时连轴转，要准备软件资料，要入户核实，等等。恨不得长三头六臂。

所以只有靠村里，各村虽说也有计生专职人员，有主管计生的副主任，有妇联主任，还有育龄妇女小组长，一般小村（500——2000人）一名，中村（2000——4000人）两名，大村（4000人以上的）四名。每月每人有300元钱的报酬。但是这些人发个传单、催促上站检查可以，你不要指着他向你汇报本村的超生超孕情况，因为都是乡里乡亲，谁也不愿得罪人，而且，她们工作也不是万能的，就是汇报，也不知道孕妇的藏身地点，或者知道也不说。况且，前文说过，上环也不保险不是？难免会有疏漏。而如果孕妇是她们自己家亲戚，大义灭亲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现在的问题是，超生户既不交社会抚养费，也不做结扎，肿么办？于是，只有铤而走险。

超生分两种，一种是超孕，就是怀孕了，但还没生，须做引产手术，将这个未来要给社会造成负担的婴儿扼杀在摇篮里。但这也有两种情况：

1、引产手术需本人签字，这个难度可想而知，你杀我的孩子还让我签字，你明白吧？

2、大月份还不敢引产，8、9个月，快生的，技术人员怕出危险。

此外还有恶性抗拒的，比如东兴这名男子。笔者也曾遇到过这样一种情况，场面犹如香港黑帮片，因为要给超孕的妇女做引产手术，这家找来黑社会，十几个赤膊纹身的青年，拿着砍刀，在午夜时分包围了计生局，当时我油然而生必死的信心，招呼仅有的几名干部抄家伙对阵，直到等来警察。

已经生了的，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前面已经说过，起诉是最好的办法。

计划生育工作如此难搞，出现这么多问题，我们不能不思考一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以下谈一些浅见：

首先是在标准制定上有问题。没有一碗水端平。需要着重说明一个情况，国家提倡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但不是绝对的，有几种情况，国家是允许生二胎的，这个各地有各地的规定，这里只举几个普遍的例子，也就是各地均有的情况。比如：

1、第一个子女为病残儿的；

2、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

3、夫妻一方为二等乙级以上革命伤残军人的；

4、夫妻双方均为全国一千万以下人口的少数民族的；

5、夫妻双方均为归国华侨或者在本省定居的台湾、香港、澳门同胞的；

6、从事海洋作业的沿海渔区的渔民的；

7、山区、坝上的农村居民；

8、平原、丘陵的农村居民，只有一个女孩的。

9、农村中男到有女无儿家结婚落户的。等等。这些都可以生育二胎，当然要履行一定的手续。

10、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属于其他特殊情况的。

这其实就是两套标准了，其他不说，就说第7和第8为例，山区、坝上的农村居民，可以生养第二胎，而地处平原的农村，只有第一胎是女孩，才可以生育第二胎。这个极难让人理解，纯山区乡镇或纯平原乡镇还好说，笔者所处的乡镇，正好是个半山区，一半平原一半山区，于是就出现两套标准，于是出现这样一个怪现象：在山区与平原结合部，两个挨着的村，一个可以生二胎，一个不可以，这让那些抱着孩子走村串巷的婶子大娘们情何以堪啊！

以上是农村，非农呢？不说“经省人民政府批准的特殊情况”有多活络，就说第一条，病残儿，简直成了办二胎准生证的法宝，这个不用细说，相信谁都明白。于是大量欢蹦乱跳的“病残儿童”应运而生，如果你相信这是真的，那么你会惊奇地发现，这些“病残儿”的父母或爷爷奶奶，都是响当当的大人物，甚至还有计生局局长家的孙子孙女。

其次，可操作性差。从社会抚养费征收难度，和结扎的难度就可看出，计生法或条例，只是规定了超生者的义务，并没有实际的、操作性很强的措施，所以造成许多矛盾，甚至类似广西东平的流血冲突。

第三，单纯用经济调节人口平衡不可取。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很难到位，不管是农村的几万还是张艺谋的几亿，都很难如数征收，犹如房地产留下许多烂尾楼和鬼城一样。而且，如今人们的收入水平在不断拉大，一视同仁显然不合适，对于经济宽松的，特别是有隐性财产的，这点钱还不够在去一次饭店的，对于低收入家庭，则是难上加难。最后你会发现，计划生育似乎专门为那些吊丝们制定的。第四，限制不是办法，就像房子限购，越限制越觉得稀缺。关键是让人们自己达到意识，优生优育，当然这个存在差距，在大城市，好多人你鼓励他生他也不生，因为还得去香港买奶粉；农村不行，只要还有2亩地，打的粮食够吃就行，也不用喝奶粉，小米汤就可以养活。

第五，放宽计生政策没有想象的可怕。通过笔者多年的经验，农村现在也不是想生多少生多少，其实和好多非农一样，他们只是想要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毕竟一个孩子太孤单了，将来的社会负担也会重。（文/路卫兵）体验新版博客

第五篇：我之翻译观

我之翻译观

长期以来，“信、达、雅”作为翻译的目标，几乎是没有争议的。信，在于意思表达忠实；达，在乎文章顺达；雅，旨在语言优美。说起来轻轻松松。要做到却不简单。倘若有人不会写中文而要把外文译成中文，等同于无米成炊，所以翻译必须要求译者两种语言的的功底都属上乘。

首先，我们要明白翻译是语义的翻译，不是语言形式的翻译。译者的任务是用另外一种文字重新创作，表现出作者的用意，产生同样的效果。作为一种再创作，翻译虽然少了布局构想的部分，但是在表情达意上考量用词和语法要更细致得多，不可谓不艰苦。再创作的过程中，你需要谨慎但也要大胆，比如要敢于增删修改。例：Why should it be made longer than is necessary?按原文语序可翻为“为什么要使它拖得比需要的更长呢？”这样不免拗口，按中国人的说话习惯译为“为什么拖得太久呢？用不着嘛。”尊重原文却不受一字一词的桎梏正是翻译的艺术。

当然翻译也要看翻译的目的。当要翻译法律文字时，文笔流畅、用词典雅全不必讲究。为了达到法律警示的职能，翻译要求语言精确、界定具体。但对于文学作品而言，意译比直译更符合要求。例如《大卫·科波菲尔》中，大卫对朵拉迷恋近乎痴狂，自己都很害怕。狄更斯形容他：got up in a crisis of feeble infatuation，直译为“在无力迷恋的恐慌中起身。”这样忠实的翻译实在有悖于中国人的语言习惯，译为“起床了，心里惶恐，浑身无力，都是为情所困”岂不更好？

好的译文一定要打破字的桎梏，用生花妙笔传达出原著作者的所思所想。但我相信，无论多么优秀的译者，都无法用自己的译作表达出原著的所有妙处来，这像是一个极限，仍不断有人朝着它努力，期以无限趋近。这也是翻译的魅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