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课程考试《国际法》论文(案例)

第一篇：2017年9月课程考试《国际法》论文(案例)

东北财经大学网络教育 课程考试论文（设计）考核

国际法

作

者 寇琳超 考试批次 1603 学籍批次 1603 学习中心 内蒙古包头奥鹏学习中心 层

次 专升本 专

业 法学 完成时间 2017/8/23

关于国际法的案例分析

一、案例

新华社大马士革9月12日电（记者顾康 贾小华）美国驻叙利亚大使馆12日遭不明身份武装人员的袭击，导致一名叙利亚籍警卫丧生、11名当地平民受伤。袭击波及距美国使馆仅十几米的中国大使馆，使馆政务参赞李鸿昱脸部受轻伤，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目击者告诉新华社记者，当地时间上午10时许，4名武装人员驾驶两辆汽车试图冲击位于大马士革市中心的美国驻叙使馆，他们用冲锋枪和手雷攻击使馆，导致人员伤亡。

闻讯赶到的叙利亚安全部队随即与武装人员展开枪战，交火持续近20分钟。武装人员引爆了一辆汽车上的爆炸装置，但美国使馆建筑并未在爆炸中受损。叙安全部队在交火中打死3名武装人员，并抓获另一人。

由于中国驻叙利亚使馆距美国使馆仅十几米远，使馆政务参赞李鸿昱在使馆院内观察时被飞来弹片击中，脸部受轻伤。中国驻叙大使周秀华告诉新华社记者，李鸿昱已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目前伤势稳定。

事发后，叙安全部队封锁了现场和美国使馆周边道路。新华社记者看到，美国使馆门前的水泥隔离墩被一辆皮卡车撞断，安全人员成功拆除了袭击者残留在这辆车内的爆炸装置。

叙利亚内政部当天发表声明称，袭击者使用的是两辆被盗的汽车，安全人员在车内还查获大量炸药和手雷。

请结合上述材料，撰文详细论述

（1）关于使馆的地位，国际法上做了何种规定？（2）对于使馆的安全接受国负有何种责任？

（3）对于外交代表的人身安全接受国负有何种责任？（4）对使馆的袭击事件按照国际法应如何定性？

二、就以上案例本人分析如下

一、使馆的地位及职务

（一）使馆的地位

使馆在接受国中代表着派遣国，使馆不可侵犯。使馆是派遣国的化身，对使馆的任何攻击行为，就是对派遣国本身的攻击行为，就是对派遣国主权及主权尊严的侵犯。使节神圣不可侵犯是一项古老的国际法准则，早在古希腊就有“使者人身不受侵犯”的信条。使节之所以不可侵犯，一方面因为使节是沟通和发展国际关系的桥梁和纽带，但更重要的是因为国际

社会普遍认为使节就是派遣国的化身，侵犯使节就等同于侵犯派遣国本身。于是，从古至今各国都严格遵行使节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使之成了国际法领域内极为重要的习惯法规则。1961年，在联合国主持下制定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为明确使馆及外交人员的特权与豁免，该公约第22条规定“使馆馆舍不可侵犯”，第29条规定“外交代表人身不可侵犯”。虽然公约的这两项规定主要是针对接受国的，但就这些规定赋予使节不可侵犯权的目的和缔约意图而言更是为了维护派遣国的主权及主权尊严，因而它们同样也应拘束其他任何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公约为扩大使节不可侵犯原则的适用范围，其第40条规定，使节前往就任或返回本国道经第三国时，该第三国也应给予不得侵犯权。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所规定的使馆不可侵犯和外交代表不可侵犯准则不仅适用于接受国，也可适用于任何第三国。

（二）使馆的职务

1、保护，即于国际法许可之限度内，在接受国中保护派遣国及其国民之利益；

2、谈判和交涉，代表派遣国与接受国政府进行各项事务的谈判和交涉；

3、调查和报告，即以一切合法手段调查接受国的各种情况，向派遣国政府作出报告；

4、促进，即促进派遣国与接受国之友好关系，及发展两国间之经济、文化与科学关系。此外，使馆还可在接受国允许的情况下，代行领事职务或受委托保护第三国及国民在接受国的利益。

（三）使馆的组成和等级

由使馆馆长、外交人员、行政技术人员及服务人员组成。使馆馆长分为大使、公使、代办三个等级，因馆长级别不同，使馆相应地分别称为大使馆、公使馆和代办处。大使是由一国元首向另一国元首派遣的最高一级使节。其享有完全的外交特权与豁免，也享有高于其他两级馆长的礼遇；公使是由国家元首向另一国元首派遣的第二级使节，享有与大使相同的职权，礼遇上稍逊于大使；代办是由一国外交部长向另一国外交部长派遣的使节，他代表本国及外交部与接受国办理外交事务。临时代办不同于代办，他是在使馆馆长（大使或公使或代办）因故不能理事或空缺时，被委派暂代馆长职务的外交人员。外交人员是具有外交职衔的使馆人员。包括参赞、外交秘书、武官、随员。行政和技术人员包括译员、工程师、行政主管、会计等；服务人员包括司机、修理工、清洁工等。

二、使馆的安全接受国负有以下的责任

（一）保证使馆依法享有的特权与豁免。

1．使馆馆舍不得侵犯。使馆馆舍指供使馆使用和供使馆馆长寓邸之用之建筑物或建筑物之各部分，以及其所附属之土地。使馆馆舍不得侵犯表现在：

（1）未经馆长许可，接受国官吏不得进入，即使送达文书。公约甚至未对诸如火灾、流行病等紧急情况作例外的规定；

（2）接受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步骤”对馆舍加以特别保护，使其免受侵入或损害，并防止一切扰乱使馆尊严和安宁的事情；

（3）使馆馆舍及设备,及馆舍内其他财产与使馆交通工具免受搜查、征用、扣押或强制执行。

2．使馆档案及文件不得侵犯

使馆档案及文件无论何时，亦不论位于何处均属不得侵犯。“不论何时”，包括两国发生武装冲突或断绝外交关系时在内。

3．通讯自由

（1）接受国应允许使馆为一切公务目的的自由通讯，并予保护；

（2）使馆为了通讯的需要可采用一切适当方法，包括外交信差、外交邮袋及明密码电报在内，但非经接受国同意，不得装置并使用无线电发报机；

（3）使馆来往公文不可侵犯；

（4）接受国对外交邮袋不得开拆或扣留，并应提供便利以保障迅速传递；（5）外交信差人身不可侵犯，不受逮捕或拘禁；

（6）外交邮袋可托交预定在准许入境地点降落的商业飞机机长传递，但机长不能视为外交信差。

4．使馆免纳捐税

使馆免纳的捐税、关税包括：使馆所有或租赁之馆舍，免纳国家、区域或地方性捐税，但为其提供的特定服务应付之费用如水、电、煤气费等，不在免除之列；使馆办理公务所收的规费及手续费免征一切捐税；使馆公务用品准许入境并免除一切关税扣除了贮存、运送及类似的服务费用以外的一切其他课征。

5．使馆人员有行动和旅行自由； 6．使用派遣国的国家标志。

三、外交代表的安全接受国负有以下责任

1．人身不可侵犯。接受国不得对外交人员进行人身搜查、侮辱、拘禁、逮捕，即使触犯了接受国法律，也应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而不能采取逮捕或扣留的方式；接受国对外交人员应特示尊重，有义务采取必要措施对外交代表加以保护，防止其人身自由或尊严受到侵犯。有关国家不得逮捕或拘押外交代表，对外交代表应特示尊重，采取一切适当的步骤以防止外交代表的人身、自由或尊严受到任何侵犯。概而言之，这些规定对有关国家提出的要求有二：

其一是不得冒犯使馆和外交代表；其二是应尽力保护使馆和外交代表免受任何侵害。

2．寓所、文书、信件、财产不可侵犯。3．管辖的豁免。

（1）对接受国刑事管辖享有豁免；（2）对民事和行政管辖也享有豁免；

民事和行政管辖的例外情况有：①关于私有不动产之物权诉讼，但代表派遣国为使馆用途置有的不动产不在此列；②以私人身份参与继承事件的诉讼；③关于外交代表于公务范围以外所从事的专业或商业活动引起的诉讼。此外，外交代表主动提起诉讼，就不能对与主诉直接相关的反诉主张管辖的豁免；

（3）外交人员的享有的豁免是管辖豁免，有关责任问题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4）免除作证义务。但在一定条件下，如某一外交人员为某一案件的目击者，此事又不涉及到使馆，经派遣国同意，外交官也可出庭作证。

（5）外交人员管辖的豁免可以由派遣国放弃，而且放弃必须是明示的。个人无放弃的权利。

4．某些方面免税和免验。外交人员及其家属的私人用品入境时免征关税，而且其私人行李免受查验。

5．其他特权和豁免。外交人员免于适用接受国所施行的社会保险办法，并免除一切个人劳务和各种公共服务；免除军事募捐、征用等军事义务。

四、使馆袭击行为是一种侵略行为，也是袭击方所犯的国际罪行。

使馆是派遣国的化身，对使馆的任何攻击行为，就是对派遣国本身的攻击行为，就是对派遣国主权及主权尊严的侵犯。袭击事件中4名武装人员驾驶两辆汽车试图冲击位于大马士革市中心的美国驻叙使馆，他们用冲锋枪和手雷攻击使馆，导致人员伤亡，是严重侵犯使馆和外交代表的行为，明显地违反了上述国际习惯法中“使节神圣不可侵犯”和《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中“使馆馆舍不可侵犯”以及“外交代表人身不可侵犯”的规定，是严重违反国际法准则的行为。由于该袭击事件中4名武装人员身份不明，因此，我认为应该定性为恐怖袭击事件。因此该4名武装人员袭击美国大使馆事件是一起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是对美国主权的侵犯，已构成国际犯罪行为，其必须就此承担相应的国际法律责任。

综上所述，使馆是外交代表机关的通称，使馆代表整个国家的利益，全面负责两国关系，馆长是大使，由国家元首任命并作为国家元首的代表履行职责。使馆的首要职责是代表派遣国，促进两国的政治关系，其次是促进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关系，使馆同时具有领事职能，促进两国关系和人民间的往来是领事馆的重要职责，但其最主要的职责是领事

工作。

第二篇：《国际法》论文(案例)题目+答案

东财网院2010年3月课程考试

《国际法》案例

（共三个案例，任选一个案例写作）

案例一：中新网9月11日电 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约翰·贝尔表示，美国认为俄罗斯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独立是错误的，并呼吁莫斯科从这些共和国撤出军队。

据俄新网报道，贝尔11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错误。”他指出，“我们呼吁俄罗斯撤军”。他补充说，按照现有资料，大约有7000名俄罗斯军人“长期，或者可能长期驻扎在南奥塞梯和格鲁吉亚”。

贝尔表示，俄罗斯违反了俄法两国签署的解决南奥塞梯冲突六项原则协议。贝尔说，“我们认为，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的停火协议规定俄罗斯军队撤回到军事行动开始前的警戒线。而波季市和锡纳基市之间的岗哨、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附近缓冲区域的存在，这一切都说明破坏了俄罗斯的义务”。

贝尔指出，俄罗斯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制造同科索沃相似事件是不合适的。他说：“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宣布独立是在战争行动结束后一周后发生的。我们认为，这发生的太早了。这不应该是这些冲突地区地位调整过程的首个阶段。科索沃是在战争冲突持续9年，且在联合国负责人长期干预后宣布独立的。”

俄罗斯8月26日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独立。请结合上述材料，撰文详细叙述：

（1）如果俄罗斯违反了俄法两国签署的解决南奥塞梯冲突六项原则协议，那么俄罗斯将承担何种国际法律责任？

（2）俄罗斯是否有权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独立？这种承认是否违反国际惯例？

（3）“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宣布独立是在战争行动结束后一周后发生的。我们认为，这发生的太早了。这不应该是这些冲突地区地位调整过程的首个阶段。科索沃是在战争冲突持续9年，且在联合国负责人长期干预后宣布独立的。”这段话中反映了国家承认中的何种原则？

字数要求：2000～3000字。

案例二：新华网联合国6月30日电（记者王湘江 顾震球）

（3）如果某些国家给予洪都拉斯临时政府以事实上的承认，那么在联合国应由哪一政府作为洪都拉斯的合法代表？ 字数要求：2000～3000字。

案例三：中新社北京七月二十日电(张潞璐)中国商务部欧洲司副司长凌激二十日在此间表示，由商务部、外交部等部门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将于本周三赴俄，就其关闭莫斯科切尔基佐夫斯基大市场事宜，与俄有关部门、司法机关及莫斯科市政府等进行磋商。

六月二十九日，俄罗斯有关部门突然下令关闭莫斯科切尔基佐夫斯基大市场，给在该市场经营多年的数万名华商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中国商务部等通过多种渠道

生的总统塞拉亚遭到废黜。决议还呼吁所有国家不要承认除塞拉亚领导的政府以外的任何其他政府。

应联大主席布罗克曼邀请，塞拉亚当天到联大会议厅，见证了决议获得通过的过程。塞拉亚在联大发表讲话说，决议表达了洪都拉斯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对军事政变的愤慨，同时也表明联合国是维护民主的国际机构。他对国际社会谴责政变、支持洪都拉斯恢复宪法秩序的举动表示欢迎。

塞拉亚如果返回洪都拉斯，届时联大主席布罗克曼、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因苏尔萨、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以及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等将与他同机。

塞拉亚在记者会上排除了自己寻求连任的可能性。他说：“即使有人提出希望我再干一个任期，我也不会这样做。”分析人士认为，这是自洪都拉斯6月28日发生政变以来，塞拉亚首次在连任问题上做出让步。

最高法院将下逮捕令。

塞拉亚原本宣布将于7月2日回国，而洪都拉斯临时总统米切莱蒂则在首都特古西加尔巴称，如果塞拉亚选择7月2日回国，那么最高法院将下令立即将他逮捕。

刚刚宣誓就职的临时政府外长奥尔特斯则说，塞拉亚可以回到洪都拉斯，但是必须放弃总统身份，新政府不会允许他“制造混乱”。奥尔特斯说，如果其他国家元首陪同塞拉亚回国，他们将得到新政府的尊重，“因为他们都是我们承认的国家元首，但是塞拉亚已经不是洪都拉斯总统”。

洪都拉斯最高检察官路易斯·鲁维6月30日说，洪都拉斯政府不会阻止塞拉亚的家人离开洪都拉斯。目前，现政府已指派专人负责处理塞拉亚家人的离境问题。如果他们愿意离开洪都拉斯，现政府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将为其提供“必要的合作和便利”。

当地媒体报道，6月28日清晨塞拉亚总统遭军方扣押并被驱逐后，他的妻子希奥莫拉·卡斯特罗通过电话向外界宣布，自己身在洪都拉斯北部城市卡塔卡玛斯，并已经和4个子女失去了联系。

社会治安状况急剧恶化

自6月28日洪都拉斯发生军事政变以来，不断爆发的示威游行和暴力冲突导致洪都拉斯社会治安状况急剧恶化。全国各大城市的教师6月29日纷纷宣布罢课，并走上街头声援依然滞留在国外的被罢免总统塞拉亚。首都特古西加尔巴地区大部分学校已在政变当天宣布停课。目前，洪都拉斯国内教育系统已经陷入全面瘫痪。

洪都拉斯临时政府发言人雷内·塞佩达6月30日说，鉴于目前洪都拉斯国内形势动荡，原定于在6月30日结束的全国宵禁措施将被延长72小时。他说，宵禁期间，军队将对所有街区进行严格管制，并有权对出现在街上的任何人进行调查。

洪都拉斯内政部发言人古斯曼同日证实，最高法院已经发出对该国

（3）如果某些国家给予洪都拉斯临时政府以事实上的承认，那么在联合国应由塞拉亚领导的合法政府作为洪都拉斯的合法代表。

第三篇：国际法案例

国际法案例

一、中日有关钓鱼岛主权纠纷案

(要案简介)

2003年1月1日，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已与声称拥有钓鱼岛所有权的国民签订正式租借合同，以年租金2 256万日元的价格租下钓鱼岛及附近的南小岛、北小岛3个岛屿，租期1年，而且，这种租借合同今后将长期维持下去。报道称，日本政府从1996年开始研究强化对钓鱼岛等岛屿的管理措施，目的是为实现对这些岛屿的长期稳定的控制和保护自然环境。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的历代政府都对此岛拥有主权。日本政府此举目的是限制转售该岛，阻止第三者登岛。1月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政府租借钓鱼岛问题发表评论，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日方对这些岛屿采取的任何单方面行动都是无效的。日本政府在外交交涉中显示出强硬立场。近年来，日本海上保安厅一直对钓鱼岛一带海域进行着实际警戒 [提问] l.日本政府的这种租借合同符合国际法有关原则吗? 2．日本政府从1996年开始研究强化对钓鱼岛等岛屿的管理措施，目的是为实现对这些岛屿的长期稳定的控制和保护自然环境。日本这种做法是否符合国际法有关规定? 3．中国政府在钓鱼岛等岛屿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是什么?(简要答案)1．日本的这一租借合同是违反国际法原则的。因为是否能签订租借合同这是两国政府来决定的，并非由国民签订，即便是全民公决也需要中国政府明示同意。因此日本政府单方面的行为是无效的、违反国际法原则的。

2．从国际法原则上看，日本政府应该尽快将钓鱼岛等岛屿归还中国，而不是研究强化对钓鱼岛等岛屿的管理措施。永久管理钓鱼岛等岛屿，是中国政府的主权事宜。其所称目的是为实现对这些岛屿的长期稳定的控制和保护自然环境，实际上是对属于中国的领土部分岛屿的长期控制，显然违反国际法原则。保护自然环境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和义务，中国政府对属于其主权管辖范围的领土包括这些岛屿更具有保护的责任和义务。

3．2003年1月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政府租借钓鱼岛问题发表评论，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日方对这些岛屿采取的任何单方面行动都是无效的。日本政府未经中国政府允许和同意就租借钓鱼岛，显然违反国际法原则，是侵害中国主权的行为。因此，中国政府有权就日本政府租借钓鱼岛问题提出质疑，郑重表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日方对这些岛屿采取的任何单方面行动都是无效的。在事端引起后，日本政府在外交交涉中显示出强硬立场，说明日本政府无视国际法原则，无视主权国家对属于本国领土的合法立场，这是违反国际法原则的行径。

三、美军侦察机撞毁中国军用飞机案(要案简介)

2001年4月1日上午，美国一架军用侦察机抵达中国海南岛东南海域上空活动，中方两架军用飞机对其进行跟踪监视。9时7分，当中方飞机在海南岛东南104公里处正常飞行时，美机突然向中方飞机转向，其机头和左翼与中方一架飞机相碰，致使中方飞机坠毁和飞行员王伟罹难。美机未经中方允许，进人中国领空，并于9时33分降落在海南岛陵水机场。4月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就美国军用侦察机在南海空中撞毁中国军用飞机事件发表谈话。4月18～19日，中美两国在北京就美军侦察机撞毁中方军用飞机事件及其他相关问题举行谈判。(《解放军报》2001．4．2)[提问]

1．美国侦察机和中国军用飞机的行为是否符合国际法原则?

2．中方飞机坠毁和飞行员王伟罹难，责任在哪一方?

3．美机未经中方允许，进人中国领空，并降落在海南岛陵水机场。这是否构成违反海洋法的行为?

4．美军侦察机撞毁中方军用飞机事件，美国政府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简要答案)

1．根据海洋法规定，沿海国家对其领海及其上空具有主权权利。中国海南岛东南海域属于中国的领海海域，中国具有主权权利。美国军用侦察机未经中国政府允许，抵达中国海南岛东南海域上空活动，是违反海洋法规定的行为。中方军用飞机对其进行跟踪监视，是为了保护中国领海海域安全，对未经许可而擅自进入中国领海的飞机的任何行为随时跟踪监视，符合海洋法的规定，是一种维护主权的行为。

2．责任在美国一方，美机在中方领海上空任意行为，以致中方飞行员遇难，既违反海洋法规定，又构成明知有中方飞机跟踪而突转飞行，造成撞机事件的责任。

3．应该说美方违反了国际法、空间法和海洋法的原则。美机要在海南岛陵水机场着陆，必须飞人中国的领空，但根据空间法规定，进入一国的领空，必须经过该国政府明示同意，才可进入。即便是在紧急情况下，也应该通知中国政府或地面相关部门予以救助要求降落，才可在中国机场降落。

4．美军侦察机撞毁中方军用飞机事件，美国政府首先应该向中国政府赔礼道歉，并应该承担由该事件引起的经济赔偿责任，同时还应该对在这次事件中遇难的王伟烈士及其家属表示道歉、慰问并进行经济赔偿。(案件评析)

2001年4月1日，美国军用侦察机在中国海南近海空域撞毁中方军用飞机，导致中方飞行员王伟罹难，后又未经许可进入中国领空并降落中方军用机场，这是一起严重违反国际法和侵犯中国主权的事件。中方代表认为，多年来，美方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涉，频繁派飞机到中国近海进行侦察活动。美方对此事件负有完全的责任。中方要求美方停止派飞机到中国近海从事侦察活动，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上述事件发生后，中方始终依照国际法和中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并从中美关系的全局出发，采取冷静的方式处理问题。中方对24名美机上人员给予妥善安置，并允许美驻华使、领馆人员同他们多次见面。然而，在中方允许美机上人员离境后，美方一些官员无视事实，颠倒是非，企图将责任推给中方。美方甚至有人威胁将此事件与其他问题挂钩。这是中方坚决反对的。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并重视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但是，中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不容侵犯。中国历来主张，国与国关系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等基础之上。中方致力于发展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历史证明，中美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对两国人民都有利，对维护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具有重要意义。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在广泛领域里取得了重要进展。这一局面来之不易，需要中美双方共同努力维护与发展。

美方代表认为，美国没有把中国视作敌人，发展建设性的中美关系也是美方的愿望，美方希望尽快解决撞机事件。笔者认为，中美撞机事件发生在中国专属经济区的空域。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规定，一国在他国专属经济区内的飞越活动，不应违反一般国际法规则，必须尊重该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得危害该国的安全与和平秩序。美方飞机在中国近海所从事的并不是一般的飞行，而是收集中国情报的侦察活动。美方在中国近海上空的活动，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国防利益，早已超出海洋法公约中的飞越自由的范畴，是对飞越自由的滥用。中方是重视中美关系的，但是，中美关系必须建立在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特别是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等原则的基础之上。美军侦察机撞毁中方军用飞机事件的尽快解决，有利于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也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第四篇：国际法案例

75.庇护权案（哈雅·德·拉·托雷案）

哥伦比亚诉秘鲁 国际法院，1950年 【案情】

1948年10月3日，秘鲁发生了一起未遂的军事叛乱。次日，秘鲁当局发布命令，指控美洲人民革命同盟组织指挥了这场叛乱，同时宣布将对该同盟领导人维克托〃苏尔〃哈雅〃德〃拉〃托雷等进行审讯，自该日起至2月初，秘鲁一直处于戒严状态。1949年1月3日,托雷前往哥伦比亚驻秘鲁使馆寻求庇护。次日，哥伦比亚大使通知秘鲁政府它已对托雷给予庇护，同时请求秘鲁政府颁发他离开秘鲁所必需的通行许可证。秘鲁对此提出异议，并拒绝向托雷颁发通行许可证。两国随后就此事进行了外交接触，并于8月31日签署《利马协定》，同意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解决。10月15日，哥伦比亚政府向国际法院书记处提交了诉讼请求书。

哥伦比亚请求国际法院判决并宣布：(1)根据1911年7月18日《玻利维亚引渡协议》、1928年2月20日《哈瓦那庇护公约》和美洲一般国际法，庇护国哥伦比亚有权为该项庇护的目的确定避难者被指控的罪行的性质；(2)领土所属国秘鲁有义务向避难者颁发通行许可证。

秘鲁政府请求国际法院判决：驳回哥伦比亚的上述请求，宣布对托雷准予庇护和维持该项庇护的行为违反了1928年《哈瓦那庇护公约》第1条第1款不得庇护普通犯和第2条第2款庇护只能在紧急情况下进行及其他条款的规定。

哥伦比亚政府在其最后意见中请求法院驳回秘鲁政府的反诉请求，理由是该项请求与本国的请求无直接联系，它的提出违反了《国际法院规约》第63条的规定，而且它不在法院的管辖范围之列。【诉讼与判决】

1950年11月20日，国际法院对本案作出了判决。

法院首先对哥伦比亚政府用来支持其第一项诉讼请求的法律依据进行了逐一评析。法院指出，与领域庇护不同，在外交庇护的情况下，避难者置身于犯罪行为发生地国，决定对避难者给予外交庇护将有损于领土国的主权，它将使罪犯逃脱领土国的管辖，并构成对纯属该国管辖事务的干涉，如果庇护国有权单方面确定避难者所犯罪行的性质，则将对领土国的主权造成更大的损害。因此不能承认这种有损领土主权的外交庇护，除非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它的法律依据得到了确立。就本案而言，哥伦比亚认为它有权单方面判定避难者罪行的性质，且这种判定对秘鲁具有约束力，应得到承认，其理由是基于拉丁美洲国家的某些协定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习惯。法院判称：以国际习惯为依据的一方，必须证明这个习惯已经确立，因而对他方是有拘束力的；哥伦比亚政府必须证明它所援引的规则是符合有关各国所实行的恒久划一的习惯的，而且这个习惯是表明给予庇护的国家享有的权利而当地国家负有的义务。《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将国际习惯定义为“作为通例之证明而经接受为法律者”。法院拒绝承认哥伦比亚所主张的通例存在。尽管1911年《玻利维亚引渡协定》第18条规定，缔约国家承认“符合国际法原则的庇护制度”，但这些原则并没有肯定庇护国有权单方面决定避难者所犯罪行的性质。1928年《哈瓦那庇护公约》也没有赋予庇护国以单方面确定避难者犯罪性质的权利。虽然1933年《蒙得维的亚政治庇护公约》第2条确认庇护者享有这种权利，但秘鲁当时并未批准该公约，因此它对秘鲁无约束力。

哥伦比亚政府援引了许多外交庇护权在事实上已被赋予和受到尊重的具体案例。然而，在国际法院看来，它们或者与本案无关，或者并未对前述单方确定权作出规定，或者虽然作了肯定的规定,但只获得少数国家的批准，而且，这些在不同场合发表的官方的肯定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政治权宜考虑的影响。总之，法院认为，哥伦比亚不能证实单方面确定犯罪行为性质的权利是一项国际习惯法的规则，因此不可能“看出已被承认为法律的任何稳定和前后一致的惯例”。

关于哥伦比亚的第二项请求，法院认为秘鲁没有给予安全保障离境的义务。《哈瓦那公约》第2条只规定领土国可作出要求避难者离境的要求，如作出这一选择，就要负担给予安全保障离境的义务。但本案中，秘鲁并未作出这一选择，因此，它不负担此项义务。法院随后审查了秘鲁的反诉。《哈瓦那公约》第1条第1款规定，不能给予“被控或被判犯有普通罪行的人”以庇护权。秘鲁政府不能证明托雷并非犯有政治罪行，而是犯有普通罪行。所以，不能认为哥伦比亚违反了这一规定。另一方面，《哈瓦那公约》第2条第1款规定：“仅在情况紧急和在该犯寻求庇护以便用任何其他办法保障其安全所绝对必须的期限内才能给予庇护”，这一规定旨在杜绝滥用庇护权的行为。本案中，从武装叛乱到给予庇护，其间历时3个月，此外并不存在简易军事审判的危险，而是处于正常的法律诉讼之中。因此，不能认为是“情况紧急”，所以，法院判决哥伦比亚政府违反了公约第2条第1款。随后，哥伦比亚请求法院说明到底是否应将托雷交送秘鲁当局。法院最终判决：(1)法院对当事国提出的上述请求不能发表意见；(2)哥伦比亚没有将托雷交送秘鲁当局的义务；(3)对托雷的庇护应于1950年11月20日判决作出之后立即停止。法院宣称，这几个结论是不矛盾的，因为除交出避难者外，还有其他终止庇护的方法。1954年，哥秘双方经过谈判达成协议，秘鲁同意发放通行许可证。4月，托雷离开秘鲁。【评注】

在国际法上，国际习惯是各国重复类似行为而产生的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行为规则。按照这一定义，构成一个习惯规则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物质条件，即必须有惯例的存在，也就是各国不断重复的类似行为；二是心理条件，即法律确信，也就是各国在如此行事时有一种履行法律义务或行使法律权利的感觉，这样，该惯例就被各国当成了法律规则而不能违背它，它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在本案中，国际法院正是根据这两个条件来判断外交庇护行为是不是一项国际习惯规则的，它首先证明了外交庇护仅仅是存在于拉丁美洲一些国家间的一项惯例，它既没有满足作为一项习惯规则的“物质条件”，更缺乏必要的“法律确信”。

 国际法院在本案中也特别指出了“外交庇护”是侵犯领土国的领土主权的，因为这种做法使罪犯逃脱领土国的管辖，从而构成了对纯属领土国管辖的事务的干涉。这与领域庇护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在一般国际法上不能承认这种有损他国领土主权的做法。此外,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也明确规定了使馆不得充当与职务不相符合的用途，而在使馆内庇护接受国决定逮捕的罪犯或接受国国民，可以说是这种“与职务不相符合的用途”的一个例子。

灭种罪公约保留案（Reservations to the Convention on

Genocide Case）

案情：1948年缔结的灭种罪公约没有关于保留的条款，但若干国家对该公约作出了一些保留。缔约国在这些保留的效力问题上发生了分歧。1952年11月，联合国大会就下述情况，即：就防止及惩办灭种罪公约而言，一个国家在它批准或加入该公约或签字时附加了某些保留，这个国家的地位如何，向国际法院提出了三个问题，要求法院提供咨询意见：

1.当一国对公约作出的保留受到一个或数个缔约国的反对，但不为其他缔约国反对，该国是否可以被认为是缔约国的一方？

2.若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保留在保留国与(1)反对保留的国家，（2）接受保留的国家之间的效力如何？

3.尚未批准公约的签字国和有权但尚未在公约上签字或加入的国家，对保留提出的反对意见的效果如何？

国际法院在1951年5月28日发表咨询意见对上述三个问题作了回答。

法院认为，在条约关系中，一国不受未经它同意的条约的拘束，这是久已确定的原则。多边公约是缔约国根据公约的条款自由缔结的协议的结果，缔约国无权通过单方行为或特别协定破坏或损害该公约的宗旨和目的，这也是公认的原则。这项原则是与条约的完整性观念密切相联的。传统学说中的这种观念主张，除非保留被所有缔约国无例外的接受，无保留是有效的。

这种传统学说作为一条原则具有不可否认的价值。但对于灭种罪公约来说，由于公约本身的特点，其中之一是，主持公约缔结的联合国的普遍性和公约第十一条所预期的参加公约国家的广泛性，较灵活的适用这条原则是合适的。广泛的参加这类公约，在缔结多边公约的国际实践中已出现了较大的灵活性。较一般的付诸保留，对保留的默许，允许被某些缔约国反对的提出保留的国家在与接受保留的缔约国之间成为缔约一方的实践的存在，所有这些因素都显示了在缔结多边条约对灵活性的新需要。

还必须指出，虽然灭种罪公约最后是一致通过的，但它是一系列多数表决的结果。有利于多边公约缔结的多数表决制也可能产生允许某些国家提出保留的需要。这种想法已被近年来在多边公约中作出的为数不多的保留的情况所确认。

在这种国际实践的情况下，不能从一个多边公约中没有关于保留的条款就得出结论说，该公约禁止缔约国作出任何保留。公约的性质、它的目的和它的条款，缔约准备工作的形式以及公约的通过，都是在没有明示允许保留的情况下，判定保留的可能以及保留的效力和影响应加以考虑的因素。

现在要考虑的时，何种保留以及何种反对意见可以提出的问题。灭种罪公约的缔约史表明，联合国的目的是要将否定整个人类集团生存权利的灭种罪作为国际法上的一种罪行加以谴责和惩治，这种罪行震惊人类良知，导致人类的极大损失，违反道德原则和联合国的精神与宗旨。上述意念的第一个后果是，构成公约基础的原则是被文明国家承认并对它们有拘束力的原则，即使没有任何条约义务存在；第二个后果是，在谴责灭种罪和为将人类从这种可恶的瘟疫中解放出来进行合作的普遍性质。因此，联合国大会和缔约国意欲使灭种罪公约在范围上居于普遍性。事实上，1948年12月9日，该公约在联合国大会被56个国家一致通过。

公约的目的也须加以考虑。这个公约显然是为了纯粹人道主义和文明的目的而通过的。的确，很难想象一个公约会在更大程度上具有这双重目的，因为这个公约的目的在于保障某些人类集团的存在，而在另一方面在于确认和保证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在这样的公约中，各缔约国并没有属于它们自己的任何利益；它们仅仅具有一种共同的利益，即达成作为该公约存在理由的这些高尚的目的。因此，在这种类型的公约中，人们无法提及对于各国的个别利益或不利益，或者在条约上就权利和义务之间维持完全是均衡。鼓舞着该公约的一些崇高理想，由于各缔约国的共同意志，对所有它的规定提供了基础和准绳。

灭种罪的目的和宗旨暗示，联合国大会和缔约国意图使尽可能多的国家参加该公约，绝对排斥一个或更多国家可参加公约不仅将限制它的适用范围，还将损益作为公约基础的道德的和人道主义原则的权威。公约的目的和宗旨并不限制提出保留和反对保留的自由，作为保留国和反对国态度标准的，是保留同公约目的和宗旨是否合适。

有人争辩说，存在着使保留的效力取决于所有缔约国明示或默示同意的国际法规则。

法院认为，国际实践并没有表明，多边公约绝对完整性的概念已发展成一条国际法的一般规则。还必须指出，在联合国的美洲成员和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中，存在着允许保留国成为缔约一方，而不论保留和反对保留的性质如何的实践。灭种罪公约的起草工作并没有证明缔约国心目中已有确定的实践的观点，缔约国以后的态度也没有这种显示。最后，在第十届联大法律委员会讨论多边公约的保留问题是，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

鉴于上述考虑，本法院对向它提出的问题之一，由于该问题的抽象性，不可能作出绝对的答复。对保留的评价和反对的意见的效力取决于个别公约的具体情况。

关于问题之二，即保留在国家之间的关系上的效力问题，法院认为，任何国家不受它没有同意的保留的拘束。因此，在前述符合公约目的和宗旨的标准的限度内，每个国家都可以自由决定提出的那个国家是或者不是公约的缔约国。一般来说，这种情况确实有不便之处。这些不便之处只有在公约中插入一项关于使用保留的条款，才能加以补救。

第三个问题设计给一个不论是由于尚未在公约上签字，还是由于虽已签字但尚未批准公约，因而还不是公约缔约国的国家所提出的反对意见的效力问题。法院的意见是，对于第一种情况，很难想象一个还没有在公约上签字的国家能够排除另一个国参加公约；第二种情况有所不同，反对意见是有效的，但不能立即产生法律效力，它仅仅表示和宣布一个签字国在成为公约缔约国以后将采取的态度。

鉴于上述理由，国际法院以7票对5票对提交法院的三个问题作了如下答复：

（一）一国对条约的保留受到一个或数个缔约国反对，但不为其他缔约国所反对，该国可以被认为是缔约的一方，如果其保留符合这个公约的目的和宗旨；否则该国不能被认为是缔约的一方。

（二）如果缔约一方反对一项保留，认为不符合这个公约的目的和宗旨，它可以实际上认为那个提出保留的国家不是缔约的一方；另一方面，一个缔约国接受这项保留，认为符合这个公约的目的和宗旨，它可以实际上认为提出保留的国家是缔约的一方。

（三）尚未批准公约的签字国反对一项保留，只有在它批准公约后才能产生在向其他国家表明该签字国最终的态度的作用；有权签署或加入公约但实际上未这样做的国家队保留提出的反对意见，无法律效力。

国际法院强调，以上这些意见严格的限于适用于灭种罪公约。

——编译自哈里斯：《国际法案例与资料》，1979年英文第2版，第604-607页。

评 注：

关于条约的保留，传统的见解认为，除非得到所有其他缔约国扩大一致同意，缔约国不得作出保留。但是，国际法院在本咨询意见中拒绝遵照这种渐渐诶，不认为这种见解已经具备了被普遍接受的实践的性质。

虽然攻击发育对本案的咨询意见今限于灭种罪公约，但是这个意见可以被认为是与同样保留的一般问题相关的，对于条约法中关于保留问题的法律规则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尽管这个意见没有提出一项具体适用的法律规则，尤其在实践中没有客观的标准可以解决是否符合公约目的和宗旨的问题，然而它却代表了下述一种日益普遍的见解，即：对保留的一致同意原则已不适合以一般的多边公约为特点的国际交往的要求；而且，给一个国家或少数国家以权利阻止另一国家参加公约，虽然大多数缔约国认为后一国家所提出所提出的保留符合公约的目的和宗旨问题，然而它却代表了下述一种日益普遍的见解，即：对保留的一致同意原则已不适合以一般的多边公约为特点的国际交往的要求；而且，给一个国家或少数国家以权利阻止另一国家参加公约，虽然大多数缔约国认为后一国家所提出的保留符合公约的目的，那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不应当的。比较合理的解决办法，似乎是把决定是否允许保留的权力交给各缔约国自己。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遵循国际法院在本案中提出的原则，但对成彤彤规则的支持者作出了一些让步。公约规定：“一国得于签署、批准、接受、赞同或加入条约时，提具保留，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再此限：（甲）该项保留为条约所禁止者；（乙）条约仅准许特定之保留而有关保留不再期内者；或（丙）的凡不属（甲）及（乙）两款所称之情形，该项保留与条约目的及宗旨不合者。”关于多边条约的保留对各缔约国的影响，公约告诉了如下主要规则：①若全体当事国间使用全部条约为每一当事国同意承受条约拘束力的必要条件，则保留须经全体当事国接受；若条约为国际组织之组织约章，则保留须经该组织主管机关接受；③在其他情形下，如保留经另一缔约国接受，保留在该两国之间生效；如保留经另一缔约国反对，条约在反对国与保留国之间并不因此而不生效力，但反对国确切表示相反意思者不在此限；如同意在保留国与反对国之间有效，保留所涉及的规定在保留的范围内对于该两国间不适用。

关于夜间雇用妇女公约的解释案（Interpretation of the 1919 Convention Concerning Employment of Women during the Night）

案情：鉴于在解释1919年关于夜间雇用妇女公约（华盛顿公约）问题上发生的困难，国际劳工办公室请求就下列问题取得常设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

国际劳工会议于1919年通过的关于夜间雇用妇女公约，在公约包括的工业企业里，是否适用于担任监督或管理职务的非从事普通体力劳动的妇女？

根据凡尔赛和约第424条的规定，首届国际劳工会议于1919年10月在华盛顿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夜间雇用妇女公约的草案。该公约于1921年6月13日生效，其中包括如下条款：

“第三条、妇女部分年龄差异均不得在夜间受雇于公有或私有的工业企业及其分厂。……”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递交常设国际法院的书面声明，对上述条款的含义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解释：一些国家政府把它解释为禁止所有妇女在夜间受雇于工业企业，另一些国家政府则认为它只适用于某些种类的劳动妇女。

常设国际法院认为，单独考虑第三条的字面规定并不会发生什么困难，它使用的术语是一般的、不含糊的。它不分年龄差别禁止工业企业在晚间雇用女工。但就字面含义，这一禁令必然适用于提交法院的问题中有疑问的各类妇女。因此，如果将华盛顿公约第三条解释为不适用于担任监督和管理职务的非从事普通体力劳动的女工的话，必须找出一些有效的根据来加以证明。

公约第三条的术语与公约的名称、序言及其他条款没有不一致的地方。公约标题提到“夜间雇用妇女”，序言讲“夜间妇女的雇用”，第二条说明了“夜间”的含义。因此，这些条款不影响第三条的适用范围。

现在法院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是否存在着合理的根据将第三题的适用范围限制于从事体力劳动的妇女？

法院考虑的第一个根据是，该公约是一个劳工公约的事实，即，它是在凡尔赛和约第八部分的体系内准备的，符合该部分规定的程序，是否产生这种限制？是否由于凡尔赛和约第八部分的主要目的是改善众多的体力劳动者的状况，而用一般术语表述的公约第三条就须解释为仅仅适用于体力劳动者？

某些国家认为，鉴于凡尔赛和约第八部分的宗旨是改善为为数众多的体力劳动者的状况，在一个劳工公约用一般术语表述的条款必须被假定为仅仅旨在适用于体力劳动者，除非相反的意图在公约中有明示的规定。也就是说，在本案是情况下，无相反的意图不是存在，第三条的规定须视为只适用于体力劳动者。

法院认为，这种观点的论据是不足的。的确，改善众多的体力劳动者的状况是凡尔赛和约第八部分作者的主要注意中心。但本法院不愿将国际劳工组织的活动范围限制的如此狭窄，以致认定劳工公约须解释为仅适用于体力劳动者，除非有相反的意思显示。

为了证明这样一种解释劳工公约的规则，即表述一般种类的人的文字，如“人”、“妇女”等类名词，应视为仅仅指体力劳动者，必须表明国际劳工组织之关心他们。

法院认为，在凡尔赛和约第八部分的序言和实体条款中，对个人概念的表述并不限于体力劳动者。他们所用的词是“工作者”、“劳动人民”、“挣工资者”。这些词并不排斥从事非体力劳动的受雇者，因为和约并未使用劳工这一术语。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第393条，该条规定国际劳工局理事会的选举，在第5款中用了“工作者”一词。

由此可见，第八部分的文本并不能用来支持国际劳工组织仅仅关心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而排斥其他种类的工人的观点。既然如此，华盛顿公约是一个劳工公约就不能提供足够的理由将第三条的妇女一词解释为只包括从事体力劳动的妇女。

有人指出，1919年华盛顿公约通过时，实际上很少有妇女在工业企业从事监督或管理工作，将该公约适用于这些妇女的问题当时尚未加以考虑。法院认为，即使如此，这种事实本身也没有提供足够的理由忽视公约的规定。

一些国家的代表在1930年和31年关于建议修改华盛顿公约的日内瓦讨论中，坚持该公约只适用于劳动妇女，法院认为，有必要审视一下公约的准备工作。

组织首届劳工会议的任务被赋予一个国际委员会。它的组成，如同会议的程序一样，具体规定在凡尔赛和约第八部分中。会议组织委员会建议国际劳工会议敦促所有国家加入伯尔尼公约。为此，国际劳工会议任命了一个委员会专门处理妇女雇用问题。在涉及夜间雇用妇女的问题上，该委员会超出了这种委员会所提建议的范围。它建议地缔结一个在原则上沿革伯尔尼公约的新公约。该委员会成员是否意图使新公约十分紧密的沿革旧公约，将旧公约中一致的约文解释吸入新公约，这是一个凭委员会的报告不足以确定的问题。报告的文字没有表明是在工人的意义上使用“妇女”一词。委员会的报告一致通过，并提交给起草新公约的委员会。起草委员会向大会同时提交了关于夜间工作等五个公约的建议文本。起草委员会报告人的发言表明，委员会在各个问题上的意见是一致的。报告人指出，在尽可能的情况下，起草这些公约是沿着一条统一的路线进行的。在起草各公约的实体条款时，委员会使用了标准表述。委员会建议大会，这种统一性应尽可能继续保持，并指出，为了避免将来可能出现对这些公约草案的法律后果产生混淆的情况，这是十分重要的。最后，各草案文本均被大会一致通过。

因此，华盛顿公约的准备工作确认了在研究该公约文本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没有足够的理由将第三条的文字做不符合它们的自然的含义的解释。

各公约草案之间在结构上和文字表述上的类似性，引导法院分析了其中一个条约有特别注明例外条款的情况。如果关于夜间雇用妇女公约有意排斥适用于从事监督和管理工作的妇女，它也应该做出相应的规定。

鉴于上述理由，常设国际法院以6票对5票对提交它发表咨询意见的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

——编译自《常设国际法院刊物》，A/B辑，第50号，1932年。

评 注：

一个条约所用的名词，如果不是明白的用于某种专门意义，或者从上下文看不出有另外的意思，就必须按照它们在日常用语中的通常意义来解释。这是本咨询意见阐明的关于同意解释的一项规则。如果缔约国对此提出疑义，须提出有效的根据来证明不同于一般含义的解释。

为澄清一个条款的意义，可以参考各缔约国之间缔约一方与第三国之间的条约。在本案，法院参考了与夜间雇用妇女公约一起缔结的其他几个公约的有关规定。

一个术语的一般用法的含义已被普遍接受时，若要限制它的适用范围，需在约文中对此作出限定，否则将按一般含义解释。

关于解释条约时参照缔约时的准备工作，详见尼尔森案。

第八篇 条约法

英伊石油公司案

（英国诉伊朗；国际法院，1952年）

案情：1933年4月29日，伊朗（当时为“波斯”）与英国石油公司签订一项特许协议。协议授予英伊石油公司的特许区域内开采和加工石油的专属权利。有效期是60年，即到1993年。协议规定，在协议的有效期内，非因特殊情况，和经过仲裁法庭裁决，协议不能废除。1951年3月4日，伊朗国会和参议院通过了石油工业化的法律，因而取消了英伊石油公司的特许权。英伊石油公司要求进行仲裁，但被伊朗政府拒绝。英国政府于1951年5月16日向国际法院提出请求书，请求国际法院声明伊朗政府有义务将伊朗与英伊石油公司的争端提交仲裁解决，或请国际法院宣布伊朗实行国有化法律违反国际法和违反伊朗根据1933年协议所承担的义务。1951年6月22日，英国政府请求国际法院指示临时保全措施。伊朗提出反对意见，否认国际法院对此案有管辖权。国际法院于1951年7月5日以命令指示临时保全措施，并于1952年7月22日对国际法院的管辖问题作出判决。

判决：国际法院在1951年7月5日的命令中，要求双方保证不采取任何可能侵害他方权利和加剧争端的行为。在表决命令时，法官文尼阿斯基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国际法院的管辖权只有在双方都接受的情况下才可以成立。如果法院对案情实质没有管辖权，就没有权力指示临时保全措施。法院多数意见认为，《国际法院规约》第41条并不排除法院在没有决定管辖权之前有临时保全措施的权力，但声明临时保全不是先行裁决。

1952年7月22日，国际法对管辖权问题作出判决： 伊朗（波斯）政府在1932年9月19日发表声明，接受国际常设法院的强制管辖，该声明声称：

“国际常设法院对于本声明作出后之直接或间接与适用为波斯所接受之条约或公约有关的、以及以后与批准本声明有关的情势或事实方面的任何争端，有管辖权。”

英国政府认为，上述声明所指的争端应限于1932年以后所签订的条约。本案提到的英译两国间的条约是指1857年和1903年条约中的最惠国条款，这些条约不能为国际法院的管辖权提供法律依据。

英国认为，1933年4月29日伊朗政府与“英伊石油公司”签订的特许协议，具有双重性质，即既是伊朗政府与英伊石油公司的特许权协议，也是两国政府之间的条约。

国际法院驳回了英国的主张，国际法院认为，1933年伊朗政府与英伊石油公司签订的特许协议虽然是在两国政府经过多次谈判之后签订的，但协议本身只是“政府和外国法人之间的一项特许权合同”，不是1932年声明中所指的条约。

根据上述理由，国际法院以9：5票通过判决，判定国际法院对此案没有管辖权，并即以命令将本案从案件单上撤销，并宣布终止临时保全措施的执行。

评注：

本案之所以被国际法院撤销，是因为英国引用的“伊朗政府与英伊石油公司的特许权协议”没有条约的法律效力。从国际法院的初步审判可以看到，国际法上所指的条约，必须是两个国际法主体之间的协议。特许权协议是国家与外国法人之间的协议，那只是一种合同，不具有条约的法律地位和效力。这个被撤销的案件正可以作为条约定义的一个注释。

联合国行政法庭第333号判决的复议问题（咨询意见；国际法院，1987年）

事实：联合国行政法庭在1984年6月8日对“雅基梅斯诉联合国秘书长”议案作出判决（第333判决）后，雅基梅斯向“联合国行政法庭判决复议委员会”提出，请求对该判决进行复议。委员会于1984年9月请求国际法院就此问题发表咨询意见。该案原告雅基梅斯是苏联公民，由苏联政府派出，受聘在联合国俄文翻译处担任校订员，受聘期是五年，从1977年到1982年。1981年他被调到”“项目计划及协调办公室”当项目协调员。1982年年底，他的任期获得延长一年，将于1983年12月26日结束，聘书上写明是“苏联政府第二次委派”。1983年2月8日，协调办公室的助理秘书长通知雅基梅斯，希望他在1983年12月26日任期届满时能延长合同。在1983年2月9日，雅基梅斯请求在美国避难。他在2月10日，通知苏联在联合国的常驻代表：他已辞退了在苏联政府中的植物。在同一天，他还通知联合国秘书长他希望取得美国永久居民资格。1983年10月25日，雅基梅斯给助理秘书长备忘录，表示希望助理秘书长能根据他的表现延长联合国与他签订的合同，或“安排以更好的职务。”1983年11月23日，联合国人事处副处长通知雅基梅斯“根据秘书长办公室的指示，联合国组织没有延长他的任期的意图”。1983年11月29日，雅基梅斯没有对此决定提出异议，他认为：联合国大会第37/126号决议规定：“联合国工作人员连续做满五年之后，应给予一切合理的安排。”12月13日，雅基梅斯请求秘书长重新考虑不延长其工作期限的决定，因为根据联合国大会的决议，他应取得这个权利。12月21日，联合国人事部的助理秘书长写信通知雅基梅斯：联合国秘书长已保持他在11月23日的信中所作的决定。雅基梅斯便向联合国行政法庭起诉，状告秘书长不执行联合国大会第37/126号决议，联合国行政法庭在1984年6月8日对雅基梅斯的任期或安排别的工作。雅基梅斯请求：“联合国行政法庭判决复议委员会”对第333号裁决进行复议。委员会于1984年9月10日向国际法院提出请求书，请求国际法院对戏发表咨询意见。委员会请求国际法院回答下列两个问题：

（1）联合国行政法庭在第333号判决中没有回答原告在1983年12月26日任期届满后请求继续在联合国任职是否存在“法律障碍”，法庭是否没有行使它的应有的管辖权；

（2）联合国行政法庭在第333号判决中对与《联合国宪章》有关的法律问题是否作了错误裁定？ 国际法院接受了委员会的请求，以命令安排时间接受有关方面的书面材料，于1987年5月27日就上述问题发表咨询意见。

咨询意见：

1、关于第一个问题。原告在其请求书中认为，“给他却低估和新的合同期限”或“安排新的工作”，不存在“法律障碍”。他认为，“他继续在联合国任职，具有法律上和道义上的正当机会，并具有获得合理安排其工作的权利。”他请求法庭说明秘书长认为苏联政府对他的第二次委派构成对他继续在联合国任职的法律障碍的说法是错误的。秘书长有了这些想法，自然就不能按大会决议的精神对他今后的工作给予“合理的考虑”。秘书长在法庭上指出，给雅基梅斯安排个工作，没有法律障碍，并认为他对本案是对一切情况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做出决定的。这就是联合国大会第37/126号决议说的“合理的考虑”。法庭认为，“合理的考虑”不是“有利的考虑”，原告无权要求给予“有利的考虑”。国际法院认为，法庭没有正面回答是否存在法律障碍。从逻辑上看，法庭首先应考虑的是，原告之希望继续在联合国任职是否存在“合理的期望”，或“合法的期望”。如果存在这样的期望，秘书长就有责任提供继续在联合国人之的机会，但法庭认为“合法的期望”是不存在的。一方面，要恢复先前的合同，必须取得其本国政府的同意，而且该合同已经是第二次委派的合同了。另一方面，根据《职员规则》，定期的聘任是没有希望恢复或该做任何其他委派的。法庭认为，秘书长对于雅基梅斯的问题已对一切有关的情况都考虑过了。法庭在判决中指出，雅基梅斯之希望继续在联合国工作，即不存在“合理的期望”，也不存在“法律障碍”，给不给予安排，由秘书长决定。法庭的看法是，秘书长可以给予安排，但没有义务给予安排。假如秘书长给予安排的话，法律障碍是没有的。

国际法院认为，联合国宪章法庭的判决没有说明雅基梅斯将继续在联合国工作是否存在法律障碍，不是说法庭没有行使它应有的管辖权，法庭认为秘书长在这个问题上已经给予“一切合理的考虑”，法院无权以自己的看法替代法庭的看法。

2、关于第二个问题。至于法庭对于与《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有关的法律问题是否做出错误的看法，国际法院认为，法院的任务不是对工作人员规章或规则进行解释，但法院有权判断法庭在具体解释或适用某个规则时是否做出了与《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有矛盾的裁定。原告认为法庭对联合国宪章第101(1)条、第100条、第101（3）条、第8条、第2（1）条和第100（2）条等条文的解释有错误。

（1）第101（1）规定：“

一、办事人员由秘书长依大会所订规章委派之。”原告认为秘书长没有把他的问题提到“办事人员委派委员会”考虑，该委员会无从发挥作用，这说明秘书长没有对他的问题给予“合理的考虑”。法庭认为“合理的考虑”应由秘书长决定，是否构成合理，完全是秘书长权利范围内的事情。国际法院认为，《联合国宪章》第101（1）条的意思是，怎样才构成“合理的考虑”，那是秘书长决定的事情，不是说秘书长认为合理就是合理的标准，法庭不认为秘书长享有无限的决定权，但秘书长声明他已根据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对一切有关问题都做了合理的考虑，那就应认为是已经做了“合理的考虑”了，秘书长是没有必要做更详细的说明的。由于上述条文没有特别规定秘书长需要采取什么程序，国际法院不认为法庭的这样的解释与联合国宪章第101（1）条有什么矛盾。

（2）第100条规定：“

一、秘书长及办事人员于执行职务时，不得请求或接受本组织以外任何政府或其他当局之训示，并应避免足以妨碍其国际官员地位之行动。秘书长及办事人员专对本组织负责。”

原告认为秘书长作为一个高级官员，他的上述声明已认为没有原告本国政府的同意就不可能对他的工作进一步的安排，并认为法庭也做了同样的结论。国际法院不支持原告的主张，因为法庭并没有作出这样的结论。

第101（3）条规定：“

三、办事人员之雇用及其服务条件之决定，应以求达效率、才干及忠诚之最高标准为首要考虑。征聘办事人员时，于可能范围内，应充分注意地域上之普及。”

原告认为法庭的判决没能把这条条文的内容放在高于其他因素的地位。很明显，“首要考虑”与“唯一考虑”不是同义词。这正是让秘书长可以权衡的各种考虑。无论法庭还是国际法院，都不能代替秘书长的选择。秘书长之决定，不能认为不尊重第101（3）条所指的考虑之“最高”性质，而是他为了联合国组织的利益，考虑到一切有关的情况。秘书长砸死作出决定时是考虑到1983年2月10日的事件的。那就是原告通知苏联政府辞退其职务的日子。原告认为从这一条其，他已创立了他与联合国之间的新的合同关系。秘书长不认为“与本国政府的连续关系是工作人员在任何定期合同中所承担的义务，不论是否第二次委派”。而原告之继续任职也不以为是建立起一种新的合同关系。法庭对“本国联系”的意义做了评价。不赞同秘书长的上述意见。认为他的观点与法庭第326号判决的观点不大一致。在该判决中，工作人员一旦脱离了与本国的利息，就不再能履行在联合国中职务了。法庭认为这个观点已成为一个“普遍接受的看法”。秘书长认为，国籍的转变，没有产生什么法律上或行政上的后果。法庭基本上同意秘书长的观点，但认为改变国籍的行为，很可能影响到联合国的利益。

（4）第8条规定：“联合国对于男女均得在其主要及辅助机关在平等条件之下，充任任何职务，不得加以限制。”原告认为这条规定禁止岁任何人的条件加以限制，国际法院认为，即使从最广义的意义看，也不能得出这个结论。

（5）第2（1）条规定：“本组织系基于各会员国主权平等之原则。”第100（2）条规定：“

二、联合国各会员国承诺尊重秘书长及办事人员责任之专属国际性，决不设法影响其责任之履行。”法庭认为即使有个别会员国试图独立秘书长施加某种压力，法庭也没有必要对此作出判断，而且在本案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

根据上述理由，对于问题1，国际法院一致认为，联合国行政法庭第333号判决没有肯定原告任期届满后继续在联合国任职是否存在法律障碍，不能认为是没有其应有的管辖权力。

对问题2，法院以11：3票判定：第333号判决没有在于宪章某些规定有关的法律问题上作出错误的解释。法官赖厄斯对本咨询意见附以一份声明：法官伊利亚斯、小田滋和阿戈附上反对意见，法官斯威伯尔·詹宁斯和伊文森等提出不同意见。

评注：

在本案中，由于原告要求对行政法庭进行复议，国际法院根据“联合国行政法庭判决复议委员会”的请求，对判决涉及的几个法律问题进行分析。其中特别是原告提到的所谓的“法律障碍”和“合理期望”的问题。原告雅基梅斯是苏联的派出人员，他之在联合国任职，是建立在本国政府的委派的基础上的。任期届满之后，秘书长能不能不经其本国政府同意而延长期任期或另作别的安排？由于法律上没有明白的规定，秘书长认为“法律障碍”是没有的。但一般来说，秘书长不得不考虑这样做会不会影响联合国与该会员国的关系，这是应该可考虑的。这不能认为是违反宪章第100条的行为。而且，雅基梅斯在任期未满的时候就宣布脱离与联合国的关系，没有了这个关系，他又凭什么资格在联合国任职？他在任期内要求在美国避难，姑不论其政治动机如何，也不论美国是否接受其要求，其本国政府肯定会提出抗议，秘书长当然不能不考虑这个因素。这不能认为是干扰秘书长国际官员的地位。联合国大会第37/126号决议要求秘书长对工作业绩优秀的工作人员在任满后的工作给予“”合理的考虑，这并没有为雅基梅斯提供什么“合法的期望”。本咨询意见通过对法庭判决涉及的法律问题和联合国宪章的有关条款的分析，中肯的回答了“联合国行政法庭判决复议委员会”请求回答的问题。

第五篇：国际法案例

1.湖广铁路债券案

1979年11月，由美国公民杰克逊等九名持券人向美国阿拉巴马州地方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提起诉讼，要求偿还他们所持有的中国清朝政府于1911年发行的“湖广铁路债券”本息。美国地方法院受理了此案，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被告，通过地方法院邮寄将传票和起诉书副本送达给我国外交部长，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传票送达后20天内对原告起诉书作出答辩，否则将进行“缺席审判”。对此，中国政府根据国际法原则曾多次向美国政府申明中国立场，但美国阿拉巴马州地方法院仍于1982年9月1日无理作出“缺席审判”，要求中国政府向原告偿还4130余万元。

“湖广铁路债券”案涉及以下两个国际法问题：

（一）国际法上的继承问题

国际法上的继承是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它是一个国家或新政府如何处理旧国家或旧政府在国际法上的权利义务问题。在这里，只涉及到新政府的债务继承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推翻国民党政府而建立的新政府并且是中国唯一佥的政府，这是代表国家在国际上先事的机关，因此，我国政府在处理旧政府的债务时，也坚决适用“恶意债务不予继承”，这是久已公认的国际法原则。“湖广铁路债券”实属恶债。因为这次借债是1911年，清朝政府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和镇压中国人民的辛亥革命，勾结在华划分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列强决定加快修建铁路，由于财政危机只能向帝国主义借债，因此，我国政府理所当然地不予承认这一债务，这完全符合国际法原则，而且也为国际法实践所证明的。

（二）国家主权豁免问题

国家主权豁免是国际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其根据是联合国宪章所确认的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国家与国家之间是完全独立和平等的，任何一个国家不能对另一个国家行使管辖的权利，一个国家的法院没有经过国家同意，不能受理以外国国家作为诉讼对象的案件。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无可非议地享有司法豁免权。美国地方法院以一个主权国家作为被告诉讼，行使管辖权，作出缺席判决甚至以强制执行其判决相威胁，这是完全违反国家主权平等的国际法原则，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于这种将美国国内法和美国法院的管辖强加于中国，损害了中国主权，损害中华民族尊严的行为，中国政府理应坚决拒绝。

现在，本案由于中国坚决站在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上，坚持国际法的原则，最后并没有有按照美国法院的“缺席判决”执行。1987年3月9日，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定，驳回了美国债券持有人的复审要求，撤销了不利于中国的判决。这不仅是我国在国际关系中坚持国际法原则的重大胜利，也对其他国家带来很大影响。因为美国搞的一种试探，如果在这个问题上突破，也就在国际法上开了一个先例，这样，美国、法国、德国等都会跟着来要求偿还旧债券，所以这个案子不是孤立的。

2.光华寮案

光华寮是座落在日本京都市左京区北白川西町，面积约为1000平方米的五层楼。该寮建于193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京都大学受托于日本政府“大东亚省”将该寮租用作为当时中国留学生的宿舍。日本投降后，“大东亚省”被撤销，从此由中国留学一组织自治委员会对该寮实行自主管理，并将该寮取名为“光华寮”。此后，旧中国政府驻日代表团用变卖侵华日军在大陆掠夺的财产所获得的公款将该寮买下，专用于中国留学生宿舍。1961年台湾当局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在日本登记为中国国家财产。1967年，台湾当局以“驻日本大使”陈之迈的名义就光华寮问题向京都地方法院起诉，要求中国留日学生王炳寰等8人搬出光华寮。1977年9月16日，京都地方法院作出判决，确认该寮为中华人共和国的国家财产，台湾当局的原诉被驳回。1977年10月，原告不服而上诉大阪高等法院。1982年4月14日，大阪高等法院撤销原判决，并将此案发回京都地方法院重审。1986年2月4日，京都地方法院推翻其于1977年9月16日所作出的判决，将光华寮判归台湾所有。中国留学生王炳寰等人不服此判决，遂向大阪高等法院提出上诉，1987年2月26日，该法院维持京都地方法院的再审判决。同年5月30日，王炳寰等人委托其辩护律师团通过大阪高等法院向日本最高法院提交了上诉书，要求该法院将大阪高等法院作出的错误判决撤销，重新作出公正的判决。

光华寮案至今未完结。该案涉及多方面的国际法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光华寮案违背国际法上的承认制度

根据国际法的承认制度，承认新政府的法律效果是，承认了新政府就不能再承认被推翻了的旧政府。一般来说，未被承认的国家或政府在不承认国的法院没有起诉权的，这一原则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和确认。1972年日本是以条约的形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从而使所承担的义务就更加明确。既然日本已经不再承认所谓的“中华民国”，那么台湾就不能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在日本法院就光华寮提起诉讼。因此，日本法院受理台湾当局以“中华民国”的名义提起的诉讼，完全违反了国际法的承认制度。

(二)光华寮案违背国际法上的继承制度

在光华寮案上，京都地方法院和大阪高等法院完全混淆了国际法上的国家继承和政府继承的两个不同的概念。国家继承是国际法主体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新国家如何继承前国家的财产问题。但政府继承则不同。它是国家本身没有变，国家的同一性没有变，只是代表这个国家的政府发生了更迭，新政府取代了旧政府，而不问其财产以什么形式出现(动产或不动产)，也不管这些财产处于国内还是国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其国家本身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国际法主体依然如故，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取代了中华民国政府，所以，凡属于前政府的国家财产，完全由我国政府全部继承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实践的。现在，日本法院关于对光华寮案的判决理由之一，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不完全继承旧中国政府在外国的财产”。不符合中日之间签订的条约精神，也违反国际法上的继承制度。因为，无论从国际法上政府继承的理论，还是从对该寮的实际控制和管理情况看，光华寮都应该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有。无疑，日本京都地方法院于1977年9月16日对光华寮案的判决是正确的，而1982年大阪高等法院的判决是错误的。

(三)光华寮案违背了日本承担的国际义务

1972年9月29日由中日两国政府领导人签署的联合声明中规定：“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1978年，中日两国政府签署的和平友好条约也进一步确认了上述原则。因此，这两个重要法律文件，它不仅规定了日本方面的承诺，也规定了中国方面的承诺。日本是以条约的形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从此日本取消了对“中华民国”的承认，台湾当局就不能再以所谓“中华民国”的名义在日本法院提起诉讼。这对日本不仅依据国际法一般原则所产生的义务，而且是所承担的特殊的条约义务。现在，台湾当局在光华寮案中居然在日本法院享有起诉权。这完全违背了日本政府承担的不得承认所谓“中华民国”政府的具体义务，势必在政治上造成“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所以，日本法院在处理光华寮案的问题上是违反国际法的。

3.隆端古寺案

隆端古寺位于扁担山脉的一个隆起的高地上，它构成泰国与柬埔寨之间边界的一部分。根据1904年2月13日暹罗(当时泰国称为暹罗)和法国(当时柬埔寨是法国的保护地)之间的一项条约的规定，双方同意这一点上的边界线，应沿着分水岭线划出。为进行实地划界而设立了一个混合委员会。当时泰国政府委托一个法国调查队绘制该地区的地图1908年，地图在巴黎出版，同时也将也图送交泰国政府。在地图上明确标出了隆端古寺位于柬埔寨一边，但泰国政府。未表明任何异议(直到1935年以前)。后业，法国政府获悉泰国把其看守人安置在寺内，于1949年和1950年向泰国政府提出多次抗议照会，终未得到回答。1953年柬埔寨获得独立后，新政府企图在该地区建立权力机关都没有成功。之后，柬泰双方又经过多次谈判而失败。1959年10月6月，柬埔寨政府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国际法院宣告隆端古寺的领土主权属于柬埔寨，泰国应撤退它驻扎在古寺遗址的武装部队。1960年5月23日，泰国政府对国际法院的管辖权提出了初步反对主张。1961年6月26日，国际法院对该案进行了审理，驳回了泰国提出的初步反对意见。1962年6月15日，法院对案情实质作出了判决。法院以9票对3票判定隆端古寺是在柬埔寨境内，而泰国有义务撤回驻在该地区的一切军事人员和民事人员。法院还以7票对5票判明泰国应将其在占领时期从寺内搬走的一切物品归还柬埔寨。

本案涉及国际法的问题有以下两方面：

(一)涉及国家领土主权问题

泰国与柬埔寨之间的争论点，主要是隆端古寺及其周围的土地的主权是属于哪一国。泰国认为法国于1908年出版的地图不是混合委员会所制，它有严重错误，如果根据真正的分水岭划出的边界线就应把该寺的地区划在泰国一边。但是，国际法院在审理该案中，认为真正的问题是，泰柬双方是否已接受了这张地图上指出的边界线。从实际看，泰国接受这张地图和地图上指出的边界线。从实际看，泰国接受这张地图后，当时的暹罗和之后的泰国政府对此并未作过任何反响，未作过任何追究，也未发现因犯过任何错误而可使其“同意”变为无效。它完全有充分机会不同意这种划界，但许多年来都没有这样做，因此，必须认为那已是得到 了默认的，泰国以地图的错误作为申辩的理由是不能接受的。法院的判决确定了柬博寨对隆端古寺的主权。现在，泰国出兵占领隆端古寺地区，这无疑是对柬埔寨国家领土主权的侵犯。

(二)国际法院对本案的管辖权问题

泰国政府给以抗告，就国际法院的管辖权问题提出了初步反对主张。因为，泰国政府认为，该国虽然曾在1929年9月20日发表了接受国际常设法院强制管辖权的声明，并在1940年5月3日又发表声明，同时将第一个声明展期10年，但是，国际法院与过去常设国际法院不同，因此认为由于这个声明不是以“国际法院规约”签署国的身份发表的，所以应随着泰国参加“规约”而自然于1946年失效，这个声明也不因参加规约而延期。泰国政府还指出，按照《规约》第36条第5款以及国际法院对以色列——葡萄牙案的判决精神，它接受强制管辖的声明无效，因而泰国不愿接受国际法院的管理。

1961年5月26日，国际法院对泰国的抗告作了判决，肯定了国际法院对此的管辖权，因为泰国政府所发表的接受强制管辖声明仍是有效的。理由：1.该案情况与“以——葡案”不同。2.虽然1940年延期的声明已经失效，但1950年发表了一个新的、独立的声明，而且已向联合国秘书长履行了延期手续，因此这就表明该声明应当被解释为接受现在的国际法院——而不是消亡了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与此同时，该声明所引证的1929年和1940年所接受的条件看，与《规约》的第36条第2款相一致，是表明接受国际法院管辖的声明。从而，法院于1961年5月26日作出了一项判决，驳回了泰国的抗告，并宣布“没有必要再考虑与司法规定中的协议条款有关的第二次控告”，为此确定了法院的管辖权。

国际法院的判决引起了泰国的强烈不满。但泰国政府根据其对外政策考虑，于1962年7月3日宣布，尽管对案件的结局深为遗憾，然而“作为联合国的会员国，泰国必须履行依联合国宪章所负的义务。泰国将在抗议之下这样做，并保留其固有权利。”接着撤出了在这个地区的武装力量。但事情并没有结束，争端不能说已经完全解决。

4.科孚海峡案(英国诉阿尔巴尼亚)

1946年5月15日，英国海军部派出两艘军舰通过位于阿尔巴尼亚大陆与科孚岛北部之间的科孚海峡时遭到阿尔巴尼亚海岸炮台轰击，但未被击毁。为此，在互换照会中，英国政府认为：它享有通过这个海峡而不作任何通知或者等候许可的权利。而阿尔巴尼亚政府却明确表示，外国船舶通过，必须事先通知并请求阿尔巴尼亚许可。1946年10月22日，英国为试探阿尔巴尼亚的态度，派出一队由两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组成的英国舰队又通过该海峡时，造成其中两艘驱逐舰触雷，死40人，伤42人的巨大损失。事件发生后不久，同年11月13日，英国海军未经阿尔巴尼亚同意，单方面强行到海峡属于阿尔巴尼亚领水去扫雷，发现有22颗水雷。但英国海军的行动遭到阿到尔巴亚的强烈抗议。紧接着，英国政府将这一事件提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控告阿尔巴尼亚在盟国海军当局已经进行过扫雷工作之后，又敷设水雷或允许第三国敷设了水雷，要求追究责任。1947年4月9日安理会通过一项决议，建议有关国家应立即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的规定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来解决。1947年5月22日，英国单方面向国际法院起诉。法院于1948年到1949年对该案进行过三次判决，最后英国政府胜诉。

该案涉及的国际法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英国海军的行动是否侵犯了阿尔巴尼亚的主权问题

科孚海峡是位于希腊科孚岛和阿尔巴尼亚海岸之间，是连接希腊科孚港与阿尔巴纪亚萨兰特港之间的一个海峡。因此，英国认为该海峡是国际航行海峡，它的军舰可以自由通过，不用请求阿尔巴尼亚批准。阿尔巴尼亚认为该海峡是地方性的，外国军舰通过必须得到同意。国际法院在经过辩论后，认为英国海军已使用此海峡有80多年，其他国家海军也经常使用。因此，在和平时期各国军舰对于连接两部分公海的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具有无害通过的权利，这是获得普遍承认和符合国际惯例的。除国际条约另有规定外，沿岸国无权在和平时期禁止通过海峡。据此，法院认为英国军舰在1946年10月22日的通过是无害的。法院以14票对2票判决英国的这次行动并没有侵犯阿尔巴尼亚主权。与此同时，法院又一致认为，英国军舰在1946年11月12日和13日的扫雷活动，这是在阿尔巴尼亚的领水内并违反其意愿的情形下进行的，这“就破坏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并认为法院声明本身已构成对这种破坏主权的行为的适当的定论”。因此，英国军舰的这种行动是不能以行使自助权或其他理由而被说成是正确的。

(二)本案涉及国际法上的责任问题

国际法院在对本案的审理中，虽然拒绝接受英国认为水雷是阿尔巴尼亚本身敷设的看法，但法院在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情况下，而仅仅根据所谓“间接证明”方法推定阿尔巴亚科孚海峡的敷雷一事不可能毫无所知，并强调，当阿尔巴亚政府经获悉在科孚海峡的领海内有水雷分布，就负有将危险情形通知航行船只的义务，自然也应告知驰近的英国军舰。然而阿尔巴尼亚并未履行此义务，致使英国两艘驱逐舰触水雷，造成许多海军人员的伤亡的巨大损失。最后，法院以11票对5票判定：根据国际法，阿尔巴尼亚应对1946年10月22日在其领水内发生的触雷事件以及由此事件造成的损害及人命损伤负责，从而有赔偿义务，应对造成的损害给予赔偿。

1945年12月15日，国际法院作出第三个判决，该判决是估定赔偿数目的问题。法院估定了阿尔巴亚应付给英国的赔偿数额。这个数额是根据专家调查的结果确定为843，947英镑，作为给英国军舰造成的损害和对海员的人身伤亡的补偿。国际法院在处理这个案件上是不公正的，因此，阿尔巴尼亚始终没有执行国际法院的判决，至今问题未解决。

5、美国驻德黑兰外交和领事人员案

美国诉伊朗

国际法院

1979年

1979年11月4日，在德黑兰美国驻伊朗大使馆门前发生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美国大使馆请求伊朗当局给予保护，但伊朗当局没有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示威队伍闯进大使馆，扣留了使馆内的美国使馆人员和领事人员和非美籍的工作人员共五十多人，把他们扣作“人质”，并将使馆的档案文件捣毁，造成一件严重侵犯外交人员和领事人员的事件。11月5日，在伊朗大不里士和设拉子的美国领事馆亦发生同样努件。

事件发生后，美国于11月9日请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开会考虑采取确保释放人质和交还使馆房屋的行动。安理会在1979年12月4日要求伊朗释放“人质”，并用和平方法解决争端。

1979年11月29日，美国向国际法院起诉，请国际法院宣布：伊朗政府违反对美国承担的条约义务，伊朗政府应立即释放拘留在德黑兰大使馆和在大不里士和设拉子的领事馆的全部美国人和拘留在伊朗外交部的三个人，保证他们安全离境并不得对他们进行任何审讯，伊朗应对此侵权行为赔偿美国的损失并将造成此侵权事故的人员交主管当局惩处。美国同时请求国际法院指示临时保全措施。

1979年12月9日，伊朗外交部长致信国际法院，要求国际法院不要受理此案。伊朗政府在信中声称：“（1）人质问题只是整个问题中的一个非中心的和次要的方面，„„这问题涉及二十五年来美国干涉伊朗内政的事情。（2）人质问题应看作是伊朗伊斯兰革命的一个问题。它基本上和直接地是伊朗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情。伊朗认为，临时保全实际上就是对案情实质作出判决，那是不能接受的。而且，临时保全措施应该是保全双方的利益而不能只保护一方的利益。”

1979年12月10日，国际法院开庭审理关于指示临时措施问题，并于1979年12月15日颁布指示临时措施的命令。临时措施的命令包含下列几点：

A．

1、伊朗政府应根据美伊两国间的现行条约和一般国际法，立即将美国的大使馆和领事馆归还，保证大使馆和领事馆的不可侵犯性，并保证给予有效的保护；

2、伊朗政府应根据美伊两国间的现行条约和一般国际法，立即释放拘留在美国大使馆、伊朗外交部或任何其他地方扣作“人质”的美国人，并给予充分的保护；

3、伊朗政府从今开始，应对美国的一切外交人员和领事人员给予一切他们根据两国的现行条约或普遍国际法能享受到的保护、特权和豁免，包括豁兔任何形式的刑

事管辖和享受离境的自由和方便条件。

B．美伊两国政府应不采取任何行动和保证不采取可能加剧两国紧张局势或使争端更难解决的行动。

国际法院院长在1979年12月24日以命令确定时间，让双方递交诉状和辩诉状。美国按时递交，但伊朗没有递交。伊朗政府于1980年2月16日向法院表示，认为法院不能、也不应受理此案。

国际法院在1980年3月18、19、20日三天开庭听取陈述，但伊朗没有出庭。国际法院在 1980年5月24日，在伊朗缺席下作出判决。

判决如下：国际法院在1980年5月24日作的判决包含下列几点：

1．管辖权问题。鉴于伊朗没有提交辩诉状和没有出庭，法院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53条开庭审理。

美国提出四个文件作为法院行使管辖权的基础，这四个文件是：（1）1961年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2）1963年的《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3）1955年的《美伊友好、经济合作和领事关系条约》；（4）1973年的《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法院认为前三个文件可以作为法院行使管辖权的基础，因为《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任择议定书”（分别为第1和第3条）和《美伊友好、经济合作和领事关系条约》都有把争端提交仲裁或司法解决的规定，至于第四个文件，即是否根据《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第13条行使管辖权，法院认为没有考虑之必要了。

2．案情实质。国际法院认为，根据美国提出的事实，1979年11月4日在德黑兰及11月5日在大不里士和设拉子发生的袭击和占据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和领事馆、把使馆人员和领事人员扣作“人质”和捣毁使馆档案的事件，就其性质来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的事实包括1979年11月4日袭击大使馆、捣乱使馆、拘留人质、侵占使馆财产和损坏档案以及第二天在大不里士和设拉子袭击领事馆的行为，这段期间的事件不能直接归因于伊朗国国家，因为还不能证明这些行为是代表国家或由国家机关负责以便执行某种任务而作的，所以不能归因于国家。但这不是说，伊朗国家对这阶段的事实就没有任何责任，因为伊朗表现出来的行为是与它所承担的国际义务不相符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庄严宣告使馆的不可侵犯权之后，在第22条明确规定：

“接受国负有特殊责任，采取一切步骤保护使馆馆舍免受侵入或损害，并防止一切扰乱使馆安宁或有损使馆尊严之情事。”

该公约宣告外交人员不可侵犯权之后，在第29条又明确规定：“接受国对外交代表应特别尊重，并应采取一切适当步骤以防止人身、自由或尊严受有任何侵犯。”

此外，维也纳公约第25、26条规定使馆档案、文件不受侵犯，接受国有义务给予保护。

同样，《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 31、33、28、34、35、40等条对领事馆和领事人员的不可侵犯权亦有类似的规定。国际法院认为，使馆和领事馆、外交人员和领事人员的不可侵犯权和接受国有义务给予保护，已经不单纯是条约法的规则，而且是国际法的普遍规则。

1979年11月4日和11月5日的事件发生后，美国使馆请求伊朗当局给予援助和保护，但伊朗当局没有采取适当步骤保护使领馆及其人员和制止事态的发展，伊朗已违反了它的条约义务。

国际法院得出结论说：“在11月4日，伊朗政府非常清楚：a．根据现行条约，伊朗政府有义务保护美国使馆及其外交和领事人员，使他们不受任何袭击，他们的不可侵犯权不受任何破坏；b．美国使馆请求帮助时，情况需要他们采取行动；C．伊朗完全没有履行它的义务。”

第二阶段的事实是武力分子完全占据了大使馆和领事馆，外交人员和领事人员被扣作人质。根据维也纳公约，伊朗有义务立即采取一切措施尽快结束这一场侵犯美国大使馆和外交人员和领事人员的不可侵犯权的事件，和立即交还大不里士、设拉子的领事馆，使一切恢复原状和赔偿损失。

但伊朗政府没有这样做。伊朗外交部长雅兹第在11月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根据国际规章，伊朗政府有责任保护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但他完全没有提到伊朗有义务保护大使和外交人员，他最后还说：“学生们很欣赏政府的赞同和支持，因为美国自己应对这件事件负责。”伊朗总理阿雅托拉哈·霍梅尼在11月5日的招待会上已证实武力分子占领了使馆。他把美国使馆说成是“间谍中心”，他还宣称：人质应继续扣留，直到美国把前伊朗国王和他的财产归还伊朗，并禁止与美国在这个问题上进行谈判。一旦伊朗的国家部门证实了这些行动和决定继续这样做作为对美国的压力，这些行为就转化为国家行为了，一旦武力分子成了国家指使的人，国家就要承担国际责任了。

伊朗政府继续占据使馆和继续扣留人质，一再违反它的条约一义务，违反：

1、《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22条；

2、《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29条；

3、《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24、25、26、27、《维也纳领事关系》第33条及有关领事履行职务的方便条件和自由的有关条款以及1955年《美伊友好、经济合作和领事关系条

约》第2条。

伊朗外交部长在给国际法院的两封信中认为美国曾在伊朗进行犯罪活动，因而伊朗的行为是合理的。国际法院认为即使证实美国的确有犯罪行为，也不能作为伊朗扣押美国外交人员作为人质的借口。外交法已为外交人员和领事人员的不法行为规定给予宣布为不受欢迎或断绝外交关系的制裁。由于伊朗一再违反国际义务，伊朗有义务赔偿美国的损失，鉴于违反义务的行为仍在继续进行中，赔偿款额尚无法确定。

根据上述理由，国际法院在1980年5月24日作出判决，判定：

“

1、根据本判决所指出的事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许多方面业已违反，并正在违反它根据国际条约和长期确立的国际法规则所承担的义务。

（13：2赞成票：院长瓦尔多克、副院长伊利亚斯、法官福斯特、格罗、赖厄斯、摩斯勒、纳金特拉J辛格、鲁达、小田滋、阿戈、艾尔一艾利安、塞塔一卡马拉、巴赫斯特）

（反对票：法官莫洛佐夫、塔拉兹）

2、伊朗违反对美国所承担的义务，根据国际法应负国际责任。

（13：2投票情况与上相同）

3、伊朗政府必须立即采取一切行动缓和由于1979年11月4日及其后发生的事情所引起的局势，为此目的，双方应达成协议。

（一致同意）

（法官赖厄斯在判决附上个别意见，法官莫洛佐夫、塔拉兹附上异议意见）国家责任由两个重要因素构成，一是客观上存在国际不法行为，二是主观上该国际不法行为可归因于国家。本案是说明国家责任构成问题的最恰当的案例。在本案中，在伊朗发生的侵犯使领馆和外交人员的不可侵犯权的事情，无可否认是国际不法行为。该行为能不能归因于伊朗国家？伊朗指称该事情是美国二十五年来干涉伊朗内政的结果，是美国外交人员从事犯罪活动、美国拒绝引渡伊朗前国王及交还其财产的结果，这些理由能不能说明伊朗的侵犯外交特权是正当或可以免除国际法律责任？这正是国际法院需要公正判断的问题。

国际法院把整个事情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证据尚不足以说明该事情可以归因于伊朗国家。但在美国大使馆请求伊朗当局给予援助和保护的时候，伊朗采取不行为的态度，这就产生违反国际义务的国际责任了。国家没有义务对在其境内发生的一切不法行为负责，但国家有保护外国人的义务，它对于外国人所受到的侵害有间接责任，它的不行为，会把间接责任转化为直接责任。至于事情的第二个阶段，伊朗国家领导人的态度，特别是它把扣押人质与美国政府的干涉伊朗内政的行为联系起来，这无异说明侵犯外交人员的行为是伊朗当局纵容和支持的。不法行为的可归因性就非常明显了。

对于伊朗提出的各项理由，在政治上有道理，但在法律上那是说不过去的。正如国际法院所说的，即使这些事实都是真实，也不能说明伊朗的做法是正确，不能免除伊朗的法律责任。

至于本案的管辖权，国际法院只根据几个条约上的“任择条款”作为行使法院管辖权的依据，在迫切需要通过和平方法解决美伊争端的形势下，法院这样作是可以的，但这在法理上是比较勉强的，在国际法院的实践中是没有先例的。伊朗一直表示反对，国际法院虽然有权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53条进行缺席判决，但假如本案不因后来以庭外解决而终止，判决是很难得到完满执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