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行政处罚论文
引 言
行政处罚是指行政主体为达到对违法者予以惩戒,促进其以后不再犯,有效实施行政管理,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目的,依法对行政相对人违反行政法律规范尚未构成犯罪的行为(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给予人身的、财产的、名誉的或其他形式的法律制裁的外部行政行为。行政主体通过行使行政处罚权打击行政违法行为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被行政违法行为所侵害的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以及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但行政处罚权必须依法行使,否则,行政主体的违法处罚行为同样会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因为,行政违法行为人也有自己的合法权益,行政主体一旦违法行使行政处罚权,就会侵害行政违法行为人的合法权益,甚至在不存在行政违法行为的情况下,行政主体滥用行政处罚权,则会侵犯无辜的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如何规范行政主体的行政处罚行为,行政主体如何依法行使行政处罚权,对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合法权益的保护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我国行政处罚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行政处罚存在的主要问题
1、行政处罚设定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行政处罚法第9条至第12条对行政处罚设定权限作了明确规定。凡是 无权设定行政处罚的国家机关和其他组织设定了行政处罚的,不具有法律效力并 应追究其法律责任。
(1)一些地方和部门在没有法律、法规依据情况下自行设定行政处罚。目前,我国许多部门规章、地方规章涉及行政处罚的内容都超出了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以致行政处罚中管辖冲突、重复处罚、以法争权、以法扩权的现象屡屡发生。甚至一些无权制定规章的行政机关,也以规定行政措施的形式设定了名目繁多的处罚项目。尤其是罚款,有的地方和部门甚至把罚款留成作为财政收人的重要来源之一,导致滥收费、滥罚款的现象屡禁不止,严重侵害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影响了政府的形象和声誉。[1](2)对规章设定罚款的限制不明确。规章是由国务院部委和地方政府制定的,他们本身就是实施行政处罚的机关,如果行政处罚的机关,如果行政处罚的设定权和实施全由同一机关行使,将导致行政处罚不受约束,还可能造成行政机关不加限制地扩大自己的行政处罚权。[2]
2、行政处罚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议价处罚”占有一定比例。有少数行政执法人员为使当事人不提起复议或行政诉讼,实行“议价” 处罚。只要当事人承诺不复议和不起诉,就降格处罚或降低处罚标准。(2)行政执法机关的职责范围不尽明确,各个行政执法机关之间不能有机地协调配合。国家机关职能之划分,系国家法律规定。行政权的范畴,由宪法或组织法予以界定,由于行政执法机关之间的职责范围划分不明,相互关系没有理顺,常常出现有些方面的事情几个相关部门都不愿意去管理,而另一些涉及权、利方面的事务几个相关部门争着处罚的现象。另外有关部门不予配合的现象也普遍存在,例如,有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金融部门应协助审计、税务等有关部门执行处罚罚款的决定,但在具体工作中银行为维护自身利益拒绝协助的事情时有发生。
(3)行政执法不严,处罚中“乱”的现象依然严重。在某些地方某些部门以罚代刑的现象十分严重,有些违法者的行为甚至已触犯刑律,但行政处罚机关却只给予行政处罚了事,不追究其所应负的责任。有些行政执法部门,不按处罚权限办事,越权处罚的现象经常发生。此外某些综合执法部门或者一些临时性组织在无法律法规规定或授权的情况下,仅仅凭某次会议决定就可以行使公安、工商、卫生等部门的行政处罚权。[3]
(4)存在“罚态度款”现象。《行政处罚法》规定,当事人在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处罚时有陈述和申辩权。但有些行政执法人员由于思想认识不到位,以当事人在执法过程中的态度决定处罚的轻重。常出现把当事人陈述申辩行为作为态度不好,故意找麻烦,进而加重对当事人处罚。导致国家行政机关威信降低,极大地损害了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破坏了经济发展的环境,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3、行政处罚程序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没有表明身份,没有出示相关证件。这个问题在实施现场处罚(即简易程序)时最为突出。实施中,一些执法人员忽视了程序的合法性。当场处罚同样应依照法定程序进行,要表明身份,要出示有关证件。但是,一些执法人员图省事,把必备程序都忽略了,没有表明身份,没有出示相关证件,单靠一身制服,这会给别有用心之人以可乘之机,带来不利的后果,影响了执法的权威性和严肃性。[4]
(2)在行政处罚程序中,处罚未告知或告知时机不正确。《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之前,不依法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的,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少数行政执法人员怕麻烦,在处罚之前不告知。还有的行政执法人员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时,同时送达处罚告之书,实际上剥夺了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权。
(3)人身拘留的行政处罚不列入听证范围的问题。听证从本质说,它是法律为受处罚人提供了一个对自己不利指控的抗辩场所;对行政处罚主体来说,它是一种权力制约的程序机制。从法理上说,法律制裁越重越应当给予受处罚人有抗辩的权利和机会。然而,行政处罚法将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排除在听证范围之外,其立法理由是不足的,与行政处罚立法目的也是相悖的。从保护受处罚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二方面看,听证不包括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其法律意义就大为逊色。[5]
4、行政处罚执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自罚款、自收缴、截留私分现象仍然存在。我国行政处罚法关于行政处罚执行最重要的就是确立了罚缴分离制度。这是我国行政处罚制度走向规范化、科学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加强廉政建设的重要举措。它对于规范行政处罚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防止行政处罚权的滥用,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然而时至今日,自罚款、自收缴、截留私分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仍然存在。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中最常用的处罚手段是罚款,自己罚款、自己收缴,弊病很大,容易滋生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并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
二、我国行政处罚中存在的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受传统的统治阶级“拜权”意识影响,特权思想严重
受传统的统治阶级“拜权”意识影响,特权思想严重。一些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没有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观念,在执法的指导思想、执法观念上,往往存在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护,重形式、轻实效的倾向。一些执法人员特权思想严重,人权观念淡薄,法律意识不强,大局观念缺乏,服务意识不强,工作作风生硬,甚至态度蛮横,欺压百姓,乱罚滥罚,在群众中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6]
(二)立法工作中的不足
现行的法律、法规欠完善:
1、一些执法机关至今还没有据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特别在城市管理、新型违法现象的纠正方面,由于法律、法规未作规定,而行政机关又不能放任不管,所以一些地方和部门就通过规章甚至更低层次的规范性文件,规定了对这类违法行为的处罚,成了乱罚滥罚的源头。
2、一些法律、法规界定的执法机关的职责不清,相互交叉,造成了执法机关互相推诱或互相“打架”的现象发生。如海关、公安、工商对走私的处罚;食品卫生和质量监督对食品的管理;药品与工商对药品的管理;土地和城建对非法建筑的管理等,经常发生纠纷。
3、有些法律、法规虽然规定了执法机关的职责,但没有规定违反应承担的责任,造成了有权无责和处罚的随意性。
(三)行政处罚机关的执法人员素质不高,甚至执法人员执法违法
一些行政执法人员不懂法、不守法,在执行法律、行政法规过程中,轻过重罚,轻过重惩,处罚标准不一,同一情形对甲重罚,对乙却轻罚甚至不罚。结果是,导致群众对个别行政职能机构的不信任,破坏党群关系。
(四)行政管理体制上的原因
行政机关职能转变不到位,管了许多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在行政机关自行设定的处罚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社会事物。本来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许多事物,应当由社会成员自律管理,不能事无巨细均由政府去管,不能用行政处罚代替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和行政纪律责任。此外,执罚主体多元化。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违法 行为,除行政机关行使处罚权外,某些组织也行使处罚权;一些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又委托某些组织或人员进行行政处罚。由于对授权处罚和委托处罚没有严格依照法律规进行,导致了乱罚滥罚现象的发生。[7]
(五)执法力量不足,办案经费的缺乏
为解决困扰当前行政执法的问题:执法力量不足,经费缺乏,技术装备落后等。一些地方和部门出现了“以罚款养执法,以罚款解决奖金福利”的乱开财源的混乱现象。一些人认为“执法就是罚款,管理就是收费”,“处罚有油水,有好处”,以便通过处罚“捞油水”。虽然现在很多地方已经实行了“收支两条线”的预算外资金管理制度,但由于实践中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的收人与其罚没收人直接或间接有关,“收支两条线”在实践中都打了一定折扣,每年财政部门还是给执法部门下达罚款指标,上缴的罚款总额与财政拨款挂钩。因此,执法机关罚款的积极性并没有降低,乱罚滥罚也就在所难免。
三、我国行政处罚中存在的问题的解决对策
(一)对行政处罚设定中存在问题的解决
完善现有的法律法规制度,杜绝其中的漏洞。我国行政处罚法中有很多弹性条款,造成了法律本身的“可塑性”和“伸缩性”,使行政处罚中自由裁量权过大。因此要从立法上“细化”有关处罚形式、手段、幅度、程序,把行政主体的自由裁量权规范到确定的范围,避免“空白授权”现象的出现,解决执法不力和执法不到位的现象,以适应国家行政管理的需要。具体有以下几方面的建议:
首先 ,现代行政法治理论不仅在形式上要求法律至上而且在内容上要求法律本身必须符合一定标准 ,因此 ,对法律设定行政处罚的权力不加任何限制的做法是有悖于行政法治原则的 ,对于目前《行政处罚法 》对法律的行政处罚设定权不加任何限制的做法应当适当地改进。
其次 ,《行政处罚法 》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行政处罚设定权 ,除运用排除法对罚种进行了非常宽松的约束外 ,未对设定行政处罚的条件以及行政处罚的幅度施以任何限制 ,这是不妥当的。因此 ,《行政处罚法 》关于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关于行政处罚设定权的规定需要改进 ,起码应当对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设定行政处罚的幅度有所规定 ,使得行政处罚的严厉性低于刑罚。
再次 ,对规章设定罚款的限制不明确。规章是由国务院部委和地方政府制定的 ,它们本身就是实施行政处罚的机关 ,如果行政处罚的设定权和实施全由同一机关行使 ,将导致行政处罚不受约束 ,还可能造成行政机关不加限制地扩大自己的行政处罚权。由于我国当前的国情 ,完全不允许规章设定行政处罚不太现实。因此 ,对规章设定行政处罚的权限要从严掌握 ,不宜过大 ,必要时规章可以设定较轻种类的行政处罚。
(二)对行政处罚实施中存在问题的解决
进一步明确各个部门的责、权、利范围,同时适当地集中行政处罚权,针对目前行政处罚当中出现的问题,我们要加强执法调研,逐步完善。例如可以通过成立综合执法机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打通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处罚过程中的横向联系、减少行政机关之间在职权重叠交叉领域的相互摩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行政机关在分散的处罚体制下不易协调、配合的问题既有利于避免对当事人重复处罚,也有利于防止由于行政机关之间互不通气,而使行政违法行为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处罚。[8]
(三)对行政处罚程序中存在问题的解决
认真清理执法机构,审查执法主体资格,整顿执法队伍。执法主体混乱是造成 乱罚滥罚的重要原因。因此,要认真清理执法机构,对于那些缺乏法律、法规依据,不具有执法主体资格的,不能实施行政处罚。同时要整顿执法队伍,对于那些政治素质太差,以权谋私、弄权渎职、贪污受贿、敲诈勒索者,要坚决清除出执法队伍。并通过上岗培训、经常性培训以及考核,提高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思想政治素质,改善执法工作作风,不断提高执法水平,文明执法,以适应建设文明法治社会的要求。
同时执法人员还要加强宪法和组织法的学习,熟悉本部门法律是正确适用法律的前提。弄清法律、法规不同层级的效力,弄清同一层级法律、法规、规章的效力范围。要充分明了自身的职权范围,要明白哪些权力可为,哪些权力不可为,了解行使其他机关权力造成的法律后果,还要认识到不按程序处罚诉讼中就要承担败诉的后果。再次,要掌握处罚程序要点,如弄清什么种类的处罚要听证,多少数额罚款适用普通程序,调查取证时怎样亮证和调查时必须二人等的规则。执法人员还要牢固树立法无明文规定不违法,法无明文禁止不处罚的理念。认真做好事实部分的调查取证,提高证据的收集与对不同证据的综合分析判断能力,使处罚的证据无懈可击。[9]
(四)对行政处罚执行中存在问题的解决
除依法可以当场收缴的罚款外,应严格执行作出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不得自行收缴罚款的规定。对不按时缴纳罚款的要严格执行加收罚款制度,对拒不缴纳的,强化执行措施或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切实维护法律的尊严。并通过报纸、电视、宣传栏、网站等媒体将处罚标准、处罚依据、处罚对象、处罚过程对外公开,提高全民遵守法律规范的意识,减少因行政机关宣传告知不到位而造成对行政相对人的行政处罚。同时要强化社会公众对行政机关行政执法的民主监督,强化行政机关内部的行政监督。
执法力量不足,经费缺乏,技术装备落后也是困扰当前行政执法的重要问题。因此,地方政府和部门领导还要高度重视行政执法工作,明确行政执法的重要性,为依法行政提供必要的人、财、物支持。当前最重要的是为执法机关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弥补执—法机关办案经费的不足,堵住执法机关把罚款当作“创收”的渠道,保障执 法机关正确实施行政处罚,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10]
结 语
行政执法的状况如何,既关系到党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基本方略的实现,也关系到市场秩序管理、经济宏观调控、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政治职能的转变,也决定着法律的权威。因此迫切解决行政处罚的弊端已成当务之急。本文对当前行政处罚存在的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解决行政处罚弊端的对策进行分析,希望可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行政处罚法,更好的规范各级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并维护广大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以创造一个更加和谐的社会。注释:
[1]梁卫军:《当前行政处罚领域存在问题探析》,社会与经济发展,2003年第12期,第56页.[2]陈铁步:《行政处罚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高教研究,2005年第28期,第68页.[3]布书奇:《行政处罚行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第10期,第34页.[4]张建明:《简论行政处罚权》,行政与法,2004第01期,第89页.[5]罗文燕:《听证制度的立法缺陷》,笔谈,法学1997年第6期,第22页.[6]程谷:《浅谈行政处罚法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 5期,第38页.[7]梁卫军:《当前行政处罚领域存在问题探析》,社会与经济发展,2003年第12期,第58页.[8]白江帆:《对行政处罚执行有关问题的探讨》,中共郑州市党委校学报,2005年第3期,第103页.[9]纪红专:《关于行政处罚若干问题的探讨》,硕士学位论文,第12期,第28页.[10]魏文利:《当前行政处罚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初探》,论坛,2003年第7期,第43页.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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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海关行政处罚论文
我国海关行政处罚法与海关法、行政处罚法之关系探微
摘要:在“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这一命题中,就行政立法实践而言,如不存在宪法具体授权的情况之下, “根据法律”尤其应得到充分的尊重与认同。海关行政处罚法在肯定将海关法作为制定依据的同时,其上位法行政处罚法理所当然的与海关法置于同等的位置,而不应该将其于此应有的重要作用与地位予以虚置和回避。
关键词:海关行政处罚法;海关法;行政处罚法;关系。
一、我国海关行政处罚法律的现状
随着我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广度的不断拓展与深度的不断深化,海关所面对的执法环境日趋严峻:走私活动频繁;走私大案要案时有发生;走私的方式与手段渐趋于高科技化和智能化等。对此,我国不断修改现有法律法规,以适应当前不断变化的形势的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以下简称《海关法》)、对外贸易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相继颁布实施或者修改与完善,对行政管理相对人的违法责任、行政处罚的实施程序、案件管辖以及缉私警察的治安管理处罚权等一系列问题做出了切合实际的规定。
但是,当前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却仍然无法完全适应其上位法实施的要求,无法完全满足海关行政执法实践的需要,表现出较强的滞后性与不周延性。因此,为了更好的配合其上位法的实施,为国家更有力地打击走私行为提供法律上的保障,以及与上述法律的相关规定协调一致,在充实、完善《实施细则》的基础之上,着手进行海关行政处罚法律的完善, 进行海关行政处罚制度的完善,成为加强海关法制建设的必需之举。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一条规定:“为了规范海关行政处罚,保障海关依法行使职权,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海关法及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制定本实施条例”。但是,立法者在表述抑或明确《条例》制定依据时, 却如是表述即海关法与行政处罚法二者的关系:在确立《条例》的制定依据上,将行政处罚法纳入了“其他法律”的范畴之。于是在《条例》制定依据的地位与作用上,孰重孰轻已经显而易见。
二、海关行政处罚法律与海关法、行政处罚法之关系
1.在法律位阶上
法律位阶是确立法律规范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国家的法律规范体系并不是在同一水平面上并立的诸规范体系,而是由不同层次,不同等级的规范组成的统一体。势必需要确立:高位阶的法律规范决定低位阶法律规范的效力,低位阶法律规范的效力来源于高位阶法律规范的规定,是对高位阶法律规范的展开与适用的制度与原则。诚如立法法针对我国成文法的效力等级所确立的原则: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法规都不与之相抵触。法律的效力要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简而言之,即上位法优于下位法之原则。
从我国法律体系当中的成文法渊源的角度出发, 《条例》为法律渊源当中的行政法规,海关法和行政处罚法为狭义上的法律,据立法法所确立的上位法优于下位法之原则,海关法和行政处罚法要优于《条例》,换而言之,在法律位阶上,海关法和行政处罚法的法律位阶在层次上要高于《条例》, 而海关法与行政处罚法在法律位阶的效力等级上位同一级别,不存在孰先孰后之分。立法法第七十九条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由此看来,从法律位阶上而言,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应当要根据上一位阶的法律之规定,制定执行性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即制定《条例》应当以法律即海关法和行政处罚法为依据,这是不能回避,也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并不因制定《条例》存在多种“依据”,便可以在制定的时候,自行选择“依据”或任意决定“依据”,而顾此失彼。
另外,根据我国现行宪法规定,行政法规的制定依据为:宪法和法律。在宪法和法律给予具体明确授权的情形下,国务院可以根据宪法或者法律的授权来制定行政法规;而在没有宪法明确的具体的授权情况之下,行政法规的制定依据应当为法律。因为制定行政法规的行为为一种从属性立法行为,应从属于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与法律的关系是一种“源”与“流”的关系,如制定行政法规不以法律为依据,行政法规的规范设立便无从谈起。另外,从创制规范性法律文件的主体的属性来看,国务院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执行机关,肩负着贯彻执行最高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之任务。因此,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理所当然地应以法律为依据,这是绝对不能违反的原则,也是不能触动和动摇的根基。
2.在法律渊源上
法律渊源又称法源、法的渊源、法的表现形式,存在效力渊源与形式渊源之分。在海关法的统摄下海关法律渊源体系应当包含:海关法律,如《海关法》等;海关行政法规,如《关税条例与稽查条例》等;海关规章,如《海关行政处罚听证暂行办法》等;我国
签订或缔结的国际海关公约或海关行政互助协议等。在这个层次分明的部门法律渊源的整体中,下一层次的法律规范只能是上一层次法律规范的细则化,其规定的内容来源于上一层次的法律规范之规定。循此思路,在行政处罚法的统摄下行政处罚法律渊源体系应当涵盖: 《条例》、《药品监督行政处罚程序规定》、《认证违法行为处罚暂行规定》、《食品卫生行政处罚办法》等等,亦即《条例》有关海关行政处罚的法律规范之内容只能来源于海关法和行政处罚法,且为最重要的来源。这不仅是国家法制统一的要求,更是《条例》实施效力的唯一来源。海关行政处罚法对此都有相关规定,如《实施细则》在第一条即明确规定: “ 为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根据《海关法》第六十条制定本实施细则。”以及《条例》第一条的规定等。
因此,在海关行政处罚领域之中,海关法理所当然的享有“根本大法”的地位,处于该法律渊源的体系中最高的层次。因它是“规范海关的组织和行为,以调整海关与进出关境活动的当事人、有关国家机关以及海关机构之间在进出境监督中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在海关法渊源体系中其下所有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均需服从其内容之规定。所以,从部门法的法律渊源来看, 《条例》既要将海关法作为制定的依据,更应该尊重行政处罚法在国家行政处罚法律渊源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且应给予充分地认同。
3.在立法的角度
海关行政处罚法被纳入“其他有关法律”的“无关痛痒”范畴之中,因而其于此的地位是尴尬的。《条例》在肯定海关法作为主要的制定依据的同时,对行政处罚法的作用与地位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行政处罚法的地位被虚置和弱化,处于“无地自容”的境地。探根寻底,究其缘由,主要是由于立法的思维惯性与习惯。从立法的思维惯性和延续性的角度来看,因为《实施细则》的创制是为了将海关法有关法律责任的原则性规定(即《实施细则》第一条之规定)予以具体化,追求在实践中便于操作与实施的立法目的,且明确的将海关法作为其制定的依据,而《条例》又是在《实施细则》的基础之上充实和完善形成的,那么即使在修改后的海关法将《实施细则》的制定依据即第六十条相关的内容删除的情况下,立法者以此推理, 《条例》的制定依据当然少不了海关法,这无可厚非。而行政处罚法在《实施细则》中并没有像海关法被“明明白白”的予以表述,由此, 《条例》之制定依据中当然没有行政处罚法的“容身之处”了,这似乎也不足为奇。
《立法法》第四条规定:“立法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从国家行政处罚法律体系和谐统一的全局出发,充
分尊重行政处罚法在行政处罚领域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摒除行政立法出现“泛法化”的现象,遵循《立法法》所确立的立法的法治原则、立法的民主原则与立法的科学原则。因此,我认为《条例》第一条应如是表述: “为了规范海关行政处罚,保障海关依法行使职权,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海关法和行政处罚法及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制定本实施条例。”
三、总结
诚然, 各类海关行政处罚法的生效实施,不仅完善了海关行政处罚机制,为其上位法如《海关法》等法律的相关规定之实施,确立了一系列具体的可操作性规定也,解决了长期困扰海关的执法难题。但是,若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 有必要从法律位阶、法律规范所规定的内容与规范性法律文件所调整的对象以及法律渊源体系等角度,就海关法、行政处罚法与《条例》之间的关系予以分析和探讨。在海关行政处罚法的立法依据上,行政处罚法应该与海关法具有同等重要、并驾齐驱的地位,而不应该是成为海关法的附属。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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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 ,(3):33.
第三篇:开展城市管理集中行政处罚权论文
内容摘要:我县自2013年4月在城市管理领域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以来,积极探索城市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工作方式方法,着力推进城市管理工作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长效化,不断破解城市管理难题,执法水平和质量明显提高、城乡环境面貌明显改善、城管工作水平取得较大提升。
关键词: 城市管理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 工作
一、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情况
(一)管理职能不断强化。为进一步理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体制,成立**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将工商、住建、环保、公安、交通、食药监6个部门的涉及城市管理领域10个方面的部分行政处罚权,交由县城管局集中行使。实施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一年多来,县城管局克服了任务繁重、对象复杂、人员偏少等困难,加大了对各类违法案件的查处和专项整治力度,提高了执法效率、突出了执法效果,城市管理职能得到强化,基本理顺了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体制,基本消除了由于多部门职能交叉导致的管理盲区、管理混乱现象。
(二)依法行政不断改进。健全完善行政执法制度体系,制定和完善《行政处罚操作规程》、《自由裁量权适用标准》等系列制度,全面公开城市管理行政许可、收费、处罚等法律依据、程序、时限等信息,加快完善行政权力公开运行平台建设,推进阳光行政。
(三)执法力度不断加大。加大对县城及县城规划区相关市容环卫、市政公用、城市规划、“双违”等方面违规违章行为监管查处力度,有效遏制了违法建设行为;按照严管重罚、疏堵结合的原则,加强和规范了城市市容市貌管理,先后开展了对占道经营、流动摊贩、户外广告、店招雨蓬、非法营运等各类专项整治,效果明显。通过努力,城市市容更加规范,城市面貌更加洁净、城市秩序更加有序,城市品味得到进一步提升。
(四)城乡环境不断改善。进一步完善环卫管理机制,努力保持城市干净整洁,基本实现“晴天不扬灰尘、雨天无明显沉淀物”,县城区环卫清扫保洁面积达到130万平方米。巩固完善城乡生活垃圾按照“户定点、组分类、村收集、乡镇集中、县转运处理”模式,每天清运全县城乡生活垃圾近130吨。深入开展全县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着力打造城乡风貌,有效治理城乡环境,指导创建省级优美示范乡镇、示范村成效较为明显。
二、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存在的问题 经过近两年的实践,县城管局职能进一步转变,行政效率进一步提升;执法行为进一步规范,解决了一大批群众反映强烈的难点热点问题,提升了城市管理整体水平。但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长效管理机制还需完善。“整治—回潮—再整治—再回潮”一直是我县城市管理难以走出的怪圈。突出表现为集中大整治或某个创建活动时市容市貌确实有了很大改观,整治效果也相当明显,但时间一长,一些城管顽症又有所抬头。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县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机制,城市管理工作还难免依靠突击式、短促式、集中式整治的方式,长效化、常态化、长期化的管理机制还未真正建立起来。广大市民关注的重难点问题尚未完全突破,比如占道经营、违章搭建、违规广告、噪音扰民、车载泼洒、垃圾清运等。城市管理的效果也不平衡,就全县而言,从区域上看,主城区好于乡镇;从分布上看,主次干道、窗口单位的市容环境较好,但边街小巷、部分居民小区的卫生状况不佳;从时间上看,上班时间好一些,但节假日尤其是夜间的管理要差一些。应付式、迎查式、突击式的城管方式还客观存在。
(二)管理制度还需进一步落实到位。近年来,县城管局建立了一套内部规章制度和管理措施,不同岗位的城管工作人员也有对应的工作职责。但是有些制度和责任在工作中落实得不好、不到位,需要认真改进和完善。比如控建巡查机制,调查中群众认为在管理时间、管理范围、查处结果等方面还存在不到位的情况,控建效果还不理想。对部分违法建设行为,不能等到有了举报,形成了违法占地、违法建设的既成事实后才去查处,既增加了拆建难度,又增加了执法成本。
(三)城管队伍素质还需提升。近年来,城管局加强和充实了一批一线城管人员,但执法人员数量仍显不足,尤其是公务员身份的执法人员偏少;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不尽合理,专业人才比例偏低;系统的法律知识和城管业务知识培训不够,执法水平、执法形象还没有大的突破和大的提升;城管业务人员的整体素质与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和日益加快的城镇化进程不相适应。在执法过程中少数执法人员存在语言不规范甚至简单粗暴,遇事躲着走,“不想管,不敢管,不会管”的消极现象,较大程度影响了城管执法局的自身形象。
(四)城管执法手段还需进一步延伸。由于行政处罚种类的限制,执法中主要采取教育纠正、警告、暂扣物品、罚款等处罚形式,缺乏必要的“杀手锏”,缺乏有效的后续手段。如管理相对人不执行执法部门做出的罚款处罚,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往往得不到及时迅速的支持,造成执行时间过长,难以达到及时纠正违法行为的要求。而责令停产停业等有效的处罚形式需要地方性法规或行政法规做出相应规定,更加有效的年检年审、停业整顿等手段没有从主管部门中调整划转入城管部门,执法无法形成威慑力。
(五)宣传教育还需进一步增强。结合城管工作实际广泛开展法律、法规宣传不够,结合典型案例有针对性开展宣传教育不够,结合群众生产、生活开展人性化的引导,劝导宣传不够等问题。城市管理理念还没有深入人心,多数群众对城市管理部门的职责职能、工作重点不清楚,客观上造成了部分群众对城管工作不理解、不支持、不配合,对执法人员维护城市秩序不支持。影响了工作开展,给城市管理带来了一定难度。
三、解决问题的对策与思路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权》确立的,是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依法行政体制过程中出现的新事物,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和探索。经过城市管理工作的实践,应该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解决当前城管行政执法中的“短板”和难点问题,(一)强化法规体系建设,着力弥补城管执法涉及的法律、法规鉴定不到位的问题。城管执法在依法行政、依法执法面临诸多法律法规方面的问题,一是上位法没有明确规定可以相对集中行使的行政处罚领域范围;二是处罚的法律依据相互冲突,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机关无所适从;三是立法不明,法律体制不健全,容易造成混乱,全国还没有一部统一的《城市管理法》,所以城管领导体制,城管部门主体资格、职权、管理原则、强制措施以及与其他职能部门的关系都不太明确,对管理难点设定的强制措施不足,处罚手段单一,不足以有效制止数量庞大的一般违法行为。例如对乱吐痰、乱扔垃圾、乱摆摊点可罚款,行为人情况复杂,在实际执法中可能就不好把握,搞不好还易激化矛盾。四是部门协调不到位。城市管理不是城管局一个单位的事,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应各司其职,主动配合,共同做好城市管理工作。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规定不具体,职责不清,往往为部门之间推诿扯皮留下空间;现行法规中盲点也不少,如“联合执法”是现阶段城管执法的一种有效形式,但没有任何一个法规明确规定“联合执法”的方式和其主体资格。有的法规缺少必要的操作细则,以至在城市管理中审批、管理与执法怎么有效结合的问题不好解决,一些部门面临有职责无手段或有手段无职责的尴尬情况。“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科学严密的法规体系是搞好城市管理的先决条件,借鉴其他地方好的做法,力争尽快出台《**县<**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例>实施细则》,为城管执法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撑。
(二)强化依法行政,着力构建统一高效的城管体制。当前,城市管理体制不顺是全国带共性的问题。城管执法涉及的职能部门众多,在法规相对滞后的情况下,部门之间、领导之间、上下之间权责有很多不清晰、不明确的地方。往往对一个城市管理违法问题执法需配合的部门少则2-3 个,多则5-6个。但在实际工作中,各个主管部门都有自己的主业,要拿出力量去配合执法,在认识不到位,法规不明确、上级督办不力的情况下,往往是推一推,动一动,难于形成“齐抓共管”大城管格局,所以城管工作搞突击可以,长效管理不行,这实际上是现阶段城市管理工作的通病。因此,要认真总结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以来的工作经验,分析与相关部门在对接、职责衔接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全面实行城管综合执法,提高城市管理的执法效率;要完善城市管理协调联动机制,加强同公安、工商、药监、环保、住建、交通等部门之间的衔接协调,明确各部门的管理职责,调动他们做好城管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真正形成“大城管”格局;要充分发挥“县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牵头、协调作用,加强跟踪督查,推动城管工作目标任务的落实。要强化城市规划先导,认真做好规划和建设环节的基础性工作,从源头抓起,完善对广告店招、夜景亮化、农贸市场、饮食摊点、大排档、停车场、垃圾中转站、公厕等城市配套设施的专项要求,发挥好规划的先导引领作用,并使这些规划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落后。在城区老城改造和新区建设中,将有关城市配套设施纳入建设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要向县政府建议加大城市管理部门对城市发展规划、决策的参与权和话语权,使城市管理的意见切实得到政府的重视和采纳,从而夯实城市管理的基础。
(三)强化队伍建设,着力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高度重视城管执法队伍建设,针对目前城管局现有人员的结构状况,应考虑通过招考、竞聘的方式,充实、壮大城管一线执法力量;加强城管执法人员的政治教育,法律法规学习和城管业务的培训,切实提高城管人员的思想、业务素质和执法水平;转变工作理念,把城管执法的重心转移到为民服务方面,推行人性化的管理执法,做到惩教结合,纠罚并举,避免出现以罚代管现象;进一步落实执法责任制,完善检查监督机制和考核奖惩制度,做到严格执法、文明执法,打造出一支作风优良、业务精湛、廉洁高效、市民满意的城管队伍。
(四)强化宣传教育,着力营造城市管理的法制环境。城管工作点多面广,与广大市民日常生活联系紧密。在外来人口增多,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形势下,城管执法中的矛盾和困难也呈上升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宣传舆论导向的重要性日益凸现。当前,城管工作在宣传舆论导向上存在问题不少,如各级领导还没有引起高度重视,宣传手段、方式比较单一,往往停留在对大整治、创建活动突击式的报道一下,或者是对“脏、乱、差”现象的单纯曝光。个别记者甚至以猎奇的眼光对待城管执法中出现的矛盾和纠纷,热衷于炒新闻,刊发播出一些不利于城市管理的负面报道,给城管执法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以至于不少市民对城管执法不理解、不支持。碰到大的创建活动就认为政府在“做秀”,产生执法纠纷时往往站在违法者一边围观起哄,暴力抗法事件时有发生。因此,应该把加强城市管理的宣传舆论工作作为创建文明县城和卫生县城的重要一环。首先是各级领导要重视,全县一盘棋,对于城市管理相关的宣传活动进行总体策划,围绕重点、难点、热点问题,分步骤、分阶段持之以恒地进行舆论宣传。其次定期向市民发布权威性的城管工作信息,对暴力抗法事件,及时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再次就是发挥电视、报纸受众多、影响大的优势,由县宣传部出面督促和协调好县市省及中央在川各类电子、平面媒体,加大对城管工作的宣传力度,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从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有利于文明城市建设,有利于城管执法出发,善于把城管执法的重点难点转化为百姓关注的热点和新闻媒体的卖点,增强城管执法的影响力和公信力。另外,把城管宣传与文明城市、文明单位、文明社区、文明学校创建有机结合,纳入考评标准,大力宣传文明市民、文明商家、优秀城管工作人员。统一制作针对不同场所、对象的宣传品,利用社区、单位的宣传栏广泛张贴宣传,让城市管理的法律法规进社区、到居民,千方百计营造人人遵纪守法,维护城市形象的良好氛围,逐步提高市民文明素质,为城管执法奠定坚实的舆论基础。
(五)强化责任落实,着力建立城市管理的长效机制。树立“精细化”的城市管理理念,全面实施分类管理、错时管理、网格化管理等先进的城市管理模式,保证现有管理资源在力量、措施、时间等方面同步到位,使面上管控更加科学化、规范化、人性化。一是创新工作机制。建立分散管理与集中执法相结合的工作机制,改变原来分散不尽责、集中管不好的状况。二是城市管理重心下移。城市管理点多面广,尤其在现场、现行方面,管理重心太高,往往出现“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的问题。要把目前城市管理的重心向街道、社区下移,细化城管系统每个科室、每个单位、每位人员的工作责任;设立公示牌,将每个城管执法人员负责的社区、街道、联系方式及监督方式等内容明细在公示牌上、方便群众24小时都能联系上城管人员,又便于群众有效监督,开展服务对象民主评议城管工作活动,形成城管执法与市民监督的良性互动。三是充分发挥社区在城管执法中的积极性。社区处于政府管理神经的末梢,在城市管理中的地位作用不可小视。目前,社区工作应该以城市管理为重点,以社会事业为基础的健康发展道路,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充分信任基层,从提高县城市管理水平的大局出发,在强调属地责任的同时,排除部门利益的干扰,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赋予基层更多的实际管理权限,使权责相匹配,调动社区、居民小组长、单位及广大市民参与城市管理的积极性,为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县城创建打下坚实的基础。四是对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要下大的决心、下大的功夫予以整治。对违法建设,可学习借鉴外地成功经验,研究制定有效的巡查管控机制,针对目前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域违章搭建较为严重的实际,以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为契机,加大“即查即拆”力度;对路边小吃、流动摊点、夜市大排档、室外烧烤、水果摊点等占道经营行为开展专项整治,规划和建设疏导点,实行集中经营管理;对“马路市场”的整治要采取“堵疏”结合,实行错时、延时管理,并逐步取消;按照“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要求,将城市管理触角由城区向城中村、城乡结合部,无物管小区,背街小巷等管理薄弱区域延伸,配齐环卫设施,督促各社区严格落实市容环卫责任区制度,做到有专人保洁,定时清扫,切实改变其脏、乱、差现状。坚持突击整治和长效管理相结合,加大执法管理力度,严肃查处破坏公共设施、公共绿化、乱扔乱倒垃圾、乱停乱放等行为,不断提高城市管理水平。
第四篇:我国监狱行政处罚适用程序论文
监狱对罪犯适用行政处罚应执行《行政处罚法》,行政处罚形式宜为警告、禁闭、罚款、没收非法财物、责令赔偿或科以某种作为的义务。对罪犯适用行政处罚过程中,监狱规范执法活动,保障罪犯合法权利必须依据法定程序,必须用一套程序制度保障实施。
一、我国监狱对罪犯适用行政处罚的历史演进。
我国清朝末年至民国时期,监狱对罪犯违反监规纪律的处罚形式主要包括日常生活处遇限制和禁闭,行政处罚没有单列。但是,受惩罚过程中罪犯的权利种类逐渐增多,处罚形式也有逐渐趋向人道、文明的趋势。建国以后,在有关监狱的法律、法规中,行政处罚才从对罪犯日常生活处遇的限制、制裁中分离、单列出来。但是,在行政处罚的方式中却列出了一个不规范的“记过”。
1、清朝末年与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的《监狱规则》
清朝末年是早期监狱立法的雏形期,监狱改良运动是北洋军阀政府正式颁布《监狱规则》的前奏。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监狱法典是《大清监狱律草案》。1904年清政府设立修订法律馆,沈家本任修订法律大臣。他同武廷芳等人进行了一系列狱制改良的立法活动。1908年,清政府聘请了日本监狱学家小河兹次郎出任狱务顾问,起草监狱律及设计改建监狱的规划。同年《大清监狱律草案》递交法律馆审查,于1910年上奏,但未颁布实施。据《大清监狱律草案》第一百九十四条规定:“惩罚之种类如下:
一、叱责;
二、三月以内停止赏遇;
三、废止赏遇;
四、三次以内禁止接见;
五、三次以内禁止发受书信;
六、三月以内禁止阅读书籍;
七、十五日以内停止陈请作业;
八、一月以内停止使用自备之衣类卧具及杂具;
九、一月以内停止自备粮食;
十、七日以内 停止运动;
十一、削减作业赏遇金之一部或全部;
十二、七日以内之减食;
十三、二月以内之独慎;
十四、七日以内之屏禁。独慎令受罚人昼夜屏居于罚室内,其课作业与否得斟酌情形定之。屏禁令受罚人昼夜屏居于罚室内,暗其罚室,禁用卧具。”
《大清监狱律草案》第十二条规定了在监人不服的申诉权、申诉方式、监狱官员的回避及申诉裁决的效力。
《大清监狱律草案》是中国第一部独立的监狱法,基本上照搬了日本的监狱法。虽然没有颁布施行,但是却成为1913年北洋军阀政府颁布的《监狱规则》的蓝本。
北洋军阀统治前后持续了16年,从1912年起到1928年起到1928年奉系军阀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北洋军阀政权宣告覆灭。1912年4月至1916年6月是袁世凯统治时期,1916年6月至1920年、1920年至1924年、1924年至1928年分别为皖系、直系、奉系军阀统治阶段。由于政权更迭,连年战争,虽然全国创办了80座新式监狱,颁布了一些监狱法规,但是,由于国库空虚、监狱经费拮据,新监难以维持,受战乱影响较大。这一时期的《监狱规则》规定:在监者违反监规纪律时处以面责,停止发受书信、接见及阅读书籍,减食、停止运动,减削赏与金,慎独、暗室监禁,酌减赏与金等惩罚。受罚者有疾病及其他特别事由时得停止惩罚。受惩罚者,有悛悔情状时免除处罚。以上条款与《大清监狱律》的内容大同小异。
2、民国时期的监狱和监狱法规。
民国时期1927年至1949年的监狱,一方面基本上承袭清末、北洋军阀政府的狱制,同时又吸取了资本主义国家监狱立法的一些内容,监狱法规比较完备、严密。这期间南京国民政府于公布了《监狱规则》和《监狱处务规则》(1928年10月),《监狱行刑法》和《监狱条例》(1946年1月19日)。军政部公布了《军人监狱规则》(1930年8月)。监狱的内部机构设置、各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等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至今没有规定,可见其详细和完备。
民国十七年十月国民政府司法部公布的《监狱规则》第八十六条规定:“在监者违反监狱纪律时得处以下各种之惩罚:
一、面责;
二、三月以内停止赏遇;
三、撤消赏遇;
四、三次以内停止发受书信及接见;
五、三月以内停止阅读书籍;
六、七日以内停止运动;
七、减削赏遇金之一部或全部;
八、二月以内之慎独;
九、五日以内之暗室禁闭。前列一与各种惩罚得并科之。”
民国十九年八月军政部公布的《军人监狱规则》增加了“掌责”(由监狱长酌量情节轻重得施以四十板以下之掌责)。
康德四年十一月公布的《伪满洲国监狱法》第六十二条规定:“惩罚之种类如下:
一、叱责;
二、七日内停止运动;
三、二月内禁止阅读书籍;
四、二月内禁止使用笔墨;
五、削减作业赏遇金之一部或全部;
六、七日以内之屏禁;
七、二月内停止赏遇;
八、废止赏遇;
九、十五日以内停止著用自备之衣类、寝具;
十、十五日以内停止自备饮食。第一项各款之惩罚得并科之。”
台湾监狱,罪犯受行政处罚时,其权利较以往已有所扩大。
台湾现行的《监狱行刑法》是民国三十五年一月公布三十六年六月十日开始施行的。以后经过多次修订。该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受刑人违背纪律时,得施以下列一款或数款之惩罚:一训诫。二停止接见一至三次。三强制劳动一至五日,每日以2小时为限。四停止购买物品。五减少劳作金。六停止户外活动一至七日。”第七十八条规定了告知与辩解权,第七十九条规定了撤消惩罚的情形。
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民主政权的监狱和监狱法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建立的监狱溯源于1927年11月至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期间,早期是在各地工农武装暴动的过程中,各地肃反机关建立的拘留所、看守所。关押对象主要是各种反革命犯和部分刑事犯。由于政权不稳,经常处于游击状态,因而以看管住犯人不逃跑为主,管理简单,没有制定专门的监狱法规。1932年8月10日,中华苏维埃司法人民委员会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感化院暂行章程》,这是工农民主政权的第一部监狱法规,监狱管理初步有法可依。劳动感化院既是改造机关又是生产单位,是后来人民民主政权监狱机关的雏形,这时除看守所关押未决犯外,还设立了苦工队 用以关押短刑犯。这一时期曾出现了左倾错误,如:1934年5月人民委员会发布训令,在战争地区对地主全部编入永久劳役队,富农编入临时劳役队,强制劳动。后来随着南方根据地的丧失,监狱数量逐渐减少。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中国历史进入了抗战时期。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各根据地的监狱陆续产生。抗日民主政权的监狱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937年至1940年时期缺乏监狱管理经验和统一的监狱管理制度以及旧的监狱管理制度和思想的影响,各监狱不同程度的出现过管理方面的偏差。1941年至1943年期间,监狱形态由单一的看守所发展为专门的刑罚执行机关-------自新习艺所和监狱,1937年7月12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成立并建立了高等法院看守所,1941年后,县级看守所设立。1942年9月陕甘宁高等法院监狱建立。1943年至1945年,颁布一系列监狱法规和监狱管理制度。
陕甘宁边区的监狱规定了罪犯不服处罚的申诉权。
1944年《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在押人犯服刑奖惩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如人犯服役有消极怠工或其他不良行为者,得按情节之轻重给予下列惩罚:“
(一)批评(包括个人及小组批评);
(二)全体讨论斗争;
(三)停止或撤消奖金之一部或全部(此项所称一部或全部分月季年三种,视其情节轻重定之)”。第十六条规定了不服惩罚的申诉权。即:“实施第十三条第三款惩罚应经各部门会议通过,如被惩罚人不服,得向本院申诉”。《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监狱管理规则》第十三条规定:“守法人如有违反规则,按情节轻重予以下列各种处分:
一、打扫公共卫生;
二、于工作时间外加工或分配较苦的工作;
三、扣除应得奖励或红利之全部或一部;
四、刑事处分。”
陕甘宁边区政府将“刑事处分”与不属于同一层面的内容混列在一起,反映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立法的局限性。
解放战争时期成立的管训队以收押俘虏为主,劳动改造队以生产为主、半军事化管理,这一时期主要是专项打击的文件、政策,没有产生专门的监狱法规。
4、建国以后的监狱和监狱法规
建国初期的监狱主要是关押土改、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国民党军队的俘虏,当时,国家财政十分困难。1951年5月在全国第三次公安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指示“为了改造这些犯人,为了解决监狱的困难,为了不让判处徒刑的反革命分子坐吃闲饭,必须着手组织劳动改造工作”。于是,全国的县、专署、省、大行政区、中央各级均设立了劳动改造管理部门,开始劳动改造罪犯。1954年8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以下简称《劳改条例》)。
1966年至1976年十年**时期,监狱工作受严重破坏。全国监狱数量减少百分之六十,法规、正常秩序被践踏,制造了以一大批冤假错案。
行政处罚的名称和形式是在建国以后的监狱法规中开始出现的,这是监狱立法的进步,但是,在行政处罚的形式中却出现了不规范的“记过”这一“罚种”。清末至建国前成文的监狱法均没有“记过”之规定。正式出现“记过”规定的是《劳改条例》第六十九条:“犯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依据不同情节,给予警告、记过或者禁闭等惩罚:
(一)有妨碍其他犯人改造的行为的;
(二)不爱惜和损坏生产工具的;
(三)在劳动中懒惰怠工的;
(四)有其他违反管理规则行为的。”第七十条规定奖励和惩罚“经过劳动改造机关负责人审核批准后,宣布执行。”
第五篇:行政处罚
1、行政许可法:是为了规范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根据宪法规定制定的法律。
2、公路:联接城市、乡村和工矿基地之间,主要供汽车行驶并具备一定技术标准和设施的道路称公路。
3、行政处罚法:是为了规范行政处罚的设定和实施,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宪法规定制定的法律。
4、行政诉讼法:是指有关调整人民法院和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在审理行政案件过程中所进行的各种诉讼活动以及所形成的各种诉讼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5、河南省交通行政执法文书式样目录:(1)案件卷宗皮(2)卷宗目录
(3)现场笔录4)立案审批表5)询问笔录(6)勘验(检查)笔录
(7)车辆暂扣凭证(路政用)(8)案件处理意见书(9)违法行为通知书(10)行政(当场)处罚决定书11)行政处罚决定书(12)文书送达回证(13)处罚结案报告(14)粘贴纸(15)备考记录表(16)案卷封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