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运筹学会的简史和今日的发展

第一篇：中国运筹学会的简史和今日的发展

中国运筹学会的简史和今日的发展

“运筹”一词，出自中国《史记·高祖本记》：“夫运筹策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运筹学的英文词Operational Research最早出现于1938年，原意为“作战研究”。在美国称为 Operations Research，英文缩写为OR。20世纪50年代中期，钱学森、许国志等教授将运筹学引入我国，并结合我国的特点在国内推广应用，中国学术界将原词译为运筹学。现代运筹学被引入中国是在五十年代后期。中国第一个运筹学小组在钱学森、许国志先生的推动下在1956年于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成立。可见，运筹学一开始就被理解为同工程有密切联系的学科。

1959年，第二个运筹学部门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成立，这是大跃进中数学家们投身于国家建设的一个产物。力学所小组与数学所的小组于1960年合并成为数学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室，当时的主要研究方向为排队论、非线性规划和图论，还有人专门研究运输理论、动态规划和经济分析（例如投入产出方法）。

1963年是中国运筹学教育史上值得一提的一年，数学研究所的运筹学研究室为中国科技大学应用数学系的第一届毕业生（58届）开设了较为系统的运筹学专业课，这是第一次在中国的大学里开设运筹学专业和授课。今天，运筹学的课程已变成所有大学的商学院、工学院乃至数学系和计算机系的基本课程了。

五十年代后期，运筹学在中国的应用集中在运输问题上，其中一个广为流传容易明白的例子就是“打麦场的选址问题”，目的在于解决当时手工收割为主的情况下如何节省人力和实践。国际上大家都知道的“中国邮路问题”模型也是在那个时期由管梅谷教授提出的。所以，现在非常热门的“物流学”，在当时就有一些雏形的研究，但可惜中国的大工业落后，又不是市场环境，使我们在相当长的时期中远离了当代“物流学”的发展主流。

中国运筹学早期应用的亮点是由华罗庚教授点燃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身为中国数学会理事长和中科院院士的他，亲自率领一个小组，大家称为“华罗庚小分队”，到农村、工厂讲解基本的优化技术和统筹方法，使用于日常的生产和生活中。自1965年起的十年中，他到了约二十个省和无数个城市，受到各界人士的欢迎，他的工作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肯定和表扬。华罗庚先生这一时期的推广工作播下了运筹学哲学思想的种子，大大推动了运筹学在中国的普及和发展。直到今天，许多中国公民还记得“优选法”这个词汇，但不一定知道“运筹学”。

中国运筹学会于文化大革命后的1980年成立，当时作为中国数学会的一个分会。第一届全国大会在山东省济南召开，华罗庚教授当然地被选为第一届理事长，副理事长有许国志先生、越民义先生。中国运筹学会在1982年成为国际运筹学联合会（IFORS）的成员。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和学术会议于1984年在上海召开，越民义先生被选为该届理事长，余潜修、刘源张、桂湘云为副理事长。第三次全国会议于1988年在安徽省九华山召开，徐光煇先生任理事长，副理事长为管梅谷、常本英、吴沧浦。1992年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中国运筹学会成为全国一级学会，徐光煇先生继任理事长。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分别于1996年和2000年在西安市和湖南长沙举行，章祥荪教授出任理事长，副理事长分别为吴仓浦、常本英、俞文此、赵玮、程侃、袁亚湘、邓乃扬、刘光中、冯英俊等。

1992年中国运筹学会从中国数学会独立出来成为国家一级学会是学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的寓意是很深刻的，说明了运筹学以数学为基础，但同数学学科有本质的不同。运筹学家除了推动运筹学基本理论的发展，还要对社会负起同数学家不同的责任。事实上，国际上几十年来对运筹学发展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中国运筹学家亦一直关注着这一讨论，参考文献[1]，[2]中可查到国际上关于这一讨论的一些论文。1994年美国运筹学会和管理科学学会的合并是国际运筹学界的一件大事，成立了INFORMS。目前，运筹学和管理科学的结合也引起中国运筹学界的极大关注。

中国运筹学会十分注意同国际的交流，以促进学习发达国家运筹学的理论和方法。中国运筹学会积极参与和发起成立了亚太地区运筹学会联合会（APORS），作为APORS 1991-1994年的主席，徐光煇先生组织了1991年与北京召开的APORS第二届学术大会。作为APORS的代表，他于1992-1994年担任了国际运筹学联合会（IFORS）的副主席，从1994年开始中国运筹学会就争取承办1999年的第十四届IFORS学术大会。共有三个国家的三个城市争办，除了北京还有英国伦敦和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第一轮投票留下了北京和伦敦，再次投票决定了北京作为举办城市。中国运筹学工作者骄傲的是：1999年的大会到会一千一百余人，成为IFORS历史上办得最成功的会议之一。

运筹学的理论固然重要，但应用是它的灵魂。运筹学在国际上除了设理论奖，还设有应用奖。由INFOERMS所设,被称为运筹学奥林匹克的Franz Edelman奖就是最好的说明[3]。而IFORS 则只设面向发展中国家的运筹学应用奖。中国的运筹学，在理论和应用上同国际水平均有很大差距，在应用方面的差距则更大，这是由社会、经济制度等多方面的原因。我们只可以说, 我们的运筹学工作在发展中国家这一层面上还是先进的。作为例证，我们在这里提一下IFORS为发展中国家设的运筹学奖：IFORS Prize for Operational Research in Development(译为“运筹学进展奖”)，该奖三年一次在IFORS学术大会上颁发。

1996年，章祥荪、崔晋川研究员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第十四届IFORS学术大会上获得该奖的一等奖[5]。1999年陈锡康研究员等在北京召开的第十五届IFORS大会上获得一等奖。另外还有中国运筹工作者获得二等奖，我们期盼着中国运筹学的发展能获得Franz Edelman奖。

中国运筹学会现有注册会员1200多名，遍布於全国各省市大专院校、科研院所、机关企业。中国运筹学会下属有多个专业分会：如决策科学分会；数学规划分会；排序分会；图论组合分会；排队轮分会；青年分会；可靠性分会；金融工程及金融风险管理分会；智能计算分会；企业管理运筹分会；经济数学分会等，各分会定期或不定期进行学术交流。北京、陕西、山东、大庆等一些省市还有地区性运筹学会，部队系统有军事运筹学学会, 仅大庆油田运筹学会就有会员二百多名，他们在许多领域应用运筹学理论与方法，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中国运筹学会还负责组织及管理亚太地区运筹学研究中心的日常学术活动，已组织四次国际学术会议并出版了四本论文集，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赞扬与支持。

近年来，中国运筹学工作者继续坚持运筹学研究与经济建设等重大问题紧密结合。例如，山东省与大连市经济发展计划的制定，兰州铁路局铁路运输的优化安排，中外合资经营项目经济评价，若干国家重大工程中的综合风险分析等方面，我国运筹学者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近二十年来，信息科学、生命科学等现代高科技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运筹学工作者还关注到其中一些运筹学起作用的新的工作方向。

例如，我们的运筹学工作者，将全局最优化、图论、神经网络等运筹学理论及方法应用于分子生物信息学中的DNA与蛋白质序列比较、芯片测试、生物进化分析、蛋白质结构预测等问题的研究；在金融管理方面，将优化及决策分析方法，应用于金融风险控制与管理、资产评估与定价分析模型等；在网络管理上，利用随机过程方法，研究排队网络的数量指标分析；在供应链管理问题中，利用随机动态规划模型，研究多重决策最优策略的计算方法。在这些重要的新方向上，我国运筹学工作者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及成绩，有一些已进入国际先进水平的行列，被有关同行所认可。

总之，中国广大运筹学工作者相信，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及严格的科学态度，通过不懈的努力，运筹学一定会为国家、为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二篇：《今日简史》读后感1000字

《今日简史》读后感1000字

原创： 西西了了 西了意

那位因《人类简史》一炮走红的以色列大历史教授，在继 16 年出版了《未来简史》之后，又带来一本新作。中信出版社将其翻译为《今日简史》，妥妥的标题党，因为英文原标题直译过来是『二十一世纪的二十一个重大议题』。

这几本简史共用一个核心概念：故事。

《人类简史》说，人类，准确地说是智人，之所以能走到如今统治地球、飞向太空的这一天，靠的就是讲故事的能力与认同故事的本能。

《未来简史》说，智人终将进化为智神，但只是对很少一部分智人而言。

《今日简史》说，在二十一世纪过去十多年之后，那个畅销全球的自由主义的故事正在经历理想幻灭，地方故事又开始兴起。无论是民族主义，还是威权主义，抑或是虚无主义，都是对自由主义故事的叛逆，但又都无力替代自由主义全球性故事的地位。

原因是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和生物技术革命开始撼动自由主义故事的根基，自由主义故事暂时未能找到应对之策，故而跌落神坛。值得玩味的是，恰恰是自由主义故事带来了如今的信息和生物革命。

人工智能的兴起，某个中心权力高效有序的控制一切再次成为可能；生物科技的研究表明，人类自由意志只是一个幻觉，我们的情绪也好，观念也好，道德也好，思想也好，统统都不过是生物算法，不过是某种遵循特定规律的复杂计算而已。这开始动摇自由民主政治的核心支撑：分布式决策与管理比集中统辖更高效，因为个体具有自由意志，联合起来的多个个体必然比单个或极少数个体更少犯错。

面对这些宏大议题，我们这些普通人，要么是恐惧，要么是无力，总之确实是幻灭了。我们开始低欲望，开始佛系。

我想说的是，这并不代表我们想要的变少，只是我们想要改变的变少，几乎不再想着改变些什么，过好自己的小生活就挺好。天上下雨地下滑，自己跌倒自己爬。

如果这就是我们这个世代所要面对的世界，那二十年后的我们，二三十年后，我们的孩子将会面对什么样的世界呢？简单点，将会面对一个怎样的就业市场呢？

会和现在一样吗？不会。会有怎么样的变化呢？()谁也说不准。有没有什么应对之策呢？有。

先来看我们这一代（大多数）经历的变化：

从小接受填鸭式教育，学了一堆死知识

在快要步入社会，快要就业时，才知道死知识不值钱，活知识才是硬通货

真正工作几年，只有少数人开始意识到，活知识只能用来解决问题，出得还是苦力，赚得还是苦钱，大头都被能够提出问题的人拿去了

很自然的，对于我们的孩子，我们大部分人的教育重点顶多能放到解决问题这个高度上。不出意外的话，孩子未来长大后，会发现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不再是硬通货。

那硬通货会是什么呢？

错了，如果关注硬通货的话，我们和我们的父辈别无二致。

硬通货不该是我们关注的焦点，就像现在，解决问题是硬通货，但其实出得依然是苦力，赚得依旧是死钱。明白了吗？这和旧社会用死知识赚钱并无本质的区别。

我们要做的是要把眼光再放大一些，把教育重点放在孩子提出问题的能力上，并引导孩子超越提出问题本身。

那你会不会疑问，为什么不直接将重点放在超越提出问题上呢？

原因有二：

我们本身是一帮擅长解决问题的人，教孩子关注提出问题就已是极限

我们能给孩子成长所营造的整个客观环境也不支持步子迈太大

总之，千万不要再以为解决问题是核心竞争力了，那只是基本条件。如果想不明白这一点，请接着想。

不过，我还是给一个小提示：「死知识-解决问题……」这条路径对应的是认同故事，而「活知识-提出问题……」这条路径对应的是讲故事。

最后，这些不过是我个人一些小感想，不喜勿喷，但欢迎交流。

第三篇：今日简史读后感850字

《今日简史》这本书单看标题就让我感触颇多，“今日”的故事或在进行或未发生，怎么就已经成为“历史”，开始立传了？其实不然，历史一般讲述的是过去发生的事实，而站在今天的角度回溯过往，我们会发现历史亦是一种对当下的映射。也就是说，历史和现实是相通的，有了整个人类过去的关于文明的传承、积累和进步才得以缔造我们当今的世界。简单地说，这本书就是作者以史为鉴，立足当下，透视未来，从历史的经验性中去解读21世纪的人类命运大议题。

首先梳理一下该书的结构，五个章节，21个议题，探讨了当今世界最值得思考的问题，涉及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发展带来的颠覆性认知，民族、宗教和文化差异造成的冲突，战争与恐怖主义威胁带来的生存挑战，生活在“后真相时代”的我们如何寻找真相以及如何做出改变应对挑战并更好地生存下去。这些话题可以归结于科技颠覆、政治挑战和个体价值的冲击和重塑三个维度，尽管很宏大，也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回答的，但都与我们休戚相关，值得我们去重视。

书中的精彩内容无须更多赘述，且稍作分析并浅谈几句体会吧。身处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们去谈论人类命运的相关议题，当然要聚焦于人本身。21世纪会是一个重大变革的时代，尽管各种社会问题浮出水面，但科技的日新月异还是加速了整个社会前进的步伐，再加之大数据革命与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似乎有种错觉，我们今天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来得不真实，社会很浮躁，周围的一切都让人迷茫。大众认知水平的局限性加之媒体的催化作用，使集体陷入“情绪在前、事实在后”“认知在前、真相在后”的困境。于是有了“后真相”一词，它作为传播学概念，意思是诉诸情感及个人信念，较客观事实更能影响民意。

如何走出这个困境并没有一个现成固定的答案，但显而易见还是要唤醒本能的自我意识吧。尽管当今社会制度下的自由民主具有局限性，人们内心尚存对于自由的渴望，渴望作出些改变，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诚如作者所说，做决定再艰难，仍要选择自我讨论而非自我压制。

历史的发展是非线性上升的过程，每个时代都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就是转折和改变，时代变革需要每个个体做出自我改变，再反馈社会，推动进步。所以，愿彼此尊崇自己的内心，选择改变而非墨守成规。

第四篇：中国钟表发展简史

中国钟表发展简史

现代钟表大致经历了大型钟—小型钟—袋表—腕表的发展阶段，14世纪在欧洲的英、法等国的高大建筑物上出现了绳索悬挂的报时钟，15世纪末、16世纪初出现了铁制发条，1583年，意大利人伽利略提出了著名的等时性理论，也就是钟摆的理论基础。1656年，荷兰的科学家惠更斯应用伽利略的理论设计了钟摆，第二年，在他的指导下年轻钟匠S.Coster制造成功了第一个摆钟。1675年，他又用游丝取代了原始的钟摆，这样就形成了以发条为动力、以游丝为调速机构的小型钟，同时也为制造便于携带的袋表提供了条件。18世纪期间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擒纵机构，为袋表的进一步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期间一直到19世纪产生了一大批钟表生产厂家，为袋表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袋表已经不能适应作战军人的需要，腕表的生产成为大势所趋。紧接着的二战使腕表的生产量大幅度增加，价格也随之下降，使普通大众也可以拥有它。腕表的年代到来了！

中国的钟表历史由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三部分组成。三千多年前，我国祖先最早发明了用土和石片刻制成的“土圭”与“日规”两种计时器，成为世界上最早发明计时器的国家之一。到了铜器时代，计时器又有了新的发展，用青铜制的“漏壶”取代了“土圭”与“日规”。东汉元初四年张衡发明了世界第一架“水运浑象”，此后唐高僧一行等人又在此基础上借鉴改进发明了“水运浑天仪”。公元1088年，当时我国宋朝的科学家苏颂和韩工廉等人制造了水运仪象台，它是把浑仪、浑象和机械计时器组合起来的装置。它以水力作为动力来源，具有科学的擒纵机构，高约12米，七米见方，分三层：上层放浑仪，进行天文观测；中层放浑象，可以模拟天体作同步演示；下层是该仪器的心脏，计时、报时、动力源的形成与输出都在这一层中。虽然几十年后毁于战乱，但它在世界钟表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由此，我国著名的钟表大师、古钟表收藏家矫大羽先生提出了“中国人开创钟表史”的观点。

至元明之时，计时器摆脱了天文仪器的结构形式，得到了突破性的新发展。元初郭守敬、明初詹希元创制了“大明灯漏”与“五轮沙漏”，采用机机械结构，并增添盘、针来指示时间，其机械的先进性便明显地显示出来，时间性电益见准确。十九世纪末期，我国造钟工艺达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1875年由上海“美利华”作坊制造的南京钟，屏风式样，钟面镀金，镌刻花纹，以造型古朴典雅、民族风格鲜明和报时清脆、走时准确而闻名于海内外，曾于1903年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特别奖。此后常年战乱，1949年前，我国仅在山东烟台有一些小型钟的制造业，根本就没有手表制造业。

1954年底，天津公私合营华威钟表厂(现天津手表厂)决定自行研制生产手表。厂里找来了江正银等四位有经验的老师傅，一边研究一边制作，花了整整4个月的时间，于1955年3月24日试制出我国第一块手表。这是一只15钻的机械表，全部用手工制作，表盘上镀有“中国制造”三个金字和五颗金星，被定名为“五星”牌，1957年手表易名为“五一”牌。1958年手表生产列入国家计划，由轻工业部统筹规划发展。在这一时期，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广州、南昌、西安、青岛相继兴建起有一定规模的工厂，涌现出“上海”牌“钻石”牌“宝石”牌“双菱”牌“蝴蝶”牌“红旗”牌等产品。随后又出现无钻的经济手表“紫金山”牌。1968年,上海手表厂年产手表突破100万只大关,我国手表开始摆脱以进口为主的历史。此时手表的产量直线上升，但是手表的款式单一没有女表。直至进入70年代天津手表厂又推出“海鸥”女表，填补了女表的空白。由于手表丰厚利润及国民的需求，全国各地又陆续出现不少手表厂。如石家庄，重庆、丹东等。到1980年，包括地方独立建设的工厂在内，共有68家手表厂，年产量达2200万块。

上世纪80年代处于商品短缺时期，人们结婚都讲究家里要有“三大件”：手表、缝纫机和自行车，手表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可见一斑。当时的手表不是随便谁都可以买到，找关系求人走后门，真可谓是“千金易得,一表难求”，国家也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用统一机芯的生产方式尽快让所有中国人都戴得上手表、修得好手表。好的愿望却带来负面的效果:统一机芯后,全国手表厂生产出来的手表款式基本一样，这样就潜伏着危机。只有天津海鸥表厂由轻工业部特批,没有进行统一机芯的改制。这为海鸥后来的复兴留下了生机。

到80年代后期,日本石英表技术对以生产机械表为主的中国表厂造成了很大的冲击。石英电子表由于采用了频率稳定的石英晶体为震荡器,有电路简单、走时精度高、不用上弦等优点,再加之造价低、外观时尚,成为当时人们买表的首选。从此,中国制表业进入了比较困难的调整期,经历了十几年的低潮。全国38家表厂,在经过市场的洗牌之后,仅存十几家,众多小厂家被拖垮,有实力的大厂也挣扎在生存的边缘。

其实电子钟表在国际钟表领域很早就研究开发。其过程是摆轮游丝电子手表——音叉式电子手表——指针式石英手表及数字显示石英手表（液晶为主）。其中音叉式电子手表作为美国阿波罗12号登月球的计时器。展示了电子钟表的优势及未来的前途。我国自六十年代从击落美国U-2飞机上发现了其座舱计时器是音叉式电子手表后，正式揭开我国电子手表研制的序幕。由津沪两地专业人员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着手音叉电子手表的研制，首先由天津拿出了样机。但该产品还处在研制阶段。出于历史的原因，六十年代中期停顿，六十年代末转入重新的研制阶段，七十年代初进入批量试生产阶段，终因工艺复杂难度大，其关键零件齿轮寿命短，当时电池质量不好等诸因素，结束了它的暂短生命。全国电子手表研制工作一度停滞，仅在天津第二手表厂的在连续不停地工作，七十年代中期转入研制指针式石英电子手表，开始了我国石英手表生产阶段。电子石英表的大规模投产，对当时瑞士高档机械表也形成冲击，但瑞士高档表有质量、有品牌、有文化、有营销经验,他们的很快复苏,也带动了国际上对机械表的需求。

瑞士钟表在中国已有很长的历史，1860年，清朝咸丰皇帝向瑞士江诗丹顿订制了一只蓝色珐琅装饰的怀表，这是瑞士钟表首次传入中国。1895年瑞士欧米茄为中国铁路局制造了第一只官方铁路表。1979年3月15日，瑞士雷达表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在中国市场做电视广告的外国品牌。自1995年瑞士劳力士率先进入中国大陆后，积家、伯爵、爱彼，众多瑞士知名品牌如过江之鲫陆续进中国。中国已经成为瑞士钟表最大的出口市场。

2000年前后,由于制作简单的石英表技术日趋成熟且产量大幅增加,市场价格迅速下滑,利润日趋微薄,继续发展的空间十分狭小,因而人们再次将目光转回到功能持久不衰的机械表上来,使得机械表、尤其是具有自动功能的高档机械表重新受到了市场的青睐。幸存的中国表厂在环境回暖的情况下也慢慢复苏。

时光流转，到了2007年的夏天，国产手表以质量尚可、价格低廉取胜的时代终告结束。同样技术指标，同样材质的同类手表，价格直追西洋名贵钟表的时代似乎已提前到来。钟表企业高擎的民族工业大旗，极大的聚拢了尽可能多的人气，国产钟表未来发展还是要靠长时间的品牌沉淀。

中国陀飞轮之父

2003年12月31日，瑞士专利局首次为中国人颁发了有关陀飞轮发明的专利证书，它的获得者就是矫大羽。到目前为止，矫大羽是当代全世界惟一获得瑞士、美国和中国有关陀飞轮发明专利的钟表大师。实际上，早在1990年他已试制成功自己的第一只陀飞轮手表，成为中国和东方第一个陀飞轮手表的创造者，开创了中国和东方制造陀飞轮表的历史。并在1991年7月－1993年正式公开其制造的五只不同设计的陀飞轮手表（第一代），打破了陀飞轮表全由欧洲杰出制表师独占的神话；1993年3月首创一只“正透视飞行陀飞轮” 手表（第二代）；1993年7月－1996年，他发明并创制五只“神奇陀飞轮”手表（第三代）；1997年首创一只“单支秒针型旋转框架”的飞行陀飞轮手表；1998年又发明了一只带有“时间指示装置”的飞行陀飞轮手表；2001年，矫大羽再次制造了一只“神奇陀飞轮”手表，用事实证明中国人的时计创作同样可以超越当代世界最高水平，他不但造出亚洲第一只陀飞轮手表，因此一举成为“国际时计独立创作人学会”中惟一的亚洲人，而且发明了陀飞轮中前所未有的许多新品种———包括“神奇陀飞轮”在内的系列创新。由于是中国人的创造，其作品也被称为“中国陀飞轮”或“矫氏神奇陀飞轮”。

如今，矫大羽制造了三代结构、五种类别共15只陀飞轮手表，这些成就使他成为有史以来原创设计和亲手制造最多不同类别陀飞轮手表的殿堂级人物。其中第十号“神奇陀飞轮”长方形手表于2004年4月在安帝古伦（Antiquorum）日内瓦拍卖会上成功拍卖，成交价格达到70万港币，创下了东方人制造手表的最高价记录。

从1990年开始，矫大羽创造的每一只手表，除了在机械结构和外观设计中具有史无前例的创新和发明以外，还为自己的作品注入了中国艺术的风格元素，尤其是在国际表坛经过15年的磨砺之后，出身于书香门第的矫大羽更加丰富了中国文化在手表设计中的内涵，已经开创了一种叫做“中国表”或“文人表”的流派。

世界第一座时钟: 中国宋朝水钟(水运仪象台),1088年。

世界第一只有名字的怀表： 德国纽伦堡的「纽伦堡蛋」,1564年。

世界第一只陀飞轮表:瑞士人亚伯拉罕·路易斯·布勒盖，1795年。

世界第二代陀飞轮表:德国制表大师Alferd Helwig制成的飞行陀飞轮表，1930年。世界第三代陀飞轮表:香港制表大师矫大羽制成的神奇陀飞轮表，1991年。中国第一只国产手表：天津公私合营华威钟表厂“五星”牌机械表，1955年 中国大陆第一只陀飞轮表:中国制表大师许耀南制成的中华陀飞轮表，1996年。

第五篇：中国黄金发展简史

中国黄金发展简史

（一）中国古代黄金矿业的历史渊源

通过考古发掘成果表明，人类发现和使用黄金迄今已有7000年的历史。我国黄金的开采和使用亦至少有4000年的历史。大约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认识了黄金。

根据考古工作者发掘出的各种金器的出土墓葬或遗址的年代，最早的为商代早期。如河南郑州商代早期墓葬中出土的珥形金饰，河南辉县殷代墓葬和河南安阳小屯殷墟出土的金块、金箔、金叶都证明了我国早在3500年以前就已开始使用黄金，并掌握了加工制作金的工艺技术。

中国黄金生产在世界黄金发展史上留下了自己深深的印痕，构成了世界黄金史的重要篇章。从世界采金史来看，大多数国家都是从采淘砂金开始的。我国采金活动始于奴隶社会早期，淘洗的砂金是从含金的砂砾层中得到的，古称“河金”或“麸金”，后来又根据砂金赋存地质条件的差异,分为“水砂中”淘洗的砂金和“平地掘井”开采的砂金两种。脉金的开采时代远远晚于砂金，大约起于唐代、宋代之间。劳动人民为获得宝贵的黄金付出了巨大的力量，唐代诗人刘禹锡把生产黄金的艰辛和贵族们的奢侈写入诗中：“日照澄州江雾开，淘金女伴满江隈，美人首饰侯王印，尽是沙中浪底来。”北京平谷出土的商代金臂钏、耳环，四川广汉出土的周朝金手杖，汉朝来自湖南长沙马王堆的金缕玉衣，唐代的纯金十二环锡禅杖，明代的耀眼的金装饰，件件文物展示了中华民族采金历史的悠久和制金技艺的高超。中国黄金生产始于商、兴于汉、衰于两晋南北朝，复于唐。唐以后的宋、元、明、清，对黄金时而禁采，时而开禁，高亢和低迷交替出现，阻碍了我们这个民族快速发展黄金生产的脚步。

（二）我国重点产金区开采史

山东招远素有“金城天府”的美称，又有“金都”之誉名。它不论在黄金生产上，还是在金矿地质与成矿规律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

在胶东西部掖县、招远、栖霞三县中，金都招远的金矿开发最早。招远在境域之内，北北东向的招平断裂带把招远县一分为二。东半部主要为变质岩分布区，与栖霞相似。西半部为花岗岩类分布区，它南延至平度，北延至蓬莱，构成一长度超过140km，宽度超过40～50km的复式岩带。招远玲珑石英脉型金矿与罗峰-台上蚀变岩带，便位于该带中部的东缘；掖县新城-焦家金矿带与三山岛-仓上蚀变岩金矿带，便位于该带中部的西缘。

由于玲珑金矿属石英脉型，自然金粒度较粗，常见明金＞0.0125～0.1mm的占51.79％，加上脉体边界清晰，容易辨认，脉群又十分密集，便于开采，而且大部分出露地表，引人注目，因此在胶东西部三县中，玲珑金矿开发最早，相传北宋真宗景德四年（公年1007年），便已派大臣潘美来玲珑督采黄金。较栖霞早260年，较掖县至少早960年。

招远采金虽较栖霞与掖县为早，但胶东采金仍较鲁西为晚，而胶东西部又晚于胶东东部，先秦时（公元前２２１年以前）泰山产金记载初见于《山海经·东山经》（夏湘蓉等，1980），以后又见于《汉书·武帝传》：“泰山见黄金”（章鸿钊，1927）。而胶东采金记载初见于《元和郡县志》（唐李吉甫），所记为隋（文帝杨坚）开皇十八年（公元607年），牟州刺史辛公义于昌阳（今莱阳）县东一百里黄银坑（在今乳山境内）冶铸黄银（即银金矿）。故胶东采金较鲁西至少晚800～1000年，而胶东西部较东部采金至少晚300年。但胶东所以能超越鲁西，胶东西部所以能超越东部，后来居上，甚至在全国遥遥领先,显然与胶东金矿资源尤其是金都招远金矿资源丰富并获得大力开发有关。

唐代采金机构分布于六州，但以南方砂金为主，胶东并不是重点。北宋时已将胶东划分为登、莱二州，到北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全国采金的监（主管）、税（税务）、冶（冶厂）、场（采场）、坑（矿坑）只分布于四州一郡，而且并不包括胶东登莱二州，还不如唐代。到北宋中期，宋英宗治平年间（公元1064～1067年）增为六州十一冶，并将登、莱二州亦包括进来，六州中胶东已占其二，但还不是重点。到了宋神宗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又增为二十五州，已为唐代的4倍，其中登、莱两州黄金年产量高达9583两，占全国总产量的89.5％，才使胶东产金在全国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明代金都招远金矿开采更盛，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又派太监魏忠贤来玲珑督采黄金，地域和规模更加扩大，据《招远县志·艺文》（清张作励等，公元1660年）载毛贽咏《金华山》：“明季金穴千百处，樵夫持斧砍秦松”反映了当时的开采之盛况。金华山在招远县城西北20km，玲珑金矿西南30km处，矗立于招远西北部的平原之上，海拔192.3m。它西有望儿山金矿，东有蚕庄金矿，西南有黄埠岭金矿，东南有灵山金矿，西北有河东、河西金矿，东北有前孙家、洼孙家金矿，它本身因受金华山断裂剪切，山形扭曲，也有金矿化。明代金华山一带金穴已达千百处，可见招远西部原生金矿开采之兴盛了。另根据《招远县志·山川》中记载：此时砂金的开采也属极盛时期。“淘金河在县西北四十里，东北十五里入界河”按淘金河发源于招远西北部灵北（灵山-北截）断裂带北缘，它先后穿过金华山、望儿山等一系列断裂带，向北流入界河。沿途金矿化十分密集，盛产砂金，淘金者众，淘金河也因此而得名。

到清末光绪年间，当胶东东部牟平一带金矿开发处于收缩停顿阶段时，在胶东西部的金都招远，不仅西北部蚀变岩型原生金矿与砂金获得大量开发，玲珑石英脉型金矿由于吸收官商与侨商投资，而且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与设备，产量大增。光绪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公元1897～1898年）玲珑金矿矿工多达3000人，年产金7000两、银1300两。当时仅玲珑一个矿的产金量，已相当北宋元丰年间全国年产量的65.36％，胶东全部金产量的73.05％，可见金都招远在清末全国所占的重要位置。

四顾胶东金矿与金都招远开发史，可见胶东黄金生产自北宋以来在全国几度领先，虽历经千年，不但至今不衰，反而蒸蒸日上，实与胶东金矿资源，尤其是招远金矿资源十分丰富有关，也与人们对它们的认识不断加深、技术不断进步有关。

（三）我国历代黄金产地的分布

我国古籍丰富，对历代王朝的金矿产地、采金活动的盛况、金矿的描述和金矿床等都有详尽程度不同的记载。就黄金产地而言，先秦时期：云南有丽水、湖南有洞庭、湖北有汉水、河南有汝河。汉至北宋，山东有蓬莱、掖县，陕西有西城（今安康）洛南，四川有眉州、广元，至元明清各朝，金矿产地剧增，河北有迁安、丰润，山西有忻州，江西有饶州、抚州，山东有栖霞、莱州，安徽有池州，湖南有岳州，陕西有蓝田。此外，四川、云南、两广、东北三省皆有金矿产出，且有很多地方延续到现在仍是我国重要的产金基地及重要的产金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