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农村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

第一篇：论我国农村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

论我国农村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

发布时间： 2010-11-11 1:37:04 被阅览数： 215 次 作者： 丁橡雨 黄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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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是我国金融监管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护农村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由于二元金融结构的影响,农村金融监管法律制度面临着比城市金融更复杂的局面。当前农村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不仅承受维护金融稳定的任务,还将承担起解决农村金融资源短缺,农村金额贫困的巨大挑战,对此,必须重视对农村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各项建设,保障农村金融的发展,推动农村经济的繁荣和农村社会的和谐进步。

一 当前我国农村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缺陷

我国当前农村金融市场监管法律制度的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 尚未形成成熟完善的监管法律体系

首先,现有金融监管法制体系不完备、系统性不强。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立法由《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农业法》、《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等法律法规构成,其中均规定了金融监管问题。但这些立法中存在着众多的原则性规定,缺乏实际可操作性,而且监管内容简单化,滞后于金融业发展现状,并随着农村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对一些新兴的金融业务、金融产品还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制,对农村民间融资未采取法制化、规范化的引导,对高利贷只是依照传统社会公德来约束。而且从现行金融监管法律的整体结构上看,规章比重过大,实施起来缺乏权威性。另外,在构成现有金融监管法制体系的众多规范性法律文件中,部门规章的比重过大,实施起来缺乏权威性。同时,各规范性法律文件之间的衔接性不强,有的彼此之间甚至存在重复或冲突现象。这些都势必影响到金融监管效率的提高和金融监管行为的公信力。

其次,法律规范的可操作性不强。在我国现有的金融监管法制体系中,对市场准入、市场稽查、市场退出、谨慎性要求等基本上已经有所涵盖,但大多是原则性的简单规定,缺少相关的实施细则,可操作性不强。以市场退出的法律机制建设为例,尽管200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为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奠定了法律基础,但由于金融机构的特殊性,该法的相关规定显得过于原则化而使其在现实中操作性较差,常常不得不由政府和中央银行采取行政性手段加以解决,弱化了法律在市场退出过程中的规制作用,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而金融危机的应急处理法律机制、征信机构的法律规制机制、金融市场同业组织及其自律机制的法律设计的缺失更加凸显了我国金融法律监管机制的不完善,反映了政府在一些领域越位的同时,也存在着在另一些领域缺位的现象。

(二)欠缺公平竞争的监管理念

制度不仅要有效率地配置权利资源,还应该公平地配置权利资源,实现各金融市场主体权利的平等保护。缺乏正义目标的金融市场不是现代金融市场,背离正义理念的金融监管制不是现代法治所提倡的制度安排。当前的监管法律制度,体现着对民间资本,非公有制行业的歧视和不公平对待。民间资本和国有资本是社会资本的不同形式,应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民间借贷监管制度应促进并体现民间借贷监管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而不是为了保护个别市场主体的特殊利益,尤其不应成为国有金融机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谋取垄断利益或政府部门实现部门利益的工具。

(三)忽视农村地区居民的金融权利

在很长的时间内,我国的整个金融法律制度将金融问题视为经济发展的问题,视为资源配置的问题,在制度设计中对民生保障问题考虑不够,甚至为了金融的稳定而牺牲了公民自由融资的权利诉求。虽然国家和政府早已认识到这一点,采取小额贷款、允许设立村镇银行、借贷公司以及支农资金支持等措施加大农村资金的供给,但这些基本上都是具体手段层面的改革,整个农村金融监管制度的基本理念并未出现根本性的转变。

由于农村金融市场的监管法律制度的局限性,形成了农村地区金融资源总量不足,金融资源的分布存在明显的地域不平衡性,大量的农村资本外流,进一步削弱了农村金融供给能力。也导致了弱势群体的金融资源获取不足,特别是对微型企业和农户的金融供给不足。农村金融市场监管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导致了农村地区没有真正建立起能够针对不同客户、不同需求层次,提供差异性金融服务的完整的农村金融体系,导致农村金融市场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种类单调,无法满足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对金融服务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广大农民的金融福利水平很低,分享不到金融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二、我国农村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一)落后的监管理念的制约

在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体系中,自由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根本驱动力,适度的金融自由是金融活动的重要推动力,应当成为金融法律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在适度自由的价值目标下,金融市场才能形成多层次良性互动的结构,才具有可持续性。一直以来,我国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以限制竞争、保障安全为指导思想,以直接控制资金价格、业务范围和市场准入为手段,虽然比较好地维护了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但是也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农村金融市场化与金融创新的发展需要,严重损害了我国农村金融效率,扭曲了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削弱了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制约了农村金融机构的进一步发展。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国内和国际竞争,这种以牺牲效率和竞争力为代价而换取的安全与稳定将是无法持久的。

(二)农村金融市场情况复杂

按照“金融抑制”理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金融制度和经济发展存在“金融抑制—资本短缺—经济落后”的恶性循环。我国农村的资源禀赋、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导致农户与农户间差异很大,对资金也表现出多层次、多元化的不同需求,因而满足不同对象的不同愿望异常困难。这使中国农村金融监管问题不仅相对于发达国家,即便是相对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也明显表现出资金运行流程更复杂,绩效更不容易显现,缺陷更容易放大,实现监管法制化的任务更艰巨的根本原因。我国农业是弱质产业,农业具有收入不确定、投资周期长、收益低的产业特性。农民是弱势群体,多数属于贫困阶层,没有储蓄能力。农村金融监管法制问题关乎“三农”的发展,情况极为复杂。我们要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高度关注农村金融问题,不断扩大农村金融的发展空间,改进和完善农村金融服务,切实防范和化解农村金融风险,促进农村金融业的良性运行。因此,如何确保农村资金从有限的供给渠道和组织网络流向数以亿计的农户家庭,并实现供需平衡,始终是富有农村金融监管法制建设面临的挑战性的议题。

三、完善我国农村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对策

(一)建立健全农村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

现代金融是法治金融,政府权力对金融市场的监管是通过金融监管法制的调整和规范作用实现的。完善的法律体系是监管当局进行依法监管的前提条件,融监管的绩效与金融监管立法的完善与否以及质量好坏有着直接的关系。为了促进我们农村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和农村居民金融服务的提升,我国应该顺应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变化,及时建立完善的金融监管法制体系。

具体而言,在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应在加强农村基础性金融监管法制建设的基础上,顺应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的趋势性要求,有前瞻性地建立、完善我国农村的金融监管法制体系。首先要及时完善金融监管的主体性法律制度,制定与其相配套的法律实施细则,增强其可操作性,并对相关法律制度进行清理,对不适应的条款进行废除或修订。其次要根据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监管需求及农村金融市场改革展的趋势,适时建立相关法律法规,弥补我国农村金融监管立法空白。如适时推出存款保险制度、建立金融市场退出机制、对民间地下金融进行法律规范、加快征信法制建设和标准化建设以农村金融创新市场的规范化建设等。再次要顺应农村金融改革的发展趋势,立足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安全和农村资本市场发展的需要,制定兼顾有效性、可操作性和一定程度的前瞻性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实现对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有效监管,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

(二)体现公平保护的理念

金融监管是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其目标是促进经济发展,而金融业的安全并不是金融监管的中心目标,也不是金融业存在和发展的终极目标。从这样的角度讲,金融监管的终极目标应当是满足金融业繁荣发展的需要,并以此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提高社会福利。由于中国农村的经济社会结构比较特殊,农村金融不属于完全的商业金融范畴,农村现代金融制度应当以促进广大农村居民公平获得发展机会和结果为主要目标。

(三)保障公民金融权利的实现

生存权和发展权是人权的基本内容,维护和保障公民的存在权和发展权是一切法律必须坚持的基本价值追求。金融的本质是为民众的生产和生活提供资金融通,保障民生。在市场经济中,主体及利益开始多元化,众多公民进入市场从事经营活动,资金成为许多人从事生产经营的基本条件,尤其在广大农村,融资事实上已经成为公民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融资权利成为公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一部分。学者们的研究证明,获得贷款的能力虽然不是农户增加收入的决定性因素,但在许多情况下,能否筹集到足够的资金进行生产性投入,是农户发展生产和增加收入的必要条件。尤其在不发达地区,农村的民间借贷具有明显的居民互助性质和功能。在我国金融资源配置明显不均衡和不合理的背景下,广大中小企业和农户获得融资特别困难,农户和农村工商业者的资金需求从来就未得到过满足,民间借贷因而具有了更为突出的解决基本民生问题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讲,监管制度严格限制甚至禁止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存在,惩罚私自放贷者,事实上压制了农村资金的自由流动,影响了公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实现,排除了公民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和机会。因此,农村金融监管监管制度的本质应当是为广大公民融资提供安全保障,而不能简单地排斥或压制资金的流动。

（中国集体经济 下 2010年 第5期）

第二篇：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完善

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完善

发布时间：2012-08-14 11:37:21 政府信息公开，在2004年国务院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就被确定为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2008年5月1日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更将这一政策性的制度上升为政府的法定义务、公民的法定权利，这是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一个里程碑。

至今，条例实施三年多，我们欣喜的看到它对于保障公民知情权、促进政府依法行政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北京、河南郑州、安徽阜阳、湖南汝城等地政府信息公开案实践的展开，法律规范与社会现实存在较大的反差。公民申请政府信息公开遭到许多冷遇与尴尬，一些地方政府以“信息不存在”、“影响公共利益”、“不属于公开范围”等理由把申请人拒之门外。司法机关也以“无先例可循”、“不属于受案范围”等借口慎吃第一支螃蟹。事实证明，我国以《条例》为主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亟需完善。

一、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重要意义

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政府信息公开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必须及时、准确地公开发布。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有利于推进依法行政进程，促进民主法治建设和民主施政，充分实现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有学者认为，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以及规章授权和委托的组织，在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过程中，通过法定形式和程序，主动或依申请将政府信息向社会公众或特定的个人或组织公开的制度。

政府信息公开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行政约束性。政府信息具有行政性，政府信息公开同样具有行政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公布和实施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和约束，充分体现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行政约束性；

二是权利性。政府信息公开尽管具有行政性，但是，信息公开是以公民获得政府信息的权利为基础的，而不是以行政权力为基础，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有效权利；

三是例外性。并不是所有的政府信息都是可以公开的，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政府信息是不可予以公开的。政府所掌握的很多信息是具有“秘密”等级的，这是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也是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

四是载体多样性。政府信息是无形的，它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体现出来，一定的方式实质就是一定的载体的表现形式。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通过查询、阅览、复制。

政府信息公开法律系制度的完善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然趋势，而且也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确立，对于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促进经济发展、促进社会稳定、建设阳关政府和服务型政府都具有重要意义。确立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价值目标如下。

（一）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政府信息公开是社会主义民主应有之义。政府统治是经由人民民意及授权而来，政府的权力源于人民，是人民的让渡与授予。在我国，现在人民有权要求政府公开其运作过程，及时公布相关信息，以便公众了解行政权力的行使状况，为评价政府行为提供基本信息支持，让公众能充分发表言论，提出意见和建议，以直接影响政府决策，保证政府忠实执行民意。政府迈向“信息公开时代”，向民主、法治迈出扎实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可以说，政府信息公开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法治政府、民主政府、透明政府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提高政府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能力和水平，建立行为规范、运作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

（二）有利于促进公民对政府的信任

政府信息公开能有效消除“民怨”，政府是最主要的信息生产者、控制者、使用者和发布者，政府掌握着主要信息传播渠道并基本垄断信息来源，公民很大程度上只能获得经过过滤和处理的信息。由于信息公开必然触及一些人的利益，所以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或抵制，包括公开地反对和消极怠工式的反对。正是由于信息公开不够，公民不知情就会埋怨政府损坏他们的利益，在对政府不信任，只有让民众知情才能消除他们的“怨气”。

绝大多数地方政府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要求还处于政策层面，信息公开程度不高，信息公开的随意性大，缺乏连续性，走形式主义问题比较严重。信息公开多以行政权力为主导，而不是以信息权利需求为主导，想公开什么就公开什么，想啥时候公开就啥时公开，行政部门掌握信息公开主动权，广大人民群众只是政务信息公开的被动接受者。对于一些深度信息，或群众关心的信息公开，这也有利于促进公民的切身利益得到维护，加强公民对政府的信任。

（三）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制约权力的滥用，尤其反腐倡廉。如果把政府权力的行使由个别人、少数人知情变为多数人知情，就能规范行政行为，把腐败案件的发生率降低到最低限度，唯此才能真正做到胡锦涛总书记所强调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改善人民和政府的关系，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创造良好、稳定的内部环境。在信息时代，信息在社会生产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政府信息公开是政府公信力的保障，关系到人们群众对政府的信赖程度，也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政府信息公开可以更好的应对突发事件。比如，“5.12”汶川大地震中，政府信息的及时发布，缓解了人们的恐惧，消除了各种谣言，引导着正确的舆论导向，使得大灾没有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凝聚社会力量团结一致，共度难关。从这一意义上来讲，政府信息公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助推器”。

二、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有了一定的发展，正在向开放的政府转变，但不可否认的是，从总体上来看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还存在很多问题，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如下：

（一）效力等级较低，无法成为信息公开的基准法律规范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体系，是以条例为专门立法，以《保守国家秘密法》(以下简称《保密法》)、《档案法》、《统计法》、《安全生产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的有关规定为补充的体系。从立法效力角度分析，作为专门规制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的条例，仅是一部行政法规，与配套的法律所规定内容相矛盾时，不能发挥政府信息公开基准法律规范的作用。再者，作为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条例可以保证国务院有效地约束下级部门和政府，规制主体范围仅涉及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以及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未能包括在内，无法对审判公开、检务公开等加以限制。因此，条例不能规制所有国家机关的信息公开行为，信息公开方面的规制作用大打折扣，只能作为过渡性的法规。

（二）《保密法》等配套法律规定，限制了政府信息的公开

条例建立了政府信息发布保密审查机制，规定行政机关在公开政府信息前，应当按照《保密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对拟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审查，但是1988年制定的《保密法》为核心的我国保密制度体系，为国家秘密的确定过于广泛，若按照其审查政府信息可能导致无事不秘密。当然，除了条例提到的《保密法》外，还有《档案法》、《国家安全法》、《军事设施保护法》等均是涉及到保密工作的法律法规。由于，制定时间较早，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保密有余，公开不够的问题。政府信息公开原则和保密原则之间关系不够协调，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与世界各国政务公开理念是一致的，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照的是，我国现行保密法和档案法规定的原则是“以不公开为原则，以公开为特例”。这就极大地限制了民众对政府信息的获得。

（三）豁免公开信息规范缺失，无法精准确定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

政府豁免公开的信息除了国家秘密之外，还有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国家秘密有《保密法》专门加以界定，而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目前却没有专门的法律规范加以界定，对商业秘密的规定仅散见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刑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合同法》、《劳动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我国也没有指定一部统一的隐私权保护法或个人信息保护法，没有明确界定个人隐私的具体内涵，行政机关在信息公开实践中往往难以判断个人隐私的范围，申请人的知情权或者第三人的隐私权由此而无法得到切实的保障。同时，行政机关亦有可能以涉及他人个人隐私而作为借口而拒绝履行政府信息公开的义务，使得个人隐私这个未能明确的法律概念成为行政机关堂而皇之规避义务的借口，对此政府的可操作性过大，从而造成有些政府部门常常以此项规定为由拒绝公开某项本应被公众所知的政府信息，同时这也阻碍了精准确定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

（四）信息公开程序不具体，阻碍公众对政府信息的切实获得

行政程序是指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所应当遵循的方式、步骤、时限和顺序。在现代法治国家，民主需要法治的规范和保障。因此，法律对公众参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加以规范是必要的，特别是相应而具体的法律程序制度是非常有必要建立的。否则，公众参与就难以有序、有效地进行。至少应在下述方面加强对公众参与政府信息公开的规范和保障：1.凡是相应法律、法规、规章所调整的事务具有公众参与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都应明确规定公众参与的范围、参与的途径和参与方式。2.通过法律、法规、规章明确规定公众参与的程序、方法，以保障公众参与的有效性与公正性。

而我国《行政程序法》的缺位，也为政府信息公开带来了一些缺憾，只有零星的行政程序散见于行政法律法规中。国外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程序性规定较为严密，主要有公民申请公开的程序、行政会议公开的程序，同时明确规定公众在其获取公共信息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可以通过行政和司法的途径来获得救济。在我国，即便是在有关于政府信息公开零散规定的法律中也鲜有信息公开的程序性规定，并且《条例》中行政程序过于粗犷，容易流于形式，同时在公民无法正常获取信息时也没有任何救济手段和途径，程序上的保障极其匮乏，而阻碍公众政府信息的获取。

（五）救济规则不完善，限制了公民知情权的实现

有权利就有救济。如果没有相应的司法救济作最终保障，个别行政机关肆意限制或剥夺行政相对人依法获得政府信息权利的行为就得不到纠正和遏制，公民也不能真正享受知情权。要使政府信息公开从纸面走向地面，从自律走向他律，必须依靠外部监督，特别是依靠行政诉讼来实现。

首先，条例将信息公开的主体扩大到行政主体之外的与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然而公共企事业单位若不履行公开信息的义务时，公民选择何种方式救济自己的权利就面临两难处境：若提起行政诉讼，公共企事业单位不具有行政诉讼被告的资格；若提起民事诉讼，公众就要承担谁主张谁举证的责任，对公众十分不利。其次，何种诉讼救济方式确定之后，仍然面临着审判能否公开的问题。最后，涉及行政机关应主动向社会公开而未向社会公开的信息公开案件，公众能否提起公益诉讼，我国相关诉讼法律尚未明确规定。

三、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不完善的原因

（一）政府部门的信息公开意识淡薄

姜明安教授曾指出，“政府信息公开至少要突破两个壁垒，一个是观念，一个是技术。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和运作，思想观念的障碍是最难突破，但有必须突破。”目前，官本位、特权思想依旧根深蒂固，民主法制观念淡薄，一些公务人员缺乏政府信息公开的责任意识，漠视公众的知情权，甚至把老百姓看成时政府的对立面。也有一些部门及其公务人员利用自身的特权地位对掌握的信息进行寻租，追求利益最大化，从而使我国政府信息公开难以真正步入正轨。理念是行为的先导，观念是制约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瓶颈，可以说，建立全面的信息公开制度首先应是一种观念上的改革。

（二）法律体系不健全

在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措施往往被视为一种政府办事制度，被看做是政府的一种职能，而不是一项义务，我国宪法和法律都没有对公民的知情权—政府信息公开的法理基础进行明确规定，至今没有一部适合我国国情的比较完善的政府信息公开法，也没有形成并实行全国统一的政务公开制度，这导致了政府信息公开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信息公开难以落到实处。虽然《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出台，有力地推进了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制化的进程。但是，公开条例只是行政法规，我们缺少一部统一的政府信息公开法，行政机关信息公开活动基本上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所以，政府信息公开不能仅仅是地方性的政府规章，应该尽快制定出一部全国性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并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制度。

（三）制度构造不够完善

政府信息公开缺乏缜密的制度设计，导致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政府信息公开与否、如何公开、公开的措施是否到位等完全依靠行政机关的内部自觉和自我约束来实施，缺少外部的监督和审查机制的制约。对政府信息公开的保障更是极为匮乏，特别是政府机关如果拒绝提供信息，信息申请人没有获得相应的救济手段和救济途径。就举报这条救济途径来说，受理救济的职能部门是“信息公开办”但它同时享有组织信息公开的“执行”之权，集执行权和监督权于一身，求助于既是当事人，又是法官的信息公开办，其救济价值可想而知。

（四）缺少具体的保障措施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可以向上级行政机关、监察机关或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举报，收到举报的机关应当予以调查处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对于一般公众来说，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的程序较为陌生，时间经济成本可能都难以接受，所以这一规定相对来说对行政机关具有约束作用，但对普通公众来说操作性略微欠缺。

对行政机关的应当受到处分或者追究责任的情形缺少对“政府公布的信息不属实”的约束和制裁，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责任追究过于粗疏。

四、完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对策 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是一个系统工程，《条例》的实施无疑是此项工程的良好开端，但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实践绩效尚不尽人意，依法促进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尚有很长的路要走，面对实践中的困境，在考虑制度方面的因素，同时充分发挥《条例》的“倒逼”作用，推动相关领域的改革，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使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成为一个有效协调的体系。

（一）提高立法位阶，逐步拓展信息公开主体

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主体，主要是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两类主体，此外，教育、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环保、医疗卫生、计划生育、公共交通等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也制获取大量的社会公共信息，也负有信息公开的义务。

按照立法权限，行政法规不能给人大、法院、检察院设立公开信息的义务，实践中，地方各级人大、法院、检察院以及社区、村镇、企业等都在进行审判公开、检务公开、村务公开、厂务公开，甚至于校务公开和医务公开，这表明信息公开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然条例作为一个法规不能对这些方面的公开加以限制，而且在与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相冲突时无法自动解决。着眼国家民主化进程的长远目标，经过逐步积累经验，在条件具备时，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委会实时制定国家机关信息公开法，不仅国家行政机关，基层行政机关应受到该法调整，党委、人大、政协、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在内的其他国家机关，其信息公开行为也应受到该法的调整。

（二）细化《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信息公开的例外范围

目前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主要是针对政府主动公开的范围以及依照公民申请公开的信息范围做了列举性规定。并且《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在公开政府信息前，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对拟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审查。”此处以“国家有关规定”作为限制政府信息公开的一项审查标准，存在着致使政府信息免除公开的范围无限扩大的危险。而且，政府信息及其繁多并处于不断变化当中。仅以正面列举的方式确定政府应当公开的信息，政府信息公开范围的极其有限性。

因此，建议借鉴国外一些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中的例外规则，即确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理念，并将其作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原则性规范。根据该原则，细化《条例》第八条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例外情形，一一分项列出，规定所列例外情形之外的政府信息，均属于被公众所知的信息范围。对例外情形的详尽论述，有助于《条例》的实际操作，避免行政机关滥用自由裁量权，改变以往只以公开的信息是否对自己有利为考量标准来任意扩大免除公开的范围。

(三）理顺政府信息公开原则与保密原则的关系

行政机关在公开政府信息前，应当依照保守国家秘密法和其他法律法规对拟公开的政府信息在进行审查，是否可以公开，应当经相关部门确定。而我国现行保密法和档案法规定的原则是“以不公开为原则，以公开为特例”。

因此针对《保密法》、《公务员法》等法律对国家秘密的规定存在分类标准模糊，范围过于宽泛等问题，建议明确界定国家秘密的范围，对保密事项进行科学分类，以具体而明确的列举式立法加以规范。同时，对工作秘密的范围也以明确的列举式立法加以规定。对不列入政府信息公开的工作秘密，可以明确规定其范围：例如，与公众无关的机关内部人事规则或事务；行政机关决策过程中，机关之间或者机关内部在研、建议、讨论或者审议，一旦公开会影响决策过程或造成公众混乱的信息：与刑事执法有关，公开后会影响犯罪侦查、公诉、审判与执行刑罚，或者影响被告人公平受审判权利的信息；在特定情况下为执法目的而收集的信息等。

(四)相关配套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与协调

根据前述的分析，随着《政府信息公开法》的颁布实施，《保密法》、《档案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需尽快修改完善。对《保密法》的修改，除对国家秘密、工作秘密的范围作出明确、科学的界定以外，还应重点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完善《保密法》的立法指导思想，从政府信息公开原则出发，明确树立“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立法指导思想。其次，重新界定定密主体，规范定密程序。把国家秘密的定密主体界定为各级保密部门和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建立定密责任制，做到依法行使定密权。另外，可以考虑在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设立保密委员会，由保密委员会依法裁决哪些事项属于国家秘密的范畴。再次，建立强制解密制度，产生国家秘密信息的单位在确定密级的同时，还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规定保密期限和解密日期，强制性规定在一定时间内进行强制解密。审查后认为不需要在保密的即予解密。对有长于一般保密期限的特殊保密期限，限定最高年限，届时解密。另外，针对只定密不解密的情况，法律应明确规定解密的权限和程序。允许对定密解密有异议的个人和组织向有关机关提起诉讼。同时，对不按时解密的单位和个人，追究其必要的法律责任。

(五)加强政府信息公开的监督机制，建立切实可行的救济制度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中的救济，是指当申请人认为其知情权或第三人认为其隐私权或商业秘密受到侵犯时，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提出申诉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所体现的是没有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的思想，使申请人与第三人可以依法维护自己的知情权和其他权利。

特别是在政府信息公开中，要确立信赖利益保护原则，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即“基于维护法律秩序的安定性和保护社会成员正当利益的考虑，当社会成员对行政过程中某些因素的不便形成合理信赖，并且这种信赖值得保护时，行政主体不得变动上述因素或在变动上述因素后必须合理补偿社会成员的信赖损失。”目前，在政府信息公开的过程中，迫切需要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支持。由于信息发布的主体是政府，一般情况下公众会自然地对其产生信任感，但是一旦出现政府公布的信息不真实，不准确，对公众的信赖利益必定造成极大的伤害，也会破坏社会的稳定性。只有采用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当公民因政府公开的信息产生了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则允许政府随意变更或收回撤销该文件，而应当对受到伤害且无过错的行政相对人给与相应的补偿。信赖利益保护原则运用与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更有利于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建立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遏制信息发布中的随意性，实现公众对政府信息形成的稳定期，形成建立公信政府的良好氛围。

我们应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扩大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切实把政府信息公开作为政府施政的一项基本制度来落实，要拓宽群众参与渠道。扩展保障人民群众监督的各种法律法规的制定，健全在言论、新闻、出版、监督等方面的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反腐倡廉作用的法律法规，针对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形成有力的社会性监督机制。在制度设计上，要尽快启动全面的政府信息公开，是政府信息能够为尽可能多的民众所利用，要建立和健全行政监督、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权利监督与权利救济机制。我们应结合我国行政实践，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促进政府信息公开的全面展开，最终实现阳光政府的宏伟目标。

(六)以电子政务为重点强化网络信息服务制度

通过电子政务的建设，可以将政府所有拥的信息资源实现高度共享，实现公共信息资源的价值利用；减少公众的信息查询申请和相应的成本负担：为政府和公众的沟通开辟了新的和更方便的渠道。政府网站被定位为政府信息公开的“第一平台”，一方面信息上网后，防止人为的干预，从而保证信息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另一方面，由于行政审批的程序都是可观的，有利于行政监督，降低了不确定性。此外，通过在互联网上发布政府信息，可以减少公众信息申请的费用，极大地降低了获取政府信息的成本。因此，除了使用传统渠道公开信息外，政府还要充分利用信息网络的优势，全方位、多途径的实现政府信息的公开。除此之外，我们应继续建臵网络工程设施，为政府上网提供基础环境；建立统一的电子公文交换系统，便于政府各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便于提高行政公文的处理效率；建立便民网点服务站，为公众提供更便捷的服务，特别是为了尽量减少信息服务的不平衡，保障公众随时随地可以获取到政府信息。

结语

实现政府信息公开既可以促进我国电子政务的有效发展，也可以促进政府于公民之间的互动沟通，使政府得到公众广泛的信任和支持。同时公民可以随时随地地参与政府的管理，对国家权力起到最有效的监督作用。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完善，事关整个政府的运作模式的根本转变，牵一发而动全身，各方博弈，过程殊为艰巨。目前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不断地探索与发展，在实践中逐步完善现有的法律制度，完善整个法律制度体系；需要政府工作人员尽快转变思想；还需要公众广泛，积极的参与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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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浅议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完善

浅议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完善(1)

摘 要：完善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和保证，而作为社会保障法律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尚不健全，给农村的社会保障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因此，健全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具有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社会保障权 农村社会保障法 立法

社会保障法是指根据社会政策制定的，帮助公民克服生存风险、扶助弱势群体生活安全或促进大众福利的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规定：农村养老保障以家庭为主，同社区保障、国家救济相结合，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行对贫困农民的医疗救助的方针。确定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基本价值取向。我国宪法已经确立了农村社会保障的法律地位，目前农村人口占我国总人口80%以上，但长期以来农村社会保障始终处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边缘，有相当的社会保障的内容将整个农村人口排挤在体制以外。因此，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的法律制度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一、完善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必要性

1.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现阶段农村社会保障发展水平的需要。现阶段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发展水平偏低，使得加快农村社会保障法制建设成为必然要求：第一，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明显低于城市。这是由于长期的历史原因，也是由于城乡之间在生产社会化程度、就业、社会分配、收入消费结构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别，因而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保障不宜采取统一的模式，但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保障同样都需要发展。第二，现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以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不到位，国家在农村的政策扶持力度太小，使得在缺乏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下，仅靠政策难以使社会保险在农村的覆盖面扩大。第三，农民觉得“保险无保障”，不能解决基本生存问题，缺乏参保积极性。例如：按民政部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交费领取表》计算，每月交2元，交费10年后每月可领4.7元，15年后每月方可领取9.9元。

2.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新时期农民生产、生活保障的需要。在计划体制下的农村以集体保障为主体，家庭保障和国家救济为补充，随着农村市场改革深入，迫切需要建立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根据立法享受的，由社会提供必要物质帮助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首先，现阶段农村家庭保障逐渐瓦解；工业化与城市化使很多农民从第一产业转到第二、三产业，往往没时间照顾家庭；生育观念的转变使家庭规模逐渐缩小，传统的农村家庭保障功能弱化。其次，土地保障功能降低，农业的收益小，在遇到自然灾害和年老、疾病时无法保障基本生活。特别是对于被征地农民，除了土地补偿、安置费外，其就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也需要获得法律保障。再次，社区保障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社区保障适用于集体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的社区，其实施范围比较窄。虽然现阶段农村家庭保障、土地保障、社区保障在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仍

然发挥主导的作用，但从长远规划来说社会保障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又为农村社会保障实施提供法律保证。

3.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实现社会保障权，维护人权的需要。社会保障权是公民的一项重要的人权。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把“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宪法。我国于1997年10月27日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承认人人有权享受社会保障。要实现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的社会保障权必须尽快建立起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体系。

二、我国现行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不足

1.立法层次低，法律体系不健全。社会保障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其效力仅低于宪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社会保障法》仍处于起草阶段。国务院及相关部委颁布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大多以“规定”、“试行”、“暂行”、“决定”、“意见”、“通知”的形式出现，农村社会保障的相关内容，主要散见于政策文件、部门规章、相关机关发布的通知、命令等等。如民政部出台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方案》、《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关于进一步做好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意见》；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办公厅颁发的《2002年农村养老保险工作安排》等，立法层次偏低。各地分散的地方立法使社会保障制度难以统一，它带来的结果将是社会保障立法严重缺乏权威性和稳定性。关于农村社会保障的立法在许多方面仍属空白。目前还没有一部基本法来规范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仅有1994年由国务院颁布，2007年3月由民政部等相关部门修订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一部较高层次的行政法规，其他方面均缺乏法律的规定。民法、刑法、劳动法等部门法中缺少相应的配合，现有的零散颁布的各种条例、规定、通知和规定，相互之间缺少必要的衔接，不能形成配套法律体系，使农村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不健全。

2.现行社会保障法规、规章适用范围窄。从各种有关社会保障行政法规、规章的适用范围来看，其适用对象主要为城镇的各种企业。如1999年1月国务院259号令《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的征缴范围是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和其他城镇企业及其职工，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及其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征缴范围是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和其他城镇企业及其职工，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事业单位及其职工，民办非企业单位及其职工，社会团体及其专职人员。失业保险的征缴范围是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和其他城镇企业及其职工，事业单位及其职工。广大农村未被纳入社会保障的范围。

3.实施机制弱、缺乏法律责任机制。现行社会保障法规中缺乏法律制裁措施，目前最为突出的是对挤占、挪用、截留社会保险基金的行为得不到及时的惩治。我国刑法缺乏对这些行为规定为犯罪进行惩治的条款。一些地方政府利用掌管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便利条件而挤占、挪用和挥霍的情况时有发生，有的将社会保障基金借给企业周转使用，有的用来搞投资、炒股票，更有甚者利用职权贪污、挥霍，致使农民的“保命钱”大量流失，一些地方将农保基金违规存入地方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或者非银行金融机构，这些机构有的因经营不善亏损破产，致使存入的农保基金无法取出造成损失，形成支付危机。

4.缺乏法治环境，维权意识差。在农村特别是经济不发达地区，缺乏法治宣传与教育，农民缺乏法律知识，利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不强。法治意识淡薄，办事靠经验、凭感觉。长期以来，形成了政策盲区，维权弱势。如：有的企业通过召开职工（或股东）大会，拒绝参加社会保险。2004年12月1日颁布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加大了劳动和社会保障执法力度，在各地成立了专门的劳动保障监察机构，使社会保障“执法形象”得到改善。加强覆盖农村的劳动保障监察员队伍的建设和执法环境建设，提高农民维权意识，是改善农村社会保障执法环境的重要途径。

三、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建议

1.建立多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体系。首先，建议正在起草的《社会保障法》将农村的社会保障放在与城市同等重要的位置，有了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基本法才可以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纳入统一的法制轨道。然后在社会保障基本法律的基础上，进行急需的《农村养老保险》、《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的立法工作。以及农村社会救助；农村社会福利；农村军人及军属优抚等单行法规、规章的制定。其次，建议在修改社会保障相关法律时，将能够适用农村的内容包括进去。将其中歧视、排除农村和农民社会保障的内容加以删除、把农村和农民纳入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的覆盖范围，如修改《劳动法》时，适用对象包括农村生产经营主体。在此基础上逐步制定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

2.强化解决农村社会保障的司法机制。建议在人民法院设立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庭，专门从事审理劳动和社会保障争议案件，在条件成熟后，可借鉴国外普遍实行的专门法院审判方式，建立我国专门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法院。既可以增加人民法院的办案效率，又可以更好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农村长期以国家救济和农民互助为主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民的权利意识淡弱，更缺乏法律知识，由于权利主体的强势地位，难以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昂贵的诉讼费用，因此，还可在农村建立专门的社会保障争议仲裁和调节机构，既节约司法成本又可以省去农民的讼累和诉讼费用。另外，要加强对农民解决纠纷的法律援助和律师协助。目前律师主要集中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中，而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难以得到律师的帮助。诉讼费用的高昂也使困难农民望而却步，法律援助的实施可以有效地解决以上难题。

3.与其他法律部门的立法内容衔接。为保证社会保障法律规范的有效实施。建议在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时增加对挪用、挤占社会保险基金的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制裁措施；必须通过立法解决社会保险费的收缴问题，加大强制收缴社会保险费的力度，对欠缴、拒缴社会保险费的，建议在正在起草中的《社会保险法》规定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在民法中增加对于企事业单位拒不为员工支付社会保险金的，致使员工的社会保障权益受到侵害的，该员工可通过提起侵权之诉寻求救济。2007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的《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作为建设用地的，应当依照土地管理法等法律规定办理。而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及相关法规、规章规定土地补偿费、安置费中没有包括社会保障费用。因此，建议失地农民的养老、就业、医疗所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从征地补偿费、安置费和政府土地出让金中安排，计入征地成本，由用地单位或当地政府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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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论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论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一、实行金融监管的必要性

（一）什么是金融监管体系

所谓的金融监管体系就是一国的政府或其代理机构对金融机构实施的各种监督和管制，包括对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业务范围、市场退出等方面的限制性规定，对金融机构内部组织机构、风险管理和控制等方面的合规性、达标性要求，以及一系列相关的立法和执法体系与过程。

（二）金融监管的理论基础

金融监管的理论基础在于金融市场它的不完善性，金融市场的失灵促使政府有必要对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进行外部监管。其失灵表现在:金融市场可能存在不完全竞争,如垄断、不正当竞争，寡头市场等；金融市场的负外部效应严重；信息不对称导致金融市场的低效率。

（三）导致金融监管的现实原因

因为金融业是高风险行业，所以面临的风险极多。如信用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市场风险、政策风险和国家风险等。并且，风险之间具有连锁效应，某一风险的发生极易引起风险的传导、扩散。因此，实行严格的金融监管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现状及其存在问题

（一）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现状

由于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我国金融市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蕴藏在市场中的风险被加剧。主要表现在：针对银行安全稳健经营的金融风险监管几乎是一片空白。中央银行的主要监管部门把相当大的一部分精力放在机构审批上, 而对其日常营运活动的监管则非常不够。银行稽核或检查主要是一种中央银行政策落实性检查, 而非现代意义上的银行风险监管。银行的稽核或检查, 对违规、违章、违纪的金融机构的处罚等等, 都没有一套明确和规范化的标准，使得金融监管在实际操作中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所以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有待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

（二）我国金融监管体系所存在的问题

（二）监管内容过于狭窄，不能实现完全有效地监管

金融监管的内容应该涵盖所有从业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从市场准入到市场退出的所有业务经营活动。我国目前的监管内容主要是市场准入监管中还存着重审批、轻管理、重传统的存贷业务。轻表外业务及其他创新业务，重国有银行，轻其它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等问题。监管内容的狭窄，势必影响监管工作的有效性，会使监管无的放矢。

第五篇：论我国房地产信托法律制度

论我国房地产信托法律制度 发布日期：2012-07-08 作者：李国蓓律师

房地产信托是信托的一种，从广义上讲，与房地产有关的信托都可以称之为房地产信托，其又可以分为财产信托和资金信托两种方式。财产信托，指房地产物业的所有人作为委托人将其所有的物业委托给专门的信托机构经营管理，由信托机构将信托收益交付给受益人的行为。资金信托是指受托人（信托投资公司）遵循信托的基本原则，将委托人委托的资金以贷款或入股的方式投向房地产业以获取收益，并将收益支付给受益人的行为。

相对于目前股市震荡、楼市低迷、房地产企业资金回笼不畅等因素，开展房地产信托，特别是资金信托这种方式，已成为房地产企业经营运作中一条重要融资渠道。2010年11月，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信托公司房地产信托业务风险提示的通知中提到： “个别信托公司开展这项业务不够审慎。”随着监管层持续加大对于房地产信托产品的管理力度，房地产信托产品增速呈减缓态势，加之政策的收紧也使得投资者对于房地产信托产品的热度降温。此外，由于《净资本管理办法》要求各信托公司的融资类房地产信托的风险资本计提比例高达3%，很多净资本接近红线的信托公司也必须要减少房地产信托的发行。房地产信托在产品开发、运作和经营等诸多方面遭遇尴尬。

2010年房地产市场骤冷，房地产公司纷纷在信托产品中寻求资金出路，多家媒体报道称房地产信托是刀尖上的舞蹈，即意指房地产信托产品不断推新而立法相对滞后，其结果有可能直接导致委托人设立信托目的落空和受益人利益受损。

回顾我国现行规范房地产信托业的法律法规，在立法上呈现出“一法、二规、三文件“的框架型格局：

“一法”指的是2001年颁布的《信托法》，这也是我国信托领域的基本法。“二规”指的是银监会于2007年颁布的两部规章——《信托公司管理办法》和《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

“三文件”指的是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先后发布的三个通知，分别是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简称121号文)、2005年银监会发布的《加强信托投资公司部分业务风险提示的通知》(简 1 称212号文)、以及2006年银监会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管理的通知》(简称54号文)。这三个文件在内容上渐次严格，使得房地产开发商的融资渠道逐步缩窄，融资难度逐步提高。

此外，银监会还于2004年发布了《信托投资公司房地产信托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该办法界定了房地产信托业务，规定了经营规则、监督管理、风险条款，业界和学者普遍希望其能对规范房地产投资信托业务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然而，现行的信托法律制度设计对房地产信托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2007年颁布实行的新“二规”对原有的旧“二规”虽有重大修订，例如旧《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业务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了“接受委托人的资金信托合同不得超过200份(含200份)，每份合同金额不得低于人民币5万元(含5万元)”。这意味着信托投资计划只能以私募的方式来开展。而在新《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中，这条为学者广为诟病的规定被删除，取而代之的是“单个信托计划的自然人人数不得超过50人，合格的机构投资者数量不受限制”。这使得信托计划的规模得到了扩张，但是相对于房地产信托业的发展来说，《管理办法》的改进仍然不够彻底，这表现在：

1、规定“合格投资者”包括：(1)投资一个信托计划的最低金额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的自然人、法人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2)个人或家庭金融资产总计在其认购时超过100万元人民币，且能提供相关财产证明的自然人；(3)个人收入在最近三年内每年收入超过20万元人民币或者夫妻双方合计收入在最近三年内每年收入超过30万元人民币，且能提供相关收入证明的自然人。如此高的投资门槛使得大部分中小投资者对信托计划望而却步。

2、规定“参与信托计划的委托人为惟一受益人”。这种规定与信托最基本理念背道而驰，也与其上位法《信托法》的规定相左：“受益人是在信托中享有信托受益权的人。受益人可以是自然人、法人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委托人可以是受益人，也可以是同一信托的唯一受益人。受托人可以是受益人，但不得是同一信托的唯一受益人。”

3、规定信托公司推介信托计划时，不得有以下行为：“(一)以任何方式承诺信托资金不受损失，或者以任何方式承诺信托资金的最低收益；(二)进行公开营销宣传”。这就始终将信托公司推行信托计划限制在非公开发行的范围内。同时，与房地产信托相关的配套法律法规在立法上也存在互不衔接的问题： 例如房地产法律制度。虽然《物权法》第10条规定了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但是具体制度至今并未出台；《土地管理法》、《房地产管理法》仍然并存，登记制度并未统一。这造成房产和地产的登记机关不统一，登记程序不统一，登记效力不统一，以及登记权属证书不统一。这些不统一导致“信托财产”不确定。信托的本质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财”，信托是一种财产管理制度，其载体是信托财产。我国《信托法》第七条规定，设立信托必须有确定的信托财产。信托财产必须是委托人合法所有的财产，包括委托人拥有的合法财产权利。凡是具有金钱价值的东西，都可以作为信托财产，比如动产和不动产，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财产权利是一种无形财产，包括股票、债券、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等。信托财产必须是委托人合法所有的财产或者财产权利。信托是委托人将财产或者财产权利委托给受托人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因此，委托人对该财产或者财产权利必须具有合法的所有权，只有这样，委托人才有权对该财产或者财产权利设定信托。同时，信托财产必须具有合法性，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流通的财产，不得作为信托财产；法律、行政法规限制流通的财产，依法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才可以作为信托财产。房地产信托在发展过程中有依赖于完善的不动产登记制度，统一登记制度对于什么是合法的信托财产有重要的意义。

房地产信托财产是委托人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并由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财产。从信托的成立看，委托人不将信托财产委托给受托人，信托就无法成立；从信托的运作看，受托人的活动是围绕着信托财产的管理或者处分而展开的，没有信托财产，受托人的活动和受益人的利益将会失去存在的基础；从信托的存续看，如果信托财产不复存在，信托关系就会消灭。因此，信托是以信托财产为基础的法律关系，没有确定的信托财产，就没有信托。所以，设立房地产信托必须具有确定的房地产信托财产。

再例如证券法律制度。我国2003年颁布《证券投资基金法》，而现行《证券法》定义的证券只包括股票、公司债权和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以及政府债券、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和债券衍生品种，这其中不包括信托受益凭证，房地产信托被局限于证券投资基金的形式，范围较窄。此外，依照我国现行《信托法》，可以取得受托人资格的法人主要是指信托投资公司。这就意味着，信托只能由信托机构发行，使得信托机构成为法定垄断的中间机构。开展房地产信托产品不仅对于房地产企业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对于居民家庭也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信托产品在国外被广泛应用，包括家庭中的财产，也就是我们所称的私人信托。使用私人信托能够使很多家庭成员从中获益，而不用把家庭财产权进行分割。作为房产，可能整个家庭只有这一项财产，信托是一种很有效的机制，它可以使家庭成员或者单独的、或者集体的，以委托人认为合适的方式来享用这个房屋。还有可能这些受益人是一些老年人，他们可能由于制度上的因素不能获得一个很好的养老待遇，而使用了房产信托，相对减少国家的、集体的或个人的有限的资金支出，从而使这些受益人在年老体弱时有足够的资金以安渡晚年。房产信托也可以使一些目前还没有生出来的人进行获益，比如说委托人目前可能没有任何子女，但是他可以设立一项房产信托，使他未来的子女或者说孙子女来获益。

总之，房地产信托业的良性发展无论是对于房地产企业的经营还是公民个人都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我国信托制度起步晚，在这些方面发展还不是很完善，需要立法机构不断充实相关法律规范内容，保障房地产信托业稳健发展。

作者：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 李国蓓 2011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