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推进情况的调查(一)

第一篇：关于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推进情况的调查(一)

关于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推进情况的调查

（一）填报单位：大洼区（东风）镇/街道（河沿）村/社区 填报人姓名：冯野 职务：网格化管理员 联系电话：*** 审核人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一、自然情况：常住人口（525）户（1750）人；自然屯/小区（6）个。

二、工作推进情况：

1、村/社区党总支委员会、村/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8）人，社工编制（3）人，分工情况： 书记刘合斌负责全村全面工作；副书记张双负责党建工作；社会副主任雷海负责综治维稳；农业副主任崔立占负责农业；会计官丽萍负责会计、报账工作；网格化管理员冯野负责网格化管理；妇女主任王明侠负责妇联；社区辅警刘延山负责驻村辅警和民兵工作。双休日是否休息（是），安排（一）名值班人员值班；村/社区基本运转经费是否有保障（是）；村/社区人员工资是否有保障（是）。

2、村/社区网格管理服务（党建）中心是否有敞开式办公场所（是），面积（30）平方米；全村/社区划分网格（5）个，网格员（5）人，网格员职责（网格内项各

类

工

作

事

。）；配备网格管理员（1）人，职责（全村各网格联系沟通整合信息报送等工作）；村/社区党建中心工作人员（5）人，职责（全村党建工作）；是否建设数字化信息平台（是），是否与镇/街道网格管理服务中心联结开通（是）；本村/社区网格员本年度报送各类信息（170）条，村/社区自行解决（170）条。

3、确定的村/社区级任务清单（75）项，权责清单（13）项，便民服务事项清单（55）项，与村民/社区居民相关补贴、慰问等政策性资金清单（0）项，由村/社区办理、与村/居民相关的各类证件清单（0）项，村/社区出具证实类材料清单（0）项；是否实现网上审批（是）。

4、警务室是否建成使用（是）；公安警察每周到村/社区（2）次；配备辅警人数（1）人，每周在岗时间（5）天，职责（负责全村治安维稳工作）。

5、村务监督委员会是否建立（是）；组成人数（3）人；主任由（刘忠刚）担任；本年度进行民主监督和民主评议（2）次，评议的内容及评价结果的运用情况：

①宜居乡村建设民主监督和评议 ②村水利工程民主监督和评议 ③

6、驻村/社区单位（2）个，建立驻村/社区单位党组织（2）个。是否推行社区兼职委员制度（是）；是否落实党员到居住地党组织报到制度（是）；是否推进居委会下设环境和物业管理委员会工作（是）。

7、社会组织情况：行业协会商会类（0）个、科技类（0）个、城乡社区服务类（0）个、公益慈善类（0）个，其他（0）个。各社会组织名称：

8、本村各类工作制度名称：

诚信承诺制度、首问责任制度、一次性告知制度、限时办结制度、预约服务制度、申报登记制度、服务承诺制度、否决报备制度、监督投诉制度、违规责任追究制度、民主评议制度、卫生管理制度、信息采集及上报制度、事件处置及反馈制度、处理限时办结制度、处理预约联动制度、信息管理制度、远程教育平台管理制度、现代远程教育终端站点工作人员制度

9、便民服务开展情况：为便于百姓办事设置窗口接待，事项登记、政策咨询，业务办理。目前开展情况良好。

三、尚需解决的问题及建议：无

第二篇：持续推进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

持续推进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 2015年06月25日02:39 新闻晨报

晨报讯 中共上海市委昨天上午举行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工作交流会，对去年市委一号调研课题形成的“1+6”文件贯彻落实情况进行总结，动员部署下一阶段重点推进工作。市委书记韩正指出，以党建为引领，持续推进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各项工作，一切要从基层实际出发。“我们推进创新的工作，总会遇到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基本的工作方法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发现问题中改进工作，在解决问题中推进工作，最终使基层有活力、管理出实效、群众得实惠，使全市社会治理、基层建设工作开拓新局面。”

市委副书记应勇总结了上半年本市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推进情况，并对下一阶段工作进行部署。市委常委沈晓明、徐泽洲、尹弘出席，会议由副市长时光辉主持。会上，杨浦区委书记等进行了交流发言。

推进创新社会治理和加强基层建设：顺势而为，增强合力，聚焦问题，积极稳妥

韩正说，下一阶段，以党建为引领，持续推进创新社会治理和加强基层建设各项工作，关键要把握好四个环节：顺势而为，适应街道体制的变化；增强合力，使街镇职能切实向服务和管理转变；聚焦问题，深化推进网格化管理；积极稳妥，落实队伍建设的各项政策举措。

街道体制调整完善：各部门要主动适应新体制

“街道体制调整完善是这次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任务。调整之后如何适应？首先是要适应社会发展的变化，新问题新情况出现，都是在社会发展变化中产生的。其次要想清楚弄明白，究竟是谁适应谁。”韩正说，一方面，市、区各部门要主动适应街道的新体制，而不是街道新体制去适应上面各条线，这就对条里工作提出了新课题，即如何适应基层新变化。另一方面，街道干部要加快适应街道体制机制新变化以及对工作提出的新要求，街道内部机构调整，关键不在于牌子，而要看实质。

落实“1+6”文件重点难点：取消街道招商引资，转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

韩正指出，全面取消街道招商引资，下决心把街道职能转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是落实“1+6”文件的重点，也是难点。经过七、八年来的调查研究、探索实践，从部分取消街道招商引资到当前全面取消，市委下了大决心。这件事符合改革方向、符合群众期盼、符合特大型城市管理的规律，再不推进落实就会错失时机。取消街道招商引资必须坚定不移，不断提高认识，执行不允许做选择、打折扣、搞变通。

规范基层网格化管理：重心要落在处置和解决问题上

“城市网格化管理是基层建设的基础性平台，关键是建立完善问题的发现机制和解决机制。”韩正指出，这次“1+6”文件进一步统筹规范了全市基层网格化管理，不仅注重完善问题的发现机制，更要在问题的解决机制上下工夫，重心要落在处置和解决问题上，通过街镇综合执法管理来及时高效解决问题。

五单位发言

杨浦区委书记诸葛宇杰：今年，区里剥离了街道招商引资职能，取消相关考核指标和奖励。街道从事招商引资工作的400多名工作人员，除158人选调到区层面从事相关工作外，其余都加强到管理和服务岗位上。调整后，街道主要领导有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回归到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

长宁区委书记王为人:区里梳理了街道8个内设机构与区职能部门、社区各中心的工作对接关系。同时围绕职能转变，修订街道工作考核评价办法。减少了近35项考核内容，增加群众满意度测评分值，分值从原来的20分提高到30分。

闵行区委书记赵奇：今年将试点推进城管、房管、规土、卫监、安监、水务六支执法管理队伍力量下沉，近1000人由街镇管理使用。近期还将对新成立的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执法队伍进行整合、梳理，适时下沉部分力量，预计可增加街镇管理力量400人。

静安区静安寺街道党工委书记胥燕红：通过项目化治理，目标任务转化为实在的项目，在项目产生确定时，注重自下而上向居民广泛征集意见； 在项目的受益人群上，特别注重覆盖面；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突出党员参与性。

金山区朱泾镇党委书记蒋永华：全镇77平方公里划分为151个网格，实现社会事务管理，做优网格中的公共服务，搭建与群众的互动平台。网格负责人分别由党政班子分管领导和村居委书记担任，既要定时巡诊，又要接好门诊、及时出诊、看好急诊、技术会诊、迅速转诊。

第三篇：积极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积极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要求、新部署。将“社会管理”改为“社会治理”，由“管理”到“治理”，只有一字之差，但含义更深刻、内容更丰富、要求更明确。这标志着由传统的社会体制向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现代社会体制转变，也就是要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和管理创新逐步实现国家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这是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新飞跃，是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发展。

一、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基本要求

总的看来，我国现行社会体制与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大体相适应的，这是一个基本判断，也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基本出发点。也就是说，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绝不是对现行社会基本制度的改弦易辙，而是在党的领导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使基本制度优势得到更好的发挥。其基本要求是，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大限度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性，最大限度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最大限度增加社会和谐因素，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科学化、现代化水平，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整个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国家现代化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为此，需要着重推进以下七个方面创新：

（一）创新社会治理理念。正确的社会治理理念是实施有效治理的前提和基础。这里最为重要的，是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社会治理一切为了人民的理念，做到为民、亲民、爱民、利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随着改革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日趋多样化、个性化，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法治意识不断增强，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安居乐业的要求越来越高。当前，各种人民内部矛盾和社会矛盾中大量问题是由利益问题引发的。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积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不同层次的社会需求，发展社会生产，优化经济结构，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另一方面，要切实处理好“维稳”和“维权”的关系，要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完善对维护人民权利和切身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切实体现公众社会需求导向，更加尊重人的尊严，更好保障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二）创新社会治理主体。社会治理主体是实施治理行为的能动力量。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地位角色构成了治理的基本格局。在新的社会治理格局中，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党委领导是根本，政府主导是关键，社会协同是依托，公众参与是基础。多元社会主体合作共治，是社会治理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在当前我国的社会治理中，重政府包揽、轻多方参与的现象还较为普遍，社会治理工作往往成了政府的“独角戏”。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就要进一步优化社会治理主体格局，从单纯重视党委政府作用向党委政府与社会多元主体共同治理转变，既发挥党委、政府的领导和主导作用，又要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包括各类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和公民个人参与社会治理，充分发挥多元主体各自应有的功能和作用，使多元主体良性互动，形成社会治理整体合力。

（三）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治理方式反映了治理行为运行的特点和规律。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不仅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方面，而且是转变我国社会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社会治理要讲究辩证法，既要管理又不能管得太死，要做到刚柔相济、宽严适度，使社会活跃起来而又有序运行。关键是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一要坚持系统治理，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充分发挥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二要坚持依法治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实现治理方式从单纯行政管控向注重法治保障转变。三要坚持综合治理，实现社会治理手段从单一向行政、法律、经济、教育等多种手段综合并用转变，特别要注重诚信建设，规范社会行为。四要坚持民主治理，要按照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五要坚持源头治理，预防为先，动态治理，实现治理环节前移，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

（四）创新社会治理体系。构筑全面、系统、有效的供给、服务和保障体系，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方面。一要扩大公共服务体系。既要推进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发展与体制创新，也包括推进就业、住房、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等民生事业发展与改革。特别要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二要健全公共安全体系。食品药品安全、生产安全、防灾减灾救灾、社会治安防控、网络安全是公共安全治理的重要内容。要抓紧完善统一权威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构，建立最严格的覆盖食品生产、流通全过程的监管制度，健全食品原产地可追溯制度和质量标识制度，保障食品药品安全。建立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健全防灾减灾救灾体制。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依法严密防范和惩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特别是要主动适应社会信息化的大趋势，健全网上网下管理体系，维护公共利益和国家网络信息安全。三要完善应急管理体系，关键在于进一步完善“一案三制”。四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既要加强传统安全体系建设，更要加快非传统安全体系建设，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以上这些社会治理体系建设都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在社会治理的实践过程中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有机整体。这就要求我们的社会治理改革创新要注重系统性、协同性和整体性。

（五）创新社会治理制度。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最根本的在于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当前，相关制度的缺失、滞后和不规范是许多社会矛盾产生的重要根源；社会转型过程中新旧制度接续之间出现一些断裂、真空地带。有效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大力推进社会治理制度改革创新：一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领域的基础制度供给和制度设计，加快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型社会治理制度体系。二要实现从传统的重视命令式、运动式、动员式的社会治理制度向法治型、互动式、规范化的社会治理制度的转变，显著提高社会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水平。

（六）创新社会治理机制。当前，我国社会治理机制的主要问题是：群众权益表达渠道不够畅通、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程度较低；矛盾纠纷的各种调解机制彼此互动衔接不够。为此，应注重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一要健全重大决策社会风险评估机制。凡是推出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都要把社会风险评估作为前置程序、刚性门槛，使重大决策的过程成为党委、政府倾听民意、改善民生、化解民忧的过程，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发生。二要建立通畅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充分发挥人大、政协和人民团体、行业协会以及大众传媒等社会利益表达功能，完善公共决策社会公示制度、公众听证制度、专家咨询论证制度；建立健全个人心理医疗服务体系，开展个人心理调节疏导工作。三要建立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机制。进一步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四要改革信访工作机制，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健全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机制；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制轨道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

（七）创新社会治理能力。要全面提高各个社会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包括党委政府创新社会治理的能力、各类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社会自我调节的能力和社区、居民自治的能力。这样整个国家社会治理体系才能更加有效运转。为此，要围绕提高全社会的治理能力，加强和创新干部教育培训的形式和内容，加快建设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和志愿者队伍；注重运用云计算、物联网、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化手段开展基础信息采集工作和分析处理，在学习借鉴国外先进信息技术的同时，加强社会治理信息技术自主研发的能力和水平，加快制定社会治理领域信息技术系统和平台的行业标准。要加快制定和完善社会治理规则体系，加大社区居民自治知识的宣传教育力度，搭建和营造良好的社会治理框架和环境氛围。

二、着力把握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五个关键环节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社会的深刻社会变革，需要从多方面着力，特别应当把握好政府善治、合作共治、基层自治、社会法治、全民德治五个关键环节。

（一）政府善治：创新政府治理方式，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应当说，将之前的“政府负责”改为“政府主导”，是对建立现代化政府、实现政府善治的更加明确要求。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制定相关社会治理规制、政策和标准体系，制定与实施社会建设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提供社会治理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服务，依法行政和依法监管，维护社会良好秩序、保障公共安全等。目前，我国政府治理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全能型政府”“管制型政府”在地方还大量存在，政府社会治理缺位现象还较为普遍；公共权力运行不够规范，依法监管意识和能力薄弱。为此，要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要向社会放权，都可以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还要建设效能型政府，增强政府公信力、执行力和服务力，建设人民满意政府。

（二）合作共治：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发挥社会组织的桥梁作用。社会组织是现代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主体，是解放和激发社会发展活力的重要能量。现代社会治理需要更加重视充分调动和发挥社会组织的桥梁作用，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共治。现阶段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存在不少弊端，解决这些问题，一要加快实施政社分开，规范发展现代社会组织体系，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二要加快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降低社会组织登记门槛，使之做到权责明确、依法自治。三要营造良性社会生态，发展合作关系，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社会、社会组织与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与公众之间建立一种广泛、平等的合作关系，构建开放型现代社会组织生态系统。四要加快社会组织立法进程，优化社会组织发展制度环境。特别要抓紧研究制定指导、规范各类社会组织发展的基本法律——《社会组织法》，保障合法权益，实行依法监管。同时，要强化各类企事业单位的社会治理责任，使它们发挥在社区建设、安全生产、处理劳资关系、发展公益事业、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

（三）基层自治：重视基层社会自治，发挥群众参与的基础作用。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基本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治理首先需要社会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这是维持社会和谐稳定和社会安全秩序的自动调节机制。要积极探索社会治理新途径、新形式，形成社会治理人人参与、成果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一要健全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增强基层社会自治功能，扩大群众参与范围和途径，丰富自治内容和形式，努力实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实现政府治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二要加强和改进城乡社区建设，注重发挥社区作用，规范和提升居民自治和村民自治水平，夯实基层民主制度建设，使之更好地适应和服务于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趋势和要求。三要大力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建立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平等合作关系，提高社会组织自治与服务社会的能力。四要建立健全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保障，搭建多样化、多层次的参与机制，并从组织、人力、财力、设施等方面创造条件保障基层自治。

（四）社会法治：推行法治社会建设，发挥法治的保障作用。法治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准则和手段，全面推行法治，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最重要标志。要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立法、执法、司法、遵法、守法普遍提升。一要加快社会领域立法进程，尤其要加大规范社会组织、城乡社区、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立法力度，建议抓紧制定《社会稳定法》。二要深化执法、司法体制改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包括深化执法、司法公开，提高执法司法透明度，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切实维护人民权益。三要大力增强全社会法治观念和法治意识，深入开展法治社会宣传教育，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做到“学法、知法、遵法、用法、守法”，在全社会树立法律至上的基本信念和行为准则，显著提高全社会的法治水平。

（五）全民德治：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发挥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既要靠法治，又要靠德治，做到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二者并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是全社会一致认同的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它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灵魂作用，为此，要积极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壮大主流思想舆论阵地，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激发广泛的社会共鸣；要加强社会思潮动态分析，强化正面引导，凝聚社会共识；要树立“全民德治”观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公民道德建设，加强公民道德教育，使之成为公民行动的准则。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项极为复杂、艰巨、长期的系统工程。我们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弘扬改革创新精神，凝聚改革共识，深入开展社会治理创新理论研究，积极投身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院长

第四篇：广东省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调查

强综治 创平安 促发展：

广东省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调查

○建立镇街综治信访维稳中心，调处矛盾纠纷成功率达94％

○构建“五个一网”，公安运用信息化手段进行社会管理和服务

○实施居住证制度，3000万流动人口和谐融入广东城乡5月，南粤大地，苍翠葱茏。流动人口达3000多万，网民近5000万，新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日益增多……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省经济转轨早，社会转型早，无论是社会矛盾还是治安问题暴露得更早、更充分，社会管理的新问题也来得早、来得多、来得快。

近年来，广东政法综治、公安和各有关部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迎难而上，强综治，创平安，促发展，大胆进行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

重心下移 源头治理

镇街建“综治信访维稳中心”

目前，广东全省1584个镇街和19个镇级农场(管理区)建立了“综治信访维稳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同时，镇街中心开始上伸下延——在县区设中心，在社区、村和规模企业设“综治信访维稳工作站”。

“社区排查的每一起矛盾纠纷，在网上都有记录，我们可以全程跟踪矛盾处理情况。”5月8日，在深圳市南山区招商

街道“中心”，党工委书记、中心主任黄立新指着电脑屏幕说。招商街道实行网格化管理，街道分80多个网格，配备管理员、协管员、督导员，“一格三员”全天候“扫街”、“扫屋”，排查处理矛盾纠纷和其他社会隐患。他们还研发出一套综治信息系统，全程跟进每一起问题隐患的处理。

有了镇街中心，“把矛盾解决在基层”有了体制机制保障。在广州市猎德街，川籍打工妹在中心帮助下拿到了3840元欠薪；在汕头市潮阳区文光街道，由于中心调解，579名职工领到补偿款253万元；广珠轻轨横穿中山市南头镇，中心提前介入做群众工作，190户居民顺利拆迁……

2009年，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广东维护社会稳定的压力骤然增加。针对多数社会矛盾产生在基层、原有镇街综治部门“综而不合，合而不力”的现象，广东省委、省政府决定推行镇街中心建设。中心全面整合综治、信访、维稳、司法行政、公安、法庭、劳动、流动人口和出租屋服务管理等部门资源，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大手段，以“六联”机制为抓手，实施矛盾综合调处、治安综合治理、社会综合管理。镇街中心“一个窗口服务群众、一个平台受理反馈、一个流程调处到底、一个机制考核落实”。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镇街中心调研时认为，中心没有增加人员，没有增加编制，综合以后，实现了“1＋1＞2”的效果。他说:“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建设是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的成果，也是转变作风、狠抓落实的结果。”“传统的管理体制重心在上面，镇街中心实现重心下移，整合基层维稳力量，改变以往各自为政、孤军作战的局面。”在广东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厅长梁伟发看来，“整合”、“重心下移”、“体制转变”、“机制完善”是镇街中心创新的关键词。

基层稳则全局安。广东全省镇街中心建成以来，共受理各类信访和矛盾纠纷191325件，已调结180299件，调处成功率达94.24％。民转刑和民事案件下降，群体性事件数量逐步下降。2009年全省八类严重暴力犯罪案件同比下降25.1％，全省进京上访人数下降69.4％。

全警用网 服务群众

信息化引领公安创新

“感谢永安警务室，白燕街得救了！”

在佛山最具人气的C2000论坛上，你能看到这样一个网友帖子。去年3月，佛山市公安局禅城分局永安派出所在C2000论坛开设“永安警务室”。根据网友投诉反映，派出所及时整治“偷扒”活动比较严重的白燕街，受到网友称赞。2008年12月，广州番禺公安分局在互联网上首建了“华工警务室周sir博客”，发布警情提示，与大学城师生开展网上互动。博客开通以来，华工社区诈骗警情同比下降13％，入室盗窃警情同比下降67％。

治安、户籍、出入境、消防……公安机关承担大量社会管理工作。在互联网迅猛发展新形势下，广东公安通过信息化建设引领社会管理创新。从2007年开始，他们在全省构建包括公安指挥中心平台、警务综合信息系统在内的“一平台

三系统”，推行以视频监管一网控、办案办公一网通、情报信息一网综、服务措施一网办、工作执法一网考为内容的“五个一网”。

公安民警学网用网，运用信息手段进行社会管理，在广东逐步成为普遍现象。

5月7日，在广州市出入境管理服务大厅，市民黄佩娴在一台叫“办证易”的机器面前，不到2分钟，就自助办理了赴港澳再次签注申请。去年，广州市出入境办证量是350多万件，其中通过电话、上网等各种自助系统办理的超过80％。在东莞市，建设工程从消防设计审核、备案到消防竣工验收等11项消防审批项目，都可通过互联网办理来节约时间。广东省公安消防总队防火部副部长肖蓉介绍，以前是内网上办公，现在是互联网上办公。从去年5月至今，全省消防业务网上受理件数占到总数约78％。

信息化建设为“情报主导警务”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日前，广州警方通过网上舆情分析发现，在迎亚运的“穿衣戴帽”外观装饰工程中，一些群众对工程质量、工期拖延和引发入室盗窃等问题不满，出现不稳定苗头。他们一边将舆情研判意见送到警情高发的公安分局，指导打防管控；一边将情况通报市建委等有关部门，改进工作，疏导群众情绪，避免了发生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

通过信息化建设，广东公安社会管理的基础信息的完整率、准确率不断提升，信息情报实现了共享。今年以来，通过“网上作战”，抓获逃犯7928名，同比上升55.5％。2009

年，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调查表明，广东省公众安全感达到87.9％，同比提升1.4％；公众治安满意度达到86.8％，同比提升0.5％。

告别暂住证 破解二元化

流动人口实现“一证通”

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是当前社会管理的一大难题。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流动人口不断增多。1982年广东暂住人口不足50万人，现有2749.5万人，实际超过3000万人，居全国各省份之首。流动人口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也给社会管理和社会治安带来压力。

去年7月30日，《广东省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条例》经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今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在广东实行近20年的暂住证制度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全省通用的居住证。流动人口在省内流动，不用像过去那样每到一地就办一张暂住证，只要办理居住地址变更就可以了。从“暂住证”到“居住证”，一字之差，在理念和体制上却是变化巨大。

居住证“一证通”制度在深圳先行先试。5月8日，深圳中兴通讯公司的川籍员工罗亚琼告诉记者:“有了这个证，就有了一种归属感。孩子上学不再需要交纳借读费，在深圳直接办理港澳通行证，不用再回老家。”

“办了没好处，不办没坏处”，以前暂住证制度强调强制办证，一些流动人口抵触办证，办证率低，管理功能弱。现在，政府为办理居住证的流动人口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公共就业服务、传染病防治等7大类公共服务。办理了居住证的流动人口还可以享有在居住地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办理机动车注册登记手续等4大类公共服务。

在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道办事处，前来办理居住证的人可以获赠一份保额为20万元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番禺区出租屋流动人员管理办公室主任黎梓华介绍说:“首次办证免费，提供配套服务，外来人员主动办证的积极性很高。”在提供服务的同时，管理水平也上去了。在每一张居住证上，都记录着该居民的详细住址。在记者所到的城乡，通过出租屋的登记管理，每间出租屋都有一个固定编号。广东省政法委副秘书长、综治办主任陈少波说，实行居住证制度，由过去单纯的“以证管人”向“人、屋、业、证”四位共管的格局转变，实现了“三实”(实有人口、实有房屋、实有就业)同管。管理机关对流动人口基本做到“情况明、底数清”。

目前，全省已经发放居住证近1300万张。从最初被称为“外来工”，到现在被称为“新市民”；从强制性办理暂住证，到引导办理居住证；从自我谋生存，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3000万流动人口正和谐融入广东城乡，共享发展成果、共建美好家园、共创平安和谐。

第五篇：创新社会治理

如何推动社会治理创新

一、什么是社会治理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小标题下，用了1000字左右的一段话，阐述了一个新的执政理念——社会治理。此前，经常使用的一个类似概念是“社会管理”。新的“社会治理”概念的提出，引出了一系列问题：什么是社会管理？什么是社会治理？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是什么关系，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为什么要用社会治理取代社会管理？

“Governance”即“治理”的概念，在20世纪后半期随着新公共管理理论的风行而得到学界和政界的青睐。上个世纪90年代，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的界定是：“个人和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其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并列出了“治理”概念的四个特征：其一，治理不是一套规章条例，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其二，治理的建立不以支配为基础，而以调和为基础。其三，治理同时涉及公、私部门。其四，治理并不意味着一种正式制度，但确实有赖于持续的相互作用。值得关注的是，在这段对“治理”特点的表述中，可以概括提炼出四个关键词，即“过程”、“调和”、“多元”和“互动”。

按对“治理”的理解来看“社会治理”，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界定：在社会领域中，从个人到公共或私人机构等各种多元主体，对与其利益攸关的社会事务，通过互动和协调而采取一致行动的过程，其目标是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行和满足个人和社会的基本需要。

参照以上提出的“治理”的四大特征，对比“社会治理”和“社会管理”这两个概念，也可以概括出“社会治理”的四大特征：

社会治理必须强调“过程”。在这里，“过程”的涵义是：社会治理的动态性、发展性和延续性——社会治理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经济背景下进行的，所以既不能靠制定一套“一刀切”的规章条例，试图在任何时空条件下都以不变应万变；同时也不能靠一场“运动式”的大轰大嗡，试图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而这两者，恰恰是以往“社会管理”的最显著的特点。

社会治理必须倡导“调和”。社会本身是一个有自组织能力的有机体，通常处于一个生机勃勃的过程中。所以，不能试图用某种强力乃至蛮力去“支配”社会。而是要让社会本身发挥其自我生存、自我发展乃至自我纠错、自我修复的功能。所以，社会治理需要高超的“治理艺术”，在收放张弛之间拿捏得恰到好处。而以往的社会管理的缺陷，恰恰是过于迷信强制力量。

社会治理必须兼顾“多元”。社会是由各个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构成的，不同的阶层和群体的经济利益、社会地位和政治诉求都是不一致的。因此，社会治理必须非常重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不论多数少数，不论强势弱势，不论公立民营，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共同分享发展成果。而以往的社会管理常常错把高高在上的施恩赐惠当成了最高境界，而且极具“社会排斥”的色彩。

社会治理必须注重“互动”。要引导全社会达成利益共识，尤其是针对长期目标的利益共识，就要建立一个适合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框架和社会机制。使多元主体都能够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然后在沟通交流、相互妥协、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社会共识。在行动上，也应该是互动型的，上下配合，同心同德。而以往的社会管理常常是“一言堂”，急功近利，短视而只顾眼前利益。综上所述，以往的社会管理已经暴露出很多的认识误区和制度缺陷，诸如一刀切、运动式、压制型、堙堵式、恩赐性、排斥性、一言堂、功利心„„不一而足。这恐怕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要用一个新的概念，其实也是一种新的理念——社会治理来取代以往长期使用的社会管理一词的根本原因。

具体而言，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就是要在承认个性化、多元化的基础上，通过互动和调和——沟通、对话、谈判、协商、妥协、让步——整合起各社会阶层、各社会群体都能接受的社会整体利益，最终形成各方都必须遵守的社会契约。

二、为什么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总书记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社会治理体制占有重要位置，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要实现“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目标要求，就必须重视社会治理创新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实现社会治理的“五个转变”。

实现社会治理思维视角从“国内”到“全球”的转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国把社会治理当成纯粹的国内事务，没有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思考社会治理问题。进入21世纪，我国的社会治理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和国际合作的日益频繁，加剧了各国的文化冲突，极大改变了政府社会治理的环境；大规模的人员、资源、信息、资本快速跨国流动，加速了风险传播，放大了危机影响，增加了社会治理难度；民主行政、责任行政、服务行政、回应行政等理念深入人心，冲击着政府社会治理的传统观念，对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形成挑战。在这一潮流下，任何一国的社会治理都不可能孤立进行，“全球治理”给“国家治理”带来了新的冲击。这就要求社会治理体系从一个封闭式的治理结构转向开放式的治理结构，并从“全球”的角度来考虑社会治理问题。经济全球化给社会治理带来的影响是双面的，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的社会治理理念推动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另一方面，在树立“全球”思维的同时，还要主动防范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社会风险。这就要求我们，在国内要进一步加强社会意识形态管理，深化公民国家意识、社会整体意识，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形成法律法规、社会道德、文化传播多位一体的安全防范布局；在国际上，要进一步加大中国现代社会治理理念的宣传力度，树立正面形象，在涉及国内社会治理的问题上坚持原则，坚决杜绝任何外来势力干涉，依据本国法律法规妥善处理。

实现社会治理主导理念从“利益”到“价值”的转变。社会治理的政治性、公共性和社会性决定了其价值取向与单纯的经济管理活动追求个人利益、部门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截然不同。我国过去30多来年的公共管理，是以物质利益为导向的公共管理，实施的是“见物不见人”的发展方式，实施社会管理过程中，没有完全做到以人为本。在利益导向的社会治理理念下，社会风险不断增加，社会矛盾不断累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管理失灵状况。在此背景下，建立实现多元价值追求的复合治理，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和治理实践工作中，形成科学有效的诉求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和谐成为应然选择，调整社会关系、协调社会利益、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实现政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善治”的社会治理目标。

实现社会治理功能定位从“维稳”到“维权”的转变。“维稳”与“维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者是辩证统一的。“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的实质是“维权”。由于特殊的国情，实践中，我国社会治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单纯地强调“社会的稳定性”指标，忽视了“社会的公正性”“社会的参与性”等维度，虽然在一段时间内有效维护了我国社会的基本秩序和稳定局面，但也不利于社会活力的释放，导致了影响社会和谐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当前，必须顺应公民权利意识大大提高的现实情况，公平保护公民利益，坚持依法治理和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从实体、程序和时效上充分体现公平正义的要求，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真正防止因为“维权”而产生的“维稳”问题，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实现社会治理主体构成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变。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管理主体主要是政府。“大政府”架构在一定阶段产生过一定积极效应。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大政府的管理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社会整体发展。现实中，政府负责等同于政府包揽，从观念到制度都排斥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其结果一方面导致社会自治发展缓慢，公民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发展缓慢，另一方面导致了权力寻租和腐败现象的发生。实际上，社会治理除了国家和政府之外还应强调社会组织、企业、公民个体等社会力量的参与。社会需求是多样化的，不同类型的主体有不同的特点和不同的擅长，因此需要主体的多元化。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格局，在转变政府职能的前提下，激发社会创造活力，为公众提供高质量、差异化的社会公共服务，实现从政府单一主体的单向度管理，走向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推动社会治理从国家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

实现社会治理方式方法从“刚性”到“柔性”的转变。社会治理既可以凭借法律约束、纪律监视、强迫控制等刚性手段，也可以依靠组织、协调、激励、感召、启发、诱导、协商等柔性方法。长期以来，政府在实施社会管理时，往往习惯于行政处罚等刚性措施，而对于柔性方法则较少采用和考虑。现代社会治理需要柔性治理思维，变硬约束为软引导，变强制服从为服务感化，变堵截民情为疏解民心，变应急管理为预防治理，变事后干预为事前预防，合理引导社会舆论，适时干预社会情绪，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风险。

三、如何创新社会治理

十八大提出，为了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必须做到：

（1）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

（2）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登记。加强对社会组织和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引导它们依法开展活动。

（3）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

改革行政复议体制，健全行政复议案件审理机制，纠正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建立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机制。

改革信访工作制度，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健全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机制。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

（4）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统一权威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构，建立最严格的覆盖全过程的监管制度，建立食品原产地可追溯制度和质量标识制度，保障食品药品安全。深化安全生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健全防灾减灾救灾体制。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依法严密防范和惩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

坚持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加大依法管理网络力度，加快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确保国家网络和信息安全。

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