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加快推进 “三社联动” 创新民政社会治理方式
加快推进 “三社联动” 创新民政社会治理方式
来源: 中国社会报 时间: 2014-11-21 18:38
李万钧
“三社联动”是以政府购买服务为牵引,以社区为平台,以社会组织(民办社工机构)为载体,以社会工作者为骨干,以满足居民需求为导向,通过社会组织引入专业资源和社会力量,通过提供专业化、有针对性的服务,把矛盾化解在社区,把多元服务供给实现在社区的一种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社会服务供给方式和全新社会动员机制。
推进“三社联动”是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
一是有利于促进社区基层自治。社区是社会管理的基础,社区稳则社会稳,社区和谐则社会和谐。但长期以来,社区自治功能不强、社区居民参与度不高、社区服务供给不足、服务力量薄弱等问题困扰着社区发展,影响着基层自治的有效实施。“三社联动”赋予了社区建设新的内涵:社会组织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管理,激发了社区活力;社会组织根植社区,调动了居民的加入热情,提升了社区居民的参与度;社会工作者提供专业化、个性化服务,预防和解决社区居民的个人、家庭问题,促进了人际和谐。以社区为基础,把社会组织、社工和社区居民有机联系起来,形成了新的社区群落生态,既激发了社区活力,又维护了社区的和谐稳定。
二是有利于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实施“三社联动”,用专业化、社会化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务,有效弥补了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不足,有利于把政府从微观事务中解脱出来,向政策制定者、效果评价者转变。特别是可以发挥资金和政策的导向作用,通过加大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和社会工作岗位的力度,向社会让渡空间,引导社会工作机构和各类社会组织平等、独立参与社区管理和服务、承接政府转移的事务性工作,实现了在更高水平上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的互动。
三是有利于促进社会建设工作形成合力。随着经济社会深入发展和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城市管理社区化、社会管理社会组织化、社会服务多元化的特征越来越明显。但长期以来,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按条推进多,按块统筹少;行政主导多,社会参与少;力量分散,缺乏整合,集成发挥作用不够充分。推进“三社联动”,以社区为基础,加强块的统筹,实现条块结合,既可以形成“三社”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又可以形成政府与社会之间互联、互动、互补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从根本上使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在基层得到有效预防和解决,实现了社会的和谐发展。
四是有利于畅通社会组织的协同参与渠道。我国的社会建设格局着重强调了16字方针——“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发展、公众参与”。这里面的“社会协同”主要指社会组织等各种社会力量与政府在社会治理方面的协同。但长期以来社会组织发展都是个短板,主要原因是没有对社会组织的协同参与渠道和参与机制进行制度化的设计和安排。而通过“三社联动”,畅通了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建设、社区服务的渠道,有利于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
推进“三社联动”必须抓住关键环节
要在加强顶层设计上下功夫。一要加快建立政府主导、多维协同的工作推进机制。“三社联动”涉及多方协调,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需要在政府主导下,广泛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实现多元协同推进。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就是政府要制度化地安排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的互动机制,社会工作、社会组织的协同参与机制,以及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的功能定位,并建立资源信息平台,形成供需对接机制,实现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一体化联动发展。二要始终坚持社会化运营的工作方向。社会化运营是新时期城市社区建设的发展趋势,是转变政府职能、弥补政府公共服务不足、激发社会活力、完善市场体制的内在要求。推进社会化运营,就是要坚持运用市场方式引入社会资源,广泛吸收行业企业、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踊跃参与,促使各方利益攸关者、第三方组织和社区群众参与需求确定、资源投入以及政府管理评价等诸多环节,实现增加社区资源供给、改善社区管理效能、节约社区财政资源的效果,加快形成社区建设投入、社会工作队伍专业服务、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市场化运作模式。三要始终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的工作原则。社区事务纷繁复杂、社区问题各式各样、社会需求千差万别,必须适应城市社区多元化发展的特点,区别城乡、区别地域、区别发展阶段、区别实际需求,因地制宜、分类推进“三社联动”工作。既要针对共性需求,合理统筹社会组织、专业社工提供的基础性服务,又要针对差异化、个性化、多元化需求,引导提供特色服务,形成“基础服务+特色服务”的配套供给模式。既要探索内涵式发展道路,通过壮大本区域社区、本地域社工力量,增加服务供给,又要善于借助外部力量,引入外部社会组织、专业机构,提供专业化服务。四要积极推行项目牵引、契约化管理的工作方式。要通过项目管理,进一步明确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在项目实施中的权责,推动建立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的新型合作伙伴和契约关系,促进实现政社良性互动、社区和谐发展、社工服务能力提升和社会组织市场化运作。特别是要对群众需求旺盛、专业性要求较高的服务进行项目化运作,通过发挥项目牵引作用,引导社会组织、专业社工朝着有利于提升社区建设和社区服务水平提高的方向发展。
要把握“三社联动”的关键环节。一是统筹平台建设。要进一步深化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丰富和完善各级社区服务中心的职责,充分利用社区现有硬件设施,拓展一站式公共服务、社会组织孵化培育、社区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服务等功能,提升改造为综合服务平台,形成市、区、街、居四级服务体系,接受政府委托,定期开展项目发包、信息发布等工作,为社会组织和专业社工服务社区提供场所支持、牵线搭桥等便利服务。二是推动专业化发展。要推动社区工作队伍社工化,有针对性地开发专业社工岗位,吸收持证社工等优秀人才到社区工作,推广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加快社区工作者向专业社会工作者转变,提升社区社会工作水平;要推动社会工作力量组织化,加大机构建设力度,加快出台扶持办法,鼓励各领域专业社工机构建设,让社会工作机构逐渐成为社区工作的重要力量;要推动社会组织社区化,重视社区本土的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发展,引导支持域外社会组织扎根社区,更多参与社区管理和服务。特别是大力发展备案社区社会组织,确保每个社区都有一定规模数量的登记注册社会组织和备案社区社会组织,把社会管理的社区化和社会管理的社会组织化紧密结合起来。三是加强制度建设。从社会建设全局出发,把城乡和谐社区建设、专业社工人才队伍建设、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纳入整体制度设计,特别是在购买社会服务、建立社会参与体系、落实优惠政策等方面,加强政策制定与衔接,及时将好的做法、经验制度化,从制度层面对“三社联动”做出计划性安排,不断夯实推进“三社联动”的制度基础。
要明确“三社联动”的重点任务。以北京为例,重点推进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完善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制度,推行社区工作准入制度,加强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管理,建立健全社区服务体系,创新社区服务方式,壮大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开发社会工作岗位。
推进“三社联动”必须在见实效上下功夫 “三社联动”要围绕结果导向,把好事办好,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服务供给在基层,让社区建设彰显民主自治特色,让社会工作彰显专业服务特色,让社会组织彰显社会活力,真正让社区居民得实惠。一是要明确“三社联动”评价标准。要把社区居民是否满意作为根本评价标准,既要对工作开展、体制机制建立、活动成效等进行定性评价,又要对根植于社区的社会组织、专业社工数量和服务类型等进行定量评价;既要有对工作平台、活动场所等硬件条件的评价,又要有对政策制定、制度保障等软环境的评价;既要有政府实施的考核评价,又要引入专业力量实施第三方评价。要通过细化考核评价标准,增强“三社联动”的推进动力,引领“三社联动”的发展方向。二是要建立“三社联动”激励机制。重视发挥激励机制的杠杆作用。要立足社区、立足基层,尊重群众的创造精神,及时总结和推广“三社联动”工作实践中的好经验;要从政策上促进、制度上保障社区、社工、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的创造活力,形成各具特色、充满活力的“三社联动”工作格局;要加大宣传力度,形成有利于工作推进的良好氛围。三是要打造“三社联动”工作品牌。要坚持走品牌化发展之路,依托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居民等不同参与主体,培育一批社区民主自治系列品牌,扶持一批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系列品牌,发展一批骨干社会组织和社会组织品牌项目,提升一批居民互助融合系列品牌,提升影响力,扩大美誉度。要重视通过品牌带动,实现社会组织和专业社工服务的连锁化经营、产业化发展,进一步增强扎根基层、服务社区的内生动力,加快实现社区服务的“三社联动”全覆盖。四是要加强“三社联动”经费保障。要从加强社会建设、创新城市管理、促进社会和谐的高度,充分认识“三社联动”工作的重大意义,加大经费投入力度,纳入财政预算管理,保障政府购买服务、社区基础条件改善、社会工作人才培育等关键环节重点工作的有效实施。
(作者系北京市民政局党委书记、局长)
第二篇:三社联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金钥匙
三社联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金钥匙
——金丽霞
社区工作者
【摘要】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人才“三社联动”,是创新社会治理、完善社会服务的有力抓手,是做好群众工作、维护稳定和谐的重要载体。当前我们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利益调整期、矛盾凸现期,通过加快推进“三社联动”,激发多元参与、合作共治,构建民生保障服务体系和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成为大势所趋和现实任务。
【关键词】三社联动 研究概况 精细化 建议
“三社联动”,就是指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支撑并实现“三社”相互支持、协调互动的过程和机制。进入新世纪,置身于我国大力开展社会建设的新形势,面对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任务,在基层社会积极推进“三社联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这样的认识,本人对当下的“三社联动”情况有了一个大体的认识,对构建“三社联动”机制、实现基层社会有效治理形成了一些思考。
一、国内外研究概况
(一)国外研究概况
社区建设初始于欧美国家,但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为他们带来了许多问题,如城市人口过多,教育未普及化,社会犯罪日益增多等,逼迫着西方国家加快城市社区的建设治理步伐。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开始创建城市社区。例如,美国从50年代开始成立城市社区发展部,推行城市社区建设;加拿大自60年代开始成立社区组织,这些社区组织积极投身到城市建设和改造中来。
MattewF.Filner(2001)指出“从研究社区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资源较丰富的社区,参与政治权利的热情度高,反之则低,民间组织肩负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沟通桥梁的作用,大大提高了社会公众参与社区事务的热情度,降低由于政府主导而造成的不平等程度,缓解了社会矛盾”。MallkR.Watkins(2001)对社区事务参与者的能力、特点、过程进行调查研究后得出结论。“参与者的参与目的与项目的活动目的是否一致是社区参与程度的决定因素,同时指出,由当地的社区组织承接活动项目是最好的办法,如此一来,社区居民个人目的和活动目标容易达成一致,从而提高公众参与性,这一结论为如何提高社区居民参与提供了有效建议”。
国外对于社区治理的研究有着良好的基础,拥有特定的机制和环境,所以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且与社区治理联系紧密。其研究方向围绕具体的社区公共事务的处理方式展开研究,密切注意社区的发展变化,同时社区发展中的资源挖掘也是研究关注的问题。
(二)国内研究概况
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强社会治理,创新社区建设,完善社区治理机制逐渐成为党和政府的首要任务,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社区治理的实践中,社区建设、社会工作、社会组织、三社联动等词汇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频繁。2014年浙江省民政厅出台《关于加快推进“三社联动”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意见》(浙民基〔2014〕135号),意见中提到: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建设和社会工作,在价值取向上具有公益性,在功能作用上具有互补性,在基层治理上具有整体性。“三社联动”是指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统筹协调、整体运作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建设和社会工作,使之三者之间相互支持、渗透融合,从而充分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有效开展社会工作,解决社区问题,完善社区治理的过程。这是国内省级层面首次出台关于“三社联动”的政策。
另外在学术界,叶南客、陈金城从“三社联动”的概念界定入手,在阐述“三社联动”发展背景的基础上,对“三社联动”的模式选择和策略进行分析,提出“三社联动”的总体发展思路,并在三个理论支撑和启示下,制定出多维协同、借势扩张、聚类突破、重点倾斜、产业运营的五项战略。陈丽、冯转新认为社工是“三社联动”中最为专业性的力量,社工能把新思维、新观念同社区工作相结合,在提供专业服务、发展居民需求等方面起到重大作用;而社会组织扎根社区,以居民需求为服务指南,有效弥补政府公共服务中存在的缺陷,是社区管理的重要参与者。这种“行政、自治组织、社会”三位一体的体制模式更有利于充分发挥社区内自治组织的功能,提供社区的管理效果。
城市社区的治理体系,在计划经济时期基本上是通过单位制度来实现的。按照职业严格分割的单位组织为不同职业群体的市民提供福利供给,开展管理和服务项目,同时约束城市中、城乡间不同职业、阶层人群的交往和联系。这种严格规制的社会管理体系虽然限制了社会流动,但也大大降低了社会公共问题与社会矛盾的发生频率与水平。与此同时,并行于单位的街居制度(街道办事处指导下的居委会管理体制),发挥了对单位管理体制之外的闲散人群和老、弱、病、残人员的服务与管理职能。单位与街居制度相互配合的管理模式使计划经济时期国家的治理力量完整地嵌入进城市基层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改革开放后,国家总体性治理模式逐渐解体,单位制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社会与市场开始与政府逐渐分离。治理结构的收缩无疑释放了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活力,但同时逐步破碎的社会治理架构也引发了诸多问题,随着城市化而起的流动人口增加也给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尝试重新整理基层社会的管理秩序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体制。国家的政策选择开始从职业部门管理转向城市地域分割管理的思路。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国大中城市通过“二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改革策略有效推动了社区体制的发展,基于社区的基层治理结构越来越多的承担了转型中国所带来的公共管理与服务责任。同时,基层政权建设一方面不断增强社区治理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规制能力,另一方面也尝试不断强化社区参与与社区动员,在这一背景下,社区居委会面临着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冲突的压力,即既要满足政府管理与执行的需求也要满足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既要依赖于政府获得公共服务供给资源,又要面对社区居民不断变化增长的服务要求,既是政府行政工作的协作者,也是居民自我治理的执行者。同时,工作内容上的矛盾也造成了社区居委会双重身份的压力。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包括居委会和业主委员会在内的各种非官方的社区组织在不断寻求更宽阔的发展空间。从消极的角度来讲,社区组织渐渐懂得如何在混合官方和自治规则的社区管理生态环境中权变地选择行为策略。
所以,社区体制作为城市公共管理最实在的一级管理制度安排,在城市化进程加速和官方强化基层政权建设的背景下,必然要进入更为理性、清晰的精细化制度改革路径。无论从现实秩序深度建构的发展需要,还是从维护国家法律尊严的角度来看,中国城市的社区管理都应该走向国家、社会、民众相互责任清晰、规则稳固、利益实现有序的精细化管理体制。
二、“三社联动”与社区治理结构精细化
从社区居委会的双重主体身份来看,其工作内容主要涉及下述方面:第一,社区治理公共职责的分疏,主要包括行政性事务、福利性事务和自治性事务;第二,社区治理结构的分化和重组。政府与各种社区组织的行政同构体制设计是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结构无比清晰的核心特征。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是,政府希望在城市基层社会建构基本完整的垂直行政整合系统,力图再度建构和统一社会管理秩序,但行政管理任务的过分压力使基层政府根本无意在各类社区组织之间实现角色、职能和责任的结构分化。其结果就是,我国绝大部分的城市社区都没有形成现代分化意义的治理结构。
同时,政府利用人事专控、经济激励和行政责任下沉的办法不断稳固这种包含社区精英在内的象征性行政科层制度。这种国家、社会同构化的治理结构遏制了社会力量的自组织过程和自主活动空间的拓展。从国家官僚体制外溢出的公共管制职能和责任强行扭转了自治组织的责任、权威来源和利益获得渠道、社区精英身份的分类与获取。行政权力的强行介入过程在城市基层社会中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治理组织和权威关系结构,其特征是强调基层政权与单一社区组织(居委会)的象征性科层关系。
从居委会人员任职的具体要求来看,基层政权最希望得到的并不是完全意义的居民利益代表人。但是,基层政府对社区代理人的选择还要面对制度环境的约束。首先,基层政府确定的正式候选人不仅要亲政权,还要具有亲民众、亲社区的行为倾向。所以,城市社区自治组织的干部也就具有了双重代理人的尴尬角色。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他们作为国家代理人的角色是隐讳的但却是实在的,作为居民利益代表者的角色是显性的但却是软弱的。
因此,社区治理结构的精细化转型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首先,政府与社会及自治组织的公共责任实现分类清晰化;其次,不同治理主体的职能关系经过分化和重组过程后呈现出良性互动的状态;最后,扎根在基层的官方和社区自治组织、社区精英群体权威来源于官、民双重代理人的混合形态,能够兼顾政策执行与利益代表。从目标上而言,精细化的社区治理体制应当有效减少科层结构的代理成本问题,同时激活良性的社会治理和参与,形成高效的利益协调与代表机制。
社区治理结构的精细化,可以从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展开。首先,从纵向来看,治理结构的精细化意味着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建,政府在提升自身引导能力的基础上逐渐开放社会治理的空间,在社区内部建立起更加多层化、参与主体更多、自主性更高、活力更强的治理结构。其次,从横向的角度来看,就是要在社区中建立起更多主体参与、参与程度更好,参与主体结合度更强、互动更为紧密的治理结构。“三社联动”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推进社区治理结构“有机化”、“整体化”的重要举措。
对于民政部门来讲,促进“三社联动”机制建设,就是要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充分发挥民政部门职能作用,推动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建设和社会工作队伍发展,促使社区多元主体协同协作、资源整合、形成合力,从而丰富社区治理资源、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提升社会工作能力,逐步构建以城乡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为骨干的城乡基层社会治理体制。“三社联动”的基础是政社分开,明确政府、社会界限和功能。在此基础上,把社区分散的社会力量、资源、方式整合,形成发展的合力,达到社区多元共治。
从角色分工上来说,三社联动中的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通过有机整合与互动,构成社区治理结构中的核心力量,分别承担着不同的角色:社区是“三社联动”的整合平台;社会组织是“三社联动”的承接主体;社工是“三社联动”的骨干力量。从功能的角度来说:“三社联动”有利于创新基层社区治理体制,促进政社分开,发挥社区整体合力;“三社联动”有利于满足群众多元化、个性化的服务需求;“三社联动”有利于促进基层社会组织发展,提高承接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三社联动”有利于促进社会工作服务创新,加强公共服务专业化水平。
三、推进“三社联动”的建议
“三社联动”离不开政府的规范引导、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社会组织的服务管理、专业社工的指导带动以及社区机制的创新变革。换句话说,“三社联动”的有效运行需要协调好五者之间的关系。
(一)强化“三社”要素,奠定“联动”基础优势要推进“三社联动”,必须使每个要素都强起来、活起来、动起来。
1.为社区松绑插翅。在社区减负方面,围绕还权、赋能、归位,推进党组织领导,居委会主导、便民服务中心、社会组织、共建单位和社区居民多元化参与。开展以基层自治为核心的专项建设,试行社区工作事项准入机制,破解负担过重问题。同时,充分发挥老旧小区自主管理组织和业委会作用,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城市病治理、文明创建等活动。在社区增效方面,推进社区服务精细化。尝试建立权利清单制度,规范一站式服务,将延伸到社区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事项加以整理,设立统一的服务窗口,变多头受理为一口受理,严格落实服务承诺、限时办结和责任追究制度。拓展菜单式服务,根据服务资源、志愿者特长、居民需求等实际情况,以菜单形式列举与群众密切相关的服务选项,为社区居民提供你点我供的菜单式服务。
2.为社会组织蓄能加油。在扩大增量上,深化等级制度改革,简化备案、登记程序。重视能力建设,为每一个社会组织绘制发展晴雨表。加强规范化建设,强化动态监管和绩效评估,随时掌握动态,及时调整培育管理模式。在优化存量上,建立社会组织信息库,加强社会组织孵化器建设,提供空间场地、日常咨询、资源共享、能力建设、注册辅导等服务,建立网络交流平台,推动互相交流和学习,以成熟带新生,促进共同成长。
3.为社会工作人才搭桥铺路。建立健全社会工作人才信息披露、专业督导、服务评估、行业自律等制度,完善工作岗位、薪酬设置、考核评价和权益保护制度,为其提供优良的制度保障。切实加强绩效评估考核,将人员绩效与项目绩效相联系,提高考评的科学性。为社会工作人才提供相关培训、教育服务,提升其技能和水平,促进专业化发展。社区要加强与专业机构、专业部门的合作,派遣人员到对方单位学习实践,也可以通过借入外来社工或借出到其他社区进行挂职锻炼,学习先进经验。
(二)激活“三社主体”,释放“联动”潜能
推进“三社联动”,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民动员,全员参与,全力落实。需要群众努力、社会协力、政府倾力,要把扩大群众参与作为根本方法,不断激发多元主体活力,充分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主动性。1.培育居民主体意识。社区是由居住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共同体。要使社会共同体的人们形成一定的共识,就必须加强宣传,培育社区意识,提高居民对社区文化的认同感。一方面,拓宽居民参与社会活动的途径与渠道,积极与社会组织、驻地单位等联系,将居民吸引到社区活动中来,增进互信。以“三社联动”为重点,以文化类、文娱类活动为突破口,逐步培养、提高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在“三社联动”中,要积极发挥社区干部特别党员领导干部引领作用,以党支部为支点加强宣传引导,同时,要充分利用公共传播媒介,通过借助社区“报、网、声、屏”等宣传社区文化。
2.加强志愿者队伍建设。建立志愿者准入机制,对志愿者的背景、资质等进行深入了解,守好“入口”;建立区域化的志愿者数据库系统,赋予志愿者编号,杜绝志愿者重复登记,也为其信誉和能力背书;建立志愿者区域流动机制,为志愿者的交流提供平台;建立志愿者退出机制,及时发现打着志愿者名号招摇撞骗的分子,对于违法的移送相关部门处理,净化志愿者队伍。在加强监管的同时,服务于志愿者的机制也需跟上。尽管志愿者不谋求物质、金钱等利益汇报,但是在参与过程中也需要一些基本保障,如安全诉求、误餐交通补助等。此外,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借鉴一些地区推行的积分累计机制,将志愿者服务经历累计为积分,在求学、就业、创业等方面给予相应的优惠。
3.充分发挥政府的扶持监督作用。以加强制度建设为重点,建立政府职能转移目录、具有承接能力的目录、居民需求目录等。推进政府立项、政府采购、合同管理、民间运作、评估兑现的服务方式,构架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平等合作关系。在政府购买推进过程中,要注重以居民需求为导向,还要特别强调财政保证,落实费随事转,并下拨相应的工作经费,确保好钢用在刀刃上。
(三)整合“三社”资源,优化“联动”机制
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人才之间具有价值一致性和功能互补性,推进“三社联动”,核心在“联”、关键在“动”。要不断发现、挖掘、培育社区内生资源,大力引导、发动、整合外部输入资源,统筹社区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和信息化建设,坚持项目化管理、市场化运作、专业化服务,搭建平台,优化机制,加强社区组织联建、队伍联带、服务联动、资源联姻,做到互联互动、真联真动。
全国闻名的上海市闵行区“大联动”机制,可谓是这方面的典范。我们应该借鉴这一做法,充分发挥独立协调机构对资源的协调作用,搭建系统的“大联动”平台,引入市场化的运作和激励方式,以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力量为出发点,促进“三社联动”可持续发展;引入社会性资源参与需求确定、资源投入和管理评价等环节,坚决避免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引入“县(市、区)-街道-社区”三级联动,特别是加强县级层面的统一协调”,增强“三社联动”的内在动力。
“大联动”平台的主线是社区、社工、社会组织以及协调机构之间的联系,打通存在于其间的机制藩篱,是“三社联动”运行顺畅的关键。
1.建立需求分类机制,疏通从社区到社工的藩篱。选好满足需求的方式首先要对需求加以区分,可以按照时间、空间、专业性等性质选择其运作的模式。例如,对一些居民需求旺盛、专业性要求高的服务可以进行项目化运作,通过政策引导规范社会组织朝着有利于提升社区建设服务水平提高的方向发展;对另一些较为分散的需求,可以考虑采用“菜单式”服务的模式;对于涉及面较广的需求可以纳入到政府购买范围,等等。
2.建立项目认领制度,疏通从社工到社会组织的藩篱。项目的认领紧跟在项目分类之后,是居民需求能否迅速得到满足、服务能否满意到位的重要节点。以疏通下水为例,需求为疏通下水,类别是“菜单式”模式,项目类型为专业服务,系统自动选择已备案的空闲服务队进行服务。在此,市场化的运作和激励方式将发挥巨大的作用,帮助实现社会组织自身利益与社会效益的趋同,促成联动的进一步进行。
3.建立“积分银行”制度,疏通从社会组织到社区的藩篱。为每一个社会组织建立独立的“积分银行”,将社会组织与其所提供服务的受益人数、居民对社会组织的评级以及绩效综合考评的结果等折算成积分,存入社会组织的“积分银行”。对符合标准的社会组织,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和其他鼓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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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浙江省民政厅关于加快推进“三社联动”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意见
浙江省民政厅关于加快推进“三社联动”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意见
各市、县(市、区)民政局:
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建设和社会工作,在价值取向上具有公益性,在功能作用上具有互补性,在基层治理上具有整体性。“三社联动”,是指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统筹协调、整体运作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建设和社会工作,使之相互支持、渗透融合,从而充分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有效开展社会工作,解决社区问题,完善社区治理的过程。现就加快推进“三社联动”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和全面把握加快推进“三社联动”的现实背景、重要意义、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
(一)现实背景。社区和社会组织突出共同关系和社会互动,越来越成为社会治理的核心单元;社会工作坚持利他主义的出发点,越来越显示出专业理念和方法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当前,城乡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初步形成,“三社联动”总体上具备了良好基础。通过加快推进“三社联动”,激发多元参与、合作共治,构建民生保障的服务体系和有序参与的自治体系,完善基层社会治理,已成为大势所趋和现实任务。
(二)重要意义。实行“三社联动”,是贯彻落实总书记把创新社会治理的重心落到城乡社区重要指示的具体行动,是促进社会组织激发活力的有力举措,是推进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发展的有效途径,有利于发挥社区组织、社会组织、社会工作机构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的独特功能,对新形势下创新社会治理、提升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三)总体要求。确立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建设、社会工作联动理念,形成政府部门层面、街道社区层面协调配合的有效机制,取得联动综合效应。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建设、社会工作呈现多向互惠融合、全面协调发展的新格局,社区治理组织体系由垂直科层结构逐步转变为各方多元互动的横向网络结构。社区为社会组织提供场地、资源和参与服务自治的平台空间,社会组织激发活力参与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吸纳社会工作者提升社区参与水平,社会工作者以社会组织形式实施社区参与;社会工作者参与解决社区服务自治难题,社区成为社会工作者探索实践和积累经验的场所。
争取到2017年,登记或备案的社区社会组织达到10万个以上,服务社区的专业社会工作者达到3万人,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和社会工作室基本覆盖城市社区,社会工作服务覆盖到三分之一以上的农村社区。
(四)基本原则。
1、需求导向:从居民群众的服务需求与自治权利出发,培育发展相应的社会组织,提升强化社会工作专业能力,以更多的资源、更好的方式,解决社区治理服务中的难题,让居民群众受益,促基层政府转型。
2、扩大参与:扩大社区服务提供的主体与方式,拓宽居民群众参与社区事务的领域与途径。鼓励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在参与社区建设中利用优势、发挥特长。
3、共享资源:拓展对社区资源的认识,社区内外的社会组织、社会工作力量与社区资源共享,发挥各自优势,实现互用互补互促。
4、合作共赢:基层政府、社区组织、社会组织、社会工作机构在平等的基础上成为合作伙伴。在平等参与、协商互动中共同服务居民群众,共同承担参与社会治理的责任,实现社区善治的共同利益。
二、加快构建“三社联动”的基础条件
(五)树立服务型政府理念,创造“三社联动”的前提。适应建设服务型政府趋势,在社区公共服务上,基层政府努力成为政策制定者、购买者和监督者。民政部门应当率先探索服务型政府的实现形式,始终维护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自治属性,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参与社区建设疏通渠道、腾出空间,营造制度化的良好环境。
(六)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创造“三社联动”的条件。降低门槛,简化程序,支持扶助,加快社会组织培育和发展步伐。通过建立职业水平考试鼓励制度、登记管理制度、继续教育制度、薪酬保障及表彰奖励等制度,推动社区工作者向专业社会工作者转型,不断壮大社会工作人才队伍。
(七)减轻社区工作负担,营造“三社联动”的氛围。进一步理清政府与社区组织的职责边界,切实解决社区工作负担过重问题。社区居民委员会履行组织居民开展自治活动、协助政府开展工作、组织开展监督活动职责,更多更好地运用社会组织力量、社会工作力量,以提升社区服务自治水平。
三、加快推进“三社联动”
(八)加强社区组织建设。加快社区党组织和居民委员会的组织全覆盖,完善服务设施,健全工作制度,加强能力建设,创新服务载体。不断提高社区党组织和居民委员会贴近群众、团结群众、引导群众、赢得群众的能力,更好发挥居民自治与服务的组织者、推动者作用。
(九)培育公益性社会组织。大力培育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壮大承接社区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队伍。对参与社区服务的重点社会组织,应当从开办费补贴、活动经费补贴等方面进行激励扶持。鼓励招聘社会工作者作为从业人员,开发社会工作岗位,提高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服务社会组织、公益类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建设的能力。
(十)培育社区社会组织。鼓励居民建立各类社区社会组织,推广社会工作者运用社会工作理念、方法,发现社区需求和社区领袖。从活动场地、资金补贴、承接事务等方面进行支持,备案手续应当简单高效。鼓励引进外地知名的社会组织,推广社会工作理论,提升本地社区社会组织负责人的素质,增强开展社区活动的能力。逐步建立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体系,加强社区社会组织之间沟通协调,鼓励其承接政府的购买服务事项。
(十一)建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的机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补贴(公益创投)、项目奖励,以及社会组织认领服务等措施,促进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文化、社区体育、社会救助、居家养老、儿童青少年保护、社区矫正等领域服务。县(市、区)政府应注重研究适合由社会组织和企业提供服务的事项,建立购买社区公共服务项目清单。在安排政府对社会组织的项目资助资金,开展社会组织评估时,应考虑其社区参与成效。
(十二)发挥社会组织在基层群众自治中的作用。把社会组织的参与作用贯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全过程。在按照村(居)民小组或若干户推选村(居)民代表的基础上,可以分配社区社会组织若干村(居)民代表名额进行推选。把社会组织作为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重要参与主体,可视议题需要邀请社区社会组织代表参与村(居)的恳谈会、听证会、议事会和村(居)民代表会议。在办理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时,吸收社会组织参与管理和监督。社区居民委员会可邀请有专长的社会组织参与指导、监督业主自治。
(十三)加快社会工作者的组织化进程。加快建立各级社会工作(者)协会,各设区市和有条件的县(市、区)应在2015年底前成立社会工作(者)协会,形成衔接贯通的社会工作(者)协会体系。社会工作(者)协会应当坚持民间性、自治性、专业性,开展社会工作者实务能力建设和社工机构项目运营能力建设,发挥服务支持、行业自律和专业发展作用。
(十四)鼓励兴办各类民办社会工作机构。鼓励社会工作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从事一线服务的社会工作者,兴办民办社会工作机构。敞开胸襟,引智聚力,以购买服务的形式,吸引先进地区的社会工作机构和人才来我省,开展社会工作督导培训、社会工作实务参与等。探索建立民办社会工作机构的资金资助制度,并组织向其购买服务,使之办得起、长得大、用得好。
(十五)挖掘社区社会工作潜力。专职社区工作者中的社会工作者,是目前在社区领域开展社会工作服务的骨干力量。鼓励社区工作者参加社会工作职业水平考试,社区工作者培训应当安排社会工作课程。通过明确岗位、合理分工,保障他们有必要的时间精力开展社会工作服务。加快在社区建立社会工作室,针对社区需求进行或协调进行相应的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形成一批社区社会工作案例。街道和社区的社会工作站(室)应当作为社区社会组织履行备案手续。通过社会工作在社区服务与自治领域的成功运用,加快社会工作向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救灾减灾、婚姻登记等民政社会服务领域,向司法、卫生、教育、残疾人保护、企业等众多领域推广应用。
(十六)发挥社会工作在基层群众自治中的作用。发挥社会工作者的支持、激发、协助作用,鼓励和推动居民组织起来、参与起来,从促进居民熟悉交往发展到解决社区问题。发现、挖掘和培养居民骨干,帮助居民掌握组织技巧和讨论解决问题的技巧,推动本社区各类社群关注和参与社区,引导居民制定社区公约,解决物业服务、宠物管理、环境保护和停车秩序等社区公共问题。
(十七)打造信息沟通平台。完善社会公共服务信息平台、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功能,履行好信息公开、业务交流和社会监督职能,努力成为社会组织、社工机构对接社区需求、协助政府开展社区服务招(投)标的重要平台。吸纳社会组织加盟社会公共服务信息平台。社区居民委员会应当注意发现并发布社区需求,主动对接、积极协助社会组织。建立社会组织特别是民办社会工作机构参与社区服务的信用公示、警示制度,形成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
(十八)建立合作关系。建立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社会组织、社工机构的合作关系。有条件的县(市、区)应确定若干街道社区,作为高校研究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的观察点和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实践基地,作为社会组织和社工机构参与社区建设的实验基地。
为了加快推动“三社联动”,省民政厅将统筹考虑各地的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建设和社会工作水平,确定一批“三社联动”示范观察点。各单位应当积极行动,敢于实践,努力探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形成各具特色的工作经验,谱写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建设和社会工作的新篇章,努力为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
浙江省民政厅
2014年7月1日
第四篇:构建三社联动创新社会管理
构建“三社联动” 创新社会管理
来源: 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
时间:2012-12-13 17:14
中共太仓市委 太仓市人民政府
在基层社会服务管理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人才(简称“三社”)的基础作用日益凸显。江苏省太仓市通过建立和完善“三社联动”机制,形成“三社”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努力提升民生幸福指数,推进基层社会管理的创新实践,促进“三社”工作的良性发展。
一、加大“三社联动”五大基础平台建设力度。
一是夯实社区基础平台。按照苏州要求市级社区服务中心建筑面积不低于4000平方米的标准,做好扩容提档。今年新建12个城乡社区“一站式”服务大厅和15个农村新型社区工作站;通过深化“政社互动”实践,进一步加强基层自治建设,保障社区居民参与、管理、决策和监督社区重大事务的权利;通过建立社区党组织牵头,社区居委会、社区工作站、业主委员会、社区物业、社会组织、驻区单位参加的社区管理协调机制,进一步完善社区服务管理模式;全面推进社区网格化管理工作,做到第一时间发现服务需求和管理问题、第一时间跟进服务、解决问题。
二是重点建设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市社会组织服务中心5月份正式运行,中心机构设置分为“一室四部”,即办公室、项目开发部、能力督导部、联合管理部和公益组织孵化部。办公室负责中心的日常事务和推进社会组织党建工作,项目开发部负责公益项目的开发和组织公益创投,能力督导部负责社会组织的能力提升和入驻社会组织的管理,联合管理部由8个“联合型”社会组织选派人员入驻,负责对所属社会组织的业务指导,并配合登记机关开展对社会组织监督检查。公益组织孵化部由宣传部、总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单位派驻,负责发展公益事业、培育公益组织和志愿者。今年10月份,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公开向社会招募10个社会组织入驻,给其免费提供必需的办公设施、扶持补贴和相关的能力培训。
三是重点培育专业社工机构。今年已在全市18个社区成立了“幸福家园”社工坊,在7个养老机构成立了社工部。市民政局与相关部门加强合作,分领域联合推进社会工作,分别由市总工会、市老龄办联合建设了企业社会工作和老年社会工作培训基地,同时,我市还充分利用周边高校教育资源,先后与江南大学、苏州科技学院开展社工项目合作,推进社工理论和实务的发展。
四是重点完善社区服务体系。努力构建公共服务、居民志愿互助服务、市场化便民利民服务有效衔接较为完善的城乡社区服务体系。细化延伸6+X、8+X功能,进一步完善城乡社区公共服务职能;成立太仓市志愿者总会、太仓市义工联合会,积极开展社区志愿活动,推进社工+义工服务方式;充分挖掘和合理利用社区资源,重点发展面向广大居民的各项便民利民服务,面向老年人、残疾人和困难群体的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服务,面向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服务和社会保障服务;开展“情暖万家、爱心服务”社区志愿服务活动,打造社区特色品牌;对照省级和谐社区建设指标,加强和谐特色社区建设,今年建成了20个特色社区,90%的城市社区与85%的农村社区完成省级和谐社区规范化达标任务,努力实现“一区一品”目标。
五是重点推进能力建设。继续强化社会组织内部治理,完善自律;连续3年开展了社会组织秘书长、负责人、会计和社区社会组织骨干培训,通过外请社会组织专家学者授课等形式提高培训层次,拓展知识面;继续推进社会组织等级评估,全市等级社会组织数量达52家;以苏州市第二届社区工作者“才智大比拼”活动开展为契机,开展才智大练兵,继续通过培训、岗位锻炼、才艺展示等手段,提升城乡社区工作者能力素养;举办苏沪公益组织领袖沙龙,开展公益合作与交流。
二、加大“三社联动”基本制度创制力度
一是建立“三社”会议联席制度。联席会议由社区建设领导小组、社会组织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和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组成。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设在市民政局。会议由三个领导小组轮流发起,由发起者确定会议议题。研究全市关于“三社联动”工作的相关政策,向市委、市政府提出建议;组织推动和督促“三社联动”相关政策的落实;加强部门沟通,定期研究、统筹协调和着力解决“三社联动”工作的重点、难点问题,监督和指导各有关部门落实责任。
二是建立“三社”信息联通制度。完善市、镇、村(居)和相关部门的信息收集、反馈、调处联动机制,随时掌握“三社联动”运行状况及其发展态势,推动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对象信息数字化,促进社区服务供给与社区居民需求有效对接,为社区无缝隙服务管理提供有力支撑。
三是建立“三社”组织联建制度。城市社区注重配备和使用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创造条件引导和鼓励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到农村社区开展服务,逐步扩大社会工作师和助理社会工作师在社区工作人员中的比例;引导相关社会组织吸纳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初步建立社区党组织、(村)居委会和社会组织、社工队伍职能相对分离,任职相对交叉,专兼职人员并用的社区组织结构,实现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协同归位和融合发展。
四是建立“三社”服务联合制度。充分发挥政府推进“三社联动”的主导作用,建立“以社区为平台,政府扶持监督、社会组织承接、项目化管理运作、专业社工引领、志愿者参与”的社区服务新方式,形成社区、社会组织和专业社工之间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实施政府购买服务和开展公益创投活动。
五是建立“政社”联合管理制度。在全市社会组织中逐步推行“联合型”管理方式,即由联合型社会组织代替行业主管单位职责,管理性质相同、业务相近的社会组织。这一制度计划分步实施,今年完成调查研究和政策拟订任务,明年重点推行行业性社会团体联合管理,在今后2-3年时间里逐步完善全面覆盖。
三、加大“三社联动”保障措施推进力度
一是召开推进“三社联动”工作会议。今年5月份召开了全市推进“三社联动”、深化“政社互动”会议,9月份召开了全市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工作会议,7月和10月又分别召开了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及社工人才队伍建设专项工作座谈会,通过召开各类会议,进一步明确了“三社”建设的目标任务和重要意义,切实提升“三社联动”机制的实际成效。
二是成立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人才“三社联动”促进会。促进会作为联系政府和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的桥梁,主要任务是贯彻和落实“三社联动”工作联席会议确定的政策和精神,加强“三社联动”工作的理论研究,向党委、政府提出加强“三社”工作、促进“三社”联动的意见和建议,动员组织、指导和帮助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开展工作、发挥作用,促进“三社”融合发展。促进会会员由社区自治组织、部分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组成。
三是创新社会组织管理模式。开展部分社会组织“一体化”登记试点,对社会组织登记突出“宽进”,重点加强培育和监督;建立优先发展指导目录,大力培育发展重点领域的社会组织,社会中间层面鼓励发展经济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社区层面扶持发展公益慈善类、协调管理类、文体娱乐类社会组织;充分发挥12类联合型、枢纽型社会组织的作用,积极探索依托社会力量服务和管理社会组织的方法和途径,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服务社会能力。
四是开展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试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方式,是指政府将满足社会需求的服务事项交给有资质的社会组织来完成,并根据社会组织提供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评估并支付服务费用的做法。今年,我市部分政府部门已开展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试点,购买经费达300多万元。目前,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文件已由市财政局草拟完成,进入讨论修改阶段。
五是开展公益创投活动。公益创投是一种新型的公益资本投入方式, 主要为初创期和中小型的公益组织,提供包括能力建设在内的创业及发展资助,培育发展具有创新意识的优秀公益组织,从而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今年我市举办首届公益创投活动,以150万元“福彩公益金”为种子资金,发动和组织社会组织进行公益创意设计、公开投标,通过专家论证的方法,最后确定入选了13个公益项目,目前项目已进入中期评估阶段。
六是强化绩效评估和典型舆论宣传。将推进“三社联动”机制建设作为城乡和谐社区建设评价的重要内容,纳入考评体系;加强政府购买服务的监察评估,探索引入第三方评价机制,完善优胜劣汰机制,不断增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和服务能力;建立完善社会工作人才考核评价体系,开展了优秀社工机构和“最美社工”评选,激励社会工作人才爱岗敬业、努力进取;加大“三社”工作宣传,开发建设了“三社联动”工作网站,创办了《“三社联动”工作》期刊。
第五篇:实施三社联动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和服务
实施“三社联动” 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和服务
信息来源: 政策法规处 重庆市民政局 彭友谊
肖
丹
黄义成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三社”)是社会治理与服务的基础元素,是民政部门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供和强化公共服务中发挥基础作用的有效载体。如何明确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各自的角色定位,探索建立三者之间的高效联动机制,对于加强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实施“三社联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三社联动”是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这为如何创新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目前,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这个整体框架内,党委领导和政府负责的体制机制相对健全,已经有一整套的法律制度作为保障,现在最为关键的是要建立社会多元化的平等合作型伙伴关系,健全“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的体制和机制。“三社联动”,立足社区这一重要落脚点,通过各类社会组织,发挥专业社工的引领作用,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推动建立社区社会组织运行机制、社工介入机制、居民参与机制等微观治理机制,能够最先察觉和反映社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最先发现和化解局部矛盾,有利于增强社会管理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在一定范围内从源头上、基础上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社会管理的关口前移,形成社会治理创新的强大动力。
三社联动”是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内容。重庆是一个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的城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结构和组织形式发生深刻变化,越来越多的人由单位走向社区,基层社会管理难度加大、方式亟待改进;流动人口增多,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人,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等问题越来越突出;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趋势明显。这些问题的存在,单纯靠政府用以往的行政手段去解决已经行不通,政府必须从大包大揽的行政方式中摆脱出来,把那些“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务转移出去,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交给基层社会组织去承接,鼓励、引导并支持社会组织有序参与公共服务。实施“三社联动”,正是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内容和有效途径。
“三社联动”是“满意民政”的生动实践。“满意民政”以人民群众满意为目标,以“以民为本、为民解困、为民服务”为宗旨,关注民生民利,坚持为民惠民,竭力贴近百姓需求,全力满足百姓愿望。“三社联动”有利于发挥贴近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通过三社“相联”、“互动”,实施人性化的服务、柔性化的管理、社会化的运作,更大程度上为人民群众尤其是困难群体、特殊群体提供关爱服务,帮助解决个性问题、修复社会功能,促进社会融合,这本身就是民政部门转变职能、改进作风、优化服务、提高群众满意度的具体体现,是民政部门在社会建设中发挥骨干作用的生动实践。
我市实施“三社联动”的对策建议
(一)切实发挥政府在推进“三社联动”中的主导作用。一要加强政府职能转变。要转变政府职能,理顺政府(街道)和社区关系,分清各自责任范围,该政府承担的事务不能交给社区,该社区自我管理的事务也不要包揽。同时,加大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社会工作服务和岗位开发的力度,加强“政社互动”等实践,给予社会组织、社工机构平等、独立参与社区管理和服务、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的主体资格。社区也要主动把部分事务交给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来做,集中精力做好民主自治等工作。二要加强相关制度引导。政府应从社会建设全局出发,把相关社会福利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向“三社”倾斜,将城乡和谐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培育发展、专业社工人才队伍建设纳入整体制度设计,加强政策制定与衔接,加强对“三社联动”的引导和推动。三要加强社会组织培育。加大对我市社会组织的培育扶持力度,鼓励建立孵化型、枢纽型社会组织,通过转移职能、项目委托、资金扶持、购买服务、信息发布等方式引导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发挥作用;鼓励成立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借助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党建、养老服务等工作优势,实现公益项目的集群化运作,更好地发挥社会组织在多元治理中的功能和作用。
(二)积极主动为“三社联动”的实施提供保障措施。一是整合人员力量,提供人才保障。整合“三社”工作队伍,针对既有的社区工作者、社会工作者、社会组织从业者以及志愿者队伍,完善“社区工作者+社会工作者+社会组织从业者+志愿者”联动服务机制,同时积极培养社区社会组织领袖;壮大民政、公安、司法等多部门的社区社工队伍,密切相互间的联系与合作;完善“三社”工作队伍的招聘、培养、使用、激励举措,利用社区工作者培训、社会工作者继续教育和社会组织从业者专项培训等形式,集中开展能力素质提升,强化“三社联动”理念,促进相互学习和交流。二要统筹平台建设,提供阵地保障。充分依托社区现有硬件设施,加快“三社联动”平台建设。三要加大财力投入,提供经费保障。优化公共财政投入方式,将“三社联动”相关经费列入政府财政预算,明确社区工作经费,规定一定比例的社区社会工作、社会组织活动经费;通过公益创投、项目化运作,支持公益服务事业;加快社区扁平化、网格化管理,按照“精乡镇(街道)、强社区”的要求,贯彻“费随事转”原则,将人、财、物等直接下放到社区,提高保障水平。
(三)大力推动“三社”之间的融合发展。一是推动社区工作队伍社工化。继续实施社区社会工作服务项目,以项目带动、促进社会工作人才的发展,不断优化队伍结构,吸收持证社工等优秀人才到社区工作,在社区明确一定比例的专业社会工作岗位。鼓励社区工作者参加全国、重庆市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同时,重视推广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加快社区工作者向专业社会工作者转变,充分发挥专业社工个案、小组工作优势,提升社区社会工作水平。二是推动社会组织社区化。重视社区本土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同时引导、支持其他社会组织更多参与社区管理和服务。根据社区专业社工队伍不断壮大的趋势,出台扶持办法,大力支持民办社工机构建设。规范社区社会组织,确保每个社区有1-2家正式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和不少于一定数目的备案社会组织,弥补政府职能的缺位。三是推动社区管理服务社会化。按照“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原则,培养和发展社区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中介性、行业性等社会组织,采取民主自治、共建共享、自律自愿、市场运作等多种开放性、包容性的方式方法,实现居民自治规范化、社会组织多样化、社工队伍专业化、社区服务精细化、项目运作市场化、矛盾调处多元化、社区事务信息化。
(四)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联动模式。一是内需驱动型。这一联动类型基于社区的内在需要,社会组织将发展目标纳入到社区建设和地区发展中;社工通过社区这一舞台,从和谐社区建设的角度组织开展活动。二是政府主导型。这一联动类型基本围绕政府中心工作开展活动,开展的活动很多都是配合上级政府的任务要求或配合社会性的大型活动,以社区需求为出发点的、日常性活动的相对较少, 导致这类型的组织又几乎成了政府的“手”和“腿”。由于我国现阶段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工队伍的发育尚未成熟、各项规章制度并不完善,由政府直接主导,确保了和谐社区建设的顺利进行和有序发展。三是项目引领型。项目引领型参与将成为社区外来力量参与社区建设的主要方向,为专业社区社会组织自我发展与和谐社区建设开辟广阔的空间。政府向民间的社工机构购买服务,而不是向社工个人购买, 使政府在购买服务的过程中, 保持高度的中立性、自主性、灵活性, 形成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专业运作的联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