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方式创新[小编整理]

第一篇：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方式创新

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方式创新

编者按：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技术正在深度改变人们的生活、工作和思维方式。大数据时代给社会治理提出了新机遇和新挑战，因此，应适应大数据时代社会需要，变革社会治理方式。推进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方式创新，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看，都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深圳市福田区在运用大数据手段推进社会治理方式创新方面再一次走到了全国的前面，率先进行了探索，对于研究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方式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深圳市福田区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的实践探索

大数据时代，只有让政府以及各社会主体在合理共享各种最新数据的基础上，发挥各自的优势，深度挖掘数据的价值，在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内容和机制上不断创新，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需求和环境，才能不断提高我国的国家治理能力和实现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深圳市福田区充分认识基础数据的重要性，在如何保证动态、精准、充分占有基础数据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创新和探索。突出大数据理念

针对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的特点，深圳市福田区在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方面，树立大数据理念，推动智慧福田建设。

大数据应用的核心是数据处理。大数据应用要充分挖掘数据价值，进行深度应用。为此福田区提出实现“让数据多跑腿，让群众少跑路”的目标，以“采、用、享、碰、推、嵌”六个字来概括数据应用理念。

“采、用、享”是传统的数据应用，是信息化建设的第一次革命；“碰、推、嵌”是大数据时代的智能应用，是信息化建设的第二次革命，以“碰、推、嵌”的可视化倒逼“采、用、享”的进一步质量提升，指导前期系统的改造。其中“碰”即数据碰撞。如将街道计生执法、人民调解、安监执法、派出所接报的发案的出租屋，与未自主申报出租屋比对碰撞，推送给街道综管执法人员，通过发现问题推动执法，推进自主申报工作。“推”即智能推送。如福田的智慧政务开发了智慧福田门户APP和微信公众平台，辖区居民只要安装或关注，平台就会根据本人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自动推送服务信息。“嵌”即智能嵌入。如可以将业务办理规则嵌入网格移动终端，如一旦采集满足条件自动推送。

树立“法治与证据”理念。大数据时代也是法制时代。改善大数据时代的社会治理，要进一步强化证据意识。福田区委、区政府强调提高社会治理能力要树立“经济社会是法治社会，法治社会是证据社会，只有掌握了证据才能掌握主动权，才能解决问题”的理念，注重用证据来说话，用证据来讲事实摆道理。同时强调收集证据不仅仅是政法部门的事，而是所有政府部门的事。

在智慧福田的建设过程中，福田提出了要实现信息证据化，既所有信息流程都要打标留痕，作为法定证据。通过法定签名、电子摄像等形式确定办事群众的法律主体地位，确保主体合法化；按照法律规定履行告知义务，使办事群众了解法律政策，掌握审批流程，提前准备相关资料，确保审批主动化；通过“审批结果电子上传—法律文书纸质确认—法律文书电子归档”的流程，确保群众申请、政府告知、电子归档、法律文书等环节实现流程证据化，对于执法、管理或服务工作中产生的各类文书、资料，电子化保存、归档，一方面，节约成本，延长保存期限，提高使用效率；另一方面，能长期保留证据，应对以后可能出现的申诉或投诉。

树立“信息支撑”和“流程再造”理念。在智慧福田建设和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福田区从一开始就注重顶层设计，由区委领导统一协调部署相关工作，尤其强调“信息支撑”即建立“数据集中采集、资源多方共享”的共建共享机制，按照无条件提供信息数据的要求，打破信息壁垒，打通部门循环，促进资源融合，实现智能共享，为群众提供方便快捷、周到细致的服务；强调“流程再造”理念，整合全区现有各方数据资源、社会服务管理资源，全面调研各层级、各部门的业务需求和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认真梳理各项业务工作的办事流程、业务关联、信息关联，通过循环交换、智能推送，简化程序、减少环节、再造流程，提升服务效能，方便群众办事。注重深度挖掘和发挥信息作用，并利用此机会进行政府各职能部门的业务流程再造。构建电子政务应用体系

福田区委、区政府以深圳织网工程和智慧福田建设为契机，依托大数据系统网络，着力构建以民生为导向的完善的社会建设电子政府应用体系，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开展业务流程再造，有效提高了福田区的行政效能和社会治理能力。

建设“一库一队伍两网两系统”。一库即一个公共信息资源库，主要由基础信息库、业务信息库和主题信息库构成。一队伍即一支网格信息员队伍。以社区为基础划分为若干个基础网格，每个网格配备一名网格管理员，负责各类信息的采集。两网即社会管理工作网和社区家园网。两系统即综合信息采集系统和决策分析支持系统。

建设“两级中心、三级平台、四级库”。这是智慧福田的重点建设内容。两级中心即区管理运营中心和街道管理运营中心。三级平台即街道、社区、网格三级工作平台。四级库即区、街道、社区、网格数据库。主要目的是为“织网工程”综合信息系统在福田区全区各层面、各单位、各系统全面开发利用提供系统支持和技术保障。

构建“三厅融合”的行政审批系统。“三厅融合”即全面改革全区办证大厅运作模式，将区、街道行政服务大厅和网上办事大厅三厅融合，打造“综合受理、后台审批、统一发证、监督监管”的工作模式，实现所有审批事项“一网办、一窗办、一站办”。其特点为：一是梳理审批权责清单。老百姓面对的只是办事事由，只是综合受理窗口和发证窗口，不再面对具体办证部门。二是实行并联审批。涉及多部门审批事项，按照“一门受理、抄告相关、同步审核、限时办结”的原则，由政府内部进行“联审联办”，并联审批。三是实现即来即办。凡是提交材料齐全、不需上会或专家评审、现场勘查的申请，一律即来即办。四是实现全区通办。辖区居民可不受时间地域限制，进行网上申报，并可在辖区范围内任何受理点就近办理事务。五是实现无纸化办证。建设证照证件数据库，智能比对，不再要求居民提供相关纸质证明和重复提供复印件，只需要提供身份证或法人机构代码证就可以办理，着力解决申报材料多、重复提交多等问题。

建设政务征信体系。建设政务征信体系是福田区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政务领域的积极探索。其主要内容为：政务诚信信息主题库、政务诚信信息管理系统、政务诚信服务网站，以及配套制定的《政务诚信信息管理办法》，即“一库、一系统、一网站、一办法”。其主要建设内容为：一是诚信管理规范。二是诚信信息收集。三是建立政务征信信息查询系统，提供诚信查询服务。

通过大数据系统网络和电子政务应用体系建设，福田区全面梳理“自然人从生到死，法人从注册到注销，房屋楼宇从规划、建设到拆除”全过程政府管理服务相对应的所有数据，为实现信息循环、智能推送提供数据规范和数据支持。并在信息资源融合共享的基础上，广泛进行部门业务工作需求调研，理清部门之间的业务关系和信息关联，通过部门循环、信息碰撞、智能推送，再造工作流程，有效减少了工作环节，简化了工作程序，提升了服务效能，方便了群众办事。同时随着政务信息资源面向社会开放的逐步推进，各类社会组织、企业和公众将可以合理使用不含隐私信息的基础数据，为社会提供个性化服务和增值服务。找准流动人口自主申报切入点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人口管理不断遇到各种挑战，日益成为社会治理的重点和难点。深圳现有总人口1600多万，其中户籍人口310万，流动人口1300多万，是珠三角乃至全国流动人口最多的城市，流动人口规模大、流动性高，具有人口总量多、农村户口多、租房居住多、同乡聚居多、无业人员多，年龄偏低、文化偏低，居住变化快“五多二低一快”的特点。深圳流动人口给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带来巨大挑战和压力，使深圳较早面临城市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人口服务与管理问题。为此，深圳把如何有效破解城市人口二元结构难题，使流动人口更好地融入城市，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共建平安和谐社会，作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首要任务。加强和改善流动人口管理成为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和完善社会治理机制的重要切入点和抓手，通过大数据系统网络和电子政务应用体系建设，深圳市福田区在人口管理上创新性地开展了人口信息自主申报，使城区公民参与到人口信息采集工作当中，在提高信息采集效率的同时，促进了人口管理工作向社会治理方向改进。

统筹协调。福田区通过搭建信息自主申报服务平台，借助全市“人、楼、房”数据库和智慧福田数据库为支撑，强化房屋分类分级分色管理、申报信息审核管理、派单跟踪绩效管理等三项管理，推送法律宣传服务、短信提醒服务、上门办证服务、数据共享服务等四种服务，实现了便捷申报、重点管控、减员增效、居民自治、数据安全五个目标。同时，通过强化宣传推动和执法核查，实现居民遵守法律、自我管理和尊重诚信的社会氛围，运用网格化、信息化和大数据理念，进一步提高社会管理精细化、数字化和动态化管理水平。

搭建平台。提供便民实用的申报平台。一是实现自动注册批量推送；二是实现导航指引式操作，基层和群众普遍反映良好，满足了信息申报和管理需求；三是实现手机智能APP申报，群众通过手机扫描二维码，即可链接到手机网页视窗进行随时、随地申报；四是实现当事人只需录入两项信息便完成申报。同时，深圳市综管办向福田区提供深圳市近1亿条历史人口信息数据，用于自主申报的数据比对和信息迁移，实现了最大化的便捷申报。

信息申报。在人口信息自主申报过程中，福田区采取“大部分信息主动申报，少数信息上门采集核查”的运作模式。“主动申报、上门核查”，福田区将诚信申报的大部分信息直接入库，综管员只对部分存疑信息或未申报的人员上门核查。实行自主申报后，综管员把更多精力用于对隐患、事件信息的重点采集和深化管理，并通过网格固化属地管理和精细化采集，经过数据的比对分析，筛选防控对象、育龄妇女等重点人群，再由网格员有重点、有针对性上门采集、核实，确保纠纷、事件、计生等信息的获取不受影响。

宣传引导。在整个自主申报过程中，福田区充分运用报刊、电台、地铁（公交）、高层楼宇等平台，以移动电视、展板以及宣传折页、海报等媒体介质，开展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的宣传，市民对自主申报工作的知晓率和配合度显著提升，形成了自主申报的社会氛围。

同时，为确保自主申报工作扎实推进，福田区通过敬告执法和联动执法，大力开展专项执法行动，实现了自主申报“软约束”和“硬约束”。一是开展敬告执法；二是建立“三联执法”机制；三是开展专项执法行动。

强化监督。福田区通过建立健全指导督办工作机制，强力推进自主申报工作的全面开展。一是建立两级指导培训工作机制；二是建立每周通报工作机制；三是实施约谈推进工作机制；四是落实目标量化责任机制；五是建立奖励激励机制。

福田区多措并举推进人口信息自主申报工作，在理念模式和可操作性上独具特色，并经过一段时期的工作推进，取得突出成效。深化民生微实事改革

城市社区治理创新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支撑点，而社区治理创新的重点则是如何完善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机制和渠道，如何提高社区居民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如何培育和提高社区居民社区自治的能力，只有社区居民才最了解本社区的情况和自身的需求与偏好，因此创新社区治理方式，激活社区居民自治是引导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是形成多元化社会治理格局不可或缺的内容。在探索社区治理创新，激活社区居民自治方面，深圳福田区通过开展“民生微实事”改革，以高效、快速解决百姓迫切需要、普遍关注的小事、急事、难事为切入点，创新性地走出一条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社区自治推进路径。

“民生微实事”改革的主要内容是福田区人大代表提出的由区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建设社区居民普遍关心和迫切需要的民生小项目。“民生微实事”项目的特点是单个项目资金量少，都是群众热切希望解决的惠民小项目。内容主要涉及小区设施维护、环境改造、文化服务等群众迫切需要的方方面面。福田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这项改革，制定《福田区“民生微实事”改革项目工作指引》，同时把该项改革同2012年福田区创新推出的“居民议事会”项目相结合，实现了“以居民议事会为平台，以居民共同商议、集体决策实事项目为内容，以议事规则为保障”的“平台+内容+制度”的系统整合。“民生微实事”改革的所有微实事项目均来源于居民群众，并经居民议事会全体成员民主投票决议之后，按照“三议三公开”的原则组织实施。“三议”指项目由社区居民提议，街道党工委组织工作站、居委会、群众、专家商议，居民议事会决议；“三公开”是指决议结果公开、实施过程公开、实施结果和评价公开，充分发挥居民决议作用。以上措施有效激发了辖区居民参与社区管理服务事务的热情，发挥了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民主自治权利。

通过实施“民生微实事”改革，福田区一方面提高公共服务支出效能，提升社区居民满意度，改善了党群关系，另一方面有效激活了社区居民自治管理活力，培育了社区自治能力。福田区的“居民议事会”平台本身聚集社区各类组织、精英、贤达、户籍和非户籍居民代表，是社区居民充分表达民意的基础平台。而2014年的“民生微实事”改革项目让这一民主平台更接地气、更有内涵、更具活力。

“民生微实事”改革项目，是福田区一场解决好联系和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的尝试。福田区莲花街道从“小事”入手，不断以问题为导向、需求为导向、实干为导向、责任为导向，创新社区管理模式，通过打造党群“互动圈”、民生“服务圈”、基层“法治圈”、居民“自治圈”，构建了上下互动、党群互信、同心同德、人人参与、邻里和睦的社区“生态系统”。

福田区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的经验启示

福田区利用织网工程建设和智慧城市建设的契机，把新技术应用与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相结合，对房屋管理、人口管理、社会参与机制等积极探索，其所取得的经验，对研究大数据背景下的社会治理方式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理念更新是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方式创新前提

当今时代，随着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传统的信息化和网络概念已经远远不能适应信息技术发展给社会和人民群众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同时传统的城市管理、居民服务和社会管理模式也必须通过改革实现重大创新，才能及时响应和满足大数据时代社会各个主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的需要。深圳市福田区的实践表明，深刻领会正确先进的大数据相关理念，对促进城市转型升级和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实现推进社会治理机制创新、促进社会治理实现管理精细化、服务智慧化、决策科学化、品质高端化，具有重要作用。掌握基础数据是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的基础

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所需的数据和信息迅速增长，各项社会建设工作的开展、各种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和各种公共服务的提供都需要大量的基础数据与信息。如果没有掌握大量的基础数据与信息或者政府掌握的信息与数据不能及时更新，政府和各个社会主体就不能真正及时了解社会的各种需求，也无法规划和选择合理的提供服务的路径与方式。

为及时精准掌握全市社区基础数据，深圳市在全市实施“织网工程”，自2013年年底开始全面开展社区网格化管理工作。主要内容是：按照“属地管理、街巷定界、规模适度、无缝衔接、动态管理”的原则，将城市社区划分为一定数量的基础网格，作为社区服务管理的基本单元和相关职能部门实施网格管理的对接基础。

一是科学划分社区基础网格，至2014年5月底，全市共划分社区基础网格16417个。二是为规范基础信息采集行为、统一信息采集项目，开发社区综合信息系统终端采集软件，积极探索社区基础数据采集、传输、分流、清洗、二次应用的方法和经验。三是协调设立市、区网格管理机构。四是积极稳妥地推进网格管理队伍整合，按照“一格一员、采办分离”原则，对网格员进行定岗定责，统一采集网格内实有人口、实有法人、实有房屋（城市部件）、实有事件（矛盾纠纷和隐患问题）信息，提供给全市公共信息资源库。五是组织开展PDA采集信息。各区按照核定的网格员数量，逐步落实PDA设备选型和招标采购，网格员利用手持移动PDA设备和身份证读卡器，直接在现场采集、录入、上传人口信息。增强信息采集的实效性，而且提高了信息采集质量，特别是照片上传率、人口信息要素完整率明显提升。流动人口管理是大数据时代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的有效抓手

现代社会是高风险社会，社会越发展，社会系统越复杂，系统也越发脆弱。社会的许多风险是隐形或潜伏的，并且风险的爆发具有不可预测和不确定性。而在全球化时代和信息时代，人员、信息、资本、资源的跨区域流动越来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加速了风险的传播和扩大。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中国社会已经由一个低流动性社会发展成为高流动性社会，人口在不同地区之间流动的规模不断增大。人口流动规模及由其带动的社会资源流动规模扩大带来的社会流动性的大幅增加，强化和放大了各种社会风险，给社会治理工作带来无法回避的巨大挑战。

进入大数据时代，一方面，流动人口的规模更大，流动性更高，给社会治理带来更大的挑战。另一方面，新技术的采用、对数据价值的更深层次的挖掘和应用、理念的更新、政府职能的转变和业务流程再造、新参与渠道的不断扩展也为流动人口管理工作效能提升和社会治理能力提高提供了重要契机和可能。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的主要区别在于，管理偏重于政府的主体作用，治理则注重多元主体的共同作用。社会治理的创新和改善，离不开各种社会主体的对社会治理共同参与，而完善流动人口对社会治理的参与机制和参与方式，扩展流动人口参与渠道是进一步提高我国社会治理能力，完善治理机制的重要内容。

出租屋管理是联结高流动性社会中社会治理各个方面的关节点。大数据时代，社会也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在高度流动的人流、信息流、资本流和物流中，物业或房屋既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同时社会治理的对象主要是人和各个社会主体，而任何人口的流动过程或者法人的变更过程都离不开居住地或注册地的变动。因此，加强出租屋管理是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和强化流动人口管理的重要途径。2007年深圳在全国率先探索建立房屋编码制度。按照一户一码、统一编号的原则，对所有房屋包括合法和违法建筑分别设定了唯一的房屋编码，实现实有房屋全覆盖，并制作房屋电子地图。房屋编码实行动态管理，房建设码、房拆取消、定期普查、及时更新，房屋编码不仅是出租屋登记管理的重要依据，而且逐步应用到居住证发证、门楼牌管理和城市管理的其他方面。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的关键

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方式创新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充分运用大数据系统，提升政府便民服务水平，提高政府行政管理效能至关重要。从福田区的实践来看，从全员上门采集到有针对性上门核对，更多体现政府从“重管理”到“重服务”理念和行动的真实转变，核对信息的服务模式更容易让市民接受，也避免了重复扰民现象。另外，申报的数据通过与智慧福田综合数据库的碰撞，将实现区、街道、社区三级服务大厅和办事窗口之间数据的随机调用，市民在任何一个就近的办事窗口都可以利用申报的数据办理居住证、子女入学、计划生育、高龄补贴等业务，减少了大量纸质材料的提交、审核，提高了办事效率。同时，从社区居民密切相关“小事”切入，能够有效推进我国的城市社区治理从政府管理向社区居民自我治理转变，有利于为社会治理构建最为坚实的民意和群众基础。

同时，政府从上户全员采集信息到大部分信息主动申报的模式转变，政府把有限的资源用于对少数重点人群的管理，使政府资源的配置更趋合理，实现了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变。另外，自主申报不再是人海战术的上户采集，只需对自主申报的信息开展有针对性上户核查和上门服务，各街道把释放出来的人力、财力用于民生服务和稳定队伍、优化结构，调动了基层一线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实施自主申报后，全区综管员配备减少11%，减员增效初步显现。

（调研组成员：张文王强 乔智陈明达 唐玉春 曹立）

第二篇：大数据时代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摘要：本文在介绍和评述大数据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典型案例的基础上，探索出一条借助于大数据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以现代信息手段推进社区管理和服务的新路，为大数据时代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重要启示。

关键词：大数据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网格化服务 信息技术 互联网

大数据是继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之后，又一新的技术革命，它标志着人类社会正从信息时代、知识时代向智能时代迈进。大数据时代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提出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大数据时代，如何把大数据技术运用到基层社会治理中，是一个需要各级政府认真思索和深入研究的问题。

最近，我们对抚顺市高山社区利用大数据来创新社区治理的实践进行了多次调研，了解到该社区在社区管理和服务中，尤其是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具有大数据思维，使用了大数据技术，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这种做法值得参考和借鉴。

一、高山社区以大数据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基本做法

高山社区位于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北部高尔山脚下的城乡交界处，是2006年底棚户区改造后回迁的。2012年，高山社区在抚顺市率先垂范实行网格化管理。利用大数据思维以及使用大数据技术，将高山社区划分成5个网格，形成“人到格中去，事到格中办”的管理和服务模式。将环境整治、维稳综治、安全生产、民生保障和便民服务等工作下沉到网格，构建以大数据为依托的全方位社区服务框架。社区管理和服务形成崭新氛围，获得全省远程教育示范站点、全省就业示范社区、全省学习郭明义先进社区、全省打击传销示范社区、全市文明社区和全市和谐创建先进社区等荣誉称号百余项。

（一）完善基础信息采集，建立社区服务信息库

拥有真实可靠的数据信息是大数据应用的前提和基础。高山社区结合网格化管理，借助“一图两表四册”入户采集信息。采集整理的数据分为基础数据、政务管理和公共服务三大类，把房屋数据、人口数据和社会组织等划分为基础数据，把走访数据、党建数据和舆情数据等划分为政务管理数据，把服务数据、政策公告、医疗数据和活动数据等划分为公共服务数据。构建“问需于网格、分解整合、零距离服务”的数字化管理和服务平台，从而为居民提供精细化的服务。

（二）以居民需求为导向，创新社区管理和服务

（三）以服务居民为宗旨，实施社区网格化服务

二、高山社区以大数据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显著效果

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是提高治理水平和提升治理能力的重要方法和措施，高山社区以大数据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成效显著。

（一）提高了社区管理和服务能力

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应用大数据的终极目的也是利用数据信息的价值性为人类社会服务。如何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如何依法保障居民的各种权益，如何使居民得到更多实惠，是高山社区为奋斗目标。一方面，实施惠民工程，强化社区公共服务效能。为了使居民可以自由参与、主动发声，高山社区创建了社区论坛。利用这个互联互通的对话空间以及发声渠道，各利益主体实现了线上对话和线下协商。社区居委会可以及时地发现居民的利益诉求，通过“两代表一委员”进社区，组织线下的协商协调，圆满地解决了困扰居民多年的难点和热点问题。另一方面，强化志愿服务，加大社会组织的培育。高山社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模式的成功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建立了社区、居民、政府和企业的共赢机制，这也是社区治理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保证。高山社区有效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积极向政府寻求帮助，吸引辖区企业和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治理。

（二）增强了社区居民自治能力

不断增强社区居民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能力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终极目标。高山社区一方面积极探索政府购买服务，另一方面大力培育公益性社会组织，服务居民的渠道不断拓宽。通过建构“共驻共建、多方参与、管理有序、利益协调”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优化了基层社会治理结构，使居民更加主动全面地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形成多方参与的工作氛围和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目前，高山社区建立了居民议事制度，设立了党代表工作室、民情议事厅。不断地提高社会组织、辖区单位、志愿者队伍和居民主动参与社区自治的热情，不断地强化社会组织的作用，有效地加强了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教育的能力。

三、从高山社区以大数据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得到的启示与思考

大数据是信息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目前各行各业已经广泛应用。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我们要积极利用大数据来实现社区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教育。从高山社区的实践来看，我们得到的启示与思考如下。

（一）培养大数据思维是大数据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基础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和大数据大展身手，智慧城市落地生根，过去的信息化概念已经跟不上信息技术发展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的脚步。因此，传统的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必须通过改革实现创新与突破，才能满足大数据时代多个主体共同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需要。从高山社区的实践探索不难发现，转变观念、培养大数据思维，把大数据理念为我所用，有助于增强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有助于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有助于基层社会治理管理个性化化、服务智能化和决策智慧化。

（二）掌握基础数据是大数据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关键

大数据时代，掌握基础数据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关键。各项公共服务的提供以及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都需要大量的数据。否则就不能准确了解居民的各项基本需求和个性化需求，也很难提供精准化、个性化的服务。高山社区为了及时掌握精准数据采取了以下做法：第一，科学划分社区基础网格。第二，开发社区采集综合信息系统终端软件。主动学习和探索社区基础数据采集、存储、分析、整合和控制的方法，使基础信息采集规范化、标准化。第三，整合规范网格管理人员队伍。网格员实行定岗定责制，统一规范采集本网格流动人口、常住人口、辖区企业等信息，提供给街道公共信息资源库。

（三）确保数据安全是大数据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保障

第一要在信息系统的软硬件投入方面做技术上的安全保障。第二在制度建设方面要重视数据的采集和应用。如何把握好个人隐私和数据开放之间的度，如何把握好数据需求与国家信息安全之间的度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高山社区的实践表明：第一要理清社区工作人员的职责范围和工作权限。每个网格的网格长和网格员应该只有录入、修改和访问本网格居民信息的权限，而不具备登录访问其他网格居民信息的权限。这有利于避免人员流动等原因造成的信息泄露。第二要保证数据应用者使用的数据信息是非隐私的。这既能促进数据的共享和开放，又有利于保障公众的个人隐私，避免商业企业秘密的泄漏。

第三篇：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改进社会治理方式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改进社会治理方式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社会治理理念的重大转变。

本次全会提出的“治理”与过去所熟悉的“管理”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其中却蕴含着重要的理念转变。治理更为强调主体的多元参与，此次全会提出的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等内容就是主体多元性的集中体现。全会的新提法与过去所强调的政府在国家管理中的一元主体地位有着很大的不同。

多元参与改变了政府过去对社会事务强调控制的理念，将控制转变成了服务与协调，这将促使政府真正回归到服务型的轨道，使政府从管理者转变为服务者。

多元参与改变了过往政府习惯于应对社会事务，解决社会问题单打独斗的理念。社会治理的提出使政府开始更为关注其他社会主体对于处理社会事务，解决社会问题的作用与功能，使政府开始意识到要将自己不应该管的和管不好的社会事务交给其它社会主体去处理，以便于社会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

多元参与使政府在处理社会事务，解决社会问题过程中民主理念得到增强。在社会治理体制下，政府在处理社会事务中要善于吸收、听取其他治理主体的意见，善于通过自身的主导作用，调动其它主体参与到治理活动中来，并赋予各主体相应的权力，以实现治理的有效性。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要求改进社会治理方式。

一是要加快构建以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基础的社会治理方式。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是我国社会治理体制的基础架构。党委领导就是要明确中国共产党在治理结构中的领导地位，这是由我国的政治体制与现实情况所决定的，治理体制中的其它主体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与到治理实践中来，要切实履行法律赋予自身的权利，积极完成自身所承担的义务，主动学习、了解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主动与各级党组织密切配合，切实保证社会治理活动的有效开展。

政府主导就是政府不再是治理体制中的唯一主体，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承担着凝聚、协调、调动和组织的作用。其他治理主体要在政府的凝聚与协调下进行社会治理实践，要及时弥补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足，政府要及时校正其他社会主体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出现的偏差，要及时调整不同社会治理主体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功能与角色。

社会参与是指要充分调动党委、政府以外的其他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要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要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将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真正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参与。

二是要加快构建以法律、道德规范调节为手段的社会治理方式。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要强化依法治理与道德约束，构建以法律、道德规范调节为手段的社会治理方式。一是要坚持依法治理，要加强法治保障，要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培养社会治理主体与群众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社会问题、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的意识与习惯，要强化社会治理活动与治理行为的合法性，要不断树立法治在社会治理活动中的权威性，要让法律成为社会治理活动运行准绳。二是要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道德规范所具有的柔性约束力与普遍约束效应是法律所不具备的，因此要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彰显出道德在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解决社会问题中的作用，要重视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基础的社会道德体系的建设，要通过各种形式弘扬家庭美德、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要努力营造诚信、友爱的社会环境，要积极传播社会正能量，实现道德规范对社会治理主体、群众行为的软约束。

三是要加快构建以基层为导向的社会治理方式。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源头治理，要以社会化服务为方向，要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因此，要加快构建以基层为导向的社会治理方式。

以基层为导向的社会治理方式要注重为基层群众做好服务。要加快基层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构建与实施，网格化社会管理是基层居民自治的创新形式，是社会治理体制不可或缺的方式、方法，它改变了传统管理从上到下的管理模式，建立了从下到上，从群众需求出发的为群众服务的新模式。

以基层为导向的社会治理方式要注重协商对话机制的建立。要注重维护群众正当利益的诉求表达权力，及时反馈人民群众的意见与建议，要真心倾听群众的声音，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在倾听意见的过程中与群众建立对话、协商机制，要通过协商对话机制有效协调群众各方面、各层次的利益诉求，要及时化解利益冲突，从而实现社会治理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的价值目标。

第四篇：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是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针对社会治理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就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作了全面部署，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我们要适应新形势，增强风险意识，深化对社会治理规律的认识，以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法手段创新为动力，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引领，以基层基础建设为支撑，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一、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如果说工业时代的奥秘是分工，那么互联网时代的奥秘则是融合，是信息互通、资源共享、社会合作。这就要求我们确立合作、互通、共享理念，打造社会治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命运共同体，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一）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过程是实现社会善治的过程，政府和社会要各归其位、各担其责。一是推进社会治理社会化。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社会，只有政府和社会携起手来，才能建设好安

— 1 — 全家园。要在发挥好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引导社会成员增强主人翁精神，激发社会自治、自主、能动力量，让大众的问题由大众来解决。二是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法治作为社会治理创新的最优模式，应该回应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种种问题。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构建社会行为有预期、管理过程公开、责任界定明晰的社会治理制度体系，善于运用法治方式把社会治理难题转化为执法司法问题加以解决。三是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我国传统文化中推崇直觉、感性思维，习惯于对事物进行模糊的归纳，严谨、理性、体系化的实证研究不够。这种思维方式容易导致粗枝大叶、大而化之。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就要培育以尊重事实、推崇理性、强调精确、注重细节为主要特征的“数据文化”，把精细化、标准化、常态化理念贯穿于社会治理全过程。

（二）健全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利益保护机制

目前，社会矛盾大多属于利益诉求。预防化解社会矛盾，关键是要坚持维权和维稳相统一，健全维护群众利益的机制。只有这样，才能赢得广大群众发自内心的认同和拥护，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奠定坚实基础。一是健全利益表达机制。畅通群众利益表达渠道，是密切党委和政府同群众联系、舒缓社会紧张关系的重要举措。要完善行政复议、仲裁、诉讼等法定诉求表达渠道，发挥人大、政协、人民团体、行业协会等利益表达功能。全面推行阳光信访，尽快实现国家信访信息系统全面联通，把网上信访打— 2 — 造成群众信访主渠道。积极推进网络参政议政，搭建党委和政府同群众沟通交流新平台。二是健全利益协调机制。谋发展、搞建设，都要统筹好群众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兼顾好群众的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要围绕涉及群众利益的事项，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原则，积极推动有关部门、单位多同群众商量，确保各项工作更好地顺乎民意。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重大决策前臵程序，努力使评估过程成为倾听民意、化解民忧、赢得群众理解支持的过程，预防和减少因决策不当引发的社会矛盾。三是健全利益保护机制。当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大多是由损害群众利益问题引发的。要树立把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百姓的理念，围绕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问题，办大事、办实事，让群众得到实惠、看到希望。发挥好司法救济功能，依法严厉打击农村土地征用、城镇房屋拆迁、企业改制等过程中损害群众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确保群众权益受到公平对待、利益得到有效维护。

（三）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现代社会，善不善于发挥社会主体积极性，推动形成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局面，是衡量党委和政府社会治理能力高低的重要标志。我们要创新多方参与机制，更好地组织动员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努力实现社会事务社会治理。一是发挥好企事业单位作用。企事业单位不仅承担着防控安全生产风险的重要责任，而且是维护社会公共

— 3 — 安全的重要力量。要充分发挥企事业单位在资源、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优势，调动他们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为维护公共安全发挥更大作用。二是发挥好社会组织作用。社会组织是现代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要推动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确保其成为党委和政府的有力助手。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发挥好社会组织在引导社会成员参与风险评估、矛盾调解、社区矫正、青少年教育管理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三是发挥好基层自治作用。基层自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是基层群众实现自己的事情自己管、自己办的重要方式。要完善基层民主决策、民主治理机制，构筑起全社会共同治理公共安全的网络联系和信任关系，做到知风化险、规避风险。

二、加强社会治理基础制度建设

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制度建设具有全局性、根本性作用。科学的社会治理理念和实践经验只有转化为普遍适用的制度，才能成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巨大力量。

（一）建立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

社会治理的核心是对人的服务管理。目前，我国公民身份号码的准确性、唯一性目标基本实现。要加快国家人口信息管理系统升级改造，深入推进居民身份证换发、异地办理和指纹信息登记工作，建立户口和身份证信息联网查询比对制度，逐步实现跨部门、跨地区信息整合和共享，确保基础信息全面、准确。

（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

— 4 —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不强。推进守法诚信，既要加强教育，更要强化制度约束，形成守法诚信长效机制。要加快建立基于公民身份号码的信任根制度，以保障实名制的落实。建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和相关实名登记制度，抓紧推行手机号码、银行卡、网络实名制，消除网上网下各领域虚假身份。建立违法犯罪记录与信用、职业准入等挂钩制度，强化对守信者的鼓励和对失信者的惩戒。坚持推行实名制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并重，健全用户信息保护制度，加强对用户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的保护。

（三）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疏导机制、危机干预机制

社会心态体现社会文明程度，影响社会和谐程度。现代社会，随着工作、生活节奏加快、竞争激烈，一些人的不良情绪潜滋暗长，容易引发社会问题。要开展社会关爱行动，发展社会专业服务机构，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和社会志愿者队伍建设，关心帮助困难家庭和个人。建立健全心理卫生服务体系，积极开展心理调节疏导工作，建立心理危机干预预警机制，防范和降低社会风险。对生活失意、心态失衡、行为失常的，按照“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要求，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辅导、援助，引导其依法理性处理问题，防止发生极端事件。

三、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机制

对社会治安进行综合治理，是我国的特色，也是我国的优势。面对社会治安新形势，我们要以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为

— 5 — 目标，以突出治安问题为导向，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机制，提高动态化、信息化条件下驾驭社会治安局势的能力水平。

（一）以信息化为支撑加快建设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

创新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是维护公共安全的骨干工程、建设平安中国的基础工程。要结合制定“十三五”规划，在更高起点上统筹设计好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社会信息化快速发展，不仅更新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思维方法，也为加快建设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提供了新手段。特别是利用物理世界之外的“脑力+信息”发展起来的智能产业，极大地扩展了人类智力水平，也为打造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升级版提供了新平台。要坚持信息化牵引，积极推进打防管控一体化、网上网下一体化，确保社会治安防控形成体系、充满活力。围绕整合资源力量，完善信息化标准体系、统一接口和共享模式，推动各类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各类数据集成应用，发挥最大效益。把政府引导和市场力量更好地结合起来，统筹建设大数据、云计算中心和物联网等基础设施，为提升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整体效能提供信息化支撑。

（二）完善社会矛盾纠纷排查预警和调处化解综合机制

如何预防化解易发多发的社会矛盾，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考验。要善于把运用法治的功能与发挥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好地结合起来，完善社会矛盾排查预警和调处化解综合机制，提升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实效。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依托基层组织，发展信息员，完善社会矛盾滚— 6 — 动排查、及时预警机制，努力做到发现在早、防范在先、处臵在小。构建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引导群众更多地选择非诉讼渠道和方式解决纠纷。拓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法律工作者等第三方参与纠纷化解的制度化渠道，吸收专家参与技术性、专业性领域纠纷解决工作，提高纠纷化解权威性、公信力。借鉴一些互联网企业开展在线调解、在线仲裁、在线协商谈判等做法，善于运用新技术提高纠纷化解水平。

（三）建设基础综合服务管理平台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中，基层基础建设既是根本性任务，也是紧迫性工作。要以基层综治中心为依托，建设基础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并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将服务管理资源向网格延伸，提高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水平。随着信息化建设水平的提高，领导机关拥有的信息资源更加集中，服务基层一线更有优势。领导机关要健全服务基层的情报综合研判和信息推送机制，及时把高质量的预警情报和急需信息实时推送到基层一线。要牢固树立寓管理于服务的理念，通过全面、周到的公共服务，有效覆盖专业工作难以触及的领域，有效采集日常管理难以采集的信息，更好地服务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四、健全公共安全体系

当前，我国公共安全形势总体是好的。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地域辽阔、发展不均衡的国家，能保持社会和谐

— 7 — 稳定大局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和社会信息化的快速发展，由于国际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当今世界已进入风险社会，我国国内风险因素也日益突出。我们要牢记公共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的道理，加快编织全方位、立体化的公共安全网。

（一）增强风险意识

面对严峻的公共安全形势，全社会只有牢记隐患险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责任重于泰山，才能有效防范化解管控好公共安全风险。一是加强全民安全意识教育。全社会成员要树立生命至上、安全第一观念，提高共同防控风险的自觉性。要把安全文化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体系，采取以案说法等方式，让安全文化入脑入心。二是建立健全风险预警机制。在各类风险高度集聚的今天，预警是维护公共安全的首要环节。要根据风险形成规律，建立研判、预警、防范风险苗头、隐患先兆的机制，防止其累积扩散、突破临界状态。探索“人力+科技”“传统+现代”的风险预警模式，提高对风险动态监测、实时预警能力，及时切断风险链。三是创新协调联动机制。维护公共安全，涉及各方面各环节，只有紧密配合、有效互动，才能形成合力。要在健全区域联动、部门协作机制的同时，建立与社会力量合作联动机制，善于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把各种资源、力量、手段统筹起来，建设好维护公共安全的天罗地网。

（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和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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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一头连着千家万户，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是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保障。我们要深刻认识安全生产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紧迫性，全面抓好安全生产责任制和管理、防范、监督、检查、奖惩措施的落实。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的要求，细化落实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责任、相关部门的监管责任、企业的主体责任。针对高速铁路、城市轨道、油气管网、城市燃气、高层建筑防火、城中村等重点领域和煤矿、矿山、化工、烟花爆竹等重点企业，在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的同时，善于查找前端治理中带有普遍性、趋势性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健全法律制度、强化监督管理。坚持以信息流引导技术流、物质流，运用物联网等新技术，构建生产、运输、存储、销售、使用等全过程、无缝隙监管体系，把先进的理念、制度转化为程序上的硬约束，实现对各类安全生产风险自动识别、预警，预防和减少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三）加强防灾减灾能力建设

提高防灾减灾和应急能力，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考验。要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的方针，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全面提高全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完善自然灾害救助制度，健全救灾应急社会动员机制，落实统一指挥、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自然灾害应急管理体制，加强全民减灾防灾宣传，形成有效应对自然灾害的强大合力。

五、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高度重视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的大事。我们要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一）实施国家安全战略

制定、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是有效维护国家安全的迫切需要。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进一步明确国家安全战略指导方针、中长期目标和重点领域国家安全政策。坚持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工作领导体制，发挥好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党中央领导下国家安全事务决策、协调“神经中枢”功能，研究制定、指导实施国家安全战略和有关重大方针政策，统筹协调国家安全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增强国家安全事务决策和实施主动性、及时性、协调性。

（二）构建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

《国家安全法》确立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地位和国家安全工作领导体制，确立了维护国家安全各项制度。要根据维护国家安全的实际需要，推动出台反恐怖主义法、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加快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将法治贯穿于维护国家安全全过程，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三）完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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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家安全法》规定，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投资、特定物项和关键技术、网络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以及其他重大事项和活动，要完善国家安全审查，有效预防和化解国家安全风险。今后，要把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延伸到经济以外其他领域，完善国家安全审查内容和程序，明确违反国家安全审查规定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努力构筑维护国家安全的“防火墙”。

（四）依法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颠覆破坏活动、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极端宗教活动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事关国家治乱兴衰。要把确保政治安全放在首位，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颠覆破坏活动，坚决捍卫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坚决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始终保持对暴力恐怖活动的高压态势，组织动员人民群众进行群防群治，深入推进“去极端化”工作，深化反恐怖国际合作，全方位构筑反恐怖安全屏障。

第五篇：创新社会治理

如何推动社会治理创新

一、什么是社会治理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小标题下，用了1000字左右的一段话，阐述了一个新的执政理念——社会治理。此前，经常使用的一个类似概念是“社会管理”。新的“社会治理”概念的提出，引出了一系列问题：什么是社会管理？什么是社会治理？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是什么关系，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为什么要用社会治理取代社会管理？

“Governance”即“治理”的概念，在20世纪后半期随着新公共管理理论的风行而得到学界和政界的青睐。上个世纪90年代，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的界定是：“个人和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其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并列出了“治理”概念的四个特征：其一，治理不是一套规章条例，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其二，治理的建立不以支配为基础，而以调和为基础。其三，治理同时涉及公、私部门。其四，治理并不意味着一种正式制度，但确实有赖于持续的相互作用。值得关注的是，在这段对“治理”特点的表述中，可以概括提炼出四个关键词，即“过程”、“调和”、“多元”和“互动”。

按对“治理”的理解来看“社会治理”，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界定：在社会领域中，从个人到公共或私人机构等各种多元主体，对与其利益攸关的社会事务，通过互动和协调而采取一致行动的过程，其目标是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行和满足个人和社会的基本需要。

参照以上提出的“治理”的四大特征，对比“社会治理”和“社会管理”这两个概念，也可以概括出“社会治理”的四大特征：

社会治理必须强调“过程”。在这里，“过程”的涵义是：社会治理的动态性、发展性和延续性——社会治理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经济背景下进行的，所以既不能靠制定一套“一刀切”的规章条例，试图在任何时空条件下都以不变应万变；同时也不能靠一场“运动式”的大轰大嗡，试图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而这两者，恰恰是以往“社会管理”的最显著的特点。

社会治理必须倡导“调和”。社会本身是一个有自组织能力的有机体，通常处于一个生机勃勃的过程中。所以，不能试图用某种强力乃至蛮力去“支配”社会。而是要让社会本身发挥其自我生存、自我发展乃至自我纠错、自我修复的功能。所以，社会治理需要高超的“治理艺术”，在收放张弛之间拿捏得恰到好处。而以往的社会管理的缺陷，恰恰是过于迷信强制力量。

社会治理必须兼顾“多元”。社会是由各个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构成的，不同的阶层和群体的经济利益、社会地位和政治诉求都是不一致的。因此，社会治理必须非常重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不论多数少数，不论强势弱势，不论公立民营，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共同分享发展成果。而以往的社会管理常常错把高高在上的施恩赐惠当成了最高境界，而且极具“社会排斥”的色彩。

社会治理必须注重“互动”。要引导全社会达成利益共识，尤其是针对长期目标的利益共识，就要建立一个适合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框架和社会机制。使多元主体都能够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然后在沟通交流、相互妥协、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社会共识。在行动上，也应该是互动型的，上下配合，同心同德。而以往的社会管理常常是“一言堂”，急功近利，短视而只顾眼前利益。综上所述，以往的社会管理已经暴露出很多的认识误区和制度缺陷，诸如一刀切、运动式、压制型、堙堵式、恩赐性、排斥性、一言堂、功利心„„不一而足。这恐怕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要用一个新的概念，其实也是一种新的理念——社会治理来取代以往长期使用的社会管理一词的根本原因。

具体而言，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就是要在承认个性化、多元化的基础上，通过互动和调和——沟通、对话、谈判、协商、妥协、让步——整合起各社会阶层、各社会群体都能接受的社会整体利益，最终形成各方都必须遵守的社会契约。

二、为什么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总书记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社会治理体制占有重要位置，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要实现“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目标要求，就必须重视社会治理创新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实现社会治理的“五个转变”。

实现社会治理思维视角从“国内”到“全球”的转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国把社会治理当成纯粹的国内事务，没有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思考社会治理问题。进入21世纪，我国的社会治理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和国际合作的日益频繁，加剧了各国的文化冲突，极大改变了政府社会治理的环境；大规模的人员、资源、信息、资本快速跨国流动，加速了风险传播，放大了危机影响，增加了社会治理难度；民主行政、责任行政、服务行政、回应行政等理念深入人心，冲击着政府社会治理的传统观念，对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形成挑战。在这一潮流下，任何一国的社会治理都不可能孤立进行，“全球治理”给“国家治理”带来了新的冲击。这就要求社会治理体系从一个封闭式的治理结构转向开放式的治理结构，并从“全球”的角度来考虑社会治理问题。经济全球化给社会治理带来的影响是双面的，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的社会治理理念推动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另一方面，在树立“全球”思维的同时，还要主动防范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社会风险。这就要求我们，在国内要进一步加强社会意识形态管理，深化公民国家意识、社会整体意识，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形成法律法规、社会道德、文化传播多位一体的安全防范布局；在国际上，要进一步加大中国现代社会治理理念的宣传力度，树立正面形象，在涉及国内社会治理的问题上坚持原则，坚决杜绝任何外来势力干涉，依据本国法律法规妥善处理。

实现社会治理主导理念从“利益”到“价值”的转变。社会治理的政治性、公共性和社会性决定了其价值取向与单纯的经济管理活动追求个人利益、部门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截然不同。我国过去30多来年的公共管理，是以物质利益为导向的公共管理，实施的是“见物不见人”的发展方式，实施社会管理过程中，没有完全做到以人为本。在利益导向的社会治理理念下，社会风险不断增加，社会矛盾不断累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管理失灵状况。在此背景下，建立实现多元价值追求的复合治理，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和治理实践工作中，形成科学有效的诉求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和谐成为应然选择，调整社会关系、协调社会利益、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实现政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善治”的社会治理目标。

实现社会治理功能定位从“维稳”到“维权”的转变。“维稳”与“维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者是辩证统一的。“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的实质是“维权”。由于特殊的国情，实践中，我国社会治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单纯地强调“社会的稳定性”指标，忽视了“社会的公正性”“社会的参与性”等维度，虽然在一段时间内有效维护了我国社会的基本秩序和稳定局面，但也不利于社会活力的释放，导致了影响社会和谐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当前，必须顺应公民权利意识大大提高的现实情况，公平保护公民利益，坚持依法治理和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从实体、程序和时效上充分体现公平正义的要求，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真正防止因为“维权”而产生的“维稳”问题，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实现社会治理主体构成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变。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管理主体主要是政府。“大政府”架构在一定阶段产生过一定积极效应。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大政府的管理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社会整体发展。现实中，政府负责等同于政府包揽，从观念到制度都排斥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其结果一方面导致社会自治发展缓慢，公民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发展缓慢，另一方面导致了权力寻租和腐败现象的发生。实际上，社会治理除了国家和政府之外还应强调社会组织、企业、公民个体等社会力量的参与。社会需求是多样化的，不同类型的主体有不同的特点和不同的擅长，因此需要主体的多元化。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格局，在转变政府职能的前提下，激发社会创造活力，为公众提供高质量、差异化的社会公共服务，实现从政府单一主体的单向度管理，走向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推动社会治理从国家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

实现社会治理方式方法从“刚性”到“柔性”的转变。社会治理既可以凭借法律约束、纪律监视、强迫控制等刚性手段，也可以依靠组织、协调、激励、感召、启发、诱导、协商等柔性方法。长期以来，政府在实施社会管理时，往往习惯于行政处罚等刚性措施，而对于柔性方法则较少采用和考虑。现代社会治理需要柔性治理思维，变硬约束为软引导，变强制服从为服务感化，变堵截民情为疏解民心，变应急管理为预防治理，变事后干预为事前预防，合理引导社会舆论，适时干预社会情绪，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风险。

三、如何创新社会治理

十八大提出，为了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必须做到：

（1）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

（2）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登记。加强对社会组织和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引导它们依法开展活动。

（3）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

改革行政复议体制，健全行政复议案件审理机制，纠正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建立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机制。

改革信访工作制度，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健全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机制。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

（4）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统一权威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构，建立最严格的覆盖全过程的监管制度，建立食品原产地可追溯制度和质量标识制度，保障食品药品安全。深化安全生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健全防灾减灾救灾体制。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依法严密防范和惩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

坚持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加大依法管理网络力度，加快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确保国家网络和信息安全。

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