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社会治理体系特色品牌,七园怡景,三社联动[精选五篇]

第一篇：社区社会治理体系特色品牌,七园怡景,三社联动

火车站街道张火路社区位于甘州区东北郊张火公路沿线，区域面积7平方公里，辖区内有中央、省、市、区属企(事)业单位21家，各类餐饮、服务、商业网点275个，居民小区15个，楼房203栋，平房197栋，居民3086户8616人,流动人口272人。社区党委现有党员161名，下设3个党支部、7个党小组。社区是社会治理的主阵地，也是联系服务群众的“大桥梁”。为进一步创新完善社区社会治理体系，一年来，社区结合实际，以居民需求为导向，积极协调整合资源，全面构建以党组织为龙头，以社区为平台、以社会组织为载体、以社工人才为支撑的“三社联动”工作机制，精心打造“七园怡景”特色品牌，（即怡心园、怡学园、怡居园、怡融园、怡联园、怡人园、怡善园、形成优美幸福的和谐景），初步形成“三社联动”服务模式，有效推动了和谐社区建设。一、突出“新”字定思路，积极探索工作路径

社区在深刻领会省、市、区“三社联动”工作要求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大胆创新，不断充实完善工作思路，使社区“三社联动”工作既符合上级要求，又切合辖区实际。社区党委先后召开党委会议、现场推进会和联席会议20余次，创新性地提出“党建统领、两新支撑、三社联动、和谐社区”的工作思路，制定出台《张火路社区关于开展“三社联动”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为全面开展“三社联动”工作提供了政策、项目、资金和组织保障。社区党委高度重视，把“三社联动”工作作为推动社区建设的有效载体，将“三社联动”与社区党建工作同研究、同谋划、同安排、同部署，制作“作战图”，下达“任务书”，明确“时间表”，从硬、软件建设两个方面入手，紧扣工作任务，广泛发动群众，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确保社区“三社联动”工作方向明晰、路径统一、步调一致。

二、突出“细”字明责任，确保工作落地生根

社区将“三社联动”工作作为深化社区建设的头等大事，成立工作机构，明确工作职责，细化工作任务，构建了街道、社区、社工组织、辖区单位四方联动体系，适时召开会议，对整体工作、年度工作、阶段性工作早谋划、严要求，推动工作取得实效。同时，因地制宜，建立健全管理机制，设立“三社联动”联合办公室，聘请专业社工机构教授，结合实际，精心设计了“三社联动”服务方案，进一步明确工作要求和主要任务，切实抓好工作落实。积极加强与市、区民政局的请示沟通，强化工作配合、信息沟通与政策衔接。建立街道、社区、社工组织三个层面的联席会议制度，促进各项服务与需求的有效对接；

建立服务联办制度，专业社工和社区工作者协同带动志愿者服务居民，共同解决社区问题；

建立需求反馈制度，以需求为导向进行服务项目设计、开发和实施，注重评估和反馈，满足社区和居民的动态化需求，为“三社联动”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三、突出“聚”字促整合，党群携手凝聚合力

社区积极整合辖区内党建阵地资源，建成“党群服务中心”，以“红色”为抓手，开展“红色典型”示范引领，“红色文化”渲染氛围，“红色学堂”定期宣讲，“红色影院”寓教于乐，“红色志愿”传递爱心，集中为社区居民提供各类便民服务，有效激发了党组织的党建活力，将党群活动阵地延伸到最基层，使社区党组织服务能力、服务水平得到显著提升。社区党委每季度召开一次党建联席会，围绕辖区内社会性、群众性、公益性工作，沟通情况，交流经验，研究、协调辖区内的重要问题，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建共管的协调议事长效机制。依托社区大党建建设格局，搭建以张火路社区党群活动中心＋辖区单位共建基地的“一中心〮六基地”服务平台，建成市救助站、市特殊教育学校、职教中心、新园幼儿园、玉门石油度假村、风湿颈腰椎医院等6家“三社联动”共建服务单位，统一悬挂标牌和服务规章制度，配备相应的活动器材，实现了社区服务空间共享。同时，整合辖区资源服务社区，将辖区的25家两新组织的4个党支部纳入社区党委，形成了全覆盖、广吸纳、动态开放的党组织体系，止目前，共开展扶贫帮困、文艺汇演、健康义诊等志愿服务活动10多场次，走访慰问困难人员28户。

四、突出“实”字抓推进，全力构建和谐美景

社区紧扣“三社联动”服务方案，不断满足社区居民多样化需求，为社区内的老年人、青少年、家庭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服务，精心打造“七园”，夯实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和谐社区。

一是打造老年服务“怡心园”。社区针对老年人在娱乐文化、精神慰藉、家政服务等层面的需求，精心设计了主题新颖、贴近老人的自助互助服务活动，先后开展了“巧手扮生活”老年人手工制作小组、“同心同乐”老少联谊、“缅怀过往，重温回忆”老年人分享座谈，“爱在金秋、九九重阳”文艺演出等活动，既丰富了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也增进老人之间的情感联系。同时联合共建服务基地的社区医院定期为老人免费体检，举办健康知识讲座，帮助老年人树立正确健康的生活方式，辖区内敬老爱老氛围日渐浓厚。

二是打造儿童/青少年服务“怡学园”。社区党委建立健全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机制，不断探索创新儿童/青少年服务的新途径、新模式。在寒暑假开展了“护苗行动”青少年网络安全知识讲座，快乐读书活动；

联合辖区单位对6户留守儿童、困难儿童开展走访慰问；

为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举办了“永青—童梦变色水杯”活动，发放变色水杯150多个。通过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教育网络构建，增强了儿童青少年服务教育合力，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了宽松环境。

三是打造家综服务“怡居园”。社区共有党员161人，辖区居民有刺绣、书法、太极拳、舞蹈、秦腔等特长的人数为83人，其中自乐班子1支9人，舞蹈队伍3支58人，瑜伽馆1家，青少年课业辅导班3家。社区成立了8小时服务驿站（建立了社区居民微信交流群），发布一些惠民政策及便民信息，满足居民常见需求，搭建线上互助平台；

开展“与邻为友”趣味活动，增进邻里感情；

每月举办一期新中国式家长学堂，引导家长做真正爱孩子的父母；

组织党员进行拓展训练，增强团队力量；

举办“庆三八”女性插花沙龙，培养女同胞知美、爱美、尚美、会美的美好生活情趣，美化生活，美化家庭。通过各种活动，积极搭建了不同居民群体之间的交流沟通平台，增进居民、邻里之间的感情，积极创造怡居环境。

四是打造社区服务“怡融园”。依据社区需求，整合“人、文、地、景、产”五大社区发展方向，引导社区成员参与，培养自助能力，开展社区营造，推动社区发展。街道多方筹资，改造社区内部环境，将社区现有办公楼三层共756平方米，改造成内设党群活动中心、便民服务大厅、书吧、儿童萌芽之家、书法之家等多功能活动中心，方便居民开展各种活动，同时在社区外围制作了文化长廊。依托社区大党委，充分整合辖区资源，实现环境卫生、文化、治安联建，共同创建整洁、有序、优美的社区环境。举办“三社联动”启动仪式、“庆七一”文艺汇演、“喜迎十九大”文艺演出、“翰墨飘香”居民书画作品展，“共建和谐社区、共享和谐美景”社区文化艺术节暨“三社联动”宣传等大小活动5场次，辖区15个单位积极参与，提供场地，参演节目，共享文化盛宴；

举办“端午飘香粽是情”联谊活动，邀请辖区30多位老党员、孤寡、空巢老人及困难人员，包粽子、绣香包、做游戏，共同过节，还为6户行动不便的居民送去粽子，构建了党群共享、其乐融融的家园型社区活动平台。

五是打造社会组织服务“怡联园”。加强社区社会组织的建设有利于提高居民素质，增强居民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有利于培养社区群众的民主意识，有利于深化社区服务，满足居民多样化需求。社区利用新建的共建服务基地，为辖区居民自发组织的刺绣手工、自乐班、书法、舞蹈共4个社区社会组织团队提供场地，邀请专业的舞蹈老师，对社会组织进行培训，提升他们专业能力。同时，社区正在引导社会组织步入正规，孵化有能力的社会组织，让更多的居民加入到志愿者团队，更好地为辖区居民服务。

六是打造社会工作服务“怡人园”。社区抽调参加过社会工作培训的3名人员和引进的甘肃兴邦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专业社工组成了社会工作团队，优势互补，积极打造本土化服务新模式。邀请兰州财经大学法学院李明副教授为社区现有的34名工作人员进行社会工作的专业培训，学习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其社会工作水平。今年社区还组织7名工作人员报考了社会工作职业考试，参加了区民政局组织的考前辅导和培训，社区按照社工的方式培养草根的社区社会工作服务，搭建“社工+义工+志愿者”的联动模式，共同探索社区本土化社工服务经验，共同传递人文关怀理念，提升居民服务参与度。

七是打造志愿服务“怡善园”。“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是社区志愿服务的宗旨，社区在辖区内大力推行“党建+服务、党建+公益”的模式，不断为社区党建输入新活力。社区先后成立了以辖区党员为主的志愿者服务团队4支，青年志愿者1支、巾帼志愿者1支，打造了“情暖万家、爱心服务”社区志愿服务活动特色品牌，开展以环保、助老、文化、便民等为主的志愿服务活动10多场次，受到了社区居民的好评。党员志愿者带头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也让社区更多党员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影响更多的居民参与社区活动中。同时社区积极链接河西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和社会工作相关院系，在社区建立专业实习基地和志愿服务基地，开设暑期志愿者活动，努力在社区形成“全民义工，终身志愿”的志愿服务氛围，逐步实现从“社区管理”到“社区治理”的转变。

五、突出“广”字做宣传，不断提升品牌效应

立足于引导广大干部职工和居民群众熟悉政策、掌握政策、运用政策，充分发挥辖区学校、道德讲堂、居民之家等教育机构作用，逐层逐级深入宣传“三社联动”相关政策和理论知识，引导和帮助居民群众了解“三社联动”的政策措施。在社区组织开展“编写一本学习资料、举办一次专业培训、召开一次群众会议、开设一个宣传专栏、开通一个微信平台”为主要内容的“五个一”宣传活动，形成了多层次、全覆盖、立体式的“三社联动”宣传格局，为深入开展“三社联动”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同时，积极与居民群众建立信任关系，扩大社会工作服务影响力，通过入户探访、座谈交流、活动满意度测评、社工宣传等方式，大力宣传社区“三社联动”工作，动员和引导辖区居民更好地参与到活动中来，增进了居民之间的感情，营造了浓厚的服务氛围，使“三社联动”工作家喻户晓。至目前，开展社工宣传5场次，入户探访50多户，建立了社区微信公众号和居民交流群，在市、区新闻媒体发表信息10篇，市、区电视台播出报道4期。

六、存在的问题及几点启示与思考

经过一年多来的工作实践，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与省、市、区要求和群众期盼还有一定差距，从目前看，社区引进的甘肃兴邦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因申报试点需用本土社工机构暂停，社区需尽快引进有经验的社工机构指导开展工作。从长远来看，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去思考和探索，如：如何更好地发挥党组织在社区多元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

如何丰富内容、规范流程、科学监管评估，从而推动“三社联动”深入开展等等，需要我们在接下来的工作中进一步创新思路、大胆探索，力争试点工作取得新突破、新成绩和新经验。

1.进一步发挥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社区党委要把社区治理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党委工作整体布局，与党的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检查、同步考核。建立以社区党委为领导核心，以公共服务中心为平台，以党员干部联系群众制度为抓手，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发展和社会工作，使之相互支持、渗透融合。重点引导辖区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实现由政府“包打天下”到与社会力量“合作共治”转变。

2.进一步完善和规范社会组织。按照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要求，创造一切有利条件，扶持社会组织发展壮大。完善社会组织等级评估工作，引导社会组织完善内部治理结构，提高规范管理水平。社区“三社联动”工作刚起步，各项建设工作仍有待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化。因此，仍需继续做好“三社联动”的规范化建设，着重探索和实践社会工作督导和第三方项目评估验收机制，充分发挥社区民主协商机制，对发现问题及时修改、调整和总结，确保各项服务活动走上正轨。3.进一步提升整体服务水平。提升社区整体服务能力，“三社联动”是关键。社区、社会组织、社工队伍分别代表着平台、机构和人员，只有这三者自身基础扎实、相互支撑，才能形成牢固的“三角”关系；

只有进一步提升社工专业化职业化水平，强化现有社会组织能力建设，并根据实际培育和扶持更多的符合居民需求的社区社会组织，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各类服务活动，才能发挥出“1+1+1﹥3”的强大社区服务功能。要加强与上级部门的沟通联系，协助配合做好各项社会治理工作，真正下活社区社会治理这盘棋。

在今后的工作中，社区将进一步加大探索创新力度，及时总结提炼“三社联动”工作的实践经验，不断健全“三社联动”的制度和方法，聚集社区治理正能量，努力开拓“三社联动”工作新局面。

第二篇：社区治理中“三社联动”机制探析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一）研究背景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后，基层社区治理模式面临新的变化，原来由单位包办一切的福利模式不复存在，各类转移出来的职能落在了社区和社会组织的肩上，政府将部分管理职能交给社区来做，与此同时社区的发展为社会组织的培育，专业社会工作机构承接政府职能转移提供了有力条件。鉴于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利益需求逐渐多元化，以往传统的公共服务着重社会经济方面，忽略了民众的需求。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对社会公共服务的需求也日益增多，传统的公共服务已经难以满足社区居民需求。社区内迫切的需要一些专业社工人才，为居民提供专业化服务。近年来，各类社会组织在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参与社区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作用日益显现。这些都为“三社联动”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

2015年10月，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在全国社区社会工作暨“三社联动”推进会上明确提出：力争到2020年，绝大部分城市社区和多数农村社区都能形成及时回应居民需求的社区服务体系，每个城市社区至少有10个以上、农村社区至少有 5 个以上社区社会组织，有专兼职专业社工或接纳民办社工机构从事社会服务活动，达到社区社会组织更加活跃、专业社工作用更加明显、城乡社区更加富有活力。可以预见的是，5年之后，基层社会服务管理将会焕然一新，特别是社会服务方面将会有质的提升。从2015年开始，内蒙古自治区尝试在社区治理中运用“三社联动”模式。

（二）研究意义

本文的研究将基于笔者在社工机构实习时参与项目的过程中，参与项目实施的经验，具有较强的直接性、实践性和经验性。除了自身经历之外，还将总结国内不同地区极具代表性的“三社联动”模式。巴彦淖尔市“三社联动”虽然已经开始探索，但仍然处于探索阶段，结合巴彦淖尔市“三社联动”在金川社区的实践，总结“三社联动”在社区治理中的成效，找到社会工作专业发挥专业的空间以及在社区中如何调动社区、社工和社会组织的积极性来促进社区发展，期待这一社区治理的模式能够运用到其他社区的治理中。

二、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创新社会治理的变革，社区、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工作者成为创新治理的重要着力点。巴彦淖尔市“三社联动”是政府牵头购买服务，社区提供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为专业支撑，最终满足居民需求，在社会组织引入外部资源和社会力量之后，社工提供专业化、有针对性服务，把矛盾化解在社区、把多元服务供给实现在社区的一种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社会服务供给方式和全新的社会动员机制。金川社区的实践覆盖丽水社区、丽景社区、锦绣社区、今日尊府、江南华府、明珠城、北欧印象、河套书院等8个社区，社工机构深入社区，以地区发展模式为理论基础，培育社区自治组织参与社区建设。在这个过程中建立项目运行机制以及社区照顾体系，为之后社区治理提供可持续的运行模式，达到社区治理可持续的效果，以便将模式推广到其他的社区治理中。

其目前，大部分的研究都集中在“三社联动”模式的选择上面，而不同地区的“三社联动”运行机制并不相同，如何根据地区情况，选择正确的发展模式和策略才是关键所在。“三社联动”机制作为一种探索社区治理的新路径，是创新民政工作，提升社会治理的一种新举措。本文以金川社区“三社联动”的实践为例，将参与社区治理的各个主体看成是在一个社会系统之中，总结“三社联动”各方在参与社区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从不同角度提出具有创新性和可行性的建议，提升服务管理水平。

三、研究方法

（一）文献法

深入研究与“三社联动”和社区治理相关的国内外文献，总结社区治理经验，研究“三社联动”机制推进社区治理是建立在对国内外大量文献研究的基础之上。

（三）比较研究法

通过比较国内典型城市社区中的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参与社区治理模式的优缺点，试图为巴彦淖尔市社区治理提供有意义的启示和借鉴。

（四）访谈法

笔者通过参与巴彦淖尔市金川社区“三社联动”社区服务的实践，直接与三社联动中的各个主体进行对话，通过访谈的方法获得第一手资料。

四、文献综述

（一）关于社区治理的文献研究 1.国外关于社区治理的文献研究

治理理论已成为理解当代社会现实的一种重要而有益的方法工具与分析框架。西方是社区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发源地，西方社区治理研究主要涉及从公民治理视角研究社区治理的内涵和社区治理的应用方面。

社会学大师安东尼·吉登斯（2000）曾认为社区这一主题是新型政治的根本所在[1]。

胡钦森（2010）则认为社区治理是治理的灵魂工作[2]。海伦·苏利文（2001）提出了社区治理的三大核心主题，即社区领导力、促进公共服务的供给与管理、培育社会资本[3]。

青木昌彦（2002）认为社区中产生的自愿组织，最主要的意义不在于提供公共产品本身，而是社会资本[4](P.35)。

在社区治理的应用方面，盖茨（1999）在《社区治理》中提及，城市社区治理作为一个复杂的治理结构，政府和社区之间的关系是其中最重要的方面。政府、社会团体和公民要团结合作、平等协商，共同承担职责和分享权力[5]。

博克斯（2005）在《公民治理：引领世纪的美国社区》一书中把美国社区治理模式称之为以公民为中心的治理结构，并认为社区治理和公民治理是等同的，其目的就在于给美国社区治理打上民主化的烙印[6]（P.7-9）。

L.M.Mantel 和J.D.David（2006）则认为社区听证会为居民提供交流的场所和相互了解机会，听证内容主要是关于社区公共利益、社区居民普遍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在消除分歧，达成共识，推动社区治理方面发挥巨大作用[7]。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关于社区治理的研究主要着眼于治理结构、管理模式及构成要素等方面的理论研究，这与百年以来他们长期开展社区研究所形成的学术积淀是有很大关联性。从中可以看出，国外的社区治理的研究有着良好的基础，拥有特定的机制和环境,所以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且与社区治理联系紧密。其研究方向围绕具体的社区公共事务的处理方式展开研究，密切注意社区的发展变化，同时社区发展中的资源挖掘也是他们关注的问题。

2.国内关于社区治理的文献研究 国内关于社区治理的研究经历了从引入到本土化并实践发展的过程。夏建中（2012）认为社区治理的定义是在接近居民生活的多层次复合的社区内，依托于政府组织、民营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以及个人等各种网络体系，应对社区内的公共问题，共同完成和实现社区社会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过程[8](p.100)。王敬尧（2006）提出了在社区建设中的参与式治理方式[9]；吴群刚（2011）等以北京的社区治理为例，探讨了基层社区服务管理的创新和实践[10](P.1-3)。

我国学者潘小娟（2004）认为“在社区建设中非常主要的是政府、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三者之间的关系，三者需要各自找好自己的位置，合理分工，有序互动，从而将越位、错位、缺位等问题的出现的概率降到最低，避免造成制度性缺陷和矛盾”[11]。

我国学者冯玲、李志远（2012）认为“资源配置是影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因素，提倡要多元主体参与资源配置，提倡多个主体参与社区治理，全方面参与社区服务”[12]。

魏娜（2003）认为“社区治理是通过政府与社区组织、社区公民的共同努力实现社区三个层面的转变，即改善社区环境、促进社区经济发展、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将促进社区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13]。

从国内学者的文献梳理来看，一方面国内关于社区治理的研究在理论视角方面仍有可拓之处，另一方面国内关于“三社联动”推进社区治理的研究已经悄然成为学术界的新热点。我国学者文献研究的背景材料、调查证据和学术观点，对于深化“三社联动”推进社区建设与治理问题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通过以上对国内外文献研究的梳理来看，社区治理理论具有了一定的基础，这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研究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基础。在社区发展和配置资源方面，社区治理的参与主体应该多元化已成为国内外学者普遍认同的观点。而参与社区治理的主体多元化的方式和发展“三社联动”机制是分不开的。

（二）关于三社联动的文献研究 1.“三社联动”的概念界定

杨贵华、徐选国（2016）认为“三社联动是在政社分工与合作的内在机制下，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等外在化机制，激发社会活力参与社会建设，促进政府与社会力量(社区主体、社会组织及社会工作者)分工协作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创新的双重目标过程及其实践逻辑”。其中社区包括街道和社区居委会以及社区层面的党组织；社会组织包括具有合法性资质的法人社会组织和法定意义以外的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指专业社工和社区工作人员[14]。

王思斌、徐永祥、曹国会（2015）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三社’是指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在社区服务、社区建设、社区治理方面联合行动、互相促进，实践各自职能和获得共同发展的过程。‘三社联动’就是在三方理性基础上的联合行动，是在寻求共同目标和最大共识基础上的协作与合作”[15]。

叶南客（2010）将“三社联动”定义为：三社联动是指通过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培育和社会工作现代化体制建立的“三社联动”，形成“三社”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并提出内需驱动型、政府主导型、项目引导性、理念践行型、体制创新型，5种“三社联动”类型；并在相应理论支撑下，提出了推进“三社联动”的发展战略[16]。

“三社联动”在民族社会工作的应用中，汪东东、王华（2014）认为“三社联动”是指社区、社会组织、社工三者之间的互动，其中社区是社会组织与社工活动的场域，社会组织是承载项目运行和提供服务的主要机构，而社工则是从事一线服务的主要职业人员，三者联动有益于整合社区资源，形成合力服务于民族地区”[17]。

介于对“三社”概念界定的不同，“三社联动”目前有三层含义：第一将“三社”均视为工作主体。社区是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应该是独立注册的服务机构，社工则是社工机构及其工作者。基于此解读，社会治理背景下的“三社联动”就应该是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社工机构(及其工作者)基于平等原则的互动，在应对集体事务的过程中，三个主体相互依赖、各依优势、加强对话、伙伴合作，促使公共利益最大化。二是将“三社”视为多维概念。社区是由若干具体议题组成的实践场域，社会组织是具体服务的载体，社工则指社会工作方法。基于此解读。“三社联动”就应该是社会组织尤其是社工机构针对社区民众的具体问题和需求，运用社会工作方法提供相应服务。三是整合前述两者的内涵。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社工机构运用社会工作方法，基于平等原则进行伙伴式互动，疏解社区民众的具体问题，满足其需求，以促使公共利益最大化[18]。2．“三社联动”的模式

崔光胜、耿静（2015）通过分析在基层社会服务管理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人才(简称“三社”)的基础作用日益凸显，政府开展的公益创投推进了“三社联动”，社区、社会组织及专业社工能够形成较好的协作关系，不仅共同推进了公益项目的良性运作，还进一步丰富了“三社联动”工作机制的内涵[19]。

陈丽、冯新转（2012）在研究江苏个案后总结认为，在政府的领导下，专业社工介入社区建设和发展，社会组织为社区居民提供全方位服务，社区居委会带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从而构建社区管理的新形式[20]。

叶南客、陈金城（2010）通过对地方实践的经验总结，归纳出“三社联动”的五大元素，分别是：当地政府的规范引导、社区居民的动员参与、社会组织的服务管理、专业社工的指导带动以及社区体制的创新变革，同时，由于对社区、社会组织化及社工的不同解读，“三社联动” 围绕以上五个元素，结合地区特色，因地制宜的发展出不同的模式，将其归纳为以下五种模式[21]：内需驱动型、政府主导型、项目引领型、理念践行型、体制创新型。

李文静、时立荣（2016）对“三社联动”社区治理的实践模式进行了总结归纳，将其分为一是社会组织委托型，二是社工机构服务型，三是项目指导型[22]。

郎晓波（2012）阐述了江干地区“三社联动”推进社区工作的具体模式：江干区按照“分类指导、分类管理、分类建设、整体推进”的思路，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为重点，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着力构建以社区为基础、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者为支撑的“三社联动”服务管理模式，逐步形成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互联、互动、互补”大服务工作格局[23]。

卢文刚（2016）对三社联动优化路径进行了详细的总结和对比得出：上海以社工专业化推动“三社联动”新格局；南京市通过街区体制改革，推动“三社联动”机制发展，需求驱动，强调创新，强调自治，项目运作，紧贴实际；广州是135“三社联动模式”；北京通过“四项机制”+“三个平台”驱动“三社联动” [24]。

3.“三社联动”的机制建构 叶海波（2013）在“三社联动”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关系上，以泰州市“三社联动”的实践为例指出健全“三社联动”机制，搭建四位一体社区社会组织平台、探索三级管理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模式、在“双工”联动基础上提升社区社会组织服务水平、最后完善相关的工作机制助推社区社会组织健康发展[25]。

陈跃（2012）在研究了美国社会工作服务领域运作机制后，提出了如何创新张家港市社会服务的建议。他认为，发挥社区自治，提供社区服务；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壮大社工人才队伍，关注介入社会问题，是创新开发社会服务领域的总体方向[26]。

李梦娇（2015）在研究了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国泰花园社区服务中心“三社联动”的探索性运行机制后，总结出 “政府主导，社区监管，民间运作”的模式，为社区居民尤其是特殊困难群体提供多领域、综合性的专业服务。国泰花园社区服务中心采用匹配社区资源与需求，社会组织“绑定”项目促发展，找准社工定位，开发特色项目[27]。

“三社联动”需要通过政策制定、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建设来推动形成由下而上、内外互动的联动形势[28]。“三社联动”机制的构建，要在明确“三社”的角色和各自职能的基础上，在地区和社区两个层面构建起社区、社区组织以及社会工作者有效的合作机制，实现优势互补，提高社会服务的质量和效率。社区在“三社联动”中角色是资源配置平台，支持和整合配置社会组织及社工专业服务；社区社会组织是社区参与的动员者，是社区服务的组织载体,也是社工专业服务的组织载体，反应社区需求，在社工协助下，设计和实施相关服务；专业社会工作者则是专业需求的评估者和专业服务的引领者，在政府资源的支持下，因地制宜地评估需求，设计服务方案，通过培训、督导、评估等技术支持手段培育社区社会组织，与此同时，推动社工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29]。在"“三社联动”机制的探索路径上要着力探索“三社联动”中“三社”联合项目运作机制，项目运行机制主要包括三个部分: 一是政社合作培育社区治理组织； 二是政府购买服务连接各类联动主体，形成联动服务模式；三是采取项目化的运行方式[30]。通过对需求量大且专业化服务要求高的社区服务采用项目化运作，在提升服务效率和服务水平的同时，培育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化服务，探索“三社联动”机制。综上所述，学者们关于“三社联动”的研究或者是在探索“三社联动”的模式选择，或者是针对不同地区的“三社联动”机制对改善社区治理的成效进行说明，大多数改善社区治理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培养社区社会组织，提升社会组织服务水平，完善社区工作机制。很少有学者研究“三社联动”机制在改善社区治理模式的同时，为社区居民具体带来了哪些实际效益，可以为社区带来哪些可供借鉴的方式方法。

“三社联动”为社区治理开创了新模式，但是社区是否能够在模式框架下开展工作这是个问题，本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社联动”机制如何参与社区治理以及取得的成效，重点是为社区提供可供复制和循环利用的工作模式，这才是支撑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重要保证。

四、文献综述

（一）关于社区治理的文献研究

1.国外关于社区治理的相关文献研究

社区治理是现代化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治理理论已成为理解当代社会现实的一种重要而有益的方法工具与分析框架。由于西方研究起步相对较早，因而西方社区治理研究相对比较成熟，而且理论运用也相对较多，从运用情况来分析，西方国家的社区治理比较成熟。

社会学大师安东尼·吉登斯（2000）曾认为社区这一主题是新型政治的根本所在[1]。

胡钦森（2010）则认为社区治理是公共治理的关键性工作[2]。学者海伦（2001）通过对社区治理进行研究，针对于其提出了司考，针对于社区治理提出了主题思想 [3]。

学者青木昌彦（2002）通过研究指出，社区最重要的意义体现在社区可以提供相应的社会资本，与公共产品并没有什么多大的关系 [4](P.35)。

在社区治理的应用方面，学者盖茨（1999）通过研究指出社区是一个复杂的结合体，尤其是城市社区，对其进行治理往往需要涉及非常多的内容，其中政府和社区的关系是社区治理的关键性内容，对社区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协调好政府与社区的关系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内容[5]。

学者博克斯（2005）通过研究指出社区治理模式体现了社区发展方向，其在其著述《公民治理》中对美国社区治理问题进行分析，其指出这是最适合社区的发展方向，其指出社区治理就是民主化的发展过程[6]（P.7-9）。

学者L.Manntel（2006）通过研究指出社区是居民聚集的重要场所，社区听证可以为社区的居民表达意向提供机会，一般意义上来讲，社区听证的内容是出于公共利益，是涉及社区治理方面的内容，需要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并发挥相应的作用 [7]。

综合来分析，西方国家社区治理研究起步较早，研究成果相对比较丰富，可以为我国社区治理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来国外社区治理偏向注重社区治理结构、社区管理等内容，注重为社区治理提供相应的联系机制，推动社区进一步发展。

2.国内关于社区治理方面的文献研究

国内关于社区治理的研究经历了从引入到本土化并实践发展的过程。学者夏建中（2012）通过研究指出社区治理是指在一个具有多层次结构的复合地区，出于维护地区公共利益的目的，通过完成社区事务管理为目标来推动社区发展的过程 [8](p.100)。

学者王敬尧（2006）通过研究指出社区的建设离不开公共投入发展，社区管理模式是地区发展的具体治理方式 [9]；学者吴群刚（2011）通过结合具体的案例展开研究，其指出基层社区治理离不开地方管理进一步发展，对基层管理问题进行了探讨和分析[10](P.1-3)。

潘小娟（2004）通过研究指出社区管理的主要内容是政府，政府在社区管理过程中居于最重要的地方，对此社区要积极通过加强与政府的联系提升社区的管理水平，进而促进社区管理进一步完善，避免产生相应的矛盾[11]。

冯玲（2012）通过研究指出资源配置对地区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社区也不例外，资源配置对社区的治理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12]。

学者魏娜（2004）通过研究指出社区治理集中体现在积极提高社区的生活质量，通过相应的措施促进社区的生活质量改进，提升地区经济发展总量。优秀的社区治理模式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带动社区居民生活质量提升，进而促进整个地区经济发展[13]。

从国内学者的文献梳理来看，一方面国内关于社区治理的研究在理论视角方面仍有可拓之处，另一方面国内关于“三社联动”推进社区治理的研究已经悄然成为学术界的新热点。我国学者文献研究的背景材料、调查证据和学术观点，对于深化社区与政府关系变动，促进社区发展的内容来分析，相关研究文献可以起到非常好的指导作用，价值与意义不言而喻。

结合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来社区治理理论研究具有较成熟的基础，而且可以为本文的研究提供相应的基础。在社区发展和配置资源方面，社区治理的参与主体应该多元化已成为国内外学者普遍认同的观点，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而这与社区联动是存在着密切关系的，因而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

（二）这对于三社联动方面的文献研究

1.关于“三社联动”的概念

杨贵华、徐选国（2016）认为“三社联动是在政社分工与合作的内在机制下，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等外在化机制，激发社会活力参与社会建设，促进政府与社会力量(社区主体、社会组织及社会工作者)分工协作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创新的双重目标过程及其实践逻辑”。其中社区包括街道和社区居委会以及社区层面的党组织；社会组织包括具有合法性资质的法人社会组织和法定意义以外的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指专业社工和社区工作人员[14]。

王思斌、徐永祥、曹国会（2015）为代表的学者通过研究指出三社就是社区组织活动中的社区居住委员会、社区组织委员会以及政府组织三社联动在很大程度上是指三个社区组织通过一定的机制联系起来，进而推动社区正常发展[15]。

叶南客（2010）通过研究指出，社区的三社联动是指社区建设、社区教育以及社区的现代化发展建设联系起来的内容，从这三个方面对社区的发展情况进行分析，进而促进社区进一步发展完善[16]。

“三社联动”在民族社会工作的应用中，汪东东以及学者王华（2014）对社区的三社联动持有不同的观念其指出三社联动是指社区、社区组织者以及社区工作者三个方面联动起来的活动，从这个角度出发，三社联动更加强调通过社区的能动机制来发挥其相应的主体作用，进而推动民族社会工作发展，其理论更加强调从民族社会的角度通过整合社区的资源来推动社区发展，进而推动社区发展

[17]。

不同的学者对“三社”的认识不同，因而有着不同的概念，对此，本文经过分析认为三社是参与社区活动的重要主题，其对社区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结合前面对“三社”相关概念的分析，本文综合分析认为三社的概念可以从社区的组织者、社区的工作者、社区的服务者三个角度出发，通过三个社区机构多方联动带动社区正常运转，促使社区在科学的运作环境下取得长远的发展成就，这也是促进社区公共利益发展的重要措施，能够有效地带动社区进一步发展，进而促使公共利益最大化 [18]。

2．三社联动模式方面的研究文献

崔光胜、耿静（2015）通过分析在当前社会情况的分析，对我国基层社会管理问题进行了研究，围绕着三社联动活动及相应的社会效益进行分析，对三社联动产生的积极活动进行分析，从三社联动产生的公益积极性进行分析，旨在更大程度上推动三社联动朝着更高层次水平发展[19]。

陈丽、冯新转（2012）在研究江苏个案后总结认为，社区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引导，社区在政府的引领下会对社区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而专业的社会工作者参与其中则能够更好地带动社区发展，有利于带动社区积极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社区发展的一个新方向，也是社区发展的新模式 [20]。

叶南客、陈金城（2010）通过结合具体的实践经验展开分析，对三社联动的活动形式以及活动进行分析，对三社联动的参与情况进行分析，并对三社联动的组织形式进行了分析总结，其通过研究总结出三社联动的活动模式主要包括五个类别，分别如下：

（1）内需带动型（2）政府引导型（3）项目引导型（4）理念实践型（5）体制创新型

可以说这五种模式是当前三社联动的主要模式，其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三社联动的发展水平[22]。

郎晓波（2012）阐述了江干地区“三社联动”推进社区工作的具体模式。其从阐述地区发展的具体模式入手，通过结合地区的具体发展情况进行分析，并将这种联动方式进一步发展，促使三社联动模式进一步转化运用[23]。

卢文刚（2016）对三社联动优化路径进行了详细的总结和对比得出：上海以社工专业化推动“三社联动”新格局；南京市通过街区体制改革，推动“三社联动”机制发展，需求驱动，强调创新，强调自治，项目运作，紧贴实际；广州是135“三社联动模式”；北京通过“四项机制”+“三个平台”驱动“三社联动” [24]。3.“三社联动”的机制建构

学者叶海波（2013）针对于三社联动与社区组织活动之间的联系进行研究，其通过结合地区性案例展开分析，对三社联动的发展情况进行分析，以泰州市为案例展开分析，通过对三社联动过程中面临着的问题及问题解决机制进行分析，从三社联动的角度对社区组织建设工作进行分析，强调通过双动来提升社区的发展水平，进而推动社区进一步发展[25]。

学者陈跃（2012）通过对美国的社会工作问题进行研究，对其社会工作模式情况进行分析，在了解美国社区运作服务的基础上对美国社区治理模式进行分析，并结合我国地区特征展开分析，主要结合张家港市的情况来展开分析，通过结合张家港地区的社会服务现状，对其服务发展情况提出相应的思考，旨在提升张家港市社区服务质量，推动社区服务朝向新的发展方向[26]。

李梦娇（2015）在研究了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国泰花园社区服务中心“三社联动”的探索性运行机制后，总结出 “政府主导，社区监管，民间运作”的模式，为社区居民尤其是特殊困难群体提供多领域、综合性的专业服务。国泰花园社区服务中心采用匹配社区资源与需求，社会组织“绑定”项目促发展，找准社工定位，开发特色项目[27]。

通过结合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理解三社联动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社区工作者以及社区组织者参与其中，通过以政府为领导核心，以社区工作者为主力军，社区组织者积极参与的情况下对社区的发展机制进行完善地分析，探索社区治理参与者在发挥各自只能的情况下对三社联动机制。在探索的过程中，要注重积极探索联合机制，通过加强政府与社区组织者之间的联系，推动社区组织与政府紧密结合，进而积极培育社区的治理组织，通过与政府合作带动社区治理模式走向专业化，同时，积极鼓励社区采取项目化的管理方式，对社区的治理模式走向专业化的道路，一方面可以提高社区的服务效率，另一方面还能有效地提升社区的服务质量，对于社区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方向。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对三社联动的概念及相关研究有着一定程度的认识，对于社区治理而言，不同的社区存在着不同的特点，因而采取针对性的治理模式对社区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三社联动能够有效地带动社区的治理水平以及服务水平，但是当前研究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大部分学者注重三社联动的理论研究，而对三社联动能够带来充足的利益研究相对较少，也就是说注重理论研究，而对三社联动的时间运用研究相对缺乏，不能满足我国当前实际情况。从社区治理模式的角度来分析，三社联动在很大程度上为社区治理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而且能够为社区治理提供完善的理论借鉴，但是这些研究仍局限于理论化的研究，对于三社联动的机制构建以及机制运行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对于如何实施三社联动以及如何发挥三社联动的价值均存在着一定的空白，对此本文综合诸多文献研究成果指出三社联动更加强调参与社区治理并缺德相应的效益，积极推动社区朝向积极健康的发展方向运行，能够有效地带动社区生活水平提升，这也体现了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推动了社区建设发展的理念。

第三篇：“三社联动”汇集社区治理正能量

“三社联动”汇集社区治理正能量

作者：陈雨薇

作为苏州市中心城区，姑苏区内拥有户籍人口74.66万人、流动人口28.47万人。老年人口、外来人口、弱势群体密集的特点，给该区社会治理带来严峻挑战。针对这一特点，姑苏区通过构建以社区为平台、以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人才为支撑的“三社联动”机制，创新社会治理体系，推动社会建设发展。

资源整合，构建新型社区服务体系

社区是青少年除学校之外接触最多的社会场所，如何为青少年提供更好的社区服务，关系着青少年能否更好的融入家庭、融入社会。“但社区在这方面缺少具体思路，所以我们决定引入专业机构来实施服务。”金阊街道负责人说。

街道以白莲社区、彩香二村北社区、三元一村社区为试点区域，由专家学者和专业社工“策划”，将专业教育理念与方法引入社区服务，为广大社区青少年提供体系化、专业化服务，帮助青少年走向自立、自助和自强。

1月15日，由金阊街道社区服务中心和苏州汀斯社工事务所联合打造的社区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计划“成长延伸线”试运行。一个活动三方联手搞，如今，这种以社区为基础、社会组织为载体、社工为骨干的“三社联动”服务机制，在姑苏区实现了推广。

“传统社区服务更多依靠社区居委会履行职能，而‘三社联动’构建了一种合作格局，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组织良性互动、协调互补、合作共治的基本公共服务方式。”姑苏区民政局相关人士表示，在“三社联动”治理模式中，社区、社会组织及社工三者互联互补互动，其中，社区提供运作平台，起到了基础作用；社会组织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服务，激发了社区服务活力；社工提供专业化、个案化服务，提升社区服务能力。

机制创新，推进政府购买服务

一只只圆柱形的不锈钢小盅里，放着由饭店大厨制作的半成品饭菜，社区盖上外罩加热四五十分钟即可食用……飘香四溢的觅渡社区老人食堂里，30多位老人排队从志愿者手中接过刚刚蒸熟的饭菜，围坐下来，边吃边聊，有说有笑。2012年11月，葑门街道在觅渡社区试点引入“骆驼担”餐饮管理公司，将老人一日三餐交给企业。2013年2月底，街道在辖区10个社区推广，先后建立起7个配餐点，并与保险公司合作，开出全国首个“就餐险”，为老人的健康加了一份保证。如今，街道每天的“骆驼担”订餐量达到200多份。

“骆驼担”助餐服务的成功实践表明，政府购买服务机制是“三社联动”的前提。专家指出，“三社联动”重在联，关键在动。怎么联、怎么动，政府必须肩负起主导作用，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成为主要抓手。

为确保购买服务工作的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姑苏区加快政府职能转移、购买服务步伐，由区编办牵头，根据市级相关文件精神和政府各部门职责，编制了《姑苏区政府向社会转移职能指导目录》；由区民政局牵头，编制了《姑苏区首批具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能力的社会组织建议名单》；由区财政局牵头，编制了《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及履约试行办法》。

政府购买服务，是否有社会组织能够承接是关键。近年来，姑苏区建立资金补助、购买服务、公益创投和公益项目推介四大扶持政策体系，在社会组织培育发展上做足文章，初步形成发展有序、门类齐全、层次丰富、覆盖广泛的社会组织体系。最新统计显示，该区登记备案社会组织超过2796个，其中注册登记806家，备案社会组织1990个，等级社会组织近90家，每万人拥有的社会组织达37.4个。服务升级，满足居民多样需求

景德公益坊内，二十多个孩子正在认真地做着作业。两三个孩子的旁边都坐着一名大学生志愿者，为小朋友辅导功课。这是姑苏区合众社会工作事务所开展的“心灵成长·伙伴行动”——沧浪街道外来家庭青少年综合服务项目，通过组建外来人员子女成长辅导义工服务队，对30多名有需求的外来人员子女开展一对一或多对一的个性化陪伴式学业辅导活动。“通过这一项目，让外来家庭的孩子们感受到社会的关心，进一步促进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家庭参与社区融合。”项目负责人金笛是社工专业的大学生，从事公益工作多年，主持这样的项目已经得心应手。

在姑苏区，像金笛这样的大学生社工还有很多。与普通社区工作者相比，“金笛们”更擅长运用专业社会工作方法解决问题，给需要服务的人群更全面帮助。姑苏区通过实施社工人才关怀培养“3U”计划、“群英工程”等社工培养项目，加大社会工作者人才队伍培养力度。目前，该区持证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有1079人，每万人拥有持证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数已达14.5人。

服务能力升级，不仅要靠专业人士，还需要环境优化。姑苏区在调查中发现，社区普遍存在牌子多、检查多、考评多、台账多、盖章多等“五多”现象，社区干部近三分之二的精力用于参会、迎检和做台账，哪里还有时间服务百姓？针对这一现状，姑苏区开始花大力气清理整合基层创建、挂牌、台账等事项，为社区“减负”。姑苏区相继出台“两份清单”，把社区承担的486个工作小项目减少到189个小项目，从而使社区将更多的精力解放出来，结合居民需求实际提供多样化服务。

出处：《新华日报》

第四篇：社会自主联动：”三社联动“社区治理机制的完善路径

社会自主联动：“三社联动”社区治理机制的完善路径

李文静，时立荣

（北京科技大学 文法学院，北京 100083）

摘 要：“三社联动”是社区治理改革的重要举措。当前我国“三社联动”社区治理在实践中形成了“社会组织委托型”“社工机构服务型”“项目指导型”“社区内部发展型”等模式。其中，项目指导型是试点地区普遍采用的一种模式。该模式的运行机制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政社合作培育社区治理组织框架；二是政府购买服务连接各类联动主体，形成联动服务模式；三是采取项目化的运行方式。项目指导型“三社联动”虽然取得了诸多效果，但在运行机制方面存在政府控制偏强、社会自主联动偏弱的缺陷，尤其是“民非”类社会组织与社区的直接合作有限，导致其在社区治理改革方面的成效不足。为进一步提升社区治理效果，应通过完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政策，促进社会组织与社会工作的发展，构建社会组织合作网络，形成社会力量间的自主联动，释放社会活力。

关键词：社区治理；自主联动；三社联动；社会工作 前言

基层治理是国家社会治理改革的突破口。新世纪以来，我国社区治理改革进程不断加快。社区体制改革首先开展，2008年，我国基层社区开始组建社区服务站和社会工作站，这些新组织逐渐分离了居委会的一些行政职能和专业服务职能，凸显了居委会的自治功能。在社区体制改革的同时，我国社会工作人才建设快速发展。2008年，全国社会工作考试制度开始实行，社区工作者的持证比上升、专业性有所增强。随着政府购买服务等相关支持政策的实施，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之后，我国社会组织进入了“增速发展期”[1]。社区组织体系的完善、社会组织及社会工作人才的发展为我国社区管理向社区治理转变奠定了组织和人力基础。

为进一步化解现阶段社区治理面临的“居委会困境”及“共同体困境”[2]，我国社区治理改革进入机制创新阶段。2013年，民政部、财政部《关于加快推进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的意见》正式提出要“健全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联动服务机制，促进社区服务工作专业化”。文件颁布后，广东、重庆、浙江、吉林、上海等地纷纷开展“三社联动”机制探索[3]。

已有“三社联动”社区治理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地方经验的简单总结，缺乏深入的机制探讨。——————————————————

作者简介：李文静（1988—），女，博士，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学系讲师；时立荣（1963—），女，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从总结“三社联动”的具体运作机制出发，评估其在我国社区治理改革中的成效，提出完善“三社联动”机制以促进社区治理改革的对策。“三社联动”社区治理的实践模式及运行机制

“三社联动”本质上是要将社会工作、社区居民、社会组织的力量调动起来，转变政府主导或居委会主导的社区管理，由社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区治理模式。将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引入社区建设的地方实践早于民政部“三社联动”概念的正式提出。上海、江苏等地较早将社会工作及社会组织的力量引入社区建设。2013年民政部正式提出“三社联动”之后，各地对“三社联动”如何开展的探索更加深入、更加广泛。

2.1 “三社联动”社区治理的实践模式

由于我国各地社会工作及社会组织发展水平差异，根据社区、社会工作及社会组织发挥作用及方式的不同，我国“三社联动”形成了如下几种实践模式①。

一是“社会组织委托型”。社会组织委托型是指政府将适合由社会组织承担的社区服务等社区治理相关事宜直接委托给众多社会组织运行，社会组织直接面向社区居民开展服务。这种模式适合民办社会工作机构及社会组织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如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建设市民中心，委托专业社工机构进行日常管理，引入多家伙伴型社会组织，面向社区居民开展多种服务[4]。

二是“社工机构服务型”。“社工机构服务型”是指社区服务项目主要由社会工作机构开展，政府以购买服务的方式为社工机构提供资金支持，机构在开展服务过程中强调社区居民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参与。例如，上海市闸北区大宁街道引入专业社工机构，实施社会救助试点项目，构建了由街道、社区居委会成员、专业社工、志愿者多元主体参与的合作工作格局[4]。厦门市积极探索社区与专业社工机构协同合作的发展路径，由承担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专业社工机构依托社区开展服务[5]。

三是“项目指导型”。“项目指导型”是指以社区社会组织及社区居民力量为主，由专业社工提供技术指导，政府及社会提供资金，以项目化的方式开展社区服务项目。例如上海市徐汇区凌云街道成立民间社会治理研究院，社会工作者在民间社会治理研究院工作。他们指导社区居民策划、运作社区微服务项目。在这一模式中，参与社区服务的主体是社区居民及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发挥引导作用。这种方式是目前我国比较常见的项目化的“三社联动”社区服务机制。此种模式最有利于调动社区居民的力量，促进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北京市试点地区在社区层面成立了服务性社会工作机构，南京市鼓楼区也在发展较好的地区成立了社会工作服务站。这些社区层面的社会工作机构与街道层面的社会组织都是引导和支持社区治理项目的重要力量。

这里对各种“三社联动”社区服务模式的划分只是一种理想类型，在实际运作中，各地区有可能同时具有几种实践模式，只是侧重有所不同。社会工作与社会组织发展水平不高的地区侧重内部发展型，但也有社会组织及社会工作机构的介入。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往往实行“项目指导型”和“社会工作机构服务型”；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实行“社会组织委托型”，同时也会在社区内开展“项目指导型”社区治理模式。①[键入文字] 四是“社区内部发展型”。“社区内部发展型”是指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通过学习专业社会工作知识，与社会组织合作，以项目化的形式开展社区服务。此种模式适用于社会工作和社会组织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居委会工作人员是社区服务项目的主要承担者，居民则是主要参与者。嘉兴市、太原市都属于此种模式。这些地区通过鼓励社区工作者参加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提高社区工作者的专业素质，进而运用专业方法提供专业化服务、促进社区居民及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

2.2 “三社联动”社区治理的运行机制

虽然我国各地“三社联动”社区服务发展水平有所差异，但“项目指导型”的社区治理成为一种普遍采用的实践模式。当前我国发展较为成熟的项目指导型“三社联动”机制如下：

2.2.1 政府与社会组织联合培育社区治理相关主体

“三社联动”社区治理机制的第一步是建立社区治理联动框架。“三社联动”即社区、社工、社会组织之间的联动。社区治理的参与主体包括政府、社会组织（包括支持型社工机构和服务性社工机构）、社区居委会、社区社会组织及居民。“三社联动”中的“社会组织”既包括服务范围较为广泛的基金会、社会团体和非盈利组织（如支持型或枢纽型社会组织），也包括社区层面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三社”中的“社会工作”包含不同层次：民办社会工作机构中的社会工作者、社区层面的服务型社会工作机构及社区里的持证社工。社会工作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没有在社区成立服务型社工机构。社区服务的开展由枢纽型社会组织对社区工作者进行一些培训或直接由社会组织申报和执行社区服务项目。

社区治理主体框架的建立一般由基层政府部门与支持型社工组织或枢纽型社会组织②联合完成。北京市[6]由街道社区办与支持型社会工作机构成立联动办公室，确定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构建模式。宁波市[7]则由民政局与“公益服务促进中心”共同负责社区公益服务项目的评选和组织工作。政府是“三社联动”社区治理项目的组织者、资金支持者、评估者及监督者。支持型或枢纽型社会组织（含社会工作机构）则发挥规划、孵化、评估、督导的功能，在社区培育成立社工服务机构和由社区居民组成的各类社区社会组织。

社区社会组织能够凝聚社区居民，激发居民潜能、是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一种新形式。社区居民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既是社区服务的受益者，也是一些社区服务的提供者。

2.2.2 政府购买服务联接社区治理主体，形成联动治理模式

当前，政府购买服务是“三社联动”社区治理机制运转的主要动力来源。政府通过购买各类社会组织及社会工作的服务来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当前政府更多以项目化的方式购买各类枢纽型 该概念首次出现在2008年9月北京市社会工作委员会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社会组织改革与发展的意见》。枢纽型社会组织是由负责社会建设的有关部门认定，在对同类别、同性质、同领域社会组织的发展、服务、管理工作中，在政治上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在业务上处于龙头地位，在管理上承担业务主管职能的联合性社会组织。②[键入文字] 社会组织、普通社会组织（尤其是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以及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为这些社会组织及社会工作者提供资金支持，提高社区服务水平，推动社区治理创新。政府以购买岗位的方式购买社区社会工作者者的服务。此外，各地政府也通过项目推介会等方式，促进社会资金支持社区治理服务项目的运行。

各类社会组织是协助政府实施社区治理项目、了解居民需求并提供所需服务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其中，支持型社会组织是培育、发展社区服务性社工机构和社区社会组织的枢纽，许多支持型社会组织是社会工作机构。这些组织通过培训、督导、评估等一系列手段，规范社区治理项目运作，协助整合各类资源，孵化社区社会组织，建立信息平台，推动专业人才队伍和志愿服务队伍建设等。社区层面的服务性社工机构及其他非枢纽型社会组织是社区服务的提供者和资源筹措者，为社区各类服务项目及自治项目提供技术支撑。这些专业性较强的社会组织及社区社工③引领社区社会组织及志愿者开展社区服务，为社区居民提供个性化、多样化的服务。2.2.3 项目化的运作方式

我国许多地区通过项目化的运作形式将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各方力量整合起来，开展各类社区服务项目及自治项目。项目化的运作与常规性的服务相对应，具有更强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极端性。当前各地开展的“三社联动”社区服务项目领域涵盖了政府保障托底政策范围之外的社会救助、扶贫济困、婚姻家庭、残障康复、教育辅导、就业援助、应急处置、群众文化等。除了社区服务项目，北京、重庆、宁波等地还将“三社联动”的方法应用到社区自治项目，针对社区存在的各类问题，充分调动社区不同治理主体的力量和资源，化解社区矛盾纠纷、改善社区环境。社区居委会群众自治组织，也是“三社联动”社区服务项目的协作者、支持者、保障者和推动者。居委会掌握和了解社区的基本情况和需求，通过整合社区资源，支持、引导、监督社会组织开展专业服务等。“三社联动”社区治理改革的成效及局限性

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在提供服务方面具有专业优势。从各地实践看，“三社联动”社区治理项目也以社区服务为主。此外，多元参与的治理方法在社区矛盾纠纷化解、社区环境保护及社区自治方面也有所应用。社会工作者及社会组织充分调动居民力量参与解决社区问题，在社区民主化建设方面也取得了明显成效。

3.1 “三社联动”社区治理的成效 3.1.1 社区服务专业性有所提升

如何为社区弱势群体及普通居民提供福利性的、互助性的、组织化的社区服务成为当前社区治理的重要任务。传统社区服务在满足居民多样化、个性化需求方面存在局限性，而专业社会工 如前文所述，一些社会工作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没有在社区层面成立服务性社工机构，持有社会工作证或经过专业培训的社区工作者负责带领社区社会组织及居民开展社区治理项目。③[键入文字] 作服务具有优势。“三社联动”社区服务项目促进了专业社会工作服务与社区服务的融合，提高了社区服务的专业水平。民政、人口计生、劳动就业等政府公共服务由社区居委会承担，居家养老、空巢老人精神慰藉、问题青少年教育、刑释解教人员帮教等个性化服务由服务性社工机构承担，公益服务，便民服务、社区文体活动等交由社区社会组织承担。

3.1.2 促进了社工和社区力量的整合

“三社联动”采用项目化运作方式，在项目中孵化服务性社工机构，再由机构项目化推进居民服务。而服务性社工机构由社区原有服务体系转化而来，天然整合了社区的社工、社会组织服务力量，再通过计划、实施、评估这一整套项目运作体系，实现了各方面资源的最优配置。同时，“三社联动”搭建了信息沟通平台，能够把群众分散的意见、多样的诉求、不同的建议集合起来，进行科学和分析综合，形成符合群众利益的政策建议，推进科学决策，协调配置社区服务资源。

3.1.3 增强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

社区居民不仅有服务需求，还有参与社区服务和治理的愿望，社区建设需要居民的参与。“三社联动”社区治理模式积极鼓励群众参与公共事务、互助服务和志愿服务，提升群众的社会责任感。注重培养居民骨干、志愿者，培育和规范化社区社会组织，搭建好居民参与的平台和渠道。遵循自愿的原则，将有相同兴趣爱好、相同精神需求、相同专业特长、相同利益需求的居民群众正式组织起来，参与社区公共服务和治理，增强了社区服务功能、提高了社区居民自治能力、促进了和谐社区建设。

3.1.4 促进社区发展，维护基层社会稳定

“三社联动”的特点是“全员联动”，不仅包括地区、社区两个层面的联动，还有社区内的驻区单位、居民联动，以及与社区外的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的联动，打造了和谐共融、共建的途径。能够将专业社会工作与传统社区服务相融合，形成社会治理和服务的合力；调动社区内、外人员、社会组织和企事业单位的资源、能量，形成资源联动合力，有效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区融合，增进社会团结，维护社会稳定。此外，社区居民自治服务项目涉及社区发展的诸多方面，例如社区环境保护、社区文化等，“三社联动”社区治理顺应社区居民心意，促进社区全面发展。

3.2 “三社联动”社区治理的局限性 3.2.1 项目运行效果受资金影响大

虽然“三社联动”社区治理项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项目运行效果对政府资金的依赖性较大。“三社联动”得到了政府大量的资金支持，而基金会、社会组织及企业等方面提供的资金很少，一旦政府的资金缺位，社区治理项目的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导致项目中断。

3.2.2 社区服务专业性有所欠缺

虽然北京市社区治理自采取“三社联动”模式后，社会工作与社会组织的介入已经在一定程[键入文字] 度上提高了社区服务的专业性，但这些社区服务绝大部分是由社区居民组成的社区社会组织来提供，专业性仍较低。Q街道与J街道的社区服务主要由经过S组织培训的社区工作者带领社区居民组成的社区社会组织提供。S地区的社区服务主要由持证的社区工作者转化而来的社区社会工作机构带领社区社会组织提供。社会组织、社区社工及社区居民的力量被充分调动，但短时间内社区居民及社区持证社工的专业性还不能与专业的社会组织相比，其提供的社区服务在专业性上仍有一定的缺陷。社区矫正服务、个案工作等专业性较高的服务应当由专业社工及社会组织来提供，社会工作与社会组织与社区的直接联系还不够充分。

3.2.3 社区自治性仍显不足

社区治理的自治性不足体现为社区居民的社区参与意识和能力的不足。社区治理改革的重要目标和途径是调动社区居民的参与热情和参与能力。在“三社联动”机制中，社区居民参与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组成社区社会组织，以社会组织的形式组成项目小组，实施社区服务及自治项目。二是志愿服务，这是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传统方式，属于个体化参与。三是社区民主建设，例如选举社区居委会成员、成立社区议事会议等，但这种并非常见形式。从目前“三社联动”社区服务项目实施的情况来看，参与到社区治理项目的居民绝大多数是曾经的社区积极分子，其余社区居民的参与热情还没有被调动起来。

居民的参与能力和热情是“三社联动”社区治理模式在初步实施阶段所遇到的最大难题。在提到居民参与时，“三社联动”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提到：“社区许多工作不好开展的主要原因就是居民的不配合和不热情，尤其是年轻人配合意识更不好。‘三社联动’项目实施后，有了国家的大力支持，社区自治水平有所提升，但居民的主动参与仍需要很长的过程。” “三社联动”社区治理缺陷的成因

4.1 机制原因：政府主导性强，社会间合作偏弱

“三社联动”在机制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政府与地区支持型或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合作比较密切，而社会力量间的自主性联动较弱。在支持型社会组织的指导下，各地区孵化出了社区服务性社会工作机构及社区社会组织，经由社区各类社会组织调动居民提供社区服务并开展自治服务。非社区层面的社会组织，尤其是“民非”与社区的直接联系不强。社区社会组织的构成以人民团体为主，这是结构最为松散、专业性较弱的社会组织类型，这些新孵化的社会组织的专业性及持续性尚无保障，在没有政府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很容易解体。

为了进一步发挥社会工作和社会组织的力量，必须实现社会组织、社会工作，尤其是机构社会工作与社区力量的自主联动。通过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政策并促进基金会、企业、民众等社会资金支持社会组织发展，尤其是民非组织的发展。在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还应为这些组织与社区的自主联动提供环境和政策支持。社区居委会要充分配合各类社会组织及社会工作者，促进居民的参与各类社区治理项目。

[键入文字] 4.2 现实原因：社会力量偏弱 4.2.1 社会资金来源少

资金是制约“三社联动”项目运转的重要因素。由于目前“三社联动”项目正处于试点阶段，社区、社会组织、社工三方面都需要资金的支持，如果单靠财政拨款无法维持项目的运转。因此，如果想要解决“三社联动”项目经费不足的问题，就需要丰富项目资金获取方式，通过吸纳更多社会资金和企业资金将是未来“三社联动”项目更好运转的出路之一。

4.2.2 社会组织力量不足

社会组织是三社联动社区治理机制中的重要主体，也是促进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但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的社会组织力量仍薄弱。以社会组织发展相对成熟的北京市试点地区为例，该地区参与到“三社联动”项目的共有44家社会组织，其中42家社会组织都是新孵化的，包括7家服务性社工机构和35个互助服务、公益型的社区社会组织。相比而言，一家国际性社会组织的专业服务为“三社联动”项目提供了较多的资金，也组织了很多次活动，但国内及新孵化的社会组织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我国社会组织力量薄弱，尤其是新成立的社区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依赖性太强。

4.2.3 社区工作者专业性不强

随着2008年国家社会工作考试制度的实行，我国许多地区社区工作者中持有社会工作专业资格证书的人数上涨。调研中，北京市试点地区社区工作者的持证比例达到了38%。支持型社工机构工作人员提到：“没有社会学以及社会工作专业背景的居委会工作者对专业知识的缺失比较严重，对于这些没有专业知识背景的社区工作人员，社工中心需要对他们进行进阶性的专业培训。即便经过了培训，他们也与专业社会工作者或机构社工具有一定的差距，影响到社区服务效果。”在没有成立社区服务性社工机构的地区，社区工作者是协助和直接执行“三社联动”项目的重要力量，他们的社会工作知识和技能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三社”能否真正联动、社区多元治理能否真正实现。多举措促进社会间自主联动

5.1 深化社会组织、社区、社会工作者之间的融合

社区的治理有赖于政府、非政府机构和居民的分工合作及共同参与[8]。要实现我国社区治理的彻底转型，必须实现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和社区深度融合，即实现“社会间自主联动”。“三社”之间的深入融合需要政府理念的转变。政府购买服务政策及社会组织介入社区治理的相关政策均是影响社会间合作的重要因素。

社会间自主联动需要各类社会组织与社会工作及社区力量的自主合作。除了与政府合作的密切的、街道层面的支持型社会组织、新孵化的社区社会组织，还应重点加强其他社会组织与社区的直接联系，盘活社会组织系统，打造社会组织成长良性外部环境，打通社会资源服务社区治理。[键入文字] 由专业社工进行社区居民的需求调研；由社会组织链接资源并提供技术指导；社区工作者需要积极配合社工工作，做好宣传和动员及信息提供等工作；由专业社工带领志愿者开展为民服务，必要时还需要有专业社会组织直接介入社区服务。

在社区治理机制方面，还应将项目式服务与常规化服务相结合。项目化的运作方式不需要在社区设置固定的办公场所和工作人员，因此具有灵活性和节约资源的优势，但社区治理还需要许多常规性的工作，尤其是针对社区当中的一些弱势群体的帮扶工作需要长期坚持。只有将常规性工作与项目式工作相结合，促进社会组织、社工与社区的深度融合，才能实现社区治理的长远目标。

5.2 促进社会组织及社会工作的发展

目前美国大约有2500万人在各类非营利组织中从事各类服务工作（其中大多数是专业社区工作者)，占全国就业总人数的十二分之一[9]118。社会工作和社会组织是“三社联动”社区治理项目中的重要主体，这两者的力量会影响到社区治理格局能否真正形成。为实现此目标，应完善政府购买服务以促进社会组织发展。随着政府购买服务工作的逐步开展，民政部对社会组织的准入条件已经有所放宽，从2013年开始，我国社会组织数量进入了“增速发展期”，但力量仍然较为薄弱，独立性和专业性不足。

社会工作是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也是促进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大力促进社会工作等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的发展是我国社区治理改革的手段。社会组织的发展有助于形成一个专业的社会服务组织联盟，在不断的交流、竞争及合作中，社会组织的专业水平将有较大程度的提升。当前，我国需要制定捐赠税收优惠政策，加大社会捐赠力度，吸纳更多的社会资源支持社会组织发展。在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应积极开展社会工作培训，发展社会工作教育，提高机构及社区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水平。

5.3 拓展资金来源

资金是制约当前社区治理改革的重要因素，社区服务及社区自治项目要顺利开展需要资金支持。为了保持社会组织的专业性和自主性、保证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性，进而提高社区治理效果，应当盘活社会力量、探索公益创投等资金筹集方式。例如，南京市通过“百企助百社”“社洽会”等公益推介会的形式，为草根组织发展提供生存发展空间，推动草根组织的市场化程度。当然，在创新获取资金方式的同时，不能推卸政府的义务。政府也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进一步完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政策，推动社会组织发展，使社区治理取得更好的效果。

5.4 提升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和能力

社区治理需要调动居民的积极性，但我国社区居民的治理意识不足。提高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首先，国家应当构建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尤其是要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保障居民的基[键入文字] 本权利。当前我国社会公平不足，居民的相对剥夺感较强，打击了人们为社会公共事业贡献力量的积极性。在社区层面，如果居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护，其参与提供社区服务的意识就会明显降低。此外，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除了主观因素和能力，健康的身体、充裕闲暇时间都是影响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因素。因此，国家应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使社区居民的基本生存权利得到保障，为社区治理提供政策依据。

其次，应当健全社区组织结构，提高社区居委会的自治性质，与社区服务站之间形成合作但不包办的关系。完善居民对社区居委会及服务站工作的监督和考评制度，鼓励社区居民竞聘居委会工作者，切实保障社区公民参与权利。

再次，内在动力机制方面，通过开展参与式的社区福利服务及社区自治服务，提升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在过程中培养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和能力。将社区志愿服务与社区教育相结合，培养青少年的志愿服务意识。制定志愿服务激励政策，提高志愿者的服务热情并对志愿者进行培训，提高他们志愿服务的能力。

最后，鼓励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并不意味政府可以推卸责任，政府仍然是社区问题的解决的最终负责主体。社区治理涉及到许多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内容。政府各部门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在社区安全、社区卫生、社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做好规范，严格查处违法、违规行为，承担社区治理的保障角色。

参考文献：

[1]谢菊,马玉庆.中国社会组织发展历程回顾[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5(1):35-39.[2]郑杭生,黄家亮.论我国社区治理的双重困境与创新之维——基于北京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实践的分析[J].东岳论丛，2012(1):23-29.[3]闫薇,马晓晗,汪昊.“三社联动”:社区治理新机制[N].中国社会报，2015-10-22.[4]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创新改革，整合资源，合力推进“三社联动”[N].中国社会报,2015-11-20.[5]杨贵华.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三社联动”助力基层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研究——基于厦门市的调研[J].发展研究,2015(11):85-89.[6]李金清.朝阳区“三社联动”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J].中国社会组织,2015(5):10-12.[7]马洪波.宁波:以社区公益项目推进“三社联动”[J].中国社会组织,2016(3):54-55.[8]徐永祥.城市社区建设的体制创新与社会工作[J].探索与争鸣,2004(12):22-23.[9]张康之,石国亮.国外社区治理——自治与合作[M].北京：中国实言出版社,2012.全文发表于《探索》2016年第3期

[键入文字]

第五篇：三社联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金钥匙

三社联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金钥匙

——金丽霞

社区工作者

【摘要】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人才“三社联动”，是创新社会治理、完善社会服务的有力抓手，是做好群众工作、维护稳定和谐的重要载体。当前我们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利益调整期、矛盾凸现期，通过加快推进“三社联动”，激发多元参与、合作共治，构建民生保障服务体系和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成为大势所趋和现实任务。

【关键词】三社联动 研究概况 精细化 建议

“三社联动”，就是指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支撑并实现“三社”相互支持、协调互动的过程和机制。进入新世纪，置身于我国大力开展社会建设的新形势，面对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任务，在基层社会积极推进“三社联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这样的认识，本人对当下的“三社联动”情况有了一个大体的认识，对构建“三社联动”机制、实现基层社会有效治理形成了一些思考。

一、国内外研究概况

（一）国外研究概况

社区建设初始于欧美国家，但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为他们带来了许多问题，如城市人口过多，教育未普及化，社会犯罪日益增多等，逼迫着西方国家加快城市社区的建设治理步伐。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开始创建城市社区。例如，美国从50年代开始成立城市社区发展部，推行城市社区建设；加拿大自60年代开始成立社区组织，这些社区组织积极投身到城市建设和改造中来。

MattewF.Filner(2001)指出“从研究社区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资源较丰富的社区，参与政治权利的热情度高，反之则低，民间组织肩负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沟通桥梁的作用，大大提高了社会公众参与社区事务的热情度，降低由于政府主导而造成的不平等程度，缓解了社会矛盾”。MallkR.Watkins(2001)对社区事务参与者的能力、特点、过程进行调查研究后得出结论。“参与者的参与目的与项目的活动目的是否一致是社区参与程度的决定因素，同时指出，由当地的社区组织承接活动项目是最好的办法，如此一来，社区居民个人目的和活动目标容易达成一致，从而提高公众参与性，这一结论为如何提高社区居民参与提供了有效建议”。

国外对于社区治理的研究有着良好的基础，拥有特定的机制和环境，所以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且与社区治理联系紧密。其研究方向围绕具体的社区公共事务的处理方式展开研究，密切注意社区的发展变化，同时社区发展中的资源挖掘也是研究关注的问题。

（二）国内研究概况

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强社会治理，创新社区建设，完善社区治理机制逐渐成为党和政府的首要任务，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社区治理的实践中，社区建设、社会工作、社会组织、三社联动等词汇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频繁。2014年浙江省民政厅出台《关于加快推进“三社联动”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意见》（浙民基〔2014〕135号），意见中提到：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建设和社会工作，在价值取向上具有公益性，在功能作用上具有互补性，在基层治理上具有整体性。“三社联动”是指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统筹协调、整体运作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建设和社会工作，使之三者之间相互支持、渗透融合，从而充分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有效开展社会工作，解决社区问题，完善社区治理的过程。这是国内省级层面首次出台关于“三社联动”的政策。

另外在学术界，叶南客、陈金城从“三社联动”的概念界定入手，在阐述“三社联动”发展背景的基础上，对“三社联动”的模式选择和策略进行分析，提出“三社联动”的总体发展思路，并在三个理论支撑和启示下，制定出多维协同、借势扩张、聚类突破、重点倾斜、产业运营的五项战略。陈丽、冯转新认为社工是“三社联动”中最为专业性的力量，社工能把新思维、新观念同社区工作相结合，在提供专业服务、发展居民需求等方面起到重大作用；而社会组织扎根社区，以居民需求为服务指南，有效弥补政府公共服务中存在的缺陷，是社区管理的重要参与者。这种“行政、自治组织、社会”三位一体的体制模式更有利于充分发挥社区内自治组织的功能，提供社区的管理效果。

城市社区的治理体系，在计划经济时期基本上是通过单位制度来实现的。按照职业严格分割的单位组织为不同职业群体的市民提供福利供给，开展管理和服务项目，同时约束城市中、城乡间不同职业、阶层人群的交往和联系。这种严格规制的社会管理体系虽然限制了社会流动，但也大大降低了社会公共问题与社会矛盾的发生频率与水平。与此同时，并行于单位的街居制度（街道办事处指导下的居委会管理体制），发挥了对单位管理体制之外的闲散人群和老、弱、病、残人员的服务与管理职能。单位与街居制度相互配合的管理模式使计划经济时期国家的治理力量完整地嵌入进城市基层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改革开放后，国家总体性治理模式逐渐解体，单位制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社会与市场开始与政府逐渐分离。治理结构的收缩无疑释放了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活力，但同时逐步破碎的社会治理架构也引发了诸多问题，随着城市化而起的流动人口增加也给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尝试重新整理基层社会的管理秩序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体制。国家的政策选择开始从职业部门管理转向城市地域分割管理的思路。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国大中城市通过“二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改革策略有效推动了社区体制的发展，基于社区的基层治理结构越来越多的承担了转型中国所带来的公共管理与服务责任。同时，基层政权建设一方面不断增强社区治理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规制能力，另一方面也尝试不断强化社区参与与社区动员，在这一背景下，社区居委会面临着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冲突的压力，即既要满足政府管理与执行的需求也要满足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既要依赖于政府获得公共服务供给资源，又要面对社区居民不断变化增长的服务要求，既是政府行政工作的协作者，也是居民自我治理的执行者。同时，工作内容上的矛盾也造成了社区居委会双重身份的压力。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包括居委会和业主委员会在内的各种非官方的社区组织在不断寻求更宽阔的发展空间。从消极的角度来讲，社区组织渐渐懂得如何在混合官方和自治规则的社区管理生态环境中权变地选择行为策略。

所以，社区体制作为城市公共管理最实在的一级管理制度安排，在城市化进程加速和官方强化基层政权建设的背景下，必然要进入更为理性、清晰的精细化制度改革路径。无论从现实秩序深度建构的发展需要，还是从维护国家法律尊严的角度来看，中国城市的社区管理都应该走向国家、社会、民众相互责任清晰、规则稳固、利益实现有序的精细化管理体制。

二、“三社联动”与社区治理结构精细化

从社区居委会的双重主体身份来看，其工作内容主要涉及下述方面：第一，社区治理公共职责的分疏，主要包括行政性事务、福利性事务和自治性事务；第二，社区治理结构的分化和重组。政府与各种社区组织的行政同构体制设计是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结构无比清晰的核心特征。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是，政府希望在城市基层社会建构基本完整的垂直行政整合系统，力图再度建构和统一社会管理秩序，但行政管理任务的过分压力使基层政府根本无意在各类社区组织之间实现角色、职能和责任的结构分化。其结果就是，我国绝大部分的城市社区都没有形成现代分化意义的治理结构。

同时，政府利用人事专控、经济激励和行政责任下沉的办法不断稳固这种包含社区精英在内的象征性行政科层制度。这种国家、社会同构化的治理结构遏制了社会力量的自组织过程和自主活动空间的拓展。从国家官僚体制外溢出的公共管制职能和责任强行扭转了自治组织的责任、权威来源和利益获得渠道、社区精英身份的分类与获取。行政权力的强行介入过程在城市基层社会中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治理组织和权威关系结构，其特征是强调基层政权与单一社区组织（居委会）的象征性科层关系。

从居委会人员任职的具体要求来看，基层政权最希望得到的并不是完全意义的居民利益代表人。但是，基层政府对社区代理人的选择还要面对制度环境的约束。首先，基层政府确定的正式候选人不仅要亲政权，还要具有亲民众、亲社区的行为倾向。所以，城市社区自治组织的干部也就具有了双重代理人的尴尬角色。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他们作为国家代理人的角色是隐讳的但却是实在的，作为居民利益代表者的角色是显性的但却是软弱的。

因此，社区治理结构的精细化转型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首先，政府与社会及自治组织的公共责任实现分类清晰化；其次，不同治理主体的职能关系经过分化和重组过程后呈现出良性互动的状态；最后，扎根在基层的官方和社区自治组织、社区精英群体权威来源于官、民双重代理人的混合形态，能够兼顾政策执行与利益代表。从目标上而言，精细化的社区治理体制应当有效减少科层结构的代理成本问题，同时激活良性的社会治理和参与，形成高效的利益协调与代表机制。

社区治理结构的精细化，可以从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展开。首先，从纵向来看，治理结构的精细化意味着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建，政府在提升自身引导能力的基础上逐渐开放社会治理的空间，在社区内部建立起更加多层化、参与主体更多、自主性更高、活力更强的治理结构。其次，从横向的角度来看，就是要在社区中建立起更多主体参与、参与程度更好，参与主体结合度更强、互动更为紧密的治理结构。“三社联动”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推进社区治理结构“有机化”、“整体化”的重要举措。

对于民政部门来讲，促进“三社联动”机制建设，就是要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充分发挥民政部门职能作用，推动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建设和社会工作队伍发展，促使社区多元主体协同协作、资源整合、形成合力，从而丰富社区治理资源、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提升社会工作能力，逐步构建以城乡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为骨干的城乡基层社会治理体制。“三社联动”的基础是政社分开，明确政府、社会界限和功能。在此基础上，把社区分散的社会力量、资源、方式整合，形成发展的合力，达到社区多元共治。

从角色分工上来说，三社联动中的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通过有机整合与互动，构成社区治理结构中的核心力量，分别承担着不同的角色：社区是“三社联动”的整合平台；社会组织是“三社联动”的承接主体；社工是“三社联动”的骨干力量。从功能的角度来说：“三社联动”有利于创新基层社区治理体制，促进政社分开，发挥社区整体合力；“三社联动”有利于满足群众多元化、个性化的服务需求；“三社联动”有利于促进基层社会组织发展，提高承接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三社联动”有利于促进社会工作服务创新，加强公共服务专业化水平。

三、推进“三社联动”的建议

“三社联动”离不开政府的规范引导、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社会组织的服务管理、专业社工的指导带动以及社区机制的创新变革。换句话说，“三社联动”的有效运行需要协调好五者之间的关系。

（一）强化“三社”要素，奠定“联动”基础优势要推进“三社联动”，必须使每个要素都强起来、活起来、动起来。

1.为社区松绑插翅。在社区减负方面，围绕还权、赋能、归位，推进党组织领导，居委会主导、便民服务中心、社会组织、共建单位和社区居民多元化参与。开展以基层自治为核心的专项建设，试行社区工作事项准入机制，破解负担过重问题。同时，充分发挥老旧小区自主管理组织和业委会作用，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城市病治理、文明创建等活动。在社区增效方面，推进社区服务精细化。尝试建立权利清单制度，规范一站式服务，将延伸到社区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事项加以整理，设立统一的服务窗口，变多头受理为一口受理，严格落实服务承诺、限时办结和责任追究制度。拓展菜单式服务，根据服务资源、志愿者特长、居民需求等实际情况，以菜单形式列举与群众密切相关的服务选项，为社区居民提供你点我供的菜单式服务。

2.为社会组织蓄能加油。在扩大增量上，深化等级制度改革，简化备案、登记程序。重视能力建设，为每一个社会组织绘制发展晴雨表。加强规范化建设，强化动态监管和绩效评估，随时掌握动态，及时调整培育管理模式。在优化存量上，建立社会组织信息库，加强社会组织孵化器建设，提供空间场地、日常咨询、资源共享、能力建设、注册辅导等服务，建立网络交流平台，推动互相交流和学习，以成熟带新生，促进共同成长。

3.为社会工作人才搭桥铺路。建立健全社会工作人才信息披露、专业督导、服务评估、行业自律等制度，完善工作岗位、薪酬设置、考核评价和权益保护制度，为其提供优良的制度保障。切实加强绩效评估考核，将人员绩效与项目绩效相联系，提高考评的科学性。为社会工作人才提供相关培训、教育服务，提升其技能和水平，促进专业化发展。社区要加强与专业机构、专业部门的合作，派遣人员到对方单位学习实践，也可以通过借入外来社工或借出到其他社区进行挂职锻炼，学习先进经验。

（二）激活“三社主体”，释放“联动”潜能

推进“三社联动”，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民动员，全员参与，全力落实。需要群众努力、社会协力、政府倾力，要把扩大群众参与作为根本方法，不断激发多元主体活力，充分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主动性。1.培育居民主体意识。社区是由居住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共同体。要使社会共同体的人们形成一定的共识，就必须加强宣传，培育社区意识，提高居民对社区文化的认同感。一方面，拓宽居民参与社会活动的途径与渠道，积极与社会组织、驻地单位等联系，将居民吸引到社区活动中来，增进互信。以“三社联动”为重点，以文化类、文娱类活动为突破口，逐步培养、提高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在“三社联动”中，要积极发挥社区干部特别党员领导干部引领作用，以党支部为支点加强宣传引导，同时，要充分利用公共传播媒介，通过借助社区“报、网、声、屏”等宣传社区文化。

2.加强志愿者队伍建设。建立志愿者准入机制，对志愿者的背景、资质等进行深入了解，守好“入口”；建立区域化的志愿者数据库系统，赋予志愿者编号，杜绝志愿者重复登记，也为其信誉和能力背书；建立志愿者区域流动机制，为志愿者的交流提供平台；建立志愿者退出机制，及时发现打着志愿者名号招摇撞骗的分子，对于违法的移送相关部门处理，净化志愿者队伍。在加强监管的同时，服务于志愿者的机制也需跟上。尽管志愿者不谋求物质、金钱等利益汇报，但是在参与过程中也需要一些基本保障，如安全诉求、误餐交通补助等。此外，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借鉴一些地区推行的积分累计机制，将志愿者服务经历累计为积分，在求学、就业、创业等方面给予相应的优惠。

3.充分发挥政府的扶持监督作用。以加强制度建设为重点，建立政府职能转移目录、具有承接能力的目录、居民需求目录等。推进政府立项、政府采购、合同管理、民间运作、评估兑现的服务方式，构架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平等合作关系。在政府购买推进过程中，要注重以居民需求为导向，还要特别强调财政保证，落实费随事转，并下拨相应的工作经费，确保好钢用在刀刃上。

（三）整合“三社”资源，优化“联动”机制

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人才之间具有价值一致性和功能互补性，推进“三社联动”，核心在“联”、关键在“动”。要不断发现、挖掘、培育社区内生资源，大力引导、发动、整合外部输入资源，统筹社区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和信息化建设，坚持项目化管理、市场化运作、专业化服务，搭建平台，优化机制，加强社区组织联建、队伍联带、服务联动、资源联姻，做到互联互动、真联真动。

全国闻名的上海市闵行区“大联动”机制，可谓是这方面的典范。我们应该借鉴这一做法，充分发挥独立协调机构对资源的协调作用，搭建系统的“大联动”平台，引入市场化的运作和激励方式，以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力量为出发点，促进“三社联动”可持续发展；引入社会性资源参与需求确定、资源投入和管理评价等环节，坚决避免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引入“县（市、区）-街道-社区”三级联动，特别是加强县级层面的统一协调”，增强“三社联动”的内在动力。

“大联动”平台的主线是社区、社工、社会组织以及协调机构之间的联系，打通存在于其间的机制藩篱，是“三社联动”运行顺畅的关键。

1.建立需求分类机制，疏通从社区到社工的藩篱。选好满足需求的方式首先要对需求加以区分，可以按照时间、空间、专业性等性质选择其运作的模式。例如，对一些居民需求旺盛、专业性要求高的服务可以进行项目化运作，通过政策引导规范社会组织朝着有利于提升社区建设服务水平提高的方向发展；对另一些较为分散的需求，可以考虑采用“菜单式”服务的模式；对于涉及面较广的需求可以纳入到政府购买范围，等等。

2.建立项目认领制度，疏通从社工到社会组织的藩篱。项目的认领紧跟在项目分类之后，是居民需求能否迅速得到满足、服务能否满意到位的重要节点。以疏通下水为例，需求为疏通下水，类别是“菜单式”模式，项目类型为专业服务，系统自动选择已备案的空闲服务队进行服务。在此，市场化的运作和激励方式将发挥巨大的作用，帮助实现社会组织自身利益与社会效益的趋同，促成联动的进一步进行。

3.建立“积分银行”制度，疏通从社会组织到社区的藩篱。为每一个社会组织建立独立的“积分银行”，将社会组织与其所提供服务的受益人数、居民对社会组织的评级以及绩效综合考评的结果等折算成积分，存入社会组织的“积分银行”。对符合标准的社会组织，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和其他鼓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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