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民政厅关于加快推进“三社联动”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意见

第一篇：浙江省民政厅关于加快推进“三社联动”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意见

浙江省民政厅关于加快推进“三社联动”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意见

各市、县（市、区）民政局：

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建设和社会工作，在价值取向上具有公益性，在功能作用上具有互补性，在基层治理上具有整体性。“三社联动”，是指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统筹协调、整体运作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建设和社会工作，使之相互支持、渗透融合，从而充分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有效开展社会工作，解决社区问题，完善社区治理的过程。现就加快推进“三社联动”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和全面把握加快推进“三社联动”的现实背景、重要意义、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

（一）现实背景。社区和社会组织突出共同关系和社会互动，越来越成为社会治理的核心单元；社会工作坚持利他主义的出发点，越来越显示出专业理念和方法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当前，城乡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初步形成，“三社联动”总体上具备了良好基础。通过加快推进“三社联动”，激发多元参与、合作共治，构建民生保障的服务体系和有序参与的自治体系，完善基层社会治理，已成为大势所趋和现实任务。

（二）重要意义。实行“三社联动”，是贯彻落实总书记把创新社会治理的重心落到城乡社区重要指示的具体行动，是促进社会组织激发活力的有力举措，是推进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发展的有效途径，有利于发挥社区组织、社会组织、社会工作机构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的独特功能，对新形势下创新社会治理、提升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三）总体要求。确立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建设、社会工作联动理念，形成政府部门层面、街道社区层面协调配合的有效机制，取得联动综合效应。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建设、社会工作呈现多向互惠融合、全面协调发展的新格局，社区治理组织体系由垂直科层结构逐步转变为各方多元互动的横向网络结构。社区为社会组织提供场地、资源和参与服务自治的平台空间，社会组织激发活力参与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吸纳社会工作者提升社区参与水平，社会工作者以社会组织形式实施社区参与；社会工作者参与解决社区服务自治难题，社区成为社会工作者探索实践和积累经验的场所。

争取到2017年，登记或备案的社区社会组织达到10万个以上，服务社区的专业社会工作者达到3万人，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和社会工作室基本覆盖城市社区，社会工作服务覆盖到三分之一以上的农村社区。

（四）基本原则。

1、需求导向：从居民群众的服务需求与自治权利出发，培育发展相应的社会组织，提升强化社会工作专业能力，以更多的资源、更好的方式，解决社区治理服务中的难题，让居民群众受益，促基层政府转型。

2、扩大参与：扩大社区服务提供的主体与方式，拓宽居民群众参与社区事务的领域与途径。鼓励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在参与社区建设中利用优势、发挥特长。

3、共享资源：拓展对社区资源的认识，社区内外的社会组织、社会工作力量与社区资源共享，发挥各自优势，实现互用互补互促。

4、合作共赢：基层政府、社区组织、社会组织、社会工作机构在平等的基础上成为合作伙伴。在平等参与、协商互动中共同服务居民群众，共同承担参与社会治理的责任，实现社区善治的共同利益。

二、加快构建“三社联动”的基础条件

（五）树立服务型政府理念，创造“三社联动”的前提。适应建设服务型政府趋势，在社区公共服务上，基层政府努力成为政策制定者、购买者和监督者。民政部门应当率先探索服务型政府的实现形式，始终维护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自治属性，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参与社区建设疏通渠道、腾出空间，营造制度化的良好环境。

（六）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创造“三社联动”的条件。降低门槛，简化程序，支持扶助，加快社会组织培育和发展步伐。通过建立职业水平考试鼓励制度、登记管理制度、继续教育制度、薪酬保障及表彰奖励等制度，推动社区工作者向专业社会工作者转型，不断壮大社会工作人才队伍。

（七）减轻社区工作负担，营造“三社联动”的氛围。进一步理清政府与社区组织的职责边界，切实解决社区工作负担过重问题。社区居民委员会履行组织居民开展自治活动、协助政府开展工作、组织开展监督活动职责，更多更好地运用社会组织力量、社会工作力量，以提升社区服务自治水平。

三、加快推进“三社联动”

（八）加强社区组织建设。加快社区党组织和居民委员会的组织全覆盖，完善服务设施，健全工作制度，加强能力建设，创新服务载体。不断提高社区党组织和居民委员会贴近群众、团结群众、引导群众、赢得群众的能力，更好发挥居民自治与服务的组织者、推动者作用。

（九）培育公益性社会组织。大力培育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壮大承接社区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队伍。对参与社区服务的重点社会组织，应当从开办费补贴、活动经费补贴等方面进行激励扶持。鼓励招聘社会工作者作为从业人员，开发社会工作岗位，提高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服务社会组织、公益类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建设的能力。

（十）培育社区社会组织。鼓励居民建立各类社区社会组织，推广社会工作者运用社会工作理念、方法，发现社区需求和社区领袖。从活动场地、资金补贴、承接事务等方面进行支持，备案手续应当简单高效。鼓励引进外地知名的社会组织，推广社会工作理论，提升本地社区社会组织负责人的素质，增强开展社区活动的能力。逐步建立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体系，加强社区社会组织之间沟通协调，鼓励其承接政府的购买服务事项。

（十一）建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的机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补贴（公益创投）、项目奖励，以及社会组织认领服务等措施，促进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文化、社区体育、社会救助、居家养老、儿童青少年保护、社区矫正等领域服务。县（市、区）政府应注重研究适合由社会组织和企业提供服务的事项，建立购买社区公共服务项目清单。在安排政府对社会组织的项目资助资金，开展社会组织评估时，应考虑其社区参与成效。

（十二）发挥社会组织在基层群众自治中的作用。把社会组织的参与作用贯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全过程。在按照村（居）民小组或若干户推选村（居）民代表的基础上，可以分配社区社会组织若干村（居）民代表名额进行推选。把社会组织作为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重要参与主体，可视议题需要邀请社区社会组织代表参与村（居）的恳谈会、听证会、议事会和村（居）民代表会议。在办理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时，吸收社会组织参与管理和监督。社区居民委员会可邀请有专长的社会组织参与指导、监督业主自治。

（十三）加快社会工作者的组织化进程。加快建立各级社会工作（者）协会，各设区市和有条件的县（市、区）应在2015年底前成立社会工作（者）协会，形成衔接贯通的社会工作（者）协会体系。社会工作（者）协会应当坚持民间性、自治性、专业性，开展社会工作者实务能力建设和社工机构项目运营能力建设，发挥服务支持、行业自律和专业发展作用。

（十四）鼓励兴办各类民办社会工作机构。鼓励社会工作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从事一线服务的社会工作者，兴办民办社会工作机构。敞开胸襟，引智聚力，以购买服务的形式，吸引先进地区的社会工作机构和人才来我省，开展社会工作督导培训、社会工作实务参与等。探索建立民办社会工作机构的资金资助制度，并组织向其购买服务，使之办得起、长得大、用得好。

（十五）挖掘社区社会工作潜力。专职社区工作者中的社会工作者，是目前在社区领域开展社会工作服务的骨干力量。鼓励社区工作者参加社会工作职业水平考试，社区工作者培训应当安排社会工作课程。通过明确岗位、合理分工，保障他们有必要的时间精力开展社会工作服务。加快在社区建立社会工作室，针对社区需求进行或协调进行相应的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形成一批社区社会工作案例。街道和社区的社会工作站（室）应当作为社区社会组织履行备案手续。通过社会工作在社区服务与自治领域的成功运用，加快社会工作向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救灾减灾、婚姻登记等民政社会服务领域，向司法、卫生、教育、残疾人保护、企业等众多领域推广应用。

（十六）发挥社会工作在基层群众自治中的作用。发挥社会工作者的支持、激发、协助作用，鼓励和推动居民组织起来、参与起来，从促进居民熟悉交往发展到解决社区问题。发现、挖掘和培养居民骨干，帮助居民掌握组织技巧和讨论解决问题的技巧，推动本社区各类社群关注和参与社区，引导居民制定社区公约，解决物业服务、宠物管理、环境保护和停车秩序等社区公共问题。

（十七）打造信息沟通平台。完善社会公共服务信息平台、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功能，履行好信息公开、业务交流和社会监督职能，努力成为社会组织、社工机构对接社区需求、协助政府开展社区服务招（投）标的重要平台。吸纳社会组织加盟社会公共服务信息平台。社区居民委员会应当注意发现并发布社区需求，主动对接、积极协助社会组织。建立社会组织特别是民办社会工作机构参与社区服务的信用公示、警示制度，形成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

（十八）建立合作关系。建立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社会组织、社工机构的合作关系。有条件的县（市、区）应确定若干街道社区，作为高校研究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的观察点和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实践基地，作为社会组织和社工机构参与社区建设的实验基地。

为了加快推动“三社联动”，省民政厅将统筹考虑各地的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建设和社会工作水平，确定一批“三社联动”示范观察点。各单位应当积极行动，敢于实践，努力探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形成各具特色的工作经验，谱写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建设和社会工作的新篇章，努力为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

浙江省民政厅

2014年7月1日

第二篇：加快推进 “三社联动” 创新民政社会治理方式

加快推进 “三社联动” 创新民政社会治理方式

来源： 中国社会报 时间： 2014-11-21 18:38

李万钧

“三社联动”是以政府购买服务为牵引，以社区为平台，以社会组织（民办社工机构）为载体，以社会工作者为骨干，以满足居民需求为导向，通过社会组织引入专业资源和社会力量，通过提供专业化、有针对性的服务，把矛盾化解在社区，把多元服务供给实现在社区的一种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社会服务供给方式和全新社会动员机制。

推进“三社联动”是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

一是有利于促进社区基层自治。社区是社会管理的基础，社区稳则社会稳，社区和谐则社会和谐。但长期以来，社区自治功能不强、社区居民参与度不高、社区服务供给不足、服务力量薄弱等问题困扰着社区发展，影响着基层自治的有效实施。“三社联动”赋予了社区建设新的内涵：社会组织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管理，激发了社区活力；社会组织根植社区,调动了居民的加入热情，提升了社区居民的参与度；社会工作者提供专业化、个性化服务，预防和解决社区居民的个人、家庭问题，促进了人际和谐。以社区为基础，把社会组织、社工和社区居民有机联系起来，形成了新的社区群落生态，既激发了社区活力,又维护了社区的和谐稳定。

二是有利于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实施“三社联动”，用专业化、社会化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务，有效弥补了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不足，有利于把政府从微观事务中解脱出来，向政策制定者、效果评价者转变。特别是可以发挥资金和政策的导向作用，通过加大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和社会工作岗位的力度，向社会让渡空间，引导社会工作机构和各类社会组织平等、独立参与社区管理和服务、承接政府转移的事务性工作，实现了在更高水平上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的互动。

三是有利于促进社会建设工作形成合力。随着经济社会深入发展和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城市管理社区化、社会管理社会组织化、社会服务多元化的特征越来越明显。但长期以来，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按条推进多，按块统筹少；行政主导多，社会参与少；力量分散，缺乏整合，集成发挥作用不够充分。推进“三社联动”，以社区为基础，加强块的统筹，实现条块结合，既可以形成“三社”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又可以形成政府与社会之间互联、互动、互补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从根本上使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在基层得到有效预防和解决，实现了社会的和谐发展。

四是有利于畅通社会组织的协同参与渠道。我国的社会建设格局着重强调了16字方针——“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发展、公众参与”。这里面的“社会协同”主要指社会组织等各种社会力量与政府在社会治理方面的协同。但长期以来社会组织发展都是个短板，主要原因是没有对社会组织的协同参与渠道和参与机制进行制度化的设计和安排。而通过“三社联动”，畅通了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建设、社区服务的渠道，有利于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

推进“三社联动”必须抓住关键环节

要在加强顶层设计上下功夫。一要加快建立政府主导、多维协同的工作推进机制。“三社联动”涉及多方协调，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需要在政府主导下，广泛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实现多元协同推进。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就是政府要制度化地安排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的互动机制，社会工作、社会组织的协同参与机制，以及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的功能定位，并建立资源信息平台，形成供需对接机制，实现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一体化联动发展。二要始终坚持社会化运营的工作方向。社会化运营是新时期城市社区建设的发展趋势，是转变政府职能、弥补政府公共服务不足、激发社会活力、完善市场体制的内在要求。推进社会化运营，就是要坚持运用市场方式引入社会资源，广泛吸收行业企业、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踊跃参与，促使各方利益攸关者、第三方组织和社区群众参与需求确定、资源投入以及政府管理评价等诸多环节，实现增加社区资源供给、改善社区管理效能、节约社区财政资源的效果，加快形成社区建设投入、社会工作队伍专业服务、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市场化运作模式。三要始终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的工作原则。社区事务纷繁复杂、社区问题各式各样、社会需求千差万别，必须适应城市社区多元化发展的特点，区别城乡、区别地域、区别发展阶段、区别实际需求，因地制宜、分类推进“三社联动”工作。既要针对共性需求，合理统筹社会组织、专业社工提供的基础性服务，又要针对差异化、个性化、多元化需求，引导提供特色服务，形成“基础服务+特色服务”的配套供给模式。既要探索内涵式发展道路，通过壮大本区域社区、本地域社工力量，增加服务供给，又要善于借助外部力量，引入外部社会组织、专业机构，提供专业化服务。四要积极推行项目牵引、契约化管理的工作方式。要通过项目管理，进一步明确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在项目实施中的权责，推动建立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的新型合作伙伴和契约关系，促进实现政社良性互动、社区和谐发展、社工服务能力提升和社会组织市场化运作。特别是要对群众需求旺盛、专业性要求较高的服务进行项目化运作，通过发挥项目牵引作用，引导社会组织、专业社工朝着有利于提升社区建设和社区服务水平提高的方向发展。

要把握“三社联动”的关键环节。一是统筹平台建设。要进一步深化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丰富和完善各级社区服务中心的职责，充分利用社区现有硬件设施，拓展一站式公共服务、社会组织孵化培育、社区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服务等功能，提升改造为综合服务平台，形成市、区、街、居四级服务体系，接受政府委托，定期开展项目发包、信息发布等工作，为社会组织和专业社工服务社区提供场所支持、牵线搭桥等便利服务。二是推动专业化发展。要推动社区工作队伍社工化，有针对性地开发专业社工岗位，吸收持证社工等优秀人才到社区工作，推广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加快社区工作者向专业社会工作者转变，提升社区社会工作水平；要推动社会工作力量组织化，加大机构建设力度，加快出台扶持办法，鼓励各领域专业社工机构建设，让社会工作机构逐渐成为社区工作的重要力量；要推动社会组织社区化，重视社区本土的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发展，引导支持域外社会组织扎根社区，更多参与社区管理和服务。特别是大力发展备案社区社会组织，确保每个社区都有一定规模数量的登记注册社会组织和备案社区社会组织，把社会管理的社区化和社会管理的社会组织化紧密结合起来。三是加强制度建设。从社会建设全局出发，把城乡和谐社区建设、专业社工人才队伍建设、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纳入整体制度设计，特别是在购买社会服务、建立社会参与体系、落实优惠政策等方面，加强政策制定与衔接，及时将好的做法、经验制度化，从制度层面对“三社联动”做出计划性安排，不断夯实推进“三社联动”的制度基础。

要明确“三社联动”的重点任务。以北京为例,重点推进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完善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制度，推行社区工作准入制度，加强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管理，建立健全社区服务体系，创新社区服务方式，壮大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开发社会工作岗位。

推进“三社联动”必须在见实效上下功夫 “三社联动”要围绕结果导向，把好事办好，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服务供给在基层，让社区建设彰显民主自治特色，让社会工作彰显专业服务特色，让社会组织彰显社会活力，真正让社区居民得实惠。一是要明确“三社联动”评价标准。要把社区居民是否满意作为根本评价标准，既要对工作开展、体制机制建立、活动成效等进行定性评价，又要对根植于社区的社会组织、专业社工数量和服务类型等进行定量评价；既要有对工作平台、活动场所等硬件条件的评价，又要有对政策制定、制度保障等软环境的评价；既要有政府实施的考核评价，又要引入专业力量实施第三方评价。要通过细化考核评价标准，增强“三社联动”的推进动力，引领“三社联动”的发展方向。二是要建立“三社联动”激励机制。重视发挥激励机制的杠杆作用。要立足社区、立足基层，尊重群众的创造精神，及时总结和推广“三社联动”工作实践中的好经验；要从政策上促进、制度上保障社区、社工、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的创造活力，形成各具特色、充满活力的“三社联动”工作格局；要加大宣传力度，形成有利于工作推进的良好氛围。三是要打造“三社联动”工作品牌。要坚持走品牌化发展之路，依托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居民等不同参与主体，培育一批社区民主自治系列品牌，扶持一批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系列品牌，发展一批骨干社会组织和社会组织品牌项目，提升一批居民互助融合系列品牌，提升影响力，扩大美誉度。要重视通过品牌带动，实现社会组织和专业社工服务的连锁化经营、产业化发展，进一步增强扎根基层、服务社区的内生动力，加快实现社区服务的“三社联动”全覆盖。四是要加强“三社联动”经费保障。要从加强社会建设、创新城市管理、促进社会和谐的高度，充分认识“三社联动”工作的重大意义，加大经费投入力度，纳入财政预算管理，保障政府购买服务、社区基础条件改善、社会工作人才培育等关键环节重点工作的有效实施。

(作者系北京市民政局党委书记、局长)

第三篇：实施三社联动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和服务

实施“三社联动” 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和服务

信息来源： 政策法规处 重庆市民政局 彭友谊

肖

丹

黄义成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三社”）是社会治理与服务的基础元素，是民政部门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供和强化公共服务中发挥基础作用的有效载体。如何明确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各自的角色定位，探索建立三者之间的高效联动机制，对于加强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实施“三社联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三社联动”是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这为如何创新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目前，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这个整体框架内，党委领导和政府负责的体制机制相对健全，已经有一整套的法律制度作为保障，现在最为关键的是要建立社会多元化的平等合作型伙伴关系，健全“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的体制和机制。“三社联动”，立足社区这一重要落脚点，通过各类社会组织，发挥专业社工的引领作用，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推动建立社区社会组织运行机制、社工介入机制、居民参与机制等微观治理机制，能够最先察觉和反映社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最先发现和化解局部矛盾，有利于增强社会管理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在一定范围内从源头上、基础上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社会管理的关口前移，形成社会治理创新的强大动力。

三社联动”是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内容。重庆是一个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的城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结构和组织形式发生深刻变化，越来越多的人由单位走向社区，基层社会管理难度加大、方式亟待改进；流动人口增多，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人，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等问题越来越突出；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趋势明显。这些问题的存在，单纯靠政府用以往的行政手段去解决已经行不通，政府必须从大包大揽的行政方式中摆脱出来，把那些“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务转移出去，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交给基层社会组织去承接，鼓励、引导并支持社会组织有序参与公共服务。实施“三社联动”，正是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内容和有效途径。

“三社联动”是“满意民政”的生动实践。“满意民政”以人民群众满意为目标，以“以民为本、为民解困、为民服务”为宗旨，关注民生民利，坚持为民惠民，竭力贴近百姓需求，全力满足百姓愿望。“三社联动”有利于发挥贴近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通过三社“相联”、“互动”，实施人性化的服务、柔性化的管理、社会化的运作，更大程度上为人民群众尤其是困难群体、特殊群体提供关爱服务，帮助解决个性问题、修复社会功能，促进社会融合，这本身就是民政部门转变职能、改进作风、优化服务、提高群众满意度的具体体现，是民政部门在社会建设中发挥骨干作用的生动实践。

我市实施“三社联动”的对策建议

（一）切实发挥政府在推进“三社联动”中的主导作用。一要加强政府职能转变。要转变政府职能，理顺政府（街道）和社区关系，分清各自责任范围，该政府承担的事务不能交给社区，该社区自我管理的事务也不要包揽。同时，加大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社会工作服务和岗位开发的力度，加强“政社互动”等实践，给予社会组织、社工机构平等、独立参与社区管理和服务、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的主体资格。社区也要主动把部分事务交给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来做，集中精力做好民主自治等工作。二要加强相关制度引导。政府应从社会建设全局出发，把相关社会福利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向“三社”倾斜，将城乡和谐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培育发展、专业社工人才队伍建设纳入整体制度设计，加强政策制定与衔接，加强对“三社联动”的引导和推动。三要加强社会组织培育。加大对我市社会组织的培育扶持力度，鼓励建立孵化型、枢纽型社会组织，通过转移职能、项目委托、资金扶持、购买服务、信息发布等方式引导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发挥作用；鼓励成立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借助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党建、养老服务等工作优势，实现公益项目的集群化运作，更好地发挥社会组织在多元治理中的功能和作用。

（二）积极主动为“三社联动”的实施提供保障措施。一是整合人员力量，提供人才保障。整合“三社”工作队伍，针对既有的社区工作者、社会工作者、社会组织从业者以及志愿者队伍，完善“社区工作者+社会工作者+社会组织从业者+志愿者”联动服务机制，同时积极培养社区社会组织领袖；壮大民政、公安、司法等多部门的社区社工队伍，密切相互间的联系与合作；完善“三社”工作队伍的招聘、培养、使用、激励举措，利用社区工作者培训、社会工作者继续教育和社会组织从业者专项培训等形式，集中开展能力素质提升，强化“三社联动”理念，促进相互学习和交流。二要统筹平台建设，提供阵地保障。充分依托社区现有硬件设施，加快“三社联动”平台建设。三要加大财力投入，提供经费保障。优化公共财政投入方式，将“三社联动”相关经费列入政府财政预算，明确社区工作经费，规定一定比例的社区社会工作、社会组织活动经费；通过公益创投、项目化运作，支持公益服务事业；加快社区扁平化、网格化管理，按照“精乡镇（街道）、强社区”的要求，贯彻“费随事转”原则，将人、财、物等直接下放到社区，提高保障水平。

（三）大力推动“三社”之间的融合发展。一是推动社区工作队伍社工化。继续实施社区社会工作服务项目，以项目带动、促进社会工作人才的发展，不断优化队伍结构，吸收持证社工等优秀人才到社区工作，在社区明确一定比例的专业社会工作岗位。鼓励社区工作者参加全国、重庆市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同时，重视推广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加快社区工作者向专业社会工作者转变，充分发挥专业社工个案、小组工作优势，提升社区社会工作水平。二是推动社会组织社区化。重视社区本土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同时引导、支持其他社会组织更多参与社区管理和服务。根据社区专业社工队伍不断壮大的趋势，出台扶持办法，大力支持民办社工机构建设。规范社区社会组织，确保每个社区有1-2家正式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和不少于一定数目的备案社会组织，弥补政府职能的缺位。三是推动社区管理服务社会化。按照“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原则，培养和发展社区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中介性、行业性等社会组织，采取民主自治、共建共享、自律自愿、市场运作等多种开放性、包容性的方式方法，实现居民自治规范化、社会组织多样化、社工队伍专业化、社区服务精细化、项目运作市场化、矛盾调处多元化、社区事务信息化。

（四）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联动模式。一是内需驱动型。这一联动类型基于社区的内在需要，社会组织将发展目标纳入到社区建设和地区发展中；社工通过社区这一舞台，从和谐社区建设的角度组织开展活动。二是政府主导型。这一联动类型基本围绕政府中心工作开展活动，开展的活动很多都是配合上级政府的任务要求或配合社会性的大型活动，以社区需求为出发点的、日常性活动的相对较少, 导致这类型的组织又几乎成了政府的“手”和“腿”。由于我国现阶段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工队伍的发育尚未成熟、各项规章制度并不完善，由政府直接主导，确保了和谐社区建设的顺利进行和有序发展。三是项目引领型。项目引领型参与将成为社区外来力量参与社区建设的主要方向，为专业社区社会组织自我发展与和谐社区建设开辟广阔的空间。政府向民间的社工机构购买服务，而不是向社工个人购买, 使政府在购买服务的过程中, 保持高度的中立性、自主性、灵活性, 形成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专业运作的联动机制。

第四篇：三社联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金钥匙

三社联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金钥匙

——金丽霞

社区工作者

【摘要】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人才“三社联动”，是创新社会治理、完善社会服务的有力抓手，是做好群众工作、维护稳定和谐的重要载体。当前我们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利益调整期、矛盾凸现期，通过加快推进“三社联动”，激发多元参与、合作共治，构建民生保障服务体系和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成为大势所趋和现实任务。

【关键词】三社联动 研究概况 精细化 建议

“三社联动”，就是指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支撑并实现“三社”相互支持、协调互动的过程和机制。进入新世纪，置身于我国大力开展社会建设的新形势，面对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任务，在基层社会积极推进“三社联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这样的认识，本人对当下的“三社联动”情况有了一个大体的认识，对构建“三社联动”机制、实现基层社会有效治理形成了一些思考。

一、国内外研究概况

（一）国外研究概况

社区建设初始于欧美国家，但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为他们带来了许多问题，如城市人口过多，教育未普及化，社会犯罪日益增多等，逼迫着西方国家加快城市社区的建设治理步伐。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开始创建城市社区。例如，美国从50年代开始成立城市社区发展部，推行城市社区建设；加拿大自60年代开始成立社区组织，这些社区组织积极投身到城市建设和改造中来。

MattewF.Filner(2001)指出“从研究社区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资源较丰富的社区，参与政治权利的热情度高，反之则低，民间组织肩负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沟通桥梁的作用，大大提高了社会公众参与社区事务的热情度，降低由于政府主导而造成的不平等程度，缓解了社会矛盾”。MallkR.Watkins(2001)对社区事务参与者的能力、特点、过程进行调查研究后得出结论。“参与者的参与目的与项目的活动目的是否一致是社区参与程度的决定因素，同时指出，由当地的社区组织承接活动项目是最好的办法，如此一来，社区居民个人目的和活动目标容易达成一致，从而提高公众参与性，这一结论为如何提高社区居民参与提供了有效建议”。

国外对于社区治理的研究有着良好的基础，拥有特定的机制和环境，所以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且与社区治理联系紧密。其研究方向围绕具体的社区公共事务的处理方式展开研究，密切注意社区的发展变化，同时社区发展中的资源挖掘也是研究关注的问题。

（二）国内研究概况

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强社会治理，创新社区建设，完善社区治理机制逐渐成为党和政府的首要任务，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社区治理的实践中，社区建设、社会工作、社会组织、三社联动等词汇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频繁。2014年浙江省民政厅出台《关于加快推进“三社联动”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意见》（浙民基〔2014〕135号），意见中提到：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建设和社会工作，在价值取向上具有公益性，在功能作用上具有互补性，在基层治理上具有整体性。“三社联动”是指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统筹协调、整体运作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建设和社会工作，使之三者之间相互支持、渗透融合，从而充分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有效开展社会工作，解决社区问题，完善社区治理的过程。这是国内省级层面首次出台关于“三社联动”的政策。

另外在学术界，叶南客、陈金城从“三社联动”的概念界定入手，在阐述“三社联动”发展背景的基础上，对“三社联动”的模式选择和策略进行分析，提出“三社联动”的总体发展思路，并在三个理论支撑和启示下，制定出多维协同、借势扩张、聚类突破、重点倾斜、产业运营的五项战略。陈丽、冯转新认为社工是“三社联动”中最为专业性的力量，社工能把新思维、新观念同社区工作相结合，在提供专业服务、发展居民需求等方面起到重大作用；而社会组织扎根社区，以居民需求为服务指南，有效弥补政府公共服务中存在的缺陷，是社区管理的重要参与者。这种“行政、自治组织、社会”三位一体的体制模式更有利于充分发挥社区内自治组织的功能，提供社区的管理效果。

城市社区的治理体系，在计划经济时期基本上是通过单位制度来实现的。按照职业严格分割的单位组织为不同职业群体的市民提供福利供给，开展管理和服务项目，同时约束城市中、城乡间不同职业、阶层人群的交往和联系。这种严格规制的社会管理体系虽然限制了社会流动，但也大大降低了社会公共问题与社会矛盾的发生频率与水平。与此同时，并行于单位的街居制度（街道办事处指导下的居委会管理体制），发挥了对单位管理体制之外的闲散人群和老、弱、病、残人员的服务与管理职能。单位与街居制度相互配合的管理模式使计划经济时期国家的治理力量完整地嵌入进城市基层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改革开放后，国家总体性治理模式逐渐解体，单位制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社会与市场开始与政府逐渐分离。治理结构的收缩无疑释放了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活力，但同时逐步破碎的社会治理架构也引发了诸多问题，随着城市化而起的流动人口增加也给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尝试重新整理基层社会的管理秩序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体制。国家的政策选择开始从职业部门管理转向城市地域分割管理的思路。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国大中城市通过“二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改革策略有效推动了社区体制的发展，基于社区的基层治理结构越来越多的承担了转型中国所带来的公共管理与服务责任。同时，基层政权建设一方面不断增强社区治理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规制能力，另一方面也尝试不断强化社区参与与社区动员，在这一背景下，社区居委会面临着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冲突的压力，即既要满足政府管理与执行的需求也要满足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既要依赖于政府获得公共服务供给资源，又要面对社区居民不断变化增长的服务要求，既是政府行政工作的协作者，也是居民自我治理的执行者。同时，工作内容上的矛盾也造成了社区居委会双重身份的压力。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包括居委会和业主委员会在内的各种非官方的社区组织在不断寻求更宽阔的发展空间。从消极的角度来讲，社区组织渐渐懂得如何在混合官方和自治规则的社区管理生态环境中权变地选择行为策略。

所以，社区体制作为城市公共管理最实在的一级管理制度安排，在城市化进程加速和官方强化基层政权建设的背景下，必然要进入更为理性、清晰的精细化制度改革路径。无论从现实秩序深度建构的发展需要，还是从维护国家法律尊严的角度来看，中国城市的社区管理都应该走向国家、社会、民众相互责任清晰、规则稳固、利益实现有序的精细化管理体制。

二、“三社联动”与社区治理结构精细化

从社区居委会的双重主体身份来看，其工作内容主要涉及下述方面：第一，社区治理公共职责的分疏，主要包括行政性事务、福利性事务和自治性事务；第二，社区治理结构的分化和重组。政府与各种社区组织的行政同构体制设计是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结构无比清晰的核心特征。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是，政府希望在城市基层社会建构基本完整的垂直行政整合系统，力图再度建构和统一社会管理秩序，但行政管理任务的过分压力使基层政府根本无意在各类社区组织之间实现角色、职能和责任的结构分化。其结果就是，我国绝大部分的城市社区都没有形成现代分化意义的治理结构。

同时，政府利用人事专控、经济激励和行政责任下沉的办法不断稳固这种包含社区精英在内的象征性行政科层制度。这种国家、社会同构化的治理结构遏制了社会力量的自组织过程和自主活动空间的拓展。从国家官僚体制外溢出的公共管制职能和责任强行扭转了自治组织的责任、权威来源和利益获得渠道、社区精英身份的分类与获取。行政权力的强行介入过程在城市基层社会中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治理组织和权威关系结构，其特征是强调基层政权与单一社区组织（居委会）的象征性科层关系。

从居委会人员任职的具体要求来看，基层政权最希望得到的并不是完全意义的居民利益代表人。但是，基层政府对社区代理人的选择还要面对制度环境的约束。首先，基层政府确定的正式候选人不仅要亲政权，还要具有亲民众、亲社区的行为倾向。所以，城市社区自治组织的干部也就具有了双重代理人的尴尬角色。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他们作为国家代理人的角色是隐讳的但却是实在的，作为居民利益代表者的角色是显性的但却是软弱的。

因此，社区治理结构的精细化转型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首先，政府与社会及自治组织的公共责任实现分类清晰化；其次，不同治理主体的职能关系经过分化和重组过程后呈现出良性互动的状态；最后，扎根在基层的官方和社区自治组织、社区精英群体权威来源于官、民双重代理人的混合形态，能够兼顾政策执行与利益代表。从目标上而言，精细化的社区治理体制应当有效减少科层结构的代理成本问题，同时激活良性的社会治理和参与，形成高效的利益协调与代表机制。

社区治理结构的精细化，可以从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展开。首先，从纵向来看，治理结构的精细化意味着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建，政府在提升自身引导能力的基础上逐渐开放社会治理的空间，在社区内部建立起更加多层化、参与主体更多、自主性更高、活力更强的治理结构。其次，从横向的角度来看，就是要在社区中建立起更多主体参与、参与程度更好，参与主体结合度更强、互动更为紧密的治理结构。“三社联动”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推进社区治理结构“有机化”、“整体化”的重要举措。

对于民政部门来讲，促进“三社联动”机制建设，就是要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充分发挥民政部门职能作用，推动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建设和社会工作队伍发展，促使社区多元主体协同协作、资源整合、形成合力，从而丰富社区治理资源、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提升社会工作能力，逐步构建以城乡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为骨干的城乡基层社会治理体制。“三社联动”的基础是政社分开，明确政府、社会界限和功能。在此基础上，把社区分散的社会力量、资源、方式整合，形成发展的合力，达到社区多元共治。

从角色分工上来说，三社联动中的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通过有机整合与互动，构成社区治理结构中的核心力量，分别承担着不同的角色：社区是“三社联动”的整合平台；社会组织是“三社联动”的承接主体；社工是“三社联动”的骨干力量。从功能的角度来说：“三社联动”有利于创新基层社区治理体制，促进政社分开，发挥社区整体合力；“三社联动”有利于满足群众多元化、个性化的服务需求；“三社联动”有利于促进基层社会组织发展，提高承接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三社联动”有利于促进社会工作服务创新，加强公共服务专业化水平。

三、推进“三社联动”的建议

“三社联动”离不开政府的规范引导、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社会组织的服务管理、专业社工的指导带动以及社区机制的创新变革。换句话说，“三社联动”的有效运行需要协调好五者之间的关系。

（一）强化“三社”要素，奠定“联动”基础优势要推进“三社联动”，必须使每个要素都强起来、活起来、动起来。

1.为社区松绑插翅。在社区减负方面，围绕还权、赋能、归位，推进党组织领导，居委会主导、便民服务中心、社会组织、共建单位和社区居民多元化参与。开展以基层自治为核心的专项建设，试行社区工作事项准入机制，破解负担过重问题。同时，充分发挥老旧小区自主管理组织和业委会作用，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城市病治理、文明创建等活动。在社区增效方面，推进社区服务精细化。尝试建立权利清单制度，规范一站式服务，将延伸到社区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事项加以整理，设立统一的服务窗口，变多头受理为一口受理，严格落实服务承诺、限时办结和责任追究制度。拓展菜单式服务，根据服务资源、志愿者特长、居民需求等实际情况，以菜单形式列举与群众密切相关的服务选项，为社区居民提供你点我供的菜单式服务。

2.为社会组织蓄能加油。在扩大增量上，深化等级制度改革，简化备案、登记程序。重视能力建设，为每一个社会组织绘制发展晴雨表。加强规范化建设，强化动态监管和绩效评估，随时掌握动态，及时调整培育管理模式。在优化存量上，建立社会组织信息库，加强社会组织孵化器建设，提供空间场地、日常咨询、资源共享、能力建设、注册辅导等服务，建立网络交流平台，推动互相交流和学习，以成熟带新生，促进共同成长。

3.为社会工作人才搭桥铺路。建立健全社会工作人才信息披露、专业督导、服务评估、行业自律等制度，完善工作岗位、薪酬设置、考核评价和权益保护制度，为其提供优良的制度保障。切实加强绩效评估考核，将人员绩效与项目绩效相联系，提高考评的科学性。为社会工作人才提供相关培训、教育服务，提升其技能和水平，促进专业化发展。社区要加强与专业机构、专业部门的合作，派遣人员到对方单位学习实践，也可以通过借入外来社工或借出到其他社区进行挂职锻炼，学习先进经验。

（二）激活“三社主体”，释放“联动”潜能

推进“三社联动”，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民动员，全员参与，全力落实。需要群众努力、社会协力、政府倾力，要把扩大群众参与作为根本方法，不断激发多元主体活力，充分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主动性。1.培育居民主体意识。社区是由居住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共同体。要使社会共同体的人们形成一定的共识，就必须加强宣传，培育社区意识，提高居民对社区文化的认同感。一方面，拓宽居民参与社会活动的途径与渠道，积极与社会组织、驻地单位等联系，将居民吸引到社区活动中来，增进互信。以“三社联动”为重点，以文化类、文娱类活动为突破口，逐步培养、提高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在“三社联动”中，要积极发挥社区干部特别党员领导干部引领作用，以党支部为支点加强宣传引导，同时，要充分利用公共传播媒介，通过借助社区“报、网、声、屏”等宣传社区文化。

2.加强志愿者队伍建设。建立志愿者准入机制，对志愿者的背景、资质等进行深入了解，守好“入口”；建立区域化的志愿者数据库系统，赋予志愿者编号，杜绝志愿者重复登记，也为其信誉和能力背书；建立志愿者区域流动机制，为志愿者的交流提供平台；建立志愿者退出机制，及时发现打着志愿者名号招摇撞骗的分子，对于违法的移送相关部门处理，净化志愿者队伍。在加强监管的同时，服务于志愿者的机制也需跟上。尽管志愿者不谋求物质、金钱等利益汇报，但是在参与过程中也需要一些基本保障，如安全诉求、误餐交通补助等。此外，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借鉴一些地区推行的积分累计机制，将志愿者服务经历累计为积分，在求学、就业、创业等方面给予相应的优惠。

3.充分发挥政府的扶持监督作用。以加强制度建设为重点，建立政府职能转移目录、具有承接能力的目录、居民需求目录等。推进政府立项、政府采购、合同管理、民间运作、评估兑现的服务方式，构架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平等合作关系。在政府购买推进过程中，要注重以居民需求为导向，还要特别强调财政保证，落实费随事转，并下拨相应的工作经费，确保好钢用在刀刃上。

（三）整合“三社”资源，优化“联动”机制

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人才之间具有价值一致性和功能互补性，推进“三社联动”，核心在“联”、关键在“动”。要不断发现、挖掘、培育社区内生资源，大力引导、发动、整合外部输入资源，统筹社区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和信息化建设，坚持项目化管理、市场化运作、专业化服务，搭建平台，优化机制，加强社区组织联建、队伍联带、服务联动、资源联姻，做到互联互动、真联真动。

全国闻名的上海市闵行区“大联动”机制，可谓是这方面的典范。我们应该借鉴这一做法，充分发挥独立协调机构对资源的协调作用，搭建系统的“大联动”平台，引入市场化的运作和激励方式，以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力量为出发点，促进“三社联动”可持续发展；引入社会性资源参与需求确定、资源投入和管理评价等环节，坚决避免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引入“县（市、区）-街道-社区”三级联动，特别是加强县级层面的统一协调”，增强“三社联动”的内在动力。

“大联动”平台的主线是社区、社工、社会组织以及协调机构之间的联系，打通存在于其间的机制藩篱，是“三社联动”运行顺畅的关键。

1.建立需求分类机制，疏通从社区到社工的藩篱。选好满足需求的方式首先要对需求加以区分，可以按照时间、空间、专业性等性质选择其运作的模式。例如，对一些居民需求旺盛、专业性要求高的服务可以进行项目化运作，通过政策引导规范社会组织朝着有利于提升社区建设服务水平提高的方向发展；对另一些较为分散的需求，可以考虑采用“菜单式”服务的模式；对于涉及面较广的需求可以纳入到政府购买范围，等等。

2.建立项目认领制度，疏通从社工到社会组织的藩篱。项目的认领紧跟在项目分类之后，是居民需求能否迅速得到满足、服务能否满意到位的重要节点。以疏通下水为例，需求为疏通下水，类别是“菜单式”模式，项目类型为专业服务，系统自动选择已备案的空闲服务队进行服务。在此，市场化的运作和激励方式将发挥巨大的作用，帮助实现社会组织自身利益与社会效益的趋同，促成联动的进一步进行。

3.建立“积分银行”制度，疏通从社会组织到社区的藩篱。为每一个社会组织建立独立的“积分银行”，将社会组织与其所提供服务的受益人数、居民对社会组织的评级以及绩效综合考评的结果等折算成积分，存入社会组织的“积分银行”。对符合标准的社会组织，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和其他鼓励。

参考文献：

[1] 杨敏.作为国家治理单元的社区—对城市社区建设运动过程中居民社区参与和社区认知的个案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7，（1）.[2] 闵学勤.社区权力多元认同中的公民性建构 [J].社会，2011，（4）.[3]王星.利益分化与居民参与—转型期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困境及其理论转向[J].社会学研究，2012，（2）.[4]徐富海.“三社联动”如何“联”如何“动”？[J].中国民政, 2015(12):16-28.[5] 杨贵华.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三社联动"助力基层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研究[J].发展研究，2015，（11）.[6]任心怡.三社联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金钥匙[J].2016，（4）.

第五篇：社会自主联动：”三社联动“社区治理机制的完善路径

社会自主联动：“三社联动”社区治理机制的完善路径

李文静，时立荣

（北京科技大学 文法学院，北京 100083）

摘 要：“三社联动”是社区治理改革的重要举措。当前我国“三社联动”社区治理在实践中形成了“社会组织委托型”“社工机构服务型”“项目指导型”“社区内部发展型”等模式。其中，项目指导型是试点地区普遍采用的一种模式。该模式的运行机制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政社合作培育社区治理组织框架；二是政府购买服务连接各类联动主体，形成联动服务模式；三是采取项目化的运行方式。项目指导型“三社联动”虽然取得了诸多效果，但在运行机制方面存在政府控制偏强、社会自主联动偏弱的缺陷，尤其是“民非”类社会组织与社区的直接合作有限，导致其在社区治理改革方面的成效不足。为进一步提升社区治理效果，应通过完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政策，促进社会组织与社会工作的发展，构建社会组织合作网络，形成社会力量间的自主联动，释放社会活力。

关键词：社区治理；自主联动；三社联动；社会工作 前言

基层治理是国家社会治理改革的突破口。新世纪以来，我国社区治理改革进程不断加快。社区体制改革首先开展，2008年，我国基层社区开始组建社区服务站和社会工作站，这些新组织逐渐分离了居委会的一些行政职能和专业服务职能，凸显了居委会的自治功能。在社区体制改革的同时，我国社会工作人才建设快速发展。2008年，全国社会工作考试制度开始实行，社区工作者的持证比上升、专业性有所增强。随着政府购买服务等相关支持政策的实施，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之后，我国社会组织进入了“增速发展期”[1]。社区组织体系的完善、社会组织及社会工作人才的发展为我国社区管理向社区治理转变奠定了组织和人力基础。

为进一步化解现阶段社区治理面临的“居委会困境”及“共同体困境”[2]，我国社区治理改革进入机制创新阶段。2013年，民政部、财政部《关于加快推进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的意见》正式提出要“健全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联动服务机制，促进社区服务工作专业化”。文件颁布后，广东、重庆、浙江、吉林、上海等地纷纷开展“三社联动”机制探索[3]。

已有“三社联动”社区治理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地方经验的简单总结，缺乏深入的机制探讨。——————————————————

作者简介：李文静（1988—），女，博士，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学系讲师；时立荣（1963—），女，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从总结“三社联动”的具体运作机制出发，评估其在我国社区治理改革中的成效，提出完善“三社联动”机制以促进社区治理改革的对策。“三社联动”社区治理的实践模式及运行机制

“三社联动”本质上是要将社会工作、社区居民、社会组织的力量调动起来，转变政府主导或居委会主导的社区管理，由社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区治理模式。将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引入社区建设的地方实践早于民政部“三社联动”概念的正式提出。上海、江苏等地较早将社会工作及社会组织的力量引入社区建设。2013年民政部正式提出“三社联动”之后，各地对“三社联动”如何开展的探索更加深入、更加广泛。

2.1 “三社联动”社区治理的实践模式

由于我国各地社会工作及社会组织发展水平差异，根据社区、社会工作及社会组织发挥作用及方式的不同，我国“三社联动”形成了如下几种实践模式①。

一是“社会组织委托型”。社会组织委托型是指政府将适合由社会组织承担的社区服务等社区治理相关事宜直接委托给众多社会组织运行，社会组织直接面向社区居民开展服务。这种模式适合民办社会工作机构及社会组织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如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建设市民中心，委托专业社工机构进行日常管理，引入多家伙伴型社会组织，面向社区居民开展多种服务[4]。

二是“社工机构服务型”。“社工机构服务型”是指社区服务项目主要由社会工作机构开展，政府以购买服务的方式为社工机构提供资金支持，机构在开展服务过程中强调社区居民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参与。例如，上海市闸北区大宁街道引入专业社工机构，实施社会救助试点项目，构建了由街道、社区居委会成员、专业社工、志愿者多元主体参与的合作工作格局[4]。厦门市积极探索社区与专业社工机构协同合作的发展路径，由承担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专业社工机构依托社区开展服务[5]。

三是“项目指导型”。“项目指导型”是指以社区社会组织及社区居民力量为主，由专业社工提供技术指导，政府及社会提供资金，以项目化的方式开展社区服务项目。例如上海市徐汇区凌云街道成立民间社会治理研究院，社会工作者在民间社会治理研究院工作。他们指导社区居民策划、运作社区微服务项目。在这一模式中，参与社区服务的主体是社区居民及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发挥引导作用。这种方式是目前我国比较常见的项目化的“三社联动”社区服务机制。此种模式最有利于调动社区居民的力量，促进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北京市试点地区在社区层面成立了服务性社会工作机构，南京市鼓楼区也在发展较好的地区成立了社会工作服务站。这些社区层面的社会工作机构与街道层面的社会组织都是引导和支持社区治理项目的重要力量。

这里对各种“三社联动”社区服务模式的划分只是一种理想类型，在实际运作中，各地区有可能同时具有几种实践模式，只是侧重有所不同。社会工作与社会组织发展水平不高的地区侧重内部发展型，但也有社会组织及社会工作机构的介入。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往往实行“项目指导型”和“社会工作机构服务型”；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实行“社会组织委托型”，同时也会在社区内开展“项目指导型”社区治理模式。①[键入文字] 四是“社区内部发展型”。“社区内部发展型”是指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通过学习专业社会工作知识，与社会组织合作，以项目化的形式开展社区服务。此种模式适用于社会工作和社会组织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居委会工作人员是社区服务项目的主要承担者，居民则是主要参与者。嘉兴市、太原市都属于此种模式。这些地区通过鼓励社区工作者参加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提高社区工作者的专业素质，进而运用专业方法提供专业化服务、促进社区居民及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

2.2 “三社联动”社区治理的运行机制

虽然我国各地“三社联动”社区服务发展水平有所差异，但“项目指导型”的社区治理成为一种普遍采用的实践模式。当前我国发展较为成熟的项目指导型“三社联动”机制如下：

2.2.1 政府与社会组织联合培育社区治理相关主体

“三社联动”社区治理机制的第一步是建立社区治理联动框架。“三社联动”即社区、社工、社会组织之间的联动。社区治理的参与主体包括政府、社会组织（包括支持型社工机构和服务性社工机构）、社区居委会、社区社会组织及居民。“三社联动”中的“社会组织”既包括服务范围较为广泛的基金会、社会团体和非盈利组织（如支持型或枢纽型社会组织），也包括社区层面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三社”中的“社会工作”包含不同层次：民办社会工作机构中的社会工作者、社区层面的服务型社会工作机构及社区里的持证社工。社会工作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没有在社区成立服务型社工机构。社区服务的开展由枢纽型社会组织对社区工作者进行一些培训或直接由社会组织申报和执行社区服务项目。

社区治理主体框架的建立一般由基层政府部门与支持型社工组织或枢纽型社会组织②联合完成。北京市[6]由街道社区办与支持型社会工作机构成立联动办公室，确定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构建模式。宁波市[7]则由民政局与“公益服务促进中心”共同负责社区公益服务项目的评选和组织工作。政府是“三社联动”社区治理项目的组织者、资金支持者、评估者及监督者。支持型或枢纽型社会组织（含社会工作机构）则发挥规划、孵化、评估、督导的功能，在社区培育成立社工服务机构和由社区居民组成的各类社区社会组织。

社区社会组织能够凝聚社区居民，激发居民潜能、是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一种新形式。社区居民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既是社区服务的受益者，也是一些社区服务的提供者。

2.2.2 政府购买服务联接社区治理主体，形成联动治理模式

当前，政府购买服务是“三社联动”社区治理机制运转的主要动力来源。政府通过购买各类社会组织及社会工作的服务来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当前政府更多以项目化的方式购买各类枢纽型 该概念首次出现在2008年9月北京市社会工作委员会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社会组织改革与发展的意见》。枢纽型社会组织是由负责社会建设的有关部门认定，在对同类别、同性质、同领域社会组织的发展、服务、管理工作中，在政治上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在业务上处于龙头地位，在管理上承担业务主管职能的联合性社会组织。②[键入文字] 社会组织、普通社会组织（尤其是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以及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为这些社会组织及社会工作者提供资金支持，提高社区服务水平，推动社区治理创新。政府以购买岗位的方式购买社区社会工作者者的服务。此外，各地政府也通过项目推介会等方式，促进社会资金支持社区治理服务项目的运行。

各类社会组织是协助政府实施社区治理项目、了解居民需求并提供所需服务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其中，支持型社会组织是培育、发展社区服务性社工机构和社区社会组织的枢纽，许多支持型社会组织是社会工作机构。这些组织通过培训、督导、评估等一系列手段，规范社区治理项目运作，协助整合各类资源，孵化社区社会组织，建立信息平台，推动专业人才队伍和志愿服务队伍建设等。社区层面的服务性社工机构及其他非枢纽型社会组织是社区服务的提供者和资源筹措者，为社区各类服务项目及自治项目提供技术支撑。这些专业性较强的社会组织及社区社工③引领社区社会组织及志愿者开展社区服务，为社区居民提供个性化、多样化的服务。2.2.3 项目化的运作方式

我国许多地区通过项目化的运作形式将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各方力量整合起来，开展各类社区服务项目及自治项目。项目化的运作与常规性的服务相对应，具有更强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极端性。当前各地开展的“三社联动”社区服务项目领域涵盖了政府保障托底政策范围之外的社会救助、扶贫济困、婚姻家庭、残障康复、教育辅导、就业援助、应急处置、群众文化等。除了社区服务项目，北京、重庆、宁波等地还将“三社联动”的方法应用到社区自治项目，针对社区存在的各类问题，充分调动社区不同治理主体的力量和资源，化解社区矛盾纠纷、改善社区环境。社区居委会群众自治组织，也是“三社联动”社区服务项目的协作者、支持者、保障者和推动者。居委会掌握和了解社区的基本情况和需求，通过整合社区资源，支持、引导、监督社会组织开展专业服务等。“三社联动”社区治理改革的成效及局限性

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在提供服务方面具有专业优势。从各地实践看，“三社联动”社区治理项目也以社区服务为主。此外，多元参与的治理方法在社区矛盾纠纷化解、社区环境保护及社区自治方面也有所应用。社会工作者及社会组织充分调动居民力量参与解决社区问题，在社区民主化建设方面也取得了明显成效。

3.1 “三社联动”社区治理的成效 3.1.1 社区服务专业性有所提升

如何为社区弱势群体及普通居民提供福利性的、互助性的、组织化的社区服务成为当前社区治理的重要任务。传统社区服务在满足居民多样化、个性化需求方面存在局限性，而专业社会工 如前文所述，一些社会工作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没有在社区层面成立服务性社工机构，持有社会工作证或经过专业培训的社区工作者负责带领社区社会组织及居民开展社区治理项目。③[键入文字] 作服务具有优势。“三社联动”社区服务项目促进了专业社会工作服务与社区服务的融合，提高了社区服务的专业水平。民政、人口计生、劳动就业等政府公共服务由社区居委会承担，居家养老、空巢老人精神慰藉、问题青少年教育、刑释解教人员帮教等个性化服务由服务性社工机构承担，公益服务，便民服务、社区文体活动等交由社区社会组织承担。

3.1.2 促进了社工和社区力量的整合

“三社联动”采用项目化运作方式，在项目中孵化服务性社工机构，再由机构项目化推进居民服务。而服务性社工机构由社区原有服务体系转化而来，天然整合了社区的社工、社会组织服务力量，再通过计划、实施、评估这一整套项目运作体系，实现了各方面资源的最优配置。同时，“三社联动”搭建了信息沟通平台，能够把群众分散的意见、多样的诉求、不同的建议集合起来，进行科学和分析综合，形成符合群众利益的政策建议，推进科学决策，协调配置社区服务资源。

3.1.3 增强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

社区居民不仅有服务需求，还有参与社区服务和治理的愿望，社区建设需要居民的参与。“三社联动”社区治理模式积极鼓励群众参与公共事务、互助服务和志愿服务，提升群众的社会责任感。注重培养居民骨干、志愿者，培育和规范化社区社会组织，搭建好居民参与的平台和渠道。遵循自愿的原则，将有相同兴趣爱好、相同精神需求、相同专业特长、相同利益需求的居民群众正式组织起来，参与社区公共服务和治理，增强了社区服务功能、提高了社区居民自治能力、促进了和谐社区建设。

3.1.4 促进社区发展，维护基层社会稳定

“三社联动”的特点是“全员联动”，不仅包括地区、社区两个层面的联动，还有社区内的驻区单位、居民联动，以及与社区外的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的联动，打造了和谐共融、共建的途径。能够将专业社会工作与传统社区服务相融合，形成社会治理和服务的合力；调动社区内、外人员、社会组织和企事业单位的资源、能量，形成资源联动合力，有效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区融合，增进社会团结，维护社会稳定。此外，社区居民自治服务项目涉及社区发展的诸多方面，例如社区环境保护、社区文化等，“三社联动”社区治理顺应社区居民心意，促进社区全面发展。

3.2 “三社联动”社区治理的局限性 3.2.1 项目运行效果受资金影响大

虽然“三社联动”社区治理项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项目运行效果对政府资金的依赖性较大。“三社联动”得到了政府大量的资金支持，而基金会、社会组织及企业等方面提供的资金很少，一旦政府的资金缺位，社区治理项目的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导致项目中断。

3.2.2 社区服务专业性有所欠缺

虽然北京市社区治理自采取“三社联动”模式后，社会工作与社会组织的介入已经在一定程[键入文字] 度上提高了社区服务的专业性，但这些社区服务绝大部分是由社区居民组成的社区社会组织来提供，专业性仍较低。Q街道与J街道的社区服务主要由经过S组织培训的社区工作者带领社区居民组成的社区社会组织提供。S地区的社区服务主要由持证的社区工作者转化而来的社区社会工作机构带领社区社会组织提供。社会组织、社区社工及社区居民的力量被充分调动，但短时间内社区居民及社区持证社工的专业性还不能与专业的社会组织相比，其提供的社区服务在专业性上仍有一定的缺陷。社区矫正服务、个案工作等专业性较高的服务应当由专业社工及社会组织来提供，社会工作与社会组织与社区的直接联系还不够充分。

3.2.3 社区自治性仍显不足

社区治理的自治性不足体现为社区居民的社区参与意识和能力的不足。社区治理改革的重要目标和途径是调动社区居民的参与热情和参与能力。在“三社联动”机制中，社区居民参与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组成社区社会组织，以社会组织的形式组成项目小组，实施社区服务及自治项目。二是志愿服务，这是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传统方式，属于个体化参与。三是社区民主建设，例如选举社区居委会成员、成立社区议事会议等，但这种并非常见形式。从目前“三社联动”社区服务项目实施的情况来看，参与到社区治理项目的居民绝大多数是曾经的社区积极分子，其余社区居民的参与热情还没有被调动起来。

居民的参与能力和热情是“三社联动”社区治理模式在初步实施阶段所遇到的最大难题。在提到居民参与时，“三社联动”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提到：“社区许多工作不好开展的主要原因就是居民的不配合和不热情，尤其是年轻人配合意识更不好。‘三社联动’项目实施后，有了国家的大力支持，社区自治水平有所提升，但居民的主动参与仍需要很长的过程。” “三社联动”社区治理缺陷的成因

4.1 机制原因：政府主导性强，社会间合作偏弱

“三社联动”在机制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政府与地区支持型或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合作比较密切，而社会力量间的自主性联动较弱。在支持型社会组织的指导下，各地区孵化出了社区服务性社会工作机构及社区社会组织，经由社区各类社会组织调动居民提供社区服务并开展自治服务。非社区层面的社会组织，尤其是“民非”与社区的直接联系不强。社区社会组织的构成以人民团体为主，这是结构最为松散、专业性较弱的社会组织类型，这些新孵化的社会组织的专业性及持续性尚无保障，在没有政府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很容易解体。

为了进一步发挥社会工作和社会组织的力量，必须实现社会组织、社会工作，尤其是机构社会工作与社区力量的自主联动。通过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政策并促进基金会、企业、民众等社会资金支持社会组织发展，尤其是民非组织的发展。在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还应为这些组织与社区的自主联动提供环境和政策支持。社区居委会要充分配合各类社会组织及社会工作者，促进居民的参与各类社区治理项目。

[键入文字] 4.2 现实原因：社会力量偏弱 4.2.1 社会资金来源少

资金是制约“三社联动”项目运转的重要因素。由于目前“三社联动”项目正处于试点阶段，社区、社会组织、社工三方面都需要资金的支持，如果单靠财政拨款无法维持项目的运转。因此，如果想要解决“三社联动”项目经费不足的问题，就需要丰富项目资金获取方式，通过吸纳更多社会资金和企业资金将是未来“三社联动”项目更好运转的出路之一。

4.2.2 社会组织力量不足

社会组织是三社联动社区治理机制中的重要主体，也是促进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但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的社会组织力量仍薄弱。以社会组织发展相对成熟的北京市试点地区为例，该地区参与到“三社联动”项目的共有44家社会组织，其中42家社会组织都是新孵化的，包括7家服务性社工机构和35个互助服务、公益型的社区社会组织。相比而言，一家国际性社会组织的专业服务为“三社联动”项目提供了较多的资金，也组织了很多次活动，但国内及新孵化的社会组织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我国社会组织力量薄弱，尤其是新成立的社区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依赖性太强。

4.2.3 社区工作者专业性不强

随着2008年国家社会工作考试制度的实行，我国许多地区社区工作者中持有社会工作专业资格证书的人数上涨。调研中，北京市试点地区社区工作者的持证比例达到了38%。支持型社工机构工作人员提到：“没有社会学以及社会工作专业背景的居委会工作者对专业知识的缺失比较严重，对于这些没有专业知识背景的社区工作人员，社工中心需要对他们进行进阶性的专业培训。即便经过了培训，他们也与专业社会工作者或机构社工具有一定的差距，影响到社区服务效果。”在没有成立社区服务性社工机构的地区，社区工作者是协助和直接执行“三社联动”项目的重要力量，他们的社会工作知识和技能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三社”能否真正联动、社区多元治理能否真正实现。多举措促进社会间自主联动

5.1 深化社会组织、社区、社会工作者之间的融合

社区的治理有赖于政府、非政府机构和居民的分工合作及共同参与[8]。要实现我国社区治理的彻底转型，必须实现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和社区深度融合，即实现“社会间自主联动”。“三社”之间的深入融合需要政府理念的转变。政府购买服务政策及社会组织介入社区治理的相关政策均是影响社会间合作的重要因素。

社会间自主联动需要各类社会组织与社会工作及社区力量的自主合作。除了与政府合作的密切的、街道层面的支持型社会组织、新孵化的社区社会组织，还应重点加强其他社会组织与社区的直接联系，盘活社会组织系统，打造社会组织成长良性外部环境，打通社会资源服务社区治理。[键入文字] 由专业社工进行社区居民的需求调研；由社会组织链接资源并提供技术指导；社区工作者需要积极配合社工工作，做好宣传和动员及信息提供等工作；由专业社工带领志愿者开展为民服务，必要时还需要有专业社会组织直接介入社区服务。

在社区治理机制方面，还应将项目式服务与常规化服务相结合。项目化的运作方式不需要在社区设置固定的办公场所和工作人员，因此具有灵活性和节约资源的优势，但社区治理还需要许多常规性的工作，尤其是针对社区当中的一些弱势群体的帮扶工作需要长期坚持。只有将常规性工作与项目式工作相结合，促进社会组织、社工与社区的深度融合，才能实现社区治理的长远目标。

5.2 促进社会组织及社会工作的发展

目前美国大约有2500万人在各类非营利组织中从事各类服务工作（其中大多数是专业社区工作者)，占全国就业总人数的十二分之一[9]118。社会工作和社会组织是“三社联动”社区治理项目中的重要主体，这两者的力量会影响到社区治理格局能否真正形成。为实现此目标，应完善政府购买服务以促进社会组织发展。随着政府购买服务工作的逐步开展，民政部对社会组织的准入条件已经有所放宽，从2013年开始，我国社会组织数量进入了“增速发展期”，但力量仍然较为薄弱，独立性和专业性不足。

社会工作是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也是促进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大力促进社会工作等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的发展是我国社区治理改革的手段。社会组织的发展有助于形成一个专业的社会服务组织联盟，在不断的交流、竞争及合作中，社会组织的专业水平将有较大程度的提升。当前，我国需要制定捐赠税收优惠政策，加大社会捐赠力度，吸纳更多的社会资源支持社会组织发展。在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应积极开展社会工作培训，发展社会工作教育，提高机构及社区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水平。

5.3 拓展资金来源

资金是制约当前社区治理改革的重要因素，社区服务及社区自治项目要顺利开展需要资金支持。为了保持社会组织的专业性和自主性、保证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性，进而提高社区治理效果，应当盘活社会力量、探索公益创投等资金筹集方式。例如，南京市通过“百企助百社”“社洽会”等公益推介会的形式，为草根组织发展提供生存发展空间，推动草根组织的市场化程度。当然，在创新获取资金方式的同时，不能推卸政府的义务。政府也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进一步完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政策，推动社会组织发展，使社区治理取得更好的效果。

5.4 提升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和能力

社区治理需要调动居民的积极性，但我国社区居民的治理意识不足。提高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首先，国家应当构建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尤其是要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保障居民的基[键入文字] 本权利。当前我国社会公平不足，居民的相对剥夺感较强，打击了人们为社会公共事业贡献力量的积极性。在社区层面，如果居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护，其参与提供社区服务的意识就会明显降低。此外，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除了主观因素和能力，健康的身体、充裕闲暇时间都是影响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因素。因此，国家应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使社区居民的基本生存权利得到保障，为社区治理提供政策依据。

其次，应当健全社区组织结构，提高社区居委会的自治性质，与社区服务站之间形成合作但不包办的关系。完善居民对社区居委会及服务站工作的监督和考评制度，鼓励社区居民竞聘居委会工作者，切实保障社区公民参与权利。

再次，内在动力机制方面，通过开展参与式的社区福利服务及社区自治服务，提升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在过程中培养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和能力。将社区志愿服务与社区教育相结合，培养青少年的志愿服务意识。制定志愿服务激励政策，提高志愿者的服务热情并对志愿者进行培训，提高他们志愿服务的能力。

最后，鼓励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并不意味政府可以推卸责任，政府仍然是社区问题的解决的最终负责主体。社区治理涉及到许多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内容。政府各部门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在社区安全、社区卫生、社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做好规范，严格查处违法、违规行为，承担社区治理的保障角色。

参考文献：

[1]谢菊,马玉庆.中国社会组织发展历程回顾[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5(1):35-39.[2]郑杭生,黄家亮.论我国社区治理的双重困境与创新之维——基于北京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实践的分析[J].东岳论丛，2012(1):23-29.[3]闫薇,马晓晗,汪昊.“三社联动”:社区治理新机制[N].中国社会报，2015-10-22.[4]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创新改革，整合资源，合力推进“三社联动”[N].中国社会报,2015-11-20.[5]杨贵华.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三社联动”助力基层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研究——基于厦门市的调研[J].发展研究,2015(11):85-89.[6]李金清.朝阳区“三社联动”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J].中国社会组织,2015(5):10-12.[7]马洪波.宁波:以社区公益项目推进“三社联动”[J].中国社会组织,2016(3):54-55.[8]徐永祥.城市社区建设的体制创新与社会工作[J].探索与争鸣,2004(12):22-23.[9]张康之,石国亮.国外社区治理——自治与合作[M].北京：中国实言出版社,2012.全文发表于《探索》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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