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联动”汇集社区治理正能量

第一篇：“三社联动”汇集社区治理正能量

“三社联动”汇集社区治理正能量

作者：陈雨薇

作为苏州市中心城区，姑苏区内拥有户籍人口74.66万人、流动人口28.47万人。老年人口、外来人口、弱势群体密集的特点，给该区社会治理带来严峻挑战。针对这一特点，姑苏区通过构建以社区为平台、以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人才为支撑的“三社联动”机制，创新社会治理体系，推动社会建设发展。

资源整合，构建新型社区服务体系

社区是青少年除学校之外接触最多的社会场所，如何为青少年提供更好的社区服务，关系着青少年能否更好的融入家庭、融入社会。“但社区在这方面缺少具体思路，所以我们决定引入专业机构来实施服务。”金阊街道负责人说。

街道以白莲社区、彩香二村北社区、三元一村社区为试点区域，由专家学者和专业社工“策划”，将专业教育理念与方法引入社区服务，为广大社区青少年提供体系化、专业化服务，帮助青少年走向自立、自助和自强。

1月15日，由金阊街道社区服务中心和苏州汀斯社工事务所联合打造的社区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计划“成长延伸线”试运行。一个活动三方联手搞，如今，这种以社区为基础、社会组织为载体、社工为骨干的“三社联动”服务机制，在姑苏区实现了推广。

“传统社区服务更多依靠社区居委会履行职能，而‘三社联动’构建了一种合作格局，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组织良性互动、协调互补、合作共治的基本公共服务方式。”姑苏区民政局相关人士表示，在“三社联动”治理模式中，社区、社会组织及社工三者互联互补互动，其中，社区提供运作平台，起到了基础作用；社会组织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服务，激发了社区服务活力；社工提供专业化、个案化服务，提升社区服务能力。

机制创新，推进政府购买服务

一只只圆柱形的不锈钢小盅里，放着由饭店大厨制作的半成品饭菜，社区盖上外罩加热四五十分钟即可食用……飘香四溢的觅渡社区老人食堂里，30多位老人排队从志愿者手中接过刚刚蒸熟的饭菜，围坐下来，边吃边聊，有说有笑。2012年11月，葑门街道在觅渡社区试点引入“骆驼担”餐饮管理公司，将老人一日三餐交给企业。2013年2月底，街道在辖区10个社区推广，先后建立起7个配餐点，并与保险公司合作，开出全国首个“就餐险”，为老人的健康加了一份保证。如今，街道每天的“骆驼担”订餐量达到200多份。

“骆驼担”助餐服务的成功实践表明，政府购买服务机制是“三社联动”的前提。专家指出，“三社联动”重在联，关键在动。怎么联、怎么动，政府必须肩负起主导作用，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成为主要抓手。

为确保购买服务工作的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姑苏区加快政府职能转移、购买服务步伐，由区编办牵头，根据市级相关文件精神和政府各部门职责，编制了《姑苏区政府向社会转移职能指导目录》；由区民政局牵头，编制了《姑苏区首批具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能力的社会组织建议名单》；由区财政局牵头，编制了《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及履约试行办法》。

政府购买服务，是否有社会组织能够承接是关键。近年来，姑苏区建立资金补助、购买服务、公益创投和公益项目推介四大扶持政策体系，在社会组织培育发展上做足文章，初步形成发展有序、门类齐全、层次丰富、覆盖广泛的社会组织体系。最新统计显示，该区登记备案社会组织超过2796个，其中注册登记806家，备案社会组织1990个，等级社会组织近90家，每万人拥有的社会组织达37.4个。服务升级，满足居民多样需求

景德公益坊内，二十多个孩子正在认真地做着作业。两三个孩子的旁边都坐着一名大学生志愿者，为小朋友辅导功课。这是姑苏区合众社会工作事务所开展的“心灵成长·伙伴行动”——沧浪街道外来家庭青少年综合服务项目，通过组建外来人员子女成长辅导义工服务队，对30多名有需求的外来人员子女开展一对一或多对一的个性化陪伴式学业辅导活动。“通过这一项目，让外来家庭的孩子们感受到社会的关心，进一步促进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家庭参与社区融合。”项目负责人金笛是社工专业的大学生，从事公益工作多年，主持这样的项目已经得心应手。

在姑苏区，像金笛这样的大学生社工还有很多。与普通社区工作者相比，“金笛们”更擅长运用专业社会工作方法解决问题，给需要服务的人群更全面帮助。姑苏区通过实施社工人才关怀培养“3U”计划、“群英工程”等社工培养项目，加大社会工作者人才队伍培养力度。目前，该区持证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有1079人，每万人拥有持证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数已达14.5人。

服务能力升级，不仅要靠专业人士，还需要环境优化。姑苏区在调查中发现，社区普遍存在牌子多、检查多、考评多、台账多、盖章多等“五多”现象，社区干部近三分之二的精力用于参会、迎检和做台账，哪里还有时间服务百姓？针对这一现状，姑苏区开始花大力气清理整合基层创建、挂牌、台账等事项，为社区“减负”。姑苏区相继出台“两份清单”，把社区承担的486个工作小项目减少到189个小项目，从而使社区将更多的精力解放出来，结合居民需求实际提供多样化服务。

出处：《新华日报》

第二篇：社区治理中“三社联动”机制探析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一）研究背景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后，基层社区治理模式面临新的变化，原来由单位包办一切的福利模式不复存在，各类转移出来的职能落在了社区和社会组织的肩上，政府将部分管理职能交给社区来做，与此同时社区的发展为社会组织的培育，专业社会工作机构承接政府职能转移提供了有力条件。鉴于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利益需求逐渐多元化，以往传统的公共服务着重社会经济方面，忽略了民众的需求。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对社会公共服务的需求也日益增多，传统的公共服务已经难以满足社区居民需求。社区内迫切的需要一些专业社工人才，为居民提供专业化服务。近年来，各类社会组织在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参与社区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作用日益显现。这些都为“三社联动”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

2015年10月，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在全国社区社会工作暨“三社联动”推进会上明确提出：力争到2020年，绝大部分城市社区和多数农村社区都能形成及时回应居民需求的社区服务体系，每个城市社区至少有10个以上、农村社区至少有 5 个以上社区社会组织，有专兼职专业社工或接纳民办社工机构从事社会服务活动，达到社区社会组织更加活跃、专业社工作用更加明显、城乡社区更加富有活力。可以预见的是，5年之后，基层社会服务管理将会焕然一新，特别是社会服务方面将会有质的提升。从2015年开始，内蒙古自治区尝试在社区治理中运用“三社联动”模式。

（二）研究意义

本文的研究将基于笔者在社工机构实习时参与项目的过程中，参与项目实施的经验，具有较强的直接性、实践性和经验性。除了自身经历之外，还将总结国内不同地区极具代表性的“三社联动”模式。巴彦淖尔市“三社联动”虽然已经开始探索，但仍然处于探索阶段，结合巴彦淖尔市“三社联动”在金川社区的实践，总结“三社联动”在社区治理中的成效，找到社会工作专业发挥专业的空间以及在社区中如何调动社区、社工和社会组织的积极性来促进社区发展，期待这一社区治理的模式能够运用到其他社区的治理中。

二、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创新社会治理的变革，社区、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工作者成为创新治理的重要着力点。巴彦淖尔市“三社联动”是政府牵头购买服务，社区提供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为专业支撑，最终满足居民需求，在社会组织引入外部资源和社会力量之后，社工提供专业化、有针对性服务，把矛盾化解在社区、把多元服务供给实现在社区的一种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社会服务供给方式和全新的社会动员机制。金川社区的实践覆盖丽水社区、丽景社区、锦绣社区、今日尊府、江南华府、明珠城、北欧印象、河套书院等8个社区，社工机构深入社区，以地区发展模式为理论基础，培育社区自治组织参与社区建设。在这个过程中建立项目运行机制以及社区照顾体系，为之后社区治理提供可持续的运行模式，达到社区治理可持续的效果，以便将模式推广到其他的社区治理中。

其目前，大部分的研究都集中在“三社联动”模式的选择上面，而不同地区的“三社联动”运行机制并不相同，如何根据地区情况，选择正确的发展模式和策略才是关键所在。“三社联动”机制作为一种探索社区治理的新路径，是创新民政工作，提升社会治理的一种新举措。本文以金川社区“三社联动”的实践为例，将参与社区治理的各个主体看成是在一个社会系统之中，总结“三社联动”各方在参与社区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从不同角度提出具有创新性和可行性的建议，提升服务管理水平。

三、研究方法

（一）文献法

深入研究与“三社联动”和社区治理相关的国内外文献，总结社区治理经验，研究“三社联动”机制推进社区治理是建立在对国内外大量文献研究的基础之上。

（三）比较研究法

通过比较国内典型城市社区中的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参与社区治理模式的优缺点，试图为巴彦淖尔市社区治理提供有意义的启示和借鉴。

（四）访谈法

笔者通过参与巴彦淖尔市金川社区“三社联动”社区服务的实践，直接与三社联动中的各个主体进行对话，通过访谈的方法获得第一手资料。

四、文献综述

（一）关于社区治理的文献研究 1.国外关于社区治理的文献研究

治理理论已成为理解当代社会现实的一种重要而有益的方法工具与分析框架。西方是社区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发源地，西方社区治理研究主要涉及从公民治理视角研究社区治理的内涵和社区治理的应用方面。

社会学大师安东尼·吉登斯（2000）曾认为社区这一主题是新型政治的根本所在[1]。

胡钦森（2010）则认为社区治理是治理的灵魂工作[2]。海伦·苏利文（2001）提出了社区治理的三大核心主题，即社区领导力、促进公共服务的供给与管理、培育社会资本[3]。

青木昌彦（2002）认为社区中产生的自愿组织，最主要的意义不在于提供公共产品本身，而是社会资本[4](P.35)。

在社区治理的应用方面，盖茨（1999）在《社区治理》中提及，城市社区治理作为一个复杂的治理结构，政府和社区之间的关系是其中最重要的方面。政府、社会团体和公民要团结合作、平等协商，共同承担职责和分享权力[5]。

博克斯（2005）在《公民治理：引领世纪的美国社区》一书中把美国社区治理模式称之为以公民为中心的治理结构，并认为社区治理和公民治理是等同的，其目的就在于给美国社区治理打上民主化的烙印[6]（P.7-9）。

L.M.Mantel 和J.D.David（2006）则认为社区听证会为居民提供交流的场所和相互了解机会，听证内容主要是关于社区公共利益、社区居民普遍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在消除分歧，达成共识，推动社区治理方面发挥巨大作用[7]。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关于社区治理的研究主要着眼于治理结构、管理模式及构成要素等方面的理论研究，这与百年以来他们长期开展社区研究所形成的学术积淀是有很大关联性。从中可以看出，国外的社区治理的研究有着良好的基础，拥有特定的机制和环境,所以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且与社区治理联系紧密。其研究方向围绕具体的社区公共事务的处理方式展开研究，密切注意社区的发展变化，同时社区发展中的资源挖掘也是他们关注的问题。

2.国内关于社区治理的文献研究 国内关于社区治理的研究经历了从引入到本土化并实践发展的过程。夏建中（2012）认为社区治理的定义是在接近居民生活的多层次复合的社区内，依托于政府组织、民营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以及个人等各种网络体系，应对社区内的公共问题，共同完成和实现社区社会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过程[8](p.100)。王敬尧（2006）提出了在社区建设中的参与式治理方式[9]；吴群刚（2011）等以北京的社区治理为例，探讨了基层社区服务管理的创新和实践[10](P.1-3)。

我国学者潘小娟（2004）认为“在社区建设中非常主要的是政府、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三者之间的关系，三者需要各自找好自己的位置，合理分工，有序互动，从而将越位、错位、缺位等问题的出现的概率降到最低，避免造成制度性缺陷和矛盾”[11]。

我国学者冯玲、李志远（2012）认为“资源配置是影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因素，提倡要多元主体参与资源配置，提倡多个主体参与社区治理，全方面参与社区服务”[12]。

魏娜（2003）认为“社区治理是通过政府与社区组织、社区公民的共同努力实现社区三个层面的转变，即改善社区环境、促进社区经济发展、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将促进社区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13]。

从国内学者的文献梳理来看，一方面国内关于社区治理的研究在理论视角方面仍有可拓之处，另一方面国内关于“三社联动”推进社区治理的研究已经悄然成为学术界的新热点。我国学者文献研究的背景材料、调查证据和学术观点，对于深化“三社联动”推进社区建设与治理问题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通过以上对国内外文献研究的梳理来看，社区治理理论具有了一定的基础，这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研究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基础。在社区发展和配置资源方面，社区治理的参与主体应该多元化已成为国内外学者普遍认同的观点。而参与社区治理的主体多元化的方式和发展“三社联动”机制是分不开的。

（二）关于三社联动的文献研究 1.“三社联动”的概念界定

杨贵华、徐选国（2016）认为“三社联动是在政社分工与合作的内在机制下，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等外在化机制，激发社会活力参与社会建设，促进政府与社会力量(社区主体、社会组织及社会工作者)分工协作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创新的双重目标过程及其实践逻辑”。其中社区包括街道和社区居委会以及社区层面的党组织；社会组织包括具有合法性资质的法人社会组织和法定意义以外的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指专业社工和社区工作人员[14]。

王思斌、徐永祥、曹国会（2015）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三社’是指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在社区服务、社区建设、社区治理方面联合行动、互相促进，实践各自职能和获得共同发展的过程。‘三社联动’就是在三方理性基础上的联合行动，是在寻求共同目标和最大共识基础上的协作与合作”[15]。

叶南客（2010）将“三社联动”定义为：三社联动是指通过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培育和社会工作现代化体制建立的“三社联动”，形成“三社”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并提出内需驱动型、政府主导型、项目引导性、理念践行型、体制创新型，5种“三社联动”类型；并在相应理论支撑下，提出了推进“三社联动”的发展战略[16]。

“三社联动”在民族社会工作的应用中，汪东东、王华（2014）认为“三社联动”是指社区、社会组织、社工三者之间的互动，其中社区是社会组织与社工活动的场域，社会组织是承载项目运行和提供服务的主要机构，而社工则是从事一线服务的主要职业人员，三者联动有益于整合社区资源，形成合力服务于民族地区”[17]。

介于对“三社”概念界定的不同，“三社联动”目前有三层含义：第一将“三社”均视为工作主体。社区是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应该是独立注册的服务机构，社工则是社工机构及其工作者。基于此解读，社会治理背景下的“三社联动”就应该是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社工机构(及其工作者)基于平等原则的互动，在应对集体事务的过程中，三个主体相互依赖、各依优势、加强对话、伙伴合作，促使公共利益最大化。二是将“三社”视为多维概念。社区是由若干具体议题组成的实践场域，社会组织是具体服务的载体，社工则指社会工作方法。基于此解读。“三社联动”就应该是社会组织尤其是社工机构针对社区民众的具体问题和需求，运用社会工作方法提供相应服务。三是整合前述两者的内涵。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社工机构运用社会工作方法，基于平等原则进行伙伴式互动，疏解社区民众的具体问题，满足其需求，以促使公共利益最大化[18]。2．“三社联动”的模式

崔光胜、耿静（2015）通过分析在基层社会服务管理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人才(简称“三社”)的基础作用日益凸显，政府开展的公益创投推进了“三社联动”，社区、社会组织及专业社工能够形成较好的协作关系，不仅共同推进了公益项目的良性运作，还进一步丰富了“三社联动”工作机制的内涵[19]。

陈丽、冯新转（2012）在研究江苏个案后总结认为，在政府的领导下，专业社工介入社区建设和发展，社会组织为社区居民提供全方位服务，社区居委会带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从而构建社区管理的新形式[20]。

叶南客、陈金城（2010）通过对地方实践的经验总结，归纳出“三社联动”的五大元素，分别是：当地政府的规范引导、社区居民的动员参与、社会组织的服务管理、专业社工的指导带动以及社区体制的创新变革，同时，由于对社区、社会组织化及社工的不同解读，“三社联动” 围绕以上五个元素，结合地区特色，因地制宜的发展出不同的模式，将其归纳为以下五种模式[21]：内需驱动型、政府主导型、项目引领型、理念践行型、体制创新型。

李文静、时立荣（2016）对“三社联动”社区治理的实践模式进行了总结归纳，将其分为一是社会组织委托型，二是社工机构服务型，三是项目指导型[22]。

郎晓波（2012）阐述了江干地区“三社联动”推进社区工作的具体模式：江干区按照“分类指导、分类管理、分类建设、整体推进”的思路，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为重点，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着力构建以社区为基础、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者为支撑的“三社联动”服务管理模式，逐步形成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互联、互动、互补”大服务工作格局[23]。

卢文刚（2016）对三社联动优化路径进行了详细的总结和对比得出：上海以社工专业化推动“三社联动”新格局；南京市通过街区体制改革，推动“三社联动”机制发展，需求驱动，强调创新，强调自治，项目运作，紧贴实际；广州是135“三社联动模式”；北京通过“四项机制”+“三个平台”驱动“三社联动” [24]。

3.“三社联动”的机制建构 叶海波（2013）在“三社联动”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关系上，以泰州市“三社联动”的实践为例指出健全“三社联动”机制，搭建四位一体社区社会组织平台、探索三级管理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模式、在“双工”联动基础上提升社区社会组织服务水平、最后完善相关的工作机制助推社区社会组织健康发展[25]。

陈跃（2012）在研究了美国社会工作服务领域运作机制后，提出了如何创新张家港市社会服务的建议。他认为，发挥社区自治，提供社区服务；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壮大社工人才队伍，关注介入社会问题，是创新开发社会服务领域的总体方向[26]。

李梦娇（2015）在研究了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国泰花园社区服务中心“三社联动”的探索性运行机制后，总结出 “政府主导，社区监管，民间运作”的模式，为社区居民尤其是特殊困难群体提供多领域、综合性的专业服务。国泰花园社区服务中心采用匹配社区资源与需求，社会组织“绑定”项目促发展，找准社工定位，开发特色项目[27]。

“三社联动”需要通过政策制定、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建设来推动形成由下而上、内外互动的联动形势[28]。“三社联动”机制的构建，要在明确“三社”的角色和各自职能的基础上，在地区和社区两个层面构建起社区、社区组织以及社会工作者有效的合作机制，实现优势互补，提高社会服务的质量和效率。社区在“三社联动”中角色是资源配置平台，支持和整合配置社会组织及社工专业服务；社区社会组织是社区参与的动员者，是社区服务的组织载体,也是社工专业服务的组织载体，反应社区需求，在社工协助下，设计和实施相关服务；专业社会工作者则是专业需求的评估者和专业服务的引领者，在政府资源的支持下，因地制宜地评估需求，设计服务方案，通过培训、督导、评估等技术支持手段培育社区社会组织，与此同时，推动社工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29]。在"“三社联动”机制的探索路径上要着力探索“三社联动”中“三社”联合项目运作机制，项目运行机制主要包括三个部分: 一是政社合作培育社区治理组织； 二是政府购买服务连接各类联动主体，形成联动服务模式；三是采取项目化的运行方式[30]。通过对需求量大且专业化服务要求高的社区服务采用项目化运作，在提升服务效率和服务水平的同时，培育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化服务，探索“三社联动”机制。综上所述，学者们关于“三社联动”的研究或者是在探索“三社联动”的模式选择，或者是针对不同地区的“三社联动”机制对改善社区治理的成效进行说明，大多数改善社区治理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培养社区社会组织，提升社会组织服务水平，完善社区工作机制。很少有学者研究“三社联动”机制在改善社区治理模式的同时，为社区居民具体带来了哪些实际效益，可以为社区带来哪些可供借鉴的方式方法。

“三社联动”为社区治理开创了新模式，但是社区是否能够在模式框架下开展工作这是个问题，本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社联动”机制如何参与社区治理以及取得的成效，重点是为社区提供可供复制和循环利用的工作模式，这才是支撑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重要保证。

四、文献综述

（一）关于社区治理的文献研究

1.国外关于社区治理的相关文献研究

社区治理是现代化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治理理论已成为理解当代社会现实的一种重要而有益的方法工具与分析框架。由于西方研究起步相对较早，因而西方社区治理研究相对比较成熟，而且理论运用也相对较多，从运用情况来分析，西方国家的社区治理比较成熟。

社会学大师安东尼·吉登斯（2000）曾认为社区这一主题是新型政治的根本所在[1]。

胡钦森（2010）则认为社区治理是公共治理的关键性工作[2]。学者海伦（2001）通过对社区治理进行研究，针对于其提出了司考，针对于社区治理提出了主题思想 [3]。

学者青木昌彦（2002）通过研究指出，社区最重要的意义体现在社区可以提供相应的社会资本，与公共产品并没有什么多大的关系 [4](P.35)。

在社区治理的应用方面，学者盖茨（1999）通过研究指出社区是一个复杂的结合体，尤其是城市社区，对其进行治理往往需要涉及非常多的内容，其中政府和社区的关系是社区治理的关键性内容，对社区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协调好政府与社区的关系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内容[5]。

学者博克斯（2005）通过研究指出社区治理模式体现了社区发展方向，其在其著述《公民治理》中对美国社区治理问题进行分析，其指出这是最适合社区的发展方向，其指出社区治理就是民主化的发展过程[6]（P.7-9）。

学者L.Manntel（2006）通过研究指出社区是居民聚集的重要场所，社区听证可以为社区的居民表达意向提供机会，一般意义上来讲，社区听证的内容是出于公共利益，是涉及社区治理方面的内容，需要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并发挥相应的作用 [7]。

综合来分析，西方国家社区治理研究起步较早，研究成果相对比较丰富，可以为我国社区治理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来国外社区治理偏向注重社区治理结构、社区管理等内容，注重为社区治理提供相应的联系机制，推动社区进一步发展。

2.国内关于社区治理方面的文献研究

国内关于社区治理的研究经历了从引入到本土化并实践发展的过程。学者夏建中（2012）通过研究指出社区治理是指在一个具有多层次结构的复合地区，出于维护地区公共利益的目的，通过完成社区事务管理为目标来推动社区发展的过程 [8](p.100)。

学者王敬尧（2006）通过研究指出社区的建设离不开公共投入发展，社区管理模式是地区发展的具体治理方式 [9]；学者吴群刚（2011）通过结合具体的案例展开研究，其指出基层社区治理离不开地方管理进一步发展，对基层管理问题进行了探讨和分析[10](P.1-3)。

潘小娟（2004）通过研究指出社区管理的主要内容是政府，政府在社区管理过程中居于最重要的地方，对此社区要积极通过加强与政府的联系提升社区的管理水平，进而促进社区管理进一步完善，避免产生相应的矛盾[11]。

冯玲（2012）通过研究指出资源配置对地区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社区也不例外，资源配置对社区的治理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12]。

学者魏娜（2004）通过研究指出社区治理集中体现在积极提高社区的生活质量，通过相应的措施促进社区的生活质量改进，提升地区经济发展总量。优秀的社区治理模式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带动社区居民生活质量提升，进而促进整个地区经济发展[13]。

从国内学者的文献梳理来看，一方面国内关于社区治理的研究在理论视角方面仍有可拓之处，另一方面国内关于“三社联动”推进社区治理的研究已经悄然成为学术界的新热点。我国学者文献研究的背景材料、调查证据和学术观点，对于深化社区与政府关系变动，促进社区发展的内容来分析，相关研究文献可以起到非常好的指导作用，价值与意义不言而喻。

结合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来社区治理理论研究具有较成熟的基础，而且可以为本文的研究提供相应的基础。在社区发展和配置资源方面，社区治理的参与主体应该多元化已成为国内外学者普遍认同的观点，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而这与社区联动是存在着密切关系的，因而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

（二）这对于三社联动方面的文献研究

1.关于“三社联动”的概念

杨贵华、徐选国（2016）认为“三社联动是在政社分工与合作的内在机制下，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等外在化机制，激发社会活力参与社会建设，促进政府与社会力量(社区主体、社会组织及社会工作者)分工协作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创新的双重目标过程及其实践逻辑”。其中社区包括街道和社区居委会以及社区层面的党组织；社会组织包括具有合法性资质的法人社会组织和法定意义以外的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指专业社工和社区工作人员[14]。

王思斌、徐永祥、曹国会（2015）为代表的学者通过研究指出三社就是社区组织活动中的社区居住委员会、社区组织委员会以及政府组织三社联动在很大程度上是指三个社区组织通过一定的机制联系起来，进而推动社区正常发展[15]。

叶南客（2010）通过研究指出，社区的三社联动是指社区建设、社区教育以及社区的现代化发展建设联系起来的内容，从这三个方面对社区的发展情况进行分析，进而促进社区进一步发展完善[16]。

“三社联动”在民族社会工作的应用中，汪东东以及学者王华（2014）对社区的三社联动持有不同的观念其指出三社联动是指社区、社区组织者以及社区工作者三个方面联动起来的活动，从这个角度出发，三社联动更加强调通过社区的能动机制来发挥其相应的主体作用，进而推动民族社会工作发展，其理论更加强调从民族社会的角度通过整合社区的资源来推动社区发展，进而推动社区发展

[17]。

不同的学者对“三社”的认识不同，因而有着不同的概念，对此，本文经过分析认为三社是参与社区活动的重要主题，其对社区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结合前面对“三社”相关概念的分析，本文综合分析认为三社的概念可以从社区的组织者、社区的工作者、社区的服务者三个角度出发，通过三个社区机构多方联动带动社区正常运转，促使社区在科学的运作环境下取得长远的发展成就，这也是促进社区公共利益发展的重要措施，能够有效地带动社区进一步发展，进而促使公共利益最大化 [18]。

2．三社联动模式方面的研究文献

崔光胜、耿静（2015）通过分析在当前社会情况的分析，对我国基层社会管理问题进行了研究，围绕着三社联动活动及相应的社会效益进行分析，对三社联动产生的积极活动进行分析，从三社联动产生的公益积极性进行分析，旨在更大程度上推动三社联动朝着更高层次水平发展[19]。

陈丽、冯新转（2012）在研究江苏个案后总结认为，社区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引导，社区在政府的引领下会对社区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而专业的社会工作者参与其中则能够更好地带动社区发展，有利于带动社区积极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社区发展的一个新方向，也是社区发展的新模式 [20]。

叶南客、陈金城（2010）通过结合具体的实践经验展开分析，对三社联动的活动形式以及活动进行分析，对三社联动的参与情况进行分析，并对三社联动的组织形式进行了分析总结，其通过研究总结出三社联动的活动模式主要包括五个类别，分别如下：

（1）内需带动型（2）政府引导型（3）项目引导型（4）理念实践型（5）体制创新型

可以说这五种模式是当前三社联动的主要模式，其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三社联动的发展水平[22]。

郎晓波（2012）阐述了江干地区“三社联动”推进社区工作的具体模式。其从阐述地区发展的具体模式入手，通过结合地区的具体发展情况进行分析，并将这种联动方式进一步发展，促使三社联动模式进一步转化运用[23]。

卢文刚（2016）对三社联动优化路径进行了详细的总结和对比得出：上海以社工专业化推动“三社联动”新格局；南京市通过街区体制改革，推动“三社联动”机制发展，需求驱动，强调创新，强调自治，项目运作，紧贴实际；广州是135“三社联动模式”；北京通过“四项机制”+“三个平台”驱动“三社联动” [24]。3.“三社联动”的机制建构

学者叶海波（2013）针对于三社联动与社区组织活动之间的联系进行研究，其通过结合地区性案例展开分析，对三社联动的发展情况进行分析，以泰州市为案例展开分析，通过对三社联动过程中面临着的问题及问题解决机制进行分析，从三社联动的角度对社区组织建设工作进行分析，强调通过双动来提升社区的发展水平，进而推动社区进一步发展[25]。

学者陈跃（2012）通过对美国的社会工作问题进行研究，对其社会工作模式情况进行分析，在了解美国社区运作服务的基础上对美国社区治理模式进行分析，并结合我国地区特征展开分析，主要结合张家港市的情况来展开分析，通过结合张家港地区的社会服务现状，对其服务发展情况提出相应的思考，旨在提升张家港市社区服务质量，推动社区服务朝向新的发展方向[26]。

李梦娇（2015）在研究了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国泰花园社区服务中心“三社联动”的探索性运行机制后，总结出 “政府主导，社区监管，民间运作”的模式，为社区居民尤其是特殊困难群体提供多领域、综合性的专业服务。国泰花园社区服务中心采用匹配社区资源与需求，社会组织“绑定”项目促发展，找准社工定位，开发特色项目[27]。

通过结合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理解三社联动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社区工作者以及社区组织者参与其中，通过以政府为领导核心，以社区工作者为主力军，社区组织者积极参与的情况下对社区的发展机制进行完善地分析，探索社区治理参与者在发挥各自只能的情况下对三社联动机制。在探索的过程中，要注重积极探索联合机制，通过加强政府与社区组织者之间的联系，推动社区组织与政府紧密结合，进而积极培育社区的治理组织，通过与政府合作带动社区治理模式走向专业化，同时，积极鼓励社区采取项目化的管理方式，对社区的治理模式走向专业化的道路，一方面可以提高社区的服务效率，另一方面还能有效地提升社区的服务质量，对于社区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方向。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对三社联动的概念及相关研究有着一定程度的认识，对于社区治理而言，不同的社区存在着不同的特点，因而采取针对性的治理模式对社区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三社联动能够有效地带动社区的治理水平以及服务水平，但是当前研究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大部分学者注重三社联动的理论研究，而对三社联动能够带来充足的利益研究相对较少，也就是说注重理论研究，而对三社联动的时间运用研究相对缺乏，不能满足我国当前实际情况。从社区治理模式的角度来分析，三社联动在很大程度上为社区治理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而且能够为社区治理提供完善的理论借鉴，但是这些研究仍局限于理论化的研究，对于三社联动的机制构建以及机制运行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对于如何实施三社联动以及如何发挥三社联动的价值均存在着一定的空白，对此本文综合诸多文献研究成果指出三社联动更加强调参与社区治理并缺德相应的效益，积极推动社区朝向积极健康的发展方向运行，能够有效地带动社区生活水平提升，这也体现了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推动了社区建设发展的理念。

第三篇：“三社联动

“三社联动•温情社区”顺德福彩社工日活动

每年3月的第三个星期二，是国际社会工作日。为庆祝第11个国际社工日，3月25日上午，由广东顺德福彩中心全资赞助的“三社联动·温情社区”2017年顺德社工日活动在容桂花溪公园拉开序幕。活动现场除了有顺德社工服务行业的系列颁奖外，还设有社工体验馆，让群众认识、了解社会服务工作，提供互动交流的平台。此外，医务社工和矫正社会工作沙龙在下午同步举行，为特定领域的社会工作者提供沟通平台。

活动当天，细雨连绵，尽管天气不如人意，活动现场仍涌动着温暖人心的力量。来到青少年体验馆，便能看到小社工们在“卖力”服务。“我曾因成绩下滑而非常困扰，后来得到了驻点在学校的社工姐姐的帮助，重拾了学习的信心，现在我也来做社工，帮点忙。”来自容桂四基中学初一级的尤炜杰回忆道。

“了解社工服务的居民一年比一年多，像今天即使下雨，还是每隔10分钟就有一批人进来体验馆。”顺德鹏星社工助理主任颜芳如此说。

顺德自2013年起，积极推动以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三社联动”，至今在培养社区人才、培育社会组织、发展社区文化、改善社区环境、发展社区经济等五方面取得一定成效。

“以前，社工要自己在社区里寻找‘服务对象’，长期待在家里不就业也不读书的青少年，或者是无法面对现实的失独老人，这些都要社工自己去‘发掘’”，社工颜芳介绍道，“可是现在，已经有人开始自己找上门寻求帮助了。不仅如此，政府也很重视社工服务，居委会经常给我们提供信息，让社工利用专业知识去帮助更多有困难的人，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群众对社工服务的了解更加广泛、深刻了，另一方面是‘三社联动’让社工和社会服务机构有了坚实的后盾”颜芳说。

目前，顺德区内社工从业人员约600人，持证社工超过2300人，社会服务机构达30家，社工服务已覆盖十个镇街，并涵盖了残障康复、社区矫正、危机介入、社区营造等多个领域。

据了解，本届活动由顺德区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赞助，福利彩票一直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为发行宗旨，这与社工服务的内涵不谋而合，帮助有困难的人不仅是福利彩票一直坚守的责任，也是社会各界需要关注并给予支持的公事。

第四篇：社区开展“三社联动”工作总结

近年来，x区在市局的关心支持和具体指导下，坚持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便民服务为宗旨，在全区x个城市社区开展“三社联动”，有效提升了社区信息化建设和治理服务水平。x年x月，被民政部确定为全省唯一一家“第三批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

x年x月，召开了全市“三社联动”现场会；

x的做法受到市委x书记和省、市各级领导的肯定，已经成为一张在全省叫得响的名片。

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起步早，起点高。x年x月市委x书记在市“两会”x代表团讲话时指出，要加强社区治理工作。之后，区委、区政府开始认真谋划，并专门明确区委副书记主抓，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工作推进机制，正是这种高规格的组织领导，才有了“三社联动”工作的高效率推进和高标准建设，使x区的“三社联动”工作始终走在全省、全市前列。二是有创新，有特色。先后到x、x、x等地，广采他山之石，紧密结合实际，探索建立了以党建为引领、以公共服务为支撑，以“三社联动”为依托，以志愿者服务为载体的“四位一体”社区服务模式，成为x首创、x特色、x名片，民政部肯定了x的做法。三是接地气，惠民生。“三社联动”推广以来，特别是公共服务和便民服务平台的普及和下沉，切实提升的是社区服务水平，真正受益的是辖区居民群众，最终实现的是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目标要求。具体工作中，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工作，概括起来就是“四抓”：

一、抓基础搞建设。重点是搞好“三大建设”。一是城市社区服务场地标准化建设。投入x余万元，对x个城市社区共计x余平方米的服务大厅进行了标准化改造。每个社区服务大厅有一个“三社联动”服务窗口，有针对性的为群众提供便民服务。二是城市社区信息化硬件配套建设。投入x万元，为所有城市社区配备了x台专用高拍仪、x台大显示屏、x台高性能电脑，进一步为社区服务的信息化打牢了硬件基础。三是三级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建设。投入x余万元，新建了x平方米的区级社会组织服务中心，负责全区专业型社区组织党建、孵化培育、公益创投等工作。投入x余万元，建设了一个示范型的街道级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和一个社区级社会组织中心，指导区域内服务项目有效对接。截至目前，区三级服务中心已有x社工、x社工等x家社会组织入驻，服务范围涵盖社工、养老、家政、教育等。

二、抓要素搭平台。主要是搭建了“三个平台”。一是“三社联动”信息平台。投资x余万元搭建了集政务通、服务通、活动通、社区动态等于一体的信息平台，可提供信息查询、活动发布、政策告知等x大类x项服务，极大提升了政府信息集成、信息服务的水平，x年为居民与社会组织之间对接服务x余起。二是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整合了组织、人社、民政、卫计、残联五个部门共计x项业务，实现了“前台一窗受理，后台协同办理”的工作模式，百姓不出社区就可以申请办理老年证、二胎证、低保等业务。x年至今平台办件量超过x万件。三是“x民政通”微信公众平台。开设了“x民政通”微信公众平台，下设“网上预约政务、特色商家服务、百姓诉求办理”三大板块，辖区群众用手机就可以办理各项业务，目前，平台上线半个月以来关注量达到x余户，进一步延伸了工作触角，拓宽了服务范围，提升了服务质量。

三、抓核心促党建。探索建立了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三三三”工作法，即：坚持“三个同步”：党的组织和工作同步覆盖、党员和骨干人才同步培养、党建体检与工作年检同步开展；

建强“三支队伍”：社工队伍、党员队伍、支援者队伍；

建立“三项机制”：党建联席机制、综合保障机制、目标考评机制。“三三三”工作法实现了社会组织发展与党建工作的同频共振、深度融合，有效推动了党在社会组织中的工作覆盖。目前，x区已有各类社会组织x家，党支部x家，党员x人。中共x区社会组织委员会已经被上级党组织批复成立，第一届党员大会正在筹备中。

四、抓关键育人才。主要是建立健全“三项机制”：一是定期培训制度。与x师范学院签订了《x市x区社会工作者培训协议》，建立了社会工作者培训基地，形成了“政府+院校”的社会工作者培训机制，实现了服务队伍培训全覆盖。x年开展集中培训x次，累计培训社工x人次。二是目标考评机制。对辖区x名社工进行目标考评，将考评结果作为社工评先争优、晋级“两委”干部的重要依据，通过目标考评机制拓宽了选人用人渠道，社工年龄结构更趋合理，文化层次更趋优化，专业水平不断提升。目前，队伍中x岁以下占x%，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x%，拥有社工师资格达五分之一。三是社工激励机制。出台了社会师激励政策，鼓励在社区工作的人员参加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对于通过考试的，经核定后每月发放一定的岗位津贴补贴。目前，全区具有社工师资格的x人，其中x年考取x人，为“三社联动”工作效果的提升提供了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以上是我区加强“三社联动”的一些做法，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离上级要求和居民需求还有不少差距。下一步，我们将以今年第三批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终期评估为契机，以市局印发的《x市全面推进“三社联动”工作实施方案》为抓手，依托三个平台，协同推进“三社联动”基本要素建设，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完善社区服务体系、推进x工作布局，作出x应有的贡献。

第五篇：三社一体化社区治理

“三社一体化”社区专业治理改革案例

汪文新

中国社区发展协会理事、专家委员会专家

一、项目概况

“三社一体化”项目是一个系统集成项目，是一个财政持续支持的连续项目，是一个社区专业治理改革项目。其核心工作是在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下，社区居委会主导下，社区持证社工组建的社工服务站为实施主体，社区居民与驻区单位广泛参与的社区民主自治体系建设。

近期目标是：工作专业化、居民组织化、社区自治化。通过项目的逐年推进和深化，不断提高社区居民的参与率和民主自治的能力，营造社区协商民主的良好环境和氛围，推进社区协商民主建设，为最终实现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长期目标而奠定坚实基础。

项目任务繁重而艰巨，对社区工作者是一个极大的挑战，需要彻底转变理念和改变思维，研究、探索、创新工作方式方法，突破传统社区管理服务模式存在的诸多弊端，为推进社区议事协商民主打下坚实的、科学而规范的法制基础。

二、项目背景

1、改革政策

党的十八大确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明确了基层群众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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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这一基本政治制度，同时提出了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要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坚持依法治国这个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更好保障人民权益，更好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明确了发展基层民主要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民主协商，推进基层协商制度化，建立健全居民、村民监督机制，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同时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

2015年2月至7月的半年时间内中共中央和中办国办相继下发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和《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改革文件，对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深化改革顶层设计进行了明确和细化。

2017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再次制订了进一步细化的改革文件《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三社一体化”社区专业治理改革方案提出的社区治理法治化、科学化、组织化，推进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理念和目标被写入中央文件第一段落，有了中央文件给予的高度肯定和支持，更加坚定了“三社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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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专业治理改革的方向目标。

2、社区现状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国家已经初步建立了社区制社会，与之相应的硬件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初步建立。但是，社区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远未达到社会发展的需要，社区组织体系和自治能力及体制机制等方面还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建立和完善，是当前社区普遍存在的众多问题之根源。

3、解决问题

为了更好的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深化改革的文件精神要求，笔者认为，社区治理的首要任务是尽快实现社区的工作专业化、居民组织化、社区自治化这三个近期目标。围绕这三个近期目标，需要研究并在实践中探索社区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社区工作发展方向；社区社会组织的定位与作用；如何实现社区依法自治；如何创新社区治理体制；如何改进社区治理方式；如何实现科学、规范、法治的协商民主制；如何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问题。经过近五年的持续探索和实践，探索出了一整套标准化的实施解决方案，产生了显著的效果，得到了广泛的称赞。

三、项目概述

“三社一体化”社区专业治理改革项目是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社会治理方式改革的创新项目。在社区建设中，以居民需求为切入点，以社工专业人才为引领，以社工专业理论为指导，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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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专业工作方法为入手，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居委会主导下，建立社区地域范围内的民主自治体系，最大限度的动员社区成员参与社区事务，初步实现社区工作专业化，居民组织化，社区自治化，推进协商民主建设，实现政社合作、依法共治社区目标，为最终实现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奠定坚实基础。

四、走过历程（试点、运行、推广）

“三社一体化”社区专业治理改革方案最初设计成型于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后，当时朝阳区农村地区十九个乡正面临着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根据十八大报告中的改革文件精神要求，急需要解决社区管理转向治理的创新改革工作，探索出一条适合农村城市化后的社区治理新模式。

根据朝阳区农村地区社区的多样性、混合性和复杂性等特点，优选了具有典型代表的10个社区作为首批试点社区，开展“三社一体化”社区专业治理改革项目试点工作。这10个社区有新农村建设社区、有老旧小区、有回迁房小区、有城市拆迁小区、有保障房小区、有两限房小区、有廉租房小区、有商品房小区、有高档小区等单一类型或多种混合型社区，涵盖了改革开放后形成的所有类型社区。朝阳区农委汇集了人财物政策等资源，确保改革项目的试点工作顺利实施。2013年第一年试点就取得了骄人的成绩，5个社区入选民政部全国社会工作服务示范社区，第二年代表北京市唯一入选全国社区发展创新奖，第三年再次代表北京市唯一入选全国社区发展创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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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年取得了初步成功后，2014年第二年试点社区成倍增长到了20个社区继续试点实施，2015年第三年猛增到70个社区，2016年达到了100个社区，覆盖了全区19个乡的一半以上的社区，2017年118个社区，进入了全面推广阶段。

近五年来走过的艰难历程，从最初的10个社区到现在的118个社区，十倍以上的增长量，如此规模的社区治理改革项目在全国尚属首次。在社区人才培养、社区工作专业化、社区居民组织化、领袖骨干志愿者挖掘培养、社区自治意识和能力的培养、社区资源整合、组织协调管理等方面摸索积累了大量的成功经验。社区工作者的工作水平能力得到了全面提升，社区组织化程度和自治能力得到明显的提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通过五年的项目运行，培养锻炼出了一批体制内具有督导能力水平的社工领军人才。这些人才在社区基层发挥了巨大的引领带动作用，带动提升了整个朝阳区农村地区的近200个社区的社区工作能力和水平。

五、成效收获

“三社一体化”社区专业治理改革项目实施五年来，达到了项目设计目标，围绕“三社一体化”的社区工作专业化、居民组织化、社区自治化的近期目标，主要取得了以下几方面的成效和收获：

1、解决了持证社工人才资源浪费问题，培养提升了300多名社区社工专业人才，社区持证社工人数逐年增长，有些社区的持证社工人数已经超过社区工作者总人数的50%，选拔培养了30多名社工督导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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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才。

2、通过在社区建立社工服务站，启用持证社工人才，实行项目式运作，实施绩效管理，社工专业理论和专业工作方法的应用等措施办法，社区工作得到了大幅度改进提升，推动了居委会工作的改革和专业化，社区工作向科学化、规范化、专业化、职业化的方向发展。

3、在社区党委领导下，118个社区建立了社区民主自治组织，社区组织影响力不断扩大，参与人数逐年增长，尤其是部分社区突破了“空心化”瓶颈问题，社区的中间层及强势群体被激发调动出来，社区自治组织开始具有了青春活力、影响力、号召力和带动力，形成了有普通社区工作者、持证社工、居民领袖骨干三方合力推动社区治理改革的局面。目前已有50000多社区居民加入组织，参与到这项社区治理改革工作中，社区民主自治意识和自治能力大幅度提高，社区初步实现了“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自治目标。

4、社区自治能力的提高，营造了社区协商民主的良好环境和氛围，推进了社区协商民主建设，促进了社区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初步实现了“三社一体化”社区专业治理创新模式。

5、整合了超过5000个以上的辖区社会单位资源，参与到社区治理改革工作中，与社区共建共享，促进企业承担了社会责任。

6、建立了一整套梯队式的社区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适用于各地方政府借鉴学习。

7、建立了一整套符合财政部要求的，从社区项目申报、项目组织运行管理、到绩效评价的运行标准规范，适用于各地方社区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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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建立了一整套上百个社区规模的组织、协调、培养、管理工作模式和运行机制，为今后更大规模的推广实施社区治理改革工作，提供了成功的、可复制的经验模式。

六、媒体报道及获奖表彰

“三社一体化”社区专业治理改革项目从最初的10个社区发展到如今的118个社区，吸引了各类媒体的大量宣传报道，获得了很多全国性奖项和地方各级政府表彰及媒体报道。

1、媒体报道

传统纸媒报道主要有，中国社会报、社区杂志、中国社会工作杂志、中国社会组织杂志、社区天地杂志、中国社区报，相继刊登的报道文章有，《北京市朝阳区创新“三社一体化”社区治理模式》、《“三社一体化”社区治理新模式》、《北京社工助力“三社一体化”社区治理》、《互联网+供给侧改革》、《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建设中的定位与作用》、《重建组织化社会,推进社区协商民主》、《社区治理的基石——社区社会组织》、《“三社一体化”推进社区和谐共治》。还有很多其它市区级地方媒体报道和不计其数的网络媒体报道。

电视媒体和新媒体报道主要有，朝阳有线电视台专题采访报道，中国民主与法治报社网络视频法宣在线栏目的三人访谈节目报道及各类网站。

会议论坛上的宣传报道主要有，民政部2016年社区治理能力建设论坛，项目专家在论坛上做了“三社一体化”社区专业治理改革的 7 / 10

经验分享演讲，得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民政领导干部的高度赞赏。

2、获奖表彰

2013年民政部首届全国社会工作服务示范社区的评选中，在10个“三社一体化”试点社区中有5个社区入选全国社会工作服务示范社区。第二年高碑店西社区代表北京市唯一入选民政部中国社区发展协会组织评选的全国社区发展创新奖。第三年惠河西里社区代表北京市唯一入选全国社区发展创新奖。

附：逸翠园社区实施“三社一体化”社区专业治理改革项目成果案例

逸翠园社区是北京市朝阳区一个新建中高档商品房社区，社区周边便民利民服务严重不足，给社区居民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民以食为天，社区首要问题是解决吃饭难的问题，社区党委和社区居委会与社区居民自发组成的逸事联合会等社区社会组织一起共商共议解决方案。从社区小饭桌的开设方案、装修风格、设施布局、供应商的调研筛选、菜品的选配、供餐方式、提供服务的作息时间，到开业后的磨合调整改进及民意调查，逸事联合会等社区社会组织全程参与研究、决策与实施。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居民，尤其是社区内中青年群体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采用了线上线下同时开展的方式。小饭桌从筹备到启动、调整、再到走向成熟，近一年时间，多方沟通改进服务细节150余次，参与讨论和建言献策180余人，开展沟通讨论会26次。目前，社区小饭桌已由逸事联合会运行管理，社区居民依法通过社区自治组织这个载体成为了社区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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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社区小饭桌这件为民办实事的例证，让居民有了亲身经历和感受，党和政府在社区治理改革中的群众路线成为身边的现实，切实保障了居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居民通过社区社会组织平台依法有序的以协商民主的方式参与到社区治理中。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共享的理念被广大居民所接受并深入人心，增强了居民的自治意识和民主协商意识，社区的治理能力和水平得到了稳步提高，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目标迈出了一大步。

逸翠园社区实施三社一体化社区专业治理改革项目仅仅二年时间，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实施效果显著，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突破了以往只有部分退休老年群体和困难群体及一些儿童参与社区社会组织的“空心化”难题，挖掘出了一些三十岁左右的年轻领袖人物，年轻领袖参与到社区事务中，带动了一批中间层和强势群体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极大的提升了社区社会组织的影响力、号召力和带动力，实现了社区社会组织的年轻化，焕发了社区的青春活力。

2、社区社会组织注入了年轻人等强势群体，彻底改变了过去社区社会组织成员只有部分退休老年群体和困难群体及一些儿童的难堪局面，社区充满了蓬勃发展的青春活力，民主自治能力得到显著提高，居民靠自己的力量解决社区问题，开始涌现出了创业创新带头人，提高了社区自我服务能力，初步实现了“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目标。

3、逸翠园社区实施三社一体化项目二年多时间，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共享的理念被广大居民所接受并深入人心，增强了居民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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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意识和民主协商意识，社区的治理能力和水平得到了稳步提高。最为突出的成效是社区民主自治组织能够主动与政府协商处理社区居民的意愿诉求，初步形成了社区的协商民主治理模式，实现了政社合作依法共治社区的治理目标，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目标迈出了一大步。

作者评述

中央提出在城乡社区基层实施协商民主制的治理改革目标，如何真正落地实现，需要动脑筋想办法，在社区建一个议事厅，只是一个会议场地，房间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有没有议事厅不重要，关键在于社区居民是否和你协商民主解决社区事务。如果只是搞个议事厅，建立一些纸上谈兵的规章制度流程等，居民不买账，不参与、不响应，就只是一个形象面子工程。

城乡社区的基层协商民主是需要我们常年不懈努力，做好群众基础工作，逐步建立完善社区民主自治体系，提高社区四个自我能力，打好协商民主的基础，居民变被动为主动，积极回应政府的治理改革工作，是一种水到渠成的自然形成结果。

中国社区发展协会理事、专家委员会专家汪文新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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