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利率市场化进程 易纲（合集5篇）

第一篇：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利率市场化进程 易纲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利率市场化进程(上)

易纲

2009-10-21

摘要：本文回顾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历程，系统总结了双轨制推进改革取得的成就。即一方面放松利率管制，推动金融机构自主定价，实现“贷款利率管下限、存款利率管上限”的阶段性改革目标。另一方面发展和完善市场利率体系，初步建立了以SHIBOR为代表的短期基准利率和以国债收益率曲线为代表的中长期基准利率体系。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中央银行不断完善调控理念和方式，利率已经成为调节经济运行的主要手段之一。文章对下一阶段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进行了规划，并在深层次上探讨了推进改革的条件。

关键词：利率市场化，宏观调控，改革

引言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基本设想。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优化金融资源配置”。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利率市场化改革进行了纲领性的论述，“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建立健全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利率形成机制，中央银行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市场利率”。至此，利率市场化的改革目标得以确立，强调了市场在利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明确了政府(中央银行)作为间接调控者的定位。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逐步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并实现了宏观调控由直接方式向主要依靠间接方式的转变。商品关系引入金融资源配置体系后，金融资源稀缺性同样要求通过价格机制甄别需求、提高配置效率，于是利率市场化改革和利率调控方式转变逐步进入了决策者的视野。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看，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从企业改革看，1986年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提出，全民所有制小型企业可积极试行租赁、承包经营，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要实行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从金融体制改革看，1993年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了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市场体系的职能定位。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相继颁布。推进利率市场化各方面的条件已初步具备。

一、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

(一)人民币贷款利率市场化

早在1983年，国务院就曾授予人民银行在基准贷款利率基础上，上下各20%的利率浮动权(《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国营企业流动资金改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的报告的通知》，国发[1983]100号)。从那时起，利率市场化就采取了与价格改革相似的“双轨制”推进方式，与管制利率并行，在边际上引入利率的市场化，使得改革具有帕累托改进的特征，在未触及实体经济部门利益的同时，提高了银行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在长期产业先行、金融抑制的政策惯性影响下，决策者的主要顾虑是贷款利率市场化会增大企业财务成本，同时改革也面临来自实体经济相关各部门的巨大阻力，因此一度有所倒退。1996年5月，为减轻企业的利息支出负担，贷款利率的上浮幅度由20%缩小为10%，浮动范围仅限于流动资金贷款。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在经济景气下滑的环境下，由政府替代银行进行风险定价的管制利率弊端日益凸现：由于银行对大客户的贷款相当于批发，对中小企业的贷款相当于零售，管制利率将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一刀切，造成银行没有积极性给中小企业贷款。为扩大中小企业融资，我们建议商业性贷款利率上浮上限统一扩大到30%，上浮原则按信用等级制定。理由是一方面在资金宽松的市场环境下，银行为竞争大企业等信用等级高的客户，不会上浮其贷款利率；另一方面由于收益对风险的覆盖程度提高，银行有动力增加对中小企业的信贷供给，从而实现增加信贷和货币供应的目标，也可推动贷款利率市场化进程。但协调相关部门非常艰苦，甚至到了苦口婆心的地步，我们提出“是否扩大贷款利率上浮幅度实质是‘真想还是假想支持中小企业’的问题，如果真想支持中小企业，就应该允许银行对中小企业收取较高的贷款利率，如果假想支持中小企业，就把银行的贷款利率限制死。”小企业缺乏利益代言人，而相关部门又担心浮动利率会导致大中型企业的融资成本上升，在多轮沟通后达成的折中结果是自1998年10月31日起金融机构对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上浮幅度由10%扩大到20%，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上浮幅度由40%扩大到50%，大中型企业贷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10%不变。

虽然这只是一小步，但却是贷款利率市场化的破冰之举。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1999年贷款利率浮动幅度再度扩大，县以下金融机构和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上浮幅度扩大到30%，但对大型企业的贷款利率上浮幅度仍为10%，国务院确定的512家大型国有企业贷款利率不上浮。

进入21世纪，中国的经济金融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金融体制改革取得了新进展，国有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改革进入实施阶段，其自主定价的意识和能力显著增强。金融市场中长期基准收益率曲线的构建为金融机构贷款定价提供了初步基准。中小企业贷款浮动利率的顺利实施弱化了相关部门的顾虑，贷款利率市场化的外部条件进一步完善。2002年，我们对进一步扩大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上浮幅度进行了研究，但由于对通货紧缩的担心犹存，有关政策未能出台。2003年以来，国内经济景气明显回升，扩大贷款利率浮动幅度可以发挥经济自身的适应性调节功能，符合宏观调控的方向。多方面的有利条件促进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003年8月，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地区信用社的贷款利率浮动上限扩大到基准利率的2倍。2004年1月，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的贷款利率浮动上限扩大到贷款基准利率的1.7倍，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的浮动上限扩大到贷款基准利率的2倍，贷款利率浮动上限不再根据企业所有制性质、规模大小分别制定。2004年10月，基本取消了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利率上限，仅对城乡信用社贷款利率实行基准利率2.3倍的上限管理，人民币贷款利率过渡到上限放开、实行下限管理的阶段，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

(二)人民币存款利率市场化

与贷款利率市场化相比，存款利率市场化更为审慎，主要原因是存款利率市场化要求银行具备健全的产权约束机制和经营体制，否则一旦引起价格恶性竞争，便有可能引起存款搬家，影响金融体系安全。为探索存款利率市场化的有效途径，发展直接融资，促进金融机构集约化经营，1999年10月，人民银行选择了风险相对可控的机构间批发市场进行存款利率市场化的初步尝试，允许商业银行对保险公司试办长期大额协议存款，利率水平由双方协商确定。2002年至2003年，协议存款试点的存款人范围逐步扩大。由于金融机构资本约束机制难以在短期内形成、片面追求扩张的冲动依然较强，在零售市场上存款利率的放开可能导致金融机构间哄抬利率的非理性价格竞争，有约束的是利率上限，因此对零售存款利率形成了“管住上限，向下浮动”的市场化思路。2004年10月，与贷款利率下限管理同步实行了存款利率上限管理。

“贷款利率管下限、存款利率管上限”的另一考虑是在一段时期内限制银行价格恶性竞争，合理保护银行业的利润水平，弥补长期低贷存利差对银行资本和自身发展能力的透支，为银行改革赢得时间。在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风险管理框架下，这一政策还赋予银行运用利率杠杆主动调整资产负债规模和结构的空间，有利于发展直接融资。

(三)境内外币利率市场化

与人民币存贷款利率不同，境内外币存贷款利率市场化由于市场基础较为成熟，步伐相对较快。2000年9月，外币贷款利率和300万美元以上大额外币存款利率放开。2003年7月小额外币存款利率管制币种由7种外币减少为4种。同年11月，小额外币存款利率下限放开。2004年11月，1年期以上小额外币存款利率全部放开。

(四)以逐步放开利率管制的方式推进市场化，理顺和简化必要的管制利率

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虽然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自主定价空间不断扩大，但由于金融交易需求日趋多元化和通过差别利率贯彻产业政策的冲动，改革开放以来的前20年间管制利率体系不断膨胀。国家作为非利益主体制定的管制利率体系扩张滞后于市场的创新力量，难以满足新的金融活动定价需要，“正面清单”作用束缚了市场的发展，而差别利率也违背了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许多优惠利率政策还成为企业逃避市场竞争的避风港。

为扭转管制利率自我膨胀的惯性，鼓励市场定价与创新，人民银行采取逐步放开利率管制的方式推进市场化。只要是有条件实现市场化定价或不必要的差别化利率品种均予以放开。对于放开条件尚不成熟或国家产业政策特殊需要的利率品种，在保留必要管制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进行简化。1996年以来，放开了同业拆借利率，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发行利率和回购利率等6个品种的批发性市场利率，在银行间市场全面实现利率市场化。简化人民币存贷款利率体系，放开人民银行及金融机构的存贷款管制利率品种69个。放开外币存贷款管制利率品种48个。截至2008年，放开的本外币管制利率累计达123个品种，管制利率减少到24个品种(见表1)。

(五)金融机构定价机制建设

利率市场化的实质是市场取代货币当局成为利率定价主体的过程，改革的进度与成败更多地取决于金融机构自身定价体系建设情况。为此，在扩大金融机构存、贷款自主定价空间的同时，我们在培育金融机构自身定价体系方面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1998年首次扩大银行贷款利率浮动权时，我们在北京、上海、浙江、福建等地组织商业银行、信用社、企业进行了专题调研，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全国性银行(建设银行)和区域性银行(上海银行)的贷款利率浮动管理办法作为模板，发送各银行参照制定各自的管理办法，并要求银行编制相关模型和测算软件，建立利率定价授权制度。2003年，在进一步扩大银行贷款利率浮动权时，我们再次强调各银行和城乡信用社应进一步完善贷款利率定价制度和技术，并针对农村信用社起点低和个体差异显著的特点，专门制定了菜单式的四种贷款利率浮动定价模板发送到各地农信社，由其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修订后，形成自身的贷款利率浮动管理办法。贷款利率定价模板发挥了政府主导的效率优势，大大降低了制度建设的学习和实施成本。我们的评估表明，目前各商业银行和城乡信用社已基本建立起根据贷款成本、风险等因素区别定价的利率管理制度，有条件的商业银行还加强了利率定价系统和内部转移定价体系的建设，沟通了市场利率与存贷款利率间的传导与反馈机制，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强化了以资本收益为核心的现代银行经营管理机制。同时，通过建立和完善存贷款利率报备制度，实现了银行和城乡信用社按月向人民银行反馈存贷款利率浮动情况，督促银行建立了集中统一的利率数据采集、分析系统，推动银行建成了覆盖全行的利率风险计量与控制系统。同时人民银行也获得了全国范围利率走势的动态情况，为货币政策制订、实施和评估提供了重要依据。

二、市场利率体系的建立

中国的利率市场化采取双轨制推进的方式，不是单纯放松存贷款利率管制，而是通过引入利率的市场化，通过形成经济学意义上的帕累托改进，减少改革阻力。在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格局下，资金批发市场利率市场化不会影响企业的融资成本，同时还有利于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因此总体较为顺利。

(一)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先行放开

上世纪80年代，随着拨改贷的推进，专业银行逐步恢复，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金融机构呈现多元化发展，机构间资金余缺调剂的需求推动同业拆借市场迅速发展，资金批发市场初具规模。由于当时金融机构体制改革尚未到位，在投资饥渴的需求刺激下，这一市场曾经出现乱拆借的现象，市场区域分割和不透明也加大了管理部门监测市场的难度，导致高风险拆借行为盛行。为此，拆借利率一度实行上限管理。90年代，同业拆借的相关制度规范不断完善，专业银行商业化改革取得阶段性进展，同业拆借业务实现全国联网并生成了统一、透明的中国银行间拆借市场利率。拆借利率放开的制度、主体和技术条件趋于成熟。1996年6月取消拆借利率上限管理，实现了拆借利率完全市场化。

(二)放开债券市场利率

拆借利率市场化形成了相对独立于原有存贷款管制利率体系的市场利率，一方面为市场注入了创新的原动力，推动了金融机构间市场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也为资金批发市场利率的市场化提供了一个先例。在银行间市场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制度先行的理念，也为市场化的金融创新产品平稳实现利率市场化营造了有利的制度环境。值得强调的是，在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模式下，政府本身往往在市场发展初期担当了创新的领跑者。1996年，财政部开创性地通过交易所平台实现了利率招标、收益率招标、划款期招标等多种方式的市场化发行，并根据市场供求状况和发行数量，采取了单一价格招标或多种价格招标的方式(高坚，1997)。国债发行的创新开风气之先，为此后金融债、企业债的创新树立了榜样。1997年6月，银行间同业市场开办债券回购业务，债券回购利率和现券交易价格均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同步实现了市场化。1998年9月，两家政策性银行首次通过人民银行债券发行系统市场化发行了金融债券。1999年，财政部首次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以利率招标的方式发行国债。

银行间市场利率的市场化，成功建立了管制利率之外的资金配置体系，使利率的市场化范围不断扩大。银行间市场利率的形成和完善为商业银行自主定价提供了基准收益率曲线，为管制利率市场化和银行完善内部定价机制准备了条件。

(三)培育金融市场基准利率体系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金融市场替代中央银行成为基准利率提供者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建设承担了多项职能，既为银行提供定价基准，引导建立银行内部定价和资金转移体系，也为中央银行提供利率间接调控的操作目标和监测指标。由于存在较大的外部正效应，基准利率体系建设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近年来，人民银行以制度建设为抓手，通过发展金融市场大力培育基准利率体系。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采取了开放性的市场准入政策，促进了银行间市场的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市场成员范围不断扩大，交易量不断增加，市场品种和交易方式不断丰富，市场的广度、深度不断扩展，形成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中长期基准收益率曲线，为中长期企业和金融债务产品定价提供了依据。

为建立基于商业信用的短端基准利率，在借鉴伦敦、东京、香港和新加坡等国际金融市场基准利率形成机制的基础上，经过一年时间的摸索、酝酿和3个月的试运行，2007年1月4日，上海银行间拆借利率(SHIBOR)正式上线。我们制定了《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实施准则》，并成立了SHIBOR工作小组。经过一年的运行，3个月以内的短端SHIBOR充分反映了市场资金供求的变化，与拆借、质押式回购利率的相关系数均在0.8以上，隔夜、7天品种达到0.99。SHIBOR的市场代表性不断提高，以其为基准的市场交易不断扩大，SHIBOR在货币市场的基准地位初步确立(见表2)。

目前看来，SHIBOR运行中还存在3个月以上报价质量不高等问题，具体表现为交易价包含了一些超出市场安排的因素，包括与对手方的其他利益安排、利益调整等，使得交易价与报价存在差距，SHIBOR定价基准的作用亟待增强。未来SHIBOR能否成为一个公认、权威的利率基准，对于进一步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意义重大：

首先，SHIBOR的权威性决定了它能否在中央银行首肯下，替代官定利率成为市场存贷款利率定价的基准。只有当新的基准确立后，央行才能从存贷款利率制定一线淡出，将定价空间还给市场主体。以前我们最担心利率市场化后商业银行会恶性竞争，但现在一些大的商业银行都上市了，有董事会、独立董事、战略投资者(包括外资)等等，都会对商业银行的行为产生一些约束。在管制利率条件下，商业银行可以花很少的资源在定价上，但随着利率市场化的不断推进，定价必将是商业银行资源投入的一个主要方面，是其核心技术、核心竞争力的主要体现，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加以研究，而SHIBOR可以提供一个基准。如果央行放松了对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的管制，又没有其他可靠的替代基准，结果可能更坏。而放松管制的时机由新的定价基准成熟的时间决定。SHIBOR能否担当这一角色，对我国未来的利率市场化进程具有决定作用。

其次，SHIBOR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一头连接着市场，一头连接着商业银行内部转移定价。我们很多商业银行都是全国性大银行，在区域、产品、资产负债之间有很多内部转移价格。内部转移定价是业务管理、风险管理、经济资本分配与收益等各项指标算法的依据。如果行内对SHIBOR基准地位形成了统一的认识，同时在定价方面又有一些核心技术的话，可以将其应用到内部转移定价中，这对商业银行内部管理是非常重要的。SHI—BOR作为客观的、连接内外的市场价格，只有将它引入内部转移定价，才能建立基于市场基准的绩效考评体系，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科学、合理和令人信服地平衡总分行、各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

第三，SHIBOR还将是其他许多产品和制度安排的基准。目前有很多金融产品都与人民银行制定的某种利率挂钩，人民银行调整利率时，就需要考虑多方面因素，平衡利益关系，要求人民银行的工作人员具备更高的业务素质和调控能力。但是，平衡利益关系涉及不同的利益集团，情况会越来越复杂，就需要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客观的基准，那就是SHIBOR，通过对现有不同基准利率的比较、借鉴，真正实现SHIBOR的基准地位，有利于加快金融产品创新的步伐，为管制利率的进一步放开准备条件。

第四，从更广泛的角度考察，SHIBOR能否确立基准地位，还关系到中国货币、债券市场的纵深化发展，从而成为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基础设施和建立中央银行利率间接调控体系的前提条件。我们必须从全球化的视角考虑问题，全世界很多货币都有基准利率，例如LIBOR、EURIBOR、TIBOR等。未来如何增强SHIBOR的基准地位是需要市场成员和中央银行偕同努力、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三、完善中央银行利率体系

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完善中央银行利率体系、逐步实现中央银行利率调控由直接方式向间接方式转变成为货币政策调控和传导机制建设的关键内容。近年来，人民银行利率体系建设不断推进。

实行再贷款浮息。再贷款浮息是指中央银行根据货币政策调控意图，对金融机构再贷款(再贴现)利率实行随市场利率水平变化的安排，旨在理顺中央银行和借款人之间的资金利率关系，约束借款人行为，减少央行资产业务的财政补贴性质，避免流动性的被动投放和长期投放。在2004年物价出现上涨趋势、国民经济景气上升的背景下，我们研究出台了再贷款浮息制度，建立了再贷款、再贴现利率以市场利率为基础的确定方式，提高了再贷款利率管理的科学性、有效性和透明度，中央银行资产业务定价的功能由对借款人进行隐性财政补贴逐步转向服务于宏观调控。

优化央行存款利率结构。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中央银行的成熟做法看，央行的存款利率包括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和存款便利利率，后者一般构成货币市场短期利率的下限(如欧洲央行的做法)。2003年12月21日，人民银行改革了准备金存款利率制度，对金融机构法定准备金存款和超额准备金存款采取“一个账户，两种利率”的方式分别计息，超额准备金存款利率客观上发挥了货币市场利率下限的作用。经过2003年12月21日和2005年3月17日两次下调，汇改前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下调至0.99%。下调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与再贴现浮息安排的政策搭配，一方面拉大中美市场利率的负利差(2005年至2007年，美元利率高于人民币利率)，增大了投机人民币汇率的机会成本；另一方面控制央行基础货币被动吐出，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赢得了宝贵的三年时间。

此外，人民银行还改革了邮政储蓄转存款利率制度。邮政储蓄转存款利率是对邮政部门办理储蓄业务的一种补贴性质的利率，邮储吸收的存款转存央行可以获得无风险利差收益，这样的利率结构不符合中央银行利率改革的方向，还导致邮储转存款迅速增长，分流了部分农村资金。2003年，按照新老划段的方式，新增邮储转存款改为按照金融机构法定准备金存款利率计息。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通过利率市场化改革，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商业银行利率定价机制不断完善，利率在中国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中央银行利率体系也逐步向利率间接调控的方向转变。SHIBOR基准地位确立后，中央银行对利率的管制将逐渐淡出。未来可以探讨贴现利率与SHIBOR挂钩的可行性，以此为突破口，可为后续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提供经验。总体来看，中央银行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市场利率的利率间接调控机制、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利率形成机制和利率传导机制将日臻完善。

四、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利率调控

在中国，关于利率杠杆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曾一度试图废除商品生产和交换，否定信贷、利率等经济杠杆的作用。在低利率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高利率就是剥削的思想导向下，国家曾大幅调降存贷款利率、缩小计息范围，减少利率档次。然而即便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利率也未能被消灭，客观上仍发挥着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当时虽然利率低，但比无息强，由于投资渠道单一，存款有息还是发挥了鼓励老百姓储蓄、为银行集中资源发放贷款的积极作用。而低息贷款则导致投资饥渴和流动资金紧张，国家只能用计划的方式来配给信贷资源。1978年，国家强调逐步实现主要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利率才逐步作为宏观调控的工具。此后的三十年间，虽然利率调控的有效性备受争议，但在历次宏观调控中，国家一直重视发挥利率杠杆的作用。总体看，我国的利率调整先后经历了六个周期(见图1)。

(一)历次利率调控的基本情况

以1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为例，在六次宏观调控中，利率的调整方向均符合中央银行维护物价稳定的职责要求。从发展趋势上看，利率调整越来越注重预调、微调和灵活调整，并强调利率调整与利率市场化改革措施出台时机的统筹协调，使其在调控方向上保持一致(见表3)。

从六个利率调控周期持续的时间、利率调整的幅度和频率考察，前几次调控周期明显具有利率调整较为滞后的特点。2003年以来的第6轮调控周期在利率调整的灵活性和预调与微调方面明显改善。总体看，第1、2轮利率调控周期均为上调周期，主要原因是通胀来势迅猛，而依靠行政手段调控后总需求快速回落，利率政策在下行阶段尚未及时反应。当然，第1轮周期也存在弥补“文革”期间利率过低而上调的因素。第1轮调控周期历时36个月，平均每12个月调整一次，次均上调幅度为0.84个百分点。第2轮调控周期历时4个月，平均每2个月调整一次，次均调整幅度为0.72个百分点。

第3轮调控周期为包括上调和下调阶段的完备周期，其中上调阶段历时5个月，平均每2.5个月调整一次，次均上调幅度为2.07个百分点。周期内利率峰值持续时间13个月。下调阶段历时13个月，平均每4.3个月调整一次，次均下调幅度为1.26个百分点。

第4轮调控周期亦为完备周期，为抑制1993年开始出现的严重通胀，利率迅速上调，而在此后经济惯性下行中，利率较为缓慢地下调。此轮上调阶段历时仅2个月，平均每1个月调整一次，次均上调幅度达1.71个百分点。周期内利率峰值持续时间达33个月。下调阶段历时32个月，平均每5.3个月调整一次，次均下调幅度为1.2个百分点。

第5轮调控周期是为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我国出现的通货紧缩，利率政策的主要策略是维持较低的利率以刺激投资和消费，其间历时32个月，2次下调利率，平均每16个月下调一次，次均下调幅度为0.9个百分点，利率下调至改革开放后的最低水平。

第6轮调控周期截至2008年底已持续50个月，其中上调阶段历时38个月，采取了前瞻性的微调策略，共8次上调存款利率(9次上调贷款利率)，平均每4.75个月上调一次，次均上调幅度为0.27个百分点。周期内利率峰值持续时间]2个月。下调阶段主要为应对2008年下半年显著加剧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利率下调迅速，下调幅度大，2008年9月至12月，连续4次下调存款利率(5次下调贷款利率)，平均每月下调一次，次均下调幅度为0.47个百分点。

第5、第6轮利率调控周期也是利率市场化迈出重要步伐的阶段。在利率市场化政策出台的时机把握上强调了与利率调控政策的一致性。1998年以前，长期利率管制导致贷款利率难以覆盖中小企业贷款的高风险，商业银行贷款过度向大型企业集中，而1998年、1999年连续扩大中小企业贷款利率上浮幅度使银行能够借助利率上浮覆盖对中小企业贷款的损失，有利于调动银行的贷款积极性，扩大货币供应量，因此与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方向一致。2003年和2004年进一步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直至取消贷款利率上限、实行下限管理，使金融机构能够根据自身对经济景气和运行风险的判断更主动地调整利率定价策略，为后续利率政策的顺畅传导提供了制度支持。

(二)关于利率政策有效性问题

经济学理论认为，利率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主要通过影响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实现。从消费看，利率上升会鼓励储蓄、抑制消费需求。从投资看，利率提高将减少可盈利的投资总量，从而抑制投资需求。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都将利率作为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工具。

考察利率的调节作用，要以真实利率为尺度。图2列示了1978至2007年，1年期实际存款利率与实际GDP增长率波动间的相互关系(在高通胀时期，先后于1988年9月至1991年11月、1993年7月至1996年3月开办了长期保值储蓄存款，实际存款利率已补到零左右，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高通胀对居民存款购买力的影响)。总体上看，实际利率与实际GDP增长率呈反向变动关系，1978-2007年间，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29。自1993年国家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后，随着企业和金融机构产权制度改革的深化和各种价格管制的放松，利率传导的有效性提高，这种反向变动关系显著增强，1年期实际存款利率与实际GDP增长率的相关系数变为-0.75。

从利率水平看，三十年间在宏观经济景气偏热的阶段我国实际利率多次出现过为负的情况，负利率导致社会对信贷资金需求的膨胀，刺激贷款过快增长，常常使信贷规模管理受到挑战。取消信贷规模管理之前，信贷投放常常超出计划规模也表明即使在管制利率和直接调控下，微观主体对利率的敏感性仍比大家预想的要高。1996年至1999年间，真实利率偏高，使储蓄者受益而借钱者受损，收入分配向居民倾斜；过高的真实利率增加了企业的债务负担，企业亏损增大，投资意愿降低；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放贷约束增强，这是此后形成通货紧缩的原因之一。2003至2004年以及2007年，实际利率偏低甚至为负，收入分配向企业倾斜，增大了投资需求增长的动力，对通货膨胀构成潜在压力。观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不难看出中国经济周期在很大程度上是随着真实利率起伏波动的。

近年来，学术界对利率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研究，结果表明，利率对储蓄、消费、投资和实际产出有显著的影响(谢平、袁沁敌,2000)。名义利率调整对货币政策的中间变量和目标变量也都起到了一定的调节作用(江春、刘春华，2006)。真实利率对财富分配具有很强的效应，而在快速降息过程中，低的真实利率对扩大消费支出具有正向作用(宋国青，2008)。

(三)关于银行贷存利差问题

在存贷款管制利率体制下，银行的贷存利差由国家控制，各界常会质疑利差的合理性。图4显示了1978年以来金融机构贷存利差的变动情况。

从持续时间看，改革开放30年间银行贷存利差大于2%的时间仅占40%，而贷存利差为0或负的时间占比却达17%(若考虑银行对长期储蓄存款保值的支出负担，贷存利差为负的时间更长)。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20年时间里，金融机构的贷存利差一直偏低，体现了这一时期国家通过金融部门集中资源促进产业优先发展的政策导向。由于长期的金融抑制带来了金融市场发展严重滞后和市场基础薄弱、信息搜寻成本高等市场失灵问题，因此发展中国家由金融抑制向金融自由化发展的过程中需要经历“金融约束”阶段，即通过政府“有形的手”为金融业发展提供一个涵养期，通过价格和市场准人的管制，培育市场基础设施和金融机构微观机制。在一段时期内维持适度的贷存利差，可以为提高金融业竞争力和经济金融整体运行效率赢得时间。

2000年以来，持续稳定合理的贷存利差至关重要，它促进了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效益显著改善，提高了其消化不良贷款的能力，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和维护金融稳定提供了有利的环境。未来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和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融合，利差将逐步由市场竞争决定，我国商业银行应做好准备。

改革开放三十年，见证了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双轨制推进的成就，也见证了利率杠杆调节经济运行的强大力量。利率市场化与企业和金融机构产权制度改革、金融市场建设的步伐相契合，与宏观调控的方向与节奏相衔接。经历了管制利率的“破”与市场利率形成机制的“立”，市场供求在利率决定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利率杠杆经历了历次宏观调控“经济”与“行政”手段之辩的洗礼，在经济运行实践中逐步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这一进程将为历史所铭记。

五、结束语

本文主要从中央银行的角度、从利率管理的角度，提供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利率市场化的情况，目的是记录历史事实，为进一步分析打下基础。在文中笔者很少提及民间融资和利率市场化在温州等地试点这样一些重要事件，这并不是说市场的力量、民间的推动不重要，而是笔者想以后专门撰文论述市场力量在推进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笔者笃信市场经济，坚信市场经济能给中国人民带来福祉，一直不遗余力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近来笔者变得有些保守，对于中国如何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没有想清楚，笔者的困惑主要如下：

产权清晰、自由竞争和退出机制是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必要条件，这些条件在中国是否已经完全具备?当前推进利率市场化的焦点在于放开贷款利率下限和存款利率上限，由商业银行自主定价。那么，我们是否允许完全的自由竞争?而如果竞争失败，退出机制的约束又是否存在呢?

由于零售银行的外部性很强，我想上述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从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看，他们也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这里深层次的问题是，利率完全市场化和国家对大银行控股、存款保险以及国家注资银行等是有矛盾的。而对这一问题不进行梳理和总结，过度竞争和道德风险将难以避免。

结论：培育SHIBOR或其他市场基准是中国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在浅层次上的必要条件，而产权清晰和所有制多元化、打破垄断、有序退出、预算硬约束则是在更深层次上的必要条件。

改革开放三十年，见证了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双轨制推进的成就，也见证了利率杠杆调节经济运行的强大力量。利率市场化与企业和金融机构产权制度改革、金融市场建设的步伐相契合，与宏观调控的方向与节奏相衔接。经历了管制利率的“破”与市场利率形成机制的“立”，市场供求在利率决定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利率杠杆经历了历次宏观调控“经济”与“行政”手段之辩的洗礼，在经济运行实践中逐步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这一进程将为历史所铭记。

五、结束语

本文主要从中央银行的角度、从利率管理的角度，提供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利率市场化的情况，目的是记录历史事实，为进一步分析打下基础。在文中笔者很少提及民间融资和利率市场化在温州等地试点这样一些重要事件，这并不是说市场的力量、民间的推动不重要，而是笔者想以后专门撰文论述市场力量在推进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笔者笃信市场经济，坚信市场经济能给中国人民带来福祉，一直不遗余力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近来笔者变得有些保守，对于中国如何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没有想清楚，笔者的困惑主要如下：

产权清晰、自由竞争和退出机制是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必要条件，这些条件在中国是否已经完全具备?当前推进利率市场化的焦点在于放开贷款利率下限和存款利率上限，由商业银行自主定价。那么，我们是否允许完全的自由竞争?而如果竞争失败，退出机制的约束又是否存在呢?

由于零售银行的外部性很强，我想上述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从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看，他们也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这里深层次的问题是，利率完全市场化和国家对大银行控股、存款保险以及国家注资银行等是有矛盾的。而对这一问题不进行梳理和总结，过度竞争和道德风险将难以避免。

结论：培育SHIBOR或其他市场基准是中国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在浅层次上的必要条件，而产权清晰和所有制多元化、打破垄断、有序退出、预算硬约束则是在更深层次上的必要条件。

第二篇：感受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的改变

感受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的改变

刘 倩 10级汉语言文学一班 ***7

1978 年12 月，随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隆重召开，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这场伟大的革新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巩固和完善，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开辟了道路，也对当今世界格局和人类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都得到了明显的提升，人民生活状况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本文就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一些变化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和总结。

首先得先说人民日常饮食中的改变。自从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人们的温饱问题已经不再是问题，食品、蔬菜，肉、禽、蛋、奶等已经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人们追求的已不再是吃的饱而已，而是追求吃的好，吃的健康，绿色食品，健康食品成为人们普遍重视的问题。在计划经济时期，只有少数食堂和国营饭店，凭粮票定时定点用餐，而发展到如今，各种高低档饭店星罗棋布于各个城市的各个街巷，有许多餐馆24小时营业，你可以吃到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国的特色美食、佳肴。选择的多样性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饮食生活，收入的增加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饮食的质量。总之，人民的日常饮食水平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和提高。

说完了饮食的问题，再看看人们的穿戴。现在人们的穿已经摆脱了解放后不久时单调的绿、蓝、灰三色，以及款式只有军装、中山装的单一性，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流行着喇叭裤，长头发，牛仔装，到如今时尚服装更是五彩缤纷，让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中国现在已然成为各国服装的加工生产地与重要的销售市场，什么巴黎、纽约等地的时尚已经的在中国大陆盛行开来。如今的我们有了世界级的模特，世界级的服装设计师、世界级的品牌服装。大家的穿已经从单调，趋同、保守、简单变为追求舒适、自由与潮流，张扬个性，表现自我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了。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生活中的娱乐项目也得到了很大的丰富。娱乐设施从解放后不久的广播、高音喇叭，收音机等逐步丰富到后来的录音机、黑白电视机、彩色电视机，再到如今的等离子、液晶电视，家庭影院，各色音响设备等等，城市中的KTV、酒吧、歌舞厅、夜总会等娱乐场所越来越多，这也极大的丰富了人们的业余生活。八十年后期的走穴风潮促进了演艺事业的进步，让普通大众享受到艺术的熏陶，一批艺人也成为改革开放先富起来的人群，这对今日中国演艺圈的百花绽放有很大的影响。还有八十年代中期，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给老百姓的除夕晚餐上了一道文艺大餐，后来，各个频道也都有了自己的各种晚会和各具特色的节目。同时各个频道的选秀活动受到了人们热捧，从湖南台的超女快男到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等节目，风靡全国。当然除了电视节目，还有各种社区的合唱团，秧歌队，舞蹈队等的兴起，晨练的队伍在不断地扩大，打太极拳，散步，跑步，爬山等活动丰富多彩。人们的体育休闲活动也很丰富，如打篮球、踢足球，打乒乓、打羽毛球，打网球，游泳到打高尔夫球，体育也逐步的走出象牙塔，从少数人的游戏进入到大众的生活方式之中。这也充分说明，人们的健康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

除过生活，娱乐水平的提高，人们赚钱的意识和能力也不断的在提高。投资、理财已经成为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组成部分，炒股票，投资基金等也成了许多大爷大妈的工作。保险业成为当今社会的黄金产业，几乎每个人都买了各种各样的保险：养老保险、医疗社会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车险以及各种强制性保险等，保险推销员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中的各个角落，尽管我们许多人不喜欢他们的推销，但是在保险业人员的忙碌的身影中，我们每个人都构筑了自己的一道保险屏障，也算是求得了某种程度上的心安吧。

此外，通讯事业也是突飞猛进的。过去电话通讯是某些单位和特权者才能享有的，平常时间、普通的人只能通过书信和电报传递信息。而改革开放以后，电话逐渐在各个家庭普及，到如今，家庭电话，手机，电脑，网络等通讯工具的广泛使用，电报和书信的业务量大大萎缩，人们的通讯交流也变得简单方便。电子邮件已经取代了书件，成为人们的新宠。八十年代曾风靡一时的BB机，现在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八十年代末期，让人羡慕不已的大哥大，已经进入寻常百姓家。手机几乎成为人手一部的通讯工具。并且现在的手机集打电话、发短信、上网，看视频、小说，拍照片和视频，听收音机、音乐等功能于一身，带给人许多的方便与惬意。同时网络、电脑也已经进入到寻常百姓家，目前通过网络我们就可以完成许多信息的查阅和发布，可以看网络视频，可以玩网络游戏，可以在网上看世界各地的新闻，可以进行网上购物，网上订餐，订房，定旅游线路等等，完全可以做到“秀才不出门，尽知天下事”了。总之，通讯事业的飞速发展，尤其是网络的普及，已经把世界变得很小，全世界已经成了一个地球村，网络的发展同时还催生了知识经济的蓬勃兴起，为我们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新的模式和方式，目前知识经济方兴未艾，各路英雄也在大展身手，相信其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再说人们的出行。曾几何时，能够拥有一辆永久牌、飞鸽牌自行车就是件很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了，而在九十年代之后它们逐步的被电动车、小汽车、公共交通和逐步完善的地铁网络所取代，到了二十一世纪的初年，我国的轿车数量猛增，特别是私家车的剧增，各大城市开始出现了严重的堵车现象，空气污染指数也不断地在上升，可以说是利弊兼存，这是发展中的一大瓶颈，值得我们深思。

最后再说教育方面。我国从1977年恢复了高考制度，文革十年那种单位推荐上大学的模式被考试招生所代替，这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教育事业的发展，更是促进了人才的培养。随着教育制度的不断进步和完善，大中专教育已经从精英式教育转向了大众化，大学已经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从八十年代开始中国出现了出国留学的热潮，而发展到今天，许多家长更是把孩子从初中、高中、和大学都送出国外教育。这样确实有利于为我国和世界造就了一批具有世界眼光和掌握现代化知识的各类人才，但是也不利于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而且九年制义务教育、蛋奶工程、大学扩招等支持教育的政策的开展，也给家长的孩子们也带去了福音。总之，教育的改革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和人生轨迹，也是促进社会进步的一大重要动力。但是就我国目前的教育形势来说，还是有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需要我们努力去完善。

······

总之，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无穷的，有些变化也许是我们的先人们做梦都难以想象得到的，不过与任何事物一样，发展中的中国也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我相信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人民的生活水平会进一步的得到完善、提高。我们的生活将会更加的美好、更加的现代化，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会越来越小，我们的中产阶层会越来越多，“无产者”的队伍会越来越小，我们离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距离会越来越小。对此，我心中充满希望，我们中国人民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繁荣富强！

第三篇：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职业观的变化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职业观的变化

——行政管理1002班余蔼琪

纵观改革开放30年，中国青年就业观念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服从分配、走向开放、自主择业。

服从分配——计划体制遗留阶段：1978-1980年代中期

从1978年到1980年代中期，在计划经济体制惯性的影响下，农村青年与广大农民一样还不能自由流动；城市青年中，由于高等教育仍然是一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模式，就业实行的是“统包统分”，由国家包下来分配工作，负责到底。国家负责给所有的大学生一份工作，青年选择高考志愿需要考虑的主要是个人志向和人生理想。该阶段中国青年的择业观念比较被动、单一。

就当时而言，青年就业最看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是属于“重政工而轻农商”的择业意向，今天仍然流行的知青“诉苦”文本依旧在展示“上山下乡”是难以抹去的“伤痕”；高考恢复之后的数年间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内，知青“回城”成为中国人口迁移的一大景观。在城镇中，经商仍然是“末节”，大学生普遍对理工科感兴趣，追求的理想职业是“科学家”和“工程师”。普通待业青年也以“上班”为第一考虑，实在没有出路的情况下，才会走向“个体户”或商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

但是，中国已酝酿了新的社会发展阶段的人才需求，将改变众多青年人的就业观念和方式。

走向开放——“民工潮”和城镇青年的双向选择：1980年代中期-1990年代中期

农村青年就业的观念逐渐走向开放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释放，同时城镇对劳动力尤其是企业和建筑行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国家的户籍制度、粮油供给制度以及就业管理制度都有所松动。之后，政府又进一步出台了一些政策和措施，允许和鼓励农村劳动力的地区交流、城乡交流和贫困地区的劳务输出，于是带来大规模农村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民工潮”，农村青年就业的观念逐渐走向开放。城镇就业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知识青年身上从1985年开始，我国对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就业制度分步骤、分层次地逐步进行改革；1989年提出的改革目标：在国家就业方针政策指导下，逐步实行毕业生自主择业，用人单位择优录用的“双向选择”制度。这一改革将竞争机制引入高校，使毕业生就业逐渐走向市场化。由此，青年就业的最大变化是“经济地位”成为择业时最优先考虑的因素，超过了执牛耳多年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成为首选标准的主要表现有：一是希望到特区和沿海地区的中外合资或“三资”企业工作。二是不求高学位，只求高收入。1980年代后期考研人数急剧下降，1987年到1989年,全国共有700多名研究生中途退学。这个时期，对理工科感兴趣的大学生比例降到五成以下，这一现象被称为“知识大逃亡”。“穷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这句顺口溜，道出了一种奇怪而真实的社会现象。三是第二职业和职业流动性增长。四是经济收入成为择业的第一标准。当时青年在择业过程中考虑的第一因素是收入和福利待遇；青年最喜欢的行业依次是：金融保险业、工业企业、国家机关、服务业、科研机构等。

自主择业——追求发展的多元化时代：1990年代中后期－至今

农村青年就业1990年代中期开始，农村青年可以不再将自己拴在农村的土地上，可以自由进入城镇，由此，大量农村青年开始在城市工作、生活甚至定居。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青年在就业选择上走出了“糊口策略”，外出务工也不再以“赚钱”为第一原则，而是以“经济理性人”形象把寻求发展放在第一位；不再甘愿充当城市的“过客”，而是力争拓展自己的发展空间，想成为城市的一员。

城镇青年就业这一阶段的城镇青年的就业也走向了“自主择业”、“自谋职业”甚至自己创业。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特别是加人了WTO之后，中国的社会形势发生了改变：我国高校实行扩招，毕业生人数逐年递增，且又值政府机构精简，国有企业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就业矛盾突出，形势十分严峻。

综上所述，青年的就业与发展的变迁以当时社会政策和社会需求为导向，但总体上这种变迁说明了青年就业的三个趋势：自主化——主体性越来越强；务实化——政治色彩淡化；多元化——选择面越来越宽。

第四篇：刍议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市场化进程

刍议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市场化进程

摘要：十八大报告中的第四部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谈到了我国的经济建设，尤其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经济发展的主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而现在出现的问题也越来越严峻。中国如何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完善市场化进程，避免陷入中国收人陷阱，依然面临诸多的挑战。

关键词: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 转变 市场化进程

根据预测，2030年，以购买力平价衡量，中国将占世界GDP的近1/4，；2030年，中国的贸易额将会是美国的两倍；中国的人均GDP在2015年将达到1.7万美元；中国主导地位在未来20年间会很明显，能与处于帝国时期的英国或二战后的美国相媲美。中国的经济发展真的如此乐观吗？

在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乔治 索罗斯（George soros）指出，中国是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动力，但其推动力不如美国的消费者;中国建立在高储蓄基础上的出口与投资型驱动增长模式 已经让银行坏账成堆，这种增长模式也许还能支撑一到两年，但不可能再持续10年；而对于中国迅速膨胀却未受到严格监管的影子银行系统，他认为这种情况与美国次级债市场之间有令人不安的相似性，中国还有几年的时间来解决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何去何从？

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

在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间，中国的经济像是一个从高山上滚下的石头，势头越来越强盛。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媒体和专家学者的不断关注，中国经济发展中暴露的问题也越来越严峻。

现在经济学家们议论的很多的一个词是：中等收入陷阱。它说的是，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中国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不管是在宏观方面，还是在微观方面，中国经济都存在很多问题。我国的人均GDP还在百名开外，而且长期以来粗放型增长所积累的矛盾也日益突出，资源消耗高、生态环境承载力下降、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金融风险加大等都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继续发展的障碍。环境问题如雾霾，能源安全，食品安全，房地产泡沫等等社会问题也不断增多。

应对挑战，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市场化进程

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改革开放是发展的强大动力。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这30多年来的发展成就；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辟；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今日神州大地上的生机与活力。过去的发展成就靠的是改革开放，未来中国的发展依然要靠改革开放。未来十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关键意义的阶段。当前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我们既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环境，又面对着改革发展的艰巨任务，这些都是对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大考验，考验着改革的勇气，更考验改革的智慧，迫切要求我们作出更大的努力。改革越深入越需要勇气。30多年来，正是凭着那么一股子劲与气，凭着那么一种敢闯敢试的精神，我们才冲破了重重阻力，实现多个领域、多个方面的突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改革越深化越需要智慧。深化改革是涉及诸多领域的巨大系统工程，千头万绪，必须总揽全局，明确主攻方向和改革重点，集中攻坚克难，务求在重点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

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世界范围内每一次实质性的经济繁荣都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的创新，而每一次革命性的技术创新也都意味着新的经济增长点。“创新”一词从出现伊始，就被赋予了经济学意义，因为它最早出自经济学家而非科学家之口。1912年，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指出，在经济系统中存在着一个能量之源，这个能量之源就是组合。创新就是实现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即包括设计、制造和市场销售等在内的所有要素的重新组合。创新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更大的价值，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所以创新包括从概念、设计，到产品，从产品再到商品并在市场上销售的全过程，也就是经济学意义上通常所说的从投资到回报的全过程。从中可以归纳出一个基本的经济链条：科学—技术—产品—商品。由此可以看出，要使我国经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首先要在科技创新上有所突破，并在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环境中，将其转化为生产力。只有这样，我们的经济才会有强劲的驱动力与可持续发展的前景。

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形势表明，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势在必行、刻不容缓。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的迫切需要。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世界经济原有的格局，国际经济环境在大调整大变革之中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发达国家试图调整需求结构，改变过度依赖负债消费的发展模式；大力推进“再工业化”，大幅增加研发投入。适应国际经济环境的重大变化，抢占未来科技和经济竞争的战略制高点，赢得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迫切需要我们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也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但与此同时，经济结构不合理导致的能源、资源和环境等瓶颈制约问题日益凸显。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就难以支撑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建国5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有了快速发展，我们成功地解决了两亿多农民的温饱问题和大部分农民的小康问题。但是，农村问题依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农民收入虽有所增加，但是城乡差距有不断拉大的趋势，农村发展越来越落后于城市，广大农村地区的群众并没有很好地享受改革和发展带来的成果。因此，推动城乡一体化不仅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农民的收入提高之后也可以进一步拉动内需的增长，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开放型经济不是中国的独创，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普遍论述了开放性经济，强调贸易、投资、消费三驾马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中国开放型经济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应运而生的。1992年，中国掀起了改革开放的新浪潮，当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超过100亿美元，而此之前没有超过50亿美元；2002年，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的第一年，中国对外贸易增长超过20%，自此之后一直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出口和进口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态势。2012年，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迎来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的时代。中国克服了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经济保持了持续增长，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开放的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体系的稳定起着重要作用，稳定的世界经济体系也更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不得不说，在过去的2012 年里，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面临考验。2012 年上半年中国GDP 增长率跌破8%，为十年来最低，实业特别是重工业进入低增长甚至负增长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讲，2012 年中国经历的不仅是领导人换届，更是中国经济的一次“换挡”之旅。无论是结构调整还是产业升级，中国都必须通过变革在未来寻找新的增长动力。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打胜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场硬仗，把我国经济发展活力和竞争力提高到新的水平。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参考文献 1.十八大报告

2.阿文德.萨勃拉曼尼，《大预测:未来20年,中国怎么样,美国又如何?》，中信出版社

3.2013博鳌亚洲论坛乔治 索罗斯（George soros）演讲稿 4.中等收入陷阱，百度百科

5.刘伟，《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研究——市场化进程与经济增长和结构演进》，经济科学出版社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and the marketization process Tal Lee , College of Physics and Engineering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Abstract : The fourth part of Hu Jintao's report at 18th Party Congress “ Accelerating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nd the Change of the Growth Mode” talked about China's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take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od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the main lin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 had a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now the problem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How to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od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market process, to avoid falling into the trap of Chinese income, still faces many challenges.Key Words: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transformation;the marketization process

第五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外资的进程分析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外资现状、问题及对策

经092-1200913501140袁珍珍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日新月异，高速增长，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这一巨大成就的创造离不开对外资的充分利用。然而，在中国利用外资的过程中也存在外商“独资化”趋势对中国经济安全构成威胁、对外资的优惠待遇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的运行机制、外资与内资企业市场竞争中产生挤出效应等问题。在新的时期，我们应调整外资利用战略，转变引资方式，调整引资政策，进一歩健全相关法律，维护国家产业安全。

关键词：改革开放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独资化”

一、中国利用外资的现状分析

(一)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产业和行业间的分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获得了突飞猛进得发展，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外资投向的产业结构来看，产业间出现不平衡的特征，主要以第二产业投资为主，第三产业次之，第一产业所占比例最低。统计资料表明，截至2006年底，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分别为1．94％、68．27％和29．79％。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在行业间也表现出巨大的不平衡特征。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和以房地产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的，农业和服务业没有受到外资的青睐，这种情况产生的后果一方面推动了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我国产业之间的发展差距拉大，二元经济结构更为严重。

(二)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分布极不均衡，投资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大约占比87%，中部次之，西部最少。吸收外资最多的5个省、市均在东部，分别为江苏、广东、上海、浙江、山东。所以，目前使用中、西部地区外资的水平仍然不是很高．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三)外商直接投资方式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占外资比例在利用国外借款、外商直接投资和其他外资的三种方式中，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及其所占比例不断增加，并最终成为我国外资主导方式。2008年，外商直接投资更是达到了96．99％ 的高水平。

二、中国利用外资存在问题分析

改革开放30年来，外商投资改变了中国经济运行的轨迹，加速了中国参加经济全球化的步伐，使中国快步融入全球经济主流。但其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暴露出了一定的问题。

(一)引资方式“独资化”趋势极有可能造成中国部分产业对跨国公司过分依赖，进而可能对中国经济安全构成威胁，主要表现在：

1、股权控制。外资企业具有资本雄厚、技术先进、管理高效等优势，在与国内企业合资时倾向于控制股权来控制生产经营决策权，并借此获得经营收益分配权等与之相关的诸多效益。因此，外资容易在国内获得巨大市场份额，挤压内资企业的生存空间，甚至垄断国内市场，控制国内产业，威胁国内产业和国家经济安全。

2、品牌侵夺。长期以来，由于商业文化的落后以及产业基础的滞后，多数国内品牌只能固守本土。在政府保护和缺乏竞争中生存。正因这些品牌日益处于“边缘化”的困境，在合资或并购过程中容易遭受品牌狙击，外商在合资企业中取得

控股地位后，国内企业的产品品牌或被外商占有，或被束之高阁被国外品牌所代替。

3、技术锁定。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吸引外资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希望从外资企业获得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即“以市场换技术”，但实践证明效果并不理想。跨国公司一般向中国转让的技术大都处于成熟期的标准化技术，其外溢效应很小，对我国整个技术水平的提升作用不大。尽管我们所让出的市场份额很大，他们也不会无偿转让专利技术，放弃知识产权，因此中国在合资中得到的技术要么是完成标准化的技术，要么是即将被淘汰的技术，严重阻碍了中国技术的升级换代。

(二)对外资的优惠待遇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的运行机制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对外资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对引进外资，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我国改革不断深化，市场经济体系逐渐确定，外资优惠政策在整个改革和市场经济体系中就显得不适应了。中国政府一直以来对外资企业提供用地、税收、融资和关税等方面的优惠待遇，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的运行机制，使国内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处于极为被动的局面。外资企业依靠其本身强大的财力，并借助中国政府给予的这些优惠政策，在我国迅速发展壮大，形成不公平的市场竞争条件，占有了市场，冲击我国名牌产品，挖走国内技术骨干，是国内企业极为被动，甚至破产。

(三)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剧，产业呈现越来越明显的挤出效应 外资在带来了直接和间接就业效应的同时，使得一些内资企业处于竞争劣势，迫使一些内资企业退出市场，造成其职工失业。

三、中国利用外资的对策思考

(一)利用关税的调节作用，实现引资方式的战略性转变

1、要调整外商投资政策，改变过去对外商投资“鼓励过度”的优惠政策，对国内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应实施“国民待遇”政策，使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在竞争方面处于平等的地位。

2、继续对外开放，实现引资方式的战略性转变，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不仅要“引进来”，即引进外资和技术，而且要“走出去”。

3、对民族经济要有重点地选择性保护，对本国已具有一定竞争力的部门以及技术密集性部门给予较少保护，鼓励外资与民族资本兴建合资企业，以便利用外资在资本和技术上的优势，带动民族企业的升级，对一些外资企业采用“市场保留”政策，利用关税的调节作用，控制进口商品的流人量。

(二)调整引资政策，实现新经济格局下引资方式的合理引导性转变

1、加快中西部的对外引资工作，优化外商直接投资地区结构在继续发挥东部优势引进外资的同时，中西部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合理、有效地加快利用外资步伐。中西部要结合自身资源、劳动力优势和市场潜力，鼓励和支持外商投资于资源开发项目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继续支持外商投资于高质量的劳动力密集产业。中西部地区发展农业的机会成本比东部沿海地区低很多，引导外资投向农业开发项目，促进中西部农业集约化发展。充分利用西部大开发的机遇，对中西部地区投资项目的审批、资金配套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以鼓励外商向中西部地区直接投资。

2、积极引导外资投向，进一步优化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应该积极的引导外商投资于农业、基础工业、基础设施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出口创汇产业和环保产业上，促使外商直接投资从传统低层次的产业转向较高档次的产业。

3、组建具有一流竞争实力的跨国企业集团。鼓励和支持优势企业通过逐步建立海外销售网络、生产体系和融资渠道，促进我国企业在更大范围进行专业化、集约化和规模化的跨国经营，加快培育我们自己的跨国公司，努力促使我国经济在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中迈出新的步伐。

(三)健全法制和增强政府规制能力，维护国家产业安全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各国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利用外资己经成为各国都十分重视的问题。相对于具有强大优势的跨国公司来说，我国许多行业还处于 弱势地位，因此，为了防止外商的“独资化”意图，我国应抓紧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加快统一内资企业的税收政策和监管政策，为各类所有制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同时，政府应建立国家经济安全预警指标体系，及时反映国家经济的异常征兆，适时采取措施，将显性或隐性的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另外，我国还需要建立自己的绿色保障系统，以维护产业安全及生态安全。

参考文献：

[1]张建刚.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

[2]邹辉晖．我国利用外资的现状、问题及策略建议m．经济师，2006，(4)．

[3]陈静.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制度变迁研究[J].西北大学博士论文.20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