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纲：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路径逻辑（共五则范文）

第一篇：易纲：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路径逻辑

易纲：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路径逻辑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305 次更新时间：2014-10-15 07:40:38

进入专题： 对外开放 金融

● 易纲(进入专栏)

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社会运转的关键产业，其基础性作用在于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如果金融系统的效率得不到提高，那么整个中国经济都将受到非常严重的拖累，这是中国金融安全和稳定的最大威胁。

研究表明，绝大多数的外资银行进入，可提高本国银行业效率和本国货币当局的依法监管水平，但也有少数案例表明，大量外资银行收购合并本土银行，整个市场的竞争力不但没有提高，反而使外资银行获得高额垄断利润。这可能是中国对外资入股国内金融机构有“股份上限控制”措施的原因。

一、银行、证券、保险业的对外开放进程

1.银行业开放程度显著提高，竞争力不断增强

中国银行业开放，30年以来在广度和深度上发生了质的变化。银行业开放是渐进、有序的。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时间分界，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改革开放之初至加入世贸组织前(1979年-2001年)。这一阶段的开放主要是配合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引进外资，开放措施带有“试点”特征，没有开放时间表。

1979年，中国批准设立了第一家外资银行代表处——日本输出入银行北京代表处，拉开了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序幕。

中国第一家外资银行是香港南洋银行在深圳开设的分行，此后沿海区域先行开放，银行业开放不断推进。截至1997年年底，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达到164家，四年内增加了90家，资产总额达到380亿美元。受亚洲金融危机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不确定性的影响，银行业开放进程有所减缓。截至2001年年底，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为177家，四年内仅增加了13家，资产总额达到450亿美元。

第二阶段：从加入世贸组织至今(2001年至今)。这一阶段中国认真履行承诺，逐步开放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范围和客户对象范围。外资银行已成为中国银行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行、中行、交行和工行的改革过程中，引进了境外战略投资者并在境内外成功上市，是中国金融业改革开放相互促进的成功案例。

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经历了艰难的探索，先是要办成专业银行，然后是成立政策性银行，把政策性业务剥离给政策性银行，要把国有银行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然而事实证明，如果不转变公司治理结构和经营机制，国有商业银行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

在1999年-2000年将13939亿元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剥离给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后，封闭的银行体系和旧的体制机制仍在不断地产生新的不良资产。从2004年开始的新一轮改革中，又从工、建、中三大行再次剥离不良资产合计超过1万亿元。

这一轮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带有明显的开放色彩。首先，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是开放，在境内外上市也是开放。在境内上市是对境内非公投资者的开放(包括自然人持股)，在境外上市是对境外投资者的开放。

如果我们用文章开头讲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五个特征来检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产权清晰、政企分开、依法治国、经济激励、社会监督这五个方面，经过改革的国有商业银行都向市场经济的方向大大进步了。至于这些公司治理结构的转变能否使之成为真正的商业银行，还须再看一段时间，现在下结论为时过早。

2.证券业的开放度较低，主要限制是商业存在

从历史的教训以及其他金融行业对外开放的经验来看，外资参股证券公司有利于证券公司提升经营管理水平，构建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机制。当前，应以外资参与高风险证券公司重组为契机，全面推进证券业对外开放的进程，以此推动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尽管证券业已全面履行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但中国证券业仍然是世界上少数存在对外开放限制性措施的国家之一。

目前，大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均实现了证券业对外开放，中国台湾地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新加坡、俄罗斯、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巴西、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等对外资参与证券公司均没有持股比例限制，泰国、印度、韩国等原先的限制条款目前也已全部取消。

许多国内证券公司在发展过程中均吸收过国有资本、产业资本或民间资本，但公司治理并没有质的提高，有的公司还达不到合规经营的要求。违规是机构内部人及其所有者获益的来源，但导致法人机构及整个资本市场受损。中国证券业并不缺少发展的资金，主要是缺少“机制”，缺少严格的公司治理和创新意识。

证券市场功能的丧失，才是对国家金融安全真正的威胁。就证券业而言，对国家金融安全最大的影响，在于证券公司大面积的违规经营，导致投资者对证券市场失去了信心。中国曾经有一段时间，即使是保险资金和社保基金这类亟待拓展投资渠道的机构投资者也不愿投资证券市场，反映了证券业的违规行为已严重影响了证券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并对其他领域的改革进程产生了负面影响。

在当前情况下，应立足长远，通过引入外资，形成与国内证券机构的良性互动，在世贸组织承诺和现行法律框架内，积极引入国际一流投行、港台优质公司以各种形式进入中国境内证券市场，有利于改革证券业的公司治理，提高会计标准和透明度，提高依法经营、依法纳税的意识，引入和开发新的金融产品，提高管理风险水平，总之是提高服务水平，使广大中国企业和普通投资者获益。

3.保险业的开放较早，但在市场准入上仍有诸多限制

2004年12月11日开始，中国根据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全面放开保险业对外资的业务和地域限制，除了对寿险公司有外资比例不超过50%及设立条件限制外，对外资没有其他限制，非寿险公司则除了设立条件以外，没有其他限制，法定再保险比例降为5%。外资保险公司与中资保险公司相比，更加注重依法经营、持续经营、创新经营、稳健经营，注重强化内部管理和培育企业文化。

尽管中国保险业发展迅速，但由于中国保险业发展的历史短、基础差、底子薄、整体水平不高，与发达国家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保险业的总资产、保费收入、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等方面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悬殊，更进一步的开放仍然是必要的，我们应努力加快这一进程。

二、金融市场：蓬勃发展与依然不足

人们对风险的偏好，形成了使用金融工具的两种基本动机：规避风险和投资风险。金融工具的发展使得人们能够利用不同金融工具的特点来规避相应的风险。这些人是风险的出售者，也就是风险的供给者。我们一般所说的投机商人，则是这些风险的购买者，也就是风险需求。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看，回避金融风险和风险投机行为可以被视为经济单位的经营活动中又一次分工的现象。经济单位将影响自身经营效益的风险因素通过金融工具，部分或者全部地交给了风险投机商。

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中国金融市场还有很大不足。中国金融市场有很大的改革开放的空间，金融市场的价格发现和配置资源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上来，金融市场的发展总体上是滞后于金融机构改革和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步伐的。

三、资本项目开放和人民币可兑换

1.中国资本项目开放已面临国际竞争

资本项目开放的国际经验表明，资本管制不是长期可行的宏观经济政策措施。渐进式的开放过程，可以为市场和机构适应环境留下足够的调整时间和空间。

一般认为，有弹性的汇率制度是资本项目开放的前提条件，例如泰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采取的是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项目开放的政策，其结果是灾难性的。但实际上，资本项目开放与有弹性的浮动汇率制度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例如，俄罗斯已经实现了货币自由兑换，但仍对某些资本项目进行管制并实施有管理的汇率制度。从更一般的意义来说，资本项目开放也并不意味着什么都可以不管，或者说无条件开放，譬如说反洗钱。

2.人民币国际化，国家实力和信用增强的自然结果

随着中国经济与区域经济的融合程度不断提高，中国与区内各国的贸易联系日益密切，影响日益增强，区内一些市场人士、政府官员与学者相继提出了人民币区域化的建议。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资本账户的开放有利于实现货币国际化，但不是必要条件。如英镑、马克和日元早就是国际货币，但英国和德国的资本账户开放到20世纪80年代才基本完成，日本则更晚。

货币的国际化是指货币在国际市场作为计值、结算、流通和储备工具被广泛接受，在国际贸易结算、国际金融交易以及官方外汇储备中占有显著比例和地位。

货币国际化一般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货币在周边地区的现钞流通和使用;二是，货币成为周边地区贸易和金融交易的计值、结算和流通货币，即货币的区域化，这是货币国际化的初级阶段;三是，货币成为储备货币，实现真正的国际化。

全世界的投资者为什么愿意持有某种货币并在某个市场投资，主要考虑的是安全、收益、市场的深度和流动性。中国市场和人民币具有这个潜力。

中国的货币市场、债券市场(或者固定收益市场)和股票市场要稳步对外开放，使全球投资者可以根据风险和收益的偏好进行充分选择。

货币国际化，一般应具备下列前提条件：货币发行国经济和贸易规模较大;币值稳定;政治稳定;资本项目下基本可兑换;金融市场大体开放，有广泛的金融工具、深厚的二级市场、功能齐全的金融机构;该国的中央银行必须实力雄厚。货币区域化的条件相对低一些。

实现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要以一种放松的心态，顺其自然，既不要大力推进，也不必设置障碍。

要做好“人民币国际化”的利弊分析。

首先，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将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成为继GDP、对外贸易指标之后我经济大国的另一标志。

其次，可以促使其他国家持有人民币，减轻中国外汇储备压力，从而减缓主要储备货币的不稳定性以及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对我们的影响。

再次，有利于降低信息成本、交易成本和汇率风险，扩大对外贷款和投资，促进贸易发展。

最后，中国可获得一定的铸币税收益。

不利影响在于：一是，为资本账户的开放带来压力;二是，影响货币当局控制货币供给，要求中国提高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能力。

四、金融业对外开放与金融安全

经济金融的全球化和一体化，使得金融安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由于各国经济金融背景不同，国家金融安全问题存在明显的国别差异。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实力强、金融市场发达，且相互之间形成一个强大的利益共同体，主导着国际金融体系，因此其金融安全程度较高，是金融全球化的受益者。

但发达国家为维护本国战略利益，其控制手段也较多，比如美国，其对于有着共同利益、价值观相似的发达国家、友好国家，开放程度高，对于其他国家，则限制措施较多。而欧盟国家在其区域内开放程度高，对区域外则设置了较多限制。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结构上存在缺陷，金融市场发展相对落后，在国际金融格局中处于弱势地位，普遍存在一些金融安全隐患。

金融开放程度与金融安全程度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开放只是影响金融安全的一个因素。金融开放程度高的国家并不一定金融安全程度低，反之亦然。在本国经济基础并不牢固的情况下，拉美国家通过大量举借外债发展本国经济，结果导致了债务危机;东南亚国家过度开放资本项目，过度依赖外资，结果导致了货币危机。发达国家一方面对外开放，一方面通过有效的限制措施保护本国的经济基础，成功保障了本国的金融稳定与安全。

发展中国家出现“金融危机”之前，一般会有以下特征：(1)经常账户赤字和财政赤字;(2)本币实际升值;(3)高流动性资本流入;(4)国际储备与短期外债比例失衡;(5)汇率制度上，钉住美元汇率政策和缺乏资本市场控制的内在矛盾;(6)非银行金融机构投资风险资产比例过大，且缺乏有效监管。

同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是相对安全的。目前，中国的金融体系存在防止金融危机的五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是，经常账户保持顺差;第二道防线是，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第三道防线是，国际储备安全水平高;第四道防线是，继续保持对资本账户的控制;第五道防线是，以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为主要标志的中国国际竞争力，继续保持增长。

从根本上说，生产力和服务水平的不断快速提高，是金融系统保持稳定的基本前提。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使外资银行、证券和保险公司更协调地参与中国经济发展，不但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也是维护金融稳定和安全的需要。

从根本上说，中国金融对外开放保持着自主、渐进和可控的原则。只要有利于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有利于提高中国金融业分配社会资源的效率，有利于市场经济的稳定，我们就要坚持开放。无可置疑的是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时机和节奏把握得相当好，是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最大受益者。尽管有些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并不十分友善，但其主导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却为中国带来了FDI大量涌入和各国贸易壁垒普遍降低的现实好处。

随着经济的不断快速增长，中国金融业在如巴塞尔协议、加入世贸组织承诺、外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等外部强制约的条件下，正在逐步变得有效率。正如我们前面所说，一个有效率的金融体系才是中国金融安全的最大保障，而这一成果的取得，在外部条件方面确实要感谢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进程。

(一)贱卖论：片面的理解和不必要的担心

在外资入股中资银行的过程中，价格始终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当交通银行、建设银行IPO市净率(P/B值)高于上市前对外资银行招股的市净率时，引发了银行股权是否“贱卖”的争论。根据IPO价格来判断上市前的股权出让价格高低是不科学的。因为，股票价格具有“向前看”的特性，反映了投资者对该企业未来表现的一种预期。

对于交行、建行来说，上市前引入汇丰、美洲银行等战略投资者使其他投资者提高了对这些银行的未来发展的预期，从而愿意支付较高的IPO价格。而上市前入股的外资面临三年的战略锁定期，比IPO低的进入价包含了对流动性风险的补偿以及股东与银行的技术转让、系统建立和培训的一系列公司内部价值安排。

在中国银行的并购案例中，股份制商业银行规模相对较小，获得的收购价格却较高，国有商业银行规模大，得到的溢价水平却较低。这与国际经验是一致的。

中国银行国有股权对外转让应该说不存在贱卖的现象。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中国银行业提高了综合竞争力，赢利能力普遍增强。

(二)金融基础设施：效率上限和安全底线

金融基础设施的效率是金融系统服务效率的上限，金融基础设施的安全是中国金融安全的最根本保障。如果金融基础设施的水平低下，那么无论从国外引进的金融服务多么具有创新性，人们所能够得到的金融服务仍然是低效率的。而这一点往往会被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所掩盖，被人们所忽视。因此，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重要一环就是，要提高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尽快实现国际化、标准化和现代化。

目前，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金融基础设施”的阐释比较全面，将金融领域的基础设施总结为三个方面：法律基础设施、信息和公司治理基础设施，以及流动性基础设施。

1.法律基础设施。主要包括民商法、中央银行法、金融监管法、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以及有关支付系统等各种金融法律制度。除了严格执行金融法律制度，金融监管部门还需要建立预案，以便在出现紧急突发事件时，能够有效保护投保人和投资者，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利益，确保金融系统的稳定。

2.信息和公司治理的基础设施。信息和公司治理是金融发展的基础，能够使市场准则的发挥更加有效。包括高水平、国际化的会计和审计标准、金融机构的信息准确有效和良好的公司治理水平。这些都能够大大提高一国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稳定性，可以大幅度提高监管效率，对金融机构实施有效监管，确保金融系统更加稳固。

3.流动性基础设施，是指一整套制度安排和操作的规则，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和金融政策的操作主要包括：首先是各类市场交易系统，包括货币、债券、股票、期货、外汇、金融衍生品的交易系统是否高效安全;除了交易系统，还有：(1)支付清算系统和证券托管系统;(2)货币政策工具;(3)公共债务和外汇储备的管理;(4)反洗钱和信息系统。

(三)金融监管：遭遇挑战的分业监管

改革开放初期的十几年，中国金融业是综合经营，但结果混乱，导致监管部门决定采用分业监管的方式。随着证监会、保监会和银监会的成立，中国金融业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模式得以确立。

分业监管部分解决了当时的混乱问题，但随着开放程度不断加深，这一监管模式受到了全球金融一体化和综合经营的挑战。严格区分金融业的经营品种，束缚了中资金融机构在金融工具方面创新的动力，而境外金融机构的核心竞争力往往体现于此。如何使中国金融监管更加有效率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好的金融监管有四个目标：(1)保持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安全;(2)保持金融市场投资者的利益，突出表现在保护存款人利益;(3)创造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和良好的市场秩序;(4)允许金融业创新活动，允许金融机构为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以保持并不断提高竞争力。有效监管的标准是，促使金融部门最大限度地达到以上四个目标。

现在，国际上金融监管有几个明显的发展趋势：一是，由合规性监管转向导向性监管，即只确定监管目标，中间过程由金融机构在允许范围内自主决定;二是，由直接监管转向间接监测;三是，由被动式监管转向互动式监管;四是，随着金融服务国际贸易迅速发展，金融监管趋于国际化。

中国金融业缺乏创新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监管部门的监管缺乏必要的灵活性，基本属于风险厌恶型监管，对金融机构的产品创新，否定多、肯定少。监管过度的结果之一是，高成本的金融创新。再加上分业监管本身就具有风险厌恶的特征，基本上不会批准银行、证券、保险三者交叉的新业务品种，这对金融机构的创新和金融市场的发展是不利的。

(四)次贷危机的经验和教训

次贷危机威胁到金融安全，从次贷危机中我们能够学到的东西很多，主要有以下五条。

第一条，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必须要正确和稳健。这一点对整个金融的稳定至关重要。这里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组合，但是我更强调货币政策，比如说利率、汇率、货币供应量、金融市场，这些大的宏观变量要协调一致，才能够保持经济和金融的稳定。

如果货币供应量过多、利率过低的时间很长，就可能造就金融资产泡沫的土壤。中央银行的主要责任人要有反潮流的勇气和智慧，一个不被市场和公众批评的在任央行行长，是不会在历史上站得住的行长。

第二条，没有“免费的午餐”，违背市场规律必然要付出代价。我们知道，新增次贷贷款的时间大概是2002年到2006年这五年。如果房价继续上涨，次级贷款这个游戏就可以进行下去。但是很多不够标准的人借了贷款，其中有很多人管理不了自己的债务，利率和房价的变动就产生了金融风险。

我们知道在整个消费群体中不是所有的人群都适合贷款，这并不是说穷人就应该没有房子住，解决穷人住房问题可以用财政政策或者其他的政策来解决。如果用一种金融创新使不符合标准的人得到贷款，好像解决了问题，实际上造成了更大的金融风险，代价非常昂贵。这又一次验证了经济学上所说的没有“免费的午餐”，金融业必须要按市场规律办事。

第三条，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过度相信评级公司。买次贷金融资产的投资者和机构做了一定的尽职调查，但不可能把资产包里每笔贷款都调查清楚。由于信息不对称，投资者和机构只能相信评级公司。评级公司的模型是根据历史数据做的，里面有很多假设，比如对房价的假设、对GDP的假设、对通货膨胀的假设、对利率的假设等。

这些模型里当对风险的预期与实际情况相差较大的时候，评级的误差就会很大。这时候，监管当局实际上应该从宏观政策的角度及时发现风险，但是看来监管当局做得不够，没有及时向市场提出足够的警示。

第四条，风险暴露以后，产生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很多人没有估计到次贷危机会有这么大的冲击力。这种冲击力的传导机制是由于不确定性损害了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损害了全世界中心市场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和投资银行的经营状况。

第五条，货币当局的稳定措施，不断地在“防止危机”和“道德风险”两方面权衡，非常困难。危机来临之后，英格兰银行、欧洲央行、美联储在对待危机的前后态度、表态，以及在救助的及时性、救助的方法方面有些不一致。

所有这些不一致，实际上都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要防止危机的扩散，比如流动性紧缩导致利率大幅度上升，防止信贷紧缩和经济衰退。另一方面，要防止道德风险，防止不负责任地依赖政府的道德风险。这两者的权衡，是货币当局采取稳定措施中最困难的。

还有一个困难，如果货币当局介入太多，接受许多有问题的资产做抵押品，实际上影响了这些资产在市场上的出清和价格发现，使得市场调整期延长，暂时掩盖了问题，市场出清和价格发现会减慢。货币当局应该找到一个有效的方式，既能够防止危机的扩散，又防范道德风险，还能够最大效率地保证市场价格发现和市场出清的功能。

第二篇：新闻从业者逻辑分析路径探讨

新闻从业者实践逻辑的分析工具

新闻从业者的实践是其有关新闻传播的所有行动，这里的实践指新闻从业者的日常性活动。本文对新闻从业者实践逻辑的分析来自于布尔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体系。这是一套由“场域”、“资本”和“惯习”三个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建构起来的理论体系，实践是惯习、资本和场域相互作用的结果。

场域

所谓“场域”，布尔迪厄把它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①布尔迪厄认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而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②所谓的“小世界”就是“场域”。这样一来，布尔迪厄就用“场域”的观念把社会生活划分为一个个彼此独立又密切相连的空间：社会是个“大场域”，它由一个个相互独立又相连的“子场域”构成，每个子场域都具有自身特有的逻辑和规则。

“场域”不能被理解为被一定边界包围的领地，也不等同于一般的领域，而是在其中有内含力量的、有生气的、有潜力的存在，是一个充满斗争和竞争的空间。布尔迪厄认为，场域运作和转变的原动力“在于它的结构形式，同时还特别根源于场域中相互面对的各种特殊力量之间的距离、鸿沟和不对称关系”。③这些特殊力量，实质上就是特定的资本，资本产生了场域中的权力。在场域中占据不同位置的行动者用各种策略来保证或改善自己在场域中的位置，获取更大的利益以便进行自身的再生产。场域展示的是由不同的权力（即资本）所决定的处于不同位置的行动者之间的客观关系。

资本

布尔迪厄把资本视为积累起来的劳动（以物化的形式或“肉身化”的形式），这种劳动可以作为社会资源，在排他的基础上被行动者或群体所占有。布尔迪厄认为资本主要有四种基本类型：经济资本（如货币、财物或产权）、文化资本（以知识、信息为主，包括身体化的、客观化的和制度化的三种存在形态）、社会资本（主要体现为社会关系网络，尤其是社会头衔）和符号资本。各种资本之间存在相互转换的可能性，但经济资本能够比较容易地转化为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而后者向经济资本的转化不一定能够成功。经济资本是具有决定力量的资本。每个场域、个人都有自己的特定资本，资本的特性是与权力相连，资本是一种权力形式。一个人拥有的资本的数量和结构决定了他在场域空间中的位置。

惯习

“惯习”是与“场域”相对应的概念，它是场域中关于行动者的理论，每一个场域都有属于自己的“性情倾向系统”——惯习。所谓“惯习”，也就是“知觉、评价和行动的分类图式构成的系统”。④惯习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积累的一套应付各种环境挑战的经验，但它又不是一般的经验，而是具有比较固定的结构，沉积于人们思维深处的、几乎能自动处理问题的经验，类似于生物的条件反射。经过潜移默化的教育和场域内的实践，行动者会形成一种类似下意识的惯习，它会在行动者不自知中引导其个人的走向和未来。布尔迪厄认为惯习是行动者在场域里的社会位置上形成的对客观位置的主观调适，是一种“外在性的内在化”。惯习是实践的生成机制，它遵循一种实践的逻辑。在惯习的作用下，行动者的实践并不完全来自理性的策划和计划，有许多来自感觉而不是深思熟虑，但是在外人眼中，这些行为又恰好是某种情况下行动者最合乎理性的行为。

根据以上三个概念，可以把场域理解为，处在不同位置的行动者在惯习的指引下，依靠各自拥有的资本进行斗争的场所。场域中行动者进行实践活动的策略选择取决于他们在场域中的位置，即特定资本的占有与分配情况，同时还取决于他们对场域的感知。而场域中的特定位置所具有的特定视角将影响他们对场域的感知。所以，实践是由资本、惯习与场域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用一个公式表示就是

新闻从业者实践逻辑的分析路径

按照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可以把大众传媒的实践空间理解为一个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空间，也就是媒介场域。所谓媒介场域是指以规模生产的大众传播媒介（如电台、电视台、报社等）为主体、由与新闻传播活动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各方机构和个人组成的相对独立的遵循自身独特逻辑和规律运转的客观关系网络。

以信息为表现形态的文化资本是媒介场域的基本资本类型，它构成了媒介场域的逻辑起点。但是文化资本只是媒介场域的显性资本类型，在更多的情况下，文化资本是以一种符号资本的形态被确认的，“文化资本往往首先是作为一种符号资本而起作用的。”⑥同时，其他场域以及媒介场域内部行动者本身具有的资本以隐性的但强有力的方式侵入媒介场域，参与、影响甚至决定着媒介场域的运行过程，如经济资本、政治资本等。资本总量和

第三篇：中国金融业发展概况

中国金融业发展概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在改革创新中不断发展壮大，金融机构和从业人员数量大幅增加，金融规模明显扩大，各种不同性质的银行机构遍布全国，承担着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职能，保险机构从小到大、证券机构从无到有呈现出快速发展势头，初步形成了银行、证券、保险等功能比较齐全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对优化资源配置、支持经济改革、促进经济平稳快速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多种性质的银行机构在创新中发展，银行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的进步

（一）现代银行体系基本确立

我国银行业从原来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发展到已拥有近万家法人性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既有商业银行，又有政策性银行；既有大型商业银行，又有中小商业银行；既有主要服务于城市的城市信用社、城市商业银行，又有主要服务于农村的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和合作银行；既有传统意义上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又有如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银行业金融机构；既有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又有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银行业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也不断丰富和完善，从简单的存、贷、汇业务，到现在多样化、个性化的金融服务，传统银行业务模式发生重大转变，金融超市功能开始逐步显现。与30年前相比，我国银行业组织体系更加健全，机构种类更加丰富，市场竞争更加充分，服务功能更加完善。

（二）银行业整体实力明显增强

资产总量快速增加。从资产规模上看，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我国银行业资产总量不过数千亿元；30年后的今天，我国银行业资产总量已经超过50万亿元，比改革开放初期增长了100多倍。

资产质量不断提高。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已从1978年的3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8%左右，其中已股改国有商业银行平均不良贷款率仅为2%左右，已经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银行的平均水平。

资本充足情况明显改善。我国银行业从原来的资本严重不足，甚至为负值，经过不断深化改革，目前已达到8.4%左右的资本充足率平均水平，其中已股改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平均达到了12%左右；到2007年底，资本充足率达标的银行已有161家，达标银行资产占商业银行总资产的80%。

（三）银行改革不断深化

银行改革始终伴随着银行业的发展，并成为银行业发展的主要动力。经过30年的不断改革和发展，中央银行管理体制改革迈出关键性步伐，以“一行三会”为主体新的央行管理体制初步确立。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稳步推进，重新迸发出勃勃生机；股份制银行和政策银行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农村信用社改革全面推开，并取得阶段性成果。适应市场化、国际化要求的商业银行体制基本确立，市场化程度大幅提升。通过引进各类资本对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造，实现了银行业产权的多元化；现代公司治理机制逐步建立健全，管理与决策的科学化水平不断提升；流程银行建设得到有力推进，业务流程全面优化；内部控制机制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全面风险管理能力显著提高；科学激励约束和绩效考核机制逐步完善，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用人机制和合理、有效的薪酬分配机制不断完善，广大员工的积极性得到极大的激发。

（四）利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

利率市场化是银行业改革和发展的关键。1993年，我国明确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基本设想，1995年初步提出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基本思路，并从“九五”计划的第一年起开始付

诸实施：国家开始将一些资金置于货币市场中，通过市场机制来确定其价格，实现资金定价的市场化，其中二级市场先于一级市场；存款利率改革先放开大额、长期，对一般存款利率是实行严格管制的；贷款利率改革走的是逐渐扩大浮动幅度的路子；在本、外币利率改革次序上，外币利率改革先于本币。

（五）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成功实施

1979年以后，我国外汇管理体制逐渐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向市场管理过渡。到1993年前，已经基本建立健全了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外汇管理模式。这一时期的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逐步完善外汇经营管理组织体系，二是实施了外汇管理条例及一系列实施细则，三是实行外汇上缴与留成制度，建立外汇调剂市场，四是对人民币汇率不断进行改革，市场化程度提高。

从1994年开始，我国进行了新一轮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为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实现人民币可兑换奠定了基础。一是实现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二是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度，逐步实现经常项目下人民币自由兑换。三是建立银行间外汇市场，改进汇率形成机制，保持合理及相对稳定的人民币汇率。

2005年7月21日，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一改革是继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针对国内经济发展和国际形势需要，按照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的原则，我国汇率形成机制迈向市场化的又一重大改革。与此同时，结合新汇率制度的运行特点和市场主体规避汇率风险的需要，及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外汇市场发展的政策措施。新体制运行以来，人民币汇率小幅双向波动，市场弹性不断增强，保持了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1996年底我国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目前正在进行资本项目可兑换的系列改革。在实践中我国资本账户下的大部分资本项目已有相当程度的开放。

（六）金融宏观调控成效显著

银行业的快速发展使金融宏观调控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金融宏观调控从中国实际出发，针对不同时期经济和金融形势特点，运用不同货币政策工具的组合，灵活调节货币供应量，保持币值稳定，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例如，在1992-1996年经济严重过热时期，人民银行采取了包括提高利率、开办保值储蓄、调整信贷结构和投向、加强金融监管等在内的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从而使国民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再如，在1998-2002年经济趋冷时期，人民银行采取了包括引入公开市场操作、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等在内的积极货币政策，在保持币值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又如，在2003-2007年经济出现偏热时期，人民银行根据宏观经济和物价形势继续采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增强货币政策的前瞻性、科学性和有效性，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适当调控货币信贷总量，优化信贷结构，在总量上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同时，注重加强预调和微调，既支持了经济增长，又防止了通货膨胀和金融风险。从2007年下半年起，为了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人民银行又及时采取了从紧的货币政策。

（七）银行服务水平迈上新台阶

坚持金融为国民经济服务的基本指导方针，不断转变服务理念，创新服务手段，提高服务效率，银行业服务国民经济的功能进一步提升，作用进一步突出。30年来，我国银行业提供的贷款基本上满足了社会对资金需求，信贷结构和质量不断提升，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金融主力军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主动适应经济发展和金融需求的变化，努力提供便利化、多样化、个性化的金融产品，金融创新步伐加快，服务充分性不断提高。充分发挥银行业在宏观调控中的独特功能，在历次宏观调控中有效发挥了金融杠杆作用，有

力促进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推动了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银行业作为金融业的主体，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显著提升。

二、保险业得到快速发展，不断取得历史性跨越

30年的改革开放不仅带来了我国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也为我国保险业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保险市场只有一家公司经营，全部保费收入只有4.6亿元。2007年，全国保险机构达到120家，总资产达到2.9万亿元，实现保费收入7036亿元，市场规模增长1529倍，我国已逐步成长为新兴的保险大国。

（一）保险业地位不断提高

整体实力显著增强。2007年全国实现保费收入7036亿元，是2002年的2.3倍，超过1980年到1999年20年全国保费收入的总和。保险公司总资产达到2.9万亿元，是2002年的4.5倍。

行业竞争力不断提高。30年来，保险业的体制机制、资本实力、人才队伍和技术手段发生了深刻变化，保险公司业务结构不断优化、经营管理水平逐步提高。在还有大批新公司尚未进入盈利期的情况下，初步统计，2007年全行业盈利633.4亿元。以中国人寿为例，其净资产收益率从2004年的5.1%上升到2007年的16.5%，基本达到世界领先的保险集团水平。

保险风险得到有效防范和控制。改革开放以来，保险业坚持把防范化解风险作为生命线，基本解决了偿付能力不足的问题，及时消除了保险业快速发展中出现的重大风险隐患，建立并完善了化解保险风险的长效机制。目前，保险业整体偿付能力充足，不良资产率低于1%。总体而言，中国保险业成绩显著，取得了长足发展。

（二）保险行业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改革开放来，保险业自觉将行业发展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不断增强服务和谐社会建设的能力，逐步成为服务民生、改善民生和保障民生的重要手段，成为支持投资、扩大消费和保障出口的重要因素，成为优化金融结构、提高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力量，成为促进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创新、提高政府行政效能的重要方式。

为经济社会提供保障力度不断加大。2002年以来，保险业累计赔款与给付7000多亿元。面对2003年的“非典”疫情和历次重大自然灾害，保险业勇担责任，为民分忧，较好地发挥了经济补偿功能。在服务新农村建设方面，承保6省（区）试点的政策性农业的主要作物面积1.4亿亩，占试点地区播种面积的70%。2007年全国共承保能繁母猪2888万头，占全国存栏总量的60%。在31个省区市累计为5000万人次的农民工提供了保险保障。在14个省114个县（市）参与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在参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方面，为人民群众未来的养老和健康方案积累准备金1.9万亿元。专业养老保险公司受托管理企业年金业务150亿元，占全部法人受托业务的90%。在支持国家“走出去”战略方面，出口信用保险累计支持对外贸易与投资1000多亿美元，为5000多家企业提供了风险保障服务。

（三）保险监管体制改革取得初步成效

在保险监管方面，八、九十年代保险管理体制属“金融型”，即“银行管保险”。1980年保险机构恢复之初，仍然沿用1964年以来的建制，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直接属于中国人民银行，为局级专业公司，其管理体制也基本上沿袭50年代的总、分、支公司垂直领导形式。但是，随着保险机构的迅速壮大和业务领域的不断扩展，作为全国唯一的国家独资的保险企业，其经营管理体制上“统得过死”、“责、权、利不清”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因此，1998年11月18日，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分拆成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后，成立了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保监会）。保监会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根据国务院授权对中国保险业履行行政管理职能，并实施市场监管。这是保险监管体制的重大改革，标志着我国保险监管机制得到了进一步完善。自保监会成立以来，它对中国保险业的规范发展

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三、证券机构从无到有，证券业在曲折中实现快速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证券业积极创新、从零起步，在满足企业和投资者的投融资需求、优化资源配置、推动金融创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已经成为推动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必不可少的一支重要力量和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新兴产业。

（一）证券业的发展迈上新的台阶

30年来，证券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不成熟到逐步完善的过程，目前已到了一个新的起点。

产业形态相对完整。2006年末，我国证券业总资产达1.1万亿元，从业人员近8万人，证券营业部近3000家，基金产品321只。投资银行业务、经纪业务、证券投资业务和基金理财业务分别为直接融资需求、交易需求和投资需求提供媒介服务，形成了直接融资的基本业务链条；各项业务已经延伸到了全国各地，完成了区域布局，组成了基本的产业元素。从业人员素质较高。截至2006年6月30日，获得证券业从业资格共161157人，其中获得证券执业资格7万人。另有75名香港专业人员获得内地证券从业资格。已注册证券从业人员68473人，占证券从业人员总数的89.8%。目前证券行业具有高管任职资格的553人，其中具有执业资格证书的371人，占总人数的67.1%；已通过了证券公司高管人员能力测试培训的314人，占总人数的56.8%。

产品性能基本合格。证券产品的性能表现在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三个方面。随着证券公司综合治理不断推进和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证券公司的违规风险已经大大减少。基础性制度建设稳步推进，证券公司客户资产安全保障大大加强，客户保证金基本实现了独立存管，证券产品的安全性能大体合格。

（二）证券业改革不断取得进展

我国证券业是一个新兴产业，存在很多基础制度和生产要素的缺失，需要持续推进改革和创新，实现行业的规范发展。近20年来，证券业坚持了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加大了改革的力度，如大力培育开放式基金，改善投资者结构；发挥主承销商勤勉尽责的作用，把好发行关；推行券商增资扩股的核准制，壮大机构实力；发展网上交易，扩大投资者规模；实施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化解行业风险，完善证券公司规范运作的基础性制度；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拓宽合规资金入市渠道等等，各项改革都取得了较大进展。

现代企业制度架构已经成型。按照《公司法》要求，我国证券公司大都注册为股份有限公司，建立了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依照公司章程构建相应的现代企业制度；根据《证券公司治理准则》的要求，按照现代金融企业的标准，建立健全内部制衡机制，落实股东、董事、监事的知情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并促使其正确行使权利。同时，按照《证券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的要求，以制度建设、机构设置和技术改进为手段，以客户资产管理和证券自营、资产管理、国债回购等业务为重点，以遵规守法和控制风险为准则，建立和完善内部管理与控制机制，为公司内部实现科学有效的管理奠定坚实的组织基础。

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工作成效显著。近年来，随着证券市场的结构性调整和改革力度加大，证券公司经营和发展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迫切需要采取措施进行综合治理。为此，按照风险处置、日常监管和推进行业发展三管齐下以及防治结合、以防为主、标本兼治的总体思路对证券公司实施综合治理。经过两年多的不懈努力，基本化解了历史遗留风险，挪用客户保证金、挪用客户债券、股东及关联方占用、违规委托理财和账外经营等违规风险事项已基本清理完毕；2006年末，证券公司扭转了全行业连续四年亏损的局面，全行业财务状况创历史最好水平，初步形成了防范风险、促进证券公司规范发展的有效机制。

壮大机构投资者工作顺利推进。证券业始终把发展机构投资者作为战略性任务加以实

施，即使在市场最艰难的时期也从未动摇和犹豫。在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的方针主导下，积极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稳步推进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试点和商业银行开办基金管理公司试点，出台了社保基金、保险资金、企业年金直接投资股市的政策。市场最早只有封闭式基金，3年之后开放式基金被适时推向市场。之后不久，债券基金、货币市场基金、系列基金、保本基金、开放式交易型指数基金（ETF）等也相继被引入市场，具有中国本土创新特色的上市开放式基金（LOF）也顺利诞生。基金业在较短的时间内就成功地实现了从封闭式基金到开放式基金、从资本市场到货币市场、从内资基金管理公司到合资基金管理公司的三大历史性的跨越，走过了发达国家几十年的历程。

行业监管和法制建设明显加强。1992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宏观管理的通知》，监管体制开始向集中监管过渡。1998年4月，国务院对证券监督管理体制进一步改革，明确由中国证监会对全国证券期货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管。根据《证券法》规定，中国证监会在全国中心城市设立了36个证券监管局，作为证监会的派出机构，履行监管职责。至此证券业监管体系和职责已基本理顺，一个以中国证监会为核心，由各地派出机构、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等组成的覆盖全国统一的多层次监管架构初步形成。同时，出台了70余部与《证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和行业规章，《证券投资基金法》及6个配套规章也已经全部颁布实施；证券业协会累计发布协会章程和自律性规则43件，初步建立起行业自律框架；以《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为核心，各类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为配套的、较为完善的证券业监管法规体系和自律规则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对从业机构与人员的资格准入、行为规范和主要业务环节等均有了明确的标准和制度，中国证券业开始全面走入法制化和规范化轨道。

（三）证券业的对外开放稳步推进

推动建立中外合资证券经营机构。严格履行加入世贸组织就中国证券业对外开放做出的承诺。截至2006年底，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已批准4家合资证券公司；设立21家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在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直接从事B股交易的境外证券经营机构分别为39家和19家。不仅全面实现了证券业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同时推动了我国证券业对外开放。

认真实行QFII试点。为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证券业审慎试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制度，已批准52家境外机构获得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资格，12家机构批准成为QFII托管行，其中5家为外资银行。这是在资本项目下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情况下，采取的开放证券业的过渡性措施，该项措施超出了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另外，2006年开始引进注册国际投资分析师（CIIA）考试，促进我国证券业的国际化发展。

加强与国际组织交流与合作。我国与近30个国家（或地区）签署了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国际交流与跨境监管合作广泛。中国证券业协会与韩国证券商协会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并定期互访，探索建立与其它国家证券行业协会开展长期深入合作的机制；先后加入亚洲证券论坛、亚洲证券分析师联合会、注册国际投资分析师协会、国际投资基金协会、亚太区投资基金年会等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机制；加强了与多国证券业界的联系。

四、金融行业稳步发展，金融创新引领金融业进步

金融监督管理不断加强。中国人民银行作为金融宏观管理部门，除承担金融调控职能外，还承担了金融稳定、金融市场、支付结算、征信管理、反洗钱等监督管理职责。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分别履行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的行业监管职责。中国人民银行、三家监管当局和财政部相互协调、密切配合，在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有力地维护了金融体系稳定，促进了金融业稳健发展。

金融市场在创新和规范中发展。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以货币市场、银行间外汇市场、证券市场、期货市场、保险市场、黄金市场等为主体的、较为完整的、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

系。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金融市场产品创新明显加快，除了传统的金融工具外，ABS、MBS和CDO等银行类创新产品、开放式基金等证券类创新产品，以及与风险管理相关的金融衍生品不断涌现。金融市场参与主体日益多元化，不仅包括商业银行、社会保障基金、信托公司、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和非金融机构，还引入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日益扩大，并在货币政策传导、资源配置、储蓄转化为投资、风险管理等方面发挥了日益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金融改革进程加快推进。2003年以来，中国政府启动了新一轮的金融改革。目前，农村信用社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历史包袱得到初步化解，经营状况开始好转，支持“三农”的实力进一步提高。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财务可持续能力显著增强，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开始发挥作用。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其他中小金融机构的改革与重组也在加快推进之中。

金融运行规则日趋健全。为适应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金融业稳健发展的需要，2003年12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修正案，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同时，《证券法》、《保险法》、《票据法》、《信托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以及《破产法》等相关的金融法律法规也在制定和完善中。此外，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根据国际惯例，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实施审慎监管标准，制定了大量的金融业部门规章和规范、指导性文件，为金融业改革、开放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法律、制度保障。

金融业对外开放稳步推进。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以来，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步伐明显加快，按照承诺开放了对外资银行、外资保险公司的地域限制和业务限制，证券市场先后开设了针对外国投资者的B股市场，允许部分国有大型企业在海外上市，允许中外合资企业在A股市场融资，并在A股市场实施QFII制度。截至2004年末，共有19个国家和地区的67家外资银行在我国设立了211家营业性机构，合格境外投资者队伍达到27家，中国境内外资保险公司达37家。此外，还开放了汽车融资金融服务，4家外资汽车租赁公司相继成立；扩大了境外金融机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的比例，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等引入了国际战略投资者。

金融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基本建立了覆盖广泛、功能齐全的跨市场、跨境支付结算体系，人民币在香港和澳门实现清算安排。以网络为基础的电子资金交易系统不断完善，实现了银行间债券市场券款对付（DVP）清算，为投资者提供了安全、高效、便捷的资金交易和清算服务。中央银行建立和完善了一系列的金融监控信息系统，支付清算、账户管理、征信管理、国库管理、货币金银管理、反洗钱监测分析、金融统计监测管理信息等和办公政务实现了信息化。商业银行的综合业务处理、资金汇兑、银行卡服务等基本实现了计算机联网处理和数据集中处理，自助银行、网络银行、电子商务、网上支付结算等新型金融服务迅速发展。

金融业虽然得到长足发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金融市场化程度不高；金融创新能力不足，总体竞争力不强；金融市场发展结构性失衡，直接融资比重低，城乡、区域金融发展不协调，对“三农”和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相对薄弱；金融企业公司治理、内部控制、风险管理有待进一步提高，经营机制尚未根本转变等。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改革的深入，这些问题将会初步改善，金融业也会得到更好更快

第四篇：中国对外开放的必要性

中国对外开放的必要性

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这是对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的深刻总结，是生产社会化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国际分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国际经济联系由流通领域扩展到直接生产领域，世界各国的社会再生产相互依存，联系更加紧密。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不能自我孤立，闭关自守。开放已成为当今世界的大趋势。

早在18世纪中期，第一次产业革命就开启了世界市场。到了20世纪中后叶，在以信息化为基础的新技术革命推动下，世界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经济全球化趋势更加明显，表现为生产领域的国际分工和协作不断深化和加强，国际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速度不断加快，跨国公司迅速发展。为应对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各国政府为在国际竞争中获得最大利益，纷纷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广泛的进行经济合作和交流，积极利用国外市场、资源、信息、技术和资金。在开放的世界中不实行开放的政策，只能限制自己的发展，是只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灾难。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是对中国发展历史的深刻总结。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是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在推进传统产业革命，赶上世界新技术革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如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管理经验不足、生产效益不佳等困难。这些困难如果得不到克服，已经确定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就有流产的危险。而要尽快妥善地解决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困难和矛盾，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就是实行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发展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实行对外开放，是保证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

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结构以后变的落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历史经验一再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是是不行的，要发达起来，必须对外开放。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存在着许多困难和挑战，需要通过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实施对外开放也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吸取人类文明成果，建设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需要。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学习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应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模式、管理方法。因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只有在继承和利用资本主义已经创造出来的全部生产力和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并结合新的实际进行新的创造，才能顺利建设成功。江泽民指出，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上应当有全面的认识。我们既要看到社会主义同他对立和斗争的一面，也要充分看到社会主义同它学习、借鉴、合作和利用的一面。因此，实行对外开放，是保证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是我国需要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

第五篇：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利率市场化进程 易纲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利率市场化进程(上)

易纲

2009-10-21

摘要：本文回顾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历程，系统总结了双轨制推进改革取得的成就。即一方面放松利率管制，推动金融机构自主定价，实现“贷款利率管下限、存款利率管上限”的阶段性改革目标。另一方面发展和完善市场利率体系，初步建立了以SHIBOR为代表的短期基准利率和以国债收益率曲线为代表的中长期基准利率体系。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中央银行不断完善调控理念和方式，利率已经成为调节经济运行的主要手段之一。文章对下一阶段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进行了规划，并在深层次上探讨了推进改革的条件。

关键词：利率市场化，宏观调控，改革

引言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基本设想。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优化金融资源配置”。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利率市场化改革进行了纲领性的论述，“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建立健全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利率形成机制，中央银行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市场利率”。至此，利率市场化的改革目标得以确立，强调了市场在利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明确了政府(中央银行)作为间接调控者的定位。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逐步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并实现了宏观调控由直接方式向主要依靠间接方式的转变。商品关系引入金融资源配置体系后，金融资源稀缺性同样要求通过价格机制甄别需求、提高配置效率，于是利率市场化改革和利率调控方式转变逐步进入了决策者的视野。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看，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从企业改革看，1986年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提出，全民所有制小型企业可积极试行租赁、承包经营，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要实行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从金融体制改革看，1993年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了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市场体系的职能定位。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相继颁布。推进利率市场化各方面的条件已初步具备。

一、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

(一)人民币贷款利率市场化

早在1983年，国务院就曾授予人民银行在基准贷款利率基础上，上下各20%的利率浮动权(《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国营企业流动资金改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的报告的通知》，国发[1983]100号)。从那时起，利率市场化就采取了与价格改革相似的“双轨制”推进方式，与管制利率并行，在边际上引入利率的市场化，使得改革具有帕累托改进的特征，在未触及实体经济部门利益的同时，提高了银行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在长期产业先行、金融抑制的政策惯性影响下，决策者的主要顾虑是贷款利率市场化会增大企业财务成本，同时改革也面临来自实体经济相关各部门的巨大阻力，因此一度有所倒退。1996年5月，为减轻企业的利息支出负担，贷款利率的上浮幅度由20%缩小为10%，浮动范围仅限于流动资金贷款。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在经济景气下滑的环境下，由政府替代银行进行风险定价的管制利率弊端日益凸现：由于银行对大客户的贷款相当于批发，对中小企业的贷款相当于零售，管制利率将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一刀切，造成银行没有积极性给中小企业贷款。为扩大中小企业融资，我们建议商业性贷款利率上浮上限统一扩大到30%，上浮原则按信用等级制定。理由是一方面在资金宽松的市场环境下，银行为竞争大企业等信用等级高的客户，不会上浮其贷款利率；另一方面由于收益对风险的覆盖程度提高，银行有动力增加对中小企业的信贷供给，从而实现增加信贷和货币供应的目标，也可推动贷款利率市场化进程。但协调相关部门非常艰苦，甚至到了苦口婆心的地步，我们提出“是否扩大贷款利率上浮幅度实质是‘真想还是假想支持中小企业’的问题，如果真想支持中小企业，就应该允许银行对中小企业收取较高的贷款利率，如果假想支持中小企业，就把银行的贷款利率限制死。”小企业缺乏利益代言人，而相关部门又担心浮动利率会导致大中型企业的融资成本上升，在多轮沟通后达成的折中结果是自1998年10月31日起金融机构对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上浮幅度由10%扩大到20%，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上浮幅度由40%扩大到50%，大中型企业贷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10%不变。

虽然这只是一小步，但却是贷款利率市场化的破冰之举。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1999年贷款利率浮动幅度再度扩大，县以下金融机构和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上浮幅度扩大到30%，但对大型企业的贷款利率上浮幅度仍为10%，国务院确定的512家大型国有企业贷款利率不上浮。

进入21世纪，中国的经济金融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金融体制改革取得了新进展，国有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改革进入实施阶段，其自主定价的意识和能力显著增强。金融市场中长期基准收益率曲线的构建为金融机构贷款定价提供了初步基准。中小企业贷款浮动利率的顺利实施弱化了相关部门的顾虑，贷款利率市场化的外部条件进一步完善。2002年，我们对进一步扩大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上浮幅度进行了研究，但由于对通货紧缩的担心犹存，有关政策未能出台。2003年以来，国内经济景气明显回升，扩大贷款利率浮动幅度可以发挥经济自身的适应性调节功能，符合宏观调控的方向。多方面的有利条件促进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003年8月，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地区信用社的贷款利率浮动上限扩大到基准利率的2倍。2004年1月，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的贷款利率浮动上限扩大到贷款基准利率的1.7倍，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的浮动上限扩大到贷款基准利率的2倍，贷款利率浮动上限不再根据企业所有制性质、规模大小分别制定。2004年10月，基本取消了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利率上限，仅对城乡信用社贷款利率实行基准利率2.3倍的上限管理，人民币贷款利率过渡到上限放开、实行下限管理的阶段，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

(二)人民币存款利率市场化

与贷款利率市场化相比，存款利率市场化更为审慎，主要原因是存款利率市场化要求银行具备健全的产权约束机制和经营体制，否则一旦引起价格恶性竞争，便有可能引起存款搬家，影响金融体系安全。为探索存款利率市场化的有效途径，发展直接融资，促进金融机构集约化经营，1999年10月，人民银行选择了风险相对可控的机构间批发市场进行存款利率市场化的初步尝试，允许商业银行对保险公司试办长期大额协议存款，利率水平由双方协商确定。2002年至2003年，协议存款试点的存款人范围逐步扩大。由于金融机构资本约束机制难以在短期内形成、片面追求扩张的冲动依然较强，在零售市场上存款利率的放开可能导致金融机构间哄抬利率的非理性价格竞争，有约束的是利率上限，因此对零售存款利率形成了“管住上限，向下浮动”的市场化思路。2004年10月，与贷款利率下限管理同步实行了存款利率上限管理。

“贷款利率管下限、存款利率管上限”的另一考虑是在一段时期内限制银行价格恶性竞争，合理保护银行业的利润水平，弥补长期低贷存利差对银行资本和自身发展能力的透支，为银行改革赢得时间。在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风险管理框架下，这一政策还赋予银行运用利率杠杆主动调整资产负债规模和结构的空间，有利于发展直接融资。

(三)境内外币利率市场化

与人民币存贷款利率不同，境内外币存贷款利率市场化由于市场基础较为成熟，步伐相对较快。2000年9月，外币贷款利率和300万美元以上大额外币存款利率放开。2003年7月小额外币存款利率管制币种由7种外币减少为4种。同年11月，小额外币存款利率下限放开。2004年11月，1年期以上小额外币存款利率全部放开。

(四)以逐步放开利率管制的方式推进市场化，理顺和简化必要的管制利率

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虽然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自主定价空间不断扩大，但由于金融交易需求日趋多元化和通过差别利率贯彻产业政策的冲动，改革开放以来的前20年间管制利率体系不断膨胀。国家作为非利益主体制定的管制利率体系扩张滞后于市场的创新力量，难以满足新的金融活动定价需要，“正面清单”作用束缚了市场的发展，而差别利率也违背了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许多优惠利率政策还成为企业逃避市场竞争的避风港。

为扭转管制利率自我膨胀的惯性，鼓励市场定价与创新，人民银行采取逐步放开利率管制的方式推进市场化。只要是有条件实现市场化定价或不必要的差别化利率品种均予以放开。对于放开条件尚不成熟或国家产业政策特殊需要的利率品种，在保留必要管制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进行简化。1996年以来，放开了同业拆借利率，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发行利率和回购利率等6个品种的批发性市场利率，在银行间市场全面实现利率市场化。简化人民币存贷款利率体系，放开人民银行及金融机构的存贷款管制利率品种69个。放开外币存贷款管制利率品种48个。截至2008年，放开的本外币管制利率累计达123个品种，管制利率减少到24个品种(见表1)。

(五)金融机构定价机制建设

利率市场化的实质是市场取代货币当局成为利率定价主体的过程，改革的进度与成败更多地取决于金融机构自身定价体系建设情况。为此，在扩大金融机构存、贷款自主定价空间的同时，我们在培育金融机构自身定价体系方面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1998年首次扩大银行贷款利率浮动权时，我们在北京、上海、浙江、福建等地组织商业银行、信用社、企业进行了专题调研，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全国性银行(建设银行)和区域性银行(上海银行)的贷款利率浮动管理办法作为模板，发送各银行参照制定各自的管理办法，并要求银行编制相关模型和测算软件，建立利率定价授权制度。2003年，在进一步扩大银行贷款利率浮动权时，我们再次强调各银行和城乡信用社应进一步完善贷款利率定价制度和技术，并针对农村信用社起点低和个体差异显著的特点，专门制定了菜单式的四种贷款利率浮动定价模板发送到各地农信社，由其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修订后，形成自身的贷款利率浮动管理办法。贷款利率定价模板发挥了政府主导的效率优势，大大降低了制度建设的学习和实施成本。我们的评估表明，目前各商业银行和城乡信用社已基本建立起根据贷款成本、风险等因素区别定价的利率管理制度，有条件的商业银行还加强了利率定价系统和内部转移定价体系的建设，沟通了市场利率与存贷款利率间的传导与反馈机制，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强化了以资本收益为核心的现代银行经营管理机制。同时，通过建立和完善存贷款利率报备制度，实现了银行和城乡信用社按月向人民银行反馈存贷款利率浮动情况，督促银行建立了集中统一的利率数据采集、分析系统，推动银行建成了覆盖全行的利率风险计量与控制系统。同时人民银行也获得了全国范围利率走势的动态情况，为货币政策制订、实施和评估提供了重要依据。

二、市场利率体系的建立

中国的利率市场化采取双轨制推进的方式，不是单纯放松存贷款利率管制，而是通过引入利率的市场化，通过形成经济学意义上的帕累托改进，减少改革阻力。在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格局下，资金批发市场利率市场化不会影响企业的融资成本，同时还有利于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因此总体较为顺利。

(一)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先行放开

上世纪80年代，随着拨改贷的推进，专业银行逐步恢复，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金融机构呈现多元化发展，机构间资金余缺调剂的需求推动同业拆借市场迅速发展，资金批发市场初具规模。由于当时金融机构体制改革尚未到位，在投资饥渴的需求刺激下，这一市场曾经出现乱拆借的现象，市场区域分割和不透明也加大了管理部门监测市场的难度，导致高风险拆借行为盛行。为此，拆借利率一度实行上限管理。90年代，同业拆借的相关制度规范不断完善，专业银行商业化改革取得阶段性进展，同业拆借业务实现全国联网并生成了统一、透明的中国银行间拆借市场利率。拆借利率放开的制度、主体和技术条件趋于成熟。1996年6月取消拆借利率上限管理，实现了拆借利率完全市场化。

(二)放开债券市场利率

拆借利率市场化形成了相对独立于原有存贷款管制利率体系的市场利率，一方面为市场注入了创新的原动力，推动了金融机构间市场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也为资金批发市场利率的市场化提供了一个先例。在银行间市场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制度先行的理念，也为市场化的金融创新产品平稳实现利率市场化营造了有利的制度环境。值得强调的是，在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模式下，政府本身往往在市场发展初期担当了创新的领跑者。1996年，财政部开创性地通过交易所平台实现了利率招标、收益率招标、划款期招标等多种方式的市场化发行，并根据市场供求状况和发行数量，采取了单一价格招标或多种价格招标的方式(高坚，1997)。国债发行的创新开风气之先，为此后金融债、企业债的创新树立了榜样。1997年6月，银行间同业市场开办债券回购业务，债券回购利率和现券交易价格均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同步实现了市场化。1998年9月，两家政策性银行首次通过人民银行债券发行系统市场化发行了金融债券。1999年，财政部首次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以利率招标的方式发行国债。

银行间市场利率的市场化，成功建立了管制利率之外的资金配置体系，使利率的市场化范围不断扩大。银行间市场利率的形成和完善为商业银行自主定价提供了基准收益率曲线，为管制利率市场化和银行完善内部定价机制准备了条件。

(三)培育金融市场基准利率体系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金融市场替代中央银行成为基准利率提供者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建设承担了多项职能，既为银行提供定价基准，引导建立银行内部定价和资金转移体系，也为中央银行提供利率间接调控的操作目标和监测指标。由于存在较大的外部正效应，基准利率体系建设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近年来，人民银行以制度建设为抓手，通过发展金融市场大力培育基准利率体系。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采取了开放性的市场准入政策，促进了银行间市场的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市场成员范围不断扩大，交易量不断增加，市场品种和交易方式不断丰富，市场的广度、深度不断扩展，形成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中长期基准收益率曲线，为中长期企业和金融债务产品定价提供了依据。

为建立基于商业信用的短端基准利率，在借鉴伦敦、东京、香港和新加坡等国际金融市场基准利率形成机制的基础上，经过一年时间的摸索、酝酿和3个月的试运行，2007年1月4日，上海银行间拆借利率(SHIBOR)正式上线。我们制定了《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实施准则》，并成立了SHIBOR工作小组。经过一年的运行，3个月以内的短端SHIBOR充分反映了市场资金供求的变化，与拆借、质押式回购利率的相关系数均在0.8以上，隔夜、7天品种达到0.99。SHIBOR的市场代表性不断提高，以其为基准的市场交易不断扩大，SHIBOR在货币市场的基准地位初步确立(见表2)。

目前看来，SHIBOR运行中还存在3个月以上报价质量不高等问题，具体表现为交易价包含了一些超出市场安排的因素，包括与对手方的其他利益安排、利益调整等，使得交易价与报价存在差距，SHIBOR定价基准的作用亟待增强。未来SHIBOR能否成为一个公认、权威的利率基准，对于进一步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意义重大：

首先，SHIBOR的权威性决定了它能否在中央银行首肯下，替代官定利率成为市场存贷款利率定价的基准。只有当新的基准确立后，央行才能从存贷款利率制定一线淡出，将定价空间还给市场主体。以前我们最担心利率市场化后商业银行会恶性竞争，但现在一些大的商业银行都上市了，有董事会、独立董事、战略投资者(包括外资)等等，都会对商业银行的行为产生一些约束。在管制利率条件下，商业银行可以花很少的资源在定价上，但随着利率市场化的不断推进，定价必将是商业银行资源投入的一个主要方面，是其核心技术、核心竞争力的主要体现，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加以研究，而SHIBOR可以提供一个基准。如果央行放松了对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的管制，又没有其他可靠的替代基准，结果可能更坏。而放松管制的时机由新的定价基准成熟的时间决定。SHIBOR能否担当这一角色，对我国未来的利率市场化进程具有决定作用。

其次，SHIBOR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一头连接着市场，一头连接着商业银行内部转移定价。我们很多商业银行都是全国性大银行，在区域、产品、资产负债之间有很多内部转移价格。内部转移定价是业务管理、风险管理、经济资本分配与收益等各项指标算法的依据。如果行内对SHIBOR基准地位形成了统一的认识，同时在定价方面又有一些核心技术的话，可以将其应用到内部转移定价中，这对商业银行内部管理是非常重要的。SHI—BOR作为客观的、连接内外的市场价格，只有将它引入内部转移定价，才能建立基于市场基准的绩效考评体系，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科学、合理和令人信服地平衡总分行、各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

第三，SHIBOR还将是其他许多产品和制度安排的基准。目前有很多金融产品都与人民银行制定的某种利率挂钩，人民银行调整利率时，就需要考虑多方面因素，平衡利益关系，要求人民银行的工作人员具备更高的业务素质和调控能力。但是，平衡利益关系涉及不同的利益集团，情况会越来越复杂，就需要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客观的基准，那就是SHIBOR，通过对现有不同基准利率的比较、借鉴，真正实现SHIBOR的基准地位，有利于加快金融产品创新的步伐，为管制利率的进一步放开准备条件。

第四，从更广泛的角度考察，SHIBOR能否确立基准地位，还关系到中国货币、债券市场的纵深化发展，从而成为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基础设施和建立中央银行利率间接调控体系的前提条件。我们必须从全球化的视角考虑问题，全世界很多货币都有基准利率，例如LIBOR、EURIBOR、TIBOR等。未来如何增强SHIBOR的基准地位是需要市场成员和中央银行偕同努力、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三、完善中央银行利率体系

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完善中央银行利率体系、逐步实现中央银行利率调控由直接方式向间接方式转变成为货币政策调控和传导机制建设的关键内容。近年来，人民银行利率体系建设不断推进。

实行再贷款浮息。再贷款浮息是指中央银行根据货币政策调控意图，对金融机构再贷款(再贴现)利率实行随市场利率水平变化的安排，旨在理顺中央银行和借款人之间的资金利率关系，约束借款人行为，减少央行资产业务的财政补贴性质，避免流动性的被动投放和长期投放。在2004年物价出现上涨趋势、国民经济景气上升的背景下，我们研究出台了再贷款浮息制度，建立了再贷款、再贴现利率以市场利率为基础的确定方式，提高了再贷款利率管理的科学性、有效性和透明度，中央银行资产业务定价的功能由对借款人进行隐性财政补贴逐步转向服务于宏观调控。

优化央行存款利率结构。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中央银行的成熟做法看，央行的存款利率包括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和存款便利利率，后者一般构成货币市场短期利率的下限(如欧洲央行的做法)。2003年12月21日，人民银行改革了准备金存款利率制度，对金融机构法定准备金存款和超额准备金存款采取“一个账户，两种利率”的方式分别计息，超额准备金存款利率客观上发挥了货币市场利率下限的作用。经过2003年12月21日和2005年3月17日两次下调，汇改前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下调至0.99%。下调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与再贴现浮息安排的政策搭配，一方面拉大中美市场利率的负利差(2005年至2007年，美元利率高于人民币利率)，增大了投机人民币汇率的机会成本；另一方面控制央行基础货币被动吐出，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赢得了宝贵的三年时间。

此外，人民银行还改革了邮政储蓄转存款利率制度。邮政储蓄转存款利率是对邮政部门办理储蓄业务的一种补贴性质的利率，邮储吸收的存款转存央行可以获得无风险利差收益，这样的利率结构不符合中央银行利率改革的方向，还导致邮储转存款迅速增长，分流了部分农村资金。2003年，按照新老划段的方式，新增邮储转存款改为按照金融机构法定准备金存款利率计息。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通过利率市场化改革，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商业银行利率定价机制不断完善，利率在中国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中央银行利率体系也逐步向利率间接调控的方向转变。SHIBOR基准地位确立后，中央银行对利率的管制将逐渐淡出。未来可以探讨贴现利率与SHIBOR挂钩的可行性，以此为突破口，可为后续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提供经验。总体来看，中央银行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市场利率的利率间接调控机制、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利率形成机制和利率传导机制将日臻完善。

四、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利率调控

在中国，关于利率杠杆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曾一度试图废除商品生产和交换，否定信贷、利率等经济杠杆的作用。在低利率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高利率就是剥削的思想导向下，国家曾大幅调降存贷款利率、缩小计息范围，减少利率档次。然而即便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利率也未能被消灭，客观上仍发挥着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当时虽然利率低，但比无息强，由于投资渠道单一，存款有息还是发挥了鼓励老百姓储蓄、为银行集中资源发放贷款的积极作用。而低息贷款则导致投资饥渴和流动资金紧张，国家只能用计划的方式来配给信贷资源。1978年，国家强调逐步实现主要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利率才逐步作为宏观调控的工具。此后的三十年间，虽然利率调控的有效性备受争议，但在历次宏观调控中，国家一直重视发挥利率杠杆的作用。总体看，我国的利率调整先后经历了六个周期(见图1)。

(一)历次利率调控的基本情况

以1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为例，在六次宏观调控中，利率的调整方向均符合中央银行维护物价稳定的职责要求。从发展趋势上看，利率调整越来越注重预调、微调和灵活调整，并强调利率调整与利率市场化改革措施出台时机的统筹协调，使其在调控方向上保持一致(见表3)。

从六个利率调控周期持续的时间、利率调整的幅度和频率考察，前几次调控周期明显具有利率调整较为滞后的特点。2003年以来的第6轮调控周期在利率调整的灵活性和预调与微调方面明显改善。总体看，第1、2轮利率调控周期均为上调周期，主要原因是通胀来势迅猛，而依靠行政手段调控后总需求快速回落，利率政策在下行阶段尚未及时反应。当然，第1轮周期也存在弥补“文革”期间利率过低而上调的因素。第1轮调控周期历时36个月，平均每12个月调整一次，次均上调幅度为0.84个百分点。第2轮调控周期历时4个月，平均每2个月调整一次，次均调整幅度为0.72个百分点。

第3轮调控周期为包括上调和下调阶段的完备周期，其中上调阶段历时5个月，平均每2.5个月调整一次，次均上调幅度为2.07个百分点。周期内利率峰值持续时间13个月。下调阶段历时13个月，平均每4.3个月调整一次，次均下调幅度为1.26个百分点。

第4轮调控周期亦为完备周期，为抑制1993年开始出现的严重通胀，利率迅速上调，而在此后经济惯性下行中，利率较为缓慢地下调。此轮上调阶段历时仅2个月，平均每1个月调整一次，次均上调幅度达1.71个百分点。周期内利率峰值持续时间达33个月。下调阶段历时32个月，平均每5.3个月调整一次，次均下调幅度为1.2个百分点。

第5轮调控周期是为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我国出现的通货紧缩，利率政策的主要策略是维持较低的利率以刺激投资和消费，其间历时32个月，2次下调利率，平均每16个月下调一次，次均下调幅度为0.9个百分点，利率下调至改革开放后的最低水平。

第6轮调控周期截至2008年底已持续50个月，其中上调阶段历时38个月，采取了前瞻性的微调策略，共8次上调存款利率(9次上调贷款利率)，平均每4.75个月上调一次，次均上调幅度为0.27个百分点。周期内利率峰值持续时间]2个月。下调阶段主要为应对2008年下半年显著加剧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利率下调迅速，下调幅度大，2008年9月至12月，连续4次下调存款利率(5次下调贷款利率)，平均每月下调一次，次均下调幅度为0.47个百分点。

第5、第6轮利率调控周期也是利率市场化迈出重要步伐的阶段。在利率市场化政策出台的时机把握上强调了与利率调控政策的一致性。1998年以前，长期利率管制导致贷款利率难以覆盖中小企业贷款的高风险，商业银行贷款过度向大型企业集中，而1998年、1999年连续扩大中小企业贷款利率上浮幅度使银行能够借助利率上浮覆盖对中小企业贷款的损失，有利于调动银行的贷款积极性，扩大货币供应量，因此与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方向一致。2003年和2004年进一步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直至取消贷款利率上限、实行下限管理，使金融机构能够根据自身对经济景气和运行风险的判断更主动地调整利率定价策略，为后续利率政策的顺畅传导提供了制度支持。

(二)关于利率政策有效性问题

经济学理论认为，利率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主要通过影响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实现。从消费看，利率上升会鼓励储蓄、抑制消费需求。从投资看，利率提高将减少可盈利的投资总量，从而抑制投资需求。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都将利率作为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工具。

考察利率的调节作用，要以真实利率为尺度。图2列示了1978至2007年，1年期实际存款利率与实际GDP增长率波动间的相互关系(在高通胀时期，先后于1988年9月至1991年11月、1993年7月至1996年3月开办了长期保值储蓄存款，实际存款利率已补到零左右，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高通胀对居民存款购买力的影响)。总体上看，实际利率与实际GDP增长率呈反向变动关系，1978-2007年间，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29。自1993年国家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后，随着企业和金融机构产权制度改革的深化和各种价格管制的放松，利率传导的有效性提高，这种反向变动关系显著增强，1年期实际存款利率与实际GDP增长率的相关系数变为-0.75。

从利率水平看，三十年间在宏观经济景气偏热的阶段我国实际利率多次出现过为负的情况，负利率导致社会对信贷资金需求的膨胀，刺激贷款过快增长，常常使信贷规模管理受到挑战。取消信贷规模管理之前，信贷投放常常超出计划规模也表明即使在管制利率和直接调控下，微观主体对利率的敏感性仍比大家预想的要高。1996年至1999年间，真实利率偏高，使储蓄者受益而借钱者受损，收入分配向居民倾斜；过高的真实利率增加了企业的债务负担，企业亏损增大，投资意愿降低；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放贷约束增强，这是此后形成通货紧缩的原因之一。2003至2004年以及2007年，实际利率偏低甚至为负，收入分配向企业倾斜，增大了投资需求增长的动力，对通货膨胀构成潜在压力。观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不难看出中国经济周期在很大程度上是随着真实利率起伏波动的。

近年来，学术界对利率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研究，结果表明，利率对储蓄、消费、投资和实际产出有显著的影响(谢平、袁沁敌,2000)。名义利率调整对货币政策的中间变量和目标变量也都起到了一定的调节作用(江春、刘春华，2006)。真实利率对财富分配具有很强的效应，而在快速降息过程中，低的真实利率对扩大消费支出具有正向作用(宋国青，2008)。

(三)关于银行贷存利差问题

在存贷款管制利率体制下，银行的贷存利差由国家控制，各界常会质疑利差的合理性。图4显示了1978年以来金融机构贷存利差的变动情况。

从持续时间看，改革开放30年间银行贷存利差大于2%的时间仅占40%，而贷存利差为0或负的时间占比却达17%(若考虑银行对长期储蓄存款保值的支出负担，贷存利差为负的时间更长)。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20年时间里，金融机构的贷存利差一直偏低，体现了这一时期国家通过金融部门集中资源促进产业优先发展的政策导向。由于长期的金融抑制带来了金融市场发展严重滞后和市场基础薄弱、信息搜寻成本高等市场失灵问题，因此发展中国家由金融抑制向金融自由化发展的过程中需要经历“金融约束”阶段，即通过政府“有形的手”为金融业发展提供一个涵养期，通过价格和市场准人的管制，培育市场基础设施和金融机构微观机制。在一段时期内维持适度的贷存利差，可以为提高金融业竞争力和经济金融整体运行效率赢得时间。

2000年以来，持续稳定合理的贷存利差至关重要，它促进了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效益显著改善，提高了其消化不良贷款的能力，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和维护金融稳定提供了有利的环境。未来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和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融合，利差将逐步由市场竞争决定，我国商业银行应做好准备。

改革开放三十年，见证了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双轨制推进的成就，也见证了利率杠杆调节经济运行的强大力量。利率市场化与企业和金融机构产权制度改革、金融市场建设的步伐相契合，与宏观调控的方向与节奏相衔接。经历了管制利率的“破”与市场利率形成机制的“立”，市场供求在利率决定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利率杠杆经历了历次宏观调控“经济”与“行政”手段之辩的洗礼，在经济运行实践中逐步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这一进程将为历史所铭记。

五、结束语

本文主要从中央银行的角度、从利率管理的角度，提供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利率市场化的情况，目的是记录历史事实，为进一步分析打下基础。在文中笔者很少提及民间融资和利率市场化在温州等地试点这样一些重要事件，这并不是说市场的力量、民间的推动不重要，而是笔者想以后专门撰文论述市场力量在推进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笔者笃信市场经济，坚信市场经济能给中国人民带来福祉，一直不遗余力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近来笔者变得有些保守，对于中国如何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没有想清楚，笔者的困惑主要如下：

产权清晰、自由竞争和退出机制是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必要条件，这些条件在中国是否已经完全具备?当前推进利率市场化的焦点在于放开贷款利率下限和存款利率上限，由商业银行自主定价。那么，我们是否允许完全的自由竞争?而如果竞争失败，退出机制的约束又是否存在呢?

由于零售银行的外部性很强，我想上述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从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看，他们也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这里深层次的问题是，利率完全市场化和国家对大银行控股、存款保险以及国家注资银行等是有矛盾的。而对这一问题不进行梳理和总结，过度竞争和道德风险将难以避免。

结论：培育SHIBOR或其他市场基准是中国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在浅层次上的必要条件，而产权清晰和所有制多元化、打破垄断、有序退出、预算硬约束则是在更深层次上的必要条件。

改革开放三十年，见证了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双轨制推进的成就，也见证了利率杠杆调节经济运行的强大力量。利率市场化与企业和金融机构产权制度改革、金融市场建设的步伐相契合，与宏观调控的方向与节奏相衔接。经历了管制利率的“破”与市场利率形成机制的“立”，市场供求在利率决定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利率杠杆经历了历次宏观调控“经济”与“行政”手段之辩的洗礼，在经济运行实践中逐步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这一进程将为历史所铭记。

五、结束语

本文主要从中央银行的角度、从利率管理的角度，提供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利率市场化的情况，目的是记录历史事实，为进一步分析打下基础。在文中笔者很少提及民间融资和利率市场化在温州等地试点这样一些重要事件，这并不是说市场的力量、民间的推动不重要，而是笔者想以后专门撰文论述市场力量在推进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笔者笃信市场经济，坚信市场经济能给中国人民带来福祉，一直不遗余力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近来笔者变得有些保守，对于中国如何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没有想清楚，笔者的困惑主要如下：

产权清晰、自由竞争和退出机制是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必要条件，这些条件在中国是否已经完全具备?当前推进利率市场化的焦点在于放开贷款利率下限和存款利率上限，由商业银行自主定价。那么，我们是否允许完全的自由竞争?而如果竞争失败，退出机制的约束又是否存在呢?

由于零售银行的外部性很强，我想上述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从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看，他们也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这里深层次的问题是，利率完全市场化和国家对大银行控股、存款保险以及国家注资银行等是有矛盾的。而对这一问题不进行梳理和总结，过度竞争和道德风险将难以避免。

结论：培育SHIBOR或其他市场基准是中国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在浅层次上的必要条件，而产权清晰和所有制多元化、打破垄断、有序退出、预算硬约束则是在更深层次上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