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基本保障和实现路径
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基本保障和实现路径
通过“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振兴乡村目标，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提出强国富民战略安排之一。深入研究这一宏伟构想十分必要。
一、振兴乡村战略各项目标之间的基本关系
振兴乡村的各项目标中，核心是让乡村居民的生活富裕起来，特别是让乡村的农业居民富裕起来。欠发达国家普遍特征，是由收入指标差异所反映的城乡二元结构，即乡村居民收入显著低于城市居民，农民贫穷，乡村凋敝。让农民富裕起来，不仅是负责任政党和政治家的最有价值的承诺，更因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成功转型的现代经济体系的强大支撑，所以实现目标异常艰难。此项承诺真可谓一诺千金，必经万般努力，方可玉汝于成。实际上，中国农村近年之所以发生巨大变化，也依赖于中国经济结构的良好转型所提供的支撑，其中，最核心因素正是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市场关系对农村社会的渗透，以及农业技术的巨大进步。
生活富裕的前提是产业兴旺，而农民富裕的前提则一定是农业产业兴旺发达。生活富裕的标志是货币收入增长带来的购买力强大，而其支撑力则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极大提高，即越来越少的劳动力生产更多的产品。若一个国家的吃饭问题要使用国家半数以上的劳动力资源，则意味着这个国家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低，农民便不可能富裕。
生活富裕、产业兴旺也是乡风文明与治理有效的重要基础。去年到今年笔者在农村调研注意到一个普遍性的变化，乡村居家妇女彼此间吵架的事情变得罕见，邻里关系变得友善起来，互相帮助已成风气。小偷小摸的事情近乎绝迹。原因其实很简单，也很重要。随着农民收入提高，邻里的亲情相对升值了。我们在调研中还注意到，农民富裕以后，农村公共事务的协商合作水平也在提高，一些过去难以达成的公共事务协议也变得容易达成了。我们在几个省的调查都发现，过去一些涉及拆迁、调地的事情，总令百姓抱怨、干部发怵；
现在情况不同了，农民之间商量出一个方案的概率明显增加。这些变化固然与乡村治理变革有关，例如实行政经分离改革、自治体设置下沉到组改革以及建立各种理事会等，更与农户富裕引起的价值判断变化以及农户经济活动平台的变化有关。
生活富裕、产业兴旺与生态宜居水平的提高也有密切关系。农村生态宜居包括排放减量、景观怡人、密度适宜、交通便捷等要素。农民生活富裕达到一定水准以后，才开始看重这些要素的价值。产业进步之后，人们才有能力通过持续技术创新，不断降低同一单位的热量产出所必须开发的土地面积，使更多的土地用于维持自然风貌。
提出生活富裕、产业兴旺两大目标对于其他目标实现的基础性意义，当然不是说其他几个领域可以无所作为。相反，近几年一些地方在农村宜居环境和乡风文明建设以及乡村社会治理诸方面积极开拓思路，取得了许多好的经验，推动了农业关联产业发展和农民收入提高。例如，生态宜居水平的提高，推动了乡村旅游业的发展；
社会治理的改善鼓励乡贤发挥作用，一部分从农村流出的资源开始反哺村庄公共事业建设；
乡风文明建设则直接提升了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促进农业进步与农民收入提高。
二、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是乡村振兴的保障
十九大报告将“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作为实现振兴乡村五大目标的主要路径，是对我国既往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一个总结。坚守这一经验，的确关乎乡村振兴的成败。
按我理解，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要求我们改变关于城乡关系的一系列旧认识，树立新观念：
第一，必须建立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进一步扩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从国民经济宏观尺度看，城乡要素流动合理性的标准，是要素在城乡间流动的边际国民福利产出率相等。这个教科书标准虽然无法绝对实现，但把它作为一种原则性的要求，十分有利于国民经济整体效率的提高。按照这个标准衡量，我国城乡要素市场统一的目标远没有实现。城市经济部门劳动要素的经济贡献仍显著大于乡村领域，说明劳动要素的转移任务没有完成。评价土地要素市场均衡的建立较为复杂。表面上看，我国城市单位面积土地的平均产出水平要远大于农业用地，但如果我们把环境因素考虑在内，用“福利”产出来评价土地的收益，关于均衡的计算就要另做考量。虽然农业也有排放问题，但扩大到更广大的包括森林在内的乡村地区，其对环境就有正的贡献，而城市领域则目前是负的贡献。另外，我国城市用地的平均gdp产出显著小于发达国家。根据这些信息，大致可以判断我国城乡农用地与建设用地的市场还远没有达成均衡，突出表现是各类地价过高，而城市地价更高得离谱。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之一，是通过土地要素的进一步市场化，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第二，必须抛弃将农村视为两个“蓄水池”的陈旧思想。我们过去接受了一个“事实”，把农村农业领域当作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和贫困人口的“蓄水池”。如果这两个“蓄水池”的存在是合理的，振兴农村的五个目标基本无从谈起。报告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就要求我们在认识上不能继续把这两个“蓄水池”与农村农业捆绑在一起。农村的主体居民要逐步成为现代农业的从业者，两个“蓄水池”应该转变为常规的国民经济变量，即整体上的失业和半失业人口，并接受国家主要经济参数的调节，而不能让农村农业负担这样的“蓄水池”。今后的目标是，由农村领域资源不良匹配产生的贫困人口，转变为国民经济周期性因素与摩擦性因素产生失业半失业人口，让贫困人口生活在更容易就业、更容易得到帮助的城市，使农村经济部门与城市经济部门实现真正的“融合”。
第三，必须将农业竞争力提高战略纳入国民经济整体竞争力提高战略。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即使一个国家各个经济部门的竞争力整体薄弱，但其相对优势部门仍然可能向另一竞争力整体强大的国家出口产品，只要另一国家的对应产业部门的优势在本国相对弱小。贸易的结果是进一步强化两个国家的专业分工水平。必须看到，我国近些年与欧美的贸易格局，使我国农业的尴尬局面被显著放大。我国制造业出口已经保持多年强势地位，服务业正在迎头赶上，而农业相对优势下降。我国农业的绝对水平在提高，但国际竞争力相对于制造业显得弱小。这种情况很可能继续下去，最坏的情形是步日本农业的后尘。按报告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要求，我们不能在未来中国更大开放的格局下丢掉农业竞争力，不能让农业成为依靠高补贴存活的产业部门。不妨在这里提出一个大胆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不能让中国的国际贸易地位发生一个逆转，让中国同时生成强大的、依靠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与土地及资本密集型农业支撑的“双强”贸易结构，而让其他某些国家成为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立足的国家？事实上，这不能是虚幻的异想，而必须是非实现不可的“伟大梦想”，否则城乡融合发展就没有实现可能。这个目标当然不能靠敲锣打鼓来实现。中国当下正在推动农村脱贫攻坚宏伟社会发展工程以及城乡教育一体化杰出构想，这将助力这一伟大目标的实现。
第四，必须使各项经济政策推动中国人口布局大调整。如前所述，中国农民要富裕起来，归根结底要靠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的低劳动生产率难以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实现“融合”。我们的现实是，依靠超过40%的农业劳动力产出占比8%的gdp。这个相对劳动生产率太低，不可能让农民富裕起来。如果去掉农村那些实际上没有真正下地的劳动力，我国生产出约8%的gdp的农业劳动力大约占总劳动力的25%。这个劳动生产率仍然低于城市经济部门。如果能通过城乡区划的合理调整，建立更合理的统计口径，我国目前城市化率还会有所提高，估计可达到62%左右。考虑到国际经验数据，再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如果政策调整比较好，粗略可判定在2035年前后，我国农业产业gdp占比可能下降至5%左右，农业从业人口占比下降到10%左右，这将使农业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这个时候，我国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下降至20%以下，相应地，我国城市化率也会达到80%左右。这个目标实现，意味着农业更加强大，农民平均收入接近城市水平，城乡融合发展获得成功，十九大确立的2035年的其他社会进步目标也相应实现。这个过程也意味着人口布局的大调整；
这种调整是所有其他发展目标实现的基础。
第五，必须完成现行农村政策在实施对象上的转变。在全国城乡区划不合理、城乡各地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不匹配、村庄人口与农业从业人口相当不对应的情况下，我国农业农村政策体系内包含了许多矛盾，大量基础性的信息不真实、不充分。信息失真使我们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缺乏决策依据，甚至造成决策误导。2017年，笔者在东部某省某镇做调查，注意到该镇85%的道路被称为农村道路，并按照相应的规范建设和管理，但实际上该镇工厂林立，商贸繁荣，人口密集，农业从业人员只有5%左右。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基于这种情形，现有农村政策也要转变，一些政策要归并为一般性的覆盖城乡的政策，一部分要转变为城市发展政策，还有一部分要转变为单纯的农业产业政策。通过这个转变，国家对农业农村的投入才会更精准，更有利于提高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三、振兴乡村的关键举措
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振兴乡村，需要国家一系列社会经济政策发生转变。笔者认为下列政策模式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农业技术进步模式转变。应该大力发展劳动替代型农业技术和水肥药节约型农业技术，前者如大中型农业机械，后者如转基因育种技术。通过这两类技术可以极大提高我国劳动生产率，改善农村环境。多年来，在转基因问题上，外行的声音压倒了技术专家的声音，极不正常，应通过有效的科普活动改变这种局面。
农地保护模式转变。现行农地保护政策的综合性约束力弱，效果不够好。应该将目前多种农地保护区政策统一为国家农业保护区，并对保护区内的村庄、河流、道路采用目标匹配度高的统一政策，增强农地保护的效力。此项政策的转变还应配套解决土地用途的预期不稳定问题，使各类土地价格回归正常水平，特别是降低农用地地租率。
城乡区划模式转变。如前文所述，不合理的城乡区划办法严重降低政策的有效性，也扭曲国民经济的基础信息，必须做出调整。应该将作为行政区划的城市与人口密度意义上的城市区别开来，将后一种概念作为区别于乡村的统计概念。例如，可以考虑将建筑用地连续的、人口总量超过两万，且其核心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超过5000人的地理单元定义为城市，将城市以外的其他非工矿区、非机场等特殊设施的区域定义为乡村。按照这个定义，我国城市数量会增加到数千座，发达地区的某些村庄也会联合为城市。适应这个变化，我国还可以设立“县辖市”行政区划类别。这种城乡区划建立后，城市的设置将会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大量相关政策也会更容易操作。
城乡社会治理模式转变。如果城乡区划模式实现转变，真正的乡村就是另一番面貌，以往讲是乡村治理也会相应发生变化。若城市化率达到80%左右、农业从业人口占比达到10%左右，大量专业农户因生产发展需要，会分散居住，还有一些农户会与其他约10%的逆城市化人口一起居住在小的村镇。这个时候，大量的村委会设置可能就不再必要，公共服务的中心将是一批小城市和少量的村镇。绝大部分农户距离城市不会超过半个小时的车程。农户可能会在自己的名片上写上自己的住地“某省、某县、某市和某路几号”。对于这样一个人口布局形态，社会治理不再需要区别城乡，农民就是市民，只是因为他的职业需要住在乡村。这样一来，城乡分野将只具有景观差别的意义，其他差别将不再重要。
土地产权变革。适应城乡融合发展的需要，土地产权制度以及农业经营制度也应发生变革。中央已经肯定的“政经分离”模式应该推行，乡村的公共服务由小城市或村镇直接提供，乡村经济服务由农民自己的组织及政府农业机构提供。乡村土地管理应该置于农业保护区框架之下。在土地用途不变的情况下，农业保护区内土地可以自由交易。通过此项政策转变，目前许多复杂的土地制度难题将不复存在。
第二篇：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党
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党
——三论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
本报评论员
《 人民日报 》（2018年01月02日
01 版）
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办好农村的事情，关键在党。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加强和改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提高新时代党领导农村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三农”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带领人民集中力量办了很多顺民意、惠民生的好事，解决了很多农民群众牵肠挂肚的难事，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新进展，农村改革取得新突破，城乡发展一体化迈出新步伐，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事业达到新水平，脱贫攻坚开创新局面，农村社会焕发新气象。实践充分表明，党的“三农”政策是对头的，农村工作的路子是对头的，党的领导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保证。
也应该清醒看到，面对新时代农村工作的任务和要求，党领导“三农”工作的体制机制、干部队伍、农村基层组织还不能很好适应。一些地方对党管农村重要性的认识淡漠了，党管农村工作的原则放松了、力度削弱了。要保证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实施，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依靠农民、为亿万农民谋幸福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党管农村是做好“三农”工作的重要政治优势。振兴乡村，一定要进一步完善党领导“三农”工作的体制机制，把这一政治优势发挥好。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健全农村工作领导体制，建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责任制，理顺涉农部门的职责分工，坚持工业农业一起抓、1 坚持城市农村一起抓，把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要求落到实处。农村工作干部要真正深入群众，真心依靠群众，真情关爱群众，真诚服务群众，提高农村工作本领。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党的“三农”事业才能获得稳固基础和坚强支撑。
乡村振兴不是一句口号，讲究的是一个“实”字。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需要在深化农村改革、强化投入保障、强化规划引领上见真章。改革是乡村振兴的法宝，必须坚持解放思想，破除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藩篱，让农村资源要素活化起来，让广大农民积极性和创造性迸发出来，让全社会支农助农兴农力量汇聚起来。乡村振兴是需要真金白银投入的大战略，务必强化投入保障，加快形成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下决心改变支农项目支离破碎的现状，统筹整合涉农资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长期的历史性任务，不能片面追求速度，更不能刮风搞运动，要定思路、定任务，明确长远方向，搭建好乡村振兴的四梁八柱。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我们有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有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有亿万农民的创造精神，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撑，完全可以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件大事办好。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把力量凝聚到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上来，苦干实干，久久为功，我们一定会不断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满足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第三篇：探索乡村文化振兴的中国路径
探索乡村文化振兴的中国路径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语境下，摒弃过去偏重以经济标准作为衡量乡村价值的单向度评价指标，直面当前我国“三农”问题的发展诉求和乡土中国的历史现实，所提出的科学论断、理论判断和行动指南；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中国路径，提出解决“三农”问题的中国方案。
深刻认识乡村文化振兴的重大意义
新世纪以来，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国家战略，经过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美丽乡村-“人”的新农村-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愈来愈显示出乡村建设中对于“人”的重视，以及农业农村总体性发展的建设路径。可以说，实现乡村建设主体的全面健康发展，是乡村振兴的本质要求；农民既是乡村振兴的主体，也是乡村振兴的受益者，只有不断提升农民自身素质和能力，才能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可持续发展；只有以乡村文化振兴为抓手，才能更好、更快、更高效地推动农村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的发展。在此种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乡村文化兴则乡村兴，乡村文化强则农民强；没有乡村文化的高度自信，没有乡村文化的繁荣发展，就难以甚或不能实现乡村振兴的伟大使命。乡村文化的繁荣发展，必将有效提升农民思想境界，提振农民精气神，提高农民生产生活价值，实现中国农民的品格重塑和中国农村的和谐稳定，推动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加快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进一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乡村文化振兴是实现乡村经济发展、产业兴旺、生活富裕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表明，谋求乡村经济发展，实现乡村产业兴旺，促进乡村经济繁荣健康，必须改变就经济谈经济的狭隘思路，必须变“输血”为“造血”，必须处理好“富口袋”与“富脑袋”的关系。而事实上，只有“富脑袋”，才能真正实现“富口袋”；也只有“脑袋”真正富有了，“口袋”富才具有可持续性。在当前全球化、市场化和信息化的社会背景下，决定优胜劣汰的竞争性要素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知识性、技能性、创新性要素成为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力量。乡村经济要发展，乡村产业要兴旺，就必须提升农民的科学文化素养，培养培育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农民，增强农民的市场竞争能力；同时，也要注意到，乡村产业兴旺并不意味着对城市经济的简单模仿或机械复制，而是立足于乡村文化传统的视角，探索具有中国乡村特色、乡村属性、乡村风格的经济发展路径。可以说，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需要乡村文化的繁荣发展作为重要动力和持续动能。
乡村文化振兴是实现乡风文明、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的重要支撑。构建乡风文明的乡村共同体，既要立足于村落本身的地域文化属性、家风民风村风传统和道德伦理习俗，又要契合现代精神诉求、文明发展必需和现代文化向度。只有尊重民风民俗，乡风文明才能接地气；只有契合现代文化精神，乡风文明才能促文明。同时，建设生态宜居的乡村生产生活空间，不仅需要建设利于生态循环、生态保护和生态友好型的产业体系，需要提供健全完善的公共基础设施，更需要尊重乡村的文化传统、地域特色、产业属性和审美诉求。只有和谐健康、自然素朴，才能更加生态；只有设施完善、服务优化，才能更加宜居。实现乡村有效治理，切实推进乡村自治、法治、德治，既需要全社会范围内的法治氛围和导向，更需要提升农民的民主素养、治理能力、法治水平和道德水准。可以说，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需要乡村文化的繁荣发展作为重要基础和内在支持。
加快推进乡村文化建设步伐
新时代要有新理念、新气象、新作为。在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引领下，加快推进乡村文化建设步伐，探索乡村文化振兴的中国路径，不仅仅是一种战略与策略选择，也已成为影响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议题。因此，必须纠正以往重物不重人、重量不重质、重经济不重文化的单向度发展理念，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科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想高度，切实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既要注重物质投入的硬件建设，更要重视提高乡村人口素质的软件建设，真正提升农民自身素质和能力。必须统观乡村振兴战略全局，坚持优先发展、融合发展思路，从思想理念、顶层设计、组织保障、资金投入等方面入手，充分整合政府、社会组织、村庄和农民等各方面的力量，充分激发与发挥各方面的活力和能量：要强化意识形态特性，明晰乡村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要总结历史现实经验，建构乡村文化内质的民族特色；要更新思想理念，正确认识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要强化顶层设计，深化乡村文化建设国家发展战略；要创新组织形式，完善乡村文化建设人才体系；要加大资金支持，探索乡村文化建设资金投入管理模式；要整合文化资源，构建乡村文化建设立体网络；要搭建文化活动平台，营造乡村文化的生成发展空间；要拓展媒介传播渠道，增强乡村文化要素的辐射力度；要加强考核力度，建立健全乡村文化建设考评体系。
乡村文化振兴，不仅是文化本身的胜利，也代表着亿万农民在文化精神上的认可。所以，必须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牢牢把握乡村文化建设的民族性、科学性和创造性，致力于乡村文化整体的开放性、精神内涵的民族性、文化特质的地域性、审美趣味的现代性、表现方式的融合性、文化元素的丰富性、文化品格的高尚性，不断探索“既富口袋又富脑袋”甚至“脑袋比口袋更富有”的乡村文化振兴路径，真正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提升农民自身的文化素质和能力，培养培育新时代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爱农村、爱农业的农民队伍，为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文化支撑、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
第四篇：党办：（政务信息）实现乡村振兴，首先要实现组织振兴
实现乡村振兴，首先要实现组织振兴
4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陈希在贵州省台江县调研定点扶贫工作时强调，要大力推进乡村组织振兴，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和党员队伍建设。党的十九大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国家战略提到党和政府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任务，而实现乡村振兴，首先要实现组织振兴。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陈希部长特别强调的乡村组织振兴，不仅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保障，更应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
组织振兴需要强有力的支部班子作基础。支部强不强，关键看“领头羊”。农村基层党支部是带领村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脱贫攻坚的具体组织者和实践者，其职责就是宣传贯彻党的政策，引领村民践行党的各项重大举措。由此可看出，工作成效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支部班子成员的整体素质。“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班子配强了，抓农村基层党建就更有力，村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才能得到更大的发挥，配强支部班子显得尤为重要。因此，选配村支部班子，既要坚持党管原则，又要紧紧依靠群众，将那些群众基础牢，敢担当，能干事，会做群众工作，善抓脱贫攻坚的人选配到班子中来。
组织振兴需要强有力的队伍作保障。事业成败，关键在党，关键在人。抓农村基层党员队伍建设，重在抓作风、抓能力、抓监管、抓人才。作风是基础，能力是核心，监管是保障。以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为引领，在党员干部队伍中牢固树立联系群众之风、求真务实之风、艰苦奋斗之风、调查研究之风和改革创新之风，提升党员干部的德能素养。以加强对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及宪法的学习培训，增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脱贫攻坚、振兴乡村等各项工作的自觉性，提升其依法履职担当的能力本领。以纵深推进从严治党为引领，强化对党员队伍的监督管理，切实筑牢党员干部的防线堡垒。以创新发展为引领，既重视村内人才的培养选用，也突出对能人、贤人的引进聚集，提升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人才组织保障能力。
乡村要振兴，首先就要实现组织振兴。村党支部作为乡村最基层组织，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心骨”，要建立强有力的组织体系和制度保障，把广大基层党员和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凝聚起来，才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第五篇：集智聚才，实现乡村振兴
集智聚才，实现乡村振兴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为农业农村的发展规划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同时在新一轮深化机构改革中，成立了新的农业农村部，在顶层设计上整合了涉农发展的行政资源，为“三农”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如何在“三山一水六平原”的花都大地上，发展壮大第一产业，结合区十四届四次全会精神及培训内容，谈下个人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体会，不当不充分之处恳请批评指正：
一、乡村振兴，关键在人。
发展壮大事业必须要有一定人才数量为基础。人才集聚是乡村振兴关键，我们要积极制定聚才之策，一方面要“请进来”，把引领农业农村发展的龙头企业，核心团队吸引来花都落户发展，多方协调，拓展条件，积极培养发展新一代带领花都农业发展的“绿领”精英。另一方面，要“走出去”，通过交流培训，交叉任职，增加历炼机会，积极培养本土优秀农村农业管理人才。二、乡村振兴，文化是魂。
包括留存下来乡村古旧建筑和田园风光在内都是乡村文化的元素。乡村最真正核心的价值是体现在一直延绵农耕文化、乡土文化。花都要立足本土文化优势，突出各自文化特色，不搞千村一面，要注重在实践中量化活化，亮化、活化古旧建筑和传统文化。要因地制宜，将教学、旅游体验融为一体，在乡村建立传统文化传承基地，积极展示传承特有的非遗文化，如推动灰塑艺术、洪拳、珐琅工艺等。同时，可结合文化进校园和特色学校建设的项目，支持扶助非物质文化的传播、传承。对我区特有的盘古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洪秀全、骆秉章等名人文化要进一步创新性包装、挖掘发展，加强传统村落和文化名保护，进一步擦亮我区乡村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品牌，形成与区域定位相协调发展的文化产业。三、乡村振兴，融合方能兴业。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我区必须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强与二三产业的融合，通过“互联网+”等现代方式，结合航空交通枢纽的区域定位，盘活农村要素资源，要坚持以最好的资源吸引最好的投资，整合旅游方面资源，加大资源整合力度，加快推动田园综合体、农房变客房、劳作变体验，旅游变旅居方面建设，在发展方向上可以各自特点和优势，找准定位，形成品牌，交错互补发展。例如：红山村向乡村旅游（旅居）方向发展，洛场以碉楼文化、侨文化为切入点做好观光休闲产业，义山村以‘皮’产业文化发展皮具制作创意产业，炭步向古村落文化、宗祠文化方向拓展，机场周边也可以围绕特有岭南文化积极发展中高端民宿。四、乡村振兴，善治为本。
提出乡村振兴不仅仅是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也是要走上乡村善治之路，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和促进治理能力提高。要想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在实施乡村振兴过程中，要健全机制，发扬民主，提高村民的参与度、决策权，进一步健全公众参与、法治保障、阳光透明、正道正派的治理体制。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带动乡村振兴的主导力度。一个村只有选好一个党支书，建立起一个好的党支部，有一支正道正派，群众公认，衷心拥护的干部队伍才可以带动村民一起共同致富。在这方面可结合人才培训和建立干部交流使用制度提高农村人才培养。一方面，对村社年青干部和农民企业家加强培训的同时，可直接到先进地区和企业挂职交流锻炼；另一方面，以问题为导向，加大对农村基层的人才支援力度，对拟任用培养的优秀区镇现职干部也可以下沉到各问题村、薄弱村挂职。通过上下纵横的形式，增强农村人才培养，提高基层组织治理能为。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乡村振兴是一个历史过程，必须要按照其特有生命肌理，把脉定向精准，集智聚才，久久为功，方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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